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恐怖分子嘗試用液體炸彈來炸毀民航機後，我們自此不能夠任意帶液體上乘飛機。我們只能夠用一個才比手掌大少許的透明膠袋，安放所有要帶上機的液體。放置妥當後，透明膠袋要能夠封得口。每個容器盛載的液體也不能夠多過一百毫升。

起初，這個措施不過是臨時而已；可是到了現在，是沒有可能擱置了。從來，過長的臨時便會成為永久。

沒法子擱置，因為會影響太多人生計。既然大家都習慣了，實在沒有理由去翻倒其他得益者的飯碗。

果然，一件事情總有兩面。恐怖襲擊竟然也可以為社會帶來一點經濟效益。

得益的當然就是過了行李檢查後那些零售店。有了那個液體限制後，瓶裝水成為了他們的熱賣貨品。因為乘客再也不能給自帶白開水上飛機。除非願意飲飛機上提供的水，也不怕麻煩地要空姐不斷替自己添加，乘客必定要在行李檢查後買瓶裝水。還有售賣其他液體的店。所謂其他液體，就是化妝品、衛生用品、食物等等。

那個措施實行後，他們多做了生意。

那些零售店當然多做了許多生意。尤其有著一些官僚的行李檢查員幫忙。

早陣子，乘飛機到英國山區（PEAK DISTRICT）渡假。我這個都柏林機場常客，當然曉得什麼可以帶上飛機，什麼不可以。也很清楚如何方便檢查。我從行李裏拿出那個放置了我那盒髮乳的透明膠袋，放在行李旁，好讓他們一起通過X光。

過了檢查後，那個保安竟然跟我說，我不能帶我那盒髮乳上機。因為盒子上印著容量為一百五十毫升。

我笑著從透明膠袋拿出那盒髮乳，打開蓋子，一邊讓那個保安看過清楚，一邊道：「裏面才沒有五毫升液體。」因為才夠多用兩天，我便帶同一起旅行。用完後，不用帶回來。

我正要放回透明膠袋，然後離開，豈料，那個保安竟然執著要我丟了那盒髮乳。他堅持不能讓我如此通過保安檢查。

我有點氣。我道：「你也要合理一點。我不過是用一個一百五十毫升的器皿，來盛載五毫升的液體而已。要知道，那個規定是乘客每個容器盛載的液體不能夠超過一百毫升。現在，這兒可能連五毫升也沒有，有什麼不妥當？」

「因為這個容器容量超過一百毫升。」那個保安堅持道。

我當然不退讓。從來，我都堅持我以為是合理的事情。我拉開行李袋拉鏈，從裏面拿出一個空水瓶，道：「假如這盒盛載了五毫升液體的一百五十毫升器皿真的有問題，那麼，你們便剛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你們竟然讓我帶著這個有一滴水的一升水瓶上機。」我帶著一個空水瓶，好讓我過關後能夠在飲水機裝水。

可能因為我說話有點大聲，驚動了休息室裏面的高級保安。他走出來問過究竟後，怒目對我道：「麻煩你丟了這盒髮乳。」

「這樣完全不合理。」我繼續抗議道。

那個高級保安答道：「難道你會為了這盒髮乳，放棄上機？」

於是，我有點討厭自己地放低那盒髮乳。然後，拿著那個空水瓶施施然離開行李檢查。畢竟，我是一個香港人。

畢竟，那是我自小便擁護的球隊，無論如何，總是捨棄不得。於是，我幾乎每天都會到南華的網頁，看看這支香港足球隊的消息。

那天，我在其網頁裏，讀到以下的一段新聞稿：

「新球季將於9月開鑼，提提各方球迷，任何攜帶入場之打氣用品，如Banner、鼓、旗、喇叭或其他打氣用品，必需經球會向香港足球總會申請，批核後方可帶入場使用。申請程序：將申請人之姓名、聯絡電話、有關打氣用品圖樣或相片、尺寸、數量電郵至info@southchinafc.com，批核時間約7-10個工作天，完成批評，將有專人通知。曾申請之打氣用品，需在新球季重新申請，多謝合作。查詢電話：2378 3129。」

都說香港不是一個自由社會。做什麼都要給人管著。普通如入球場觀看比賽，替自己擁護的球隊打氣，都要處處受到限制。

明顯地，最容易拾得到的理由就是：保安。不過，我真的看不到為什麼我能夠合法帶在身上街的東西，不能夠帶進球場裏面去。香港足球總會根據什麼要一個球迷帶上什麼東西進球場都要申請？

其實，這個申請本身就很反智。

什麼叫打氣用品？這兒沒有一個明確定義。

為了幫助球迷，南華會職員舉了一些例子：橫額、鼓、旗和喇叭。假如就只四樣東西，這個申請還不算非常反智。只是，可能有人怕出現一些古靈精怪東西，造成意外，舉辦球賽的香港足球總會會負上責任，因此，同時候，在那四樣東西後面還加上了「其他打氣用品」。這就是問題。

我穿著擁護球隊的球衣入場觀看比賽，替自己支持的球隊打氣，那件球衣該是其中一樣打氣用品？

又或者，我知道南華的主場顏色是紅色，於是，穿上一件紅色上衣走入球場，觀看南華比賽，那件紅色上衣又該是其中一樣打氣用品罷？我是否應該要把所有紅色上衣都拍張照片，然後經南華會向香港足總申請？

有或者，假如我這個南華球迷決定不穿紅色上衣進球場，卻碰巧對手的球衣顏色跟我穿上身的一樣，香港足總又會否因為我沒有事先申請，不容許我穿著上衣進球場？

甚至我在觀看比賽時，會不是拍手吶喊助威，我的手和我的口都是打氣用品了，那麼，根據規定，我又要把我雙手和我那張口的照片，通過球會，向香港足球總會申請嗎？我怕不事先申請，香港足總會不批準我帶我的手和我的口進入球場。

在一個反智社會，一切都是如此反智。便是如此簡簡單單的規定，都會寫得如此笨蛋。

如果真的有理由，或保安，或法律，要控制球迷帶進球場的東西，香港足球總會要做的不是批準球迷可以帶什麼進入球場，而是規定有什麼東西不能夠帶入球場。就像航空公司列明有什麼不能帶上飛機一樣。

有著一個如此笨蛋的足球總會，香港足球又怎可能進步？

從來，我都喜歡聽權威介紹。

假如那個權威是我喜歡的，他介紹的東西我一定會去試試；假如那個權威是我討厭的，他介紹的東西我一定不會去試。我喜歡的人喜歡的東西，必定有地方我會喜歡，因為我們的志趣有點相投；我討厭的人喜歡的東西，必定有地方我會討厭，因為他們的臭味一定有點相投。我想，那是愛屋及烏的變奏罷。

我喜歡上JEFFREY ARCHER，因為他是陶傑最喜歡的英語小說作家；我喜歡上陶傑，因為他是得到金庸相識的華文作家。我喜歡金庸，因為父親也喜歡金庸。

最近喜歡上JOHN MORTIMER筆下的HORACE RUMPOLE。那天，我捧著JOHN MORTIMER首部《RUMPOLE》小說上飛機往倫敦。全程飛機，我都笑不攏嘴。

妹妹說，你讀得如此興奮，因為你跟RUMPOLE就很相像。你在讀自己。假如你是讀法律出生，你必定是RUMPOLE那類型的大律師。

那即是什麼？即是那些只要看不過眼，便是法官也會給你教訓的大律師。

我望望封面上那個HORACE RUMPOLE的漫畫造型。我想起，我拍照時經常擺的造型。就是那個林大小姐經常說的「必定造型」：頭輕輕仰起，沒有什麼笑容，一副看不起周圍事物的樣子。

因為喜歡那個小說人物HORACE RUMPOLE，於是，逛書店的時候，竟然找來了WILLIAM WORDSWORTH的詩集來讀。小說裏，RUMPOLE經常朗誦那位英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詩人的作品。

在詩詞方面，我是絕對愛國。我以為，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詩詞，可以比得上我們中華民族。因為詩詞的意境是虛無抽象的，我們的文字可能不適合用來寫邏輯、寫法律，不夠卻很適合表達那虛無抽象的概念。這的而且確是唯華文獨尊。所以，我甚少讀英文詩。我讀TED HUGHES，很大程度還是因為他跟SYLVIA PLATH的那段故事。

只是，在書店裏翻著那部由THOMAS HUTCHISON編輯的WORDSWORTH全集，我是喜歡上這個湖區詩人。

我第一首喜歡的，是詩人寫給女兒的。尤其是啟首那幾句。

Look at the fate of summer flowers,
Which blow at daybreak, droop ere even-
song;
And, grieved for their brief date, confess that ours,
Measured by what we are and ought to be,
Measured by all that, trembling, we fore-
see,
Is not so long!

那天，我買下了那部1928年版本，然後跑到公園，坐在草地上，迎著微風，享受著詩人的意境。

朋友在電影節欣賞了《NEVER LET ME GO》。返回都柏林後，跟我道，CAREY MULLIGAN的表現實在精彩得不得了；假如你看了《AN EDUCATION》兩遍，你應該會重看《NEVER LET ME GO》四次。我妒忌地笑著更正道，我是看了《AN EDUCATION》六次。想不到愛爾蘭西部一個小城的電影節竟然會世界首映這部我期待了一年的電影。

朋友是知道《NEVER LET ME GO》乃我最深愛的一部小說。早前在酒館聊天兒，我跟他介紹了石黑一雄那部作品。只是，他還未有時間找來一讀。他正在讀《THE TIME TRAVELLER'S WIFE》。

朋友道，我其實不應該先看電影。不過，知道是世界首映，我又實在抵受不了那個誘惑。

他怕破壞了原著小說。

早陣子，跟林大小姐討論小說與電影。她說，她不會介意看過電影，甚至電視版本後，才讀原著小說。其實，許多時候，她都是因為電影、電視吸引，才找來原著小說細讀。原來，她就是看畢電視改編，方到圖書館借來《倚天屠龍記》。

我有點不同意這個做法。

先看過電影、電視的版本，就會先入為主，規限了我們讀書時的想像空間。例如，因為看過了鄭少秋飾演張無忌，我們讀《倚天屠龍記》時便會經常在腦海裏想像著鄭少秋如何周旋在趙敏和周芷若之間，群雄攻打光明頂的情形也再沒有得到發揮。這當然不表示讀書的時候沒有樂趣，只是，讀書的趣味無疑是減少了。因為讀書最大的樂趣就是可以讓我們在自己的想像裏遊走。

最近，讀了一個才十二歲便出版了一部英文小說的香港女孩子的訪問。

那個叫區詠欣的小女孩也有同樣看法。她對記者說，她不愛入戲院看電影，除了因為怕黑外，電影在眼前會呈現所有影像，實在缺乏想像空間。她說，文字偏偏不同，每個人看相同的文字，都可以產生不同的畫面。這就是她喜歡寫作的原因。她希望別人她的作品時，也會有不同的想像。

都說我有點喜歡這個女孩子。

她喜歡PHILIPPA GREGORY。她喜歡讀歷史。曾經，為了了解PHILIPPA GREGORY筆下的人物，她跑去找相關的歷史書來讀。PHILIPPA GREGORY是一位擅寫英國歷史小說的英國作家。

在影像媒體這樣發達的時代底下，這個才十二歲的小女孩竟然不會像現在那些大學生般，嫌讀書沉悶、嫌歷史枯燥乏味。在那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還有幾多年輕人能夠讀畢一冊小說，遑論英文小說。

我很羨慕她的父母。我希望我也能夠教得我的女兒如此。

早陣子，在雅虎香港讀了一個十二歲女孩子的訪問。那其實是來自《明報》的轉載。

女孩叫區詠欣，取了個英文名字CHRISTY。教報社有興趣替這個女孩子做訪問，因為這個就讀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六年級的學生剛剛出版了一部英文小說，叫《FANTASY AND REALITY》。

原來，去年暑假，女孩母親見女兒喜歡寫作，便提議她把故事寫成書。數月後，那部英文小說完成了。做母親的便開始為女兒找尋出版社。幾經辛苦，方找到了一、兩家願意花時間讀讀那份初稿。當然，是終於有一家答應出版。不過，條件是出版社只編輯女孩的作品，校對功夫則要作家自行負責。

一個才十二歲的孩子又怎能做校對？於是，那又成為了母親的工作。

其實，起初的時候，女孩母親已經發覺有點問題。她回憶說，用字超出一個小學生的程度，可是故事內容卻只適合小學生閱讀。到開始做校對，女孩母親開始認真細琢女兒的小說，發現女兒用字的確太艱深，英文水平要達中學生程度，才看得明白，因此希望女兒修改。

這個母親的確很有見地。畢竟，她們的目標讀者是小學生。目標讀者不能讀得明白，小說又怎會有銷路？出版小說，不是寫日記，不是自娛的行為，那是寫給別人讀的。假如讀者讀得不明白，那個故事便是失敗。

明顯地，女孩母親不是香港的一般母親。香港的母親只會不斷在人前炫耀自己孩子厲害的地方。例如：多認識許多艱深詞語。

其實，能夠教才十二歲的女兒喜歡上英國作家PHILIPPA GREGORY，又怎會是一般母親？要知道，現在許多香港大學生都不能夠讀畢一冊英語暢銷小說，像《DA VINCI CODE》，更遑論講英國宮廷歷史的？PHILIPA GREGORY擅寫英國歷史小說。兩年前，那部由SCARLETT JOHANSSON和NATALIE PORTMAN主演的電影《THE OTHER BOLEYN GIRL》，便是改編自PHILIPPA GREGORY的同名小說。有時候，我會用「英國高陽」來形容這個女作家。因為跟高陽先生一樣，也是歷史小說比現代小說寫得精彩。

女孩子當然不喜歡母親的意見。CHRISTY對記者道：「我當時十萬個不願意。因為有些詞彙，真的很難改。例如我之前寫了fur，但後來我懂得用ermine來形容更名貴的毛，媽媽卻說這字程度太深，要我保留用fur。」始終，小孩子都是喜歡炫耀自己才華。

讀畢那篇訪問，我有點喜歡那個小女孩。不過，老實說，我不會對這個小女孩的首部作品有興趣。因為她的母親也說，故事內容只適合小學生閱讀。只是，我相信，有著這樣的母親，這個幸福的女孩子一定能夠有一番作為。

我期待讀這個孩子多點人生經歷後的作品。

早前在此間寫道，越來越喜歡金馬倫，因為他那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

有網友留言，用上了一個英文詞語，叫「NANNY STATE」。中文翻譯，可以作「褓姆國家」罷。

的而且確，「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就是為了防止國家變做一個「褓姆國家」。

什麼叫「NANNY STATE」？那就是一個嚕囌婆媽，怕這怕那，這要「加強預防」，那也要「採取措施」，凡事都要由政府照顧、保護、提醒的社會。那是一個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概念。大家都相信，那是由英國議員IAIN MACLEOD提出。他以為，政府時時要做褓姆，要假設國民都是低智商的小童，不提點這樣，不規勸那樣，就會有人投訴。

顯然，某程度上，「NANNY STATE」跟中國人說的「父母官」有著很多類似的地方。至少，兩者的基本立足點，都是永遠把統治的草民當小孩般看待。

早陣子，到那間跨國能源公司開過會後，在酒館裏跟愛爾蘭的朋友談到他們的安全政策。

那天，我們到達他們那個設計辦公室的時候﹐同事一泊好車﹐拔掉了車匙後﹐便立即有保安急步從室內跑出來﹐要我的同事再泊車一次﹐因為他停泊的方法不符合他們公司的安全要求。原來﹐這間跨國企業規定﹐所有車輛停泊的時候﹐都要用車尾先入的方法停泊﹐不能讓車頭先進車位裡面。

此外，那個保安也要求我和我的同事要扶著扶手才能走樓梯。

我明白，他們的生意裡面﹐有些範疇的確是很危險的。可是，他們注重工作安全的程度有點過了火。是完完全全的HEALTH AND SAFETY GOES CRAZY。

一邊笑著這間跨國能源公司，我也跟我的朋友談到香港。我說，他們實在要效法香港，在樓梯旁裝上播音器，不斷重復廣播，提醒人家要扶著扶手才能走樓梯。

朋友沒有來過香港，聽得有點不大明白。畢竟，我相信，全世界唯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才有那樣厲害的裝置。我便解釋道，如果有天你們乘飛機來到香港，在機場乘搭扶手電梯時，你們會首先聽到廣播的一個機械女聲，先以粵語提醒你「緊握扶手」，然後是用國語再講一次，最後是英語。才聽罷那個英文字「HANDRAIL」，你便又會再聽到機械女聲用粵語說「請緊握扶手」。如此重復下去。假如那家公司裝上這個裝置，便可以二十四小時每分每秒都可以叫人扶著扶手才能走樓梯，不怕因為保安一時躲懶，教公司惹上HEALTH AND SAFETY的官非。

這不是太煩擾罷？朋友臉露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聳一聳肩膀，有點無奈說，也許我們香港人都習慣了。好像乘搭地下鐵，一跳進車廂，便會聽到廣播說，車快開了，不知哪來的「嘟嘟嘟嘟」的關門示警。然後是「請小心車門」，是粵語、中國普通話、英文各述一次。當車快到下站了，便是「下一站，某某」，同樣以粵語、國語、英語各講一次。當車停定下來，開門，就是「請小心月台間之空隙」，當然也是粵語、國語、英語再講一次。當「嘟嘟嘟嘟」再次響起，門又關上了。初次來到倫敦，乘地鐵出機場，反而不習慣太過寧靜，還要勞神留心到了那一個站。

朋友呷了一口啤酒，笑道，人家說你把一個國家的公民當白癡，這個國家的人口，必定漸漸變成一個真白癡的民族。原來，千真萬確。

我笑著回答說，在愛爾蘭生活了四年，我認得英語世界裏有個字，叫做PATRONISING。

那個字表面是溫馨的善意，英國人說：小心，他其實以過份誇張的關懷，曲線在侮辱你，譬如，明明你四肢健全，走過馬路，他滿面堆笑地要攙扶你一把，這不是好心，他假設你老朽和虛弱，你不蠢，他把你當白癡，他才狡獪，這就是PATRONISING。

在電影《月光寶盒》裏，周星馳有這樣的一句對白：「假如硬要我在對你的愛加上一個限期，我要那是一萬年。」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終結的時候。也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限期。包括我們對一個人的愛。當我們不再愛那一個人，也就是那一個愛已經過期。當然，那個限期可長可短。一天、一年、十年、一萬年、十萬年、一億年、十億年。都是一個限期。

不過，我不同意電影裏的那個說法。因為我們對別人的愛的限期，不是我們後來加上去的；那個限期是早就存在，早在我們愛上那個別人之前。

那就像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一樣。

我們推著購物車在那長廊上走，左顧右望，滿眼所見，貨架上都是各式各樣的食物。那些食物上面都貼有一個標籤，標籤上面印上一個限期。理論上，過了限期，這件食物便會變壞，我們吃了便會生病。那些標籤都不是我們從貨架上拿下那件事物時，超級市場，又或者生產單位才派職員貼上。那些標籤早在我們走進超級市場前，早在那件食物離開出產地時，已經給貼上了。

那些食物就是我們對別人的愛。每件食物就是我們對一個人的愛。我們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也就是在人海裏尋覓一個伴侶。

我們當然不希望買一件過期的食物。我們當然希望買一件有著適合限期的食物。所謂的適合限期，在愛人這一方面，我想，那應該是越長越合適罷。

無疑，許多人都能夠找到一件有著適合自己限期的食物。可是，也總有些人老是尋覓無果。不是拿下一件過期的，便是選了一件離限期已經不遠的。結果，除非決定從此挨餓下去，過了一些時候，又要再走進超級市場，再次推著輛購物車，再一次去選購貨架上的食物。

拿下一件過期的，是因為自己不小心，一時大意疏忽，沒有留意限期。要知道，便不是刻意銷掉那些過了期限的食物，超級市場也會犯錯，忘記拋棄掉那些過期食物。

選了一件離限期已經不遠的，也是因為自己不小心，因為貪便宜，一時大意疏忽，沒有留意限期。要知道，為了賣得最多，賺得最多，超級市場老是會把那些快過期的食物，放到顯眼容易拿取的地方，又或者減價促銷。

所以，從貨架上拿下食物，放進購物車前，我們的確要檢視清楚標籤上那個限期。除了查看是否過期，我們也要想清楚那個限期是否適合自己。不好因為就手，不好因為價好，便編造故事起來，荒謬地強令自己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些食物的限期是可以更新。

任何事情，包括所有食物，都有一個限期。一個不可能更新的限期。一個只會隨著歲月飄走越來越接近的限期。假如我們如此草率魯莽，最終受害的都是自己。莫忘記，吃了過期變壞的食物，是會拉肚子生病。

在超級市場逛了一圈又一圈後，我想，我已經檢查清楚了我所選擇的。標籤上面印著的那個限期，就是一萬年。

希望林大小姐也有著相同的想法。

披頭四（THE BEATLES），是我首支認識的英國樂隊。

那全都因為在中學時候認識了一位好友。因為他很喜歡披頭四，在他影響底下，我也喜歡上了這隊來自利物浦的樂隊。其實不單止是我。周邊的朋友都開始喜歡上那支在我們還未出世時候成名的樂隊。

後來，我們湊上了四個人，模仿著披頭四，嘗試一下組織樂隊。我們叫自己做MOSQUITOES，仿佛蚊子跟甲蟲有點關連。

我們各自在披頭四四個成員裏找了一個模仿對象。那時候，雖然年少，也未曾認識林大小姐，沒有她經常在耳邊提醒，不過我也有自知之明，我這樣的長相當然不可能爭得到做JOHN，或者PAUL，所以我選了做RINGO。一個完全不懂打鼓，只懂得唱歌的RINGO。

每年音樂比賽，在舞臺上，我們都翻唱披頭四的名曲；在舞臺下，我們嘗試把披頭四的歌曲譜上新詞。

我們也學著披頭四唱片封套造型，拍過幾輯硬照。我們笑說，是為將來的唱片封套做準備。

只是，直到現在，我們第一首歌還未錄音得成。不過，我倒還記得，我們的第一首歌，就是改編《YELLOW SUBMARINE》的《YELLOW BUS WONG》。是我譜的詞。講一個姓黃的男生在學校讀黃色雜誌的經過。那時候，兒童雜誌《黃巴士》剛剛出版。記不得是誰的主意，在學校裏我們全班男生都借用了那個名字，統稱所有黃色雜誌做「黃巴士」。

綠洲樂隊（OASIS），則是我第二支喜歡的英國樂隊。

那是高考時候的事情。在家裏溫習得有點累，便跑出客廳，扭開電視看看。要知道考試時間的電視節目特別吸引。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我迷上了MTV臺。那時候，他們經常播放OASIS。開始喜歡上這支來自曼徹斯特的樂隊，是因為這一首歌。或者，是這一個音樂電視。



直到現在，我還很喜歡這一首歌。在愛爾蘭住所裏，電腦iTUNE便經常播放著。不過，話得說回頭，雖然老是聽著《DON’T LOOK BACK IN ANGER》，可是，我還是未成熟得到可以做到如此。

第三支喜歡的英國樂隊，是PULP。

那其實是跟綠洲樂隊同時候喜歡上的。也就是高考時候的事情。明顯地，是同樣原因。

是因為在MTV臺看到這一個音樂電視。

人越大，越喜歡辯論。因為我越來越相信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人家自三千年前古希臘開始的那一套：心中相信A，嘴巴從B的角度來否定A，明天又嘗試由C的論點質疑B，正來反去，在矛盾之中激發思考，我們才不會愚昧，才發掘得到智慧。

有時候，林大小姐會罵我傻，不過，我的確經常如此自我辯論。至少，在公司裏，每發一封信前，我都會從另一個角度，以至幾個角度，去挑戰自己在信裏面的觀點，直至再找不到給別人有機會反過來攻擊的詬病，才會在那條橫線上簽下我的名字。

我以為，邏輯思考是極度重要的事情。是人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所以，我經常跟林大小姐說，我也會如此去教我的孩子。我會不斷製造問題，要我的孩子去說服我。

也所以，我很怕要我的孩子在香港生活。

因為生活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越來越不懂得邏輯思考。有時候，他們以為是邏輯。看穿了，其實不過是一種偽辯，甚至是陶傑經常所言的強盜辯。

兩年前，當那位民建聯新星當眾叫人「TRY YOUR BREAST」後，有人如此替這位曾蔭權曾用上月薪七萬聘請的行政助理辯護道：「諸位有份加入嘲笑的朋友們，也不妨撫心自問：自己的英語發音又是否很到位呢？假如有一天在街上，有外籍遊客忽然走過來問路，你們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做到從容不迫，對答如流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這豈非五十步笑百步？」

現在香港社會裏，不是經常湧現類似的說話嗎？像「只管批評，從來沒有建設性建議」、像「你咁叻，不如你來做」等等。

這一種搶白，統統是名副其實的強盜邏輯。那天，陶傑已經清楚地講出了當中謬誤的地方：

首先：「有份嘲笑的，你們的英語是不是很到位？」這是一個「偽問題」。照這位先生的意思，政府醫院切錯了乳房，全香港的輿論也不應該責難：「有份抨擊醫生開錯刀的市民，如果今天叫你來操刀，你有沒有辦法保證你一定一刀到位呢？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最近，在雅虎香港讀到一篇刊登在《明報》的前香港足球先生譚兆偉專訪。他對記者說道：「現時足總選人偏重南華，差不多整隊港隊都南華球員，如果球員踢其他球會的話，即是沒有機會？」

