回歸中國大陸後，香港登上外國報紙的機會越來越少。

畢竟，那個前英國殖民地越來越像中國其中一個沿海城市。幾時見海豐、福建、青海等會像紐約、倫敦與東京般每天都是國際焦點。在這樣的前提底下，的而且確NO NEWS IS GOOD NEWS。要知道，除非是一座國際名城，登上了別人的國際新聞版，肯定是發生了不幸事情。

最近，香港再次上得了人家的國際新聞版。嚴格上來說，那也算不得是香港成為別人焦點。因為大家關注的，是菲律賓那些愚笨的警察如何讓害死那些人質。人質是哪一個國籍，其實沒有分別。

當然，在香港，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因為那是香港人在海外遇難。這跟以往從新聞報導得悉美國校園槍擊事件不同；這跟以往從新聞報導得悉英軍在伊拉克遭自殺式炸彈殺死不同。那些都是外國人。這一次是香港人。

雖然身在海外，我能夠想像到籠罩著香港的那悲情氛圍；雖然只透過外國傳媒報導，我能夠想像得到香港人對菲律賓當局的憤怒。

那些遇難香港人都是枉死的。《泰晤士報》分析說，那個營救完全是教科書的典型錯誤例子。

我知道，自事發後，香港傳媒每天都鋪天蓋地報導。香港政府當然也意識到要做一點事情。畢竟，一個愚笨的政府總是以為什麼事情都要攬上身。

那天，我在雅虎香港的網頁便讀到這樣的一段新聞：「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會盡一切努力，在生活上同心理上協助生還者；如果死者家屬同意，會安排他們全部安葬在景仰園，亦會根據機制，仔細研究是否為他們追頒英勇勳章。」

也許，我又要給人批評我冷血。不過，我真的以為事情發展得有點過分。

正如金馬倫回應上任後不久湖區的連環槍擊事件一樣，無疑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只是，那些遇難的香港人憑什麼可以得到英勇勳章？那些遇難的香港人憑什麼可以安葬在景仰園？

假如他們可以獲追頒英勇勳章，那麼所有因為遇上金鋪打劫意外身亡的香港人都要得到同樣待遇。他們都不幸英勇地遇上了冷血的劫匪。是因為那些香港人都在菲律賓遇害，所以可以安葬在景仰園？那麼，所有在海外遇上不測的香港人都應該要有同樣待遇。

英國湖區發生連環槍殺事件。兇徒執著自家擁有的槍械，駕著車任意對路上行人開槍。事發後，新任首相金馬倫只簡簡單單地說，國家對擁有槍械的管制已經十分嚴格，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個精神錯亂的人，浪費時間去檢討現有管制，浪費時間去研究如何加強管制。大家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一個政府應該懂得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可是，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當然不可能知道何為合適、何時停止。它以為，唯有聽從民間一切意見方能對自己的管治合理化。

假如經過仔細研究，發現現有機制可以為那些因為給菲律賓愚笨警察害死的香港人追頒英勇勳章，那麼，不幸遇上愚笨政府管治的人是否也應該符合條件獲得一枚英勇勳章？

所有香港人都是英勇的中國人。

早陣子書展，中國大陸作家韓寒應邀到港。

我對韓寒沒有多大認識。印象中，他是在網絡寫小說成名。

從來，我對來自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陸的作家沒有什麼好感。因為他們的文字老是夾雜許多砂石。要知道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其中一個大貢獻，便是徹底破壞我們瑰麗的文化。在二十一世紀，要尋覓美麗的華文，唯有在臺灣。曾經，香港也是其中一個閃耀著燦爛中華文化的地方。可是，經過了十三年的共產中國殖民地歲月，一切已經不復返。

正如陶傑許多年前所言，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是許多作家文字嚕嚕囌囌，因為他們習慣了開會做報告的政治生活，一杯龍井擱在案頭，幾句話的意思，要稀釋為一個鐘頭的廢話，反反覆覆地嘮叨。中國文字本來有精煉的魅力，在許多作家筆下，像一小茶匙的好立克，沖三大杯熱水，文字的味道沒有了，也缺乏想像力。許多當代作家的描寫，不懂得使用『隱喻』，也就是英文說的Metaphor，文字平鋪直敘，為了迴避許多政治的地雷，思想又吞吞吐吐。本來，優秀的文學剛剛相反：文字要淺白而含蓄，思想要清晰，但許多『作品』剛好倒過來，就總叫人想打呵欠。因此看來看去，還是張愛玲，因為張愛玲的中文沒有受過污染：『夏天的日子，一連串燒下去，雪亮絕細的一根線，燒得要斷了，又給細細的蟬聲連了起來。』像這等絕妙的中文，一九四九年之後已成絕響。」

成為絕響不過是中國大陸的事情。在臺灣，和從前英國殖民地底下的香港，我們還是能夠尋找得到真正中國人的文字。在英國人統治下，香港出了金庸、董橋和林行止。

當韓寒出席座談會後，在網上讀了一篇文章。有興趣讀畢那篇文章，因為裏面提及了陶傑。眾所周知，那位《黃金冒險號》的專欄作家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華文作家。

文章作者寫道：

「陶傑在近年的越見聲名浪藉。被『賜名』十九才子的他又名抽水大師。這六七年來，他仍是食著自己『小農理論』、『尖酸抵死』、『崇洋眨今』等等老本。很顯然的，一個作家的才華是與他的錢袋重量成反比的。陶傑早就飽食無憂米，好吃好住，有空還可以去九龍塘吃糖水，只是有時不幸會被記者追蹤，然後扮成木乃衣般逃亡。看陶傑的東西，你會發覺他無所信仰。他的思想、寫的東西，都是在各個題目上打游擊、嬉笑怒罵一番。看的人過癮一番，而沒有更深的得著。他有時批判大陸，但都只是從文化上的歷史上的，你就從沒見過他對實際的東西有過表態。

如果他是一個民主思想的人，你就很難想通為何他時常對本地的新興民運時常冷嘲熱諷，而不是不同意也作心裡同情。最後你發現陶傑根本沒甚麼立場的脈絡，也沒有信仰。一個作家不一定是技藝超群，但總得有自己的信仰。陶傑就是屬於有術而無道者。文字上他有黑寫成白，白寫成黑的能耐，但這能耐是沒有目標、也沒有方向的。哪裡有空間哪裡就去。他可以串曾蔭權，也可以串八十後青年，他串只為串，而不是真的為誰人仗義執言。他才不信這些呢。

回到韓寒身上，你說他寫東西好麼，我不能苛同。但對他持續在大陸以身犯險，多番試探官方底線的勇氣和技巧，倒是令我這些在香港說甚麼也可以的人佩服。韓寒的確是沒甚麼文化底蘊，其人無術，但有道。一個學富五車但為極權貼金的老人好，還是一個墨水稍遜但敢說真話的年輕人好。有術而無道，還是有道而無術。我想還是後者比較好。」

當然，我很不同意那篇文章。因為陶傑不是沒有信仰。從來，他都是崇優。只追求最好。對於我來說，陶傑的立場，就是如此清晰；他的方向，就是如此明確。看到一切不滿意的人和事，便立即冷嘲熱諷一番。

的確是一切。

為什麼不是一切？

也許，因為陶傑對一切看不過眼的人和事都冷嘲熱諷，於是給人錯覺「在各個題目上打游擊」，「沒甚麼立場的脈絡，也沒有信仰」。可是，難道一個追求民主的人，看見其他追求民主的人幹下一件又一件傻事，不應該批評一聲？難道一個熱愛自己民族歷史文化的人，看見國家不斷破壞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不應該不斷批評？

很奇怪，當陶傑在各個題目上都發表意見的時候，會給人說沒甚麼立場，也沒有信仰；但是，當年年不斷從文化上、歷史上批評中國大陸的時候，又給人說從沒見過他對實際的東西有過表態。假如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不是實際的東西。

當一個名人，尤其是一個中國名人，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經常要給人抽油水。

從來，我都喜歡先看過原著小說後，方入場看改編的電影。因為我怕電影畫面破壞了我讀小說的趣味。讀書吸引，因為我們可以天馬行空地隨著作者的文字去想像。有了別人預設的畫面，一切便有了局限，一切便大不同。

所以，當知道有部想看的小說改編電影快將上畫，我會先跑到書店買下一本原著小說。《THE GIRL WITH DRAGON TATTOO》該屬這一類。當然，我也得說清楚，終於對這部幾乎人人都讀過的瑞典小說有興趣——曾經有段時間，火車上人人捧著的都是那位瑞典財經記者的作品——還是《泰晤士報》關系。那天，報紙有篇專欄討論這部偵探小說洛陽紙貴的原因。

有時候，我甚至會因為小說太精彩，決定不到電影院去欣賞它的改編。《THE OTHER BOLEYN GIRL》就是如此。縱然電影找來了兩位我喜歡的漂亮女生擔演。是SCARLETT JOHANSSON與NATALIE PORTMAN。縱然我是因為那部電影才曉得PHILLIPA GREGORY那部小說。

當通街都貼上了《紋身女孩》第二集《THE GIRL WHO PLAYED WITH FIRE》的電影海報後，我還是提不起興趣從書架拿來那部原著小說，趕在電影上畫前完成。遑論到書店買下第三集。

我是首兩集一起買回家的。不過，完成第一集後已經半年，我依然沒有衝動去讀第二集。因為我實在不是太過喜歡那個故事。可能正如林大小姐經常所言，是我這一個人太過古板。我還是鐘情AGATHA CHRISTIE那一類型的偵探小說。太過新潮的查案方法，像做電腦黑客入侵別人電腦，我接受不來。

當知道電影會在暑假完結前上畫，我還是不打算讀一讀那部原著小說。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正在追讀著《教父》。對！就是電影的原著小說。對！就是MARIO PUZO的那一部經典作品。

果然，電影與小說，同樣是經典。

雖然看過哥普拉那部經典大概兩遍，雖然也很記得故事情節發展，可是，我發現，原來那不會影響讀那部原著小說的趣味。再一次，我讀小說讀得捨不得入眠。

早聽說過朋友評MARIO PUZO道：他的小說一打開了，便停不下來。當一部我早知道故事情節的小說也放不下手，朋友的說話實在不虛。

只是，我不知道我會否讀他其他作品：像《OMERTA》、《THE LAST DON》。

讀過《THE OTHER BOLEYN GIRL》後，我便沒有在捧著PHILLIPA GREGORY的英國歷史小說，不過偶然在書店看到她的新作才拿下來翻翻。那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她的文字；那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她講故事的風格。只不過，我覺得每一本都好像有點相似而已。

對於MARIO PUZO，我也有同樣感覺。

上次到利物浦入場支持愛華頓比賽，我是刻意早點到達球場，為的是等候球員駕車來到的時候，找他們跟我簽名。我是十一時許便冒著那紛紛雨點和突然轉冷的天氣，站在球員停車場的通道等候。我是第二個到達。排首位的是一位自稱是「RODWELL太太」的年青女生。她要所有愛華頓球員在一張給自己的生日賀卡上簽名。JACK RODWELL是我們陣中最教人興奮的年輕球員。

上周末，我再次到利物浦去。當然，也是為了入場支持愛華頓。可能因為今年三月的時候已經找到了大部分球員簽名，加上我們今年陣容其實沒有多大改變，於是這一次我沒有太大衝動要找誰和誰簽名。球員簽名這回事，有了一個已經很足夠罷。

所以，我是逛過利物浦那間海事博物館後才乘巴士到球場去。到達球場，已經十二時半。那也是球員是差不多到達球場的時間。所以，停車場上已經擠滿了人。買過場刊後，我已經找不到一個有利位置，好教泊好車經過的球員容易給我簽一個名。

我記得，「RODWELL太太」跟我說過，每一次主場比賽，最早駕車到達球場的都是隊長PHIL NEVILLE。是每一次。沒有一次例外。那個「RODWELL太太」每次都早早到達球場等候球員。

不過，今年首場主場比賽，這個習慣給打破了。首個達到球場的球員再不是隊長，乃是SEAMUS COLEMAN。

我本來就很喜歡這個愛爾蘭年輕球員。我經常跟此間的愛爾蘭人說，SEAMUS將會是愛爾蘭國家隊的正選右後衛。我相信，這不會是太遙遠的事情。畢竟，現在佔著那個位置的PAUL MCSHANE是全隊愛爾蘭球員裏最弱的一個。每一次失球都是MR MCSHANE的責任。

喜歡上SEAMUS COLEMAN，是去年在電視看過愛華頓在落後兩球後底下，追平熱刺的那場比賽。那兩個入球都是後備入替的SEAMUS造就出來的。那天，看過比賽後，我在愛華頓的留言板說，SEAMUS COLEMAN是我的MAN OF THE MATCH，雖然他比賽了不過半句鐘。

看到那位年青愛爾蘭人走出那部黑色座駕，這教我更加喜歡他。

只有全力要求自己做到最好的人，才會如此早去上班。因為他們要抓緊每一秒鐘。他們希望自己早一點在事業上找到突破。

今季，無疑JACK RODWELL會是大家的焦點。我也相信，聖誕前，RODWELL將成為我們的必然正選。同時候，我也相信，今季也是SEAMUS COLEMAN突破的一年。

我很迷信。因為迷信，所以，在那些我未能控制得了的事情上，許多習慣了的事情我都不希望改變。我怕萬一改變了會有更差的結果。在這方面，我是完全否定改變會帶來更好的結果。

所以，愛華頓未能贏得今季首場主場比賽，我沒有怪別人。我怪自己。雖然我們下半場的表現的確很差。雖然球證整場比賽偏幫對手，無視對方犯規，侵犯我們的球員。

上周末，我跑到了利物浦去。當然，是去支持愛華頓。那是我唯一一個會到那個英國西北港口城市的原因。ONE AND ONLY ONE。

那是我首次在球季上半季入場支持愛華頓。我首次到葛迪臣球場去，就是看球隊球季最後一場比賽。之後，最早一次，也是三月的日子。是球季進行了大半後的時候。

那是我首次在球季開始的時候便買下當季的球衣。那也是我首次既買主場的，又買做客的。我以為，一件球衣的價錢已經高得有點離譜。始終，那不過是一件球衣。許多場合都不適合。

那是我首次在比賽前沒有在逛過愛華頓在市中心的那家專門店後便直接到球場去。當我發現原來LIVERPOOL ONE商場是如此接近ALBERT DOCK後，我竟然跑到了那個以前船隻泊岸的地方去。我以為，那是葛迪臣球場外，利物浦市最吸引人的地方。那兒有TATE、有海事博物館、有一些售賣古靈精怪小玩意兒的小商店。也有一些裝璜有點特色的食店。我是逛過那家海事博物館後，才匆匆乘巴士到球場去——我希望送我同事的姨甥一本有球員簽名的場刊。明顯地，他也是愛華頓的擁躉。

那是我首次坐在球場觀眾席低層。每一次，我都是坐在最頂層的。便是上次本來買了球員後備席後面的那些座位，也因為我沒有帶同兒童入場，所以給職員要我轉換到高層去。

那是我首次穿那件外衣到球場看愛華頓比賽。

那是我首次穿那對運動鞋到球場看愛華頓比賽。

那是我首次買下利物浦巴士的全日通票，沒有每程給一次車費。

太多太多太多的第一次。難怪我首次在葛迪臣球場看不到我喜歡的球隊贏得比賽。

都怪我好了。

都說《泰晤士報》的讀者臥虎藏龍。

早陣子，那份歷史悠久的報紙用上了「BLUES AND YELLOWS FALL OUT OVER GREEN」為頭條標題，來報導英國聯盟政府成立百日後，終於出現的首個嚴重分歧：自由民主黨不同意保守黨委任零售大亨SIR PHILIP GREEN去檢視如何減少公共開支。SIR PHILIP GREEN就是TOPSHOP、BURTON等店的老板。

一開始，我便很喜歡那個標題。那是運用METAPHOR的絕佳示範。

「METAPHOR」這個英文字，陶傑翻譯為「隱喻」。那天，他在其《黃金冒險號》專欄裏談到德國一位漢學家大聲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陶傑以為那未免有點言重。他寫道：

中國當代也有精品：阿城和莫言，還有蘇童都是好作家。問題是許多作家文字嚕嚕囌囌，因為他們習慣了開會做報告的政治生活，一杯龍井擱在案頭，幾句話的意思，要稀釋為一個鐘頭的廢話，反反覆覆地嘮叨。

中國文字本來有精煉的魅力，在許多作家筆下，像一小茶匙的好立克，沖三大杯熱水，文字的味道沒有了，也缺乏想像力。許多當代作家的描寫，不懂得使用「隱喻」，也就是英文說的Metaphor，文字平鋪直敘，為了迴避許多政治的地雷，思想又吞吞吐吐。本來，優秀的文學剛剛相反：文字要淺白而含蓄，思想要清晰，但許多「作品」剛好倒過來，就總叫人想打呵欠。

《泰晤士報》那個標題正正就是淺白而含蓄，并不平鋪直敘之餘，思想卻又很清晰，也很有趣。因為自由民主黨的代表顏色為黃，保守黨的代表顏色則為藍，於是，聰明的文人便用上了那個零售大亨的姓氏來開一個玩笑。

報導後第二天，在讀者來函那一欄裏，我讀到這樣的一封短信：

SURELY BLUE AND YELLOW MAKES GREEN?

投信的人署名「DR BRYAN PATTISON」。地址在瑞士。才簡簡單單的六個字，便又講出了委任SIR PHILIP GREEN的另一個故事。

原來，那個委任是在聯合政府的內閣會議裏通過的。也許，當天NICK CLEGG是在西班牙渡假，不過，當中還是有自由民主黨的成員出席。其中一個就是DANNY ALEXANDER。也就是這位藉著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成功上位的年輕議員，代表政府去跟SIR PHILIP GREEN見面，商討商人出手幫助政府一事。

這件事情還是報紙報導了首個嚴重分歧後第二天，跟那封短短的讀者來函一起刊登在報紙上。

每年年終，《泰晤士報》都會把過去一年的讀者來函集結成書。我時常以為，那是一本很精彩的書。

翻譯，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早陣子，陶傑在其《黃金冒險號》專欄裏談到奧巴馬辭掉阿富汗戰爭總司令麥克里斯托一事。事情近因，就是因為總司令接受《滾石》雜誌訪問，揶揄了總統和副總統拜登。我記得，雖然《泰晤士報》早把訪問的大致內容刊登了，我還是很有興趣買下那期雜誌讀一讀。我不能不承認，吸引我的，還有那個封面和另外的一個訪問。是衣著前衛、行為大膽的LADY GAGA。

要談奧巴馬辭掉阿富汗戰爭總司令，當然不能不提及那篇訪問的內容。陶傑便把訪問裏的其中一句翻譯了過來。

原文為：Biden? Who's that? Did you say: bite me?

其翻譯為：記者提到拜登，他反問：「他是誰？」然後身邊的一個顧問笑答：「我以為你在說：拜神。」

原文的意思，當然是「咬我」，但陶傑以為，翻譯要講信雅達。原文玩弄副總統姓氏發音的雙關調皮，把Biden的發音混過來，故意說成Bite me。在翻譯上，既然副總統的譯名叫「拜登」，就是跟着原文玩諧音，就不必說「咬我」，而是「拜神」。

也記得，去年時候，陶傑提到黃宏發退休後跑了去英譯中國詩詞。有天，陶傑拜訪了那位前立法局主席。剛巧，他在譯岳飛的《滿江紅》。兩人便討論了一會兒。

專欄作家以為，第一句裏的「怒髮衝冠」，就要難倒許多翻譯家。第一個問題是「冠」。中國士大夫做了官，戴了烏紗，這頂冠，不是皇冠，不然就可以譯為crown，也不是hat，因為不是一般的帽子，而是權力的象徵，更不是棒球少年戴的cap。

黃宏發同意那個難處。不過，他以為可以取一點巧。因為岳飛作《滿江紅》的時候，正在領軍打金兵，可以設想，那時身在戰場，岳飛穿戴着盔甲，而不是冠服，因此怒髮衝冠的冠，就是helmet，跟今天騎電單車的，是同一種。

不過，他們都很同意中詩英譯，就發覺英文不夠用；相反，英文的法典要中譯，中文也不夠用。因為這兩套文字來自兩套迴然不同的文化。

陶傑以為，如果是鋼盔，怒髮怎麼衝呢？這個動作怎形容呢？有一個字，叫bristling，但怒髮衝冠，才四個字，英文無論怎樣豐富，比不上中國詩詞之激情鏗鏘。

黃宏發則說，英譯《滿江紅》另外一個難處在「三十功名塵與土」裏的「功名」二字。Honour，或者 achievements，都可以，但中國文人的「功名」，含有十年寒窗的淒酸，愚忠於帝皇天子國家的陳腐思想，功名是君子小人有別的地位，一股儒家的酸氣很濃，英文沒有一個簡潔的詞彙，傳達得兩千年這股悲情。

想起了這些，因為讀了《泰晤士報》的頭條標題，實在想不到可以如何翻譯成中文。

那道標題是：BLUES AND YELLOWS FALL OUT OVER GREEN。講的是英國聯盟政府成立百日後，終於出現首個嚴重分歧。自由民主黨（其代表顏色則為黃）不同意保守黨（其代表顏色為藍）委任零售大亨SIR PHILIP GREEN去檢視如何減少公共開支。

實在想不到如何才能夠保持原文那種有趣味道。

翻譯實在太困難了。

早陣子，在此間寫道：想不到自己會迷上《EASTENDERS》。

那是英國廣播公司的長壽肥皂劇。除了周三外，每個平日黃昏都會在電視播放。今年是它播映二十五周年。

我記得，在香港BBC PRIME電視臺也有放映。他們翻譯為《東部來的人》。是五年前罷？那時候，我還未搬到歐洲生活。妹妹從英國回香港渡假，晚飯時候，扭開電視機，聽到那主題音樂後，妹妹很詫異可以在香港收看《EASTENDERS》。她說，那是英國最受歡迎的電視劇。我也很詫異，節奏這樣慢的劇集竟然會是英國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那是我初次認識《EASTENDERS》。

搬到歐洲生活後，也有些時候會因為周邊人都在談論，會留意一下那些電視劇。（說來奇怪，跟美國的不一樣，大西洋這邊岸的英語電視劇多是長壽劇，隨便已經播放了超過十年。）像幾年前的《CORONATION STREET》——那是《EASTENDERS》收視的勁敵，是更加長壽的劇集；今年是第五十個年頭。劇中其中一個女主角因謀殺罪受審，到處都在討論，我也因此追看了幾集。那位女主角罪成給判刑後，我便沒有再看下去。

這一次追看《EASTENDERS》有點不同。

起初，我還以為因為是碰上了一些很精彩的情節——一個穆斯林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你能想像香港電視劇會有這樣震撼的故事發展嗎？）、一個牧師成為了連環殺手。只是當那個穆斯林離開自己的家，搬去跟自己那個戀人一起居住後，當那個牧師最終給警察拘捕後，我竟然還在追看《EASTENDERS》。我知道，這一次我是迷上了這部長壽肥皂劇。

早前，是星期二夜晚。其中一個電視臺會播放歐洲聯賽外圍賽，是熱刺做客瑞士。我竟然是在BBC看罷RONNIE跟母親GLENDA對質，罵母親當年明知父親性侵犯自己也沒有阻止後，看罷男人婆SHIRLEY拯救沉淪毒海的愛人PHIL後，才轉去看足球直播。那時候，熱刺已經落後0-2。

當然，假如那是愛華頓的比賽，我一定不會如此。沒有什麼電視節目能夠緊要過愛華頓比賽的直播。

不過，我倒也很緊張熱刺。因為我很希望他們在外圍賽便出局。我很不希望他們能夠超越愛華頓闖到分組賽階段。愛華頓和熱刺都是近六年非所謂BIG FOUR能夠參加歐洲聯賽的英國超級聯賽球隊。那年，愛華頓在外圍賽給後來的四強之一淘汰出局。

暑假期間，有熱刺跟記者說，要以愛華頓當年的遭遇警惕自己，不好滿以為能夠參加外圍賽便等於參加了歐洲聯賽。他說，不能做另一隊不能打進分組賽階段的英國球隊。

就是因為這句極度討人厭的說話，我很希望熱刺一樣在外圍賽給淘汰。

早陣子，陶傑在其《黃金冒險號》專欄裏寫道：「世界上有三件事最難辨真假：靈媒表演的鬼上身、音樂家演奏時自我陶醉的表情，以及女人在床上的性高潮。」

雖然表列了三件，不過，那天他只談第二件。他問道，像郎朗演奏時，豐富的面部表情和大動作，是浮誇還是感人？日本女鋼琴家內田光子，彈莫扎特、舒伯特、荀伯格，七情翻滾，五官扭曲，是否真的如此感受？

讀到陶傑談到的第三件事情，當然想起了電影《WHEN HARRY MEET SALLY》。我記得，電影在香港上畫的時候，給翻譯做《九零男歡女愛》。

想起那部電影，當然因為美琪賴恩那經典的一幕。就是在KATZ’S DELICATESSEN當眾叫床的那一幕。



旅遊書《TIME OUT》就是如此介紹那家在紐約市東的餐廳：FYI. MEG RYAN'S FAMOUS ‘ORGASM’SCENE IN WHEN HARRY MEET SALLY......WAS FILMED HERE。仿佛這已經足夠。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本來就是一家出名的DELI。



整幕戲，美琪賴恩的演出固然精彩。只是，我覺得，最精彩的還是鄰近那位中年婦人跟侍應點名要美琪賴恩點的那一碟。我記得，首次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是立即笑得掉到地上。

