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在上班途中﹐仰望火車廂外面的藍天白雲﹐腦海裡突然靈光一閃﹐湧現了這樣的一句﹕「猶如兩片白色的浮雲﹐偶然無聲地在空中相撞。什麼叫做悲慘世界﹖我是已經不再知道。就只曉得﹐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不一定不是另一個悲慘的世界。僅此而已。」

默默重複念著這樣隨口的一句﹐我竟然有眼不識泰山地以為﹐有丁點張愛玲收結《傾城之戀》的味道。當然﹐那不過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我的文字已經不可能跟祖師奶奶的相比﹐更遑論那當中的手法和意境﹖

可是﹐也就是這種妙想天開的自戀﹐勾起了我好好計劃一下寫一部小說的想法。

假如我真的曾經有過一個志願﹐那麼﹐我是自小就希望成為一個小說家。

寫小說謀生﹐是一件多麼浪漫的事情。可惜﹐我生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當全球出色的小說家都能夠名成利就的時候﹐在遠東那個古老民族裡頭﹐文人得到的依然最多只是名﹐從來談不上撈得到什麼利。仿彿生活寒酸潦倒﹐方能配合中國文人的形像。

我這個崇拜物質主義的人﹐當然認得清這一個關鍵。於是﹐寫作從來都只是我的興趣。是我的課餘和工餘活動。也於是﹐寫小說從來都只是我掛在口邊的口頭禪。是開始過﹐但是﹐就沒有完成過。

從火車站走到公司﹐我就只是想著如何去修飾那隨口念出來的句子。一切都變得很不重要。我以為﹐能夠寫出一句觸動人心靈的句子﹐足夠讓我樂上至少一個星期。我是寧願花時間挖空心思去修飾文字﹐也不情願去理會探究大自然的奧秘。的確﹐我實在不知道﹐我怎麼可能讀理科出生﹖怎麼可能在工程系畢業﹖

那年暑假﹐參加了學校舉辦的那個三峽工程交流團﹐在三峽大壩工地住上兩個月。當大家每天早上都在細心聆聽國家水文水利專家的講解時﹐我就呆呆地望出窗外﹐望著那滾滾的長江東逝水﹐在腦海裡想像一個又一個的小說世界。

我記得﹐有天﹐在那有點毒辣的陽光底下﹐我在那些筆記裡寫下了這一句話﹕「我不想走你走過的路。不過﹐原來我正在走著你走過的路。」所有三峽工程的筆記﹐我應該都丟了。除了那一張。我是好好的把它保存下來。我想﹐因為那是我人生裡面﹐其中一個重要的心路歷程。

畢業後﹐有點順理成章地加入了一間有名的顧問公司。每天上班﹐從火車站走回公司﹐都會經過一個在那個新市鎮裡面碩果僅存的村落。

有一天﹐是春天的時候罷﹐望到了一隻蝴蝶﹐孤單地在花叢間亂舞。返到公司後﹐我就在一張計算紙上寫道﹕「我又怎忍心讓蝴蝶獨舞﹖」

回想到了這一句﹐我發覺﹐原來﹐便是搬到了歐洲生活﹐我始終沒有改變。我依然是我。

望著信箱裡那一大群從香港飛過來的蝴蝶﹐我知道﹐我是依然不忍心讓蝴蝶獨個兒亂舞。希望你這一隻意外地遺留在香港的蝴蝶﹐也明白我此時此刻的心聲。

七月﹐總是讓人特別期待。

搬到歐洲生活後﹐可能是獨在異鄉關係﹐這種從小便習慣了的期待﹐只有越來越強烈。我發現﹐原來﹐我還沒有長大過來。也算在社會打滾了一些年頭﹐我竟然還像一個小孩子般﹐還會為一個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月份﹐心存一些不設實際的期待。究竟﹐還要多耗幾多青春﹐我方能變得穩重和成熟﹖

我常以為﹐我最大的個人問題﹐就是太輕易讓情緒脅持了我的思想。很多時候﹐我都是感性行先﹐理性行後。所以﹐我總不能控制得到自己喜怒哀樂的表達。快樂的時候﹐我臉上會有笑容﹔悲傷的時候﹐我會愁眉苦臉﹔憤怒的時候﹐我會咬牙切齒。這些都不是穩重和成熟的表現。

我經常希望能夠訓練得到自己喜怒不形於色。能夠冰冷地利用理性的頭腦﹐在處理身邊所有事情時﹐完全跟感性的思想絕緣。當世界一天一天步向滅亡﹐這就慢慢地成為了我們在社會生存的唯一之道。我們不能讓情感打擾我們做事外﹐我們也不能讓別人輕易猜得到我們的想法。我同意﹐我們臉上的喜怒哀樂﹐就是經常出賣我們的間諜。

望著那許多在身邊爬到很高位置的人﹐我知道這個想法沒有錯。他們就是最佳的證明。

我深明這個道理。可惜﹐直到現在﹐我依然未能做到。故此﹐我依然一事無成。

也所以﹐在這個從小便教我期待的月份裡﹐每天下班回家﹐都會懷著些興奮的心情﹐來打開屋裡面的那一個信箱。也所以﹐當發覺裡面空空如也的時候﹐我總會有點失望地﹐暗罵自己的小孩子氣。

我跟自己說﹐都活到了這一個年紀﹐竟然還會為那些本來就不設實際的期待而興奮﹐竟然還會為那些本來就不設實際的期待落了空而失望﹐實在枉耗了那許多許多來教自己長大的青春。

究竟何時我才會真正長大﹖

一天我不真正長大﹐我都只能繼續一事無成。

我不希望自己對這個世界沒有一絲貢獻。同時候﹐我也不希望自己平庸地過其一生。

不過﹐當又一個七月過去﹐我越來越感覺得到﹐我的那些所謂希望﹐其實不過是我一時的痴想和奢想。

畢竟﹐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沒有才華的人﹐就只能庸碌地過活。雖然他們經常白日做夢﹐妄想自己是如何天才橫溢。

為甚麼我硬是要自己好好理性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有些事情﹐我是註定辦不來的了。

七月﹐不僅是個讓人特別期待的月份﹐也是一個教人特別喜歡發夢的日子。可是﹐當八月慢慢來到﹐也該是睡醒的時候。

「猶如兩片白色的浮雲﹐偶然無聲地在空中相撞。什麼叫做悲慘世界﹖我是已經不再知道。就只曉得﹐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不一定不是另一個悲慘的世界。僅此而已。」

那天﹐如常乘火車上班。

車廂外﹐陽光燦爛。當火車沿著都柏林的海岸線﹐一直向南開往時﹐我決定暫時放下手上的報紙﹐好好欣賞外邊的景色。因為﹐確實也有一段時候﹐不曾有過這樣好的天氣。我實在記不起﹐自六月以來﹐有哪一天氣溫高過二十度﹑有哪一天不下雨。

大家見面﹐都喜歡談談天氣。這是英國人﹑愛爾蘭人的習慣。畢竟﹐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話題。一件多變的事情﹐當然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不過﹐自六月起﹐大家不時掛在口邊的﹐都是這句「夏天似乎已經匆匆的來﹐匆匆的走了」。想不到﹐在日照時間開始變短的時候﹐夏天的天氣終於駕臨到這個島國。大家都深感慶幸。都舒了一口氣。

原來﹐是來晚了。始終﹐遲到總好過不到。

望著車廂外令人興奮不已的藍天白雲﹐腦海裡竟然衝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究竟是什麼引發了我這樣的靈感呢﹖

早前﹐JEFFREY ARCHER在其專欄裡寫道﹐因為要完成新作《THE PATH OF GLORY》的初稿﹐他決定停寫那個專欄幾個月。知道這位我最喜歡的小說作家﹐又準備有新作品推出﹐固然感到興奮。我以為﹐讀JEFFREY ARCHER的小說﹐是一個絕佳的娛樂。也是一個學寫文章的好機會。這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的文字﹐就是陶傑經常講的「啖啖肉﹐沒有膽固醇的文字」。是多一份嫌多﹐少一分嫌少。這是寫作的最高境界。