我想，從前《明報》的記者不會不鞭撻這樣荒謬的說話。

假如我是那位記者的話，我會立即答道：「南華現在是香港球壇最頂尖的一隊球隊，已經連續贏了四屆聯賽冠軍，亞洲賽事也有很好的成績，香港隊球員大部分都是南華的球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當年東方雄霸香港足球的時候，香港隊大部分球員也都效力東方。難道挑選代表香港出外比賽，不應該挑選最好的嗎？難道挑選代表香港出外比賽，也要符合均衡參與這個原則嗎？」

可惜，在那句謬論後，那位記者只接下寫道：「不過，譚兆偉稱讚南華近年的包裝做得不錯。」完全沒有點出這位前香港足球先生說話不合邏輯的地方。

香港社會裏已經有太多這樣的強盜邏輯。做記者的，把守著那個關口，實在需要讓民眾明白什麼叫邏輯，不能只讓那些廢人的說話完全刊登了出來便算完事。我們的孩子經常讀著那些強盜邏輯，又怎可能不變得愚昧？又怎能發掘得到智慧？

早已得到許多警告。大家都說，這是一部賺人眼淚的電影。

《星期天泰晤士報》的影評便說：THE GREAT WEEPIE OF THE DECADE。

專欄作家LIBBY PVRVES寫道：那些大隻如牛的男人也要含淚離開電影院。

看過首映後，名嘴JONATHAN ROSS便在《泰晤士報》裏投訴道：「明知道自己這部電影會教許多人掉眼淚——不是眼濕濕，而是那種會讓成年男人尷尬的嚎啕大哭——便請不好做立體電影效果。假如真的要順應潮流，也請提供一些設有像車頭玻璃那條水撥的3D眼鏡。」原來，在電影中途，這位剛在其BBC最後一集清談節目裏訪問了成龍的名嘴，便除掉那副眼鏡不下四、五次。

到電影院去的時候，林大小姐已經提醒我多帶點紙巾入場。自小，我都是一個眼淺的男人。結果，在電影完結前，我的淚腺果然不受控制，眼淚如泉水般湧出來。我讓那些眼淚沿著我的臉龐流下。因為我沒有聽從林大小姐的提醒。其實，便是多帶了點紙巾入場也無補於事。的確，有點洶湧。難怪JONATHAN ROSS說「that can leave a middle-aged man both embarrassed and breathless」。（我知道。我知道。在上一段，我是刻意把MIDDLE-AGED MAN翻譯作成年男人。）

要不是片末的那些嬉笑片段，我必定邊哭著離開戲院。

這果然是THE GREAT WEEPIE OF THE DECADE。所以，我不是唯一一個看得哭起來的人。坐在我背後的那個男人，我聽到他在抽泣。又或者坐在我前面跟孩子一起來的那個父親，我看到他那雙哭得紅腫起來的眼睛。

談及的那部電影，當然就是《TOY STORY 3》。實在想不到在近十年還有那部電影可以稱得上「THE GREAT WEEPIE」。

自去年起，便一直在等候這部第三集。這是今年夏天值得期待的原因。

無可置疑，《TOY STORY》是我最喜歡的卡通。BUZZ LIGHTYEAR則是我最喜歡卡通人物。今年，我的母親還打算送一個巴斯光年玩具給她的成年兒子作生日禮物。當我有點哭笑不得的時候，母親道：「你可以留待以後跟你的孩子一起玩。」

我知道，許多父親家裏都珍藏著三集《教父》的影碟。我相信，我的孩子的父親未必會珍藏三集《教父》（只頭兩集而已），不過，他必定有全套《TOY STORY》影碟在家，好讓他能夠閒時跟孩子一起重溫。

只是，我不知道會否在孩子還小的時候便讓他看《TOY STORY 3》。

無疑，《TOY STORY 3》則是整個系列裏最精彩的。跟前兩集不一樣，這其實是一部給成年人欣賞關於兒童的電影。

正如少年人不會明白《暴風雨》，一個幸福的孩子怎會輕易明白《TOY STORY 3》裏面那種痛失之情？

最近，竟然迷上了《EASTENDERS》。下班後，一邊吃晚飯，一邊收看這一部英國廣播公司的長壽肥皂劇。曾經，我無法子投入此間的電視劇。是節奏太慢。是劇情老套。不過，經過了四年，我又怎能適應不來？

其實，曾經未能投入的，只是那些長壽肥皂劇而已。所謂長壽，是已經連續播放了超過二十年的意思。早陣子，《EASTENDERS》才現場直播地揭開誰是殺死其中一個主要角色的兇手，來慶祝二十五周年。

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電視劇，我喜歡的也不少。像《LITTLE BRITAIN》、像《YES MINISTER》。

《YES MINISTER》該是我最先接觸的英國廣播公司作品。喜歡上這套英國八十年代的電視劇﹐是大學畢業剛出來社會工作後的事情。是香港回歸初期的日子。那是這一套講及英國大臣跟公務員鬥法的喜劇。大臣JIM HACKER老是要扭盡六壬來應付公務員SIR HUMPHREY的官僚作風。

劇本寫得很出色。劇裏從來沒有指名道姓地講出是哪一個政黨執政、哪一個政黨在野。裏面永遠就只得執政黨、反對黨和公務員。因為無論是工黨上臺，還是保守黨入主唐寧街十號，劇中情節依然會無日無之地發生。記得戴卓爾夫人曾經說過，當躺在首相府裏的沙發上收看《YES MINISTER》，是她最輕鬆的時候。她說，一天辛勞之後，那是最好的減壓方法。

為了阻止大臣改革現行的官僚制度，為了繼續控制得了整個政府部門，SIR HUMPHREY經常振振有詞卻委與虛蛇﹐咬文嚼字卻不知所云﹐嚴重緊張的局面被巧言委曲說成若無其事﹐追究責任的情況也被敷推搪弄得查無實據。JIM HACKER卻因為初上任，在一切都不大熟悉底下，經常弄出笑話，經常給SIR HUMPHREY玩弄於手中。唯有後來上任久了，開始掌握得到方法，局面才有點扭轉。

最近，無意間讀了一個現實版的《YES MINISTER》式笑話。

九七年大選大勝後，工黨正式取代保守黨，上臺執政。搬進唐寧街十號後不久，貝利雅聽了一個由HOME OFFICE那些公務員主講關於其部門的演講。經過一輪報告後，那位公務員總結說，因為經濟環境富裕，這將會帶來較多罪案。因為都比以往更多東西偷。

聽後，新任首相貝利雅問道，那麼，假如英國突然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增呢？

那位公務員回答道，罪案當然會上升。因為那時候人們發覺自己需要犯罪來維持自己生活。

早陣子，想起大學時候的一課通識，憶起了黃文放先生。於是，便在互聯網上鍵入了這個前新華社的人的名字，希望重溫一下他的文字。結果，卻找到了這篇惦念文章。

黃文放逝世前的一個晚上，我和他一起吃醉貟。他跟我說：「民主黨不認識中國，對中國的批評，拔槍快，射不準。」這個比喻很有趣，大家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到香港大學聽放叔的一個講座。在此之前，他三番四次打電話約我，「你一定要來，我的演說有著中英談判的內幕，從中讓你知道中國收回香港，決策背後的考慮和思量」。

講座共有兩節，我只去了一節，放叔就離開了，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課。不過，在我來說，他的觀點是耳熟能詳，然而，每一回見到放叔，他都有新鮮故事，很是熱鬧，有時也令人深思。

他經常對我說：「為什麼你們只批評中國，難道中國真的一無是處？」當然不是。民主派也是愛國的，愛之深，責之切而已。其實，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走向開放，走向富強，又有誰不認同呢？難道我們希望中國繼續過去那封閉和貧窮的歲月麼？

然而，我和放叔最大的分歧是六四。他希望民主黨能放下六四的包袱。這一點，我實在做不到。如果民主黨仍然有著可貴的地方，就在乎它的信念和堅持。六四是大是大非，豈能含糊？豈能放棄？

但我將永遠懷念放叔，他的幽默、坦誠、親切和開放，使我們無拘無束地暢論國家大事，那些日子實在令人懷念。如今，放叔已去了，民主派失去了一個真誠的朋友，一個使人如沐春風的長者。

作者是誰，倒不大清楚。該是一個傳媒人。一個依然有理想的傳媒人。

黃文放辭世已經許多年。這篇文章似乎也是許多年前寫成。因為裏面有這樣的一句：「如果民主黨仍然有著可貴的地方，就在乎它的信念和堅持。」

我常說道，假如你投訴英國的火車服務差，你肯定未到過愛爾蘭。

在英國，至少，火車還算是四通八達，我們可以依賴火車到許多地方去。周末時候，球迷就是如此追隨球隊到其他球場去。那位六十一號座位先生便經常跟人介紹乘火車周游英國、蘇格蘭和威爾斯。不單止那些大城市，許多城鎮，以至鄉村，都有火車到達。

在愛爾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暢遊這一個在英國西邊的島國，實在不能不自行駕車。因為許多有旅遊價值的地方，都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從首都都柏林出發勉強還能到達許多大城鎮。只是，要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那就是問題。

早陣子，跟朋友聊天，談到火車。他問我，要排名次的話，我會放愛爾蘭火車服務在哪個位置。

朋友是愛爾蘭人。在人家面前，總要給點面子罷？正苦惱該如何禮貌地回答，可能見我臉有難色，朋友笑道，我當然不是要你跟那些先進地方比較。像日本和德國。這樣比較，對我們有點不公平。

天！聽到朋友這句說話，我更加不知道如何才能很禮貌地回答。我確實曾想過用上香港、日本和德國的火車服務來跟愛爾蘭的比較。當然，這個島國會包尾。不過，那是跟世界上最好的比較，包尾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會教人很失望。只是，當跟那些落後地方相比，愛爾蘭的火車服務還大有不如，那就很傷人的心。

我也不能想得太久。因為這樣出來的答案會很假。

於是，我決定老實地講出我心裏所想。

我說，愛爾蘭政府還要投資很多很多，方能叫這個國家的火車服務變得合格。大問題是，火車根本不方便，去不了很多地方。太多城鎮沒有火車站。可是，如此去不了許多地方的火車服務，依然經常不準時，那也是教人很失望罷。有著這樣的服務，怎能要人保護環境，少點駕車？

也記起上月到英國PEAK DISTRICT旅行。人家旅遊局是這樣寫的：要欣賞這兒美麗的景色，最好方法就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愛爾蘭的郊外景色都很美麗。未知道何時也能夠跟旅客講這樣的一句說話呢？

去年二月，我們跟同市死敵利物浦接連在聯賽和足總杯裏碰頭。頭兩場比賽我們都戰成平手，勝負未分。到了第三場，重返葛迪臣球場，愛華頓終於不負我們所望，擊敗了那支穿紅色球衣的球隊，在足總杯晉級另一圈。

因為是足總杯重賽，安排了在平日夜晚舉行，所以，沒有相約我那幾個支持利物浦的朋友一起出來看球賽——我是很有信心能夠在他們面前示威一下。始終，第二天還要上班，大家都不大希望太晚回家休息。於是，吃過晚飯後，便獨自走到住所附件的那家酒館觀看球賽直播。

當我們在加時一百一十八分鐘，射入奠定勝利的一球後，我給我那些支持利物浦的朋友發了一個短訊：一個新星誕生了。我知道，他們都在不同地方觀看著那場比賽。

今年二月，我們在聯賽給安排要連續跟聯賽榜頭兩名比賽。我們後來居上擊敗了從倫敦北上的車路士後，然後便迎戰到訪的曼聯。

跟對車路士那場比賽一樣，我們也是在上半場十來分鐘便先給對手射入一球；跟對車路士那場比賽一樣，我們也是在上半場已經扳成平手，是1-1完半場。

到了下半場，我們調入兩名年青球員。結果，我們就憑這兩名年輕球員的入球，3-1擊退那支上屆冠軍。

明顯地，這兩個球員都成為了新一代愛華頓球星。

其中一個，在曼聯、車路士等球會爭相羅致的消息底下，跟愛華頓續了約。他跟記者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開，因為這是最適合我的球會。他就是JACK RODWELL。上次到葛迪臣球場現場觀看球賽，便得到他在其首次接受《泰晤士報》訪問的報導上簽了名。拿著那張剪報，我跟朋友說道，那是未來英國國家隊隊長在一篇我很深愛的訪問裏的親筆簽名。我知道，我將要裱起掛在牆上。

在訪問裏，這位才滿十八歲的球員跟記者提到那些考進了大學的朋友。他說，他很明白，有些事情他是無論如何都幹不來。就是這種LEVEL-HEADED的性格，教我喜歡上了這一個小伙子。

談到自己的性格，JACK RODWELL說道，這可能是我的家教關系。我知道，許多年輕球員都不是這樣子——這當然不代表是一件壞事，只不過我們的長大環境不相同而已。在我的家庭裏，我要經常清楚認識自己，同時候，也要保存謙虛學習之心。

現在重讀那篇訪問，JACK當然知道許多年輕球員都不清楚認識自己，也沒有一點謙虛學習之心。因為其中一個，就是跟他一起在對曼聯那場比賽下半場上陣後入球的那個年青球員。也就是在一年前，射破利物浦的那一個所謂新星——我是錯看了。

那一位才二十歲的球員竟然利用球會的行政錯誤，未有在限期前把早前跟他傾談妥當的口頭合約變成白紙黑字，上書超級聯賽總會，要求推翻那個口頭合約，好讓自己離開，變成自由身的球員，可以隨自己心意跟其他球會相談合作。因為那些球會不用支付轉會費給愛華頓，給予這一個年輕球員的條件自然可以比較好。

要培養一個年青有為的孩子，家教是如何的重要。

我越來越喜歡金馬倫。因為我很同意他那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理念。在他領導下的英國，越來越適合人類居住。雖然在這個非常時候，那些稅項實在有點駭人。不過，有著一個叫人如此興奮的政府，多交點稅也是值得的。面對一個會屠殺自己人民的政府，我是連一仙也不願意給他們。

所謂「小政府、大社會」，就是政府不會事事都管，許多時候，政府都是站在幕後，讓市民隨自己所想，任由市民自己發揮，去管理自己身邊的一切事情。只有在非常時候，政府才會站出來，去排解糾紛，做一個公證人，去撥開煙幕，引出一個清晰方向。

要知道，市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政府不過是市民欽點出來，替自己管理一些公家事情而已。

從來，我都相信「小政府、大社會」。

金馬倫上任後不久，湖區發生連環槍殺事件。兇徒執著自家擁有的槍械，駕著車任意對路上行人開槍。事發後，當然有人要求政府加強對擁有槍械的管制。金馬倫回應道，無疑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不過，我得說，我們國家對擁有槍械的管制已經十分嚴格。我們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個精神錯亂的人，浪費時間去檢討現有管制，浪費時間去研究如何加強管制。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最近，金馬倫政府宣布將要取消所有食物的有限售賣（或展示）日期標籤。那即表示，以後在英國出售的食物，將不會再有售賣限期，或者展示限期。其目的，就是要減少浪費食物。因為許多掉進垃圾筒的過期食物其實還很安全食用。調查顯示，每年英國人拋掉接近七百萬噸沒有變質、依然可以食用的食物。政府相信，市民應該重新運用古老方法去斷定食物究竟有沒有變壞，不應該過份依賴那些標籤。那些古老方法，就是我們的視覺、臭覺和味覺。只要我們重拾那些與生俱來的本領，一個安全使用日期實在已經非常足夠。

早陣子，在雅虎香港讀了一件消息。那位喜歡搓人家胸口的立法會議員，大聲「建議政府設立一條樹木辦的通報專線以統一收集病樹情報、於十八區設立『一區一樹隊』以精簡及統籌相關人手、盡快為全港樹木進行第二輪檢查，及盡快公布早前指有2000棵病樹的名單，希望令民眾『不立於危樹之下』」。

我知道早前有人因為公園塌樹給壓死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對公眾說，風雨導致樹木倒塌難以避免。這番言論給人批評為涼薄。遭人如此批評，政府立即改口風，講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說話：「唐司長對沙田圓洲角公園被塌樹壓死一名男子表示十分難過，司長有關打風落雨會塌樹的言論，是對樹木管理理工作所面對實際情況的一種表述，絕對不是針對有關個案。」

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做事便是如此艱難。只要民間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教政府成為驚弓之鳥。什麼事情也做不來。做什麼都要隨風擺柳。最悲哀的，還是要給那些不學無術的笨蛋指指點點。

老實說，塌樹壓死人跟連環槍殺事件，其實都是一樣。一個有自信的政府就會說，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不過，我得說，我們已經很完善地檢查樹木健康。我們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場暴風雨，浪費時間。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政府決定不立即普選特首，害了的其實是自己。

做了《泰晤士報》讀者超過四年，有些記者的文章我是必讀的。因為我喜歡他們的文字，也喜歡他們的報導手法。BEN MACINTYRE是其中一個。

早陣子，前貝理雅的政治化妝師ALASTAIR CAMPBELL出版了新一冊唐寧街歲月日記。裏面有篇寫在英國九七年大選前夕。貝理雅飛往愛丁堡拉票。同行當然少不免有記者。畢竟，那時候，大家都幾乎能夠肯定貝理雅將會成為新一任首相。ALASTAIR CAMPBELL在那篇日記裏寫道：I didn't take to many of them, but Ben Macintyre was there for The Times. The Guardian and Indy had wankers on board. 可見，這位《泰晤士報》記者的地位。

早前，逛書店，無意間碰上了BEN MACINTYRE一部作品。是一部關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候英國一名雙重間諜的傳記。叫《AGENT ZIGZAG》。都說我本來就喜歡BEN MACINTYRE的文章，加上勒卡雷（JOHN LE CARRÉ）大讃一句「SUPERB」，我實在忍不了手不買下來。要知道，許多人都認同，勒卡雷是英語世界裏最出色的一個特務小說作家。

才開始墮進二次大戰的世界裏頭，國際上便發生了俄羅斯特務遭美國逮捕的新聞。碰巧那名漂亮女特務也是姓CHAPMAN。《AGENT ZIGZAG》記述的那個特務也有著同樣一個姓氏。起初，從報紙裏讀到那個姓氏的時候，我還傻傻地以為他們有點關連。

翻看著那部雙重間諜傳記，讀到了一個關於《泰晤士報》的小故事。

為了要讓德國方面相信那個雙重間諜依然為他們工作，英國情報機關故意弄假地教一家兵工廠發生爆炸。所謂「弄假」，就是說那家兵工廠其實并沒有受到破壞，生產線繼續生產那些教德軍頭痛不堪的小型木製戰機，一切爆炸都是化妝出來。那位雙重間諜收到德軍給予的任務，就是去破壞那家兵工廠。

一切化妝工作都準備就緒後，英國情報機關便聯絡《泰晤士報》，希望他們同意報導這一件事情。聯絡《泰晤士報》，因為他們知道德軍特務組織頭目習慣讀那份歷史悠久報紙來了解和認識英國。

無疑，那是國家存亡攸關的事情。英國希望利用那名德國間諜，反滲入德軍裏面，為英國提供德國的情報。所以，他們希望德國能夠完全信任那名間諜。「破壞那家兵工廠」就是一件可以教德國完全信任那名間諜的事情。

在這樣的關頭底下，《泰晤士報》拒絕了英國情報機關的要求。那時候，報紙的總編輯是ROBERT BARRINGTON-WARD。他對自己國家的情報機關說，他也希望能夠幫得上忙。只是，要他在《泰晤士報》登上一段假新聞，不單止會破壞《泰晤士報》的聲譽，也違背了他們辦報的宗旨。 他實在不能夠同意在自己編輯的報紙上，刊登一宗他自己也不相信是真實的新聞。

一份報紙的公信力便是這樣得來。一份報紙為什麼會得到全世界尊重，這就是原因。

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要經常無懼。

我常以為，自那天我們上書中南海，要求人大釋法，來解決港人內地出生子女居港權的問題，一國兩制便正式宣布失敗。所以，我從來不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搞跨了這一隻曾經懂得生金蛋的雞。香港之死，其實是自殺。是我們首先破壞一國兩制。要知道，沒有了一國兩制，我們不過是一個中國沿海城市。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曾經有著光輝歷史的中國沿海城市。

想起人大首次釋法，因為英國法庭最近的一個裁決。

早陣子，是工黨還在執政的時候，一個喀麥隆男人和一個伊朗男人不約而同地以其性取向，跟英國政府申請為難民。他們說，因為他們是同性戀，他們的生命在其原居國家會受到威脅。當時英國政府否決了他們的申請，并要遞解他們出境。政府的理據為，假如在其國家同性戀者的生命會受到威脅，他們應該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不讓其他人知曉。

那兩個同性戀者不服，訴諸法庭。最後，高等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認為，這樣的難民申請，只要查證屬正確，都要得到批準，英國政府不能遞解他們出境。

在判詞裏，法官寫道，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跟異性戀者的基本人權，都要得到保護。要一個同性戀者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假裝自己是異性戀者，都是違反基本人權的事情。也是違法。因為在1951年定下的難民條約說明，每個申請成為難民的人，都要給確保能夠公開地自由生活。當然，也就包括同性戀者。

這個判決當然引起民間很大回響。莫忘記，今年大選的時候，移民政策就是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社會普遍同意要控制移民到英國的人。明顯地，控制就是大幅減少的意思。尤其是那些來自非歐盟國家的人。假如會因為性取向教生命受到威脅，那個國家都不會是歐盟成員。

有人高呼道，這個法庭判決會替英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我們將會成為同性戀者天堂。只要證明得了自己是同性戀者，那些來自同性戀乃非法行為的國家的人便可以大量來到英國。我們的社會容納不了突如其來這麼多的人。

這樣的說話，是多麼的似曾相識。那年，當香港終審庭判決所有港人內地出生子女都自動擁有居港權後，市面不就是充斥著這樣類似的說話嗎？

保守黨從來都很反對大量移民到英國。不過，知道法庭這一個判決後，金馬倫內閣成員竟然跟記者道，政府很歡迎法庭的裁決，因為遞解那些同性戀者出境，并期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都是不能接受的。然後，便列出入境人員會如何調查這些難民申請。

一個法治文明社會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無疑，法庭的判決可能會替社會帶來很大問題，不過，只要法庭是按照列明的法律來判決，我們都要尊重。會引起巨大問題，便引起巨大問題，我們勇敢面對去解決那個巨大問題便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庭會公平判決每一個訴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庭是按照法律來判決，不會衡量過後果後才做寫判詞。因為唯有這樣，社會上每一個公民才能夠得到法律保護。

在一個社會裏，不是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得到法律保護，那才是一個大問題。一個比其他問題都要大很多的問題。一個不能解決得了的問題。

中國人有句說話：勝不驕。

才短短三個字。不過，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尤其是贏得一個又一個冠軍後。可是，我們的確要不讓勝利沖昏頭腦，才能繼續贏得一個又一個冠軍。

贏得今年法國公開賽後，拿度再次取代了費達拿，成為世界第一。月初在英國贏得今年溫布頓男子單打冠軍後，大家開始同意，這一次，拿度是真真正正的世界第一了。兩年前，當這位西班牙網球員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大家，甚至他自己，都同意這是從費達拿手上借來的，遲早要還。這一次，似乎連費達拿都要承認自己可能在不可以成為世界第一。

因為在倫敦比賽，當然要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況且，拿度跟這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交情實在不淺。他不時替《泰晤士報》寫專欄。

記者開門見山地要這位世界第一談談勝利感受。如何做到勝不驕。

拿度答道，贏得冠軍當然教人很興奮。尤其贏得一個夢寐以求的錦標。不過，無論贏得如何漂亮，那也不過是一次冠軍罷了。不足以讓自己成為一個成功的網球員。假如你讓勝利沖昏頭腦，以為自己比任何球員都要優勝，你將會失敗收場。首先，你會失去大眾支持。沒有人會喜歡自以為是、目中無人的人。便是你的球技如何出眾，也贏不了觀眾的心。此外，教自己相信自己如何厲害，只會害了下次贏得冠軍的機會。贏得冠軍，要集許多因素。自己在一個錦標賽出色的表現不過其一。那還有其他對手的表現。和比賽環境。不理會其他因素，只自以為是，只會讓自己不能充足準備去贏下一次冠軍。

接著，記者問拿度如何做到勝不驕。

這位世界第一說，這其實跟做人一樣。首先要公開親切地恭喜對手，同時私底下找出對方的弱點，好讓自己能夠好好發揮自己的優點。然後，勤力地練習。當然，也要顧及那些外在因素。不斷反覆練習，直至那些曾經會影響自己表現的問題再不是一個問題。要有決心。要告訴自己成功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終點。

我為什麼喜歡拿度？這就是原因。

原來，已經五十年。果然，時光飛逝。

五十年前，法國的電影院正式上映《斷了氣》（原名為À Bout De Souffle，英譯則為Breathless）。那是高達的首部電影。在電影歷史裏，他們叫那是法國新浪潮的開始。