這部電影實在是百看不厭。

去年，讀過六十一號座位先生（MR SEAT 61）的介紹後，便很想到蘇格蘭西部的FORT WILLIAM去。這個喜歡教人乘火車旅遊的英國人說，從格拉斯哥開往FORT WILLIAM的火車是世界上其中一段最漂亮的火車線。那就是著名的WEST HIGHLAND LINE。

今年五月初銀行假期的時候，便打算起行。雖然天氣上是早了一點到HIGHLAND去。畢竟，還是有點冷。

結果，到是到了蘇格蘭去。不過，因為一時大意，忘記了開往FORT WILLIAM去的火車不是從格拉斯哥開出，便是要經一經蘇格蘭足球名城，竟然訂了到愛丁堡的來回機票，於是，唯有決定留待下次。因為從格拉斯哥到FORT WILLIAM要接近四個小時，加上來回愛丁堡和格拉斯哥的車程，我不希望三天的長周末假期要花上十個小時乘搭火車。

當然，我明白，要到FORT WILLIAM去，無論如何都要八個小時來回。最接近FORT WILLIAM的機場就是格拉斯哥機場。只是，既然買了機票到愛丁堡去，為什麼不就在蘇格蘭首都逛逛？記得多年前母親遊過那個古城後，便老是說我必定會喜歡。

果然是把我帶來這個世界的人。母親沒有猜錯。我喜歡的，就是城裏那些大大小小的鵝卵石路。

記起上次到愛丁堡去，便不得說一句幸運。我差點因為火山灰給困在蘇格蘭。因為RYANAIR誤點，我要在機場呆等兩個小時。正在等候的時候，突然有乘客走來跟大家說，聽到外面電視新聞報導說，蘇格蘭和愛爾蘭領空將因為冰島那個火山再次爆發要關閉。

我們都很惱怒。要不是RYANAIR誤點兩個小時，我們將可以在領空關閉前離開愛丁堡，返回都柏林。大家正要跟航空公司理論，他們的地勤人員走來跟我們說，領空是第二天早上七時起才關閉，我們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當我們那架飛機抵達都柏林，我們才鬆一口氣。沒有因為飛機誤點，教我們掉進被困外地的困境。

想不到，八月初銀行假期再次到蘇格蘭去，RYANAIR竟然又再嚴重誤點。這一次，是三個小時。

星期五下班後，便立即趕往機場。豈料，行李給檢查後，我發現，顯示屏表示我要乘搭的那班飛機將要比原定時間晚兩個多小時才能起飛。

天！第二天我還要早起乘火車到FORT WILLIAM去。明顯地，我不可能有足夠睡眠來應付那個遠足。FORT WILLIAM就是大英帝國第一峰BEN NEVIS的所在地。

坐在閘前等候飛機來臨，我再想起了六十一號座位先生。我的確也很喜歡乘火車。只是，我住在一個叫愛爾蘭的島國上。那是一個沒有跟其他大陸——包括鄰國英國——有陸路連系的島國。一切唯有依賴飛機。

那天，也不記得跟林大小姐談論什麼，她突然回應說：「膝蓋流眼淚。」我聽得不清楚，著她多說一遍。林大小姐重覆了。我肯定自己沒有聽錯每一個字後，便問她那是什麼意思。那還是我頭一次聽過這句歇後語。豈料，林大小姐竟然答道：「我其實也不大清楚。不過，是母親不時如此說罷了。那是她的鄉下話。」

「難道你不曾問過明白？」我有點詫異道。

看到林大小姐搖頭，我便說道：「假如將來我的孩子聽了我的話有不明白地方，不跟我問清楚，我必定會吊起他們來打。」假如林媽媽經常說「膝蓋流眼淚」，那麼「吊起來打」就是我的口頭禪。

「那麼，假如你的老婆聽了你的話有不明白地方，也不跟你問清楚呢？也要像的孩子一樣，給你吊起來打嗎？」林大小姐笑著問道。明顯地，她也同意管教孩子需要一點點體罰。

「在孩子面前，我當然要鐵面無私。」

「我想，你一準備吊，你的老婆便會立即報警，說有『家暴』。」

我知道我聽得很清楚每一個字，不過，我還是要林大小姐重覆講一遍。

都說林大小都是一個聰明女生。她當然曉得不妥，修正說：「我想，你一準備吊，你的老婆便會立即報警，說有家庭暴力發生。」

從來，我都很討厭中國大陸那一套縮寫：「高級工程師」叫「高工」、「陳總經理」叫「陳總」等。回歸後，香港傳媒也喜歡上了這一套污染華文的做法。報章上不時有「企跳」（企圖跳樓）、「英超」（英國超級聯賽）等字眼。原來，「家庭暴力」這個詞語也有縮寫，是「家暴」。華文不像拉丁語系文字，是不能夠縮寫的。人家拉丁語系的，可以只選每個字的首個字母來代表一個冗長的名詞，可是，由於本身的限制，華文根本不能像別人一樣可以那樣躲懶。在沒有準則底下，縮寫不但會弄出笑話，甚至會引起不便和誤解。難道「天文臺」可以叫做「天臺」嗎？

不過，也很奇怪，有些時候我們卻會棄簡取繁。像從前的政務司、財政司，現在都在後面多加上了「司長」兩字。仿佛這樣子才能代表那個職位顯赫。

聽罷林大小姐的修正，我道：「『有家庭暴力發生』這個講法是給那些政治正確污染了罷？為什麼不跟報案室說『有老公打老婆』呢？這樣不單只簡單——比『有家庭暴力發生』少一個字，還很清楚——把整件事情描述了。」

我看到林大小姐的臉已經變了顏色。再一次，我把她煩得要發脾氣。我知道要住嘴，不好再多說下去了，否則，便會「有家庭暴力發生」。

我經常說，做我的孩子一定很辛苦。

辛苦，因為我要他們做一個人。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我不是什麼理想主義者。雖然我得承認，我的孩子會背負著我很高的期望。

我曾經發夢，我的孩子成為了英國首相。然後，跟美國一起，瓦解中國一黨專政的局面，讓民主在那個龍的傳人的土地上發芽開花結果，讓所有龍的傳人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我不是要瓦解一個專政的政黨，或者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要中國人有其他選擇。這是我堅持我的孩子要執英國護照的原因——不是美國，因為我不能；我只有條件讓他們成為英國人。

這當然是妙想天開的事情。因為那個國家叫做英國。當美國人都會選一個黑人做總統，英國人依然不能夠接受一個非白人來領導自己的國家。或者，當威廉王子登基後，這個局面會開始改變。

其實，這些什麼「英國首相夢」都是額外的獎賞。我只求我的孩子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不過，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這個世界上面越來越少真真正正的人。

我經常對林大小姐說，我做人的目標是要比上一代強。因為唯有這樣，我們才能肯定有進步。

我以為，也深信，這該是每個人的人生意義。

早陣子，讀了一本傳記。是關於二次大戰時候英國一個叫EDDIE CHAPMAN的雙重間諜。裏面有這樣的一句：

I believe that man was climbing to some high destiny, that he had struggled from his ape-like existence to his present state of civilisation, that he was gradually climbing and that it was the duty of every one of us to help man onwards in his ascent.

我很同意這句說話。

人類社會是要不斷進步。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這個進步出一點力。要不，我們沒有生產下一代的原因。

也只有能為社會進步有著貢獻，這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那天，《泰晤士報》頭版大字標題道：NO-SHOW HOME OFFICE OPENS DOOR TO MIGRANTS。副題則為：THOUSANDS TAKE ADVANTAGE OF UNDEFENDED APPEAL TRIBUNALS。多番嘗試，始終未能弄到一個合意的華文翻譯。「本土辦官員缺席聆訊 替新移民廣開大門」算是較為滿意的一個。可是，比起原文，實在欠缺了那一種諷刺味道。

經過一輪深入調查，報社發現去年工黨還在執政的時候，過萬名移民申請給駁回的上訴，因為處理部門——也就是那個HOME OFFICE——沒有派人出席聆訊，都給判得直。記者說，超過一萬七千個上訴人都是在如此情形下獲得英國居留權。五年前，因為政府沒有派人出席聆訊，上訴得直的少過一千五百宗。

都說移民政策乃今年英國大選的一個重要議題。三大政黨都明確表明，要好好控制一下移民到英國的數字。大家都同意，這個島國越來越多人。許多設施都應付不來。

說要控制移民說得最大聲的，當然是保守黨。他們是最排外的。

可是，萬萬想不到，當跟自由民主黨結盟，接替了工黨上臺執政，還未及三個月，便爆出了這件丑聞。

老實說，政府這件丑聞，跟保守黨完全沒有關系。根本不是保守黨的問題，也更不是保守黨的責任。因為去年他們還未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擔任政府的，是工黨。去年，是白高墩領導下的工黨；五年前，是貝利雅領導下的工黨。

也就是說，保守黨完全可以把責任推到上任政府身上，為自己洗得一乾二凈

不過，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沒有像香港那些給中南海欽點的政府高層那樣，把那些在自己執政時才浮現的問題，推到別人頭上，他們沒有跟傳媒大聲說，那是上任政府下臺前埋下的地雷。還記得，香港主權移交前後，聯系滙率受追擊，居屋拖垮樓市等等，那些接管了治港大任的香港人都在大喊「那是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埋下的地雷」。那仿佛表示沒有殖民地政府從中作梗，自己管治下的香港必定太平安定，無風無浪。

當接受收記者訪問時，那位新任的移民部長DAMIEN GREEN只簡簡單單地道，已經著手調查，研究如何改善。

那不就是完完全全地把前任政府的臭屎問題攬上身？

聰明的香港人，當然會這樣想。

愚笨的英國人則說，這是從政必要的氣魄與勇氣：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我自有辦法解決。

我以為，這就是去證明選民選自己上臺是正確的最佳方法。

從來，我都是一個愚笨的香港人。

《TOY STORY 3》和《INCEPTION》是在同一個周末上畫的。我記得，那個星期五《泰晤士報》的影評是這樣說的：看罷這兩部電影，終於教我對荷里活講故事的藝術重拾信心。影評人以為，這個夏天黃金檔期，荷里活推出的電影，垃圾佔了大部分。像《ECLIPSE SAGA》和《A-TEAM》。

《泰晤士報》評分：《TOY STORY 3》五分滿分；《INCEPTION》，四分。

《TOY STORY 3》是我期待了足足一年的電影。自去年意外地看了它的預告片後，我便望穿秋水地靜候。所以，電影一上畫，我便急不及待地跑到戲院去。傳媒、專欄作家等看過優先場後，都說這是三部《TOY STORY》電影裏最精彩的一部。有人甚至說，這部卡通有機會創造歷史，成為首部沒有真人演員演出的奧斯卡最佳電影。

因此，我是帶著極好期望到電影院欣賞這部PIXAR最新作品。我當然知道，許多時候看電影都是這樣子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過，那是因為那些電影都不是真正精彩而已。一部真正精彩的電影，是不怕觀眾帶著天那樣高的期望進場的。就像《AN EDUCATION》。《TOY STORY 3》也是如此。

不過，這樣的說話，我不能用在《INCEPTION》上。

我同意劇本其實真的寫得很用心。在這個超幻想的故事裏頭，實在沒有什麼不合邏輯的地方。有不合邏輯的地方，都給編劇的自我定義解釋了——像我們從來都不知道究竟如何走入夢境。只是，我真的不大能夠很投入觀看這一部電影。

我想，影評裏面，朋友言談間，都沒有提及太多故事內容，仿佛會破壞了看電影的趣味——這是我很不同意的想法。我以為，便是觀眾早知道了劇情發展，一部精彩電影依然精彩，沒有變樣。所以，我從來跟人介紹《AN EDUCATION》的時候，都不怕講出整個劇情。可是，我的確是一邊看，一邊猜得到故事的發展。例如，當COBB說曾經透過進入別人的夢，影響別人的思想，我立即猜得到，他口裏的那個別人就是他的妻子。

當然，不是非常喜歡《INCEPTION》，更大原因，，其實是自小我都不大喜歡科幻故事。我從來都沒有迷《星球大戰》、《未來戰士》等許多男女生都迷的科幻電影。這麼多年來，我最喜歡的電影是《WATERLOO BRIDGE》（港譯：魂斷藍橋）。還有以布達佩斯做背景的《GLOOMY SUNDAY》。去年之後，是《AN EDUCATION》。

或者，今年以後，還要多添上《NEVER LET ME GO》。當然，和《TOY STORY 3》。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我的好朋友」。

（按：周末關系，故提早刊登。）

我成為遠濱的好朋友那天，就是清廉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天。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假如清廉沒有死掉，遠濱不會要我做他的好朋友。我和遠濱本來就不是什麼朋友。

自小，我便沒有朋友。一個也沒有。

他們都說，我性格孤僻。或者。不過，我那孤僻性格都是他們給予我的。自幼稚園開始，便沒有一個小孩子願意走到我身邊，沒有一個願意坐在我旁邊。他們都怕了我左邊臉上那一個大肉瘤。在我背後，他們都叫我做怪物。在我面前，他們都不敢走近我身邊。既然學校的老師和其他家長都怕見到我，我又怎能期望其他小孩子願意跟我一起？因此，我唯有經常靜靜坐在一角，羨慕地看著我的同學開心地上學，妒忌地看著鄰居的小朋友快樂地玩耍。我總是沒有份兒。漸漸地，我習慣了這樣的孤獨生活。我再想不到一個原因去交一個朋友。

母親對此很擔心。她說要多打幾份工，好儲起錢來替我做手術，割掉那一個大肉瘤。我固然渴望能夠如此，只是同時候，我又怕她太辛苦，捱出病來。我們整個家本來就是靠母親在酒樓傳菜﹐一手撐起來的。我安慰她說：「無疑我是一個朋友也沒有，可我還不是過得很不錯嗎？」我的確過得很不錯。可能因為沒有一個朋友，我能夠花所有時間在功課上，於是，自幼稚園起，我都是學校的高材生。每年，成績表上每一欄都是甲等。當然，除了「合群」。

所以，當遠濱跟我說，我是他的一個好朋友，我真的有點不知所措。這是我從來未曾有過的經驗。

望著躺在地上的清廉，望著清廉胸口上那一把刀，我正不知道如何回答，遠濱便擁著我道：「我的好朋友。你跟我一樣，都看到清廉因為跟一班『長毛飛』爭執，給人用刀捅死的。不過，是給哪一個『長毛飛』捅死，你和我都看得不清楚。對嗎？我的好朋友。」遠濱與清廉，都是我的同班同學。

我點著頭，問道：「我真的可以做你的好朋友？」

遠濱用手輕撫著我臉上那個大肉瘤，道：「你是否願意做我的好朋友？」

從來，就只有母親會用手碰我的臉。我感動得流下眼淚。遠濱便從褲袋裏拿出一條布手帕，替我輕輕拭走臉上的淚珠。我聽到他重覆地說「傻孩子」、「我的好朋友」。我哭得更加厲害。

一個小時後，警察終於來到現場。遠濱要我把他編作的整個故事重覆多遍後，才親自打電話報案。

我們跟警察到警署落口供。我按著遠濱的指示，一字不漏地對警察講了一遍遠濱那個故事。

我們在警署逗留了兩個小時。回到家，已經是夜晚八時。是母親臨時跟酒樓請假接我回家。她看到我興奮的表情，有點詫異：「難道你不覺得有點害怕嗎？以後再不好跑到那個山上去了。我不知道那兒變得如此危險。」我只傻傻地笑著不語。

我的確跟遠濱成為了好朋友。他每天都會跑來跟我聊一聊天兒。除了我自己外，我的心事多了一個人聆聽。我發現，從前我是錯的。我們的而且確要交一個朋友。

可是，快樂的時光永遠不會太長久。兩個月後，警察終於查到真相：殺死清廉的不是別人，是遠濱。那天，在那個山丘上，根本沒有什麼「長毛飛」，就只有清廉、遠濱和我。我本來只是靜靜地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裏的白雲。是聽到清廉和遠濱大聲地爭執，我才轉過身來；是我因為看到遠濱用刀捅死清廉害怕得大喊起來，遠濱才發現我就在現場。

我當然也給警察落案起訴。

臨上庭前，母親問我道：「為什麼這樣傻去講這樣的大話？」

我回答說：「因為遠濱不怕我臉上這個大肉瘤，願意跟我交個朋友。他是我唯一的一個朋友。他是我唯一的一個好朋友。」至少，他講得出口。

[按﹕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我喜歡跑劇院。

顯然，這是搬到歐洲後養成的嗜好。要知道，香港沒有劇院。

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那些上演舞臺劇、音樂劇的地方，都屬於政府，沒有一間私人經營。在普及和發展藝術這個範疇，公務員是最大的絆腳石。藝術就是創意，可政府裏的官僚制度就是握殺創意的最有效工具。尤其是回歸後的香港。在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底下，有點大膽的創作，有點敏感的作品，都不會通過那些審查，於是，都不可能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的舞臺上演。因此，香港舞臺製作根本成不了氣候，也吸引不了一大群可以讓舞臺製作成為賺錢生意的觀眾——香港本土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和世界各地的。

在歐洲生活超過四年，在經常來往都柏林、倫敦兩地下，許多大大小小的劇院都上過了。只是，有一間在英國首都的，依然找不到機會走進去欣賞一部劇。

那就是在泰晤士河畔的環球劇院（THE GLOBE）。

四百年前，已經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是第一家上演莎士比亞作品的劇場。因為莎士比亞本人就是劇場股東之一。正如電影《SHAKESPEARE IN LOVE》所描述，他有時自編自演，粉墨登場，劇院得以享負盛名。也正如那部電影的場景佈置，劇院 以木柱建成，狀甚簡陋，觀眾席沒有上蓋，成半月形的半露天狀。

後來，劇院曾為大火燒毀一次。重建後，復又於1642年拆除。現在的那座仿十六世紀建築，其實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修復。現在，跟在傳說莎翁出生地的那家一起專上演莎士比亞作品。

我的確沒有看過一部莎士比亞。

不過，有幾部莎翁劇，我是很有興趣的。

第一部認識的，該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罷。小孩子當然對愛情充滿憧憬。

接下來，應該是《奧賽羅》。那時候正在讀金庸的《天龍八部》。喬峰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金庸男主角。大家都說喬峰的故事其實來自奧賽羅。吳靄儀便在其《明報》專欄《金庸小說的男子》裏，花上了好幾天比較那個黑人將軍和那個來自遼國的大俠。

後來，迷上陶傑，多讀了他的文章後，知道《凱撒大帝》和《暴風雨》裏面都有許多做人道理。

近來，最有興趣的，要數《馬克比》。也就是「那齣蘇格蘭劇」（THE SCOTTISH PLAY）。

起初是因為《泰晤士報》副刊裏一篇談劇院迷信的文章。原來，自十七世紀至今，在劇院不能提「馬克白」三個字，只能迂迴地稱之「那齣蘇格蘭劇」，否則必招厄運，不是演員喪命，就是劇團倒閉。為甚麼呢？據說《馬克白》中三女巫的台詞是的的確確的咒語，在舞台上誦唸，等同呼喚邪靈。這樣的背景已經很吸引人。

然後，就是整個故事。一個人為了完成一己欲望，痛下殺手；以為登上王位，一切便有個終結；結果卻是欲罷不能，要不斷的殺方能維持那個欲望下去。

錯過了最近在都柏林、在倫敦《馬克白》的製作後，我在找黑澤明那部《蜘蛛巢城》的影碟。因為那個劇本就是改編自《馬克白》。是從蘇格蘭搬到日本而已。

正在捧讀著FEDERICK FORSYTH的《THE ODESSA FILE》。

書名裏那個「ODESSA」，不是指俄羅斯南部那一個國家，它是一個組織名稱的簡寫。那個組織的全名為「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ANGEHÖRIGEN」。那是一個德文名字。意思是前納粹黨成員組織。故事講一個德國記者在六十年代，如何尋找一個在二次大戰時期，在拉脫維亞集中營屠殺無辜猶太人的納粹軍官。

小說情節很緊張刺激。從甘乃迪總統遭行刺開始，配上許多真正歷史人物、現實組織（像以色列特務機關MOSSAD），在真真假假中，趣味悠然而生。每天夜晚，在床上一頁一頁翻讀主角PETER MILLER的調查，我都捨不得放下來去關燈睡覺。

湊巧地，原來FEDERICK FORSYTH剛剛到過香港。他是其中一個給書展主辦單位邀請到訪的作家。

認識「FEDERICK FORSYTH」這個名字，是從一部電影開始。那部電影，就是改編FEDERICK FORSYTH另外一部小說《THE DAY OF THE JACKAL》的《JACKAL》。是七十年代的作品罷。我常以為，在香港上畫的時候，電影名字的中文翻譯為《暗殺戴高樂》。不過，陶傑說，該是《神探智擒職業殺手》。我想，應該是我搞錯了。畢竟，電影公映時，我還未來到這個世界。

曉得那部電影，都是因為那個香港最後一個影評人石琪。那是他最喜歡的一部兵捉賊電影。都說我喜歡聽從權威介紹。那天，石琪在電影《HEAT》（港譯《導火線》）的那篇影評裏提及後，我便立即四出尋找《JACKAL》的影碟。屢尋不獲。最後，是在一個那時候才新相識的老友家裏找到了。原來，他也是靠石琪的影評去衡量是否入場觀看電影。就是這一位老友，我認識了我的影碟供應商阿丹。後來，那位老友搬到英國生活，那張《神探智擒職業殺手》的影碟我便舉為己有了。其實，家裏的一些影碟，都是這一位老友的財產。《神探智擒職業殺手》是其中一張罷。是最喜歡的一張。

電影的確很精彩。雖然明知暗殺戴高樂的計劃一定不會成功，可是，依然吸引得很。都說精彩的電影，不會因為知道了故事情節，以至結局，便會變得不好看。相反，因為知道了故事情節和結局，我們可以有更多時間去留意電影裏另外一些細節。

就是因為《神探智擒職業殺手》，我愛上了法國南部那個渡假勝地。

不過，就是因為這一部電影，我直至現在還未讀過那部原著小說。就像《教父》一樣。

跟林大小姐不一樣，我喜歡讀過小說後才看改編電影。因為我怕電影畫面破壞了我讀小說的趣味。讀書吸引，因為我們可以天馬行空地隨著作者的文字去想像。有了別人預設的畫面，一切便有了局限，一切便大不同。

這個夏天，愛華頓最忙碌的工作，就是跟現有的球員續約。其中，在那班要傾談合約的球員裏面，TIM CAHILL與MIKEL ARTETA是我最喜歡的。我當然希望他們答應繼續效力愛華頓。

來自澳洲的TIM CAHILL首先跟愛華頓多簽五年。他在國家隊出戰世界杯前，已經跟球會談妥一切細節。他對大眾傳媒說，假如球會願意，他樂意整輩子效力愛華頓。簽下了那五年合約後，這個澳洲足球員的黃金時間都給予了愛華頓。合約完結的時候，TIM CAHILL將會是三十三歲。

至於，西班牙人MIKEL ARTETA的續約，則有點阻滯。因為自代表過國家出戰二十一歲以下的比賽後，這一位巴塞羅那出身的球員便沒有披上過國家隊的球衣。任何一個足球員都希望代表自己國家比賽。MIKEL ARTETA當然沒有例外。他未能入選國家隊，不是因為他實力不如人，只是西班牙中場球員實在太多，根本容納不下多一個。況且，假如MIKEL ARTETA真的實力不如人，他便不會吸引得了多間球會爭相羅致。報紙說，希望得到這位西班牙球員加盟的球會有：阿仙奴、曼城、巴塞羅那和西維爾。

經過差不多整個夏天的等候，上周末，MIKEL ARTETA終於答應跟愛華頓多簽五年合約。跟他的好友TIM CAHILL一樣，他同意把自己足球員的黃金時間奉獻給愛華頓。

那天下午，正在網上找尋是否有免費渠道觀看得了愛華頓做客德國的友誼賽，便讀到了這續約的消息。我興奮得跳起來。

誰說愛華頓沒有吸引力？

誰說現代足球員只講金不講心？誰說這個世界裏已經沒有「忠心」存在？

簽約後，MIKEL ARTETA接受記者訪問。他說，愛華頓將要成為班霸，我要成為其中一分子。（SOMETHING IS HAPPENING HERE AND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我這一個愛華頓球迷當然會如此演繹那個「SOMETHING」。明顯地，這位西班牙人也是這個意思。

去年夏天，有一個人嚷著說，離開愛華頓，加盟曼城，是因為相信那是為自己贏得聯賽冠軍走近一步，也為了鞏固自己在國家隊的席位。結果，那一個英國人不但沒有贏得到聯賽冠軍，更加再沒有入選英國國家隊。當今年英國超級聯賽規定每支球隊只能註冊二十五個球員後，那一個因為在效力愛華頓時候有出色表現因而入選英國隊的球員還要為自己的職業擔憂。有傳聞，他可能成為不了曼城那二十五個球員的其中一個。雖然他的轉會費是如此昂貴。

今個球季，TIM CAHILL與MIKEL ARTETA將會跟那一個英國人證明，離開愛華頓是一個非常錯的決定。尤其是對於一個希望挑戰聯賽冠軍的人而言。

年前恐怖分子嘗試用液體炸彈來炸毀民航機後，我們自此不能夠任意帶液體上乘飛機。我們只能夠用一個才比手掌大少許的透明膠袋，安放所有要帶上機的液體。放置妥當後，透明膠袋要能夠封得口。每個容器盛載的液體也不能夠多過一百毫升。