可是﹐讀著這個決定﹐我實在不能說沒有一點失落。自知道了JEFFREY ARCHER的專欄後﹐我是像上了癮般﹐每天都要跑去讀一讀。縱然﹐裡面所講的﹐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家常便飯的事情。像看過那些舞台劇﹐碰上些什麼人。不過﹐跟那些追星族的心態一樣﹐我就是喜歡跟自己的偶像﹐有更接近的接觸。他停寫那個專欄後﹐我們是又再一次回復以前那遙遠的距離。

我也記起多年前﹐詹德隆亦為了完成一部小說﹐停止了《信報》裡面《中通外望》這一個週末專欄。自那時候起﹐我開始覺得星期六的《信報》沒有多大吸引人的地方。那時候﹐孔少林和方卓如的專欄﹐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刊登。

似乎﹐要完成一部小說﹐專欄是要停寫的。因為會有點分身不暇的同時﹐也會有點精神和性格上的分裂罷﹖

我老是想跑去寫小說。那是我小時候唯一的願望。可是﹐每次總只開了頭﹐都完成不了。於是﹐這一次﹐我決定來點突破﹕先替那部小說寫好那最後的那一句。至少﹐也算做有個結尾的部份。

我已經給這部小說﹐定下了一個名字﹕《悲慘世界》。

似乎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音樂。就正如MyC所言罷。在那張卡上﹐她倒花上了點心思﹐用了我的名字裡面的每一個字母做起首﹐寫上了七個關於我的字。其中一個﹐就是MUSIC LOVER。同時候﹐或者大家也猜到我這個喜歡唱歌的人﹐已經跟香港的流行樂壇有點脫節。於是﹐在這一個有點特別的月份裡﹐我是不斷收到從香港寄來有關音樂的東西。從裝滿了MP3的記憶手指﹐到CD唱盤和演唱會影碟。

除了感謝外﹐我想不到還能說些什麼。

大家都真的很了解我。

的確﹐我是已經完全沒有留意香港的流行歌手。或者﹐甚至說﹐我已經沒有留意香港的娛樂圈。陳弈迅﹑何韻詩有些什麼感動人的歌﹖哪一部港產片比《無間道》﹑《投名狀》更加出色﹖那些答案﹐我都已經不再太過關心。

或者﹐我該這樣說﹕我是刻意地命令自己不好去關心香港那些芝麻綠豆的事情。

因為﹐對於陶傑的說話﹐從來我都是很聽從的。

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裡﹐陶傑寫道﹕「英國大學裡的香港留學生生活圈狹小﹐文化本位意識太重﹐不大跟校園內英國及其他國籍同學溝通﹐生活起居全在一堆﹐發展成幾乎每家大學必有一條唐人街的趨勢。校園宿舍許多時聞黎明﹑梅艷芳之歌聲悠揚終日﹐許多香港子弟課餘不讀《泰晤士報》﹐只定期訂閱《中華英雄》﹐連金庸也漸看不懂了。」

於是﹐我經常都提醒自己﹐陶傑在同一篇文章裡所引用國父初度出國赴檀香山的那一句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間﹐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我不能自己替自己築起一座圍城﹐自己就坐在圍城中央。

在香港生活﹐給那些有點無知的大眾和傳媒包圍下﹐當然很多時候﹐都會錯把那些芝麻綠豆的事﹐誤作為天下大事。在無奈地同情的同時﹐那還是值得原諒。畢竟﹐沒有人是一個孤島。在一個反智的社會裡﹐互相影響下﹐人當然變得越來越笨鈍。那是很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當跳出了那一口淺陋的井後﹐在那一個彩色繽紛的大世界裡﹐依然不曉得什麼才是天下的大事﹐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接受。

我當然不能成為一個世上獨有的孤島。

要打進其他人的圈子﹐當然要有些共同趣味。在別人的社會裡生活﹐當然要對那一套流行文化有點興趣。所以﹐在我的iPOD裡﹐我是一邊刪掉容祖兒﹑TWINS的歌﹐一邊加入CARRIE UDNERWOOD﹑KELLY CLARKSON﹑RIHANNA﹑LEONA LEWIS她們那些唱到街知巷聞的作品。

最近﹐本來不斷播放的﹐是MADONNA的《GIVE IT 2 ME》。不過﹐當聽著那些新收到的MP3﹐那些新唱盤的歌曲時﹐我開始問自己﹕是我這些日子太過刻意去把香港從生活裡刪掉﹖還是我畢竟也是一個文化本位意識有點重的香港人﹖

似乎﹐我是找不到一個平衡的落腳點。

從來﹐都沒有什麼志願。因為我不是一種喜歡為未來好好計劃的人。總喜歡隨遇而安。生活在現在﹐已經夠辛苦了﹐假如還要為未來設想一下﹐那就是百上加斤。可幸﹐求學時期﹐竟然未曾碰上過《我的志願》這樣的作文題目。否則﹐我可能要遞交上一張雪白的原稿紙。

我喜歡懷緬過去﹐又或者後悔從前﹔我樂於為現在尋求快樂﹐也甘於只享受一霎那的歡愉。不過﹐我就是不願意為將來計劃打算。

有時候﹐也許我會把目光放遠一點﹐望一望那不可預知的未來。可是﹐我會這樣做﹐都只因為要得到那現在式的快樂和歡愉。我應該用詞準確一點。簡而言之﹐那就是白日做夢的時候。我以為﹐做白日夢是一個即時享樂的過程﹐完全跟將來無關。更不是為未來籌劃一下。

假如硬要我在那雪白的原稿紙上﹐填上一個志願﹐我想﹐我會寫上「作家」。的而且確﹐自小學開始﹐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情﹐便是寫小說。直至現在﹐這依然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

小學追讀金庸小說的時候﹐我下過筆寫過幾頁武俠小說﹔中學開始讀阿嘉莎克莉詩蒂後﹐便嘗試過構思一個偵探故事。人大了﹐多讀了其他類型作品﹐於是﹐腦海裡就有更多﹑更多的念頭。想過寫一個劍客決鬥的故事﹐也想過一個黑金﹑政治暗殺的長篇。亦曾考慮過有一個有點似《斷半山》的同性戀題材。還有一些在腦海裡匆匆閃過的靈感。

當然﹐都沒有一個是完成的作品。因為﹐他們都屬於未來。而我只是一個活在過去和現在的人。我跟我的將來﹐並沒有什麼東西聯繫著。

也許﹐是在歐洲生活了一些時候。除了想過寫小說外﹐我也想過寫劇本。是上劇院上得有點多的關係罷﹖

我有時會想﹐因為都是人和人的對話﹐是生活中的剪影﹐所以﹐劇本是更能生動地體現現實生活裡面的衝突和矛盾。不過﹐也因為這樣﹐劇本比小說更難下筆。故事背景﹑人物性格等等﹐都不能靠一段又一段長篇大論的文字來交代﹐而只能通過人物間的對話﹐來把這些事情講過一清二楚。

我未曾開始動過筆。只是在構思罷了。

讀著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作﹐我大膽地想過把《說岳全傳》改編做舞台劇本﹐來談談愛國這一個嚴肅話題﹔也想過寫一寫以廖化為中心的悲劇﹐討論周遭環境控制命運這個看法。

早陣子﹐如常在上班途中讀《泰晤士報》。讀著津巴布韋當權政府殘害反對派的新聞﹐讀著加拿大溫歌華海灘不斷發現人腳的報導﹐讀著許多許多世界消息﹐我想到一個類似電影《真的戀愛了》﹑《我愛巴黎》的劇本。劇名就叫做《今天》。是一天裡面﹐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去尋求一下究竟我們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頭。