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一個壞男人決定從馬賽返回巴黎，希望跟欠他債的人討回那一筆錢後，便和他那心愛的女人往意大利渡假。在回法國首都途中，因為駕駛的車乃是偷來，遭到警察追捕，那個男人便殺了其中一個警察。返到巴黎後，一邊逃避警察，一邊說服那個到法國留學的美國女生跟他一起去意大利。最後，那個女生出賣了他，供了他藏身地點予警方。逃走時，那個男生也就給警察開槍幹掉。

早便聽說過這部黑白電影，可惜，老是沒有機會欣賞。還是去年此間的電影中心舉辦了一個法國新浪潮電影節，我才終於可以一嘗心願。

結果，愛上了這部電影。當然，也愛上了電影裏的那位女主角JEAN SEBERG。這都不是很意外的事情罷？我想，沒有人看過這部高達的處女作後，不愛上這部電影？不愛上JEAN SEBERG？

十月尾的銀行假期，重遊花都。經過一間賣電影劇照的小店，便買下店裏所有《斷了氣》的劇照和一張電影海報。也到了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去拜祭一下JEAN SEBERG。

本來也打算帶回一張影碟回都柏林。可是，因為沒有英文字幕，唯有作罷。幸好，幾個星期前，此間HMV減價，一張《斷了氣》的DVD不過五塊。於是，幾個星期後，我已經重溫了這部電影兩遍。從來，碰上我喜歡的電影，我會百看不厭。像《AN EDUCATION》。

為了慶祝其五十周年紀念，英國和愛爾蘭的電影院決定重新播放這部電影。九月的時候，BLU-RAY版的影碟會在市面出現。

在倫敦，他們還會舉行一個《斷了氣》劇照展覽。舉行地點是JAMES HYMAN GALLERY。在裁縫街SAVILLE ROW附近。碰巧周末會到英國首都看音樂劇《WICKED》，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劇照展覽。

我很怕欠了別人。我情願別人欠我，也不要自己欠了別人。

這是我的家教。

因此，從第一天在社會打滾開始，我至少會早半個小時返到公司，開始工作。上班時間，跟同事閒聊，我會覺得有點不自在。人家給錢予我，要我幫忙替他辦事，我一定要他心甘情願地給我我所要的價錢，我不會要他覺得我有一絲不值那個價錢的地方。合約上列明的工作時間，從來，我都只會做多。我是把人家給我的工作當作自己的生命看待——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到最好，做到最多。

我不要欠別人。

早陣子，到了愛爾蘭西部的一個叫INISHMORE的離島渡周末。INISHMORE，是愛爾蘭語，最大的島的意思。

是星期天。吃過B&B提供的早餐後，趁上船離開前的一段空檔，走了出去閒逛。才一個小時多的時間，我們都沒有打算走得遠。只在B&B附近的地方走走而已。在這一個離島，沒有自行車的話，根本不能走遠。的確有點大。大概14公里乘3.8公里。島上就只有居民自己可以駕車。除了自行車外，要找代步的，遊客還可以乘馬車。

我們隨意在田野間閒逛。突然，遇上一輛馬車。司機是準備到碼頭兜生意罷。見到我們二人漫無目的地遊走，便停下來，提議帶我們到島的另一邊去。馬車來回一個小時。因為時候還早，他願意減價。才二十五塊兩個人。

一來我們沒有到過那一邊去，二來我也想試試在田野間乘馬車的滋味，於是，便跳了上車。

一個小時後，馬車司機送了我們回B&B。因為身上沒有足夠硬幣，也沒有一張五塊紙幣，便遞上三十塊予那位司機。可是，那位司機竟然說沒有帶上零錢開工，沒法子找贖。

那麼，五十塊呢？

更加不可能。

似乎，他要不是真的沒有帶上任何歐羅在身，就是打算騙我五塊。可是，因為要趕船離開，我也不好跟他理論。很不願意地說服得了自己把那五塊當作打賞。

也許，因為看到我一臉不滿，那位司機提議送我們到碼頭。他說，「我也要去碼頭，正好順路。」仿佛是給我們好處似的。

既然打賞了五塊，我當然接受他這番好意。便著他在門外等候。

回到房間，收拾好一切後，竟然給我們連毫子在內湊得到五塊。立即走出B&B，那位司機正想幫我們安放行李，我便遞上那堆硬幣說：「太麻煩你了。不用客氣。這兒是五塊。方便你跟其他客人找贖。」他有點愕然。點算了一會兒後，很不情願地給回那張十塊給我。

把錢放回錢包後，我便轉身拖著行李離開。那位司機在背後嚷道：「我也可以送你到碼頭啊！」

我只顧一直走，沒有回轉過頭，答道：「多謝。真的不用了。我們想走走。」

我不要欠別人。

那天，在住所裏重溫了一遍林海峰的一場棟篤笑。裏面有這樣的一句：「每個老板都只關心員工上班時間：已經是九點零一分，你已經遲到了一分鐘。他們不會緊張員工幾點下班。你幾時見過有老板會說：『五點半啦！趕快走罷！』？」

我見過。

因為我那位上司就是這樣的人。

許多遍，當她離開公司的時候，看到我還在努力工作，她會跟我說，趕快下班罷！我們的生命不單單只得工作。我們不是為工作而活，我們只是為活而工作。

當然，我沒有聽從這一位公司董事的說話。畢竟，我是一個香港人。我曉得，上司的話不能盡信。尤其是那些很中聽的。要知道，在這個現實社會裏頭，上司的讃賞和愛護，應該表現在那張糧單上，不該來自口裏。工作，就是工作。況且，我再不是一個剛從象牙塔走出來的小伙子——我同意，一個方出社會打滾的，為了多學一點，不應該只計較薪金。

不過，我也不是每次都不聽從。

每次星期五下班乘飛機到倫敦的時候，我都會很聽從她叫我速速離開公司的命令。

到倫敦去，許多時候，我都選擇七點鐘那一班飛機。因為從機場出來，到達英國首都中心，還是九時許。

要乘七時起飛的那班飛機，比正式下班時候早半個小時——即五點鐘——離開便成。從公司到機場，火車加上巴士，才個多小時車程。只是，每一次，我那位上司一過四時一刻便會著我離開。她比我更害怕我會錯過我的飛機。因此，每一次，我都有點難為情地在四時半便關掉電腦，離開公司，前往機場。不過，話得說回來，我每天都早半個小時返到公司，開始工作。合約上的工作時間，從來，我都只會做多。

當然，我不是在投訴。我這一個打工的，怎麼可能會投訴這樣的事情？我只是說，這個世界的確有老板關心員工幾點下班而已。

的確僅此而已。

英國今年大選後，沒有一個政黨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最後，自由民主黨決定支持保守黨。兩個本來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政黨一起合組政府。要知道，保守黨是一個偏右的政黨，自由民主黨則是偏左。

所以，從前兩個政黨互相攻擊，實在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其實，兩個理念不相同的政黨不互相攻擊，才是意外的事情啊！不單只意外，而且恐怖。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需要的不是大家想法一致；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需要的是不同意見互相摩擦。

那天，是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合組政府後，兩個黨魁首次會見記者。

有記者來了一個大整蠱，在發問時間，問了一個可能會教新任首相金馬倫很尷尬的問題。一個甚至乎會影響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合作的問題。

那位記者問道：「首相先生，你現在是否有點後悔曾經說過，NICK CLEGG是你最喜歡的一個大笑話？」

在遠東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假如有記者膽敢如此放肆，他必定會給當權派批評為「破壞社會和諧的人」。兩個政黨才剛正式宣布破天荒合作，這個記者竟然翻起舊賬，挑起兩黨黨魁不和。那些地產商必定立即抽起刊登在那份報紙的所有廣告，以懲罰這個口不擇言的記者。

不過，這兒是英國。

聽了這個問題，自由民主黨黨魁NICK CLEGG立即轉過臉，望著金馬倫，問道：「你這樣講過？」

金馬倫低下頭，望著自己的那雙皮鞋，承認道：「我的確講過。」

NICK CLEGG便轉身，裝作離開記者招待會。金馬倫立即道：

Come back!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hings we said thrown back at us. There's a serious point in this.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next five years finding Lib Dem politicians who slightly disagree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bout a slightly nuanced policy, you can find lots. But we're looking at bigger picture. If it means swallowing some humble pie and eating some of your words, I can't think of a more excellent diet with which to provide the country with good government. (曾想過翻譯這段說話，只是譯來譯去都不甚滿意，故唯有原文抄錄在此。)



雖說全世界政治人才凋零，因此才不斷有年輕小伙子贏得選舉，領導國家。不過，聽畢這個百年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的說話，人家便是差，也比我們的強許多倍。

竟然真的給那隻八爪魚再次猜中。

德國敗給西班牙後，世界杯終於再次有一個新的冠軍。這兒「新的冠軍」的意思，就是一個歷史上首次成為世界杯冠軍的國家。因為西班牙在決賽面對的是荷蘭。也是從來未曾染指過世界杯。說來也奇怪，今屆決賽的兩個國家在足球歷史上都只曾贏過一個冠軍。都是歐洲國家杯。荷蘭在1988年贏得國家歷史上唯一一個足球冠軍，西班牙則是在兩年前。

德國敗陣後，今屆我希望能夠贏得冠軍的球隊正式全部出局。（其實才得兩隊。美國、南韓、日本都不能算作可以贏得冠軍的材料罷？巴西出局後，我喜歡上德國那些年青人。我跟林大小姐說，這一隊德國很有下屆愛華頓的影子。直至現在為止，愛華頓簽下的新球員都是年青的——我算那個二十八歲才首次在頂級聯賽比賽的也屬年青球員。我經常想像他們會一鳴驚人。）

要我在荷蘭跟西班牙兩隊選一，我會選荷蘭。至少，我曾經追捧過他們。那是三劍俠的時代。也就是1988年。還不好忘記，他們陣中有一個效力愛華頓。況且，在葡萄牙以外，西班牙就是另一隊很討我厭的熱門球隊。

談到西班牙，有件事情其實自世界杯開始便想重提一下，可老是苦無機會。也經常忘掉。

說是「重提」，因為三年前，我曾在這兒寫過一遍。

要「重提」，因為我終於記得留意。

當然，看過六場西班牙的比賽後，你也可能已經發覺了。

跟所有大型比賽一樣，世界杯比賽開始前﹐球場裡面都會奏起兩個比賽國家的國歌。很多時候﹐球員都會跟著旋律唱起來。

不過，當西班牙國家隊比賽前﹐你是總不可能發現他們會唱出自己國家的國歌。正選的球員只是靜靜的站在球場上。後備的球員和教練也只是靜靜的站在後備席那兒。也許﹐你會聽到觀眾席上有西班牙球迷唱歌﹐可是，只要你細心留意﹐他們其實也只不過胡亂地按著旋律﹐發著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CHUNDA、CHUNDA、TACHUNDA、CHUNDA」。

因為沒有一個西班牙人懂得唱自己的國歌。因為西班牙國歌ROYAL MARCH是沒有歌詞的。

這個講法其實有點不妥當。

在1931年前﹐當國王阿方素十三世還在位的時候﹐西班牙國歌是有歌詞的。在獨裁者法蘭高將軍執政的四十年﹐西班牙國歌也是有歌詞的。雖然跟之前的那一首完全不同。不過﹐隨著法蘭高將軍給長埋地下﹐西班牙國歌的歌詞也給埋藏在一個再沒有人找到﹑也沒有人願意找的地方。現代的民選西班牙政府當然曉得這裡面的尷尬。曾多翻請人填起新詞來。只是﹐直至現在﹐西班牙人依然未能一致同意國歌裡面的歌詞。

假如你不相信，星期天的決賽，你可以留意一下。

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當然會為英國首相製造蠟像。畢竟，在君主立憲底下，他雖不是國家元首，倒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理論上，英國還是英女皇的國家，可實際上，一切都是由首相決定。

早陣子，蠟像館終於完成了金馬倫的蠟像，公開展出。

展出首天，蠟像館邀請了首相夫人出席。

望著身旁那個丈夫蠟像，金馬倫夫人笑道：「的確是鬼斧神工。的確很相像。真的一樣。孩子見了，必定很興奮。」

在眾多記者要求底下，首相夫人始終不肯吻一下那個蠟像，只同意跟蠟像合照。她怕唇膏會破壞了蠟像館的出色手藝，也不希望在這個金馬倫蠟像留下一個唇膏印。也許，她也怕其他遊客會有樣學樣，跑去親吻蠟像。她應該讀了早前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討論這幾年一窩蜂出外旅遊的中國大陸人對世界的影響。

原來，製造這個金馬倫蠟像，花上了蠟像館師傅四個月時間。

四個月？

那麼，在白高墩宣布大選前，蠟像館已經開始製造蠟像了。我想，那時候，蠟像館都有為三大政黨黨魁度身罷。即包括白高墩。

需要為白高墩度身嗎？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不是會為每個英國首相都製造一個蠟像嗎？白高墩是上任首相啊！

不過，假如你細心逛逛，你會發現在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裏，從來沒有擺放過那個蘇格蘭人的蠟像。

是歧視蘇格蘭人嗎？

的確是歧視。不過，當然不是歧視蘇格蘭人。那是歧視那些不是由選民選出來的首相而已；那是歧視那些沒有經過大選洗禮的首相而已。

不是由選民選擇的首相，沒有給蠟像館塑造蠟像這樣的一個權利。便是如此簡單。

上星期天，沒有世界杯比賽關系，跑了到電影院，看了一部很輕鬆的法國愛情小品《L'arnacoeur》。英文翻譯為《Heartbreaker》。影評說，比荷里活的那些好看得多，難怪在法國大收特收。

故事橋段其實很老土。所謂的HEARTBREAKER是一個以破壞情侶為職業的人。破壞的方法就是教那個女生愛上自己。當那個女生愛上了那個HEARTBREAKER，她便會發覺身邊原來的那個他實在很不堪。那個叫ALEX的HEARTBREAKER有句口頭禪：I open a woman’s eyes, not her legs。他不會跟那些女生發生關系。他也不會破壞那些很幸福、很快樂的情侶。他只會教那些不曉得自己拍拖拍得很快樂的女生明白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好男人。有天，負債累累的ALEX給一個父親聘請去阻止女兒跟一個自己不喜歡的男生結婚。只是，他發現，這一次有點難度。因為那對情侶似乎真的很愛對方。

老實說，故事發展如何，大家未入電影院也能猜得八九。正如《泰晤士報》所言，這是一部不用帶腦看的電影。

不過，我的確看得很開心。我知道，在那一百分鐘裏，電影院裏就充滿著我的大笑聲。從來，看喜劇，我都不會吝惜我的笑聲。無論是在哪兒觀看。在住所裏、在電影院裏、或者在飛機上。

這是法國的預告片。


這則是英國的預告片。


明顯地，為了吸引觀眾，在英國播放的預告片刻意把重點放在電影裏那些模仿《DIRTY DANCING》的片段。也用上了男女主角在車上唱GEORGE MICHAEL的《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那一幕。畢竟，要用上大家熟悉的事物方能吸引大家的注意。

所以，我想，我喜歡這部電影，或多或少是因為電影把《DIRTY DANCING》奉作男女主角結合的催化劑。

一年前，我跟林大小姐在倫敦看了一場《DIRTY DANCING》舞臺版。那是我們首次一起欣賞的音樂劇。

去年聖誕，如常返了香港渡假。印象中，除了兩年前跟家人一起到了奧蘭多和紐約外，每一個紀念耶穌降生的日子，我都在我自己的出生地渡過。

當然，少不免到一些新建成的地方逛逛。

一天，我便跟父母到了HULLET HOUSE去。那是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所謂活化古跡的罕見例子。她的前身為水警總部。在保存下來的那個維多利亞式建築裏，發展商變出了一間酒店和幾間餐廳。

因為父親還未離開公司，我跟母親便到那幾間餐廳門外走走，看看他們的餐牌。我們打算在那兒吃頓下午茶。在那古色古香的英國氛圍底下，蠻有風味似的。畢竟，在香港，除了往自己的記憶裏找，已經很難尋回一點英國殖民地的色彩。

有一家餐廳，叫ST GEORGE。不過，門外、牆上都沒有掛上一面英國白底紅色十字旗。侍應都忙於整理餐廳佈置和餐桌擺設。明顯地，晚上有人會在那兒擺喜酒。他們是不可能招呼我們下午茶的了。只是，既然來到，也不妨翻翻餐牌，看看他們供應什麼菜式。當然，還要查看一下價錢。

果然不菲。一道主菜動輒四、五十歐羅。因為在歐洲生活了超過四年，對於價錢，我是需要把它化為歐羅，才能衡量孰貴孰廉。

正要細看一下會有什麼貨色，餐廳經理便走了出來。他跟我們道：「這個餐牌過了今天後便會轉換。」

我環顧一下餐廳周圍，道：「似乎，今天晚上你們也不會有晚市。」

「對！有人客包了整間餐廳擺喜酒。」那位餐廳經理回答道：「所以，這個餐牌其實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原來，他不喜歡我們站在門外翻看那本餐牌。

「那麼，你可以換上一本新的給我們看看嗎？」我問道。

「新的餐牌要明天才送到來。」這是我得到的答覆。我當然不滿意。要知道，這是一間吃三道菜便要花上一百歐羅的餐廳。還未計算酒水。這樣的服務實在不能說服得我光顧。不過，我這個好人自然會給機會他們更正和改善。於是，我問道：「你總可以跟我講講，明天晚上，你們會供應什麼菜式罷？」

「新的餐牌要明天才送到來，」那位餐廳經理很不耐煩地重覆說：「我還不知道。」

似乎，那位餐廳經理不曉得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一間高級餐廳要提供的不僅僅是美味食物，還有服務，還有許多許多。例如：餐具，擺設。

幸好，他們沒有掛上一面英國旗幟。

早前，在《明報》網上版讀了篇關於中國大陸裏面一個調查的報導。記者說，「從炒股炒樓到炒茶炒蒜，內地近年掀起各式各樣『炒風』，不少年輕人加入『炒錢族』行列。一份最新的調查更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認為腳踏實地工作不如投機更易致富。」

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罷。一個不善生產，只活在一個又一個泡沫裏的民族，有什麼前途可言？

很喜歡那部暢銷全球的瑞典偵探小說《一個有飛龍紋身的女孩》裏面的一段文字。一段批評股票市場的文字。小說作者生前是經濟版記者，對經濟有其一定認識。

那是主角反擊控告他誹謗的人成功之後﹐接受傳媒訪問的一段對話。電視節目主持剛問他為何以為「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對瑞典經濟打擊甚大」之說無稽。

小說作者寫道：

你該要分清楚兩樣東西﹕瑞典經濟跟瑞典股市市場。瑞典經濟是指所有每天在這個國家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總和。例如Ericsson電話﹑Volvo汽車﹑Kiruna和Skövde的運輸。這些就是瑞典經濟。今天瑞典的經濟﹐跟一個星期前的﹐同樣強勁﹐或者同樣的差。

瑞典股市市場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裡面沒有經濟﹐因為沒有貨物和服務的生產。一切只不過是一些人想像一﹑兩個小時後﹐市場上面那些公司的市值如何的遊戲。根本跟現實和瑞典經濟無關。所以﹐股市大跌不會影響國家經濟。

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那只表示一班投機者會把資金從瑞典公司轉至德國公司而已。所以﹐記者應該找出這些人﹐然後標籤他們為叛徒。就是這一班人為了顧及他們那些客人的利益﹐妄顧給瑞典經濟帶來的傷害。

我讀的是英文版。以上當然是我按著那英文譯本的中文翻譯。

當全國人民都花上本來實際工作的時間來投機，這一個國家還可以生產什麼貨物、出產什麼服務？這一個國家有什麼經濟可言？所以，當一個國家越來越多人跑去全職炒樓炒股票，這個國家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越來越多中國人相信「找工作難不如去炒股」、「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少壯不炒股，老大徒傷悲」這些智慧，都是因為二十一年前國家暴力地否決了來一場政治改革。天安門大屠殺後，政府為了疏導民怨，大力推行「讓一些人先富起來」政策，希望當許多人都有了舒適生活後，大家便不會記得起政治上的不滿；也希望大家把精力都花在追逐金錢上面，忘掉去尋求政治上的那個烏托邦。

明顯地，這個政策是成功的。說是成功，因為政府的目的達到了。

經常記得龍應臺記錄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面的一件事情：

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龍應臺是這樣評道：「中國的『進步』，在她（那個上海女性）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於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炒錢族」就是這一個政策底下的產物。在現代中國人眼睛裏頭，就只認得錢。由於先富起來的那些中國人基本上都不是通過勤勞工作而來，其他民眾看在眼裏，當然有樣學樣。基於政策的真正目的——叫中國人都親近金錢遠離政治，便是知道不妥，政府也唯有硬著頭皮，不能做上一些事情來改變這一種風氣。也於是，投機風氣越來越盛。盛到一個地步，大家除了錢，已經認不到其他東西，像道德。在那些先富起來的城鎮裏住上了許多跑來賣肉的農村女孩，工業意外（煤礦、機動遊戲等）、假食物不斷發生，都是人民只追逐金錢的結果。

報紙記者訪問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叫周孝正。他說：「幹活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幹活，年輕人看到的就是這麼個社會，能不浮躁麼？以珠三角為例，最低工資調高後仍僅每月1100元人民幣。貧富差距大，社會分配不公，要平息浮躁炒風，恐怕要資產泡沫破掉，工人繼續罷工（討加薪），經濟崩盤重新洗牌，甚至改朝換代。」

也許，當年中國人并未能夠叫野蠻的政府推行政治改革；也許，那場屠殺的確讓那個野蠻政府能夠繼續執政下去；只是，正如《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所言，六四，是中國這個巨人身上一個淌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行程，不會真的遠大。

讀著那一個調查結果，望著一個一個中國人放棄生產，跑去成為「炒錢族」，我想，究竟會是共產黨垮臺先？還是平反六四先呢？

我有另一個理論，是關於運動比賽的：一隊球隊連續輸得越多，下場能夠贏得球賽的機會越大。

因為我相信，世界上沒有永遠不勝的道理。只要沒有永遠不勝，球賽連續輸得越多，下場比賽贏的機會自然比今場比賽大。

所以，我不奇怪荷蘭終於在世界杯打敗巴西。在九四年的美國，在九八年的法國，荷蘭都是巴西的手下敗將。今年，兩國再次在淘汰賽階段碰頭，半個主場的荷蘭在半場落後一球下，反勝2-1。

我沒有正正式式觀看這場比賽。因為球賽在下午三時舉行。是上班時候。

說是沒有正正式式觀看這場比賽，因為自三時開始，我的電腦其實早已接上了互聯網，好讓我能夠不時查看一下比賽情形。是文字版的。對於足球，我沒有太大定力。我怕接駁到愛爾蘭電視臺的網頁後，我會放低所有工作不理。（在這個島國，除了在電視外，電視臺每場比賽也作網上直播。好方便那些上班族罷。）老實說，今年世界杯，我都是如此留意那些三時開始的比賽。至於，中飯時候比賽的那些，當然可以欣賞整個下半場。

才想好如何回答客人的電郵，便突然聽到背後那位同事跟我說道：「1-0，巴西。」

我支持巴西，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跟我擁護愛華頓一樣。我想不到一個理由不能夠讓別人知道自己所愛的。

我便轉過身，在同事那部電腦裏看了羅賓奴那記入球的重播。另一個同事知道我們在討論足球，便站起身，隔著屏風，道：「很差的中路防守啊！」然後，就聽到遠處那位剛剛因為踢足球弄傷了腳跟的喊道：「便是我這樣的狀態，也比那位守衛強。」

明顯地，大家都是衝著我這一個愛華頓擁躉來。因為荷蘭中路那位守將效力愛華頓。

也明顯地，原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電腦裏觀看著巴西對荷蘭。

始終，是星期五的下午。

當荷蘭打進第二球後，我的上司便走到我的座位，跟我說：「似乎，你要擁護另一隊了。」

我苦笑道：「我還刻意穿上一件黃色襯衫上班。」

我有點不明白。她應該是在看溫布頓直播。是梅里對拿度。怎麼她也知道這場足球比賽的情形？

林大小姐經常投訴我理論多多。對於這一點，我不會反對。或者，我應該說，我很同意。（邏輯上，不反對不等於同意，正如不同意不等於反對。這是兩個不同概念。）從來，我都喜歡嘗試解釋這個世界。有時候，我想，我也適合做一個經濟學家。

其中，我有這樣的一個理論：假如有餐廳會提供ALL-DAY BREAKFAST，這一個民族應該不大懂得烹調技術。

我那些理論不是什麼學術上的理論。邏輯推論都不是十分嚴謹。更多時候，都不過是純碎一己觀察所得的結果。沒有認真考究，也沒有反復驗證。這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便是其中一個如此的結論。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經常招惹得來林大小姐投訴。

我當然沒有走遍全世界，沒有見識過所有民族。不過，就我所見過的、所認識的，我實在找不到一個例子來推翻我這一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

顧名思義，「ALL-DAY BREAKFAST」就是無論早、午或晚都會提供的食物。一個一天三餐都可以吃著同樣食物的民族，其對食物的要求顯然不高；對食物要求不高，其民族的烹調技術自然不可能超凡。對於烹調，他們依然停留在果腹那一個最基本的層次上，還未提升到追求美味那一個較高的境界。假如他們是分辨得了美味與否，他們就是沒有心思花在是這一個層次上面。