起初，這個措施不過是臨時而已；可是到了現在，是沒有可能擱置了。從來，過長的臨時便會成為永久。

沒法子擱置，因為會影響太多人生計。既然大家都習慣了，實在沒有理由去翻倒其他得益者的飯碗。

果然，一件事情總有兩面。恐怖襲擊竟然也可以為社會帶來一點經濟效益。

得益的當然就是過了行李檢查後那些零售店。有了那個液體限制後，瓶裝水成為了他們的熱賣貨品。因為乘客再也不能給自帶白開水上飛機。除非願意飲飛機上提供的水，也不怕麻煩地要空姐不斷替自己添加，乘客必定要在行李檢查後買瓶裝水。還有售賣其他液體的店。所謂其他液體，就是化妝品、衛生用品、食物等等。

那個措施實行後，他們多做了生意。

那些零售店當然多做了許多生意。尤其有著一些官僚的行李檢查員幫忙。

早陣子，乘飛機到英國山區（PEAK DISTRICT）渡假。我這個都柏林機場常客，當然曉得什麼可以帶上飛機，什麼不可以。也很清楚如何方便檢查。我從行李裏拿出那個放置了我那盒髮乳的透明膠袋，放在行李旁，好讓他們一起通過X光。

過了檢查後，那個保安竟然跟我說，我不能帶我那盒髮乳上機。因為盒子上印著容量為一百五十毫升。

我笑著從透明膠袋拿出那盒髮乳，打開蓋子，一邊讓那個保安看過清楚，一邊道：「裏面才沒有五毫升液體。」因為才夠多用兩天，我便帶同一起旅行。用完後，不用帶回來。

我正要放回透明膠袋，然後離開，豈料，那個保安竟然執著要我丟了那盒髮乳。他堅持不能讓我如此通過保安檢查。

我有點氣。我道：「你也要合理一點。我不過是用一個一百五十毫升的器皿，來盛載五毫升的液體而已。要知道，那個規定是乘客每個容器盛載的液體不能夠超過一百毫升。現在，這兒可能連五毫升也沒有，有什麼不妥當？」

「因為這個容器容量超過一百毫升。」那個保安堅持道。

我當然不退讓。從來，我都堅持我以為是合理的事情。我拉開行李袋拉鏈，從裏面拿出一個空水瓶，道：「假如這盒盛載了五毫升液體的一百五十毫升器皿真的有問題，那麼，你們便剛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你們竟然讓我帶著這個有一滴水的一升水瓶上機。」我帶著一個空水瓶，好讓我過關後能夠在飲水機裝水。

可能因為我說話有點大聲，驚動了休息室裏面的高級保安。他走出來問過究竟後，怒目對我道：「麻煩你丟了這盒髮乳。」

「這樣完全不合理。」我繼續抗議道。

那個高級保安答道：「難道你會為了這盒髮乳，放棄上機？」

於是，我有點討厭自己地放低那盒髮乳。然後，拿著那個空水瓶施施然離開行李檢查。畢竟，我是一個香港人。

畢竟，那是我自小便擁護的球隊，無論如何，總是捨棄不得。於是，我幾乎每天都會到南華的網頁，看看這支香港足球隊的消息。

那天，我在其網頁裏，讀到以下的一段新聞稿：

「新球季將於9月開鑼，提提各方球迷，任何攜帶入場之打氣用品，如Banner、鼓、旗、喇叭或其他打氣用品，必需經球會向香港足球總會申請，批核後方可帶入場使用。申請程序：將申請人之姓名、聯絡電話、有關打氣用品圖樣或相片、尺寸、數量電郵至info@southchinafc.com，批核時間約7-10個工作天，完成批評，將有專人通知。曾申請之打氣用品，需在新球季重新申請，多謝合作。查詢電話：2378 3129。」

都說香港不是一個自由社會。做什麼都要給人管著。普通如入球場觀看比賽，替自己擁護的球隊打氣，都要處處受到限制。

明顯地，最容易拾得到的理由就是：保安。不過，我真的看不到為什麼我能夠合法帶在身上街的東西，不能夠帶進球場裏面去。香港足球總會根據什麼要一個球迷帶上什麼東西進球場都要申請？

其實，這個申請本身就很反智。

什麼叫打氣用品？這兒沒有一個明確定義。

為了幫助球迷，南華會職員舉了一些例子：橫額、鼓、旗和喇叭。假如就只四樣東西，這個申請還不算非常反智。只是，可能有人怕出現一些古靈精怪東西，造成意外，舉辦球賽的香港足球總會會負上責任，因此，同時候，在那四樣東西後面還加上了「其他打氣用品」。這就是問題。

我穿著擁護球隊的球衣入場觀看比賽，替自己支持的球隊打氣，那件球衣該是其中一樣打氣用品？

又或者，我知道南華的主場顏色是紅色，於是，穿上一件紅色上衣走入球場，觀看南華比賽，那件紅色上衣又該是其中一樣打氣用品罷？我是否應該要把所有紅色上衣都拍張照片，然後經南華會向香港足總申請？

有或者，假如我這個南華球迷決定不穿紅色上衣進球場，卻碰巧對手的球衣顏色跟我穿上身的一樣，香港足總又會否因為我沒有事先申請，不容許我穿著上衣進球場？

甚至我在觀看比賽時，會不是拍手吶喊助威，我的手和我的口都是打氣用品了，那麼，根據規定，我又要把我雙手和我那張口的照片，通過球會，向香港足球總會申請嗎？我怕不事先申請，香港足總會不批準我帶我的手和我的口進入球場。

在一個反智社會，一切都是如此反智。便是如此簡簡單單的規定，都會寫得如此笨蛋。

如果真的有理由，或保安，或法律，要控制球迷帶進球場的東西，香港足球總會要做的不是批準球迷可以帶什麼進入球場，而是規定有什麼東西不能夠帶入球場。就像航空公司列明有什麼不能帶上飛機一樣。

有著一個如此笨蛋的足球總會，香港足球又怎可能進步？

從來，我都喜歡聽權威介紹。

假如那個權威是我喜歡的，他介紹的東西我一定會去試試；假如那個權威是我討厭的，他介紹的東西我一定不會去試。我喜歡的人喜歡的東西，必定有地方我會喜歡，因為我們的志趣有點相投；我討厭的人喜歡的東西，必定有地方我會討厭，因為他們的臭味一定有點相投。我想，那是愛屋及烏的變奏罷。

我喜歡上JEFFREY ARCHER，因為他是陶傑最喜歡的英語小說作家；我喜歡上陶傑，因為他是得到金庸相識的華文作家。我喜歡金庸，因為父親也喜歡金庸。

最近喜歡上JOHN MORTIMER筆下的HORACE RUMPOLE。那天，我捧著JOHN MORTIMER首部《RUMPOLE》小說上飛機往倫敦。全程飛機，我都笑不攏嘴。

妹妹說，你讀得如此興奮，因為你跟RUMPOLE就很相像。你在讀自己。假如你是讀法律出生，你必定是RUMPOLE那類型的大律師。

那即是什麼？即是那些只要看不過眼，便是法官也會給你教訓的大律師。

我望望封面上那個HORACE RUMPOLE的漫畫造型。我想起，我拍照時經常擺的造型。就是那個林大小姐經常說的「必定造型」：頭輕輕仰起，沒有什麼笑容，一副看不起周圍事物的樣子。

因為喜歡那個小說人物HORACE RUMPOLE，於是，逛書店的時候，竟然找來了WILLIAM WORDSWORTH的詩集來讀。小說裏，RUMPOLE經常朗誦那位英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詩人的作品。

在詩詞方面，我是絕對愛國。我以為，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詩詞，可以比得上我們中華民族。因為詩詞的意境是虛無抽象的，我們的文字可能不適合用來寫邏輯、寫法律，不夠卻很適合表達那虛無抽象的概念。這的而且確是唯華文獨尊。所以，我甚少讀英文詩。我讀TED HUGHES，很大程度還是因為他跟SYLVIA PLATH的那段故事。

只是，在書店裏翻著那部由THOMAS HUTCHISON編輯的WORDSWORTH全集，我是喜歡上這個湖區詩人。

我第一首喜歡的，是詩人寫給女兒的。尤其是啟首那幾句。

Look at the fate of summer flowers,
Which blow at daybreak, droop ere even-
song;
And, grieved for their brief date, confess that ours,
Measured by what we are and ought to be,
Measured by all that, trembling, we fore-
see,
Is not so long!

那天，我買下了那部1928年版本，然後跑到公園，坐在草地上，迎著微風，享受著詩人的意境。

朋友在電影節欣賞了《NEVER LET ME GO》。返回都柏林後，跟我道，CAREY MULLIGAN的表現實在精彩得不得了；假如你看了《AN EDUCATION》兩遍，你應該會重看《NEVER LET ME GO》四次。我妒忌地笑著更正道，我是看了《AN EDUCATION》六次。想不到愛爾蘭西部一個小城的電影節竟然會世界首映這部我期待了一年的電影。

朋友是知道《NEVER LET ME GO》乃我最深愛的一部小說。早前在酒館聊天兒，我跟他介紹了石黑一雄那部作品。只是，他還未有時間找來一讀。他正在讀《THE TIME TRAVELLER'S WIFE》。

朋友道，我其實不應該先看電影。不過，知道是世界首映，我又實在抵受不了那個誘惑。

他怕破壞了原著小說。

早陣子，跟林大小姐討論小說與電影。她說，她不會介意看過電影，甚至電視版本後，才讀原著小說。其實，許多時候，她都是因為電影、電視吸引，才找來原著小說細讀。原來，她就是看畢電視改編，方到圖書館借來《倚天屠龍記》。

我有點不同意這個做法。

先看過電影、電視的版本，就會先入為主，規限了我們讀書時的想像空間。例如，因為看過了鄭少秋飾演張無忌，我們讀《倚天屠龍記》時便會經常在腦海裏想像著鄭少秋如何周旋在趙敏和周芷若之間，群雄攻打光明頂的情形也再沒有得到發揮。這當然不表示讀書的時候沒有樂趣，只是，讀書的趣味無疑是減少了。因為讀書最大的樂趣就是可以讓我們在自己的想像裏遊走。

最近，讀了一個才十二歲便出版了一部英文小說的香港女孩子的訪問。

那個叫區詠欣的小女孩也有同樣看法。她對記者說，她不愛入戲院看電影，除了因為怕黑外，電影在眼前會呈現所有影像，實在缺乏想像空間。她說，文字偏偏不同，每個人看相同的文字，都可以產生不同的畫面。這就是她喜歡寫作的原因。她希望別人她的作品時，也會有不同的想像。

都說我有點喜歡這個女孩子。

她喜歡PHILIPPA GREGORY。她喜歡讀歷史。曾經，為了了解PHILIPPA GREGORY筆下的人物，她跑去找相關的歷史書來讀。PHILIPPA GREGORY是一位擅寫英國歷史小說的英國作家。

在影像媒體這樣發達的時代底下，這個才十二歲的小女孩竟然不會像現在那些大學生般，嫌讀書沉悶、嫌歷史枯燥乏味。在那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還有幾多年輕人能夠讀畢一冊小說，遑論英文小說。

我很羨慕她的父母。我希望我也能夠教得我的女兒如此。

早陣子，在雅虎香港讀了一個十二歲女孩子的訪問。那其實是來自《明報》的轉載。

女孩叫區詠欣，取了個英文名字CHRISTY。教報社有興趣替這個女孩子做訪問，因為這個就讀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六年級的學生剛剛出版了一部英文小說，叫《FANTASY AND REALITY》。

原來，去年暑假，女孩母親見女兒喜歡寫作，便提議她把故事寫成書。數月後，那部英文小說完成了。做母親的便開始為女兒找尋出版社。幾經辛苦，方找到了一、兩家願意花時間讀讀那份初稿。當然，是終於有一家答應出版。不過，條件是出版社只編輯女孩的作品，校對功夫則要作家自行負責。

一個才十二歲的孩子又怎能做校對？於是，那又成為了母親的工作。

其實，起初的時候，女孩母親已經發覺有點問題。她回憶說，用字超出一個小學生的程度，可是故事內容卻只適合小學生閱讀。到開始做校對，女孩母親開始認真細琢女兒的小說，發現女兒用字的確太艱深，英文水平要達中學生程度，才看得明白，因此希望女兒修改。

這個母親的確很有見地。畢竟，她們的目標讀者是小學生。目標讀者不能讀得明白，小說又怎會有銷路？出版小說，不是寫日記，不是自娛的行為，那是寫給別人讀的。假如讀者讀得不明白，那個故事便是失敗。

明顯地，女孩母親不是香港的一般母親。香港的母親只會不斷在人前炫耀自己孩子厲害的地方。例如：多認識許多艱深詞語。

其實，能夠教才十二歲的女兒喜歡上英國作家PHILIPPA GREGORY，又怎會是一般母親？要知道，現在許多香港大學生都不能夠讀畢一冊英語暢銷小說，像《DA VINCI CODE》，更遑論講英國宮廷歷史的？PHILIPA GREGORY擅寫英國歷史小說。兩年前，那部由SCARLETT JOHANSSON和NATALIE PORTMAN主演的電影《THE OTHER BOLEYN GIRL》，便是改編自PHILIPPA GREGORY的同名小說。有時候，我會用「英國高陽」來形容這個女作家。因為跟高陽先生一樣，也是歷史小說比現代小說寫得精彩。

女孩子當然不喜歡母親的意見。CHRISTY對記者道：「我當時十萬個不願意。因為有些詞彙，真的很難改。例如我之前寫了fur，但後來我懂得用ermine來形容更名貴的毛，媽媽卻說這字程度太深，要我保留用fur。」始終，小孩子都是喜歡炫耀自己才華。

讀畢那篇訪問，我有點喜歡那個小女孩。不過，老實說，我不會對這個小女孩的首部作品有興趣。因為她的母親也說，故事內容只適合小學生閱讀。只是，我相信，有著這樣的母親，這個幸福的女孩子一定能夠有一番作為。

我期待讀這個孩子多點人生經歷後的作品。

早前在此間寫道，越來越喜歡金馬倫，因為他那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

有網友留言，用上了一個英文詞語，叫「NANNY STATE」。中文翻譯，可以作「褓姆國家」罷。

的而且確，「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就是為了防止國家變做一個「褓姆國家」。

什麼叫「NANNY STATE」？那就是一個嚕囌婆媽，怕這怕那，這要「加強預防」，那也要「採取措施」，凡事都要由政府照顧、保護、提醒的社會。那是一個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概念。大家都相信，那是由英國議員IAIN MACLEOD提出。他以為，政府時時要做褓姆，要假設國民都是低智商的小童，不提點這樣，不規勸那樣，就會有人投訴。

顯然，某程度上，「NANNY STATE」跟中國人說的「父母官」有著很多類似的地方。至少，兩者的基本立足點，都是永遠把統治的草民當小孩般看待。

早陣子，到那間跨國能源公司開過會後，在酒館裏跟愛爾蘭的朋友談到他們的安全政策。

那天，我們到達他們那個設計辦公室的時候﹐同事一泊好車﹐拔掉了車匙後﹐便立即有保安急步從室內跑出來﹐要我的同事再泊車一次﹐因為他停泊的方法不符合他們公司的安全要求。原來﹐這間跨國企業規定﹐所有車輛停泊的時候﹐都要用車尾先入的方法停泊﹐不能讓車頭先進車位裡面。

此外，那個保安也要求我和我的同事要扶著扶手才能走樓梯。

我明白，他們的生意裡面﹐有些範疇的確是很危險的。可是，他們注重工作安全的程度有點過了火。是完完全全的HEALTH AND SAFETY GOES CRAZY。

一邊笑著這間跨國能源公司，我也跟我的朋友談到香港。我說，他們實在要效法香港，在樓梯旁裝上播音器，不斷重復廣播，提醒人家要扶著扶手才能走樓梯。

朋友沒有來過香港，聽得有點不大明白。畢竟，我相信，全世界唯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才有那樣厲害的裝置。我便解釋道，如果有天你們乘飛機來到香港，在機場乘搭扶手電梯時，你們會首先聽到廣播的一個機械女聲，先以粵語提醒你「緊握扶手」，然後是用國語再講一次，最後是英語。才聽罷那個英文字「HANDRAIL」，你便又會再聽到機械女聲用粵語說「請緊握扶手」。如此重復下去。假如那家公司裝上這個裝置，便可以二十四小時每分每秒都可以叫人扶著扶手才能走樓梯，不怕因為保安一時躲懶，教公司惹上HEALTH AND SAFETY的官非。

這不是太煩擾罷？朋友臉露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聳一聳肩膀，有點無奈說，也許我們香港人都習慣了。好像乘搭地下鐵，一跳進車廂，便會聽到廣播說，車快開了，不知哪來的「嘟嘟嘟嘟」的關門示警。然後是「請小心車門」，是粵語、中國普通話、英文各述一次。當車快到下站了，便是「下一站，某某」，同樣以粵語、國語、英語各講一次。當車停定下來，開門，就是「請小心月台間之空隙」，當然也是粵語、國語、英語再講一次。當「嘟嘟嘟嘟」再次響起，門又關上了。初次來到倫敦，乘地鐵出機場，反而不習慣太過寧靜，還要勞神留心到了那一個站。

朋友呷了一口啤酒，笑道，人家說你把一個國家的公民當白癡，這個國家的人口，必定漸漸變成一個真白癡的民族。原來，千真萬確。

我笑著回答說，在愛爾蘭生活了四年，我認得英語世界裏有個字，叫做PATRONISING。

那個字表面是溫馨的善意，英國人說：小心，他其實以過份誇張的關懷，曲線在侮辱你，譬如，明明你四肢健全，走過馬路，他滿面堆笑地要攙扶你一把，這不是好心，他假設你老朽和虛弱，你不蠢，他把你當白癡，他才狡獪，這就是PATRONISING。

在電影《月光寶盒》裏，周星馳有這樣的一句對白：「假如硬要我在對你的愛加上一個限期，我要那是一萬年。」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終結的時候。也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限期。包括我們對一個人的愛。當我們不再愛那一個人，也就是那一個愛已經過期。當然，那個限期可長可短。一天、一年、十年、一萬年、十萬年、一億年、十億年。都是一個限期。

不過，我不同意電影裏的那個說法。因為我們對別人的愛的限期，不是我們後來加上去的；那個限期是早就存在，早在我們愛上那個別人之前。

那就像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一樣。

我們推著購物車在那長廊上走，左顧右望，滿眼所見，貨架上都是各式各樣的食物。那些食物上面都貼有一個標籤，標籤上面印上一個限期。理論上，過了限期，這件食物便會變壞，我們吃了便會生病。那些標籤都不是我們從貨架上拿下那件事物時，超級市場，又或者生產單位才派職員貼上。那些標籤早在我們走進超級市場前，早在那件食物離開出產地時，已經給貼上了。

那些食物就是我們對別人的愛。每件食物就是我們對一個人的愛。我們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也就是在人海裏尋覓一個伴侶。

我們當然不希望買一件過期的食物。我們當然希望買一件有著適合限期的食物。所謂的適合限期，在愛人這一方面，我想，那應該是越長越合適罷。

無疑，許多人都能夠找到一件有著適合自己限期的食物。可是，也總有些人老是尋覓無果。不是拿下一件過期的，便是選了一件離限期已經不遠的。結果，除非決定從此挨餓下去，過了一些時候，又要再走進超級市場，再次推著輛購物車，再一次去選購貨架上的食物。

拿下一件過期的，是因為自己不小心，一時大意疏忽，沒有留意限期。要知道，便不是刻意銷掉那些過了期限的食物，超級市場也會犯錯，忘記拋棄掉那些過期食物。

選了一件離限期已經不遠的，也是因為自己不小心，因為貪便宜，一時大意疏忽，沒有留意限期。要知道，為了賣得最多，賺得最多，超級市場老是會把那些快過期的食物，放到顯眼容易拿取的地方，又或者減價促銷。

所以，從貨架上拿下食物，放進購物車前，我們的確要檢視清楚標籤上那個限期。除了查看是否過期，我們也要想清楚那個限期是否適合自己。不好因為就手，不好因為價好，便編造故事起來，荒謬地強令自己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些食物的限期是可以更新。

任何事情，包括所有食物，都有一個限期。一個不可能更新的限期。一個只會隨著歲月飄走越來越接近的限期。假如我們如此草率魯莽，最終受害的都是自己。莫忘記，吃了過期變壞的食物，是會拉肚子生病。

在超級市場逛了一圈又一圈後，我想，我已經檢查清楚了我所選擇的。標籤上面印著的那個限期，就是一萬年。

希望林大小姐也有著相同的想法。

披頭四（THE BEATLES），是我首支認識的英國樂隊。

那全都因為在中學時候認識了一位好友。因為他很喜歡披頭四，在他影響底下，我也喜歡上了這隊來自利物浦的樂隊。其實不單止是我。周邊的朋友都開始喜歡上那支在我們還未出世時候成名的樂隊。

後來，我們湊上了四個人，模仿著披頭四，嘗試一下組織樂隊。我們叫自己做MOSQUITOES，仿佛蚊子跟甲蟲有點關連。

我們各自在披頭四四個成員裏找了一個模仿對象。那時候，雖然年少，也未曾認識林大小姐，沒有她經常在耳邊提醒，不過我也有自知之明，我這樣的長相當然不可能爭得到做JOHN，或者PAUL，所以我選了做RINGO。一個完全不懂打鼓，只懂得唱歌的RINGO。

每年音樂比賽，在舞臺上，我們都翻唱披頭四的名曲；在舞臺下，我們嘗試把披頭四的歌曲譜上新詞。

我們也學著披頭四唱片封套造型，拍過幾輯硬照。我們笑說，是為將來的唱片封套做準備。

只是，直到現在，我們第一首歌還未錄音得成。不過，我倒還記得，我們的第一首歌，就是改編《YELLOW SUBMARINE》的《YELLOW BUS WONG》。是我譜的詞。講一個姓黃的男生在學校讀黃色雜誌的經過。那時候，兒童雜誌《黃巴士》剛剛出版。記不得是誰的主意，在學校裏我們全班男生都借用了那個名字，統稱所有黃色雜誌做「黃巴士」。

綠洲樂隊（OASIS），則是我第二支喜歡的英國樂隊。

那是高考時候的事情。在家裏溫習得有點累，便跑出客廳，扭開電視看看。要知道考試時間的電視節目特別吸引。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我迷上了MTV臺。那時候，他們經常播放OASIS。開始喜歡上這支來自曼徹斯特的樂隊，是因為這一首歌。或者，是這一個音樂電視。



直到現在，我還很喜歡這一首歌。在愛爾蘭住所裏，電腦iTUNE便經常播放著。不過，話得說回頭，雖然老是聽著《DON’T LOOK BACK IN ANGER》，可是，我還是未成熟得到可以做到如此。

第三支喜歡的英國樂隊，是PULP。

那其實是跟綠洲樂隊同時候喜歡上的。也就是高考時候的事情。明顯地，是同樣原因。

是因為在MTV臺看到這一個音樂電視。

人越大，越喜歡辯論。因為我越來越相信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人家自三千年前古希臘開始的那一套：心中相信A，嘴巴從B的角度來否定A，明天又嘗試由C的論點質疑B，正來反去，在矛盾之中激發思考，我們才不會愚昧，才發掘得到智慧。

有時候，林大小姐會罵我傻，不過，我的確經常如此自我辯論。至少，在公司裏，每發一封信前，我都會從另一個角度，以至幾個角度，去挑戰自己在信裏面的觀點，直至再找不到給別人有機會反過來攻擊的詬病，才會在那條橫線上簽下我的名字。

我以為，邏輯思考是極度重要的事情。是人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所以，我經常跟林大小姐說，我也會如此去教我的孩子。我會不斷製造問題，要我的孩子去說服我。

也所以，我很怕要我的孩子在香港生活。

因為生活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越來越不懂得邏輯思考。有時候，他們以為是邏輯。看穿了，其實不過是一種偽辯，甚至是陶傑經常所言的強盜辯。

兩年前，當那位民建聯新星當眾叫人「TRY YOUR BREAST」後，有人如此替這位曾蔭權曾用上月薪七萬聘請的行政助理辯護道：「諸位有份加入嘲笑的朋友們，也不妨撫心自問：自己的英語發音又是否很到位呢？假如有一天在街上，有外籍遊客忽然走過來問路，你們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做到從容不迫，對答如流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這豈非五十步笑百步？」

現在香港社會裏，不是經常湧現類似的說話嗎？像「只管批評，從來沒有建設性建議」、像「你咁叻，不如你來做」等等。

這一種搶白，統統是名副其實的強盜邏輯。那天，陶傑已經清楚地講出了當中謬誤的地方：

首先：「有份嘲笑的，你們的英語是不是很到位？」這是一個「偽問題」。照這位先生的意思，政府醫院切錯了乳房，全香港的輿論也不應該責難：「有份抨擊醫生開錯刀的市民，如果今天叫你來操刀，你有沒有辦法保證你一定一刀到位呢？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最近，在雅虎香港讀到一篇刊登在《明報》的前香港足球先生譚兆偉專訪。他對記者說道：「現時足總選人偏重南華，差不多整隊港隊都南華球員，如果球員踢其他球會的話，即是沒有機會？」

我想，從前《明報》的記者不會不鞭撻這樣荒謬的說話。

假如我是那位記者的話，我會立即答道：「南華現在是香港球壇最頂尖的一隊球隊，已經連續贏了四屆聯賽冠軍，亞洲賽事也有很好的成績，香港隊球員大部分都是南華的球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當年東方雄霸香港足球的時候，香港隊大部分球員也都效力東方。難道挑選代表香港出外比賽，不應該挑選最好的嗎？難道挑選代表香港出外比賽，也要符合均衡參與這個原則嗎？」