想著這些不設實際的事情﹐當然﹐我又是在白日做夢了。

乘巴士從貝爾法詩特回都柏林。因為車程超過兩個小時﹐於是﹐便在巴士站附近的便利店﹐買來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泰晤士報》帶上車啃。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是習慣了在週日不買報紙。比平常的價錢貴超過一倍﹐或多或少是一個原因。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那份報紙實在太厚了。那是要花上一個星期光陰的讀物。短短的一個星期天﹐根本不可能把一半內容讀畢。我不想白白浪費了編輯和記者的精力和心思。

其實﹐不論長途或短途﹐從小便養成了在臨出門口前帶上一本讀物的習慣。可是﹐這一次到貝爾法詩特渡週末﹐我倒是在臨出門口前﹐從行李袋裡﹐放回那本《魔戒》到床邊的架上。都怪自己一時貪便宜﹐買來了一個三合一的版本。自喜歡上週末時候到外地逛逛後﹐我就不喜劇帶上太重的行李隨行。這一次﹐準備離開住所時﹐就硬覺得行李袋有點笨重。

於是﹐在北愛爾蘭的那一個週末﹐我被迫暫停一下剛開始了一個星期闖蕩MIDDLE EARTH的旅程。

也因為要趕著離開住所﹐來不及在書架上找來一本有趣的短篇小說集。星期五下班後﹐乘巴士北上貝爾法詩特﹐我還有當天的那一份報紙。星期天返回都柏林﹐我是一點可以讀的東西也沒有。

路途上沒有什麼讀物在身﹐總是有點不自然。我不明白﹐怎會有人能夠眼光光地坐在車裡面﹖生命如此短促﹐我們怎能如斯浪費﹖便是睡覺﹐去補回一個星期以來失去了的睡眠﹐也是有點不該。或者﹐我是有點食古不化。

不過﹐就在這個極度偶然的機會下﹐我讀到一篇很好的人物專訪。在隨報的那份雜誌裡﹐《星期天泰晤士報》的記者CHRISTINA LAMB有一篇英國保守黨黨魁DAVID CAMERON的專訪。

那篇文章實在不短。在那四開的雜誌裡﹐密密麻麻佔上了九大版。始終﹐記者是花上了整整一個星期﹐形影不離﹑伴隨左右地去訪問那位兩年後搬進唐寧街十號的大熱門。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保守黨遠遠拋離執政的工黨。

讀著那些生動淺易的文字﹐我想﹐假如陶傑還在中文大學教授寫作﹐教授如何寫人物專訪的話﹐這一定會是其中一篇範文。

還記得多年前﹐上陶傑的課。便是在教中文作文﹐這位《黃金冒險號》的作者﹐就經常拿英國報紙的文章來做例子示範。畢竟﹐正如他有天在課堂上有點感嘆地說﹐讀華文報紙學習寫作的時代﹐早已遠去。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已經沒有一個華文記者能夠用真真正正的中文來寫文章。在報刊雜誌裡﹐不是那些刻板無義的紅色漢語﹐就是那些生硬的外文直接翻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根本就談不上寫一手好文章。

在那篇DAVID CAMERON的專訪裡﹐記者完全運用了陶傑經常掛在口邊的那一個理論﹕「讓事實說話」。陶傑說﹐寫人物專訪﹐最忌用上形容詞。因為那就等於要讀者硬生生地接受作者的觀點。這樣的手法﹐很難得到讀者認同作者觀點外﹐甚至會讓讀者反感。要描寫一個人﹐應該從他身邊的一切﹐如衣著﹑言談﹑舉止﹑生活環境等﹐來選取題材﹐然後讓讀者按著取材﹐自行判斷對那個人的感覺喜惡。

以下是那篇專訪的幾段擇錄﹕

「Ready for the day in a dark-blue Paul Smith suit, he grabs his overnight holdall, handful of ties and gaping black briefcase of papers, and we just about get in the car before he can keep quiet no longer.」

「He snacks on egg-mayo sandwiches, crisps and KitKats in the back of the car, keep us entertained with funny voices, stop at petrol stations for comfort breaks.」

「It is not easy asking tough policy questions of a man who is telling you about a messy incident with some Bod the Builder pants, so I look around......The abstract paintings on the wall are by his wife, Samantha. By the fireplace hangs a framed photograph of Cameron in which a hoodie brandishes an imaginary gun behind him, under the headline 'I suppose a hu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就只憑著這短短的三段文字﹐大家都很容易在腦海裡對DAVID CAMERON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了。也很滿意地接受了作者的觀點。

那天﹐跟朋友到酒樓飲茶。大家談到今年夏天旅行的安排。

當知道除了九月會到阿姆斯特丹渡中秋節外﹐我整個夏天應該都會留在愛爾蘭的時候﹐朋友是有點詫異。在她心目中﹐我的旅行計劃應該是安排得密密麻麻的。

無疑﹐我是喜歡旅行。更何況﹐獨在異鄉﹐有什麼理由不到處逛逛闖闖﹖不過﹐就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今年七﹑八月﹐我的確沒有打算離開愛爾蘭這個小島。或許﹐是時候多花點時間遊一遊這個島國。正如小妮子所言﹐在都柏林也住上超過了兩年﹐可是在愛爾蘭裡面﹐我竟然還有到很多地方未有去過。畢竟﹐搬到歐洲生活後﹐我經常遊逛的地方是英國。也許﹐就是這樣﹐讓人錯誤地以為﹐愛爾蘭是一個沒有什麼值得一遊的國家。

早陣子﹐就有一個無名氏在這兒留言道﹕「偶然發現你這個專欄。原來﹐你住在都柏林。讀著讀著下﹐似乎愛爾蘭是一個很悶的國家。」

我真的未曾想過去誤導別人。就引用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MY COUSIN RACHEL》裡面的一句話﹕I HAVE NO INTENTION TO MISLEAD YOU。這是我近來很喜歡的一部小說。

我未有經常在愛爾蘭週圍遊逛﹐那完全是我個人的問題﹐跟這個島國的旅遊設施根本沒有關係。

當然﹐我們是不可能拿都柏林跟倫敦相比。正如﹐我們不能拿香港跟紐約比較一樣。假如因此以為都柏林是一個悶蛋的城市﹐那麼﹐我敢說﹐香港實在比這個愛爾蘭首都更加悶蛋。在那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除了吃喝和逛街外﹐大家平常還會幹什麼事情﹖也許﹐還有唱K。

可是﹐在都柏林﹐我們還可以上劇院。在市中心﹐有點歷史的劇院﹐便不下五﹑六間。在同一時間內﹐它們都會上演不同劇場的作品。這個夏天﹐GAEITY THEATRE會上演讓愛爾蘭人最自豪的《RIVERDANCE》﹔OLYMPIA THEATRE會上演音樂劇《美女與野獸》﹔ABBEY THEATRE則會上演契柯夫的《三姊妹》和王爾德的《理想丈夫》。我以為﹐這些都是不容錯過的節目。在香港﹐很偶然方能遇上一些國際級的製作。沒有場地外﹐也沒有市場。

也不好忘記﹐愛爾蘭最值得遊的地方﹐不是城市﹐乃是鄉村和郊外。尤其﹐跑到大西洋岸邊去。我同意小妮子的說話﹐沒有到過那些古樸的鄉村﹐不能算來過愛爾蘭。縱然﹐就如之前所講﹐在這個島國上面﹐我是還有很多地方未去過。

不過﹐那的的確確完全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想﹐認識我的人﹐都應該猜得到那是什麼問題。所以﹐就心照不宣好了。

可是﹐正當我打算多花點時間在這個島國週圍逛逛的時候﹐卻碰上了愛爾蘭航空做暑期減價。我就再敵不過那引誘﹐替八月的那個銀行假期。安排了一個德國之旅。我會到德國西部的萊因河去。