我當然見識淺薄。「ALL-DAY BREAKFAST」這一個名詞，我只能夠在英國、愛爾蘭找得到。同時候，我也發現，這個世界其實沒有英國菜、愛爾蘭菜。無他，因為這兩個民族根本不懂得烹調。地理環境所限，他們根本沒有法子去鑽研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方法。

要鑽研烹調，其首要條件必定是要有大量各式各樣的食物供應。食物要大量，因為鑽研烹調技術必定是填飽了肚子之後的事情。連果腹這一個最基本的層次還未達到，就談不上去追求美味。食物要各式各樣都齊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著不同種類的嘗試和配搭，領域才能夠廣闊，才能夠找到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最好方法。

所以，都是那些不溫不寒的國家的民族才懂得烹調。在歐洲，是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 - 的確是如此次序；在亞洲，就是中國。

早陣子，我跟一些香港人提及到我這一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有人嘗試提出一個反例子，道：「也許，你已經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不大清楚那兒的情形。現在，香港那些西餐廳也會供應ALL-DAY BREAKFAST的。都在周末。為的是給那些太晚起床的人提供早餐。」

不難想像，都是那些裝扮成有著歐陸風情的餐廳的主意。始終，在香港這一個前英國殖民地，歐陸風情是有其龐大市場。翻開華文報紙，讀讀那些樓盤的名字，便可略知一二。從前那些美麗的中國名字早已淹沒在這一個高速靠向中國大陸的城市裏面。為了賺錢，我們可以不斷出賣我們的文化。

供應ALL-DAY BREAKFAST，不過又是一個假（PSEUDO）「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倒退例子。

終於出來了。

等候多時，這部電影的預告片終於出來了。這一年來，一有空，我便會到YOUTUBE鍵入這部電影的名字，每次都失望而回。到GOOGLE去，竟然也沒有太多消息。曾幾何時，我還以為這不電影胎死腹中，完成不了。要知道，在經濟不景底下，商人都很小心投資在娛樂事業上。新一部占士幫電影便已遭擱置。

自去年夏天，從報章得知KIERA KNIGHTLEY正在拍攝這部改編小說的電影，我已經很期待。因為女的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演員——那時候，《AN EDUCATION》還未上畫，我還未認識CAREY MULLIAGAN；因為故事來自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只要碰上喜歡讀書的，我都會大力介紹那部很浪漫的科幻小說。

我記得，那天，我在此宣布，二零一零年我有兩部必看的電影。這是其中一部。（另一部，當然是《TOY STORY 3》。我是巴斯光年的粉絲。家裏擺放了四、五個不同大小的巴斯光年。）

看罷《AN EDUCATION》後，喜歡上了CAREY MULLIGAN。這一位英國演員甚至教KIERA KNIGHTLEY退到我心目中的第二位。（對！我喜歡的演員，首兩位都來自英國。）

也因此，更期待這一部電影。因為其女主角就是CAREY MULLIGAN。原來，KIERA KNIGHTLEY在戲裏演的是第二女主角。

這一部電影，就是《NEVER LET ME GO》。



看著這段預告片，我以為，電影很近乎原著。給剪接下來放進了預告片的那幾幕，跟我讀書時腦海裏所想像的幾乎一模一樣。一看到那幾個片段，我便立即記起小說裏的那幾章。

只是，似乎，要在電影院欣賞第二部改編KAZUO ISHIGURO作品的電影，還要待些時候。因為電影公司還未決定電影上畫日子。

我猜，那是因為他們還跟倫敦電影節商討，是否可以讓這部電影成為開幕電影。

最近，跟林大小姐討論起寫文章，便想到這一本書。書名叫《ON WRITING WELL》，作者是WILLIAM ZINSSER。

從小，懶惰關系，我都不喜歡讀工具書。這是一本少數我會拿起來讀的。當然，因為那是陶傑介紹。

這位專欄作家鮮會介紹別人讀工具書。要知道，香港出版界裏，他最看不過眼的事情，便是那些工具書永遠佔據暢銷榜的頭十位。他以為，一個只讀工具書的民族，算不上有讀書的氛圍。這本《ON WRITING WELL》應該是陶傑推薦的唯一一本工具書。

也許，你會很多時候都不同意這位《黃金冒險號》作家的想法。不過，你總不能不同意，他的文筆的確為華文世界裏數一數二。畢竟，得到金庸賞識的人——二十年前，便是查先生把陶傑從英國帶回香港。他在《明報》副刊開辟了一個新專欄，讓這一個在前香港宗主國旅居了十六年的香港人發揮其才華——不會浪得虛名。一個寫得一手好文章的人介紹一本教人寫文章的書，總不能錯過罷。

果然，我讀得津津有味。

雖然那是教人用英文寫文章，不過，我以為，書裏的說話其實可以引用到任何一種語文上。包括華文。

陶傑經常強調的那句「好文章一定要啖啖肉，一點膽固醇也容不下」，應該來自這一本書。因為在書裏面，作者花上最大篇幅的，就是教人如何清除文章裏的「膽固醇」。當中的基礎，是「一篇能夠用上最少文字來表達最多意思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所謂的「膽固醇」，就是多餘的字詞；所謂的「膽固醇」，就是復雜的語法；所謂的「膽固醇」，就是艱深的用字。

早陣子，我在此談到大學時候上過黃文放的一課通識。文章首句，我寫道：「我是讀工程出身」。現在重讀那篇文章，首句裏的那個「是」實在多餘。刪掉了，整句句子變得更加簡潔。

至於復雜的語法，在華文裏，很多時候都是外文的硬翻譯。現在華人社會，經常出現這樣的句子：「經過一番熱烈討論，我們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驕傲。」為什麼當我們可以說「我們決定了......」的時候，偏偏要臃腫地說「作出了一個決定」?「作為什麼什麼」、「身為什麼什麼」顯然都是英文「BEING......」的硬翻譯。華文裏其實沒有這樣的句法。

所謂艱深用字，意思再明顯不過罷。當可以用「BEGIN」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用「COMMENCE」。

因為從小便沒有人教導過我寫文章，我覺得那的確是一本很精彩的書。所以，記起來了，便向大家推薦一下。當然，大家可能早知道了這一本書。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同事間的話題，當然也以足球居多。

那天，是分組最後一輪比賽的第二天，吃過中飯後返到公司，在走廊碰上了一位同事，打過招呼後，便準備各自走回座位。突然，那位同時轉過身來，笑著跟我道：「啊！D-，昨天晚上看了一場球賽。愛華頓是否有個尼日利亞球員叫耶古寶？他表演了一個很高難度的動作喲。」

我當然曉得他說什麼。

因為我一邊看電視直播阿根廷對希臘，一邊在網上看南韓對尼日利亞。分組最後一輪比賽是同時候比賽的，以免有球賽因為早一場比賽的結果變得毫無意義。

因為我很希望南韓打進十六強，同時在世界杯開始前，我跟另一個同事打賭尼日利亞會在準決賽面對象牙海岸，所以，我其實只關心網上播放的那一場，眼睛沒有離開過電腦熒光屏。阿根廷對希臘的比賽過程，只是靠耳朵收聽旁述而已。

假如尼日利亞球員能夠好好把握機會，伴隨阿根廷晉級的，該是那個非洲國家，而不是南韓。那個耶古寶便錯失了一個把球送入空門的機會。當隊友傳球過來的時候，皮球已經越過了南韓守門員，才離開球門不過兩寸，在沒有人壓逼底下，在球門面前完全沒有防守球員底下，耶古寶竟然射歪了。正如網上旁述所言，把球送到底線的確比送入網裏還要艱難。偏偏這個愛華頓球員卻完美地完成了這一個高難度動作。

聽到同事突然提到這件事，我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回答，好替耶古寶解釋。我當然要為愛華頓的球員護駕。我不是說我不會批評愛華頓的球員，不過，在別人面前，我一定會努力保護每一個愛華頓球員。

正要承認耶古寶不濟的時候，看到了我的鄰座剛巧從外回來，於是，靈機一觸，便指著鄰座答道：「所以，他的韋斯咸才窮追不舍地要在這個夏天轉會市場簽下耶古寶。」我的鄰座是韋斯咸擁躉。早陣子，報紙不斷傳出那支東倫敦球會希望從愛華頓簽下耶古寶。兩次開價都遭愛華頓拒絕。

「我倒不介意添上耶古寶。你沒有聽過別人說，耶古寶是一個懂得入球的希斯基嗎？」

聽到這一句，我不得不苦笑起來。我實在搞不清楚這是否一個讃美。希斯基就是英國隊首兩場世界杯分組賽的正選前鋒。當教練貶他為後備後，英國立即贏得今屆世界杯首場比賽。入球的，正是代替希斯基的那個前鋒。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十四個百姓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里（愛爾蘭人叫這個城市做DERRY，英國人則稱她為LONDONDERRY）遭英軍開槍殺死——十三個當場死亡，一個重傷五個月後不治。愛爾蘭人都叫那天做「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

經過多年爭取，在一九九八年，在新證據不斷湧現底下，前英國首相貝利雅為了成功協調北愛爾蘭和平，終於同意重新調查那場槍殺。事件發生後，英國政府曾發表過一個報告，表示英軍當天是自衛殺人。

重新調查，一調查便是十二年。報告終於今年六月十五日面世。結論是，那十四個百姓是遭無辜殺死。

報告發表當天，現任英國首相金馬倫便在國會裏代表政府、代表整個國家，為軍隊三十八年前的所作所為道歉。

從電視機裏聽到那篇演辭後，我心的確有點戚戚然。

這不愧是一個教人尊重的國家。英國，多麼漂亮的名字。是一個內裏外裏都一樣教世人艷羨的國家。

正如這位百年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所言，每一個國家總有其歷史上的污點。我們都需要很大勇氣才能夠坦誠面對那些污點。不過，那不表示我們不用為國家所做的一切負責。我們總是要待己以嚴。無論那個歷史污點是如何丑惡，我們都要坦誠面對。這不代表我們軟弱，這只會教我們這個國家更加強壯。因為，唯有這樣，我們國家的道德標準才不至於敗壞；唯有這樣，我們所有百姓的良心才不會泯滅。

唯有坦誠面對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陰暗面，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做錯。

那天，金馬倫在國會裏說：「我們跟恐怖分子不同。這是其中一樣。」（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ifferentiates us from terrorists.）

我們不是恐怖分子，也不要恐怖分子替我們管理我們的國家。

似乎，跟愛爾蘭作對的下場都不得好死。

望著今屆世界杯分組賽的結果，你倒不能不相信。當然，我講的，也是今屆世界杯分組賽的結果：上屆冠、亞軍不但不能打進淘汰賽階段，經過三場比賽後，都要羞辱地敬陪尾席，未嘗一勝。

這個夏天（南非倒是冬天），愛爾蘭未能到南非比賽，因為他們先後不敵意大利和法國。

在歐洲區外圍賽，愛爾蘭跟意大利同組。雖然兩戰這隊上屆冠軍都能保持不敗，愛爾蘭因為大意地失分給其他國家，最後只能跟隨意大利之後，排在第二位，要跟另一組的第二名打主客制的生死戰。

愛爾蘭給配到法國。

首戰在都柏林舉行。可能壓力關系，在主場球迷的吶喊底下，愛爾蘭表現得很差，結果輸掉0-1。到作客巴黎，這支綠色軍團判輸來打，結果卻出人意表地出色，整場比賽都壓著法國，在九十分鐘裏贏1-0。即兩回合，1-1平，要加時半句鐘再戰。結果，就在那三十分鐘裏，出現了那一個著名的亨利手球。就因為球證不但沒有判罰法國手球，反而堅持入球有效，愛爾蘭喪師花都，緣盡世界杯。

不過，分組賽後，愛爾蘭人似乎找到了點安慰。

首先，是法國。除了戰平烏拉圭外，其餘兩場比賽都敗北。他們還差點沒有打進一球便回家。當然，更羞辱的，是球員跟教練決裂。整個過程給采訪的電視臺拍攝得到，讓全世界球迷都能看到那丑陋的一幕。

然後是意大利。他們竟然連紐西蘭也未能擊敗。不單只未能擊敗，還要靠一個不應該判罰的十二碼點球才能扳平。要不是紐西蘭人果然真的不懂踢足球，把握不了完場前的兩個黃金機會，這支上屆冠軍真的要成為紐西蘭的手下敗將。要知道，這不是欖球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杯啊！

上屆冠、亞軍的表現同樣如此不知所謂，我實在想不到一個解釋。除了一個。就是因為他們得罪了愛爾蘭。

世界杯開始前的估計，都已經不能實現。我猜的四強為：英國對巴西，尼日利亞對象牙海岸。

我現在押的注是，全南美洲四強。烏拉圭對巴西，阿根廷對巴拉圭。

那天，網友揚眉女子在其網上專欄裏寫一篇題為《婚紗照》的文章。裏面有這樣的幾段文字：

我的碓好厭倦看人家的婚紗照。......表面上我當然會客客氣氣，恭維幾好，但問心，你見過幾多對新人的婚紗照是看了會眼前一亮的？我就無囉！來來去去，不是海邊就是草地，再不就迪欣湖；不是躺著就是挨著，再不就對望；同一個景同一個姿勢，看了九萬幾次，還有甚麼驚喜？還有那套長裙，那個妝容，那串頭飾，不是千遍一律得很嗎？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但在於我這個旁觀者，我著實覺得一點誠意也沒有，貼錢買難受。最最最難頂的，就是主人家自以為是的態度。我的意思是，當事人總沾沾自喜的把那本又厚又重但不過才幾頁的相簿，一傳十、十傳百地供人翻閱。......我實在無法蒙著眼墮入你的角色，也無法體會你的喜悅。你的大日子，其實是你的事；你愛扮公主王子，同樣我不予置評。只是，嗯，別企圖把別人拉來當你的配角，妄想在你這位主角身邊團團轉。

讀著讀著，會心微笑之餘，實在同意得不得了。

我也不喜歡看人家的婚紗照。包括人家婚禮和婚宴裏的照片。

有什麼好看？始終那是人家的事情，跟我著實拉不上什麼關系。況且，便是如何漂亮的女生，也成為了別人的妻子。多看一眼，只會徒添內心傷悲，後悔何解當年自己沒有好好追求她，討厭自己為什麼吸引不了她。

也很怕人家送我那些在婚禮和婚宴裏怕的照片。在家擺放生活照，無論如何也不會挑自己跟一對新人在婚姻裏的合照罷？難道是要紀念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某酒店跟某某道賀？相薄裏也不可能放上人家結婚的相罷？難道不怕給人發現，給人誤會自己對人家老婆有興趣嗎？

老實說，假如我看你在婚禮和婚宴裏拍的照片看得津津有味，那是因為那個伴娘和那些姊妹很吸引而已，跟你結婚其實沒有直接關系。

人家的婚紗照和在婚禮和婚宴裏怕的照片，跟在婚宴裏人家送的紀念品一樣，對於其他人而言，都是極度無謂的東西。

所以，請放心，當我那天結婚，你不可能會看到我跟我老婆的結婚照片，你也不會收到我們在婚禮裏、在婚宴裏拍到的照片。（當然，更不可能收到印上我倆名字的禮物。）

那不是說，我們不拍結婚照（我知道，我的老婆不會同意我這一個建議）；那不是說，我們的婚禮裏、我們的婚宴裏，不設攝影師。你不可能會看到，只因所有照片都只會供我和我的老婆收藏和欣賞而已。

假如你真的要看（只是，我真的想不到會有什麼人真的要看），請給我一個理由。不過，別騙我，說對我的結婚照片有興趣。拜托。

香港政改，民主黨突然成為中共新寵。從前，那些什麼「保皇黨」，都突然給打入冷宮。

讀著這些新聞，竟然想起了陶傑多年前在《黃金冒險號》寫過的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故事。主人翁叫HONOR MIRABEAU。陶傑把他翻譯做彌拉波。（有趣地，「保皇黨」這個名稱，本來就是源自法國大革命。）

那天，他寫道：

「法國大革命早期，有一個很激進的領袖人物，叫彌拉波。他是一個浪子，平時喜歡揮霍、賭錢、玩女人。

彌拉波口才很好，是煽動力高強的街頭演說家。他曾經遊歷歐洲，寫了一本書，斥責普魯士皇室的腐敗，主張君主立憲，像英國一樣，保存君主，但還政於民選的議會。

革命初期，彌拉波成為人民英雄，但由於他欠債纍纍，法國皇室暗中跟他搭上了線，替他還債，請他出任革命黨和皇室的『溝通橋樑』。

彌拉波想當部長大臣，但當時革命的新法例替定，國民議會的議員，不可以當大臣。彌拉波做不了官，他以激進的演說口才成為人民偶像，但私下不忘與皇室談判，謀求早日結束革命，成立君主立憲。

彌拉波由於嗜酒、好色、貪食，搞壞了身子，四十出頭就暴斃。革命民眾許之為英雄，為他立石膏塑像，放在議會門口。

但後來審判國王路易十六時，在皇宮發現一座夾萬，裏面藏着國王跟彌拉波的通信、付錢給他的帳單收據。革命民眾大怒，把彌拉波的塑像打碎，一夜之間，革命家成為『叛徒』。」

陶傑以為，嚴格來說，彌拉波不算受賄。因為他沒有收了錢，而改變自己堅持的人權和自由的主張。他至死都認為還政於民，只是同時候也應該保留一個虛位的皇室。

至於，我們的民主黨呢？

回歸以降，民主黨早就有人強調要「跟上頭溝通」，所以，出現現在這樣的局面，實在也不是什麼很驚訝的事情。畢竟，香港從來都不可能是一個出革命的地方，聲色犬馬，金錢的誘惑太大。

可是，跟彌拉波不一樣，民主黨這樣的「跟上頭溝通」，是要背叛信念的。原來，「普選」這樣簡單的一個名詞還的確能夠有第二個解釋。

望著自己創辦的政黨墮落如此地步，李柱銘能不感到悲哀嗎？

還記得有部卡通叫《宇宙大帝》嗎？

那是四三零穿梭機年代的製作。印象中，那是那個無線電視兒童節目首部播放的卡通。

你已經沒有印象？那麼，還記得有過這樣的一首歌嗎？

「神奇大帝主宰太空，三位忠心戰士。有勇氣，更有熱誠，似個正氣大孩子。」

當然，大家記得的，可能是這一個版本：「神奇大帝穿o左個窿， 娶o左三位妾士：有個靚 有個豆皮 有個斷氣就黎死。」



這就是《宇宙大帝》的主題曲。是張國榮主唱的。裏面還有這樣的一句歌詞：「我要這世界和平」。

林大小姐經常笑著投訴我老餅。假如經常有意無意間會哼起一首又一首舊歌就是老餅，那麼，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餅。只是老餅有什麼不好？老餅懂得念舊，曉得珍惜。

突然記起《宇宙大帝》這部古老日本卡通，皆因最近無意間在火車上哼起了那首主題曲。哼到「我要這世界和平」時，我便停了下來。因為我有點想不通這句歌詞。

究竟什麼是「世界和平」？

是全世界依著我定下的秩序來生活是「和平」？還是全世界每個人都依著自己的秩序來生活，不干涉其他人的秩序地生活是「和平」？

我經常對林大小姐說，喜歡跟孩子討論，甚至辯論。假如有天我的孩子看了《宇宙大帝》的重播，那應該會是在他們看罷卡通後，我提出的問題。

大家都說多看電視無益。這個我很同意。不過，假如我們用我那個方法來跟孩子一起看電視，那該不是太壞罷？

世界杯第三個比賽日，在中飯時候比賽的，是斯羅文尼亞對阿爾及利亞。

本來沒有打算觀看這場比賽直播。因為早想到會是一場悶戰。比賽前，大家都在說斯羅文尼亞的防守如何厲害，整個歐洲區外圍賽裏才失掉幾多球云云——他們說，是四球；我懶，沒有查證，姑且算是四球罷——那即是說他們靠別人攻不入他們大門來贏得比賽。至於，施丹祖家，實在更加不提也罷。他們飛往南非前，才來了都柏林，跟愛爾蘭打了一場友誼賽，輸0-3。便是愛爾蘭也能大破這支北非國家球隊，他們在決賽周分組賽不是三戰皆北，才教人掉眼鏡。

不過，因為是星期天的中飯時候，沒有什麼特別事情幹，便扭開電視看看。或者，會有點意外。況且，正如《泰晤士報》的一個廣告所言：靜心等候了四年，難道你容許自己錯過一秒鐘？

只是，果然如之前所料，那的確是一場不看也罷的比賽。《泰晤士報》的記者很抵死地在那篇賽後報導寫道：有人標籤了這場比賽為世界杯最悶的一場比賽。這可能有點苛刻。暫且忘掉球場上那些鮮為人知曉的名字，比賽裏那些寥寥可數的攻勢，欠缺的其實只是技術，并不是球員沒有用心比賽。

可是，我實在忍受不了這場雙方毫無技術可言的足球比賽——假如其中一隊是我追捧的，例如：香港（此間有另一個假如：假如香港真的能夠打入世界杯決賽周，我應該會忘掉他們五年前刻意大敗給宗主國的那場比賽。自那場0-7的敗仗後，我決定放棄香港足球），情況或者會有點不同——於是，我不理會過去四年的等待，決定轉臺。

因此，我看了一場很精彩的愛爾蘭足球比賽。是KERRY對CORK。

這兒所指的「愛爾蘭足球」，是英文GAELIC FOOTBALL的直接翻譯。老實說，我依然不明白為何這項愛爾蘭傳統運動會叫做「FOOTBALL」。要知道，比賽的球員用手的時間比用腳的多。就因為這項這個島國的傳統運動給叫了作「FOOTBALL」，於是愛爾蘭人都叫那個真正的足球運動做「SOCCER」，也於是，整個歐洲裏面，就只有愛爾蘭不叫足球做「FOOTBALL」。

簡單地說，這種「FOOTBALL」其實是欖球跟足球的混合體。把球射進欖球的框，可得一分；把球射進有人把守的足球的框，則可得三分。不設越位。比賽七十分鐘，分上下半場兩節進行。比賽結束後，得分最高的那隊得勝。

第二天上班，跟一位從馬來西亞來的同事談開世界杯。他只收看了晚上那場德國對澳洲。當他知道我竟然舍棄了「SOCCER」，改而轉看「FOOTBALL」後，他說道：「我很相信，斯羅文尼亞對阿爾及利亞那場比賽的確很悶人。」

我是讀工程出身。可是，三年大學本科課程裏，教我最難忘的，卻是一課通識。

是回歸中國大陸後首年。那時候，香港大學還未要求所有本科生都要選修通識。不過，學校倒設有許多通識課讓有興趣的學生自行報名修讀。那些通識課都不設考試，也沒有功課；選修了那些，也不會登在成績表裏。

工程科的功課當然壓得人透不過氣。幾乎沒有一個星期是不用交功課。不是只交一份，是兩、三份。所以，許多同學都抽不到時間上通識。那是可以理解的事情。都說香港人是聰明的動物。跟畢業無關的事情，何苦要理會？因為上這些通識，害得自己沒有時間做那些功課，是沒有人可憐的。

從來，我都是一個愚笨的人。所以，我從來都是一個失敗的香港人。假如做一個香港人要考試，我必定拿不到一個合格的成績。

是學期初，我如常找來一張通識課的章程來看。我給一個講師的名字吸引了。

是黃文放。

那時候，我還有讀《明報》的習慣。每天副刊裏，有兩篇文章我是必讀。陶傑的《黃金冒險號》當然是其一。另一個，就是黃文放的那個專欄。專欄叫什麼？實在記不起了。老實說，印象中，那不是一個天天刊登的專欄。都記得不清楚了。

回歸前後那幾年，我對香港還有點信心。我不相信，香港會因為回歸中國大陸而慢慢步向死亡。這些信心，就是黃文放給我的。他是新華社的人。那時候，中聯辦還叫做新華社。

看到每個星期五五點半，黃文放都會來開一課通識，我當然立即報名。（幾年後，也因為陶傑這個名字，我報讀了中文大學的一個碩士課程。）

那天，黃文放談到香港特首。他不是在說董建華。他只是很概括地談談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香港特首。

他說：「一國兩制，當然存有許多矛盾的地方。畢竟，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只是，一個成功的香港特首，應該在香港的利益跟中國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永遠站在香港人這一邊。因為他是香港的特首。」

離開象牙塔已經超過十年，許多課堂裏的知識早忘得一乾二凈，依然不時記得的，還是黃文放這句說話。可惜，對於很多人而言，黃文放這個名字早已淹沒在茫茫人煙裏面，當然，也包括他生前講過的說話，寫過的文章。

早陣子，在一個大學同學的網頁裏讀到以下的一段說話:

乜民主唔係有言論自由，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嗎？你表達意見嘅時候人地唔回應、又或者回應慢啲，用詞唔啱你聽，你就發動幾廿萬人上街去數臭人，又話人唔比民主你地！人地表達意見嘅時候，你地又用幾百人來圍堵人，鬧爆人，唔比人宣傳！點解之前鬧大陸政府用的「手段」，而家全部响部份爭取「民主」嘅人身上做晒出呢？