可惜，在那句謬論後，那位記者只接下寫道：「不過，譚兆偉稱讚南華近年的包裝做得不錯。」完全沒有點出這位前香港足球先生說話不合邏輯的地方。

香港社會裏已經有太多這樣的強盜邏輯。做記者的，把守著那個關口，實在需要讓民眾明白什麼叫邏輯，不能只讓那些廢人的說話完全刊登了出來便算完事。我們的孩子經常讀著那些強盜邏輯，又怎可能不變得愚昧？又怎能發掘得到智慧？

早已得到許多警告。大家都說，這是一部賺人眼淚的電影。

《星期天泰晤士報》的影評便說：THE GREAT WEEPIE OF THE DECADE。

專欄作家LIBBY PVRVES寫道：那些大隻如牛的男人也要含淚離開電影院。

看過首映後，名嘴JONATHAN ROSS便在《泰晤士報》裏投訴道：「明知道自己這部電影會教許多人掉眼淚——不是眼濕濕，而是那種會讓成年男人尷尬的嚎啕大哭——便請不好做立體電影效果。假如真的要順應潮流，也請提供一些設有像車頭玻璃那條水撥的3D眼鏡。」原來，在電影中途，這位剛在其BBC最後一集清談節目裏訪問了成龍的名嘴，便除掉那副眼鏡不下四、五次。

到電影院去的時候，林大小姐已經提醒我多帶點紙巾入場。自小，我都是一個眼淺的男人。結果，在電影完結前，我的淚腺果然不受控制，眼淚如泉水般湧出來。我讓那些眼淚沿著我的臉龐流下。因為我沒有聽從林大小姐的提醒。其實，便是多帶了點紙巾入場也無補於事。的確，有點洶湧。難怪JONATHAN ROSS說「that can leave a middle-aged man both embarrassed and breathless」。（我知道。我知道。在上一段，我是刻意把MIDDLE-AGED MAN翻譯作成年男人。）

要不是片末的那些嬉笑片段，我必定邊哭著離開戲院。

這果然是THE GREAT WEEPIE OF THE DECADE。所以，我不是唯一一個看得哭起來的人。坐在我背後的那個男人，我聽到他在抽泣。又或者坐在我前面跟孩子一起來的那個父親，我看到他那雙哭得紅腫起來的眼睛。

談及的那部電影，當然就是《TOY STORY 3》。實在想不到在近十年還有那部電影可以稱得上「THE GREAT WEEPIE」。

自去年起，便一直在等候這部第三集。這是今年夏天值得期待的原因。

無可置疑，《TOY STORY》是我最喜歡的卡通。BUZZ LIGHTYEAR則是我最喜歡卡通人物。今年，我的母親還打算送一個巴斯光年玩具給她的成年兒子作生日禮物。當我有點哭笑不得的時候，母親道：「你可以留待以後跟你的孩子一起玩。」

我知道，許多父親家裏都珍藏著三集《教父》的影碟。我相信，我的孩子的父親未必會珍藏三集《教父》（只頭兩集而已），不過，他必定有全套《TOY STORY》影碟在家，好讓他能夠閒時跟孩子一起重溫。

只是，我不知道會否在孩子還小的時候便讓他看《TOY STORY 3》。

無疑，《TOY STORY 3》則是整個系列裏最精彩的。跟前兩集不一樣，這其實是一部給成年人欣賞關於兒童的電影。

正如少年人不會明白《暴風雨》，一個幸福的孩子怎會輕易明白《TOY STORY 3》裏面那種痛失之情？

最近，竟然迷上了《EASTENDERS》。下班後，一邊吃晚飯，一邊收看這一部英國廣播公司的長壽肥皂劇。曾經，我無法子投入此間的電視劇。是節奏太慢。是劇情老套。不過，經過了四年，我又怎能適應不來？

其實，曾經未能投入的，只是那些長壽肥皂劇而已。所謂長壽，是已經連續播放了超過二十年的意思。早陣子，《EASTENDERS》才現場直播地揭開誰是殺死其中一個主要角色的兇手，來慶祝二十五周年。

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電視劇，我喜歡的也不少。像《LITTLE BRITAIN》、像《YES MINISTER》。

《YES MINISTER》該是我最先接觸的英國廣播公司作品。喜歡上這套英國八十年代的電視劇﹐是大學畢業剛出來社會工作後的事情。是香港回歸初期的日子。那是這一套講及英國大臣跟公務員鬥法的喜劇。大臣JIM HACKER老是要扭盡六壬來應付公務員SIR HUMPHREY的官僚作風。

劇本寫得很出色。劇裏從來沒有指名道姓地講出是哪一個政黨執政、哪一個政黨在野。裏面永遠就只得執政黨、反對黨和公務員。因為無論是工黨上臺，還是保守黨入主唐寧街十號，劇中情節依然會無日無之地發生。記得戴卓爾夫人曾經說過，當躺在首相府裏的沙發上收看《YES MINISTER》，是她最輕鬆的時候。她說，一天辛勞之後，那是最好的減壓方法。

為了阻止大臣改革現行的官僚制度，為了繼續控制得了整個政府部門，SIR HUMPHREY經常振振有詞卻委與虛蛇﹐咬文嚼字卻不知所云﹐嚴重緊張的局面被巧言委曲說成若無其事﹐追究責任的情況也被敷推搪弄得查無實據。JIM HACKER卻因為初上任，在一切都不大熟悉底下，經常弄出笑話，經常給SIR HUMPHREY玩弄於手中。唯有後來上任久了，開始掌握得到方法，局面才有點扭轉。

最近，無意間讀了一個現實版的《YES MINISTER》式笑話。

九七年大選大勝後，工黨正式取代保守黨，上臺執政。搬進唐寧街十號後不久，貝利雅聽了一個由HOME OFFICE那些公務員主講關於其部門的演講。經過一輪報告後，那位公務員總結說，因為經濟環境富裕，這將會帶來較多罪案。因為都比以往更多東西偷。

聽後，新任首相貝利雅問道，那麼，假如英國突然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增呢？

那位公務員回答道，罪案當然會上升。因為那時候人們發覺自己需要犯罪來維持自己生活。

早陣子，想起大學時候的一課通識，憶起了黃文放先生。於是，便在互聯網上鍵入了這個前新華社的人的名字，希望重溫一下他的文字。結果，卻找到了這篇惦念文章。

黃文放逝世前的一個晚上，我和他一起吃醉貟。他跟我說：「民主黨不認識中國，對中國的批評，拔槍快，射不準。」這個比喻很有趣，大家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到香港大學聽放叔的一個講座。在此之前，他三番四次打電話約我，「你一定要來，我的演說有著中英談判的內幕，從中讓你知道中國收回香港，決策背後的考慮和思量」。

講座共有兩節，我只去了一節，放叔就離開了，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課。不過，在我來說，他的觀點是耳熟能詳，然而，每一回見到放叔，他都有新鮮故事，很是熱鬧，有時也令人深思。

他經常對我說：「為什麼你們只批評中國，難道中國真的一無是處？」當然不是。民主派也是愛國的，愛之深，責之切而已。其實，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走向開放，走向富強，又有誰不認同呢？難道我們希望中國繼續過去那封閉和貧窮的歲月麼？

然而，我和放叔最大的分歧是六四。他希望民主黨能放下六四的包袱。這一點，我實在做不到。如果民主黨仍然有著可貴的地方，就在乎它的信念和堅持。六四是大是大非，豈能含糊？豈能放棄？

但我將永遠懷念放叔，他的幽默、坦誠、親切和開放，使我們無拘無束地暢論國家大事，那些日子實在令人懷念。如今，放叔已去了，民主派失去了一個真誠的朋友，一個使人如沐春風的長者。

作者是誰，倒不大清楚。該是一個傳媒人。一個依然有理想的傳媒人。

黃文放辭世已經許多年。這篇文章似乎也是許多年前寫成。因為裏面有這樣的一句：「如果民主黨仍然有著可貴的地方，就在乎它的信念和堅持。」

我常說道，假如你投訴英國的火車服務差，你肯定未到過愛爾蘭。

在英國，至少，火車還算是四通八達，我們可以依賴火車到許多地方去。周末時候，球迷就是如此追隨球隊到其他球場去。那位六十一號座位先生便經常跟人介紹乘火車周游英國、蘇格蘭和威爾斯。不單止那些大城市，許多城鎮，以至鄉村，都有火車到達。

在愛爾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暢遊這一個在英國西邊的島國，實在不能不自行駕車。因為許多有旅遊價值的地方，都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從首都都柏林出發勉強還能到達許多大城鎮。只是，要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那就是問題。

早陣子，跟朋友聊天，談到火車。他問我，要排名次的話，我會放愛爾蘭火車服務在哪個位置。

朋友是愛爾蘭人。在人家面前，總要給點面子罷？正苦惱該如何禮貌地回答，可能見我臉有難色，朋友笑道，我當然不是要你跟那些先進地方比較。像日本和德國。這樣比較，對我們有點不公平。

天！聽到朋友這句說話，我更加不知道如何才能很禮貌地回答。我確實曾想過用上香港、日本和德國的火車服務來跟愛爾蘭的比較。當然，這個島國會包尾。不過，那是跟世界上最好的比較，包尾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會教人很失望。只是，當跟那些落後地方相比，愛爾蘭的火車服務還大有不如，那就很傷人的心。

我也不能想得太久。因為這樣出來的答案會很假。

於是，我決定老實地講出我心裏所想。

我說，愛爾蘭政府還要投資很多很多，方能叫這個國家的火車服務變得合格。大問題是，火車根本不方便，去不了很多地方。太多城鎮沒有火車站。可是，如此去不了許多地方的火車服務，依然經常不準時，那也是教人很失望罷。有著這樣的服務，怎能要人保護環境，少點駕車？

也記起上月到英國PEAK DISTRICT旅行。人家旅遊局是這樣寫的：要欣賞這兒美麗的景色，最好方法就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愛爾蘭的郊外景色都很美麗。未知道何時也能夠跟旅客講這樣的一句說話呢？

去年二月，我們跟同市死敵利物浦接連在聯賽和足總杯裏碰頭。頭兩場比賽我們都戰成平手，勝負未分。到了第三場，重返葛迪臣球場，愛華頓終於不負我們所望，擊敗了那支穿紅色球衣的球隊，在足總杯晉級另一圈。

因為是足總杯重賽，安排了在平日夜晚舉行，所以，沒有相約我那幾個支持利物浦的朋友一起出來看球賽——我是很有信心能夠在他們面前示威一下。始終，第二天還要上班，大家都不大希望太晚回家休息。於是，吃過晚飯後，便獨自走到住所附件的那家酒館觀看球賽直播。

當我們在加時一百一十八分鐘，射入奠定勝利的一球後，我給我那些支持利物浦的朋友發了一個短訊：一個新星誕生了。我知道，他們都在不同地方觀看著那場比賽。

今年二月，我們在聯賽給安排要連續跟聯賽榜頭兩名比賽。我們後來居上擊敗了從倫敦北上的車路士後，然後便迎戰到訪的曼聯。

跟對車路士那場比賽一樣，我們也是在上半場十來分鐘便先給對手射入一球；跟對車路士那場比賽一樣，我們也是在上半場已經扳成平手，是1-1完半場。

到了下半場，我們調入兩名年青球員。結果，我們就憑這兩名年輕球員的入球，3-1擊退那支上屆冠軍。

明顯地，這兩個球員都成為了新一代愛華頓球星。

其中一個，在曼聯、車路士等球會爭相羅致的消息底下，跟愛華頓續了約。他跟記者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開，因為這是最適合我的球會。他就是JACK RODWELL。上次到葛迪臣球場現場觀看球賽，便得到他在其首次接受《泰晤士報》訪問的報導上簽了名。拿著那張剪報，我跟朋友說道，那是未來英國國家隊隊長在一篇我很深愛的訪問裏的親筆簽名。我知道，我將要裱起掛在牆上。

在訪問裏，這位才滿十八歲的球員跟記者提到那些考進了大學的朋友。他說，他很明白，有些事情他是無論如何都幹不來。就是這種LEVEL-HEADED的性格，教我喜歡上了這一個小伙子。

談到自己的性格，JACK RODWELL說道，這可能是我的家教關系。我知道，許多年輕球員都不是這樣子——這當然不代表是一件壞事，只不過我們的長大環境不相同而已。在我的家庭裏，我要經常清楚認識自己，同時候，也要保存謙虛學習之心。

現在重讀那篇訪問，JACK當然知道許多年輕球員都不清楚認識自己，也沒有一點謙虛學習之心。因為其中一個，就是跟他一起在對曼聯那場比賽下半場上陣後入球的那個年青球員。也就是在一年前，射破利物浦的那一個所謂新星——我是錯看了。

那一位才二十歲的球員竟然利用球會的行政錯誤，未有在限期前把早前跟他傾談妥當的口頭合約變成白紙黑字，上書超級聯賽總會，要求推翻那個口頭合約，好讓自己離開，變成自由身的球員，可以隨自己心意跟其他球會相談合作。因為那些球會不用支付轉會費給愛華頓，給予這一個年輕球員的條件自然可以比較好。

要培養一個年青有為的孩子，家教是如何的重要。

我越來越喜歡金馬倫。因為我很同意他那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理念。在他領導下的英國，越來越適合人類居住。雖然在這個非常時候，那些稅項實在有點駭人。不過，有著一個叫人如此興奮的政府，多交點稅也是值得的。面對一個會屠殺自己人民的政府，我是連一仙也不願意給他們。

所謂「小政府、大社會」，就是政府不會事事都管，許多時候，政府都是站在幕後，讓市民隨自己所想，任由市民自己發揮，去管理自己身邊的一切事情。只有在非常時候，政府才會站出來，去排解糾紛，做一個公證人，去撥開煙幕，引出一個清晰方向。

要知道，市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政府不過是市民欽點出來，替自己管理一些公家事情而已。

從來，我都相信「小政府、大社會」。

金馬倫上任後不久，湖區發生連環槍殺事件。兇徒執著自家擁有的槍械，駕著車任意對路上行人開槍。事發後，當然有人要求政府加強對擁有槍械的管制。金馬倫回應道，無疑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不過，我得說，我們國家對擁有槍械的管制已經十分嚴格。我們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個精神錯亂的人，浪費時間去檢討現有管制，浪費時間去研究如何加強管制。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最近，金馬倫政府宣布將要取消所有食物的有限售賣（或展示）日期標籤。那即表示，以後在英國出售的食物，將不會再有售賣限期，或者展示限期。其目的，就是要減少浪費食物。因為許多掉進垃圾筒的過期食物其實還很安全食用。調查顯示，每年英國人拋掉接近七百萬噸沒有變質、依然可以食用的食物。政府相信，市民應該重新運用古老方法去斷定食物究竟有沒有變壞，不應該過份依賴那些標籤。那些古老方法，就是我們的視覺、臭覺和味覺。只要我們重拾那些與生俱來的本領，一個安全使用日期實在已經非常足夠。

早陣子，在雅虎香港讀了一件消息。那位喜歡搓人家胸口的立法會議員，大聲「建議政府設立一條樹木辦的通報專線以統一收集病樹情報、於十八區設立『一區一樹隊』以精簡及統籌相關人手、盡快為全港樹木進行第二輪檢查，及盡快公布早前指有2000棵病樹的名單，希望令民眾『不立於危樹之下』」。

我知道早前有人因為公園塌樹給壓死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對公眾說，風雨導致樹木倒塌難以避免。這番言論給人批評為涼薄。遭人如此批評，政府立即改口風，講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說話：「唐司長對沙田圓洲角公園被塌樹壓死一名男子表示十分難過，司長有關打風落雨會塌樹的言論，是對樹木管理理工作所面對實際情況的一種表述，絕對不是針對有關個案。」

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做事便是如此艱難。只要民間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教政府成為驚弓之鳥。什麼事情也做不來。做什麼都要隨風擺柳。最悲哀的，還是要給那些不學無術的笨蛋指指點點。

老實說，塌樹壓死人跟連環槍殺事件，其實都是一樣。一個有自信的政府就會說，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不過，我得說，我們已經很完善地檢查樹木健康。我們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場暴風雨，浪費時間。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政府決定不立即普選特首，害了的其實是自己。

做了《泰晤士報》讀者超過四年，有些記者的文章我是必讀的。因為我喜歡他們的文字，也喜歡他們的報導手法。BEN MACINTYRE是其中一個。

早陣子，前貝理雅的政治化妝師ALASTAIR CAMPBELL出版了新一冊唐寧街歲月日記。裏面有篇寫在英國九七年大選前夕。貝理雅飛往愛丁堡拉票。同行當然少不免有記者。畢竟，那時候，大家都幾乎能夠肯定貝理雅將會成為新一任首相。ALASTAIR CAMPBELL在那篇日記裏寫道：I didn't take to many of them, but Ben Macintyre was there for The Times. The Guardian and Indy had wankers on board. 可見，這位《泰晤士報》記者的地位。

早前，逛書店，無意間碰上了BEN MACINTYRE一部作品。是一部關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候英國一名雙重間諜的傳記。叫《AGENT ZIGZAG》。都說我本來就喜歡BEN MACINTYRE的文章，加上勒卡雷（JOHN LE CARRÉ）大讃一句「SUPERB」，我實在忍不了手不買下來。要知道，許多人都認同，勒卡雷是英語世界裏最出色的一個特務小說作家。

才開始墮進二次大戰的世界裏頭，國際上便發生了俄羅斯特務遭美國逮捕的新聞。碰巧那名漂亮女特務也是姓CHAPMAN。《AGENT ZIGZAG》記述的那個特務也有著同樣一個姓氏。起初，從報紙裏讀到那個姓氏的時候，我還傻傻地以為他們有點關連。

翻看著那部雙重間諜傳記，讀到了一個關於《泰晤士報》的小故事。

為了要讓德國方面相信那個雙重間諜依然為他們工作，英國情報機關故意弄假地教一家兵工廠發生爆炸。所謂「弄假」，就是說那家兵工廠其實并沒有受到破壞，生產線繼續生產那些教德軍頭痛不堪的小型木製戰機，一切爆炸都是化妝出來。那位雙重間諜收到德軍給予的任務，就是去破壞那家兵工廠。

一切化妝工作都準備就緒後，英國情報機關便聯絡《泰晤士報》，希望他們同意報導這一件事情。聯絡《泰晤士報》，因為他們知道德軍特務組織頭目習慣讀那份歷史悠久報紙來了解和認識英國。

無疑，那是國家存亡攸關的事情。英國希望利用那名德國間諜，反滲入德軍裏面，為英國提供德國的情報。所以，他們希望德國能夠完全信任那名間諜。「破壞那家兵工廠」就是一件可以教德國完全信任那名間諜的事情。

在這樣的關頭底下，《泰晤士報》拒絕了英國情報機關的要求。那時候，報紙的總編輯是ROBERT BARRINGTON-WARD。他對自己國家的情報機關說，他也希望能夠幫得上忙。只是，要他在《泰晤士報》登上一段假新聞，不單止會破壞《泰晤士報》的聲譽，也違背了他們辦報的宗旨。 他實在不能夠同意在自己編輯的報紙上，刊登一宗他自己也不相信是真實的新聞。

一份報紙的公信力便是這樣得來。一份報紙為什麼會得到全世界尊重，這就是原因。

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要經常無懼。

我常以為，自那天我們上書中南海，要求人大釋法，來解決港人內地出生子女居港權的問題，一國兩制便正式宣布失敗。所以，我從來不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搞跨了這一隻曾經懂得生金蛋的雞。香港之死，其實是自殺。是我們首先破壞一國兩制。要知道，沒有了一國兩制，我們不過是一個中國沿海城市。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曾經有著光輝歷史的中國沿海城市。

想起人大首次釋法，因為英國法庭最近的一個裁決。

早陣子，是工黨還在執政的時候，一個喀麥隆男人和一個伊朗男人不約而同地以其性取向，跟英國政府申請為難民。他們說，因為他們是同性戀，他們的生命在其原居國家會受到威脅。當時英國政府否決了他們的申請，并要遞解他們出境。政府的理據為，假如在其國家同性戀者的生命會受到威脅，他們應該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不讓其他人知曉。

那兩個同性戀者不服，訴諸法庭。最後，高等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認為，這樣的難民申請，只要查證屬正確，都要得到批準，英國政府不能遞解他們出境。

在判詞裏，法官寫道，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跟異性戀者的基本人權，都要得到保護。要一個同性戀者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假裝自己是異性戀者，都是違反基本人權的事情。也是違法。因為在1951年定下的難民條約說明，每個申請成為難民的人，都要給確保能夠公開地自由生活。當然，也就包括同性戀者。

這個判決當然引起民間很大回響。莫忘記，今年大選的時候，移民政策就是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社會普遍同意要控制移民到英國的人。明顯地，控制就是大幅減少的意思。尤其是那些來自非歐盟國家的人。假如會因為性取向教生命受到威脅，那個國家都不會是歐盟成員。

有人高呼道，這個法庭判決會替英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我們將會成為同性戀者天堂。只要證明得了自己是同性戀者，那些來自同性戀乃非法行為的國家的人便可以大量來到英國。我們的社會容納不了突如其來這麼多的人。

這樣的說話，是多麼的似曾相識。那年，當香港終審庭判決所有港人內地出生子女都自動擁有居港權後，市面不就是充斥著這樣類似的說話嗎？

保守黨從來都很反對大量移民到英國。不過，知道法庭這一個判決後，金馬倫內閣成員竟然跟記者道，政府很歡迎法庭的裁決，因為遞解那些同性戀者出境，并期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都是不能接受的。然後，便列出入境人員會如何調查這些難民申請。

一個法治文明社會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無疑，法庭的判決可能會替社會帶來很大問題，不過，只要法庭是按照列明的法律來判決，我們都要尊重。會引起巨大問題，便引起巨大問題，我們勇敢面對去解決那個巨大問題便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庭會公平判決每一個訴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庭是按照法律來判決，不會衡量過後果後才做寫判詞。因為唯有這樣，社會上每一個公民才能夠得到法律保護。

在一個社會裏，不是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得到法律保護，那才是一個大問題。一個比其他問題都要大很多的問題。一個不能解決得了的問題。

中國人有句說話：勝不驕。

才短短三個字。不過，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尤其是贏得一個又一個冠軍後。可是，我們的確要不讓勝利沖昏頭腦，才能繼續贏得一個又一個冠軍。

贏得今年法國公開賽後，拿度再次取代了費達拿，成為世界第一。月初在英國贏得今年溫布頓男子單打冠軍後，大家開始同意，這一次，拿度是真真正正的世界第一了。兩年前，當這位西班牙網球員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大家，甚至他自己，都同意這是從費達拿手上借來的，遲早要還。這一次，似乎連費達拿都要承認自己可能在不可以成為世界第一。

因為在倫敦比賽，當然要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況且，拿度跟這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交情實在不淺。他不時替《泰晤士報》寫專欄。

記者開門見山地要這位世界第一談談勝利感受。如何做到勝不驕。

拿度答道，贏得冠軍當然教人很興奮。尤其贏得一個夢寐以求的錦標。不過，無論贏得如何漂亮，那也不過是一次冠軍罷了。不足以讓自己成為一個成功的網球員。假如你讓勝利沖昏頭腦，以為自己比任何球員都要優勝，你將會失敗收場。首先，你會失去大眾支持。沒有人會喜歡自以為是、目中無人的人。便是你的球技如何出眾，也贏不了觀眾的心。此外，教自己相信自己如何厲害，只會害了下次贏得冠軍的機會。贏得冠軍，要集許多因素。自己在一個錦標賽出色的表現不過其一。那還有其他對手的表現。和比賽環境。不理會其他因素，只自以為是，只會讓自己不能充足準備去贏下一次冠軍。

接著，記者問拿度如何做到勝不驕。

這位世界第一說，這其實跟做人一樣。首先要公開親切地恭喜對手，同時私底下找出對方的弱點，好讓自己能夠好好發揮自己的優點。然後，勤力地練習。當然，也要顧及那些外在因素。不斷反覆練習，直至那些曾經會影響自己表現的問題再不是一個問題。要有決心。要告訴自己成功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終點。

我為什麼喜歡拿度？這就是原因。

原來，已經五十年。果然，時光飛逝。

五十年前，法國的電影院正式上映《斷了氣》（原名為À Bout De Souffle，英譯則為Breathless）。那是高達的首部電影。在電影歷史裏，他們叫那是法國新浪潮的開始。



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一個壞男人決定從馬賽返回巴黎，希望跟欠他債的人討回那一筆錢後，便和他那心愛的女人往意大利渡假。在回法國首都途中，因為駕駛的車乃是偷來，遭到警察追捕，那個男人便殺了其中一個警察。返到巴黎後，一邊逃避警察，一邊說服那個到法國留學的美國女生跟他一起去意大利。最後，那個女生出賣了他，供了他藏身地點予警方。逃走時，那個男生也就給警察開槍幹掉。

早便聽說過這部黑白電影，可惜，老是沒有機會欣賞。還是去年此間的電影中心舉辦了一個法國新浪潮電影節，我才終於可以一嘗心願。

結果，愛上了這部電影。當然，也愛上了電影裏的那位女主角JEAN SEBERG。這都不是很意外的事情罷？我想，沒有人看過這部高達的處女作後，不愛上這部電影？不愛上JEAN SEBERG？

十月尾的銀行假期，重遊花都。經過一間賣電影劇照的小店，便買下店裏所有《斷了氣》的劇照和一張電影海報。也到了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去拜祭一下JEAN SEBERG。

本來也打算帶回一張影碟回都柏林。可是，因為沒有英文字幕，唯有作罷。幸好，幾個星期前，此間HMV減價，一張《斷了氣》的DVD不過五塊。於是，幾個星期後，我已經重溫了這部電影兩遍。從來，碰上我喜歡的電影，我會百看不厭。像《AN EDUCATION》。