老實說﹐要不是用了一半飛行里數來換取聖誕假期從紐約飛回倫敦那程機票﹐我早就換來了到馬賽和尼斯的機票。

上星期﹐國際間最矚目的新聞﹐莫過於以色列和黎巴嫩交換人質了。

當然﹐我知道﹐我這個說法有點語病。因為雙方交換的﹐其實都不應該稱為「人質」。

以色列政府送回給黎巴嫩的﹐都是冷血的囚犯。尤其是那個SAMIR QANTAR。在1978年4月22日﹐他跟其三個同黨竄到了以色列海邊城鎮NAHARIYA後﹐不單止殺死了一個警察﹐也送掉了一個平民和他的女兒的生命。目擊者說﹐這個冷血的人就在眾多孩子面前擊斃他們的父親。同時候﹐也把其中一個女兒推往大石﹐撞破頭腦而死。在監獄的三十年裡﹐SAMIR QANTAR從來沒有一點悔意。他依然以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至於﹐黎巴嫩政府送回給以色列的﹐或者還能說是人質。至少﹐他們曾經都是人質。兩年前﹐就是因為他們給黎巴嫩擄走了﹐於是﹐兩國便開始交戰。持續了三十四天。可是﹐兩年後﹐返回以色列的﹐卻已經是兩具入了棺的屍體。

還記得﹐以前上陶傑教寫作的課。他說道﹐文章要吸引人﹐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儘量運用那些IRONY。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喜歡衝突﹑荒謬和諷刺。他們很容易地在衝突﹑荒謬和諷刺裡面﹐找到當中的趣味。

我不知道﹐這是否一個對IRONY很貼切的翻譯。

不過﹐《泰晤士報》對這宗以色列和黎巴嫩交換人質的新聞的報導﹐就完全是一個如何淋离盡致地好好演繹IRONY的教科書例子。

那天﹐那份英國傳統報紙是這樣寫的﹕

「......A Regev family member add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watch celebrations being prepared across Lebanon, as the family readied for a funeral.

In contrast to the festivities in Lebanon, a sombre mood enveloped much of Israel. Nowhere was the gravity of the day felt stronger than in the small costal town of Nahariya, where the home of the Goldwasser family stands a few minutes' drive from the apartment building where Mr Qantar killed Danny Haran and his daughter, aged 4. The killing was for ever seared into the nation's consciousness as one of the most brutal acts of terrorism in Israel's history.」

REGEV和GOLDWASSER﹐便是那兩個給送回來的以色列士兵。

在那短短的一段文字裡頭﹐雖然作者沒有親口說出自己的立場﹐不過﹐讀者很容易便了解得到作者站在那一邊。

也記得﹐陶傑說過﹐寫文章的時候﹐永遠不好低估讀者的智慧。應該經常點到即止﹐讓讀者有聯想的空間。一篇好文章﹐就是能夠被動地給讀者帶來訊息的同時﹐也能夠讓讀者主動地參預尋求裡面的訊息。當中的平衡﹐就是文章是否耐讀的主要原因。太顯淺和太深奧的﹐讀者都會很容易放棄。

就不知道﹐香港的記者是否懂得按著教科書﹐跟那個國際大都會的市民﹐報導這宗全球關注的新聞。

從來﹐七月都是旅行的季節。

於是﹐《泰晤士報》副刊便連續一個星期﹐邀請了些著名作家﹐以及一些名人﹐為《夏天讀物》這個題目寫篇文章。因為﹐正如作家KATE MOSSE所言﹐我們在外地旅行時帶在身上的小說﹐是假期重要的一環。那天﹐她寫道﹕「一個假期難忘與否﹐不在於天氣﹐不在於食物﹐不在於旅伴﹐而在於伴隨在身的那一本書。」她的那本《LABYRINTH》﹐該是《達文西密碼》後﹐最暢銷的一本同類型小說。

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紙開闢這個特別專欄﹐目的當然就是不想讀者在這個旅行的季節﹐讀了一本很壞的書﹐影響了心情之餘﹐也過了一個很想忘記的假期。

這又是外國報紙比香港報紙優勝的地方。為何人家在天星碼頭賣五十元港幣一份﹖我想﹐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印象中﹐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裡﹐除了林在山偶然會在週末的《信報》﹐介紹一些她近來喜歡的小說外﹐香港是沒有一份報紙會有一角﹐談談讀書。更遑論書評。

可是﹐我們又怎能怪那些報社﹖在一個沒有閱讀文化的社會裡﹐那些報紙雜誌又怎可能會有一個談論讀書的版面﹖

我這個人﹐當然很認同KATE MOSSE的說話。所以﹐每次旅行﹐出發前一個星期﹐甚至更早之前﹐我都會花上很長的時間﹐去挑選一本合意的書﹐在旅途上陪伴我左右。

的而且確﹐一個假期難忘與否﹐跟伴隨在身的那一本書很有關係。

上次去紐西蘭﹐已經是近八年前的事情。不過﹐至今﹐那個旅程依然歷歷在目。

那次旅行﹐帶在身上的﹐就是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那是我首次接觸這個台灣人的作品。於是﹐一個星期的假期裡面﹐都感覺到如雷貫耳的震撼。在那漂亮迷人的景色襯托下﹐我的腦袋就像得到許多新鮮的空氣﹐沒有一刻感到疲累﹐整個身體都有點脫胎換骨的感覺。我愛上了那個南半球的國家的同時﹐我也歡喜上了李敖。旅行之後﹐我不斷地啃他的作品。直至他開始跟中國共產黨互拋媚眼。我不容許我喜歡的人﹐跑去跟那個會屠殺人民的政府交朋友。

在登上報紙的那篇文章裡﹐KATE MOSSE跟大家提議帶上偵探女皇的作品一起旅行。她說﹕「Always I return in the long afternoons to Agatha Christie. Her novels are drenched with the spirit of time and place and period, and spark in me a nostalgia, more gently.」多番嘗試後﹐依然未能滿意地把這句話翻譯過來﹐於是﹐只好原文登出來。

讀著《LABYRINTH》作者在《泰晤士報》刊出的文字﹐我也很想跟大家介紹一本近來我很喜歡的小說。從來﹐我都不會吝惜地跟人介紹我喜歡的書和電影。

今年﹐其實也讀畢了許多本小說。不過﹐最喜歡的﹐莫過於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MY COUSIN RACHEL》。董橋說過﹐「我真心拜服這位女作家說故事的本領。」每個晚上﹐捧著這本小說﹐我就是不想墮進夢鄉。匆匆地讀過一遍後﹐我竟然有衝動想立即重讀。

可是﹐慚愧地﹐我竟然寫不出何解這是我喜歡的一本小說。我也實在說不準我喜歡這部小說那些地方。總之﹐這就是我近來最喜歡的一部。我是整部小說都很喜歡。

請相信我﹐你也會愛上這本小說的。請相信我﹐把它帶同一起旅行﹐你將會有一個終身難忘的假期。

請相信我。

閑談間﹐同事問道﹕「何解你們中國人竟然會這樣自私﹐眼巴巴地看著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津巴布韋人民不顧﹖為甚麼中國人可以這樣冷血﹖我不明白。」

我們是在談論上星期中國在聯合國投票反對制裁梅加比和他的官員一事。

聽著這樣的指控﹐我有點不知所措。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方能在西方人面前﹐勉強地保住中國人的面子。畢竟﹐身上流著的﹐好歹也算是中華民族的血。便是如何不滿這個古老民族在當代社會的一切種種﹐我實在不應該在外人面前太過鞭撻自己﹐以保存國人在西方社會僅餘的些少尊嚴。更何況﹐就因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承擔的羞恥和罪惡感﹐我理應也要承擔一份。