如果呢D就係所謂「言論自由」，如果呢D就係我地爭取緊嘅所謂「民主」的話、即是大聲就係民主、唔跟我方式做就係唔民主的話，我寧願唔要民主！因為簡直就係「本末倒置」！

對我來說，民主係政府同市民可以互相監察，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付出=收獲，努力工作就可以買到樓，安居樂業！如果政府做得唔好，和平嘅意見可以制行到政府的話，個特首係咪一人一票選出來又有乜關係？唔通一人一票，選個黄毓民，白韻琴出來做特首就解决晒D問題咩？就算選個余若薇大狀又會有唔同咩？

以前港英政府統治時，我肯定港人無依家咁多渠道去表達意見，但係嗰時又唔見有咁多人出呢話要港督下台？乜依家真係無以前咁民主咩？

我地係咪先要攪清楚爭取雙普選背後係為D乜？

大學時候，我們是朋友。不過，經過一輪在社會打滾後，我想，我們已經不可能再是朋友。原來，我們的想法已經相差得這麼遙遠。

這不是我首次在其網頁裏讀到這樣的文字。這一次，我決定不留言。始終，人各有志。要一個在大陸政府護蔭下挖得到一桶又一桶黃金的人，去跟中南海打對臺，我不如對牛彈琴。

其實，這位大學同學的想法，不是什麼獨特見解，都是一些香港人經常掛在口邊的說話。

他們經常用現在香港的狀況跟從前殖民地時候相比，然後下一個結論說：「從前我們也沒有民主。」又或者，「以前港英政府時候，又不見你跑出來爭取民主?」又或者，就是我那位大學同學的一句：「以前港英政府統治時，我肯定港人無依家咁多渠道去表達意見，但係嗰時又唔見有咁多人出呢話要港督下台？乜依家真係無以前咁民主咩？」仿佛，從前沒有爭取的事情，現在就不能爭取。

這是什麼邏輯？

按照那些香港人的推論，社會進步是不容許的事情了。從前，我們是沒有百達通的，根據他們的邏輯，我們現在也不應該擁有一張百達通；從前，我們的鐵路才得五條線，根據他們的邏輯，我們是不應該多建幾條方便大家了；從前，我們是沒有終審庭的，根據他們的邏輯，我們現在也不應該有一個。

從前，港英政府時候，我們是沒有民主，哪跟我們現在爭取普選有什麼關系？是！從前我們怕事，沒有上街遊行爭取普選，不過，我們現在長大了，見識多了，知道我們不能守株待兔，哪有什麼不妥當？

當然，我那位大學同學的說話，還有很多謬誤。

在民主社會裏，的確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不過，不是政府同市民可以互相監察。監察只是單方面的由市民監察政府，沒有政府監察市民。因為政府只是替我們市民做事。我們這些小市民才是社會的主人。

另外，一人一票選特首，當然不代表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只是，我們要一個我們可以信任的人，來替我們管理我們的社會而已。我們不能老是望天打卦，祈求老天爺憐憫，施舍一個好人給我們。

我不明白什麼叫「如果政府做得唔好，和平嘅意見可以制行到政府的話，個特首係咪一人一票選出來又有乜關係？」政府做得不好，不合大部分市民的心意，便要下臺。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什麼叫「和平嘅意見可以制行到政府的話」呢？就因為政府不是大家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他根本無需跟大眾負責，根本不用聽大眾的意見（和平的和不和平的）。

此外，假如我們得不到我們天生俱來的權利，我們又豈只「發動幾廿萬人上街去數臭人」,又豈只「用幾百人來圍堵人，鬧爆人，唔比人宣傳」，我們是會起來革命！可能是讀理科出生，我這位大學同學似乎忘掉了美國如何立國。

讀其他香港人說這樣謬誤通篇的說話，我會一笑置之。不過，竟然來自一位從前的朋友，我只感到一陣悲凄。

是這個社會害得一個有為的年青人變得不懂得思想？還是金錢的力量實在太大，能夠蒙蔽我們的良心？

今屆世界杯，大家紛紛喊悶。他們說，比賽悶，因為太少入球。

早陣子，南華老板羅傑承在其網上專欄也談到這個話題。他寫道：

很多人說世界盃小組階段的球賽很悶，但悶都要看下去。為甚麼有些球賽會好看，有些會令人叫悶？怎樣的足球才能滿足球迷？這正是搞波要學習的最大課題。現在各國傾向打守勢足球，理論是就算不贏都不要輸。成績固然重要，但場場穩守突擊就會很悶，因為穩守佔大部份時間，突擊只有幾次，況且又不易成功。我個人對足球的理念，是要踢主攻足球。近年南華贏波都繼續狂攻，望製造更多入球，我覺得好看的球賽才能令觀眾下次回來。現在看了一星期世界盃，我更加覺得，作為球迷，都是喜歡看進攻足球多一些。

這位商人第二次接掌那間香港老牌球會後，的確把香港足球這盤必定蝕本的生意辦得有聲有色。他打理南華的那個理念，跟我中學時候經常大喊的那一個很相似。

記得有年，英文科作文考試，老師要我們寫一篇演講辭。場合是我們成為一個會的主席的就職典禮。審題多次後，發覺老師并沒有規定那是一個什麼會，於是，我想像自己成為了南華足球會的主席，在就職典禮裏，跟球員、球迷和傳媒大眾，講出自己會如何如何教南華成為全世界最佳球會。因為那是我經常在腦海裏思考的問題，我當然把那篇演講辭寫得很出色。是全級第一。看著現在的南華，羅傑承的確把我那篇演講辭裏的事情一一實現了。當然，是比我所想像更加有出色。

不過，這一次，我很不認同他的想法。

從來，我都不認為進攻足球重要。在足球場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球賽。只要是在公平競技底下（即沒有收買對方、球證，或借用違禁藥物等），如何打贏對手完全毫不緊要。畢竟，贏1-0，是拿得三分；贏10-0，也是在積分榜上多添三分。沒有分別。

假如說只有精彩球賽才能吸引觀眾，那是有點本沒倒置。

無疑，今屆世界杯比以往都悶，因為入球太少。上星期天下午，我自己也因為比賽太悶（是斯羅文尼亞對阿爾及利亞），轉了臺看愛爾蘭足球比賽（GAELIE FOOTBALL）。只是，因此說要讓球迷歡喜，得到球迷愛戴，便大打進攻足球，那是把兩個概念搞混亂了。

世界杯跟球會比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

邏輯上，一個球迷只會追捧一支球隊。即是在一個聯賽裏，他只會希望一支球隊贏得冠軍；即是在世界杯裏，他只會希望一個國家贏得冠軍。

不過，在世界杯裏，球迷會比平常時候多看許多比賽。不管那是否他支持的那個國家比賽。由於在一屆三十二隊共六十四場比賽的世界杯決賽周裏，一個國家最多只會比賽七場（即能夠打入最後四強），那就表示，許多時候，觀看世界杯比賽的球迷都是中立的。

要知道，一場足球比賽有兩個教人興奮的地方：（一）自己支持的球隊贏得比賽；（二）入球。

當那場球賽比賽雙方都不是自己所支持，唯一能夠教自己興奮的就只有入球了。就因為許多時候，觀看世界杯比賽的球迷都是中立，所以，低入球的世界杯會教許多人喊悶。

只是，當自己支持的球隊比賽，那就完全不一樣。我們緊張的是究竟自己能否贏得比賽，入球多少其實不太重要。我們緊張的入球就只有那個致勝入球，其他入球不過錦上添花而已。無疑，每一個己隊的入球都會教我們興奮，不過，每一個對方的入球都會叫我們失望。假如說，只有精彩球賽才能吸引觀眾，那麼，難道每場比賽都敗9-10會吸引得球迷支持自己嗎？

沒有球迷不喜歡自己球隊贏得冠軍？沒有球迷不喜歡支持贏得冠軍的球隊？也只有經常贏得比賽的球隊方能保持球迷的熱情；也只有經常贏得比賽的球隊才能吸引得了新的支持者。

我經常說，假如愛華頓每場比賽都能夠贏1-0，我已經心滿意足，就是這個意思。

醫學院畢業後，表弟決定離開都柏林，前赴波士頓，開始其執業生涯。

我想，這個決定很正確。「這個決定」的意思，是指離開愛爾蘭，并不是說到那個美國東岸城市。始終，我從來都對美國沒有好感。況且，我也不清楚美國工作情形如何。我只知道，留在這個島國的醫院工作，只會教自己越來越笨。

繼早前有醫院沒有打開過一封普通科醫生轉介信後，最近，愛爾蘭的醫院又發生教人側目的事情。

經過檢驗後，一位孕婦給發現流產，醫生要她吃墮胎藥，并開刀拿走她肚子裏的那個胎兒。是母親的第六感罷？又或者是心理作用？那位孕婦就總是覺得肚裏的孩子還有生命。一天，是根據檢驗醫生安排，該要開始進食墮胎藥的首天，那位孕婦早上起來便作嘔作悶，於是，決定走去看看第二個醫生，多做一個檢驗。果然給發現，那個胎兒依然有生命，根本未曾離開過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大家才揭發得了那間醫院的那個素描器壞了已經半年，始終沒有維修妥當。

第二天，再有五個母親走出來，跟大眾講自己的類似經驗。教人詫異的，是這種離譜的事情竟然不是唯獨發生在一間醫院。是三間不同醫院。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政府的反應也教我這個香港人目定口呆。

事件遭揭發後首天，政府說，他們已經立即成立了熱線電話，協助有需要的。有問題的，可以在第二天九時開始來電。

天！要第二天九時才能來電，那是立即成立了熱線電話嗎？

熱線電話要第二天才能運作，這還是其次。最大問題是，為什麼要設立這樣的熱線？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既然知道素描器壞了已經半年，醫院不是應該親自聯絡這半年來給他們的醫生斷定流產的病人嗎？怎可能還要病人自己撥電話過來查詢？

這個世界果然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世界。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只有越來越差。

那天，一個國家領導人在國會裏站起來，跟國家裏的所有人，以至全世界，談到自己國家歷史裏一個污點。

「我非常愛我的國家。我從來不會相信我的國家會有不妥當的地方。我從來不會懷疑我們國家的士兵會行差踏錯，也永遠相信我們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同時候，我亦曾親身到過現場，感受到我們要我們的士兵執勤的地方，環境是如何惡劣，是如何危險。不過，眼前這份報告的結論卻是如此清楚。毫無疑問。毫無爭議。毫無含糊。在那個血腥的星期天發生的事情，是既不合情理，也不能合情理。都是錯的。」

「報告結論說，我們的士兵對百姓首先開槍，都是因為一個本來不應該傳下去的命令。所有死傷者都給證實沒有手持武器。無疑，有反對我們的人向我們的士兵開槍，不過，這不足以使我們的士兵可以合法對百姓開槍。我們的士兵開槍前，根本沒有首先警告面前的那些百姓。他們完全失去了自控，忘掉了軍隊裏開槍的紀律，也無視軍隊裏開槍的紀律。無疑，士兵們的供詞前後矛盾，只是，我們依然能夠證實，士兵們開的每一槍，都不是為了抵抗反對者的武力襲擊。他們提供假證供，不過是為了替自己對百姓開槍這件事情變得合理而已。」

「報告也指出，有些死傷者其實是在逃避士兵的槍火，或者正協助那些中了槍躺在地上的人。有一個百姓給士兵射中，因為他正爬離現場，希望遠離那些開槍的士兵。有一個父親中槍，因為他正安撫自己受了傷的兒子。在那個血腥星期天裏的所有死傷，都是我們的士兵那些不合任何情理的槍火導致。更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一個死傷者對我們的士兵的生命和安全有任何威脅，沒有一個死傷者可以教我們士兵的槍火變得合情理。」

「我知道有些人會說，我們現在的首相不用為這件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道歉。對於我這一代人而言，那是一段我們從書本讀到的歷史，不應該是我們要面對的事情。那天發生的事情，是從來就不應該發生。那些死者的家人是從來不應該要跟那段痛苦的回憶一起過活。我們的一些士兵做錯了。政府需要為軍隊的行為負責。因此，代表著政府，也代表著整個國家，我深感抱歉。」

以上是金馬倫在血色星期天調查報告結果公布後，在國會裏那番說話的節錄。當然，做翻譯的，是我這一個不才的香港人。為免LOST IN TRANSLATION，故同時候貼上那段片段。望有心人點出錯誤地方。



「血色星期天」發生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十四個百姓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里（愛爾蘭人叫這個城市做DERRY，英國人則稱她為LONDONDERRY）遭英軍開槍殺死。經過十二年的調查，報告終於在昨天（愛爾蘭時間六月十五日）發表。結論是，那十四個百姓是遭無辜殺死。

坐在電視機前，聽著英國新任首相在國會裏的演說，我想起了遠東那一個國家。想起了一件也是本來就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想起了一件教更多人從此要跟痛苦回憶一起過活的事情。

究竟我們要等候多久，才聽到那個國家的領導人會在百姓面前，講一段相似的說話？

難道我們也要等三十八年？我們已經等待了二十一年。

南非世界杯第二天，賽會安排了三場比賽。其中一場係阿根廷對尼日利亞。

許多時候，這個世界的確充滿許多巧合。那些巧合是巧合得教人覺得，仿佛幕後是有人從中操縱似的。當然幕後的那個「人」，更大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神靈。就是這些巧合，我從來都相信，這個世界有神的存在。

竟然又是阿根廷對尼日利亞！竟然又是這兩個國家在分組賽首戰碰頭！八年前，世界杯首次在亞洲舉行，由日本與南韓合辦，阿根廷和尼日利亞也是給編到同一組，也是要在分組賽首戰碰頭。想不到，當世界杯歷史性來到非洲，歷史又再一次重演。

記得這樣清楚，不是因為八年前那一組是當年的死亡之組（同組的還有英國和瑞典）；記得這樣清楚，因為八年前，我跑到日本現場看世界杯，觀看的就是阿根廷對尼日利亞。

我和我那位朋友是沒有球票在手的。記不起是錯過了在網上登記購買，還是抽不中了。不過，我們相信，總有人在場外賣黃牛的。況且，就算找不到一張球票，我們也可以在東京逛逛。跟倫敦與巴黎一樣，日本首都也是一座百去不厭的城市。於是，我們便在航空公司還未因世界杯大幅加價前，預訂了機票和酒店。

我們果然能夠在場外買到球票。其實，假如我們能夠耐心多等候一會兒，我們應該買到比票面價還要便宜的球票。雖然是死亡之組的比賽，那場比賽沒有吸引得很多的觀眾。或者，是南美洲或非洲跟亞洲太遙遠罷。

都說時光飛逝。一轉眼，原來那已經是八年前的事情。

八年過去了，只是，球賽結果還是一樣。甚至連入球方法也是一樣。阿根廷贏一球。是開出角球，用頭頂入網。

八年過去了。

在這過去了的八年裏面，我又做過些什麼呢？

還不是一樣。還不是一樣的未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還不是一樣未對人類社會有一個大貢獻。

我浪費了八年光陰。我白白浪費了八年寶貴的光陰。

我怕，另一個八年後，歷史又會再一次重演。我很怕。

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我可以貢獻人類社會。不過，當年華一天天老去，我恐怕，我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正如我每次都高估了尼日利亞的實力一樣。這屆世界杯決賽周抽簽後，我預計象牙海岸跟尼日利亞會在四強碰頭。

世界杯開幕。首天夜晚，是烏拉圭對法國。

在愛爾蘭，希望法國在分組賽出局的，應該是歷史上首次比希望英國的多。因為去年歐洲區外圍賽，縱然整場比賽都及不上愛爾蘭，法國卻憑著亨利的手球贏得比賽，取得最後一個歐洲區出線南非世界杯決賽周的席位。自此之後，法國足球隊成為了愛爾蘭人的公敵。此間在世界杯前的那些新型號電視廣告，都以清楚看到法國出局為賣點。

正如《泰晤士報》的一幅海報所言：靜心等候四年，你當然不希望錯過任何一秒。於是，同事間交談，男男女女，自然也離不開足球。雖然愛爾蘭再一次未能入圍。

烏拉圭對法國那場比賽開始前，我跟同事說：「你們應該可以放心，法國是不可能晉級的。他們竟然輸給中國。」

同事聽後，竟然回答道：「那你定很興奮罷？」

難道他誤以為我在挖苦愛爾蘭？我當然沒有那個意思。假如愛爾蘭在足球場碰上中國，我支持的應該會是這個歐洲島國。畢竟，我在此間生活了超過四年。于我而言，中國不過是一個陌生國家。一個會視人民性命如糞土的冷血國家，不值得我去愛。雖然他們老是說我其實是一個中國人。

我想，我需要澄清一下。我道：「我怎麼會興奮起來？我支持的是香港。不是中國。可是，上次我們跟中國在世界杯碰頭，我們輸掉七球。」在那個時候，我當然不便說出另一個事實：我已放棄了香港足球。自零五年他們刻意任由宗主國蹂躪之後。

同事連忙道：「對！對！對！我老是記不起來。不過，香港既然是中國一部份，怎麼也可以派隊參賽？」

這個當然容易解答。尤其問問題的是一個愛爾蘭人。我說：「情形其實跟蘇格蘭、威爾詩相似。」我刻意避免提到北愛爾蘭。

「那麼，我終於完全明白何解你老是回答自己是來自香港，」同事恍然大悟道。「剛才真的有點抱歉。我不應該說你會因為中國贏了法國興奮。」

都說，只要用上英國跟蘇格蘭、威爾詩的關系，大家便會明白我這個香港人的心態。

因為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於是，五月六日大選後，英國兩大傳統政黨跟新興起來的自由民主黨不斷眉來眼去。多輪閉門會議後，金馬倫終於成為英國新一任首相。是1812年以來最年輕的一位。才四十三歲。

那也就是白高墩政治生涯的尾聲。這位蘇格蘭人在唐寧街十號門外，跟大家道別時說道：當我要離任我一生人裏面第二重要的工作時，我會更加珍惜最重要的那一份 - 一個丈夫和一個父親。

白高墩是新工黨的重要一員。他跟貝利雅一起成功改變垂老的工黨，為一九九七年的選舉大勝奠下基石，為接下來的十三年工黨執政奠下基礎。在工黨裏面，許多人都以為，白高墩其實比貝利雅更加卓越。

在白高墩宣布會辭掉黨魁，讓工黨能夠跟自由民主黨好好商談合組政府事宜，好讓工黨能夠繼續成為執政黨後一天，前工黨副黨魁ROY HATTERSLEY在《泰晤士報》撰文，為這位自己一手提拔的蘇格蘭人下一個總結。他說，從政治上的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白高墩都比貝利雅優勝，除了一項：人緣。

就是因為人緣，所以，他要靜靜一旁等候貝利雅下臺，才能入主唐寧街十號。也就是因為人緣，大家都看不到白高墩的好處。有段時候，妹妹更加批評道：這個白高墩越來越像那個董建華。

那天，大選前夕，《泰晤士報》卡通畫家PETER BROOKES選了幾幅他最喜歡的白高墩卡通。他說，難免他這樣刻薄地對待這位英國首相，畢竟，他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選舉就是有這樣的好處。政客贏得選舉，就能夠名正言順地管治地方，以至國家，不用經常畏首畏尾。

看著那些卡通，我也選來了一些PETER BROOKES在白高墩宣布大選後的作品。我都以為很有趣。

雖說自香港五年前為了協助宗主國出線世界杯，甘願遭人蹂躪，刻意輸掉七球後，我已宣布放棄香港足球；雖說我現在最關心的球隊叫做愛華頓；不過，我其實依然有留意南華的消息。畢竟，那是我生命裏首隊支持的球隊。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罷。是精工退出香港聯賽後的首個球季。也是父親首次帶我到政府大球場觀看球賽。那時候，那個在加路連山道的大球場還是叫做政府大球場。是南華對愉園的一場銀牌比賽。假如那天愉園贏得比賽，我應該會成為那支左派球會的擁躉。幸運地，憑著巴貝利大演帽子戲法，南華淘汰了愉園出局。我亦順理成章地跟隨父親成為一個擁南躉。

或者，在這個世界裏面，除了結婚外，的確還有些事情是一生一世的。做擁南躉似乎是其中一件。

最近，在網上知道南華推出了一首新的打氣歌。是周國賢的作品。



南華老板羅傑承在其網上專欄裏說很喜歡。因為很易上口，因為歌詞簡單，很易記牢。

的而且確，歌曲很易上口；的而且確，歌詞很簡單，很易記牢。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點不大妥當。

是因為跟愛華頓的那些相比，有點不如嗎？







不！是跟我唯一一首認識替南華打氣的歌曲擁南躉之歌相比，這一首新的有點不如。



皆因歌詞竟然是英文。總有點格格不入。怪怪相的。

晚飯聚會。有人提到，現在，愛爾蘭鄉村小鎮的酒館都會有專車送客人回家的服務。

那是為免酒客因為顧及駕車回家，少飲幾品脫，影響了生意。要知道，跟香港不同，平常時候，這個島國的公共交通工具已經十分不發達，更遑論凌晨時分。不自行駕車，根本不可能返得到家。不過，愛爾蘭政府打擊酒後駕駛的確嚴厲，於是，許多人選擇留在家暢飲，少了人光顧酒館；便是光顧，也一杯始兩杯止。當然，這跟經濟不景氣也有關系。

聽到這個服務，一個來自加拿大的便說道：「這倒是一個很好的酒館自保辦法。你們可知道？早陣子，在加拿大，有人酒後駕駛，失事喪命，其家人入稟法庭，告酒館沒有盡責，見到人家飲得大醉，依然賣酒予對方，導致之後交通意外死亡，要求賠賞。」

「那些家人不可能贏得了這場官司罷？無論怎樣看，那都是死者自己的責任啊！誰叫他飲得大醉還駕車？」有人搶著道。

加拿大人搖頭說：「初審的時候，法庭的確是判那些家人贏了。是酒館不服上訴，經過一輪辯論，上訴庭才改判那些家人敗訴，不用酒館賠賞。」

「我想不到法庭有什麼理舉，可以判酒館要對那個醉酒駕駛喪命的人的死負責？」另外一人說道。

「我沒有詳細讀那份判詞，不能準確地回答你的問題。」加拿大人小心翼翼道。

「說酒館要負責，也就是說，酒館要確保每一個客人不在自己範圍內飲醉。我想，開酒館的，沒有這個責任罷；我也不相信，發酒館牌的時候，會有這個要求。」我說道。

「對啊！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提到愛爾蘭酒館有專車送客回家服務的那位道。席上每位都同意那個加拿大初審法官很不合理。

不過，我相信，那個法官一定有其根據、有其邏輯。我很不喜歡如此輕易便擊敗那個初審庭法官。尤其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方的理舉。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跟人討論，甚至喜歡刻意跟人作對的人。因為我相信真理越辯越明。於是，我不斷想法子，去推倒我起初那個想法。林大小姐知道了，定必又埋怨我麻煩。

想到了林大小姐，我便突然想到了一點。我問道：「不過，在飛機上，那些空姐不是都要控制客人飲酒的分量嗎？那是怕有人在機上醉酒鬧事，影響航班上所有人的安全。所以，說酒館沒有責任確保每一個客人不在自己範圍內飲醉，未必說得通。」

「酒館裏人來人往，酒館東主又怎能顧得了那些人飲得太多？」有人問道。

「你這樣說不合邏輯，」我回答道。「我同意，要控制客人飲酒分量，那是很困難的事情。不過，那不代表酒館沒有責任。『很難做』跟『不用做』完全是兩回事。正如讀書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那是一個學生的責任。」因為不曉得如何翻譯孟子的「不為不能」論成為英文，於是把話說得有點累贅。

幸好林大小姐不在場，否則聽到我如此跟人討論，又會給我氣死了。

香港作家裏面，丘世文是一位我喜歡的。

可惜，這位港大畢業生英年早逝，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一年撒手塵寰。留下的文章、作品沒有太多。不過，篇篇都是精品。

陶傑便曾在整理好丘世文的遺稿，方便再版後，不禁讃嘆這位好友道：「重溫他（丘世文）筆觸酣熱的文字和感覺細膩的脈搏，一字一句是寫得如此認真而用心，每一個短短六百字的天地，資料和知識的濃度很高，每篇都像日月星辰的宇宙。」

最近，跟林大小姐討論到一件事情，便想起了丘世文其中一篇題為《香港姓偏見》的文章。收錄在《在香港長大》裏面。那時候，丘世文的筆名叫胡冠文。順便一提，顧西蒙（《周日床上》的作者）是丘世文的另一個筆名。

那天，我問林大小姐道：「實在不明白何解你姓氏的英譯為ＬＡＭ。假如是音譯，不該是ＬＵＭ嗎？假如按國語音標，也是ＬＩＮ；假如要用上一個英文字，就應該是ＬＡＭＢ罷？我有一個同事，是愛爾蘭人，就是姓ＬＡＭＢ。我真的很不明白為什麼是ＬＡＭ。」

其實，從小，我便很不明白香港中文姓名的英譯。

究竟是誰編造這一套英文翻譯？沒有人給予過我一個答案。似乎，那是隨負責處理你的出世紙那位官員的心意而定的事情。君不見姓李的人，有些是ＬＩ，有些是ＬＥＥ。當然，能夠叫ＬＥＥ的，是幸運的一群。畢竟，那是一個英文字。