為了慶祝其五十周年紀念，英國和愛爾蘭的電影院決定重新播放這部電影。九月的時候，BLU-RAY版的影碟會在市面出現。

在倫敦，他們還會舉行一個《斷了氣》劇照展覽。舉行地點是JAMES HYMAN GALLERY。在裁縫街SAVILLE ROW附近。碰巧周末會到英國首都看音樂劇《WICKED》，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劇照展覽。

我很怕欠了別人。我情願別人欠我，也不要自己欠了別人。

這是我的家教。

因此，從第一天在社會打滾開始，我至少會早半個小時返到公司，開始工作。上班時間，跟同事閒聊，我會覺得有點不自在。人家給錢予我，要我幫忙替他辦事，我一定要他心甘情願地給我我所要的價錢，我不會要他覺得我有一絲不值那個價錢的地方。合約上列明的工作時間，從來，我都只會做多。我是把人家給我的工作當作自己的生命看待——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到最好，做到最多。

我不要欠別人。

早陣子，到了愛爾蘭西部的一個叫INISHMORE的離島渡周末。INISHMORE，是愛爾蘭語，最大的島的意思。

是星期天。吃過B&B提供的早餐後，趁上船離開前的一段空檔，走了出去閒逛。才一個小時多的時間，我們都沒有打算走得遠。只在B&B附近的地方走走而已。在這一個離島，沒有自行車的話，根本不能走遠。的確有點大。大概14公里乘3.8公里。島上就只有居民自己可以駕車。除了自行車外，要找代步的，遊客還可以乘馬車。

我們隨意在田野間閒逛。突然，遇上一輛馬車。司機是準備到碼頭兜生意罷。見到我們二人漫無目的地遊走，便停下來，提議帶我們到島的另一邊去。馬車來回一個小時。因為時候還早，他願意減價。才二十五塊兩個人。

一來我們沒有到過那一邊去，二來我也想試試在田野間乘馬車的滋味，於是，便跳了上車。

一個小時後，馬車司機送了我們回B&B。因為身上沒有足夠硬幣，也沒有一張五塊紙幣，便遞上三十塊予那位司機。可是，那位司機竟然說沒有帶上零錢開工，沒法子找贖。

那麼，五十塊呢？

更加不可能。

似乎，他要不是真的沒有帶上任何歐羅在身，就是打算騙我五塊。可是，因為要趕船離開，我也不好跟他理論。很不願意地說服得了自己把那五塊當作打賞。

也許，因為看到我一臉不滿，那位司機提議送我們到碼頭。他說，「我也要去碼頭，正好順路。」仿佛是給我們好處似的。

既然打賞了五塊，我當然接受他這番好意。便著他在門外等候。

回到房間，收拾好一切後，竟然給我們連毫子在內湊得到五塊。立即走出B&B，那位司機正想幫我們安放行李，我便遞上那堆硬幣說：「太麻煩你了。不用客氣。這兒是五塊。方便你跟其他客人找贖。」他有點愕然。點算了一會兒後，很不情願地給回那張十塊給我。

把錢放回錢包後，我便轉身拖著行李離開。那位司機在背後嚷道：「我也可以送你到碼頭啊！」

我只顧一直走，沒有回轉過頭，答道：「多謝。真的不用了。我們想走走。」

我不要欠別人。

那天，在住所裏重溫了一遍林海峰的一場棟篤笑。裏面有這樣的一句：「每個老板都只關心員工上班時間：已經是九點零一分，你已經遲到了一分鐘。他們不會緊張員工幾點下班。你幾時見過有老板會說：『五點半啦！趕快走罷！』？」

我見過。

因為我那位上司就是這樣的人。

許多遍，當她離開公司的時候，看到我還在努力工作，她會跟我說，趕快下班罷！我們的生命不單單只得工作。我們不是為工作而活，我們只是為活而工作。

當然，我沒有聽從這一位公司董事的說話。畢竟，我是一個香港人。我曉得，上司的話不能盡信。尤其是那些很中聽的。要知道，在這個現實社會裏頭，上司的讃賞和愛護，應該表現在那張糧單上，不該來自口裏。工作，就是工作。況且，我再不是一個剛從象牙塔走出來的小伙子——我同意，一個方出社會打滾的，為了多學一點，不應該只計較薪金。

不過，我也不是每次都不聽從。

每次星期五下班乘飛機到倫敦的時候，我都會很聽從她叫我速速離開公司的命令。

到倫敦去，許多時候，我都選擇七點鐘那一班飛機。因為從機場出來，到達英國首都中心，還是九時許。

要乘七時起飛的那班飛機，比正式下班時候早半個小時——即五點鐘——離開便成。從公司到機場，火車加上巴士，才個多小時車程。只是，每一次，我那位上司一過四時一刻便會著我離開。她比我更害怕我會錯過我的飛機。因此，每一次，我都有點難為情地在四時半便關掉電腦，離開公司，前往機場。不過，話得說回來，我每天都早半個小時返到公司，開始工作。合約上的工作時間，從來，我都只會做多。

當然，我不是在投訴。我這一個打工的，怎麼可能會投訴這樣的事情？我只是說，這個世界的確有老板關心員工幾點下班而已。

的確僅此而已。

英國今年大選後，沒有一個政黨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最後，自由民主黨決定支持保守黨。兩個本來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政黨一起合組政府。要知道，保守黨是一個偏右的政黨，自由民主黨則是偏左。

所以，從前兩個政黨互相攻擊，實在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其實，兩個理念不相同的政黨不互相攻擊，才是意外的事情啊！不單只意外，而且恐怖。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需要的不是大家想法一致；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需要的是不同意見互相摩擦。

那天，是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合組政府後，兩個黨魁首次會見記者。

有記者來了一個大整蠱，在發問時間，問了一個可能會教新任首相金馬倫很尷尬的問題。一個甚至乎會影響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合作的問題。

那位記者問道：「首相先生，你現在是否有點後悔曾經說過，NICK CLEGG是你最喜歡的一個大笑話？」

在遠東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假如有記者膽敢如此放肆，他必定會給當權派批評為「破壞社會和諧的人」。兩個政黨才剛正式宣布破天荒合作，這個記者竟然翻起舊賬，挑起兩黨黨魁不和。那些地產商必定立即抽起刊登在那份報紙的所有廣告，以懲罰這個口不擇言的記者。

不過，這兒是英國。

聽了這個問題，自由民主黨黨魁NICK CLEGG立即轉過臉，望著金馬倫，問道：「你這樣講過？」

金馬倫低下頭，望著自己的那雙皮鞋，承認道：「我的確講過。」

NICK CLEGG便轉身，裝作離開記者招待會。金馬倫立即道：

Come back!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hings we said thrown back at us. There's a serious point in this.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next five years finding Lib Dem politicians who slightly disagree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bout a slightly nuanced policy, you can find lots. But we're looking at bigger picture. If it means swallowing some humble pie and eating some of your words, I can't think of a more excellent diet with which to provide the country with good government. (曾想過翻譯這段說話，只是譯來譯去都不甚滿意，故唯有原文抄錄在此。)



雖說全世界政治人才凋零，因此才不斷有年輕小伙子贏得選舉，領導國家。不過，聽畢這個百年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的說話，人家便是差，也比我們的強許多倍。

竟然真的給那隻八爪魚再次猜中。

德國敗給西班牙後，世界杯終於再次有一個新的冠軍。這兒「新的冠軍」的意思，就是一個歷史上首次成為世界杯冠軍的國家。因為西班牙在決賽面對的是荷蘭。也是從來未曾染指過世界杯。說來也奇怪，今屆決賽的兩個國家在足球歷史上都只曾贏過一個冠軍。都是歐洲國家杯。荷蘭在1988年贏得國家歷史上唯一一個足球冠軍，西班牙則是在兩年前。

德國敗陣後，今屆我希望能夠贏得冠軍的球隊正式全部出局。（其實才得兩隊。美國、南韓、日本都不能算作可以贏得冠軍的材料罷？巴西出局後，我喜歡上德國那些年青人。我跟林大小姐說，這一隊德國很有下屆愛華頓的影子。直至現在為止，愛華頓簽下的新球員都是年青的——我算那個二十八歲才首次在頂級聯賽比賽的也屬年青球員。我經常想像他們會一鳴驚人。）

要我在荷蘭跟西班牙兩隊選一，我會選荷蘭。至少，我曾經追捧過他們。那是三劍俠的時代。也就是1988年。還不好忘記，他們陣中有一個效力愛華頓。況且，在葡萄牙以外，西班牙就是另一隊很討我厭的熱門球隊。

談到西班牙，有件事情其實自世界杯開始便想重提一下，可老是苦無機會。也經常忘掉。

說是「重提」，因為三年前，我曾在這兒寫過一遍。

要「重提」，因為我終於記得留意。

當然，看過六場西班牙的比賽後，你也可能已經發覺了。

跟所有大型比賽一樣，世界杯比賽開始前﹐球場裡面都會奏起兩個比賽國家的國歌。很多時候﹐球員都會跟著旋律唱起來。

不過，當西班牙國家隊比賽前﹐你是總不可能發現他們會唱出自己國家的國歌。正選的球員只是靜靜的站在球場上。後備的球員和教練也只是靜靜的站在後備席那兒。也許﹐你會聽到觀眾席上有西班牙球迷唱歌﹐可是，只要你細心留意﹐他們其實也只不過胡亂地按著旋律﹐發著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CHUNDA、CHUNDA、TACHUNDA、CHUNDA」。

因為沒有一個西班牙人懂得唱自己的國歌。因為西班牙國歌ROYAL MARCH是沒有歌詞的。

這個講法其實有點不妥當。

在1931年前﹐當國王阿方素十三世還在位的時候﹐西班牙國歌是有歌詞的。在獨裁者法蘭高將軍執政的四十年﹐西班牙國歌也是有歌詞的。雖然跟之前的那一首完全不同。不過﹐隨著法蘭高將軍給長埋地下﹐西班牙國歌的歌詞也給埋藏在一個再沒有人找到﹑也沒有人願意找的地方。現代的民選西班牙政府當然曉得這裡面的尷尬。曾多翻請人填起新詞來。只是﹐直至現在﹐西班牙人依然未能一致同意國歌裡面的歌詞。

假如你不相信，星期天的決賽，你可以留意一下。

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當然會為英國首相製造蠟像。畢竟，在君主立憲底下，他雖不是國家元首，倒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理論上，英國還是英女皇的國家，可實際上，一切都是由首相決定。

早陣子，蠟像館終於完成了金馬倫的蠟像，公開展出。

展出首天，蠟像館邀請了首相夫人出席。

望著身旁那個丈夫蠟像，金馬倫夫人笑道：「的確是鬼斧神工。的確很相像。真的一樣。孩子見了，必定很興奮。」

在眾多記者要求底下，首相夫人始終不肯吻一下那個蠟像，只同意跟蠟像合照。她怕唇膏會破壞了蠟像館的出色手藝，也不希望在這個金馬倫蠟像留下一個唇膏印。也許，她也怕其他遊客會有樣學樣，跑去親吻蠟像。她應該讀了早前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討論這幾年一窩蜂出外旅遊的中國大陸人對世界的影響。

原來，製造這個金馬倫蠟像，花上了蠟像館師傅四個月時間。

四個月？

那麼，在白高墩宣布大選前，蠟像館已經開始製造蠟像了。我想，那時候，蠟像館都有為三大政黨黨魁度身罷。即包括白高墩。

需要為白高墩度身嗎？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不是會為每個英國首相都製造一個蠟像嗎？白高墩是上任首相啊！

不過，假如你細心逛逛，你會發現在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裏，從來沒有擺放過那個蘇格蘭人的蠟像。

是歧視蘇格蘭人嗎？

的確是歧視。不過，當然不是歧視蘇格蘭人。那是歧視那些不是由選民選出來的首相而已；那是歧視那些沒有經過大選洗禮的首相而已。

不是由選民選擇的首相，沒有給蠟像館塑造蠟像這樣的一個權利。便是如此簡單。

上星期天，沒有世界杯比賽關系，跑了到電影院，看了一部很輕鬆的法國愛情小品《L'arnacoeur》。英文翻譯為《Heartbreaker》。影評說，比荷里活的那些好看得多，難怪在法國大收特收。

故事橋段其實很老土。所謂的HEARTBREAKER是一個以破壞情侶為職業的人。破壞的方法就是教那個女生愛上自己。當那個女生愛上了那個HEARTBREAKER，她便會發覺身邊原來的那個他實在很不堪。那個叫ALEX的HEARTBREAKER有句口頭禪：I open a woman’s eyes, not her legs。他不會跟那些女生發生關系。他也不會破壞那些很幸福、很快樂的情侶。他只會教那些不曉得自己拍拖拍得很快樂的女生明白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好男人。有天，負債累累的ALEX給一個父親聘請去阻止女兒跟一個自己不喜歡的男生結婚。只是，他發現，這一次有點難度。因為那對情侶似乎真的很愛對方。

老實說，故事發展如何，大家未入電影院也能猜得八九。正如《泰晤士報》所言，這是一部不用帶腦看的電影。

不過，我的確看得很開心。我知道，在那一百分鐘裏，電影院裏就充滿著我的大笑聲。從來，看喜劇，我都不會吝惜我的笑聲。無論是在哪兒觀看。在住所裏、在電影院裏、或者在飛機上。

這是法國的預告片。


這則是英國的預告片。


明顯地，為了吸引觀眾，在英國播放的預告片刻意把重點放在電影裏那些模仿《DIRTY DANCING》的片段。也用上了男女主角在車上唱GEORGE MICHAEL的《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那一幕。畢竟，要用上大家熟悉的事物方能吸引大家的注意。

所以，我想，我喜歡這部電影，或多或少是因為電影把《DIRTY DANCING》奉作男女主角結合的催化劑。

一年前，我跟林大小姐在倫敦看了一場《DIRTY DANCING》舞臺版。那是我們首次一起欣賞的音樂劇。

去年聖誕，如常返了香港渡假。印象中，除了兩年前跟家人一起到了奧蘭多和紐約外，每一個紀念耶穌降生的日子，我都在我自己的出生地渡過。

當然，少不免到一些新建成的地方逛逛。

一天，我便跟父母到了HULLET HOUSE去。那是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所謂活化古跡的罕見例子。她的前身為水警總部。在保存下來的那個維多利亞式建築裏，發展商變出了一間酒店和幾間餐廳。

因為父親還未離開公司，我跟母親便到那幾間餐廳門外走走，看看他們的餐牌。我們打算在那兒吃頓下午茶。在那古色古香的英國氛圍底下，蠻有風味似的。畢竟，在香港，除了往自己的記憶裏找，已經很難尋回一點英國殖民地的色彩。

有一家餐廳，叫ST GEORGE。不過，門外、牆上都沒有掛上一面英國白底紅色十字旗。侍應都忙於整理餐廳佈置和餐桌擺設。明顯地，晚上有人會在那兒擺喜酒。他們是不可能招呼我們下午茶的了。只是，既然來到，也不妨翻翻餐牌，看看他們供應什麼菜式。當然，還要查看一下價錢。

果然不菲。一道主菜動輒四、五十歐羅。因為在歐洲生活了超過四年，對於價錢，我是需要把它化為歐羅，才能衡量孰貴孰廉。

正要細看一下會有什麼貨色，餐廳經理便走了出來。他跟我們道：「這個餐牌過了今天後便會轉換。」

我環顧一下餐廳周圍，道：「似乎，今天晚上你們也不會有晚市。」

「對！有人客包了整間餐廳擺喜酒。」那位餐廳經理回答道：「所以，這個餐牌其實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原來，他不喜歡我們站在門外翻看那本餐牌。

「那麼，你可以換上一本新的給我們看看嗎？」我問道。

「新的餐牌要明天才送到來。」這是我得到的答覆。我當然不滿意。要知道，這是一間吃三道菜便要花上一百歐羅的餐廳。還未計算酒水。這樣的服務實在不能說服得我光顧。不過，我這個好人自然會給機會他們更正和改善。於是，我問道：「你總可以跟我講講，明天晚上，你們會供應什麼菜式罷？」

「新的餐牌要明天才送到來，」那位餐廳經理很不耐煩地重覆說：「我還不知道。」

似乎，那位餐廳經理不曉得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一間高級餐廳要提供的不僅僅是美味食物，還有服務，還有許多許多。例如：餐具，擺設。

幸好，他們沒有掛上一面英國旗幟。

早前，在《明報》網上版讀了篇關於中國大陸裏面一個調查的報導。記者說，「從炒股炒樓到炒茶炒蒜，內地近年掀起各式各樣『炒風』，不少年輕人加入『炒錢族』行列。一份最新的調查更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認為腳踏實地工作不如投機更易致富。」

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罷。一個不善生產，只活在一個又一個泡沫裏的民族，有什麼前途可言？

很喜歡那部暢銷全球的瑞典偵探小說《一個有飛龍紋身的女孩》裏面的一段文字。一段批評股票市場的文字。小說作者生前是經濟版記者，對經濟有其一定認識。

那是主角反擊控告他誹謗的人成功之後﹐接受傳媒訪問的一段對話。電視節目主持剛問他為何以為「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對瑞典經濟打擊甚大」之說無稽。

小說作者寫道：

你該要分清楚兩樣東西﹕瑞典經濟跟瑞典股市市場。瑞典經濟是指所有每天在這個國家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總和。例如Ericsson電話﹑Volvo汽車﹑Kiruna和Skövde的運輸。這些就是瑞典經濟。今天瑞典的經濟﹐跟一個星期前的﹐同樣強勁﹐或者同樣的差。

瑞典股市市場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裡面沒有經濟﹐因為沒有貨物和服務的生產。一切只不過是一些人想像一﹑兩個小時後﹐市場上面那些公司的市值如何的遊戲。根本跟現實和瑞典經濟無關。所以﹐股市大跌不會影響國家經濟。

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那只表示一班投機者會把資金從瑞典公司轉至德國公司而已。所以﹐記者應該找出這些人﹐然後標籤他們為叛徒。就是這一班人為了顧及他們那些客人的利益﹐妄顧給瑞典經濟帶來的傷害。

我讀的是英文版。以上當然是我按著那英文譯本的中文翻譯。

當全國人民都花上本來實際工作的時間來投機，這一個國家還可以生產什麼貨物、出產什麼服務？這一個國家有什麼經濟可言？所以，當一個國家越來越多人跑去全職炒樓炒股票，這個國家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越來越多中國人相信「找工作難不如去炒股」、「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少壯不炒股，老大徒傷悲」這些智慧，都是因為二十一年前國家暴力地否決了來一場政治改革。天安門大屠殺後，政府為了疏導民怨，大力推行「讓一些人先富起來」政策，希望當許多人都有了舒適生活後，大家便不會記得起政治上的不滿；也希望大家把精力都花在追逐金錢上面，忘掉去尋求政治上的那個烏托邦。

明顯地，這個政策是成功的。說是成功，因為政府的目的達到了。

經常記得龍應臺記錄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面的一件事情：

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龍應臺是這樣評道：「中國的『進步』，在她（那個上海女性）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於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炒錢族」就是這一個政策底下的產物。在現代中國人眼睛裏頭，就只認得錢。由於先富起來的那些中國人基本上都不是通過勤勞工作而來，其他民眾看在眼裏，當然有樣學樣。基於政策的真正目的——叫中國人都親近金錢遠離政治，便是知道不妥，政府也唯有硬著頭皮，不能做上一些事情來改變這一種風氣。也於是，投機風氣越來越盛。盛到一個地步，大家除了錢，已經認不到其他東西，像道德。在那些先富起來的城鎮裏住上了許多跑來賣肉的農村女孩，工業意外（煤礦、機動遊戲等）、假食物不斷發生，都是人民只追逐金錢的結果。

報紙記者訪問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叫周孝正。他說：「幹活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幹活，年輕人看到的就是這麼個社會，能不浮躁麼？以珠三角為例，最低工資調高後仍僅每月1100元人民幣。貧富差距大，社會分配不公，要平息浮躁炒風，恐怕要資產泡沫破掉，工人繼續罷工（討加薪），經濟崩盤重新洗牌，甚至改朝換代。」

也許，當年中國人并未能夠叫野蠻的政府推行政治改革；也許，那場屠殺的確讓那個野蠻政府能夠繼續執政下去；只是，正如《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所言，六四，是中國這個巨人身上一個淌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行程，不會真的遠大。

讀著那一個調查結果，望著一個一個中國人放棄生產，跑去成為「炒錢族」，我想，究竟會是共產黨垮臺先？還是平反六四先呢？

我有另一個理論，是關於運動比賽的：一隊球隊連續輸得越多，下場能夠贏得球賽的機會越大。

因為我相信，世界上沒有永遠不勝的道理。只要沒有永遠不勝，球賽連續輸得越多，下場比賽贏的機會自然比今場比賽大。

所以，我不奇怪荷蘭終於在世界杯打敗巴西。在九四年的美國，在九八年的法國，荷蘭都是巴西的手下敗將。今年，兩國再次在淘汰賽階段碰頭，半個主場的荷蘭在半場落後一球下，反勝2-1。

我沒有正正式式觀看這場比賽。因為球賽在下午三時舉行。是上班時候。

說是沒有正正式式觀看這場比賽，因為自三時開始，我的電腦其實早已接上了互聯網，好讓我能夠不時查看一下比賽情形。是文字版的。對於足球，我沒有太大定力。我怕接駁到愛爾蘭電視臺的網頁後，我會放低所有工作不理。（在這個島國，除了在電視外，電視臺每場比賽也作網上直播。好方便那些上班族罷。）老實說，今年世界杯，我都是如此留意那些三時開始的比賽。至於，中飯時候比賽的那些，當然可以欣賞整個下半場。

才想好如何回答客人的電郵，便突然聽到背後那位同事跟我說道：「1-0，巴西。」

我支持巴西，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跟我擁護愛華頓一樣。我想不到一個理由不能夠讓別人知道自己所愛的。

我便轉過身，在同事那部電腦裏看了羅賓奴那記入球的重播。另一個同事知道我們在討論足球，便站起身，隔著屏風，道：「很差的中路防守啊！」然後，就聽到遠處那位剛剛因為踢足球弄傷了腳跟的喊道：「便是我這樣的狀態，也比那位守衛強。」

明顯地，大家都是衝著我這一個愛華頓擁躉來。因為荷蘭中路那位守將效力愛華頓。

也明顯地，原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電腦裏觀看著巴西對荷蘭。

始終，是星期五的下午。

當荷蘭打進第二球後，我的上司便走到我的座位，跟我說：「似乎，你要擁護另一隊了。」

我苦笑道：「我還刻意穿上一件黃色襯衫上班。」

我有點不明白。她應該是在看溫布頓直播。是梅里對拿度。怎麼她也知道這場足球比賽的情形？

林大小姐經常投訴我理論多多。對於這一點，我不會反對。或者，我應該說，我很同意。（邏輯上，不反對不等於同意，正如不同意不等於反對。這是兩個不同概念。）從來，我都喜歡嘗試解釋這個世界。有時候，我想，我也適合做一個經濟學家。

其中，我有這樣的一個理論：假如有餐廳會提供ALL-DAY BREAKFAST，這一個民族應該不大懂得烹調技術。

我那些理論不是什麼學術上的理論。邏輯推論都不是十分嚴謹。更多時候，都不過是純碎一己觀察所得的結果。沒有認真考究，也沒有反復驗證。這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便是其中一個如此的結論。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經常招惹得來林大小姐投訴。

我當然沒有走遍全世界，沒有見識過所有民族。不過，就我所見過的、所認識的，我實在找不到一個例子來推翻我這一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

顧名思義，「ALL-DAY BREAKFAST」就是無論早、午或晚都會提供的食物。一個一天三餐都可以吃著同樣食物的民族，其對食物的要求顯然不高；對食物要求不高，其民族的烹調技術自然不可能超凡。對於烹調，他們依然停留在果腹那一個最基本的層次上，還未提升到追求美味那一個較高的境界。假如他們是分辨得了美味與否，他們就是沒有心思花在是這一個層次上面。

我當然見識淺薄。「ALL-DAY BREAKFAST」這一個名詞，我只能夠在英國、愛爾蘭找得到。同時候，我也發現，這個世界其實沒有英國菜、愛爾蘭菜。無他，因為這兩個民族根本不懂得烹調。地理環境所限，他們根本沒有法子去鑽研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方法。

要鑽研烹調，其首要條件必定是要有大量各式各樣的食物供應。食物要大量，因為鑽研烹調技術必定是填飽了肚子之後的事情。連果腹這一個最基本的層次還未達到，就談不上去追求美味。食物要各式各樣都齊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著不同種類的嘗試和配搭，領域才能夠廣闊，才能夠找到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最好方法。

所以，都是那些不溫不寒的國家的民族才懂得烹調。在歐洲，是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 - 的確是如此次序；在亞洲，就是中國。

早陣子，我跟一些香港人提及到我這一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有人嘗試提出一個反例子，道：「也許，你已經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不大清楚那兒的情形。現在，香港那些西餐廳也會供應ALL-DAY BREAKFAST的。都在周末。為的是給那些太晚起床的人提供早餐。」

不難想像，都是那些裝扮成有著歐陸風情的餐廳的主意。始終，在香港這一個前英國殖民地，歐陸風情是有其龐大市場。翻開華文報紙，讀讀那些樓盤的名字，便可略知一二。從前那些美麗的中國名字早已淹沒在這一個高速靠向中國大陸的城市裏面。為了賺錢，我們可以不斷出賣我們的文化。

供應ALL-DAY BREAKFAST，不過又是一個假（PSEUDO）「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倒退例子。