於是﹐我頓了一頓﹐便有點口吃地回答說﹕「中國人不是冷血的。冷血的﹐是那個不經民選的中國政府。要一個會屠殺人民的政府﹐去支持抵制另一個殘害反對派的政權﹐不是有點荒謬嗎﹖就正如要非洲聯盟的所有成員國去公開指責梅加比一樣。同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我的英文程度比較差﹐要表達心裡面那有點複雜的思想﹐確實有點難度。這樣的回答﹐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義務﹐去為中國這一個不知所謂的國家辯護。希望大家能夠把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分開來評論。一個沒有經過普選出來的政府﹐沒有資格去代表她在管治的人民。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都不過是掌權的那些少數人去為自己而做罷了﹐中國人都未必一定同意。

我這個歪理﹐似乎有點效用。至少﹐大家都不再指責中國人﹐轉而責罵那個冷血不仁的中國共產政府。甚至有人開始同情起同樣活在獨裁者底下的中國人。

顯然﹐一時間﹐他們都未能透徹地看清楚﹐我說的那一番話﹐其實是一個歪理。

真的可以如此憑一句「沒有選舉」﹐就能夠輕鬆地把國家的所作所為﹐跟自己劃清楚一條界線﹖我們真的可以因為一句「這些人都不是我們選出來」﹐便能夠推翻國家官員和領導代表我們的資格﹖

我想﹐沒有如此簡單罷。

我們都沒有公開過去反對那些自以為能夠代表我們的那個政權﹐那不就是公開地去默認那個不經過普羅大眾合法地選舉出來的政府﹖我們都沒有跟那個暴力地去脅持著社會資源的政權說不﹐那不就是容許他們在國內國外任何一個舞台上去代表自己﹖

沒有說支持﹐當然不代表反對。沒有說反對﹐就是代表不反對。

想到這裡﹐我便匆匆跑進了洗手間﹐一邊用冷水洗著臉﹐一邊默默念道﹕「中國人都是冷血和自私的。他們都只顧及一己的利益罷了。為了不損害自己的利益﹐他們甚至可以妄顧歷史﹐以至推翻歷史﹐讓那些在二十年前枉死的同胞﹐成為自己今天暴發的無名英雄。對於非洲黑色大陸的大眾﹐中國人又怎會有一丁點的同情心﹖」

天﹗為甚麼我身上流著的是這個古老民族的血﹖那些可以容許自己出賣良知的血。那些可以容許自己跟壞人結交的血。

每天讀著報紙兩﹑三大版關於津巴布韋的新聞﹐我的心就越來越痛。我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羞恥。

[按﹕到北愛爾蘭渡週末關係﹐此欄暫停三天。二十二日(香港時間)再續。]

根據陶傑的說法﹐我應該是一個很適合在英國生活的人。

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裡﹐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寫道﹕「除閣下的嗜好仍與十七歲在畫報上徵友時無異﹕愛對大海沉思﹑獨自欣賞日落﹑追尋煙雨中的康橋﹐以及在火爐邊讀《小婦人》與《咆哮山莊》﹐否則英國絕對是閣下的人間地獄。」

老實說﹐未曾試過在前香港的宗主國住超過一個星期﹐實在不能輕易地認同這個講法。不過﹐在其鄰國愛爾蘭住上了超過兩年後﹐我敢說﹐陶傑的說法沒有太大的錯誤。至少﹐直到現在﹐我依然未覺得都柏林是一個人間地獄。縱然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在生活起居文化上﹐英國人跟愛爾蘭人都有很多相同和類似的地方。

或者﹐我沒有真正喜歡過對大海沉思﹔也不會經常獨自欣賞日落﹔追尋煙雨中的康橋亦不是我的嗜好﹔只是﹐能夠靜靜地坐下來﹐捧讀著一本又一本的小說﹐的確是我人生裡頭最快樂的事。當然﹐能夠有閑情來寫寫文章﹐記錄一下心裡想法﹐發發牢騷﹐也是我喜歡上在歐洲生活的原因。

雖然床頭和書架上還有許多未讀完的書﹐不過﹐剛過去的半年﹐該是我讀書讀得最多的半年。差不多每兩個星期﹐便會讀畢一本。依然有著堆積了如山的書債﹐只因為買書的速度確比讀書的速度﹐快上一倍或者以上。我是每個週末都會在書店裡﹐至少帶走一本回家。

有著如此驚人的買書速度﹐都只因為我有越來越多喜歡的作家。這是搬到歐洲生活後的事。都怪這兒的報紙。跟香港的報紙不一樣﹐便是那些免費報紙﹐每個星期都會介紹一些新出版的小說和非小說。歷史悠久的《泰晤士報》當然更加不只如此。他們不單止每天都有一版書評﹐評論那些新出版和舊出版﹐間中還有作家專訪。讀著讀著這些文章﹐自然多認識了許多從前都不認識的作家。

不過﹐這幾個星期讀的﹐都是很久以前已經喜歡的作家介紹的作家。

早陣子﹐喜歡上了印度作家南華仁。近來﹐捧讀的則是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作品。南華仁是JEFFREY ARCHER推薦的﹔Daphne Du Maurier則是讀畢董橋的一篇文章後﹐重新鼓起勇氣讀的。

那天﹐董橋在其《蘋果日報》的專欄裡寫道﹕「小滿先生沉迷英美小說，愛看英美電影，聽他細數流風，娓娓月旦，受益良多。西洋小說他研讀不倦的是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希區考克拍過電影的短篇小說《The Birds》。他說電影語言處理得比小說更細膩。《Jamaica Inn》、《My Cousin Rachel》和《The House on the Strand》他都寫過密密碼碼一大本讀書筆記：『大膽說一句，沒有讀過她的《Rebecca》算不得進過英國文學的堂奧！』嚇得我趕緊找那部小說逐頁玩味，一個星期讀完了我真心拜服這位女作家說故事的本領。」裡面的「希區考克」﹐是希治閣的國語翻譯。

早知道《Rebecca》是一本不容錯過的小說。況且﹐那種細膩的文筆也是我喜歡的一種。不過﹐就是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自中學時代開始﹐縱然重頭開始過許多遍﹐可是﹐沒有一次能夠讀畢。

讀了董橋的話後﹐我決定先翻翻Daphne Du Maurier的其他作品﹐然後才再次大膽嘗試進一進英國文學的堂奧。我找來了《The Birds》和《My Cousin Rachel》。

可能是那部電影的確使我印象很深刻﹐我不是太喜歡那部原裝短篇小說。可是﹐《My Cousin Rachel》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每天晚上﹐沉醉在那秀麗的文字裡頭﹐我實在捨不得把書放下來﹐關燈睡覺。只嘆良夜太短。

從來﹐七月都是個特別的月份。所以﹐當上星期讀畢《MY COUSIN RACHEL》後﹐我確實花了些時間﹐好好去選擇接下來要讀的那一本書。我不希望不能在這個特別的月份盡興。我經常以為﹐能夠讀一本好書﹐就是最佳的娛樂。這個想法﹐在搬到歐洲生活後﹐更加強烈。

為這個月份去選上一本書去讀﹐實在有點難度。尤其﹐是在那本DAPHNE DU MAURIER作品之後。我敢說﹐那一定在我最喜歡的小說排名榜裡頭五名之內。要我講出比《MY COUSIN RACHEL》更鐘愛的一本﹐的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真的很喜歡《MY COUSIN RACHEL》這本小說。我甚至恨不得立即跳上飛機﹐跑到英國西部的CORNWALL，住上幾個星期。因為故事背景﹐就是這個景色怡人的地方。還記得﹐去年老友離開英國返回香港前﹐便專程要到這個地方走一趟。很有未到過CORNWALL﹐枉在英國生活過的味道。也莫忘記﹐故事發生的另一個地方﹐就是我最喜歡的翡冷翠。一個我很想跟你把臂漫遊的地方。