記得，丘世文在《香港姓偏見》寫道：

時髦的習慣，還是注意姓氏的英譯，稍具心思，總能讓人誠惶誠恐揣測你的來頭身世，眼看來猜不出你是不是中國人：舉例說如果姓林可串作ＬＹＮＮ、姓鄧可串作ＤＵＮＮ、姓韓作ＨＵＮＴ，如法炮制。更進一步，肯定倍增聲勢，但目前還未流行的是把姓氏意譯：丘作ＨＩＬＬ、熊作ＢＥＡＲ、米作ＲＩＣＥ、毛作ＨＡＩＲ（典雅點可取ＤＯＷＮ），試想想取兩個聖名如ＪＯＳＥＰＨ　ＪＡＭＥＳ或ＴＥＲＥＳＥＡ　ＳＵＳＡＮ，在這種英譯姓氏前，是多麼令人產生偏見！

我記得，就是這一篇文章，所以，我從來都希望我的孩子英譯姓氏為ＷＯＯＬＦ。畢竟，能夠跟ＬＥＯＮＡＲＤ和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兩夫婦同姓，確是一種光榮。

似乎，愛爾蘭劇場這個夏天會很精彩。至少，五月跟六月的戲碼都吸引得到我。不過，還未有空查看七、八月的演出。

首先，是《SHAWSHANK REDEMPTION》的回歸。那是改編史提芬京同名短篇小說的舞臺劇。去年在愛爾蘭首都作世界首演，大獲好評。

JEFFREY ARCHER便是其中一個大讃這部舞臺製作的人。去年暑假，他舍棄了倫敦西區劇院，專程從倫敦飛到都柏林住上一個夜晚，為的就是這一部劇。我本來沒有打算看，因為那部電影已經看過幾遍。只是聽到我最愛的一個暢銷小說作家大讃，我便有點心郁郁。從來，我都是一個很受別人影響的人。尤其是那些我很喜歡的人。像陶傑。只是，我太晚去找票子了。剩餘的那幾場都滿了座。結束在都柏林的演出後，他們移師到倫敦西區去。照樣叫好叫座。

等候了整整一年，他們終於重返愛爾蘭。我也於是立即跑去買票。再一次證明，只要作品出色，便是有著很高的期望，都不會失望而回。我從來都相信這個道理。所以，我經常推薦我很喜歡的電影、舞臺劇、音樂劇給我的朋友。

像電影《AN EDUCATION》。像舞臺劇《THE 39 STEPS》。

那天，在街上閑逛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張很熟悉的海報。是一個男人站在一輛高速行駛的火車外面，僅僅抓著窗框而已。心裏是覺得有點不妥當的。不過，一時間想不到是什麼。多走了幾步後，看到周邊的環境，我想起來了：我是在都柏林啊，不是倫敦。怎麼我會看到那張海報的？

那是舞臺劇《THE 39 STEPS》的海報。跟貼在倫敦街頭的，完全一模一樣。除了劇院的名字。

原來，他們會在愛爾蘭首都上演兩個星期。

這是一部我很喜歡的舞臺喜劇。我記得，兩年前，在英國首都看過後，我是笑得合不攏嘴。那天下午，碰上一些朋友，便跟他們提及這部舞臺劇。在我大力推薦後，大家都嚷著要看。一位來自立陶宛的女生更加說，從來我都相信D-的眼光。他每次介紹給我的舞臺劇，都十分精彩。

我重看了一次。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很愉快的晚上。

下月，本來想看《WHEN HARRY MET SALLY》的舞臺劇。電影在香港上演的時候，是給翻譯作《90男歡女愛》。只是，看看那上演日期，是世界杯的時候。所以，我還未決定是否買張票。

實在想不到愛爾蘭劇場這個夏天會如此精彩。

續前文。

正當友祥與惠珍都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 惠珍固然不曉得怎樣跟胡老太婆解釋，便是友祥也因為事出太突然不懂得反應過來 - 就只聽見胡老太婆朝著友祥那個方向道：「怎麼來了也不跟我見見面？鬼鬼祟祟的躲在廚房裏幹什麼？要不是我聽見點點你的腳步聲，有點奇怪，走來看過究竟，我是不會知道你來了。你不是很希望知道那個答案的嗎？」

聽到胡老太婆的說話，友祥望著老太太，更加不知道該如何反應。無疑，這不是他首次偷偷鑽進胡家，藉跟惠珍見面，好好填飽一下自己的肚子 - 有時候，友祥甚至以為，跟惠珍交往了超過四年，期間也出現過不少女生，他依然捨不得拋棄這個住家看護，不單單因為惠珍天生麗質，更多的是惠珍可以是自己的一張長期飯票 - 不過，他從來未見過胡老太婆。一次也沒有。因為他每次都是用廚房側門出入，胡老太婆則每天起來後都只站在那塊相隔客廳和後花園的落地玻璃窗前，眺望那一望無際的海洋。兩人確實不曾見過一面。

惠珍當然不會比友祥少一點驚訝。每次友祥跑來胡家時，惠珍都很小心，以免給胡老太婆發現。這個老太太雖然是整天倚著那塊落地玻璃窗，望著窗外的一切，胡亂地自言自語，不過，她的頭腦還很清晰。許多次點算家用的時候，胡老太婆都能點出惠珍算錯的地方；許多次惠珍打掃後的第二天，胡老太婆都會給惠珍訓話，埋怨她觸碰了一些她早著她不能觸碰的東西。所以，每次友祥鑽進來，惠珍都不會離開他半步，都不會讓他離開廚房的範圍。她怕給老太太發現。在這個年頭，不是這麼容易找到一份工。她不相信，胡老太婆在屋子裏見過友祥。

不過，聽到老太太的說話，她似乎已經不能夠不相信，胡老太婆早知道她會給友祥胡家的食物，早知道她會用胡家的錢接濟友祥這個不務正業的男人。是到了這一天，聽到友祥變本加厲地希望留在胡家白吃白住，終於按奈不了，要走出來拆穿她倆的西洋鏡。

雖然明知道百詞莫辯，惠珍還是下意識地要替自己和友祥，解釋一下。只是，才開口講了聲「太太」，惠珍便看到胡老太婆，繼續朝著友祥的方向說：「你還是要問我那個問題嗎？為什麼？你既然走了，為什麼不帶著那個問題一起離開。到了這個時候，為什麼還那麼著緊那個答案？一切都改變不了。都改變不了。」

友祥本來就有點小聰明，可是，因為聽胡老太婆的話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這個老太太在說什麼，加上出其不意地給人家撞破自己鑽進來白吃，一時間卻也呆了。正躊躇如何回答，友祥突然覺得背後有一陣冷風吹過來，打了個顫抖。也不知是否那陣無名冷風帶來了一些思緒，友祥聽到自己跟胡老太婆說道：「既然什麼都不能改變，你又為何不告訴我答案？沒有壞啊！」

友祥其實也不肯定是否聽到自己說了這句話。因為那仿佛是別人的說話，完全沒有經過自己的腦袋般。好像是聽到有人在他耳邊說了一遍，然後他大聲地重復罷了。不過，這似乎是一個很合適的答話。既然胡老太婆那麼著緊那個答案，何解不集中在那條問題上，讓她沒有時間思考自己為什麼會坐在廚房吃東西。雖然友祥根本猜不透胡老太婆口裏那個問題是什麼。

「樂虎啊，樂虎，你為何真的不肯放開這個問題？」

「原來，胡老太婆以為友祥是兒子胡樂虎。」惠珍心想道。

待續。

【按: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窗外」。

故事篇幅有點長，故分四天連載。此為第三部分。

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續前文。

可惜，這個如意算盤沒有打得響。因為惠珍才上班半年，胡樂虎便在出外公幹時，遇上飛機失事，葬身大西洋。所有身家都歸到外嫁了的妹妹胡樂雅名下。

這個胡樂雅對自己口袋裏的一分一文都看得很重。自嫁人後，她已經很少理會娘家的事情。她本來就跟母親不和，父親失蹤以後，她甚至幾乎一年也沒有回家探望母親。兄長突然辭世，照顧母親的責任無論如何都要落在她的肩膀上。有著哥哥留下來的那些家產，她不會介意拿那些錢來請人照顧母親。不過，最好當然少請一個得一個。她見惠珍是一個看護，算是有點專業知識，便決定辭退那兩個傭工，只留下惠珍一個來照料胡老太婆。每月多給一百塊予惠珍，著她也要同時候打理家務。人浮於事底下，惠珍也不得不接受。

看到友祥站在門外，惠珍便冷冷地道：「陳先生，怎麼又記起我來？你又來這兒幹什麼？」

友祥當然很明白她態度為何如此，也不理會她的冷漠，笑著說：「我的好惠珍。我來，當然是為了探望我的惠珍咯。難道還有另一個原因不成？我的好惠珍，我們也有三個月沒有見面，實在掛死我了！」

「啊！原來你也算到已經足足三個月沒有找我！」

跑來這兒途中，友祥早已盤算好如何應付惠珍。自給惠珍撞破自己再次悄悄跟另一個女生來往後，他們已經沒有再見面。聽得她才第二句態度便開始軟化，友祥知道肚子餓的問題不消兩分鐘便可解決。她還是捨不了自己。她還是愛自己的。於是，友祥高興地加點肉緊說：「惠珍，惠珍，我當然曉得。每天晚上，望著窗外的月光，我就知道我的惠珍跟我一樣，掛著我掛得死去活來。」

果然，兩分鐘後，友祥便從後門走進房子，坐在那間廚房裏面，吃著惠珍給弄熱她和胡老太婆昨天晚上吃剩的食物。

「你這個壞男人，就只是在肚餓的時候方記得起我。你那些女朋友呢？上次那個瓜子臉的呢？她們就不能給你一點吃的嗎？我倒不希望因為你這一個壞男人，教我得罪了這麼多的女生。」惠珍坐在友祥對面道。友祥看到她眼睛裏閃著一點驕傲的神情，仿佛在向所有女生示威說，這個男人還是沒有了我不成，他最終還是覺得我最好。

友祥要她繼續飄飄然。只要她繼續稱呼自己做「壞男人」，一切便易辦。女人只會用「壞」來形容自己最愛的那個男人。他回答道：「什麼我那些女朋友呢？可能我是跟一些女孩子親密過，不過，從來我都只認定你是我的女朋友。沒有你，我活不來。」

「你不是還活到現在？你這個壞男人就只懂得口甜舌滑。」惠珍再次稱呼友祥做「壞男人」。

「我能夠活到現在，就因為我知道我還有你。就只你覺得我的口是甜的，就只你覺得我的舌是滑的。」

他看到惠珍笑了。雖然廚房裏就只得友祥跟她，沒有其他女生，她還是忍不住露出一個勝利笑容。友祥喜歡惠珍，因為她總是愛自己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你吃飽了便好離開。我還要弄晚餐。胡老太習慣六點鐘便吃晚飯。」惠珍道。

友祥知道是時候進入另一個正題，便道：「三個月未有見面，怎麼一見面便要我離開？我不依。我不能夠再讓我的好惠珍每個晚上都惦念著我。我決定今天晚上留在這兒不走。」

「什麼留在這兒？這又不是我的家，我怎能讓你留下？」惠珍有點驚訝道。

「這兒不就只得你跟那個胡老太婆嗎？除了睡覺以外，那個胡老太婆不是整天都只站在那塊落地玻璃窗前，望著外面那個海嗎？我就留在你的房間裏罷，不走出來，她是永遠不可能發覺的。」

才說畢，廚房門外便傳來一陣腳步聲。友祥抬起頭，只見一個衣飾華麗的婆婆走進廚房來。她穿著一件藍色旗袍，藍色的扣子，頭上還插上一支藍色的花。

是胡老太婆。

待續。

【按: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窗外」。

故事篇幅有點長，故分四天連載。此為第二部分。

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窗外」。

故事篇幅較長，故分四天連載。

已經沒有開飯幾天，又有家歸不得，於是，友祥便跑去找惠珍。至少，她有法子教他填飽肚子。她在一宅富貴人家當住家看護。

到達胡家，已經三點。那是一幢背海單層平房。跟周邊的相比，這間白色屋子確實顯得特別狹小，沒有一點大家氣概。畢竟，胡家從來都不是什麼望族罷。不過，一時機警，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發了點財；趁著日本人匆忙離開，買下這一小塊地皮，建起這幢房子而已。

而已？在這個年頭，誰會理會家產的來源？肚皮子也給人牽扯著，還能談什麼仁義道德？況且，有錢便能教鬼推磨。只要經常亮著那些閃閃發光的金錢，就能夠教得整個社會尊重自己，教整個社會忘記自己希望大家不要再記起的事。現在，還有誰會記得胡老爺打仗時候做過些什麼見不得光？

所以，友祥不會介意每次肚子餓的時候，每次手頭有點緊絀的時候，都跑去找惠珍。他從來相信，堂堂男人應該能為能屈能伸，他朝龍穿鳳時，沒有人會再記得那些過去了的胯下辱。至少，在這個社會裏，沒有人敢再提起。

還以為她們都外出了。友祥按下門鈴一陣子後，方聽見有人跑過來。

開門的，當然是惠珍。因為住在這幢平房裏的，除了胡老太婆，就是惠珍。

起初，胡樂虎聘請惠珍照顧母親時，胡家還聘了兩個傭人，打理一切家頭事務；惠珍要做的，就只是料理胡老太婆。自胡老爺突然在海上失蹤，胡老太婆便老是終日呆呆地站在那一大塊落地玻璃窗前，眺望外面那遼闊的海洋，什麼食物也不吃，什麼地方都不去，本來健壯的身體開始變差。胡樂虎見狀，很是擔心，便從附近的護士學校找來惠珍幫忙。

為什麼胡樂虎會同意聘請惠珍這一個護士學校學生？實在是個謎。按道理，他應該找個有經驗的。大圍經濟環境這樣差，那不應該是件難事。

「我也有問他這個問題。他說，他要找一個不像護士的護士。因為他的母親接受不了自己要由護士照顧。你知道嗎？原來是那個男人婆推薦我給胡樂虎的。」友祥記得，惠珍那天是這樣子回答。

「我倒希望他是相中你的樣貌。」友祥撫著惠珍那頭烏黑長頭髮道。雖然出身有點不好，不過，惠珍這樣一個美人胚子吸引得了這個胡家長子，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胡樂虎是一個出了名的王老五。

「你這個大壞蛋又打什麼鬼主意？」

果然跟友祥交往也有三年，他的眼珠兒不過轉了一轉，惠珍也猜得到他的心思。友祥坦白說：「我的好惠珍。我當然知道你只愛我一個。只是，假如能夠騙得到胡樂虎對你的愛慕，拿得這個王老五一半身家，我們要組織二人世界不是總算有點曙光？」正想吻一吻她的嘴唇，惠珍便推開他道：「你以為我會幫你幹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不？」語畢，友祥衝上前用力按著她，咬了她的嘴唇一口，然後望著她雙眼，說：「我們欠的就是一點錢。你那樣辛苦打工儲錢擠進護士學校，不也是為了我們以後的生活好一點？這不過是擠進護士學校後的另一步罷。」

待續。

[按﹕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那天，知道便是自己再不做黨魁，工黨已經再不可能來一個NAKED BID TO CLING TO POWER，已經阻擋不了自由民主黨跑去跟保守黨合組政府後，白高墩自然要向英女皇請辭，并要提議國家元首邀請金馬倫做新一任首相，替她管治國家。

乘車前往白金漢宮前，這位蘇格蘭人在唐寧街十號大門前，最後一次以英國首相身份，跟記者說話。

是道別。

他回顧了近三年的唐寧街歲月。他說道，我喜歡這一份工作。不是因為它的優越感、不是它的名稱、也不是它的權力—這些東西我一點也喜歡。我愛打這一份工，因為它讓我有機會可以令這個我深愛的國家變得更加公平、容納得更多不同人和事、更加環保、更加民主、更加富庶、更加合理。一個真真正正地大的不烈顛。（原文為：I loved the job, not for its prestige, its titles and its ceremony, which I do not love at all. No, I loved the job for its potential to make this country I love fairer, more tolerant, more green, more democratic, more prosperous, more just - truly a greater Britain.)

眾所周知，白高墩很愛做英國首相。要不，在貝利雅在任期間，就不會多次出現白高墩黨羽逼令貝利雅下臺，讓這位蘇格蘭人坐上的事情。只是，他所說的原因，是否就是真正原因，唯有他自己最清楚。畢竟，在大眾面前，政客的說話永遠是悅耳動聽的。莫忘記，從政須要的三樣事物，是演技、理性和胸襟。以演技先行。

不過，讀過一篇ROY HATTERSLEY在《泰晤士報》撰寫的文章後，我有點相信，讓英國變得變得「更加公平、容納得更多不同人和事、更加環保、更加民主、更加富庶、更加合理」，的確是白高墩愛做首相的原因。HATTERSLEY先生乃工黨八十年代的副黨魁，是他一手提拔白高墩，教他成為新工黨的中堅分子。他說，從政治上的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白高墩都比貝利雅優勝，除了一項：人緣。白高墩很清楚該如何做才能讓這個國家變得公平、變得合理。

在電視機面前，聽到這位蘇格蘭人說「I LOVED THE JOB」後，我不期然地想起在遠東那個前英國殖民地上的那個曾姓的特首。在那個所謂特首選舉的時候，他便說過，我要做好這份工。

我想，當那天來臨，當那位曾姓的特首要跟大家道別，跟大家回顧近三年的禮賓府歲月時，他會說什麼呢？

打過後，他還愛這份工嗎？為什麼？

他覺得，他真的打好了這份工嗎？

陶傑說﹐「飛機、電郵、手提電話，為人類的速度建立了新的定義。寫一封信，用口水黏好信封，到郵局去排隊，買一張郵票，貼好，親自投進信箱。一星期後，對方收到信。那一份驛馬悠悠的等待，就叫做誠意。」

所以，我可以驕傲地跟人說，林大小姐的床前堆滿了我的誠意。

在JEFFREY ARCHER去年出版的那部小說《PATH OF GLORY》裏，主角每次離開英國遠征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頂峰時，每天都會給自己的妻子寫一封信，當船舶岸後，他便會把一疊疊信遞給馬夫，要他們代自己投寄出去。

把小說還給我時，朋友便說很喜歡這一段。她說，每天都給自己的愛人寫信，同時候，每天都收到愛人給自己寫的信，實在很浪漫。我沒有說什麼，只是微笑。我怕別的女生妒忌林大小姐。

想起這些瑣事，因為剛在《星期天泰晤士報》讀了一篇文章。裏面提到寫信跟寫電郵的分別。結尾的那一段是這樣的：

It’s nice to email your granny — but how much better to send her something you sat down and wrote thoughtfully, rather than dashed off in 30 seconds; something that caused you to find a stamp and meant you bothered to walk to the post box. Writing is magical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you can communicate anything you like just by drawing a sequence of little loops and squiggles, and anyone who honestly believes that the loops and squiggles don’t have a ton more charm than Times New Roman has a section of their brain missing. Handwriting a letter is usually an act of love, which no one could ever say about typing.

那不就是陶傑那句說話的英文版本？「SOMETHING THAT CAUSED YOU TO FIND A STAMP AND MEANT YOU BOTHERED TO WALK TO THE POST BOX」不就是「寫一封信，用口水黏好信封，到郵局去排隊，買一張郵票，貼好，親自投進信箱。一星期後，對方收到信。那一份驛馬悠悠的等待，就叫做誠意」嗎？

的確，寫電郵跟寫信有很大的分別。電郵永遠是冷冰冰的，信箋則是暖呵呵的。坐在電腦熒光屏前讀電郵，永遠感覺不到對方的體溫，永遠聞不到對方的氣味。因為面對的只是一部機器，因為那些字體跟其他人的都沒有分別 - 不是TIMES NEWS ROMAN，便是ARIAL。只有一封封的信，才能教人肯定對方和自己的存在，才能教人肯定雙方在大家的心裏的地位。

也是JEFFREY ARCHER的一部小說。是《FIRST AMONG EQUALS》。故事以英國政治為背景。裏面提到，戴卓爾夫人成為首相後，跟不同的人的道賀有不同的回覆：對于那些真正支持自己的、擁護自己的，她會親手寫封道謝信；其他的人，一律都叫秘書用打字機謄好，自己在下款簽個名字便成。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曾幾何時﹐是很遙遠的以前了，很喜歡把身邊的一些事情﹑心裡的一些想法﹐寫在一些紙上﹐然後投寄出去。只是﹐收到那些信的那位女生似乎並不欣賞我這種作風。可能為了不鼓勵我繼續給她寄信﹐我從未有收過她的一封回覆。

有次晚飯的時候﹐她跟我說﹐曾經很想給你寫些東西。不過﹐實在太懶。況且﹐為何不見面時講﹖不在電話裡講啊﹖聽到這樣的說話，我立即很明白自己在她心裏面的位置。我知道，我也不用再浪費時間。

「HANDWRITING A LETTER IS USUALLY AN ACT OF LOVE, WHICH NO ONE COULD EVER SAY ABOUT TYPING」說得真好。

那天，談到香港年青人被當權派言論荼毒、被那些媚共華文報紙的文章蒙蔽了邏輯思想。朋友讀後，傳送來了一個網頁過來。她說，是早前偶然找到的。真的很好笑。

我立即跑去看看。那都是充斥在香港政府、華文傳媒的語言嗎？當然，源頭是中南海。不過，經過十三年的努力，當特首會公開宣布投票不是一個公民的義務後，我們又怎會奇怪這些反智的說話大行其道？

一切都是來自一句：「這隻雞蛋真難吃。」

對於這平平無奇的一句，這普普通通的一句，現代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會有以下的回答：

（一）請拿出建設性的意見來，有本事你下個好吃的蛋來。

（二）你這麼說是什麼居心什麼目的？

（三）中國的雞蛋就難吃，美國的雞蛋就好吃？賣國賊！

（四）這是別有用心的煽動，你想干什麼？

（五）有國外敵對勢力擅自對我國雞蛋說三道四

（六）這是近日網上有人別有用心的造謠。

（七）這是少數不法分子在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

（八）自己家雞下的蛋都說不好吃，你還是不是中國人

（九）光抱怨有什麼用，有這個時間還不如努力去賺錢。

（十）我們要建設有自己特色的養雞場，讓母雞下出有自己特色的蛋！

（十一）你是少數不明真相的人，怎麼可能難吃呢？

（十二）你竟敢說我們養雞場的雞蛋難吃？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

（十三）沒有一只蛋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就無權對蛋說三道四！

（十四）外國主子給你多少錢，你在這兒胡說？

（十五）隔壁家那鴨蛋更難吃，你咋不說呢？

我以為，辦報的應該要有點風骨。曉得什麼係大是大非，知道什麼要登，什麼不能；什麼事情要褒，什麼要貶。因為，報紙始終是一件教育社會的工具。雖然，讀報人口越來越少；雖然，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依然會執起份報紙讀的，應該早已曉得什麼係大是大非。

正如，當曾蔭權公開宣布不會在選舉投票後，所有報紙的社評都應該齊聲譴責。因為那是當著所有孩子面前做壞事。不單如此，還要大條道理地表示自己決定不投票如何正確。那不是教壞下一代是什麼？連領導政府的人都不能做一個公民榜樣，我們又怎能期望我們的孩子能夠做一個公民？

我不敢說，那天的香港華文報紙，沒有一份公開譴責政府，因為我不在香港，沒有讀過當天所有華文報紙。不過，我敢相信，除了《蘋果日報》和《信報》外，應該沒有幾多份報紙敢這樣做。或者說，會這樣做 - 那些報社根本不知道選舉日不投票是一件大錯特錯的事情。

從來，我都是這樣想的：

（甲）每個公民都要盡其義務。
（乙）投票是公民其中一個義務。
（丙）所以，每個公民都要投票。

這是大是大非啊！

最近，在英國，也發生了一件報紙不曉得大是大非的風波。

《星期天郵報》給錢予英國爭辦2018年世界杯委員會主席的一位女性朋友，買下了那個女人在一個跟主席二人一起午膳時錄下來的說話。那天，那位主席說，西班牙和俄羅斯會在世界杯裏收買球證。新聞獨家地在那份小報刊登後，那位主席不得不辭職。英國贏得2018年世界杯主辦權的機會也因為這件事情大減。

《星期天郵報》因此犯了眾憎。

英國那些小報經常刊登那些女生的「KISS-AND-TELL」的故事，其實已經有點敗德。畢竟，男歡女愛是私人事情。所謂「KISS-AND-TELL」，就是一些女生為了成名，跟名人發生過一些關系後，便把故事賣給報社，賺取金錢。小報為了銷量不但不譴責那些玩弄感情、視跟名人發生關系為賺錢工具的女生，反而要那些給欺騙了情感的男人成為受害者。這不是敗德的行為嗎？

這一次，那位女生出賣的不是那些亂播情種的名人，而是自己的朋友；出賣的不僅是朋友對自己的信任，還有整個國家主辦世界杯的機會。

如此出賣朋友，當然是錯；不過，假如那些把守關閘的人能夠好好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那位女生是不可能出賣得了自己的朋友，不會破壞了自己國家主辦世界杯的機會。