終於出來了。

等候多時，這部電影的預告片終於出來了。這一年來，一有空，我便會到YOUTUBE鍵入這部電影的名字，每次都失望而回。到GOOGLE去，竟然也沒有太多消息。曾幾何時，我還以為這不電影胎死腹中，完成不了。要知道，在經濟不景底下，商人都很小心投資在娛樂事業上。新一部占士幫電影便已遭擱置。

自去年夏天，從報章得知KIERA KNIGHTLEY正在拍攝這部改編小說的電影，我已經很期待。因為女的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演員——那時候，《AN EDUCATION》還未上畫，我還未認識CAREY MULLIAGAN；因為故事來自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只要碰上喜歡讀書的，我都會大力介紹那部很浪漫的科幻小說。

我記得，那天，我在此宣布，二零一零年我有兩部必看的電影。這是其中一部。（另一部，當然是《TOY STORY 3》。我是巴斯光年的粉絲。家裏擺放了四、五個不同大小的巴斯光年。）

看罷《AN EDUCATION》後，喜歡上了CAREY MULLIGAN。這一位英國演員甚至教KIERA KNIGHTLEY退到我心目中的第二位。（對！我喜歡的演員，首兩位都來自英國。）

也因此，更期待這一部電影。因為其女主角就是CAREY MULLIGAN。原來，KIERA KNIGHTLEY在戲裏演的是第二女主角。

這一部電影，就是《NEVER LET ME GO》。



看著這段預告片，我以為，電影很近乎原著。給剪接下來放進了預告片的那幾幕，跟我讀書時腦海裏所想像的幾乎一模一樣。一看到那幾個片段，我便立即記起小說裏的那幾章。

只是，似乎，要在電影院欣賞第二部改編KAZUO ISHIGURO作品的電影，還要待些時候。因為電影公司還未決定電影上畫日子。

我猜，那是因為他們還跟倫敦電影節商討，是否可以讓這部電影成為開幕電影。

最近，跟林大小姐討論起寫文章，便想到這一本書。書名叫《ON WRITING WELL》，作者是WILLIAM ZINSSER。

從小，懶惰關系，我都不喜歡讀工具書。這是一本少數我會拿起來讀的。當然，因為那是陶傑介紹。

這位專欄作家鮮會介紹別人讀工具書。要知道，香港出版界裏，他最看不過眼的事情，便是那些工具書永遠佔據暢銷榜的頭十位。他以為，一個只讀工具書的民族，算不上有讀書的氛圍。這本《ON WRITING WELL》應該是陶傑推薦的唯一一本工具書。

也許，你會很多時候都不同意這位《黃金冒險號》作家的想法。不過，你總不能不同意，他的文筆的確為華文世界裏數一數二。畢竟，得到金庸賞識的人——二十年前，便是查先生把陶傑從英國帶回香港。他在《明報》副刊開辟了一個新專欄，讓這一個在前香港宗主國旅居了十六年的香港人發揮其才華——不會浪得虛名。一個寫得一手好文章的人介紹一本教人寫文章的書，總不能錯過罷。

果然，我讀得津津有味。

雖然那是教人用英文寫文章，不過，我以為，書裏的說話其實可以引用到任何一種語文上。包括華文。

陶傑經常強調的那句「好文章一定要啖啖肉，一點膽固醇也容不下」，應該來自這一本書。因為在書裏面，作者花上最大篇幅的，就是教人如何清除文章裏的「膽固醇」。當中的基礎，是「一篇能夠用上最少文字來表達最多意思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所謂的「膽固醇」，就是多餘的字詞；所謂的「膽固醇」，就是復雜的語法；所謂的「膽固醇」，就是艱深的用字。

早陣子，我在此談到大學時候上過黃文放的一課通識。文章首句，我寫道：「我是讀工程出身」。現在重讀那篇文章，首句裏的那個「是」實在多餘。刪掉了，整句句子變得更加簡潔。

至於復雜的語法，在華文裏，很多時候都是外文的硬翻譯。現在華人社會，經常出現這樣的句子：「經過一番熱烈討論，我們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驕傲。」為什麼當我們可以說「我們決定了......」的時候，偏偏要臃腫地說「作出了一個決定」?「作為什麼什麼」、「身為什麼什麼」顯然都是英文「BEING......」的硬翻譯。華文裏其實沒有這樣的句法。

所謂艱深用字，意思再明顯不過罷。當可以用「BEGIN」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用「COMMENCE」。

因為從小便沒有人教導過我寫文章，我覺得那的確是一本很精彩的書。所以，記起來了，便向大家推薦一下。當然，大家可能早知道了這一本書。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同事間的話題，當然也以足球居多。

那天，是分組最後一輪比賽的第二天，吃過中飯後返到公司，在走廊碰上了一位同事，打過招呼後，便準備各自走回座位。突然，那位同時轉過身來，笑著跟我道：「啊！D-，昨天晚上看了一場球賽。愛華頓是否有個尼日利亞球員叫耶古寶？他表演了一個很高難度的動作喲。」

我當然曉得他說什麼。

因為我一邊看電視直播阿根廷對希臘，一邊在網上看南韓對尼日利亞。分組最後一輪比賽是同時候比賽的，以免有球賽因為早一場比賽的結果變得毫無意義。

因為我很希望南韓打進十六強，同時在世界杯開始前，我跟另一個同事打賭尼日利亞會在準決賽面對象牙海岸，所以，我其實只關心網上播放的那一場，眼睛沒有離開過電腦熒光屏。阿根廷對希臘的比賽過程，只是靠耳朵收聽旁述而已。

假如尼日利亞球員能夠好好把握機會，伴隨阿根廷晉級的，該是那個非洲國家，而不是南韓。那個耶古寶便錯失了一個把球送入空門的機會。當隊友傳球過來的時候，皮球已經越過了南韓守門員，才離開球門不過兩寸，在沒有人壓逼底下，在球門面前完全沒有防守球員底下，耶古寶竟然射歪了。正如網上旁述所言，把球送到底線的確比送入網裏還要艱難。偏偏這個愛華頓球員卻完美地完成了這一個高難度動作。

聽到同事突然提到這件事，我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回答，好替耶古寶解釋。我當然要為愛華頓的球員護駕。我不是說我不會批評愛華頓的球員，不過，在別人面前，我一定會努力保護每一個愛華頓球員。

正要承認耶古寶不濟的時候，看到了我的鄰座剛巧從外回來，於是，靈機一觸，便指著鄰座答道：「所以，他的韋斯咸才窮追不舍地要在這個夏天轉會市場簽下耶古寶。」我的鄰座是韋斯咸擁躉。早陣子，報紙不斷傳出那支東倫敦球會希望從愛華頓簽下耶古寶。兩次開價都遭愛華頓拒絕。

「我倒不介意添上耶古寶。你沒有聽過別人說，耶古寶是一個懂得入球的希斯基嗎？」

聽到這一句，我不得不苦笑起來。我實在搞不清楚這是否一個讃美。希斯基就是英國隊首兩場世界杯分組賽的正選前鋒。當教練貶他為後備後，英國立即贏得今屆世界杯首場比賽。入球的，正是代替希斯基的那個前鋒。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十四個百姓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里（愛爾蘭人叫這個城市做DERRY，英國人則稱她為LONDONDERRY）遭英軍開槍殺死——十三個當場死亡，一個重傷五個月後不治。愛爾蘭人都叫那天做「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

經過多年爭取，在一九九八年，在新證據不斷湧現底下，前英國首相貝利雅為了成功協調北愛爾蘭和平，終於同意重新調查那場槍殺。事件發生後，英國政府曾發表過一個報告，表示英軍當天是自衛殺人。

重新調查，一調查便是十二年。報告終於今年六月十五日面世。結論是，那十四個百姓是遭無辜殺死。

報告發表當天，現任英國首相金馬倫便在國會裏代表政府、代表整個國家，為軍隊三十八年前的所作所為道歉。

從電視機裏聽到那篇演辭後，我心的確有點戚戚然。

這不愧是一個教人尊重的國家。英國，多麼漂亮的名字。是一個內裏外裏都一樣教世人艷羨的國家。

正如這位百年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所言，每一個國家總有其歷史上的污點。我們都需要很大勇氣才能夠坦誠面對那些污點。不過，那不表示我們不用為國家所做的一切負責。我們總是要待己以嚴。無論那個歷史污點是如何丑惡，我們都要坦誠面對。這不代表我們軟弱，這只會教我們這個國家更加強壯。因為，唯有這樣，我們國家的道德標準才不至於敗壞；唯有這樣，我們所有百姓的良心才不會泯滅。

唯有坦誠面對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陰暗面，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做錯。

那天，金馬倫在國會裏說：「我們跟恐怖分子不同。這是其中一樣。」（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ifferentiates us from terrorists.）

我們不是恐怖分子，也不要恐怖分子替我們管理我們的國家。

似乎，跟愛爾蘭作對的下場都不得好死。

望著今屆世界杯分組賽的結果，你倒不能不相信。當然，我講的，也是今屆世界杯分組賽的結果：上屆冠、亞軍不但不能打進淘汰賽階段，經過三場比賽後，都要羞辱地敬陪尾席，未嘗一勝。

這個夏天（南非倒是冬天），愛爾蘭未能到南非比賽，因為他們先後不敵意大利和法國。

在歐洲區外圍賽，愛爾蘭跟意大利同組。雖然兩戰這隊上屆冠軍都能保持不敗，愛爾蘭因為大意地失分給其他國家，最後只能跟隨意大利之後，排在第二位，要跟另一組的第二名打主客制的生死戰。

愛爾蘭給配到法國。

首戰在都柏林舉行。可能壓力關系，在主場球迷的吶喊底下，愛爾蘭表現得很差，結果輸掉0-1。到作客巴黎，這支綠色軍團判輸來打，結果卻出人意表地出色，整場比賽都壓著法國，在九十分鐘裏贏1-0。即兩回合，1-1平，要加時半句鐘再戰。結果，就在那三十分鐘裏，出現了那一個著名的亨利手球。就因為球證不但沒有判罰法國手球，反而堅持入球有效，愛爾蘭喪師花都，緣盡世界杯。

不過，分組賽後，愛爾蘭人似乎找到了點安慰。

首先，是法國。除了戰平烏拉圭外，其餘兩場比賽都敗北。他們還差點沒有打進一球便回家。當然，更羞辱的，是球員跟教練決裂。整個過程給采訪的電視臺拍攝得到，讓全世界球迷都能看到那丑陋的一幕。

然後是意大利。他們竟然連紐西蘭也未能擊敗。不單只未能擊敗，還要靠一個不應該判罰的十二碼點球才能扳平。要不是紐西蘭人果然真的不懂踢足球，把握不了完場前的兩個黃金機會，這支上屆冠軍真的要成為紐西蘭的手下敗將。要知道，這不是欖球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杯啊！

上屆冠、亞軍的表現同樣如此不知所謂，我實在想不到一個解釋。除了一個。就是因為他們得罪了愛爾蘭。

世界杯開始前的估計，都已經不能實現。我猜的四強為：英國對巴西，尼日利亞對象牙海岸。

我現在押的注是，全南美洲四強。烏拉圭對巴西，阿根廷對巴拉圭。

那天，網友揚眉女子在其網上專欄裏寫一篇題為《婚紗照》的文章。裏面有這樣的幾段文字：

我的碓好厭倦看人家的婚紗照。......表面上我當然會客客氣氣，恭維幾好，但問心，你見過幾多對新人的婚紗照是看了會眼前一亮的？我就無囉！來來去去，不是海邊就是草地，再不就迪欣湖；不是躺著就是挨著，再不就對望；同一個景同一個姿勢，看了九萬幾次，還有甚麼驚喜？還有那套長裙，那個妝容，那串頭飾，不是千遍一律得很嗎？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但在於我這個旁觀者，我著實覺得一點誠意也沒有，貼錢買難受。最最最難頂的，就是主人家自以為是的態度。我的意思是，當事人總沾沾自喜的把那本又厚又重但不過才幾頁的相簿，一傳十、十傳百地供人翻閱。......我實在無法蒙著眼墮入你的角色，也無法體會你的喜悅。你的大日子，其實是你的事；你愛扮公主王子，同樣我不予置評。只是，嗯，別企圖把別人拉來當你的配角，妄想在你這位主角身邊團團轉。

讀著讀著，會心微笑之餘，實在同意得不得了。

我也不喜歡看人家的婚紗照。包括人家婚禮和婚宴裏的照片。

有什麼好看？始終那是人家的事情，跟我著實拉不上什麼關系。況且，便是如何漂亮的女生，也成為了別人的妻子。多看一眼，只會徒添內心傷悲，後悔何解當年自己沒有好好追求她，討厭自己為什麼吸引不了她。

也很怕人家送我那些在婚禮和婚宴裏怕的照片。在家擺放生活照，無論如何也不會挑自己跟一對新人在婚姻裏的合照罷？難道是要紀念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某酒店跟某某道賀？相薄裏也不可能放上人家結婚的相罷？難道不怕給人發現，給人誤會自己對人家老婆有興趣嗎？

老實說，假如我看你在婚禮和婚宴裏拍的照片看得津津有味，那是因為那個伴娘和那些姊妹很吸引而已，跟你結婚其實沒有直接關系。

人家的婚紗照和在婚禮和婚宴裏怕的照片，跟在婚宴裏人家送的紀念品一樣，對於其他人而言，都是極度無謂的東西。

所以，請放心，當我那天結婚，你不可能會看到我跟我老婆的結婚照片，你也不會收到我們在婚禮裏、在婚宴裏拍到的照片。（當然，更不可能收到印上我倆名字的禮物。）

那不是說，我們不拍結婚照（我知道，我的老婆不會同意我這一個建議）；那不是說，我們的婚禮裏、我們的婚宴裏，不設攝影師。你不可能會看到，只因所有照片都只會供我和我的老婆收藏和欣賞而已。

假如你真的要看（只是，我真的想不到會有什麼人真的要看），請給我一個理由。不過，別騙我，說對我的結婚照片有興趣。拜托。

香港政改，民主黨突然成為中共新寵。從前，那些什麼「保皇黨」，都突然給打入冷宮。

讀著這些新聞，竟然想起了陶傑多年前在《黃金冒險號》寫過的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故事。主人翁叫HONOR MIRABEAU。陶傑把他翻譯做彌拉波。（有趣地，「保皇黨」這個名稱，本來就是源自法國大革命。）

那天，他寫道：

「法國大革命早期，有一個很激進的領袖人物，叫彌拉波。他是一個浪子，平時喜歡揮霍、賭錢、玩女人。

彌拉波口才很好，是煽動力高強的街頭演說家。他曾經遊歷歐洲，寫了一本書，斥責普魯士皇室的腐敗，主張君主立憲，像英國一樣，保存君主，但還政於民選的議會。

革命初期，彌拉波成為人民英雄，但由於他欠債纍纍，法國皇室暗中跟他搭上了線，替他還債，請他出任革命黨和皇室的『溝通橋樑』。

彌拉波想當部長大臣，但當時革命的新法例替定，國民議會的議員，不可以當大臣。彌拉波做不了官，他以激進的演說口才成為人民偶像，但私下不忘與皇室談判，謀求早日結束革命，成立君主立憲。

彌拉波由於嗜酒、好色、貪食，搞壞了身子，四十出頭就暴斃。革命民眾許之為英雄，為他立石膏塑像，放在議會門口。

但後來審判國王路易十六時，在皇宮發現一座夾萬，裏面藏着國王跟彌拉波的通信、付錢給他的帳單收據。革命民眾大怒，把彌拉波的塑像打碎，一夜之間，革命家成為『叛徒』。」

陶傑以為，嚴格來說，彌拉波不算受賄。因為他沒有收了錢，而改變自己堅持的人權和自由的主張。他至死都認為還政於民，只是同時候也應該保留一個虛位的皇室。

至於，我們的民主黨呢？

回歸以降，民主黨早就有人強調要「跟上頭溝通」，所以，出現現在這樣的局面，實在也不是什麼很驚訝的事情。畢竟，香港從來都不可能是一個出革命的地方，聲色犬馬，金錢的誘惑太大。

可是，跟彌拉波不一樣，民主黨這樣的「跟上頭溝通」，是要背叛信念的。原來，「普選」這樣簡單的一個名詞還的確能夠有第二個解釋。

望著自己創辦的政黨墮落如此地步，李柱銘能不感到悲哀嗎？

還記得有部卡通叫《宇宙大帝》嗎？

那是四三零穿梭機年代的製作。印象中，那是那個無線電視兒童節目首部播放的卡通。

你已經沒有印象？那麼，還記得有過這樣的一首歌嗎？

「神奇大帝主宰太空，三位忠心戰士。有勇氣，更有熱誠，似個正氣大孩子。」

當然，大家記得的，可能是這一個版本：「神奇大帝穿o左個窿， 娶o左三位妾士：有個靚 有個豆皮 有個斷氣就黎死。」



這就是《宇宙大帝》的主題曲。是張國榮主唱的。裏面還有這樣的一句歌詞：「我要這世界和平」。

林大小姐經常笑著投訴我老餅。假如經常有意無意間會哼起一首又一首舊歌就是老餅，那麼，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餅。只是老餅有什麼不好？老餅懂得念舊，曉得珍惜。

突然記起《宇宙大帝》這部古老日本卡通，皆因最近無意間在火車上哼起了那首主題曲。哼到「我要這世界和平」時，我便停了下來。因為我有點想不通這句歌詞。

究竟什麼是「世界和平」？

是全世界依著我定下的秩序來生活是「和平」？還是全世界每個人都依著自己的秩序來生活，不干涉其他人的秩序地生活是「和平」？

我經常對林大小姐說，喜歡跟孩子討論，甚至辯論。假如有天我的孩子看了《宇宙大帝》的重播，那應該會是在他們看罷卡通後，我提出的問題。

大家都說多看電視無益。這個我很同意。不過，假如我們用我那個方法來跟孩子一起看電視，那該不是太壞罷？

世界杯第三個比賽日，在中飯時候比賽的，是斯羅文尼亞對阿爾及利亞。

本來沒有打算觀看這場比賽直播。因為早想到會是一場悶戰。比賽前，大家都在說斯羅文尼亞的防守如何厲害，整個歐洲區外圍賽裏才失掉幾多球云云——他們說，是四球；我懶，沒有查證，姑且算是四球罷——那即是說他們靠別人攻不入他們大門來贏得比賽。至於，施丹祖家，實在更加不提也罷。他們飛往南非前，才來了都柏林，跟愛爾蘭打了一場友誼賽，輸0-3。便是愛爾蘭也能大破這支北非國家球隊，他們在決賽周分組賽不是三戰皆北，才教人掉眼鏡。

不過，因為是星期天的中飯時候，沒有什麼特別事情幹，便扭開電視看看。或者，會有點意外。況且，正如《泰晤士報》的一個廣告所言：靜心等候了四年，難道你容許自己錯過一秒鐘？

只是，果然如之前所料，那的確是一場不看也罷的比賽。《泰晤士報》的記者很抵死地在那篇賽後報導寫道：有人標籤了這場比賽為世界杯最悶的一場比賽。這可能有點苛刻。暫且忘掉球場上那些鮮為人知曉的名字，比賽裏那些寥寥可數的攻勢，欠缺的其實只是技術，并不是球員沒有用心比賽。

可是，我實在忍受不了這場雙方毫無技術可言的足球比賽——假如其中一隊是我追捧的，例如：香港（此間有另一個假如：假如香港真的能夠打入世界杯決賽周，我應該會忘掉他們五年前刻意大敗給宗主國的那場比賽。自那場0-7的敗仗後，我決定放棄香港足球），情況或者會有點不同——於是，我不理會過去四年的等待，決定轉臺。

因此，我看了一場很精彩的愛爾蘭足球比賽。是KERRY對CORK。

這兒所指的「愛爾蘭足球」，是英文GAELIC FOOTBALL的直接翻譯。老實說，我依然不明白為何這項愛爾蘭傳統運動會叫做「FOOTBALL」。要知道，比賽的球員用手的時間比用腳的多。就因為這項這個島國的傳統運動給叫了作「FOOTBALL」，於是愛爾蘭人都叫那個真正的足球運動做「SOCCER」，也於是，整個歐洲裏面，就只有愛爾蘭不叫足球做「FOOTBALL」。

簡單地說，這種「FOOTBALL」其實是欖球跟足球的混合體。把球射進欖球的框，可得一分；把球射進有人把守的足球的框，則可得三分。不設越位。比賽七十分鐘，分上下半場兩節進行。比賽結束後，得分最高的那隊得勝。

第二天上班，跟一位從馬來西亞來的同事談開世界杯。他只收看了晚上那場德國對澳洲。當他知道我竟然舍棄了「SOCCER」，改而轉看「FOOTBALL」後，他說道：「我很相信，斯羅文尼亞對阿爾及利亞那場比賽的確很悶人。」

我是讀工程出身。可是，三年大學本科課程裏，教我最難忘的，卻是一課通識。

是回歸中國大陸後首年。那時候，香港大學還未要求所有本科生都要選修通識。不過，學校倒設有許多通識課讓有興趣的學生自行報名修讀。那些通識課都不設考試，也沒有功課；選修了那些，也不會登在成績表裏。

工程科的功課當然壓得人透不過氣。幾乎沒有一個星期是不用交功課。不是只交一份，是兩、三份。所以，許多同學都抽不到時間上通識。那是可以理解的事情。都說香港人是聰明的動物。跟畢業無關的事情，何苦要理會？因為上這些通識，害得自己沒有時間做那些功課，是沒有人可憐的。

從來，我都是一個愚笨的人。所以，我從來都是一個失敗的香港人。假如做一個香港人要考試，我必定拿不到一個合格的成績。

是學期初，我如常找來一張通識課的章程來看。我給一個講師的名字吸引了。

是黃文放。

那時候，我還有讀《明報》的習慣。每天副刊裏，有兩篇文章我是必讀。陶傑的《黃金冒險號》當然是其一。另一個，就是黃文放的那個專欄。專欄叫什麼？實在記不起了。老實說，印象中，那不是一個天天刊登的專欄。都記得不清楚了。

回歸前後那幾年，我對香港還有點信心。我不相信，香港會因為回歸中國大陸而慢慢步向死亡。這些信心，就是黃文放給我的。他是新華社的人。那時候，中聯辦還叫做新華社。

看到每個星期五五點半，黃文放都會來開一課通識，我當然立即報名。（幾年後，也因為陶傑這個名字，我報讀了中文大學的一個碩士課程。）

那天，黃文放談到香港特首。他不是在說董建華。他只是很概括地談談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香港特首。

他說：「一國兩制，當然存有許多矛盾的地方。畢竟，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只是，一個成功的香港特首，應該在香港的利益跟中國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永遠站在香港人這一邊。因為他是香港的特首。」

離開象牙塔已經超過十年，許多課堂裏的知識早忘得一乾二凈，依然不時記得的，還是黃文放這句說話。可惜，對於很多人而言，黃文放這個名字早已淹沒在茫茫人煙裏面，當然，也包括他生前講過的說話，寫過的文章。

早陣子，在一個大學同學的網頁裏讀到以下的一段說話:

乜民主唔係有言論自由，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嗎？你表達意見嘅時候人地唔回應、又或者回應慢啲，用詞唔啱你聽，你就發動幾廿萬人上街去數臭人，又話人唔比民主你地！人地表達意見嘅時候，你地又用幾百人來圍堵人，鬧爆人，唔比人宣傳！點解之前鬧大陸政府用的「手段」，而家全部响部份爭取「民主」嘅人身上做晒出呢？

如果呢D就係所謂「言論自由」，如果呢D就係我地爭取緊嘅所謂「民主」的話、即是大聲就係民主、唔跟我方式做就係唔民主的話，我寧願唔要民主！因為簡直就係「本末倒置」！

對我來說，民主係政府同市民可以互相監察，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付出=收獲，努力工作就可以買到樓，安居樂業！如果政府做得唔好，和平嘅意見可以制行到政府的話，個特首係咪一人一票選出來又有乜關係？唔通一人一票，選個黄毓民，白韻琴出來做特首就解决晒D問題咩？就算選個余若薇大狀又會有唔同咩？

以前港英政府統治時，我肯定港人無依家咁多渠道去表達意見，但係嗰時又唔見有咁多人出呢話要港督下台？乜依家真係無以前咁民主咩？

我地係咪先要攪清楚爭取雙普選背後係為D乜？

大學時候，我們是朋友。不過，經過一輪在社會打滾後，我想，我們已經不可能再是朋友。原來，我們的想法已經相差得這麼遙遠。

這不是我首次在其網頁裏讀到這樣的文字。這一次，我決定不留言。始終，人各有志。要一個在大陸政府護蔭下挖得到一桶又一桶黃金的人，去跟中南海打對臺，我不如對牛彈琴。

其實，這位大學同學的想法，不是什麼獨特見解，都是一些香港人經常掛在口邊的說話。

他們經常用現在香港的狀況跟從前殖民地時候相比，然後下一個結論說：「從前我們也沒有民主。」又或者，「以前港英政府時候，又不見你跑出來爭取民主?」又或者，就是我那位大學同學的一句：「以前港英政府統治時，我肯定港人無依家咁多渠道去表達意見，但係嗰時又唔見有咁多人出呢話要港督下台？乜依家真係無以前咁民主咩？」仿佛，從前沒有爭取的事情，現在就不能爭取。

這是什麼邏輯？

按照那些香港人的推論，社會進步是不容許的事情了。從前，我們是沒有百達通的，根據他們的邏輯，我們現在也不應該擁有一張百達通；從前，我們的鐵路才得五條線，根據他們的邏輯，我們是不應該多建幾條方便大家了；從前，我們是沒有終審庭的，根據他們的邏輯，我們現在也不應該有一個。