於是﹐在這種種原因下﹐的確不能輕易地選上一本書﹐去接替《MY COUSIN RACHEL》﹐做我睡前的讀物。我甚至想過重讀這本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在1951年寫成的作品。我以為﹐這本小說值得一讀再讀﹐再讀。

其實﹐我是未能在《黃金筆記簿》和《魔戒》兩者中擇其一。

《黃金筆記簿》是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DORIS LESSING的成名作。還記得在這位旅居英國的作家得獎那天﹐《泰晤士報》是這樣形容這一本小說﹕「這應該是每一位母親留給女兒的嫁妝。」至於《魔戒》﹐我則越來越覺得﹐那是每個英國人都不能錯過的一部作品。我這個手執英國護照的偽洋鬼子﹐當然不能不讀一讀。

究竟我要選那一部小說呢﹖

我站在書架前﹐左思右想下﹐忽然聽到iTUNE奏起了這一首歌。默念著裡面的歌詞﹐竟然覺得跟今年的這個七月有點配襯。

「GUES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EE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I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ALING WITH A KISS」

外面依然下著雨。跟去年一樣﹐今年這個夏天有點冷﹐也沒有太多陽光。每天都總是雨點紛紛。或許﹐我們早已經跟告別了這個夏天。我很想跑到樓下﹐再次查看一下信箱。不過﹐我還是決定留在住所裡。因為我不想再讓自己失望。

輕哼著那首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時的歌曲﹐我決定自私地開始我的MIDDLE EARTH旅程。

也許﹐對你而言﹐歐洲是遠了一點兒。

假如香港還算得上是一個國際都會﹐住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都應該立即站起身來﹐跟全世界正義的國際公民一起指責那個冷血不仁的中國政府。

上星期五﹐當從電視新聞裡得知﹐中國和俄羅斯一起在聯合國﹐否決美國動議的制裁梅加比和他的官員的方案後﹐我真的感到很憤怒。甚至恨不得立即砸爛那一部電視機。

我以為﹐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縱然也算在社會裡打滾了近十個年頭﹐我依然天真地相信﹐邪不能勝正。看著世界上邪惡勢力越正強大﹐正義力量則不斷受到內外不同的攻擊﹐我仍然深信﹐建設一個民主地球村﹐是合理解決世界各種紛爭的最佳辦法。

也許﹐總會有一天﹐梅加比和他的所有官員﹐會因為駕馭不了國內那瘋狂的通脹﹐給轟下臺。根據經濟學家估計﹐到了今年九月﹐這個非洲南部國家的通脹會高達100M%。那將會是一個平常人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國度。一個個津巴布韋的人民都成為了兆萬富翁。可是﹐他們都不能夠負擔得起任何一樣日常生活用品。那個殘暴的獨裁者能夠用盡許多駭人聽聞的方法去偷走全國選舉﹐在經濟問題面前﹐他是如此束手無策。

我也相信會有這樣的一天。不過﹐我們還有等多久﹖悲慘的津巴布韋人民還要等候多久﹐方能拈掉這個殺人如麻﹑無惡不作的梅加比﹐和他的政權﹖

跟那個用殺人方法去恐嚇選民來來票的方法不一樣﹐那個瘋狂的通脹﹐根本不是近來發生的事情。早在去年夏天開始﹐全球傳媒便很關注那個前英國非洲殖民地的經濟。沒有一個國際公民不曉得那個以前叫做羅德西亞的國家的經濟困局。為了協助津巴布韋的人民解困﹐大家都不斷免費地獻上一個又一個的良方。可是﹐那個冷血的梅加比﹐卻巧妙地用著遠東那個古老民族經常嚷著的口號﹕「干預內政」﹐來謝絕所有國際幫忙。

也許﹐這個冷血的獨裁者以為﹐他也能夠跟隨那個遠東的殘暴政權一樣﹐屠殺掉自己的人民後﹐經濟就會高速增長。在那個龍的傳人的國度﹐那些沿海的暴發戶都深深相信﹐沒有天安門大屠殺﹐國家今天不會如此繁榮。

或者﹐正如海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裡所言﹐歷史不過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裡重複著。於是﹐中國繼為得到廉價石油﹐提供大量軍火協助蘇丹政府進行種族清洗後﹐再次借他人之手在那個黑色的大陸屠殺非洲人民﹔也於是﹐為免陷入索馬里﹑伊拉克等困局﹐英美政府決定不軍事介入這個非洲南部國家。

當那天《經濟學人》在高呼用和平手段去解決梅加比﹐當大家也奢望能夠用非軍事方法來解決那個殘暴不仁的獨裁者時﹐津巴布韋的人民就只有一天一天地在那個恐怖的國度裡艱苦地生活下去。首先﹐非洲聯盟竟然荒謬地間接承認那個史上最血腥的選舉結果﹐承認梅加比的政權﹔然後﹐便輪到中國和俄羅斯冷血地在聯合國運用他們的特權﹐否決那個制裁梅加比和他的所有官員的方案。

早陣子﹐現任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在《泰晤士報》裡寫道﹕「在這個世紀﹐假如沒有中國的參預﹐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得到解決。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國。」

我同意這一句話。所以﹐看著上星期五在聯合國裡面發生的事情﹐我有預感世界末日快要來臨。這個世界竟然要聽著那個自私的國家的話﹐這實在是全球的悲哀。

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假如要我們容許種族清洗﹑屠殺人民等這些天理不容的罪行﹐我這個中國人會第一時間希望中國不能強大起來。

每天讀著報紙幾大版津巴布韋的新聞﹐心裡都會很痛。

實在不能想像﹐到了這一個世紀﹐如此殘忍地對付反對者的事情﹐依然能夠這樣明目張膽地發生。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都說地球病了。我想﹐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要建設地球村﹐讓世上每個人遇到困難時﹐都能夠不論種族﹑膚色等環境﹐得到其他人協助幫忙的日子﹐似乎還遙遠得很。

早陣子﹐在公司裡讀過同事轉寄過來的一封電郵後﹐我寫了一篇談及津巴布韋的文章。在這個共享的天地裡刊登後﹐收到了森林的留言。他說﹐津巴布韋的事情﹐在香港是不可能得到注意。

這實在不難想像。這也是我能夠預見得到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專欄裡﹐多談一些在那個本應自由開放的社會裡沒有人去理會的事情。至少﹐好讓認識我的香港人﹐不好錯過一些國際公民都應該知道的事。我總是希望能為保持香港國際城市的聲譽﹐盡一點綿力。

我當然希望多寫。畢竟﹐做得幾多﹐就得幾多。世界這樣大﹐要知道和了解的事情﹐怎麼可能少﹖可惜﹐無奈我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對世事都有著後天培養的遲鈍反應。在沒有太多基礎知識下﹐我不可能寫得太多。所以﹐很多時候﹐也不過是把我在歐洲裡讀到的事情﹐生硬地翻譯過來罷了。對香港沒有太大的貢獻。不過寥勝於無。

我很不願看見我們的下一代﹐跟我們一樣對世界沒有一點認識﹑沒有一點興趣。

其實﹐在社會不斷繁榮進步下﹐我們理應越希望知道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一切。可是﹐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恰恰卻是相反。在回歸中國後﹐在國家經濟起飛帶動下﹐香港依然能夠保持欣欣向榮的同時﹐聰明的香港人竟然越來越不再對世界有興趣。大家關心的﹐就只有中國裡面發生的事情。他們盲從地相信了那些類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言論。他們忘記了中國不過是世界上其中的一個國家。他們忘記了﹐沒有了中國﹐世界是依然能夠生存下去的﹔不過﹐沒有了世界﹐中國便是能夠生存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以為﹐回歸後的這一切種種﹐就是那些土共所謂的「開倒車」。莫忘記﹐我們曾是中國接通世界的窗戶。我們應該在那個基礎下﹐不斷繼續向上爬﹐而不是無條件地放棄中國龍頭大哥的地位﹐甘願委身去做一個中國沿海城市。