我的確相信，接聽了那個電話後，所有報紙的編輯都應該跟那位出賣朋友的女生說「不」。

最近，認識了一些新朋友。知道我來自香港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問我，回歸後，香港是否有改變？

我很不喜歡回答這個問題。沒有做英國殖民地已經十三年，我想不透何解別人還會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興趣？這兒的「別人」，指的是愛爾蘭人。老實說，這四年在歐洲的生活，的確認識了許多不同國籍的人，比以前在香港時多許多許多倍（有時候，我甚至懷疑香港憑什麼說自己是一座國際城市），只是，除了愛爾蘭人外，幾乎沒有其他國家的人會問我這個問題。當然，這跟我接觸的還是愛爾蘭人比較多有關系。

為什麼在二零一零年，當知道我來自香港後，還是要問我「回歸後，香港是否有改變？」這樣的問題？

是可以跟我聊天的話題沒有太多嗎？我不排除這個原因。縱然在都柏林生活了超過四年，只是對這個國家的許多種種，其實沒有太多認識。皆因我每天讀的是《泰晤士報》。我曾嘗試讀一讀本地的報紙。不過，很不喜歡。況且，在這個歐洲最西邊的島國上，一份英國報紙比一份本地報紙便宜。我想不到一個原因，舍棄一份既廉宜又精彩的報紙，去取一份又昂貴又不好讀的。

是愛爾蘭人對遠方的事情沒有太多認識嗎？我不會奇怪。要知道，愛爾蘭本地報紙很不好讀，因為有太多本地消息。給我的印象是，許多無聊的本地消息比那些國際新聞佔的篇幅還要多，仿佛還要重要般。情形跟香港的華文報紙有點相像。有著這樣的報紙，其國人能夠認識國外事情的機會又怎會多？其國人認識國外事情的興趣又怎會大？

是那顆東方之珠已經再沒有給別人報導的價值，所以許多人都對回歸後的香港沒有太多認識嗎？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的確，在許多人眼中，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已經再不是世界的一個奇跡。她不過是中國大陸的一座城市。因為有著這樣子的想法，所以跟北京、跟上海相比之下，大家對那兩個新冒起的中國城市自然更有興趣。忽略了香港，不是什麼出奇的事情。

雖然不喜歡回答那個問題，不過，我還是回答了。我沒有不回答的理由。

我如實地跟他們說，從前，我們的政府不會不去投票；現在，我們的政府會公然表示不會在選舉裏投票。

那不是跟北京政府越來越相像嗎？那些新認識的朋友回應說。

我想了一想，道：「邏輯上，也不能這樣說。因為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投票這回事。就因為沒有選舉，中國的領導人根本不會公然表示不會在選舉裏投票。不過，要我相信，香港將來沒有選舉，不會再是一件難事。所以，你說，香港跟中國越來越相像，我還是同意的。」

我想，我不是在唱衰香港罷？

怎能說我在唱衰香港？首先，我不過如實跟其他人說「政府會公然表示不會在選舉裏投票」這件事實。如果你說這是唱衰，那麼，你就是承認「在選舉裏不投票」是一件壞事。此外，說「跟中國越來越相像」，更加是在贊揚啦！中國如此強大，如此繁盛，能夠叨一點光，是我們的光榮罷？

只是，我真的很不喜歡回答「回歸後，香港是否有改變？」這樣的問題？

那天，讀過報紙後，林大小姐跟我說道，香港裏面總算有件事情讓你這一個固執的人有點欣慰罷。當然，她說的，就是早幾天庇利羅士中學裏發生的那件事情。林大小姐補充說，那不就是你經常講的道理嗎？

其實，我早在雅虎香港裏讀到那一宗新聞。不過，沒有跟林大小姐提及，只因我未看到那段片。有些事情，是看影像比看文章吸引。這是其中一樣。尤其，我總是偏見地以為，香港華文報紙的記者遇上這樣的事情，總會避重就輕地報導，以免破壞報社跟政府的友好關系。我等候別人把那個片段放上YOUTUBE。

果然，一天後，許多人都把那個片段上載到網上去。許多都是電視臺新聞片段。也有自己剪接過的。

我喜歡這一個。是亞視新聞。因為片段裏有較大唐英年回答的篇幅。



我嘗試按著片段，把政務司司長在學生面前講的說話抄錄下來。大概是這樣的句子組合罷。

「我們香港不是強制投票，我們香港賦予你權利去投票，所以，公民責任是每一位必須要經過你的獨立思考，（然後）你去作一個決定，這是盡了一個公民的責任。就不是說，我盲目地跟隨（別人）一定要去做什麼。」

括號裏的詞語，是我自行加上去，好讓句子讀起來比較通順。當然，如此歪理，無論怎樣修飾，也不可能讀得合理和通順。

不合理、不通順，因為唐英年把大是大非貶成可以討論的事情，把那些對錯清楚本來就很分明的道理偷換概念地變成灰色的事情。

什麼是公民責任？

關心社會，是一樣；奉公守法，是另一樣。在選舉裏投票，亦是一樣。這些都是沒有討論餘地的事情。因為都是大是大非。我們關心社會，不是盲目跟隨；我們奉公守法，不是盲目跟隨；我們在選舉裏投票，也不是盲目跟隨。

假如按著政務司司長的論據推說，那麼，一個人只要經過獨立思考，決定不盲目地跟隨別人一起奉公守法，決定把跟自己有不同意見的人殺掉，以免他們破壞社會安寧，也不算是錯，也不算是犯法，也是盡了一個公民責任嗎？

當然，我已經很氣。不過，還未提到那句很教人反胃的說話：我們香港賦予你權利去投票。

眾所周知，我擁護的球隊叫做愛華頓。是一個「死硬」的愛華頓擁躉。我的情緒、我的喜怒哀樂，完全跟他們的比賽賽果緊緊連系著。

記得，讀過一本書，作者是一個西布朗的超級球迷。一開始，他便開門見山地道：假如西布朗在周末贏了球賽，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裏，我將會是一個好丈夫，我將會是一個好父親，我將會是一個好員工；假如球隊輸掉了，我知道我的妻子要受苦了，我的孩子要受苦了，我的上司、同事要受苦了。也許，這是誇張了點兒。不過，當你真正愛上一支球隊，你會很明白這裏面的意思。

愛上一支球隊，其實跟愛上一個人沒有分別。都是愛。都希望把最好的給他，都希望能夠跟他分享一切。

因此，我們只能愛一隊球隊。正如我們只能愛一個人一樣道理。我不相信一個人會同時候愛上兩個人。我以為所謂一腳踏兩船者，那不是愛，那只是喜歡。正如我喜歡的球隊其實也有不少。

在意大利，我喜歡的那一隊是AC米蘭。是自荷蘭三劍俠開始。

既然喜歡的是AC米蘭，我自然不喜歡同市的國際米蘭。不過，最近，我竟然會在電視機前替那隊穿起藍黑直間球衣的足球隊打氣。當他們終於擊敗上屆歐洲冠軍巴塞羅那後，我會替他們感到興奮。這個周末，我會替他們打氣。

這都因為他們那個領隊叫摩連奴。

在現代球壇裏，我愛的那一個領隊當然是莫耶斯。不過，我喜歡的，就有英國領隊卡比路和摩連奴。因為我很同意他們的足球理念：戰果比一切都要重要。沒有人會期待卡比路和摩連奴帶領的球隊會表演什麼悅目的足球，只是，他們的球隊就是如此難以擊敗。被他們的球隊打進一球後，要反敗為勝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任務。也因為如此，他們領隊生涯裏，辭退他們的都是那些希望崇尚進攻足球的球隊老板。

越來越喜歡他們兩個，跟英國傳媒也有關系。老實說，搬到歐洲生活前，我不是太喜歡摩連奴，因為他太招積，經常要把整隊球隊的焦點放到自己身上。

要知道，英國人也是很自負的。一個外國人要受到英國傳媒歡迎，其英文首先不能太爛，不過，最重要的，還要是要有真材實料。卡比路和摩連奴都是英國傳媒的寵兒。尤其是摩連奴。

那天，當國際米蘭3-1擊退巴塞羅那後，《泰晤士報》的報導是如此起首：

Many good judges, including Carlo Ancelotti and Arsene Wenger, rate this Barcelona team as better than the one that won the Champions League as part of an historic treble last season, but Jose Mourinho has never had much time for the opinion of either.

那是一段很精彩的導言。用上兩個巴塞羅那手下敗將的領隊來襯托出摩連奴的厲害，同時候，也反映出自摩連奴離開車路士後，英國超級聯賽裏的外國領隊是如何不濟。

那天，知道我又跟別人打筆戰後，林大小姐不禁嘆道，都說你是傻的。

我知道我是傻的。我經常傻傻地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縱然這個世界上面已經沒有人理會究竟那件事情正確與否。大約兩年前，我便在此間跟新鮮人連續筆戰數天。自此，我再沒有讀他寫的文章；我想，他也沒有讀我的罷。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既然大家的信念落差如此大，根本無謂再去了解對方的想法。我們又不是什麼敵人。

這一次，戰場在朋友的網頁上。是跟朋友的朋友筆戰。因為對方不認同要在早前立法會補選投票。

起初，我很用心去寫，因為我不忍心看到一個年輕女生在大是大非面前走上歧途。我不忍心看到一個年輕女生被香港的當權派言論荼毒、被那些媚共華文報紙的文章蒙蔽了邏輯思想。

在投票一事上，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每個公民都要盡其義務。投票是一個公民的義務。所以，每個公民都要投票。

假如你不認同要投票，要打敗我的想法，邏輯上，首先就是要證明我上面那個三段論犯了錯，就是要用道理說服我「公民不要盡其義務」，或者「投票不是一個公民的義務」。然後，建立起自己的一個三段論，證明「公民不一定要投票」。

香港人，尤其那些媚共的、當權的，都很喜歡要人理性討論。這就是理性討論。

可是，那位跟我打起筆戰的女生，每天都是用上那些媚共的、當權的最喜歡的手法，來跟我和我的朋友辯論。假如那是一場辯論。因為她根本不是去說服我、去給我證明「公民不一定要投票」。

她見我批評香港人因為少見政客用辭職來爭取選民支持而大驚小怪，是在政治幼稚園還未畢業。她便說道：假如你這樣有學識，這樣看不過眼，那麼，你就提出一點有建設性的建議，去教育一下那些在政治幼稚園還未畢業的香港人罷？

叫批評的人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不就是那些媚共的、當權的，最喜歡用的詞語？

我一介布衣，何德何能去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的，是政府的責任，不是我這一般市民的義務。不過，就因為我是市民，你是替我辦事的政府，所以，我對你的政策有不滿，我有權利去批評。就是如此簡單。假如你真的要我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那麼，請你讓位，讓我來當政府好了。你又為什麼霸佔著政府這個位置不放？這個世界總不會有我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後，由你來領獎的事情罷？一個沒有「有建設性的建議」的政府，就要下臺。

另外，她又不滿我引用「白高墩兩年前打算提早大選，以打敗保守黨」的例子，來說明政客用辭職來爭取選民支持是很平常不過的事情。這不是很像那些當權的、媚共的經常批評別人聯同外國勢力嗎？可是，又很奇怪，他們要證明自己的那些政策、那些想法時，又會說「外國也有這樣的事情」、又會高薪聘請外國專家。

看到對方如斯辯論，我越來越沒有心機。同時候，我替香港下一代感到悲哀。在那樣的環境底下成長，實在不能夠不變得蠢蠢的。

那天，是金馬倫成為自1812年起唐寧街十號最年輕的主人後一天，紐約的SHERRY在其網上專欄裏談到英國政權交替如何漂亮。這位快要成為別人母親的香港女生寫道：

英國換首相，那套儀式是說不出的好看。沒有眼淚，沒有辱罵，沒有力歇聲嘶，沒有憤憤不平，沒有趾高氣揚。輸的好看，嬴的謙虛，一切都是平平和和。這套儀式，用了很多年，也不是年年看得到，所以有機會看到便要金晴火眼的盯著，看英國人如何表現他們的民族氣質。

這教我想起前英國首相HAROLD WILSON在其回憶錄裏，對自己帶領在野工黨贏得大選後的描寫。以下是一些節錄：

As soon as the figure of 316 seats are reached, Sir Alec Douglas-Home, who until then had rightly refused to concede defeat, asked for an Audience of the Queen and tendered the resignation of his Government. I was told to stand by. A Palace car would be sent for me.

No. 10, imperturbable as ever, had made all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for a change of Government. Herbert Bowden, our Chief Whip in Opposition, had been told the previous evening, before polling ended, what I must do......

On arrival at the Palace, I was conducted to the Queen's private apartment. She simply asked me if I could form an Administration. Exactly a year earlier, Sir Alec Douglas-Home......had answered the same question......

I then left for No. 10 in the official car......After saying a few words to press and television reporters on the steps of No. 10, I went along that long corridor from the front door to the Cabinet Room......I was greeted as Prime Minister by Sir Alec Douglas-Home's private secretary, as I still regarded him. Sir Alec, meanwhile, had disappeared through the back door quietly.

政權交替，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

讀了SHERRY的文章後，我抄錄了《泰晤士報》在保守黨跟自由民主黨成功合組政府後首篇社評的一段來回應：

“Gordon Brown gave a valedictory address in Downing Street of genuine grace and generosity that was returned in kind by Mr Cameron. The passing of power in a democracy is a strangely beautiful thing, a reminder that, for all its anxieties, this is a civilised nation, one that, in the words of the Prime Minister, may yet have its best days ahead of it.

…It is the way things are in this country and there are moments when we should pause and be thankful for that.”

How long will we need to wait so that the people in China can say the same? Not in next decades. Unfortunately.

的確，究竟還要等多久，中國人才能講出同樣的說話呢？

不過，要和平交替政權前，也許，還要來一次壯烈的政權交替，我們中國人才能夠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那天，林大小姐逛街的時候，看見一雙繡上老鼠圖案的鞋子。我提議她買下來，送給我的妹妹。

雖然在歐洲已經生活了近八年，妹妹依然很迷那些什麼「流年運程」、「犯太歲」之類的東西。我想，那是因為她的中學是一間香港女校。正如沒有一個在香港女校畢業的女生不迷打麻將一樣。（這是我的觀察。林大小姐讀的是港島一間女校，她跟她的朋友閒來時候都喜歡打麻將；妹妹讀的是一間接近新界的女校，她跟她的朋友閒來時候都喜歡打麻將；我有位朋友讀的是九龍一間女校，她跟她的朋友閒來時候都喜歡打麻將。）

妹妹喜歡上老鼠，就是今年的事情。因為聖誕時候到文武廟拜祭過祖父後，她讀到廟外面一些談及運程的小冊子，知道今年老鼠利肖猴的。他們提議肖猴的多佩戴有老鼠圖案的飾物。於是，她便開始搜集米奇老鼠，也開始藏起家裏那些哈羅吉蒂 - 因為哈羅吉蒂是貓，貓捉老鼠，她怕家裏太多貓，老鼠會不來。年三十晚，更特別跑到倫敦牛津廣場那邊那間迪士尼店，買下印有米奇老鼠的睡衣、毛巾、水杯和飯碗。她笑言，迪士尼今年銷售大增，她應該要分到一杯羹。

解釋過給林大小姐聽後，她突然說，其實，米奇老鼠不是老鼠。

怎麼不會是老鼠？人家明明就是一隻叫「米奇」的「老鼠」。

難道你覺得他像一隻老鼠嗎？林大小姐問道。

那不是「像不像」的問題；那是「是不是」的問題。正如一個人可以不像一個人，不過他還是一個人。我嘗試解釋道。

才說畢，便想起了那個公開宣布不會投票的特首，心裏那怒火又再燒了起來。

我道，人家起名字，是沒有錯起的。叫得「米奇老鼠」，當然就是「老鼠」，正如叫得「蔭權」，當然會「護蔭有權力的人」。還是我們那位揚言支持普選的特首的父親厲害，早知道自己那個兒子會如此膿包，所以當孩子一出世，便給他起了一個如此貼切的名字。

昨天，抄錄了朋友在網上轉載《明報》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梁啟智，題目是《原來我已沒有沉默的權利》。

今早(星期天)起來，再訪朋友那個網頁，發現原來她有一位朋友對那篇文章留了言，寫道：「不喜歡這篇的施壓感覺, 但在考慮投還是不投的, 還是可以參考一下。我想今次投票的義意, 已遠遠超過左盡公民責任呢個層面了。投唔投, 投那個, 都成為一個意見的表達, 這和以前的選舉很不同.....而我在考慮到底我投的票, 會怎被演繹, 在衡量那個重一點，最後我可能會投周澄 or 白票。但對不投票的人, 也應該尊重, 唔應該施壓, 否則和中共有乜分別?」

我很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想，我那位朋友的朋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首先，這個世界不應該有「投不投票」這個問題。因為投票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就是如此簡單。不去投票，就是沒有盡一個公民的義務。在選舉面前，唯一的問題只是，究竟把自己神聖的一票給誰？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選民，他們的唯一考慮是誰得到自己的支持。投票與否，根本沒有考慮餘地。一點也沒有。

如果你不認同那些辭職的議員的做法，你可以用選票教他們不能夠重返議會，再次濫用你對他們的信任；如果你認同那些辭職的議員的政綱，你便應該用選票讓他們能夠重返議會，發出你的聲音。你當然也可以投棄權票，來表達你的不滿，來表達你所有的不滿。

這當然是表達意見，是一種表態。不過，我看不到這跟以前的選舉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我看不到這跟別人的選舉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投票從來都是意見的表達。你投公民黨，因為你同意他們的政綱；你投民建聯，因為你同意他們的政綱。從前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 假如將來我們香港人還有機會投票，假如中南海不會用這一次的低投票率來宣布「這證明普選不適合香港」。我想不到為什麼這一次跟以往不同。莫忘記，「普選」從來都在那些辭職議員的政綱裏面。以前你支持他們，也就是支持普選；以前你不支持他們，也就是不支持普選。為什麼這一次是不一樣？告訴我，有什麼不同？

是因為出現這次補選，都是那些議員集體辭職嗎？

議員辭職為了多拿些支持，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是很平常不過的事情。是那些還未在政治幼稚園畢業的香港人少見才多怪罷了。前英國首相白高墩兩年前便曾想過提前解散國會，舉行大選，因為那時候工黨民望開始復蘇，那時候大選他們很有機會打敗保守黨。最近，保守黨跟自由民主黨合組政府，其中一個條件就是這個結盟要為時五年，以防止其中一個政黨會藉著一己一時民望的高企，不理會另一個，提早解散國會。香港人，看一看這一個真正的世界罷。井底之蛙自然會因為一切陌生事物感到不安，這是很正常不過的事情。

說怕不知道投的票, 會怎被演繹，更是無稽。難道你不怕不投的票會給那些當權的任意演繹嗎？

在投不投票這一個關節眼上，我們是沒有選擇權的。因為這是一個公民的義務。假如這叫做施壓，那麼，要你奉公守法也是對你施壓了罷。

在選舉裏，不去投票的人，是沒有權利被尊重的，因為他們不去履行他們的公民義務。跟那些不奉公守法的人沒有兩樣。我們尊重的是選民投票的選擇 - 無論他們投那一個，無論投票結果如何，都要尊重。中國人說的「和而不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不過，那是從前的事情了。現在的中國人對「和諧」有另一個解釋 - 跟秦始皇的統一差不多罷。

早陣子，老是把《明報》跟《星島日報》放在一起，批評他們報導新聞如何不濟。老實說，我是很不願意這樣做。畢竟，《明報》是一份陪我長大的華文報紙。望著它墮落，心裏多少有點悲戚。

不過，最近，從朋友那兒讀了一篇刊登在《明報》的文章，開心地發覺，原來這一份金庸創辦的報紙還未墮落至《星島日報》那個低賤的地步。

文章作者叫梁啟智。標題是﹕《原來我已沒有沉默的權利》。在立法局補選的大日子，我想做一次文抄公，把整篇文章抄錄過來，供大家一起分享。

警匪片中最常見的對白，是警察逮捕疑犯之前的一句：「你有權保持緘默。」這句說話的重量，在於它代表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強調制度不會偏袒於任何一方，讓我知道我不會被強迫承認一些我沒有說過的事情。可惜，近日來政府和權貴不斷鼓吹杯葛明天的立法會補選，讓我驀然發現，原來做香港人比做一個嫌疑犯更為無權，因為我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

對於去不去投票，我本來沒有太大的意見。對於所謂的「5區總辭、變相公投」是否爭取普選的最佳方法，也還未想得很清楚。但是我發現，到了此時此刻，原來這些考慮都已經不再重要。如果你仍有猶豫的話，我希望你明天還是會走到票站，投下你的一票。

政府叫選民杯葛自己辦選舉

我是被迫呼籲大家出來投票的。

投票與否，本來應該是一項公民權利，就好像「你有權保持緘默」一樣。然而權貴為了打擊投票意欲，提出不單止投票給誰，而是走進票站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政治姿態，所以不該去投票。於是乎，我們看見官員對是否投票不敢宣之於口，政府的選舉宣傳品中「請踴躍投票」這5個字也忽然失蹤。香港這個自稱的世界之都在這點倒開創了一項世界紀錄：政府叫選民杯葛政府自己辦的選舉。

問題來了：引用同一個邏輯，如果權貴認定走進票站本身也是一種政治姿態，則不走進票站也同樣會被他們解讀為一種政治姿態。換句話說，無論你去不去投票，你這個行為（或不作為）都會有政治後果。原來到了明天，只要你是香港人，只要你活覑，你都注定會「被代表」的了。

對，投票，是有政治含義，但最少我還可以選擇這個含義是什麼。如果我不喜歡觸發這次補選的5名前立法會議員，我可以投票給他們的對手。如果他們其中有任何一位意外落選，恐怕也很難於選後高呼「公投成功」。換句話說，選擇權仍然在我的手中。

不去投票呢？恐怕我會立即被一班我不一定認同的人在我頭頂貼上一個標籤，假定我必然是因為認同他們對不該投票的看法，所以才不去投票。就算我只是因為今晚捱夜看足球比賽，弄得明早賴脇而沒去投票，都會被他們強行解釋為我是因為不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甚至支持功能組別千秋萬代而不去投票。這種冤屈，我受不下；兩者權衡，只好呼籲大家投票。

沉默變成助紂為虐

可以想像，明天晚上一眾自命權威便會在電視機前大談投票率低顯示了市民如何如何，情形就如03年50萬市民上街反對23條立法，也可以被理解為「還有600多萬市民沒有上街」一樣。各位讀者大概都不一定希望如此被動地「被解讀」，但在這種荒謬的政治邏輯下，很抱歉的告訴各位，我們已經沒有資格沉默。在一個公平的制度之下，沉默本來是權利。在一個權力完全不對稱的制度下，沉默就變成了助紂為虐。

最後，既然權貴認同不投票也可以是一種政治姿態，那麼我們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到了2017年，如果特首候選人「梁英年」和「唐振英」都不願公開支持於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我們該號召全港市民杯葛這場選舉。因為按同一個邏輯，每一個沒有去投票的人，都可以被理解為在向整個政制投不信任票。

到時候，你可別怪我；這一招，可是你教我的。

我真的想不到一個理由不去投票。同意公投的，不同意公投的，根本都沒有一個理由不去投票。一個都沒有。除了那些縮頭烏龜。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主題為「分享心得」。

我叫春明，才滿二十五歲，結婚已經三年。

在我這一代人裏，我當然屬於早婚。是非常早婚。統計調查說，香港男人平均結婚年齡已由二十年前的二十五歲推晚至三十歲。

當朋友知道我要跟箐燁拉埋天窗後，都很詫異。詫異我們相識不過一年便談婚論嫁，詫異我們才踏入社會工作便立即組織家庭。尤其是那些男生。他們都怕我會後悔，後悔太早成家立室，後悔過早放棄一個年輕男人應該享受的快活自由。每一次，我都回答道：「既然碰上了一位你希望跟她一起生活的人，為什麼不結婚？你不明白這個道理，也許是因為你還未遇上這樣的一個人罷。」

他們都笑我傻。他們甚至給我起了一個花名，叫「自綁男」。意思，顯而易見罷。

給我起上這樣的一個花名，對箐燁當然很不公道。因為她其實給我許多自由，跟大家所想象完全是兩回事。朋友看到我經常拖著箐燁出席聚會，只因我知道她能夠跟我的朋友成為朋友。因為都喜歡交際，都喜歡熱鬧，都喜歡跟陌生人交談。我想不到有什麼原因，要阻止箐燁認識我的朋友 - 男的，女的。所以當炎生四年來首次從英國回港，邀約我一起晚膳，我帶同了箐燁出席。我希望她認識我大學裏最要好的朋友，我也希望他認識我生命裏最愛的那個女人。

炎生選上莎連娜。那是我們大學時候最喜歡的餐廳。許多個晚上，我和他都會一邊吃俄國牛柳絲飯，一邊討論如何建設公平社會，直至餐廳打烊，我們才慢慢走回宿舍去。算是我們的ABC咖啡館罷。

我和箐燁到達時，炎生已經喝著酒，跟老闆娘聊著天。

「難怪你要這麼早結婚？碰上這樣的一個可人兒，不早點綁著她，還不怕她溜走？」雖然臉容是成熟了，說起話來，炎生還是這樣子。我想，這是改變不來的了。

「所以，我也要早點綁著他。」箐燁坐下來，笑著回答道。

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聊天。什麼話題都談。仿佛這四年炎生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仿佛這四年我和箐燁都跑到了那個前香港宗主國生活。