從前，港英政府時候，我們是沒有民主，哪跟我們現在爭取普選有什麼關系？是！從前我們怕事，沒有上街遊行爭取普選，不過，我們現在長大了，見識多了，知道我們不能守株待兔，哪有什麼不妥當？

當然，我那位大學同學的說話，還有很多謬誤。

在民主社會裏，的確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不過，不是政府同市民可以互相監察。監察只是單方面的由市民監察政府，沒有政府監察市民。因為政府只是替我們市民做事。我們這些小市民才是社會的主人。

另外，一人一票選特首，當然不代表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只是，我們要一個我們可以信任的人，來替我們管理我們的社會而已。我們不能老是望天打卦，祈求老天爺憐憫，施舍一個好人給我們。

我不明白什麼叫「如果政府做得唔好，和平嘅意見可以制行到政府的話，個特首係咪一人一票選出來又有乜關係？」政府做得不好，不合大部分市民的心意，便要下臺。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什麼叫「和平嘅意見可以制行到政府的話」呢？就因為政府不是大家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他根本無需跟大眾負責，根本不用聽大眾的意見（和平的和不和平的）。

此外，假如我們得不到我們天生俱來的權利，我們又豈只「發動幾廿萬人上街去數臭人」,又豈只「用幾百人來圍堵人，鬧爆人，唔比人宣傳」，我們是會起來革命！可能是讀理科出生，我這位大學同學似乎忘掉了美國如何立國。

讀其他香港人說這樣謬誤通篇的說話，我會一笑置之。不過，竟然來自一位從前的朋友，我只感到一陣悲凄。

是這個社會害得一個有為的年青人變得不懂得思想？還是金錢的力量實在太大，能夠蒙蔽我們的良心？

今屆世界杯，大家紛紛喊悶。他們說，比賽悶，因為太少入球。

早陣子，南華老板羅傑承在其網上專欄也談到這個話題。他寫道：

很多人說世界盃小組階段的球賽很悶，但悶都要看下去。為甚麼有些球賽會好看，有些會令人叫悶？怎樣的足球才能滿足球迷？這正是搞波要學習的最大課題。現在各國傾向打守勢足球，理論是就算不贏都不要輸。成績固然重要，但場場穩守突擊就會很悶，因為穩守佔大部份時間，突擊只有幾次，況且又不易成功。我個人對足球的理念，是要踢主攻足球。近年南華贏波都繼續狂攻，望製造更多入球，我覺得好看的球賽才能令觀眾下次回來。現在看了一星期世界盃，我更加覺得，作為球迷，都是喜歡看進攻足球多一些。

這位商人第二次接掌那間香港老牌球會後，的確把香港足球這盤必定蝕本的生意辦得有聲有色。他打理南華的那個理念，跟我中學時候經常大喊的那一個很相似。

記得有年，英文科作文考試，老師要我們寫一篇演講辭。場合是我們成為一個會的主席的就職典禮。審題多次後，發覺老師并沒有規定那是一個什麼會，於是，我想像自己成為了南華足球會的主席，在就職典禮裏，跟球員、球迷和傳媒大眾，講出自己會如何如何教南華成為全世界最佳球會。因為那是我經常在腦海裏思考的問題，我當然把那篇演講辭寫得很出色。是全級第一。看著現在的南華，羅傑承的確把我那篇演講辭裏的事情一一實現了。當然，是比我所想像更加有出色。

不過，這一次，我很不認同他的想法。

從來，我都不認為進攻足球重要。在足球場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球賽。只要是在公平競技底下（即沒有收買對方、球證，或借用違禁藥物等），如何打贏對手完全毫不緊要。畢竟，贏1-0，是拿得三分；贏10-0，也是在積分榜上多添三分。沒有分別。

假如說只有精彩球賽才能吸引觀眾，那是有點本沒倒置。

無疑，今屆世界杯比以往都悶，因為入球太少。上星期天下午，我自己也因為比賽太悶（是斯羅文尼亞對阿爾及利亞），轉了臺看愛爾蘭足球比賽（GAELIE FOOTBALL）。只是，因此說要讓球迷歡喜，得到球迷愛戴，便大打進攻足球，那是把兩個概念搞混亂了。

世界杯跟球會比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

邏輯上，一個球迷只會追捧一支球隊。即是在一個聯賽裏，他只會希望一支球隊贏得冠軍；即是在世界杯裏，他只會希望一個國家贏得冠軍。

不過，在世界杯裏，球迷會比平常時候多看許多比賽。不管那是否他支持的那個國家比賽。由於在一屆三十二隊共六十四場比賽的世界杯決賽周裏，一個國家最多只會比賽七場（即能夠打入最後四強），那就表示，許多時候，觀看世界杯比賽的球迷都是中立的。

要知道，一場足球比賽有兩個教人興奮的地方：（一）自己支持的球隊贏得比賽；（二）入球。

當那場球賽比賽雙方都不是自己所支持，唯一能夠教自己興奮的就只有入球了。就因為許多時候，觀看世界杯比賽的球迷都是中立，所以，低入球的世界杯會教許多人喊悶。

只是，當自己支持的球隊比賽，那就完全不一樣。我們緊張的是究竟自己能否贏得比賽，入球多少其實不太重要。我們緊張的入球就只有那個致勝入球，其他入球不過錦上添花而已。無疑，每一個己隊的入球都會教我們興奮，不過，每一個對方的入球都會叫我們失望。假如說，只有精彩球賽才能吸引觀眾，那麼，難道每場比賽都敗9-10會吸引得球迷支持自己嗎？

沒有球迷不喜歡自己球隊贏得冠軍？沒有球迷不喜歡支持贏得冠軍的球隊？也只有經常贏得比賽的球隊方能保持球迷的熱情；也只有經常贏得比賽的球隊才能吸引得了新的支持者。

我經常說，假如愛華頓每場比賽都能夠贏1-0，我已經心滿意足，就是這個意思。

醫學院畢業後，表弟決定離開都柏林，前赴波士頓，開始其執業生涯。

我想，這個決定很正確。「這個決定」的意思，是指離開愛爾蘭，并不是說到那個美國東岸城市。始終，我從來都對美國沒有好感。況且，我也不清楚美國工作情形如何。我只知道，留在這個島國的醫院工作，只會教自己越來越笨。

繼早前有醫院沒有打開過一封普通科醫生轉介信後，最近，愛爾蘭的醫院又發生教人側目的事情。

經過檢驗後，一位孕婦給發現流產，醫生要她吃墮胎藥，并開刀拿走她肚子裏的那個胎兒。是母親的第六感罷？又或者是心理作用？那位孕婦就總是覺得肚裏的孩子還有生命。一天，是根據檢驗醫生安排，該要開始進食墮胎藥的首天，那位孕婦早上起來便作嘔作悶，於是，決定走去看看第二個醫生，多做一個檢驗。果然給發現，那個胎兒依然有生命，根本未曾離開過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大家才揭發得了那間醫院的那個素描器壞了已經半年，始終沒有維修妥當。

第二天，再有五個母親走出來，跟大眾講自己的類似經驗。教人詫異的，是這種離譜的事情竟然不是唯獨發生在一間醫院。是三間不同醫院。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政府的反應也教我這個香港人目定口呆。

事件遭揭發後首天，政府說，他們已經立即成立了熱線電話，協助有需要的。有問題的，可以在第二天九時開始來電。

天！要第二天九時才能來電，那是立即成立了熱線電話嗎？

熱線電話要第二天才能運作，這還是其次。最大問題是，為什麼要設立這樣的熱線？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既然知道素描器壞了已經半年，醫院不是應該親自聯絡這半年來給他們的醫生斷定流產的病人嗎？怎可能還要病人自己撥電話過來查詢？

這個世界果然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世界。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只有越來越差。

那天，一個國家領導人在國會裏站起來，跟國家裏的所有人，以至全世界，談到自己國家歷史裏一個污點。

「我非常愛我的國家。我從來不會相信我的國家會有不妥當的地方。我從來不會懷疑我們國家的士兵會行差踏錯，也永遠相信我們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同時候，我亦曾親身到過現場，感受到我們要我們的士兵執勤的地方，環境是如何惡劣，是如何危險。不過，眼前這份報告的結論卻是如此清楚。毫無疑問。毫無爭議。毫無含糊。在那個血腥的星期天發生的事情，是既不合情理，也不能合情理。都是錯的。」

「報告結論說，我們的士兵對百姓首先開槍，都是因為一個本來不應該傳下去的命令。所有死傷者都給證實沒有手持武器。無疑，有反對我們的人向我們的士兵開槍，不過，這不足以使我們的士兵可以合法對百姓開槍。我們的士兵開槍前，根本沒有首先警告面前的那些百姓。他們完全失去了自控，忘掉了軍隊裏開槍的紀律，也無視軍隊裏開槍的紀律。無疑，士兵們的供詞前後矛盾，只是，我們依然能夠證實，士兵們開的每一槍，都不是為了抵抗反對者的武力襲擊。他們提供假證供，不過是為了替自己對百姓開槍這件事情變得合理而已。」

「報告也指出，有些死傷者其實是在逃避士兵的槍火，或者正協助那些中了槍躺在地上的人。有一個百姓給士兵射中，因為他正爬離現場，希望遠離那些開槍的士兵。有一個父親中槍，因為他正安撫自己受了傷的兒子。在那個血腥星期天裏的所有死傷，都是我們的士兵那些不合任何情理的槍火導致。更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一個死傷者對我們的士兵的生命和安全有任何威脅，沒有一個死傷者可以教我們士兵的槍火變得合情理。」

「我知道有些人會說，我們現在的首相不用為這件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道歉。對於我這一代人而言，那是一段我們從書本讀到的歷史，不應該是我們要面對的事情。那天發生的事情，是從來就不應該發生。那些死者的家人是從來不應該要跟那段痛苦的回憶一起過活。我們的一些士兵做錯了。政府需要為軍隊的行為負責。因此，代表著政府，也代表著整個國家，我深感抱歉。」

以上是金馬倫在血色星期天調查報告結果公布後，在國會裏那番說話的節錄。當然，做翻譯的，是我這一個不才的香港人。為免LOST IN TRANSLATION，故同時候貼上那段片段。望有心人點出錯誤地方。



「血色星期天」發生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十四個百姓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里（愛爾蘭人叫這個城市做DERRY，英國人則稱她為LONDONDERRY）遭英軍開槍殺死。經過十二年的調查，報告終於在昨天（愛爾蘭時間六月十五日）發表。結論是，那十四個百姓是遭無辜殺死。

坐在電視機前，聽著英國新任首相在國會裏的演說，我想起了遠東那一個國家。想起了一件也是本來就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想起了一件教更多人從此要跟痛苦回憶一起過活的事情。

究竟我們要等候多久，才聽到那個國家的領導人會在百姓面前，講一段相似的說話？

難道我們也要等三十八年？我們已經等待了二十一年。

南非世界杯第二天，賽會安排了三場比賽。其中一場係阿根廷對尼日利亞。

許多時候，這個世界的確充滿許多巧合。那些巧合是巧合得教人覺得，仿佛幕後是有人從中操縱似的。當然幕後的那個「人」，更大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神靈。就是這些巧合，我從來都相信，這個世界有神的存在。

竟然又是阿根廷對尼日利亞！竟然又是這兩個國家在分組賽首戰碰頭！八年前，世界杯首次在亞洲舉行，由日本與南韓合辦，阿根廷和尼日利亞也是給編到同一組，也是要在分組賽首戰碰頭。想不到，當世界杯歷史性來到非洲，歷史又再一次重演。

記得這樣清楚，不是因為八年前那一組是當年的死亡之組（同組的還有英國和瑞典）；記得這樣清楚，因為八年前，我跑到日本現場看世界杯，觀看的就是阿根廷對尼日利亞。

我和我那位朋友是沒有球票在手的。記不起是錯過了在網上登記購買，還是抽不中了。不過，我們相信，總有人在場外賣黃牛的。況且，就算找不到一張球票，我們也可以在東京逛逛。跟倫敦與巴黎一樣，日本首都也是一座百去不厭的城市。於是，我們便在航空公司還未因世界杯大幅加價前，預訂了機票和酒店。

我們果然能夠在場外買到球票。其實，假如我們能夠耐心多等候一會兒，我們應該買到比票面價還要便宜的球票。雖然是死亡之組的比賽，那場比賽沒有吸引得很多的觀眾。或者，是南美洲或非洲跟亞洲太遙遠罷。

都說時光飛逝。一轉眼，原來那已經是八年前的事情。

八年過去了，只是，球賽結果還是一樣。甚至連入球方法也是一樣。阿根廷贏一球。是開出角球，用頭頂入網。

八年過去了。

在這過去了的八年裏面，我又做過些什麼呢？

還不是一樣。還不是一樣的未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還不是一樣未對人類社會有一個大貢獻。

我浪費了八年光陰。我白白浪費了八年寶貴的光陰。

我怕，另一個八年後，歷史又會再一次重演。我很怕。

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我可以貢獻人類社會。不過，當年華一天天老去，我恐怕，我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正如我每次都高估了尼日利亞的實力一樣。這屆世界杯決賽周抽簽後，我預計象牙海岸跟尼日利亞會在四強碰頭。

世界杯開幕。首天夜晚，是烏拉圭對法國。

在愛爾蘭，希望法國在分組賽出局的，應該是歷史上首次比希望英國的多。因為去年歐洲區外圍賽，縱然整場比賽都及不上愛爾蘭，法國卻憑著亨利的手球贏得比賽，取得最後一個歐洲區出線南非世界杯決賽周的席位。自此之後，法國足球隊成為了愛爾蘭人的公敵。此間在世界杯前的那些新型號電視廣告，都以清楚看到法國出局為賣點。

正如《泰晤士報》的一幅海報所言：靜心等候四年，你當然不希望錯過任何一秒。於是，同事間交談，男男女女，自然也離不開足球。雖然愛爾蘭再一次未能入圍。

烏拉圭對法國那場比賽開始前，我跟同事說：「你們應該可以放心，法國是不可能晉級的。他們竟然輸給中國。」

同事聽後，竟然回答道：「那你定很興奮罷？」

難道他誤以為我在挖苦愛爾蘭？我當然沒有那個意思。假如愛爾蘭在足球場碰上中國，我支持的應該會是這個歐洲島國。畢竟，我在此間生活了超過四年。于我而言，中國不過是一個陌生國家。一個會視人民性命如糞土的冷血國家，不值得我去愛。雖然他們老是說我其實是一個中國人。

我想，我需要澄清一下。我道：「我怎麼會興奮起來？我支持的是香港。不是中國。可是，上次我們跟中國在世界杯碰頭，我們輸掉七球。」在那個時候，我當然不便說出另一個事實：我已放棄了香港足球。自零五年他們刻意任由宗主國蹂躪之後。

同事連忙道：「對！對！對！我老是記不起來。不過，香港既然是中國一部份，怎麼也可以派隊參賽？」

這個當然容易解答。尤其問問題的是一個愛爾蘭人。我說：「情形其實跟蘇格蘭、威爾詩相似。」我刻意避免提到北愛爾蘭。

「那麼，我終於完全明白何解你老是回答自己是來自香港，」同事恍然大悟道。「剛才真的有點抱歉。我不應該說你會因為中國贏了法國興奮。」

都說，只要用上英國跟蘇格蘭、威爾詩的關系，大家便會明白我這個香港人的心態。

因為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於是，五月六日大選後，英國兩大傳統政黨跟新興起來的自由民主黨不斷眉來眼去。多輪閉門會議後，金馬倫終於成為英國新一任首相。是1812年以來最年輕的一位。才四十三歲。

那也就是白高墩政治生涯的尾聲。這位蘇格蘭人在唐寧街十號門外，跟大家道別時說道：當我要離任我一生人裏面第二重要的工作時，我會更加珍惜最重要的那一份 - 一個丈夫和一個父親。

白高墩是新工黨的重要一員。他跟貝利雅一起成功改變垂老的工黨，為一九九七年的選舉大勝奠下基石，為接下來的十三年工黨執政奠下基礎。在工黨裏面，許多人都以為，白高墩其實比貝利雅更加卓越。

在白高墩宣布會辭掉黨魁，讓工黨能夠跟自由民主黨好好商談合組政府事宜，好讓工黨能夠繼續成為執政黨後一天，前工黨副黨魁ROY HATTERSLEY在《泰晤士報》撰文，為這位自己一手提拔的蘇格蘭人下一個總結。他說，從政治上的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白高墩都比貝利雅優勝，除了一項：人緣。

就是因為人緣，所以，他要靜靜一旁等候貝利雅下臺，才能入主唐寧街十號。也就是因為人緣，大家都看不到白高墩的好處。有段時候，妹妹更加批評道：這個白高墩越來越像那個董建華。

那天，大選前夕，《泰晤士報》卡通畫家PETER BROOKES選了幾幅他最喜歡的白高墩卡通。他說，難免他這樣刻薄地對待這位英國首相，畢竟，他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選舉就是有這樣的好處。政客贏得選舉，就能夠名正言順地管治地方，以至國家，不用經常畏首畏尾。

看著那些卡通，我也選來了一些PETER BROOKES在白高墩宣布大選後的作品。我都以為很有趣。

雖說自香港五年前為了協助宗主國出線世界杯，甘願遭人蹂躪，刻意輸掉七球後，我已宣布放棄香港足球；雖說我現在最關心的球隊叫做愛華頓；不過，我其實依然有留意南華的消息。畢竟，那是我生命裏首隊支持的球隊。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罷。是精工退出香港聯賽後的首個球季。也是父親首次帶我到政府大球場觀看球賽。那時候，那個在加路連山道的大球場還是叫做政府大球場。是南華對愉園的一場銀牌比賽。假如那天愉園贏得比賽，我應該會成為那支左派球會的擁躉。幸運地，憑著巴貝利大演帽子戲法，南華淘汰了愉園出局。我亦順理成章地跟隨父親成為一個擁南躉。

或者，在這個世界裏面，除了結婚外，的確還有些事情是一生一世的。做擁南躉似乎是其中一件。

最近，在網上知道南華推出了一首新的打氣歌。是周國賢的作品。



南華老板羅傑承在其網上專欄裏說很喜歡。因為很易上口，因為歌詞簡單，很易記牢。

的而且確，歌曲很易上口；的而且確，歌詞很簡單，很易記牢。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點不大妥當。

是因為跟愛華頓的那些相比，有點不如嗎？







不！是跟我唯一一首認識替南華打氣的歌曲擁南躉之歌相比，這一首新的有點不如。



皆因歌詞竟然是英文。總有點格格不入。怪怪相的。

晚飯聚會。有人提到，現在，愛爾蘭鄉村小鎮的酒館都會有專車送客人回家的服務。

那是為免酒客因為顧及駕車回家，少飲幾品脫，影響了生意。要知道，跟香港不同，平常時候，這個島國的公共交通工具已經十分不發達，更遑論凌晨時分。不自行駕車，根本不可能返得到家。不過，愛爾蘭政府打擊酒後駕駛的確嚴厲，於是，許多人選擇留在家暢飲，少了人光顧酒館；便是光顧，也一杯始兩杯止。當然，這跟經濟不景氣也有關系。

聽到這個服務，一個來自加拿大的便說道：「這倒是一個很好的酒館自保辦法。你們可知道？早陣子，在加拿大，有人酒後駕駛，失事喪命，其家人入稟法庭，告酒館沒有盡責，見到人家飲得大醉，依然賣酒予對方，導致之後交通意外死亡，要求賠賞。」

「那些家人不可能贏得了這場官司罷？無論怎樣看，那都是死者自己的責任啊！誰叫他飲得大醉還駕車？」有人搶著道。

加拿大人搖頭說：「初審的時候，法庭的確是判那些家人贏了。是酒館不服上訴，經過一輪辯論，上訴庭才改判那些家人敗訴，不用酒館賠賞。」

「我想不到法庭有什麼理舉，可以判酒館要對那個醉酒駕駛喪命的人的死負責？」另外一人說道。

「我沒有詳細讀那份判詞，不能準確地回答你的問題。」加拿大人小心翼翼道。

「說酒館要負責，也就是說，酒館要確保每一個客人不在自己範圍內飲醉。我想，開酒館的，沒有這個責任罷；我也不相信，發酒館牌的時候，會有這個要求。」我說道。

「對啊！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提到愛爾蘭酒館有專車送客回家服務的那位道。席上每位都同意那個加拿大初審法官很不合理。

不過，我相信，那個法官一定有其根據、有其邏輯。我很不喜歡如此輕易便擊敗那個初審庭法官。尤其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方的理舉。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跟人討論，甚至喜歡刻意跟人作對的人。因為我相信真理越辯越明。於是，我不斷想法子，去推倒我起初那個想法。林大小姐知道了，定必又埋怨我麻煩。

想到了林大小姐，我便突然想到了一點。我問道：「不過，在飛機上，那些空姐不是都要控制客人飲酒的分量嗎？那是怕有人在機上醉酒鬧事，影響航班上所有人的安全。所以，說酒館沒有責任確保每一個客人不在自己範圍內飲醉，未必說得通。」

「酒館裏人來人往，酒館東主又怎能顧得了那些人飲得太多？」有人問道。

「你這樣說不合邏輯，」我回答道。「我同意，要控制客人飲酒分量，那是很困難的事情。不過，那不代表酒館沒有責任。『很難做』跟『不用做』完全是兩回事。正如讀書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那是一個學生的責任。」因為不曉得如何翻譯孟子的「不為不能」論成為英文，於是把話說得有點累贅。

幸好林大小姐不在場，否則聽到我如此跟人討論，又會給我氣死了。

香港作家裏面，丘世文是一位我喜歡的。

可惜，這位港大畢業生英年早逝，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一年撒手塵寰。留下的文章、作品沒有太多。不過，篇篇都是精品。

陶傑便曾在整理好丘世文的遺稿，方便再版後，不禁讃嘆這位好友道：「重溫他（丘世文）筆觸酣熱的文字和感覺細膩的脈搏，一字一句是寫得如此認真而用心，每一個短短六百字的天地，資料和知識的濃度很高，每篇都像日月星辰的宇宙。」

最近，跟林大小姐討論到一件事情，便想起了丘世文其中一篇題為《香港姓偏見》的文章。收錄在《在香港長大》裏面。那時候，丘世文的筆名叫胡冠文。順便一提，顧西蒙（《周日床上》的作者）是丘世文的另一個筆名。

那天，我問林大小姐道：「實在不明白何解你姓氏的英譯為ＬＡＭ。假如是音譯，不該是ＬＵＭ嗎？假如按國語音標，也是ＬＩＮ；假如要用上一個英文字，就應該是ＬＡＭＢ罷？我有一個同事，是愛爾蘭人，就是姓ＬＡＭＢ。我真的很不明白為什麼是ＬＡＭ。」

其實，從小，我便很不明白香港中文姓名的英譯。

究竟是誰編造這一套英文翻譯？沒有人給予過我一個答案。似乎，那是隨負責處理你的出世紙那位官員的心意而定的事情。君不見姓李的人，有些是ＬＩ，有些是ＬＥＥ。當然，能夠叫ＬＥＥ的，是幸運的一群。畢竟，那是一個英文字。

記得，丘世文在《香港姓偏見》寫道：

時髦的習慣，還是注意姓氏的英譯，稍具心思，總能讓人誠惶誠恐揣測你的來頭身世，眼看來猜不出你是不是中國人：舉例說如果姓林可串作ＬＹＮＮ、姓鄧可串作ＤＵＮＮ、姓韓作ＨＵＮＴ，如法炮制。更進一步，肯定倍增聲勢，但目前還未流行的是把姓氏意譯：丘作ＨＩＬＬ、熊作ＢＥＡＲ、米作ＲＩＣＥ、毛作ＨＡＩＲ（典雅點可取ＤＯＷＮ），試想想取兩個聖名如ＪＯＳＥＰＨ　ＪＡＭＥＳ或ＴＥＲＥＳＥＡ　ＳＵＳＡＮ，在這種英譯姓氏前，是多麼令人產生偏見！

我記得，就是這一篇文章，所以，我從來都希望我的孩子英譯姓氏為ＷＯＯＬＦ。畢竟，能夠跟ＬＥＯＮＡＲＤ和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兩夫婦同姓，確是一種光榮。

似乎，愛爾蘭劇場這個夏天會很精彩。至少，五月跟六月的戲碼都吸引得到我。不過，還未有空查看七、八月的演出。

首先，是《SHAWSHANK REDEMPTION》的回歸。那是改編史提芬京同名短篇小說的舞臺劇。去年在愛爾蘭首都作世界首演，大獲好評。

JEFFREY ARCHER便是其中一個大讃這部舞臺製作的人。去年暑假，他舍棄了倫敦西區劇院，專程從倫敦飛到都柏林住上一個夜晚，為的就是這一部劇。我本來沒有打算看，因為那部電影已經看過幾遍。只是聽到我最愛的一個暢銷小說作家大讃，我便有點心郁郁。從來，我都是一個很受別人影響的人。尤其是那些我很喜歡的人。像陶傑。只是，我太晚去找票子了。剩餘的那幾場都滿了座。結束在都柏林的演出後，他們移師到倫敦西區去。照樣叫好叫座。

等候了整整一年，他們終於重返愛爾蘭。我也於是立即跑去買票。再一次證明，只要作品出色，便是有著很高的期望，都不會失望而回。我從來都相信這個道理。所以，我經常推薦我很喜歡的電影、舞臺劇、音樂劇給我的朋友。

像電影《AN EDUCATION》。像舞臺劇《THE 39 STEPS》。

那天，在街上閑逛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張很熟悉的海報。是一個男人站在一輛高速行駛的火車外面，僅僅抓著窗框而已。心裏是覺得有點不妥當的。不過，一時間想不到是什麼。多走了幾步後，看到周邊的環境，我想起來了：我是在都柏林啊，不是倫敦。怎麼我會看到那張海報的？