有天﹐在倫敦﹐途經泰法格拉廣場﹐看到一大群朝氣勃勃的英國年青人﹐跟許多穿著起民族服裝的非洲人﹐一起呼籲街上民眾簽名﹐以上書政府﹑歐盟和聯合國﹐去抵制那個津巴布韋的獨裁者和他的政府。那幾個攤位﹐都擠滿了人。無它﹐每天讀著那些新聞﹐又怎能不勾起大家的惻忍之心﹖

忽然﹐有幾個奇裝異服的青年騎單車路過。看到那堆人海﹐便用著他們那極濃的英國北部口音大叫道﹕「梅加比萬歲﹗我支持梅加比繼續執政。」

聽到他們的叫聲﹐我向他們做了一個不文手勢。不過﹐同時候﹐也為英國感到自豪。不愧是個泱泱大國。便是那些邊緣少年﹐也對世界另一角落發生的事情﹐有丁點的認知。我開始奇怪﹐香港怎麼可能跟倫敦和紐約齊名﹖

望著那群不遲勞苦﹐大聲疾呼梅加比罪行的年青人﹐我深知道﹐二十一世紀不會是中國的世紀。也望著天上那個有點毒辣的太陽﹐我很想知道﹐在這個時候﹐香港的大學生又躲在哪兒﹖

在社會打滾了許多個年頭後﹐我以為﹐沒有搞過社會運動的﹐實在枉為做過一個大學生。尤其在一個國際城市裡面。大學生活是應該這樣浪漫的。所以﹐我從來也沒有視自己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因為﹐我過的﹐不過是中學教育的延續罷了。

[按﹕週末閒來在愛爾蘭到處浪遊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五日(香港時間)再續。]

那天﹐在其《泰晤士報》的專欄裡﹐MATTHEW PARRIS寫道﹕在津巴布韋裡面﹐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推翻梅加比的政權﹐而是挽救那瀕臨崩潰的經濟。津巴布韋的人民最需要的不是一個民主選舉﹐而是一個沒有那瘋狂通脹的社會。

不知怎的﹐我老是覺得這位專欄作家﹐跟陶傑有點相似。是相貌嗎﹖是文字風格嗎﹖我也不知道﹐亦說不准。就是覺得有點相似。所以﹐每當遇上他的專欄﹐我都會抽空細讀一下。跟香港的報紙不一樣﹐《泰晤士報》的專欄不是每天見報的。

的確﹐津巴布韋這個國家最急需解決的不是梅加比﹐而是那個一百五十萬巴仙的通脹。那是兩星期前的數字。有人估計﹐最新的數字應該很接近8.5M%。這是有統計以來﹐世界史上最差的通脹。甚至比戰後的匈牙利還要差。

這個經濟問題﹐從去年年尾開始﹐已經是一眾西方傳媒爭相報導的新聞。大家都對梅加比不斷地印銀紙﹐以解決那燃眉之急的做法﹐很是譁然﹔大家都對那個獨裁者殘暴地對付那些違抗政府命令﹐擅自加價的店主的做法﹐很是不滿。有見津巴布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全球經濟學家便立即在各大論壇﹑各大報紙裡面﹐免費地為這個非洲國家疹症﹐給那個不曉得做任何事情的政府﹐提供了不少可行的解決方法。

可是﹐梅加比卻以為西方國家不過是想干預他的政府﹐以至推翻他的政權﹐於是完全視那些經濟學家的意見無睹﹐就只一意孤行地不斷印銀紙﹐來支付那些價位每天不同的賬單。

在瘋狂通脹底下﹐所有津巴布韋的人民都成為了沒有經濟能力去維持生活的億萬富翁。

一個月薪五十億元的打工仔﹐他今天還可以買得到兩塊肥皂。可是﹐過了三天後﹐他那五十億元就只能夠買得一塊。上月支薪的時候﹐那五十億元還等於二十五塊美金。兩星期後﹐那五十億元就只相當於兩塊美金。同時候﹐很多店鋪也沒有什麼貨物放在架上面。

為了打擊通脹﹐政府規定每人到銀行提款﹐每天最多只能提走二十五億元。那些有點錢的人﹐在公司裡買了五百一十四億元的貨﹐便唯有用信用卡簽賬﹐結果他就要簽五十七次賬單。因為那部刷卡機每次最多只能夠輸入到九億元。於是﹐很多人都被迫使用支票。可是﹐也由於那瘋狂的通脹﹐很多店鋪都拒絕收支票。因為當他們拿去銀行兌現的時候﹐支票上面的數字又已經少了許多價值。

這就是在瘋狂通脹底下的生活。

不過﹐由於舉行了那個更加瘋狂的選舉﹐殘暴的事情不斷發生﹐傳媒於是把注意力從津巴布韋的經濟問題移走了。這幾個月來﹐大家都在談論那個所謂的選舉﹐大家都在談論那些殘害反對派的事情。仿彿那個通脹問題已經成為過去。

其實都不然。經濟學家猜說﹐到了九月的時候﹐津巴布韋的通脹應該接近100M%。

經濟問題跟政治問題﹐其實又怎能夠清楚地分割開來﹖就正如那些反對派所言﹐那個瘋狂通脹能夠做著選舉不能做的事情﹕推翻梅加比。也許﹐這個獨裁者能夠在光天化日下﹐偷走選舉結果﹐不過﹐他就是不能夠解決那些已經變得有點沒有意義的經濟數字。

上司是一個超級熱愛網球的女強人。夏天的時候﹐她每個星期都有一個晚上﹐跟教練練習﹔另一個晚上便是代表屬會參加比賽。於是﹐當知道我專程跑到了倫敦﹐觀看溫布頓後﹐在音樂和旅遊之外﹐我們之間便突然多了一個話題。

不過﹐也很快地﹐她發現我不是一個適合跟她談論網球的人。她是在技術﹐以至物理學層面上去講這種運動﹔我則依然只在感性的關卡裡徘徊。對我而言﹐所有運動比賽就只有喜歡和不喜歡﹐沒有好與不好。

那天﹐到了鄰郡跟地盤的同事開過會後﹐便如常一起到附近的一間酒館吃中飯。自那個供水計劃動工以來﹐沒有一次例外。每一次﹐也是上司埋單。因為她有那些應酬津貼。

酒館裡﹐放置有幾部電視機。都在重播天空電視上季歐洲聯賽冠軍杯四強的比賽。

各自點好菜後﹐上司望著頭頂的那部電視機道﹕「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還有足球直播﹖」聽過了我的解釋後﹐她看了看錶說﹕「那麼﹐他們應該轉臺。今天溫布頓的比賽剛剛開始。」的確﹐剛剛開始。是下午一點鐘。中央場館和第一號場館的比賽﹐都是一點鐘開始的。

縱然如此說﹐她並沒有要求酒館侍應轉臺。因為是一個工作天的中飯罷﹖太過投入欣賞比賽﹐會完全放鬆了工作的情緒。畢竟﹐最近特別的忙﹐實在不能過早有下班的心情。既然不能投入欣賞比賽﹐倒不如不看罷了。

那時候﹐我是這樣想。

吃過中飯﹐喝著咖啡的時候﹐我們突然談到日本人的紀律。是上司剛從日本渡假回來的原因。她道﹕「日本公司是有很多規矩要員工遵守的。裡面一點活潑也沒有。便是早個多小時下班﹐也要預早填表申請。」

「那麼﹐他們是不能夠在公司上網到其他悠閑的網頁去了罷﹖」地盤的同事問道。

「我想﹐跟我們公司一樣﹐他們也有那些防止員工到一些網頁去的軟件。」上司回答說。她頓了一頓﹐笑著道﹕「幸好﹐我們公司並沒有禁止在工作時間上溫布頓的網頁。」

地盤的同事笑著說﹕「是因為有些董事太過熱愛網球罷﹖」我正喝著咖啡。聽到了這句說話﹐便立即望一望他。他也意識到自己似乎講錯了話﹐立即補充道﹕「我指﹐那個資訊科技部門的頭目。」要知道﹐上司正是公司的其中一個董事﹐在我們這個部門坐第二把交椅。