突然，箐燁的手提電話響了起來。她很不好意思。因為怕影響我跟炎生繼續傾談，箐燁拿起電話跑到了餐廳門外去。當她走回來時，我看到她臉上有點得意顏色，於是，顧不得禮貌，忍不住問過究竟。

原來，那是她從前中學的一位老師撥來的電話，希望邀請箐燁回母校跟師妹分享一下在外國讀書的心得。因為選讀不了自己喜歡的歷史科，箐燁會考後毅然隻身跑到倫敦升學。從來，她都很喜歡跟人分享這一件事。這一次，她的母校是找對了人。

「我想，我猜得到你會如何跟那些孩子分享。所以，我會勸你推掉這個邀請，假如你還愛你的母校。」炎生呷了一口紅酒後，淡淡地道。

我和箐燁都聽得很不明白。我這一位大學好友便開始解釋道：「上星期，我才回過我的母校，跟那些學生談談升學問題。是一位同學見我剛巧從英國回來，便硬拉我回去講一講。於是，我便對著那一大班中七學生說，你面對的問題不是該選那一科，不是該選那所大學，而是是不是要讀大學，和為什麼要升讀大學。假如你這一刻不能解答得了這兩個問題，或者你的答案是，因為每個人都升讀大學，那麼，我建議你TAKE一個GAP YEAR，去流浪一年。一年後，你會找到答案。一個真正的答案。」

他頓了一頓，繼續道：「講完那句話後，我看到那些老師的臉色，我知道，他們不會再邀請我回去講什麼升學講座。走出母校的時候，我那位朋友問我，為什麼我會對一班學生說那樣的話？他怪我會害了那些孩子的一生。我沒有說上什麼。本來，我打算說，不跟他們這樣講才是害了他們一生，亦決定吞回肚子裏去。我對那些老師、我的朋友很失望。我轉過身，跳上的士，頭也不回便走了。我想不到母校那些老師竟然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勸你推掉這個邀請，因為怕你會同樣失望，怕你會發覺那間學校再不值得愛。」

「我母校的老師不會這樣子。他們是很開放的。他們也很清楚我。他們找我，因為他們想學生聽到這樣的意見。」箐燁辯護道。

「這是回歸中國大陸後的香港。你所講的，倒是發生在英國殖民地時候的事情。」炎生呷了口紅酒後笑道。

那一餐飯之後的情形如何，我沒有太大印象了。還老是記得那些對話，皆因那天箐燁在母校跟那些師妹分享了在外國讀書的心得回家後，她感嘆地跟我說：「果然給你那位老友說中了。那些老師的確不是要其他人跟那些學生分享什麼心得，他們只是希望用其他人的口講他們要那些孩子聽的話。」

[按﹕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英國大選，香港人不聞不問，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畢竟，英國再不是香港的宗主國。再者，香港人從來都對政治冷感。便是有天，中國大陸實現了普選，香港人可能也不過是「噯」了一聲後，便繼續抓錢。

這當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不過，不好不以為不可能。要知道，香港人不曉得五月六日是英國大選的日子，不出奇；可是，又誰記得五月十六日在香港立法局補選投票呢？便是對自己地方議會的選舉尚且如此冷漠，國家大選的時候又會有幾多人會關心？最終有天，香港人會告訴全世界：「我們認為選舉是最不民主的事情，投票也不是一個公民應有的義務。我們完全同意由中國政府獨裁統治，我們願意做獨裁政府下的奴隸。」最終有天，香港人會教羅素（ROUSSEAU）知道，的確會有人情願做別人的奴隸。

最近，在網上讀到些留言，總算知道有一些香港人曉得對政府漠視立法局補選很不滿；總算知道教羅素掉眼鏡的日子還未來到。

這一個政府老是說自己的政改方案的確向普選邁進了一大步。不過，一個在選舉面前左閃右避的政府，怎能教人相信她會願意落實普選？她是如此害怕選舉結果不如自己心意。為了有藉口不承認那個很不合自己心意的結果，竟然會如此低裝地不大力宣傳補選，這樣的一個政府是如何的不負責任！這還能算是一個公民社會嗎？假如下學年香港學校的公民教育課程更改了，我不會驚訝。學校的老師還怎能告訴我們的孩子什麼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一個害怕在選舉裏落敗的政府，又怎可能會支持普選？一個不支持普選的政府，又怎可能提出一個向普選邁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

於是，香港人要得到普選，實在不能再跟當權者留在議事堂裏爭論。因為那樣的爭論根本很無謂。

早陣子，到了愛丁堡渡周末，碰巧那兒正演出《悲慘世界》。我又再次想起了那一首歌。那首每次聽見也會不期然站起來，揮動起緊握的拳頭，一起高唱的歌。是這首歌教我深深愛上這部音樂劇。

看到香港的情形，一時興起，竟然改動了一下裏面的歌詞。

聽到人民的歌聲嗎？
他們正憤怒地高唱。
那激昂的音樂在告訴大家，
他們再不要做別人的奴隸。

當我們的脈搏
跟那擊鼓聲
合拍地響徹大地，
明天將是新生活的開始。

你會加入我們抗爭的行列
站在我身邊？
在街頭抗爭的遠處，
那不就是我們經常渴望的新世界？
那就立即加入我們的行列罷！
去取回你應該擁有的權利。

你會向社會貢獻你的一切
好讓我們的抗爭能夠前進嗎？
無疑，有人會因為這抗爭不幸倒下，
只是，你會站起來抓緊這一個機會？
要知道，每位勇士的每滴鮮血
都會教每朵洋紫荊開得更加燦爛

原曲，當然就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畢竟，在香港長大，許多時候，我其實都是用香港人的眼光看事物。

就像這一次英國工黨跟自由民主黨商談合組政府的事宜。

當白高墩為了力挽狂瀾地讓工黨依然能夠執政，為了讓工黨能夠在談判桌上拿得多點籌碼，為了阻止保守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憤而宣布會辭退工黨黨魁，我的確以為英國人將要無奈地接受由兩個在選票上輸掉大選的政黨合組成的政府。始終，工黨跟自由民主黨的理念其實很相近。都是偏左。至少，比保守黨跟自由民主黨合組政府容易想像。

我以為，自由民主黨黨魁NICK CLEGG終於成功藉著跟保守黨「調情」，贏得重要的地位去跟工黨商討如何吸引其他細小政黨，聯盟一起，組成新一屆政府。

我以為，工黨因為棧戀權力，會厚顏無恥地罔顧選民的選擇，用盡最後一分精力，扭盡六壬，去「合法地」霸佔著唐寧街十號。

我以為。因為我用著在香港學到的知識來看英國人的政治。

最後，當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成為國會最大黨的時候，還是由在大選裏贏得最多選票、贏得最多議席的政黨的黨魁成為新一任首相。至少，這是最合理的結果。

能夠出現這個教人感到合理的結果，還是因為工黨跟自由民主黨談不攏。

工黨跟自由民主黨談不攏，不是因為大家政治理念風馬牛不相及；談不攏，還是因為工黨裏許多人不同意用如此方法，去贏得執政權。

工黨裏有許多人不同意用如此方法去贏得執政權，歸根究底，還是因為英國有一個普選制度。一個每個市民都可以信賴的選舉制度：每個市民都可以按著自己的喜好，選擇哪一個政黨來管治自己的國家；每個市民都可以按著自己的愛惡，要一個教自己失望的政府下臺。就是因為有著這樣的一個選舉制度，政客實在不敢厚顏無恥地棧戀權力。因為這將會得罪眾多選民，為將來的選舉埋下伏線。用上《泰晤士報》引述工黨議員的一句說話：「a naked bid to cling to power would not go down well with the voters」。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公平選舉是如此重要。因為有著公平的選舉，政客才不會不顧民眾。選舉要公平，就要全民普選。不能夠有些執權的人沒有經過全民選舉的洗禮。

金馬倫成為新一任首相後，其第一篇演說裏便有這樣的一句說話：「Politicians are always people's servants, not their masters」。

明顯地，這一個道理不是許多香港人能夠理解。尤其是那些當權的人。那些無緣無故地能夠管治香港的人。那些給一個獨裁政府欽點去管治香港的人。否則，他們不會如此肆無忌憚地大聲說：「選舉浪費公帑」。

邏輯學上，要證明「天下烏鴉一樣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需要驗證過天下所有烏鴉後，方能證明得了。一天我們沒有見過所有烏鴉，我們也不能夠肯定「天下烏鴉一樣黑」。

話雖如此，只是，當看著一隻又一隻黑色的烏鴉在天空飛翔，實在不禁教人懷疑：這個世界也許真的沒有一隻烏鴉不是黑色的。

以為終於發現一隻金黃色的，可是看真點後，原來，那不過是一隻染了色的烏鴉，其身上的羽毛還不一樣是黑色。

那天，是今次英國大選最後一輪電視直播辯論，我跑到互聯網上收看，湊巧地碰上了那位在康橋生活的老友。選舉當然是我們其中一個話題。最後，她問我支持哪一位。是藍色的保守黨？是紅色的工黨？還是金黃色的自由民主黨？

我坦言，跟許多人一樣，在首輪電視直播辯論後，我的確給自由民主黨黨魁NICK CLEGG吸引著，以為在英國這個古老的政壇裏果然還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只是，當NICK CLEGG在選舉前宣布跟工黨合作的條件是「罷黜白高墩」後，我知道，無論他怎樣推銷自己跟保守黨、工黨如何不同，他還不過是一個迷戀權力的政客。為了求變，我會選保守黨。

那時候，因為這位自由民主黨黨魁在電視直播辯論的出色表現，所有民意調查都已經顯示，跟以往或保守黨領先、或工黨領先不一樣，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今次大選裏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會出現HUNG PARLIAMENT。

根據英國憲法，在HUNG PARLIAMENT底下，現任首相將可以首先組織政府。不過，看著工黨無論如何不能夠超前保守黨，白高墩組織的工黨政府必然不能夠得到信任，工黨必然要找自由民主黨合作，合組政府。畢竟，自由民主黨其中一個前身社會民主黨是從工黨裏分裂出來，大家的政見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假如事先張揚了跟工黨合作的條件就是罷黜白高墩，那麼，當工黨真的要找自由民主黨合組政府的時候，NICK CLEGG便大有機會成為新一任唐寧街十號的主人。因為沒有了白高墩，在工黨自由民主黨的聯盟政府裏，他自己就是唯一一個經過選舉的黨魁。民意必定對工黨再次私下相授首相不滿。莫忘記，白高墩就是一個沒有經過大選的首相。他得到的權力，不是人民給予的，只是貝利雅退位，工黨私底下讓這位前財相在無人競爭下登上黨魁。

這是NICK CLEGG能夠成為首相的唯一方法。因為在他有生之年，自由民主黨應該依然沒有法子可以成為英國國會最大黨。

昨天早上，在公司裏收到妹妹的電郵，她驚訝地道，金馬倫為了入主唐寧街十號，想不到保守黨竟然會願意跟自由民主黨合作。他們的政治理念是如何的風馬牛不相及。也許，這就是政治了。

那時候，白高墩還未宣布會辭掉工黨黨魁，好讓工黨能夠好好跟自由民主黨商討合組政府的細節。我回答道，這個話也適用在NICK CLEGG身上。或者，更加合適。莫忘記，保守黨的贏得的議席雖然不能過半，不過，他們還是贏得最多票數、贏得最多議席的政黨。道理上，也應該是他們組織新一屆政府。更何況，分析發現，在許多工黨贏出的選區，他們贏保守黨不過百票。簡單地說，保守黨在今次大選裏就欠大約一萬多票成為不了國會最大黨。

果然，臨下班前，白高墩便宣布辭掉工黨黨魁了。

天下烏鴉一樣黑罷。NICK CLEGG似乎贏得了更多籌碼跟保守黨談判。

我想，只有在一個反智的獨裁社會裏，方有政府會大膽地提出「選舉浪費公帑」的言論，方有民眾會毫無反對意識下同意「選舉浪費公帑」這樣的謬論。要知道，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唯有透過選舉，一個人才能夠從人民手裏得到統治的權力。

權力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上天賦予的。因為我們人人天生平等。沒有一個人需要服從任何一個人，也沒有一個人能夠駕馭任何一個人。我們需要一個統治者，只因我們需要一個人去替我們管理我們的社會，只因我們需要一個人去打理我們公家的事情。

在一個獨裁社會裏，那個統治者的權力是來自武力和恐嚇。他用盡一切方法去讓民眾臣服在他制造的恐怖底下，要每一個人都不敢站起來去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你是統治者，不是我？」

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那個統治者的權力，則是人民給予他的。要得到那一個權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贏得選舉。那就是贏得人民的信任，教每一個人民都願意乖乖地接受自己的統治。不過，跟獨裁社會不同，因為民主社會裏的統治權來自選舉、來自人民，所以，當人民再不信任統治者，那位統治者便要交出權力，讓另一個贏得人們信任的人成為新一個統治者。

因此，「選舉浪費公帑」是一個極度荒謬的言論。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

一個支持民主的政府、一個以推動民主為己任的政府不會講這樣的說話。因為他們知道，沒有選舉，他們得不到統治的權力，不能一解自己統治民眾的渴望。

一個不希望做別人奴隸的人民、一個不希望生活在獨裁社會底下的人們不會講這樣的說話。因為他們知道，唯有透過選舉，他們才能夠找到一個他們信任的人，才能夠把手上那個統治自己的權力交出去。

選舉怎會是一件浪費公帑的事情？

假如舉行選舉真的是在浪費公帑，那是因為政制裏面還有很多人駕馭著那些贏得選舉、贏得人們信任的人，因為還有很多很多人不明不白地綁架了人民手上統治自己的權力。當政府是欽點的，議會裏有許多不是人們選出來的議員，舉行選舉的確是浪費公帑。

所以，那些相信「選舉浪費公帑」的人應該站起來、應該跑出來，跟我們那一個欽點的政府說不，跟那些不是人們選出來的議員說不。我們不能夠浪費公帑，叫那些贏得我們信任的人得不到真正的統治權力。

在香港，教孩子，我想像得到，那會是一件極度困難的事情。因為周邊環境不容許你好好教導你的孩子成為一個明辨是非的世界公民。

就像這陣子，當全港市民都可以在社會裏發出一把聲音，可以按照自己意願，選擇合乎自己想法的立法局議員的時候，那些無緣無故擁有權力的都一起走出來，或暗示、或明示，建議全港市民放棄這個權利，否定「投票是一個社會公民應盡的義務」這個公民教育首課教導的事情。

身在異鄉，透過互聯網，看著政府和那些媚共的所謂保皇黨在選舉面前左閃右避，我替香港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感到悲哀。

拋開將來香港會是一個獨裁社會，還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究竟想我們的孩子將來成為怎麼樣的人。

難道我們容許我們的孩子為了自個利益，甘願做任何事情 - 包括一切違背良心的事情？難道我們容許我們的孩子在大是大非面前，一點立場也沒有嗎？

年初，讀過《TO KILL A MOCKING BIRD》後，我經常提醒自己要以故事裏面那位律師ATTICUS為以後教導孩子的藍本。其中，我想，小說裏面有一句對白，可以簡單地表達那是一個怎麼樣的藍本。那是ATTICUS跟女兒SCOUT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替黑人TOM ROBINSON辯護的那段說話。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e main one is, if I didn't I couldn't hold up my head in town, I couldn't represent this country in the legislature, I couldn't even tell you you or Jem not to do something again. Because I could never ask you to mind me again.

那是六十年代的美國，黑人在社會裏完全沒有地位。那位叫TOM的黑人被告強姦一個白人女生。因為父親替黑人辯護﹐SCOUT在學校裡遭同學欺負。ATTICUS說話裏那個「JEM」，是SCOUT的兄長。

站在書柜前，望著李夏芭的那本小說，我問自己：那些在選舉面前左閃右避的人究竟可以怎樣面對自己的孩子呢？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講些什麼話呢？

我不能夠想像。我是一個傳統中國男人，我相信，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

更何況：

假如你相信你提出的那個政改方案是這樣吸引，為何不利用敵人提供的機會好好打敗他們，讓大部分市民都站到了自己背後，讓自己佔了道德高地，讓那些經常反對自己的人，再不可以高喊一聲反對自己那個政改的聲音？

假如你相信你提出的那個政改方案是這樣吸引，只不過有些人了解不深才跑出來反對，那麼，為何不好好利用別人提供的機會，用道理、用邏輯贏得反對自己的人的信任？

假如你非常不同意那些自行辭職的立法局議員，你更加應該參加投票，要他們不能夠返回議會，綁架你的聲音.

為什麼要怕？為什麼要左閃右避？為什麼不參加投票？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在大家都沒有一點勇氣的環境底下，在大家都不分是非黑白的環境底下，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孩子成為怎麼樣的人呢？

假如我們的下一代成為世界上最不濟的人，要怪的只有我們自己。

才剛提到《明報》和《星島日報》的記者懶惰得只懂搬字過紙，完全不經消化底下，把別人供應的報告一字一句抄到自己的新聞稿裏，豈料，過了幾天後，再次發現這樣的情形。

當然，又是雅虎香港之功。因為他們只刊登這兩份所謂入得學校大門的報紙的新聞稿。於是，要做一個比較實在不大困難。甚至是非常容易。要知道在雅虎香港裏，都是即時新聞，一件消息是幾乎同時候一起在兩個報社出現。

那天，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泰晤士報》報導那位給人現場逮捕的孟買恐怖襲擊孩子臉槍手，將面臨死刑。對于這宗新聞，那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社給的標題為：MUMBAI GUNMAN FACES DEATH SENTENCE。

中飯時候，到了雅虎香港瀏覽。原來，那位叫MOHAMMAD AJMAL KASAB的青年人已經被法庭判了死刑。《明報》和《星島日報》都是同時候報道這件消息。即時新聞關系，就只簡簡單單兩句。

在《明報》，那篇報導是這樣的：「孟買特別法庭公共檢察官尼卡姆宣布，判處孟買2008年11月恐怖襲擊案唯一現場被捕疑犯卡薩布死刑。」

在《星島日報》，則為：「孟買特別法庭公共檢察官尼卡姆4日下午宣佈，判處孟買2008年11月恐怖襲擊案唯一現場被捕疑犯卡薩布死刑。」

莫不又是一模一樣？在《星島日報》裏，就只多了宣判的日子而已。是五月四日。

細看下，都是來自新華社的消息。

或者是因為來自國家新聞機構的，從來習慣都是毫不刪改地原篇刊登，於是，這兩份所謂入得學校大門的報紙都犯了一個文字語法上的錯誤。和一個報社不能容許發生的錯誤。

都是不曉得消化之故；都是編輯、記者懶惰之故。把別人供應的報告一字一句抄到自己的新聞稿裏，當然是錯。更錯的是，把別人的錯一模一樣地當作了自己的。

新華社犯上這樣的錯，并不出奇。因為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法治，那兒的記者不曉得法治精神，情有可原。只是，香港的報社找不到這樣的錯處，實在叫人心痛。要知道，寫一篇新聞稿，一字一句都要很嚴謹的。

我想，大家都看到《明報》和《星島日報》那篇即時報導有什麼錯。

既然是宣判了，也就是定了罪，怎麼會還是「疑犯」呢？

這是文字語法上的錯誤。

這的而且確不是太過嚴重。因為相比起另一個錯誤而言。

今天，五月六日，《泰晤士報》網上版有這樣的一段新聞：The sole gunman to be taken alive during the 2008 Mumbai terror attack was sentenced to death today for his role in an atrocity that left 166 people dead and shocked the world.

接下來，其記者寫道：On Monday he had been found guilty of being one of ten Islamist gunmen who sailed from Pakistan to India’s commercial capital 18 months ago with orders to kill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原來，五月四日那天，法庭只是判了那個槍手有罪，沒有判刑。

新華社的英文水平依然很差，可能讀了別人說「FACES DEATH SENTENCE」,便以為已經判刑。又或者，他們按照著中國大陸一般程序，一廂情愿地以為這樣的犯人都會被判死刑，所以胡亂報導。

我不擔心新華社報導新聞的水平。讓他們教壞中國的孩子好了。只是假如我們還容許《明報》和《星島日報》這兩份報紙進入香港學校的大門，我們不是教壞我們的孩子是什麼？

當英國廣播公司的娛樂節目正式登陸香港的時候，他們的發言人跟記者道：「明顯地，不是所有BBC的節目都會在這個頻道播出。尤其是那些喜劇。因為文化不同關系，我們有些節目可能會引起投訴。」

那個頻道，就是BBC PRIME。那時候，是NOW電視的開始。是他們首先讓香港人知道除了新聞和資訊節目外，英國廣播公司還會提供很多娛樂。

那時候，也是《LITTLE BRITAIN》大受歡迎的日子。那位發言人所講的「喜劇」，也就是這一個英國人自我嘲笑的節目。

在香港播放《LITTLE BRITAIN》，一定會引起投訴。那些什麼「平機會」、「明光社」等號稱扶持弱勢，消除歧視的團體，必定會忙過不停。因為這部大受歡迎的英國喜劇每一集都以歧視別人來開玩笑。那些「別人」不僅是同性戀者、外國人（即包括中國人），還有老人家、傷殘的、露宿者等等。

裏面有個角色叫MARGARET BLACKAMORE的女人，每當遇上那些「別人」的時候，她都會立即嘔吐。這是其中的一些片段：



看罷這些片段，你當然會明白何解人家一開始便封了門，自我檢查，不容許一些大受歡迎的喜劇登陸香港。畢竟，生意至上，無謂招惹那些反智團體，替他們製造上報紙的機會。莫忘記，電影《秋天的童話》的一句對白，便曾在回歸後惹過大量投訴。也不好以為那些反智團體只打中國人的主意，《鐵達尼號》那場人體寫生，也給他們投訴。

的確是文化不同。回歸前，這一些事情何曾會是一個問題；回歸後，這一些根本不是問題的事情，竟然在一些人眼中成為了問題。

想起了MARGARET BLACKAMORE那個角色，因為最近看了一些《LITTLE BRITAIN》在英國也沒有播出的片段。

其中一個是MARGARET BLACKAMORE歡迎女皇替露宿者中心開幕剪彩。因為MAGGIE知道自己剛吃過一些由露宿者烤製的蛋糕，便如常不由自主地嘔吐，只是，這一次，那些嘔吐物都給吐到女皇和皇夫臉上和身上。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女皇大方地繼續主持那個剪彩儀式，仿佛一切也沒有發生。

這是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時應有的態度罷。我跟自己說。

美國電視劇《THE SOPARANOS》首集（就是首季第一集），主角發現家裏的泳池吸引得到一群鴨子跑來游水，很是興奮。突然那些鴨子飛了起來，他便向屋裏大喊，要所有孩子都走出來看。孩子千萬個不願意走到後院，見過那些鴨子後，目無表情地講了一句：「國家地理雜誌頻道。」

明顯地，對於那兩個孩子而言，《國家地理雜誌》代表沉悶。畢竟，現代社會再不是一百二十二年的前的那個社會。那本黃色框框的美國雜誌創刊於1888年。

可能我本來就是一個沉悶的人，我從來不覺得《國家地理雜誌》沉悶。至少，單看雜誌裏那些照片已經叫人心曠神怡。

不過，縱然如此，沒有翻閱這本美國雜誌也已經好幾個年頭。

以前在香港生活的時候，曾是《國家地理雜誌》的訂閱讀者。只是，因為沒有一個月能夠讀過雜誌裏多過一篇報導，兩年後，便停止了。我以為，遇上有興趣的專題，才買來讀讀比較化算。況且，便是英國時事雜誌《經濟學人》我也如此看待，沒有理由特別訂閱《國家地理雜誌》罷。那時候，我確是這樣想。可是，停止訂閱後，我也停止了留意著一本美國雜誌。

好幾個年頭後，最近，我再買下了一本《國家地理雜誌》。是今年四月號。

再次買下一本《國家地理雜誌》，因為那個專題很吸引。是「水」。

雖然自大學畢業以降，工作範疇都圍繞著水：雨水、污水和食水，真正開始閑來會留意一下這個世界裏面水的問題，還是搬到歐洲生活後的事情。

我想，那是工作氛圍的分別。在香港，大家工作的目標仿佛是為了花最少時間賺最多的錢；在歐洲，那些工程師的想法很不同，他們都要建設好社會，都要為世人提供更舒適的生活為重，賺錢反而變得其次。至少我遇上的那些：有愛爾蘭的、英國的、蘇格蘭的、法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都是如此。畢竟，人各有志，這當然沒有高低之分。正如茅臺跟香檳。只是，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底下，我慢慢開始很留意自己的工作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我開始很關心水資源這個問題。

於是，四月號那期《國家地理雜誌》便很吸引我。封面的大標題寫道：水。我們饑渴的世界。（Water. Our Thirsty World.）

裏面的確有許多很有趣的文章。關心這個世界發展的，都應該讀一讀。畢竟，水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這是我跟我那些投資顧問經常講的話。因為我的投資大部分放在水和能源上面。

我始終是一個香港人。還是離不開賺錢這一個關節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