那是舞臺劇《THE 39 STEPS》的海報。跟貼在倫敦街頭的，完全一模一樣。除了劇院的名字。

原來，他們會在愛爾蘭首都上演兩個星期。

這是一部我很喜歡的舞臺喜劇。我記得，兩年前，在英國首都看過後，我是笑得合不攏嘴。那天下午，碰上一些朋友，便跟他們提及這部舞臺劇。在我大力推薦後，大家都嚷著要看。一位來自立陶宛的女生更加說，從來我都相信D-的眼光。他每次介紹給我的舞臺劇，都十分精彩。

我重看了一次。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很愉快的晚上。

下月，本來想看《WHEN HARRY MET SALLY》的舞臺劇。電影在香港上演的時候，是給翻譯作《90男歡女愛》。只是，看看那上演日期，是世界杯的時候。所以，我還未決定是否買張票。

實在想不到愛爾蘭劇場這個夏天會如此精彩。

續前文。

正當友祥與惠珍都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 惠珍固然不曉得怎樣跟胡老太婆解釋，便是友祥也因為事出太突然不懂得反應過來 - 就只聽見胡老太婆朝著友祥那個方向道：「怎麼來了也不跟我見見面？鬼鬼祟祟的躲在廚房裏幹什麼？要不是我聽見點點你的腳步聲，有點奇怪，走來看過究竟，我是不會知道你來了。你不是很希望知道那個答案的嗎？」

聽到胡老太婆的說話，友祥望著老太太，更加不知道該如何反應。無疑，這不是他首次偷偷鑽進胡家，藉跟惠珍見面，好好填飽一下自己的肚子 - 有時候，友祥甚至以為，跟惠珍交往了超過四年，期間也出現過不少女生，他依然捨不得拋棄這個住家看護，不單單因為惠珍天生麗質，更多的是惠珍可以是自己的一張長期飯票 - 不過，他從來未見過胡老太婆。一次也沒有。因為他每次都是用廚房側門出入，胡老太婆則每天起來後都只站在那塊相隔客廳和後花園的落地玻璃窗前，眺望那一望無際的海洋。兩人確實不曾見過一面。

惠珍當然不會比友祥少一點驚訝。每次友祥跑來胡家時，惠珍都很小心，以免給胡老太婆發現。這個老太太雖然是整天倚著那塊落地玻璃窗，望著窗外的一切，胡亂地自言自語，不過，她的頭腦還很清晰。許多次點算家用的時候，胡老太婆都能點出惠珍算錯的地方；許多次惠珍打掃後的第二天，胡老太婆都會給惠珍訓話，埋怨她觸碰了一些她早著她不能觸碰的東西。所以，每次友祥鑽進來，惠珍都不會離開他半步，都不會讓他離開廚房的範圍。她怕給老太太發現。在這個年頭，不是這麼容易找到一份工。她不相信，胡老太婆在屋子裏見過友祥。

不過，聽到老太太的說話，她似乎已經不能夠不相信，胡老太婆早知道她會給友祥胡家的食物，早知道她會用胡家的錢接濟友祥這個不務正業的男人。是到了這一天，聽到友祥變本加厲地希望留在胡家白吃白住，終於按奈不了，要走出來拆穿她倆的西洋鏡。

雖然明知道百詞莫辯，惠珍還是下意識地要替自己和友祥，解釋一下。只是，才開口講了聲「太太」，惠珍便看到胡老太婆，繼續朝著友祥的方向說：「你還是要問我那個問題嗎？為什麼？你既然走了，為什麼不帶著那個問題一起離開。到了這個時候，為什麼還那麼著緊那個答案？一切都改變不了。都改變不了。」

友祥本來就有點小聰明，可是，因為聽胡老太婆的話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這個老太太在說什麼，加上出其不意地給人家撞破自己鑽進來白吃，一時間卻也呆了。正躊躇如何回答，友祥突然覺得背後有一陣冷風吹過來，打了個顫抖。也不知是否那陣無名冷風帶來了一些思緒，友祥聽到自己跟胡老太婆說道：「既然什麼都不能改變，你又為何不告訴我答案？沒有壞啊！」

友祥其實也不肯定是否聽到自己說了這句話。因為那仿佛是別人的說話，完全沒有經過自己的腦袋般。好像是聽到有人在他耳邊說了一遍，然後他大聲地重復罷了。不過，這似乎是一個很合適的答話。既然胡老太婆那麼著緊那個答案，何解不集中在那條問題上，讓她沒有時間思考自己為什麼會坐在廚房吃東西。雖然友祥根本猜不透胡老太婆口裏那個問題是什麼。

「樂虎啊，樂虎，你為何真的不肯放開這個問題？」

「原來，胡老太婆以為友祥是兒子胡樂虎。」惠珍心想道。

待續。

【按: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窗外」。

故事篇幅有點長，故分四天連載。此為第三部分。

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續前文。

可惜，這個如意算盤沒有打得響。因為惠珍才上班半年，胡樂虎便在出外公幹時，遇上飛機失事，葬身大西洋。所有身家都歸到外嫁了的妹妹胡樂雅名下。

這個胡樂雅對自己口袋裏的一分一文都看得很重。自嫁人後，她已經很少理會娘家的事情。她本來就跟母親不和，父親失蹤以後，她甚至幾乎一年也沒有回家探望母親。兄長突然辭世，照顧母親的責任無論如何都要落在她的肩膀上。有著哥哥留下來的那些家產，她不會介意拿那些錢來請人照顧母親。不過，最好當然少請一個得一個。她見惠珍是一個看護，算是有點專業知識，便決定辭退那兩個傭工，只留下惠珍一個來照料胡老太婆。每月多給一百塊予惠珍，著她也要同時候打理家務。人浮於事底下，惠珍也不得不接受。

看到友祥站在門外，惠珍便冷冷地道：「陳先生，怎麼又記起我來？你又來這兒幹什麼？」

友祥當然很明白她態度為何如此，也不理會她的冷漠，笑著說：「我的好惠珍。我來，當然是為了探望我的惠珍咯。難道還有另一個原因不成？我的好惠珍，我們也有三個月沒有見面，實在掛死我了！」

「啊！原來你也算到已經足足三個月沒有找我！」

跑來這兒途中，友祥早已盤算好如何應付惠珍。自給惠珍撞破自己再次悄悄跟另一個女生來往後，他們已經沒有再見面。聽得她才第二句態度便開始軟化，友祥知道肚子餓的問題不消兩分鐘便可解決。她還是捨不了自己。她還是愛自己的。於是，友祥高興地加點肉緊說：「惠珍，惠珍，我當然曉得。每天晚上，望著窗外的月光，我就知道我的惠珍跟我一樣，掛著我掛得死去活來。」

果然，兩分鐘後，友祥便從後門走進房子，坐在那間廚房裏面，吃著惠珍給弄熱她和胡老太婆昨天晚上吃剩的食物。

「你這個壞男人，就只是在肚餓的時候方記得起我。你那些女朋友呢？上次那個瓜子臉的呢？她們就不能給你一點吃的嗎？我倒不希望因為你這一個壞男人，教我得罪了這麼多的女生。」惠珍坐在友祥對面道。友祥看到她眼睛裏閃著一點驕傲的神情，仿佛在向所有女生示威說，這個男人還是沒有了我不成，他最終還是覺得我最好。

友祥要她繼續飄飄然。只要她繼續稱呼自己做「壞男人」，一切便易辦。女人只會用「壞」來形容自己最愛的那個男人。他回答道：「什麼我那些女朋友呢？可能我是跟一些女孩子親密過，不過，從來我都只認定你是我的女朋友。沒有你，我活不來。」

「你不是還活到現在？你這個壞男人就只懂得口甜舌滑。」惠珍再次稱呼友祥做「壞男人」。

「我能夠活到現在，就因為我知道我還有你。就只你覺得我的口是甜的，就只你覺得我的舌是滑的。」

他看到惠珍笑了。雖然廚房裏就只得友祥跟她，沒有其他女生，她還是忍不住露出一個勝利笑容。友祥喜歡惠珍，因為她總是愛自己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你吃飽了便好離開。我還要弄晚餐。胡老太習慣六點鐘便吃晚飯。」惠珍道。

友祥知道是時候進入另一個正題，便道：「三個月未有見面，怎麼一見面便要我離開？我不依。我不能夠再讓我的好惠珍每個晚上都惦念著我。我決定今天晚上留在這兒不走。」

「什麼留在這兒？這又不是我的家，我怎能讓你留下？」惠珍有點驚訝道。

「這兒不就只得你跟那個胡老太婆嗎？除了睡覺以外，那個胡老太婆不是整天都只站在那塊落地玻璃窗前，望著外面那個海嗎？我就留在你的房間裏罷，不走出來，她是永遠不可能發覺的。」

才說畢，廚房門外便傳來一陣腳步聲。友祥抬起頭，只見一個衣飾華麗的婆婆走進廚房來。她穿著一件藍色旗袍，藍色的扣子，頭上還插上一支藍色的花。

是胡老太婆。

待續。

【按: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窗外」。

故事篇幅有點長，故分四天連載。此為第二部分。

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窗外」。

故事篇幅較長，故分四天連載。

已經沒有開飯幾天，又有家歸不得，於是，友祥便跑去找惠珍。至少，她有法子教他填飽肚子。她在一宅富貴人家當住家看護。

到達胡家，已經三點。那是一幢背海單層平房。跟周邊的相比，這間白色屋子確實顯得特別狹小，沒有一點大家氣概。畢竟，胡家從來都不是什麼望族罷。不過，一時機警，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發了點財；趁著日本人匆忙離開，買下這一小塊地皮，建起這幢房子而已。

而已？在這個年頭，誰會理會家產的來源？肚皮子也給人牽扯著，還能談什麼仁義道德？況且，有錢便能教鬼推磨。只要經常亮著那些閃閃發光的金錢，就能夠教得整個社會尊重自己，教整個社會忘記自己希望大家不要再記起的事。現在，還有誰會記得胡老爺打仗時候做過些什麼見不得光？

所以，友祥不會介意每次肚子餓的時候，每次手頭有點緊絀的時候，都跑去找惠珍。他從來相信，堂堂男人應該能為能屈能伸，他朝龍穿鳳時，沒有人會再記得那些過去了的胯下辱。至少，在這個社會裏，沒有人敢再提起。

還以為她們都外出了。友祥按下門鈴一陣子後，方聽見有人跑過來。

開門的，當然是惠珍。因為住在這幢平房裏的，除了胡老太婆，就是惠珍。

起初，胡樂虎聘請惠珍照顧母親時，胡家還聘了兩個傭人，打理一切家頭事務；惠珍要做的，就只是料理胡老太婆。自胡老爺突然在海上失蹤，胡老太婆便老是終日呆呆地站在那一大塊落地玻璃窗前，眺望外面那遼闊的海洋，什麼食物也不吃，什麼地方都不去，本來健壯的身體開始變差。胡樂虎見狀，很是擔心，便從附近的護士學校找來惠珍幫忙。

為什麼胡樂虎會同意聘請惠珍這一個護士學校學生？實在是個謎。按道理，他應該找個有經驗的。大圍經濟環境這樣差，那不應該是件難事。

「我也有問他這個問題。他說，他要找一個不像護士的護士。因為他的母親接受不了自己要由護士照顧。你知道嗎？原來是那個男人婆推薦我給胡樂虎的。」友祥記得，惠珍那天是這樣子回答。

「我倒希望他是相中你的樣貌。」友祥撫著惠珍那頭烏黑長頭髮道。雖然出身有點不好，不過，惠珍這樣一個美人胚子吸引得了這個胡家長子，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胡樂虎是一個出了名的王老五。

「你這個大壞蛋又打什麼鬼主意？」

果然跟友祥交往也有三年，他的眼珠兒不過轉了一轉，惠珍也猜得到他的心思。友祥坦白說：「我的好惠珍。我當然知道你只愛我一個。只是，假如能夠騙得到胡樂虎對你的愛慕，拿得這個王老五一半身家，我們要組織二人世界不是總算有點曙光？」正想吻一吻她的嘴唇，惠珍便推開他道：「你以為我會幫你幹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不？」語畢，友祥衝上前用力按著她，咬了她的嘴唇一口，然後望著她雙眼，說：「我們欠的就是一點錢。你那樣辛苦打工儲錢擠進護士學校，不也是為了我們以後的生活好一點？這不過是擠進護士學校後的另一步罷。」

待續。

[按﹕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那天，知道便是自己再不做黨魁，工黨已經再不可能來一個NAKED BID TO CLING TO POWER，已經阻擋不了自由民主黨跑去跟保守黨合組政府後，白高墩自然要向英女皇請辭，并要提議國家元首邀請金馬倫做新一任首相，替她管治國家。

乘車前往白金漢宮前，這位蘇格蘭人在唐寧街十號大門前，最後一次以英國首相身份，跟記者說話。

是道別。

他回顧了近三年的唐寧街歲月。他說道，我喜歡這一份工作。不是因為它的優越感、不是它的名稱、也不是它的權力—這些東西我一點也喜歡。我愛打這一份工，因為它讓我有機會可以令這個我深愛的國家變得更加公平、容納得更多不同人和事、更加環保、更加民主、更加富庶、更加合理。一個真真正正地大的不烈顛。（原文為：I loved the job, not for its prestige, its titles and its ceremony, which I do not love at all. No, I loved the job for its potential to make this country I love fairer, more tolerant, more green, more democratic, more prosperous, more just - truly a greater Britain.)

眾所周知，白高墩很愛做英國首相。要不，在貝利雅在任期間，就不會多次出現白高墩黨羽逼令貝利雅下臺，讓這位蘇格蘭人坐上的事情。只是，他所說的原因，是否就是真正原因，唯有他自己最清楚。畢竟，在大眾面前，政客的說話永遠是悅耳動聽的。莫忘記，從政須要的三樣事物，是演技、理性和胸襟。以演技先行。

不過，讀過一篇ROY HATTERSLEY在《泰晤士報》撰寫的文章後，我有點相信，讓英國變得變得「更加公平、容納得更多不同人和事、更加環保、更加民主、更加富庶、更加合理」，的確是白高墩愛做首相的原因。HATTERSLEY先生乃工黨八十年代的副黨魁，是他一手提拔白高墩，教他成為新工黨的中堅分子。他說，從政治上的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白高墩都比貝利雅優勝，除了一項：人緣。白高墩很清楚該如何做才能讓這個國家變得公平、變得合理。

在電視機面前，聽到這位蘇格蘭人說「I LOVED THE JOB」後，我不期然地想起在遠東那個前英國殖民地上的那個曾姓的特首。在那個所謂特首選舉的時候，他便說過，我要做好這份工。

我想，當那天來臨，當那位曾姓的特首要跟大家道別，跟大家回顧近三年的禮賓府歲月時，他會說什麼呢？

打過後，他還愛這份工嗎？為什麼？

他覺得，他真的打好了這份工嗎？

陶傑說﹐「飛機、電郵、手提電話，為人類的速度建立了新的定義。寫一封信，用口水黏好信封，到郵局去排隊，買一張郵票，貼好，親自投進信箱。一星期後，對方收到信。那一份驛馬悠悠的等待，就叫做誠意。」

所以，我可以驕傲地跟人說，林大小姐的床前堆滿了我的誠意。

在JEFFREY ARCHER去年出版的那部小說《PATH OF GLORY》裏，主角每次離開英國遠征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頂峰時，每天都會給自己的妻子寫一封信，當船舶岸後，他便會把一疊疊信遞給馬夫，要他們代自己投寄出去。

把小說還給我時，朋友便說很喜歡這一段。她說，每天都給自己的愛人寫信，同時候，每天都收到愛人給自己寫的信，實在很浪漫。我沒有說什麼，只是微笑。我怕別的女生妒忌林大小姐。

想起這些瑣事，因為剛在《星期天泰晤士報》讀了一篇文章。裏面提到寫信跟寫電郵的分別。結尾的那一段是這樣的：

It’s nice to email your granny — but how much better to send her something you sat down and wrote thoughtfully, rather than dashed off in 30 seconds; something that caused you to find a stamp and meant you bothered to walk to the post box. Writing is magical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you can communicate anything you like just by drawing a sequence of little loops and squiggles, and anyone who honestly believes that the loops and squiggles don’t have a ton more charm than Times New Roman has a section of their brain missing. Handwriting a letter is usually an act of love, which no one could ever say about typing.

那不就是陶傑那句說話的英文版本？「SOMETHING THAT CAUSED YOU TO FIND A STAMP AND MEANT YOU BOTHERED TO WALK TO THE POST BOX」不就是「寫一封信，用口水黏好信封，到郵局去排隊，買一張郵票，貼好，親自投進信箱。一星期後，對方收到信。那一份驛馬悠悠的等待，就叫做誠意」嗎？

的確，寫電郵跟寫信有很大的分別。電郵永遠是冷冰冰的，信箋則是暖呵呵的。坐在電腦熒光屏前讀電郵，永遠感覺不到對方的體溫，永遠聞不到對方的氣味。因為面對的只是一部機器，因為那些字體跟其他人的都沒有分別 - 不是TIMES NEWS ROMAN，便是ARIAL。只有一封封的信，才能教人肯定對方和自己的存在，才能教人肯定雙方在大家的心裏的地位。

也是JEFFREY ARCHER的一部小說。是《FIRST AMONG EQUALS》。故事以英國政治為背景。裏面提到，戴卓爾夫人成為首相後，跟不同的人的道賀有不同的回覆：對于那些真正支持自己的、擁護自己的，她會親手寫封道謝信；其他的人，一律都叫秘書用打字機謄好，自己在下款簽個名字便成。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曾幾何時﹐是很遙遠的以前了，很喜歡把身邊的一些事情﹑心裡的一些想法﹐寫在一些紙上﹐然後投寄出去。只是﹐收到那些信的那位女生似乎並不欣賞我這種作風。可能為了不鼓勵我繼續給她寄信﹐我從未有收過她的一封回覆。

有次晚飯的時候﹐她跟我說﹐曾經很想給你寫些東西。不過﹐實在太懶。況且﹐為何不見面時講﹖不在電話裡講啊﹖聽到這樣的說話，我立即很明白自己在她心裏面的位置。我知道，我也不用再浪費時間。

「HANDWRITING A LETTER IS USUALLY AN ACT OF LOVE, WHICH NO ONE COULD EVER SAY ABOUT TYPING」說得真好。

那天，談到香港年青人被當權派言論荼毒、被那些媚共華文報紙的文章蒙蔽了邏輯思想。朋友讀後，傳送來了一個網頁過來。她說，是早前偶然找到的。真的很好笑。

我立即跑去看看。那都是充斥在香港政府、華文傳媒的語言嗎？當然，源頭是中南海。不過，經過十三年的努力，當特首會公開宣布投票不是一個公民的義務後，我們又怎會奇怪這些反智的說話大行其道？

一切都是來自一句：「這隻雞蛋真難吃。」

對於這平平無奇的一句，這普普通通的一句，現代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會有以下的回答：

（一）請拿出建設性的意見來，有本事你下個好吃的蛋來。

（二）你這麼說是什麼居心什麼目的？

（三）中國的雞蛋就難吃，美國的雞蛋就好吃？賣國賊！

（四）這是別有用心的煽動，你想干什麼？

（五）有國外敵對勢力擅自對我國雞蛋說三道四

（六）這是近日網上有人別有用心的造謠。

（七）這是少數不法分子在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

（八）自己家雞下的蛋都說不好吃，你還是不是中國人

（九）光抱怨有什麼用，有這個時間還不如努力去賺錢。

（十）我們要建設有自己特色的養雞場，讓母雞下出有自己特色的蛋！

（十一）你是少數不明真相的人，怎麼可能難吃呢？

（十二）你竟敢說我們養雞場的雞蛋難吃？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

（十三）沒有一只蛋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就無權對蛋說三道四！

（十四）外國主子給你多少錢，你在這兒胡說？

（十五）隔壁家那鴨蛋更難吃，你咋不說呢？

我以為，辦報的應該要有點風骨。曉得什麼係大是大非，知道什麼要登，什麼不能；什麼事情要褒，什麼要貶。因為，報紙始終是一件教育社會的工具。雖然，讀報人口越來越少；雖然，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依然會執起份報紙讀的，應該早已曉得什麼係大是大非。

正如，當曾蔭權公開宣布不會在選舉投票後，所有報紙的社評都應該齊聲譴責。因為那是當著所有孩子面前做壞事。不單如此，還要大條道理地表示自己決定不投票如何正確。那不是教壞下一代是什麼？連領導政府的人都不能做一個公民榜樣，我們又怎能期望我們的孩子能夠做一個公民？

我不敢說，那天的香港華文報紙，沒有一份公開譴責政府，因為我不在香港，沒有讀過當天所有華文報紙。不過，我敢相信，除了《蘋果日報》和《信報》外，應該沒有幾多份報紙敢這樣做。或者說，會這樣做 - 那些報社根本不知道選舉日不投票是一件大錯特錯的事情。

從來，我都是這樣想的：

（甲）每個公民都要盡其義務。
（乙）投票是公民其中一個義務。
（丙）所以，每個公民都要投票。

這是大是大非啊！

最近，在英國，也發生了一件報紙不曉得大是大非的風波。

《星期天郵報》給錢予英國爭辦2018年世界杯委員會主席的一位女性朋友，買下了那個女人在一個跟主席二人一起午膳時錄下來的說話。那天，那位主席說，西班牙和俄羅斯會在世界杯裏收買球證。新聞獨家地在那份小報刊登後，那位主席不得不辭職。英國贏得2018年世界杯主辦權的機會也因為這件事情大減。

《星期天郵報》因此犯了眾憎。

英國那些小報經常刊登那些女生的「KISS-AND-TELL」的故事，其實已經有點敗德。畢竟，男歡女愛是私人事情。所謂「KISS-AND-TELL」，就是一些女生為了成名，跟名人發生過一些關系後，便把故事賣給報社，賺取金錢。小報為了銷量不但不譴責那些玩弄感情、視跟名人發生關系為賺錢工具的女生，反而要那些給欺騙了情感的男人成為受害者。這不是敗德的行為嗎？

這一次，那位女生出賣的不是那些亂播情種的名人，而是自己的朋友；出賣的不僅是朋友對自己的信任，還有整個國家主辦世界杯的機會。

如此出賣朋友，當然是錯；不過，假如那些把守關閘的人能夠好好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那位女生是不可能出賣得了自己的朋友，不會破壞了自己國家主辦世界杯的機會。

我的確相信，接聽了那個電話後，所有報紙的編輯都應該跟那位出賣朋友的女生說「不」。

最近，認識了一些新朋友。知道我來自香港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問我，回歸後，香港是否有改變？

我很不喜歡回答這個問題。沒有做英國殖民地已經十三年，我想不透何解別人還會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興趣？這兒的「別人」，指的是愛爾蘭人。老實說，這四年在歐洲的生活，的確認識了許多不同國籍的人，比以前在香港時多許多許多倍（有時候，我甚至懷疑香港憑什麼說自己是一座國際城市），只是，除了愛爾蘭人外，幾乎沒有其他國家的人會問我這個問題。當然，這跟我接觸的還是愛爾蘭人比較多有關系。

為什麼在二零一零年，當知道我來自香港後，還是要問我「回歸後，香港是否有改變？」這樣的問題？

是可以跟我聊天的話題沒有太多嗎？我不排除這個原因。縱然在都柏林生活了超過四年，只是對這個國家的許多種種，其實沒有太多認識。皆因我每天讀的是《泰晤士報》。我曾嘗試讀一讀本地的報紙。不過，很不喜歡。況且，在這個歐洲最西邊的島國上，一份英國報紙比一份本地報紙便宜。我想不到一個原因，舍棄一份既廉宜又精彩的報紙，去取一份又昂貴又不好讀的。

是愛爾蘭人對遠方的事情沒有太多認識嗎？我不會奇怪。要知道，愛爾蘭本地報紙很不好讀，因為有太多本地消息。給我的印象是，許多無聊的本地消息比那些國際新聞佔的篇幅還要多，仿佛還要重要般。情形跟香港的華文報紙有點相像。有著這樣的報紙，其國人能夠認識國外事情的機會又怎會多？其國人認識國外事情的興趣又怎會大？

是那顆東方之珠已經再沒有給別人報導的價值，所以許多人都對回歸後的香港沒有太多認識嗎？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的確，在許多人眼中，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已經再不是世界的一個奇跡。她不過是中國大陸的一座城市。因為有著這樣子的想法，所以跟北京、跟上海相比之下，大家對那兩個新冒起的中國城市自然更有興趣。忽略了香港，不是什麼出奇的事情。

雖然不喜歡回答那個問題，不過，我還是回答了。我沒有不回答的理由。

我如實地跟他們說，從前，我們的政府不會不去投票；現在，我們的政府會公然表示不會在選舉裏投票。

那不是跟北京政府越來越相像嗎？那些新認識的朋友回應說。

我想了一想，道：「邏輯上，也不能這樣說。因為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投票這回事。就因為沒有選舉，中國的領導人根本不會公然表示不會在選舉裏投票。不過，要我相信，香港將來沒有選舉，不會再是一件難事。所以，你說，香港跟中國越來越相像，我還是同意的。」

我想，我不是在唱衰香港罷？

怎能說我在唱衰香港？首先，我不過如實跟其他人說「政府會公然表示不會在選舉裏投票」這件事實。如果你說這是唱衰，那麼，你就是承認「在選舉裏不投票」是一件壞事。此外，說「跟中國越來越相像」，更加是在贊揚啦！中國如此強大，如此繁盛，能夠叨一點光，是我們的光榮罷？

只是，我真的很不喜歡回答「回歸後，香港是否有改變？」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