「工作時候﹐公司電腦是禁止上那些體育運動網頁罷﹖」上司似乎沒有理會那個補充﹐突然轉過頭來問我。

倒沒有提防這突如其來的一問﹐腦袋於是立即加速轉動﹐想想該如何明哲保身地回答。我放下了咖啡杯﹐自以為有點聰明地道﹕「中飯﹑下班的時候﹐倒是沒有禁止的。」我實在猜不透上司什麼胡蘆賣什麼藥。

離開酒館前﹐因為有一大段車程才能返回公司﹐便上洗手間去。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上司正在入神地觀看著電視溫布頓的直播。原來﹐酒館的侍應剛轉了臺。

「似乎﹐費達拿又可以輕鬆過關。」離開酒館時﹐公司這位女強人跟我道。

很久以前﹐這一個國家叫做羅德西亞。自梅加比上台後﹐她的名字就變成了津巴布韋。

跟法國不一樣﹐英國人在非洲沒有許多殖民地。羅德西亞是其少數的一個。不過﹐當名字用上了「Z」做開頭後﹐一切都成為了歷史。

的確﹐一切都成為了歷史。一切美好的時光都成為了歷史。換上的﹐是那無窮無盡的苦難日子。沒有了英國人在高堂﹐原來﹐悲慘的生活既是現在式﹐也是未來式。為了一時的民族亢奮﹐把殖民者驅趕出去﹐讓殖民主義變做一個歷史名詞後﹐得到的就只有一天又一天的受苦受難。以前所談論的民族遠景﹐完完全全變成一個泡影。每個在前殖民地生活過的人﹐都覺得有點悔不當初罷﹖當然﹐除了那些驅走了殖民者後﹐得到許多利益好處的人。

有人受苦﹐就有人享福。這是不變的定律。

要知道﹐這個世界裡面﹐就只有一個神﹐能夠憑空創造。我們都是人﹐不是神。世上萬物也不是神﹐都沒有那種憑空創造的本領。所以﹐世界上沒有一樣事情不是守恆的。那是一個物理學上的名詞。就是說東西不會忽然被消滅﹐亦不會忽然被創造﹐它只是不斷演化成另一種形態﹐以至幾種形態﹐在我們眼前出現。

就像我們在大廈頂樓放下一個球。因為地心吸力﹐球自然向下墮。當碰到地面後﹐它會反彈到一個高點﹐然後又再向地面墮下。循環下去﹐直至完全在地面停下來。表面上﹐仿彿那個球是突然有了能量向下墮﹐碰到地面後﹐那些突如其來的能量又會消失掉。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們逆著地心吸力的方向﹐把球帶上去大廈頂樓﹐就是把能量儲藏了在球裡面。把球從高處放下﹐就是把這些收藏起來的能量釋放出來﹐變做了動能。當球向下墮跟空氣磨擦﹐或當球碰到地面﹐那些藏起來的能量又會把週圍的一切加熱了少許﹐又或者變做了些聲音。能量就是這樣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沒有多﹐沒有少。這便是能量守恆定律。

世界上一切都是如能量這樣地守恆的。所以﹐有人受苦﹐就有人享福﹔有人在股市裡賺上了不少金錢﹐就有人在股市裡蝕掉不少金錢。

我以為﹐要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理想的國家﹐就是要讓多數人享福﹐讓受苦的人數控制得越少越好。我們絕不能容許只有社會上的某一少部份人﹐才能夠享受著國家帶給來的利益﹔我們要不斷利用社會和國家的資源﹐去改善正在苦難當中的人民的生活﹐讓他們也有向上爬的機會。

這就是何解我們要有一個民主社會。

畢竟﹐人總是自私﹐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個人自身的利益。高堂的人﹐假如知道自己能夠永遠處身在這個地位﹐能夠永遠有權去控制資源的分配﹐怎會不時時刻刻惦掛著自己的好處﹖於是﹐在世上一切都是守恆的定律下﹐一個獨裁的社會﹐就經常是少數人享受著本應大多數人能夠享受的福﹔也所以﹐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裡﹐就經常都是那些在建制裡得到好處利益的人﹐跟大家說「民主要慢慢來﹐都急不來」的說話﹐向群眾散播「民主會造就社會分裂」的謬論。

就像梅加比一樣﹐沒有人會願意失去掉那些快樂地享受著榮華富貴的生活。不過﹐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要不失掉這樣的利益和好處﹐就是要讓大多數的人都跟自己一樣﹐快樂地享受著那些榮華富貴的生活。

奈何﹐也許是天生的宿命﹐在那些「X」﹑「Y」﹑「Z」橫行當道的前英國殖民地﹐都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就是為了去保障那些少數人的既得利益。

按人均生產值來算﹐愛爾蘭是全球第四富裕的國家。所以﹐實在很難想像﹐這個國家的首都竟然沒有一樣東西叫做「地鐵」。我以為﹐集體運輸系統﹐是一個先進的國度裡頭﹐必須擁有的東西。尤其在這個何時何地都在談論環境保護的年代。西方國家實在有責任帶頭把汽車變做歷史。

愛爾蘭出奇地沒有地下鐵路網絡﹐都因為這個島國積弱太久。十年前﹐愛爾蘭還是西歐國家裡面最貧窮的一個。還記得上司曾回憶道﹕「那時候﹐大學畢業就等於失業。便是連一份麥當勞的工也不輕易得到。所以﹐根本沒有人會留在島上。都紛紛跑到了英國﹑美國尋求機會。」於是﹐這個島國的基建比其他西歐國家是落後了一大段。隨著近十年的經濟起飛﹐愛爾蘭政府才開始慢慢花上金錢﹐去追回那失去了的時間和年月。

也於是﹐「地鐵」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終於有解決的一天。

都柏林要興建地鐵了。

這亦是公司今年的重頭項目。那天﹐上司跟我道﹕「大老闆對此是有點志在必得。他已經宣佈﹐所有手頭上的計劃都要給地鐵讓路﹐務求在眾多財團中脫穎而出﹐成為負責設計這個島上首條地鐵線的顧問公司。」

上司從來都是一個喜歡幫助別人的人。於是﹐在她的「推薦」下﹐我再次成為特別行動組的成員。從來﹐每次有人向她求救﹐希望多找些幫手的時候﹐她也會想起我的名字。這次﹐也沒有例外。縱然﹐她深知道﹐我已經不可能有空餘時間﹐多接手新的工作。

那天﹐人力資源會議後﹐她立即跑到了我跟前。聽著她的一大段「論文」﹐我當然知道﹐我根本沒有選擇。這是她老早定下了的安排。更何況﹐她甚至說﹐她會在特別行動組工作期間﹐多花點時間去處理我手頭上的工作。除了點頭道「我看不到這個安排有什麼問題」外﹐我想不到我還能夠如何回答。

不過﹐當開過這個地鐵特別行動組的首個會議後﹐我突然很想奪得這個設計合約。

原來﹐香港地鐵公司是我們財團的其中一份子。假如我們這個財團得到了那個「設計-興建-營運-移交」(DBOT﹕DESIGN-BUILD-OPERATE-TRANSFER)合約﹐香港地鐵公司將會負責經營都柏林的首條地鐵線﹐直至愛爾蘭鐵路局接手為止。

老實說﹐除了日本的鐵路公司外﹐我想不到世界上有一間地鐵營運公司比香港地鐵更好。當然﹐那可能是因為我見識少。從未見過大蛇屙尿。

不過﹐我依然深信﹐香港地鐵公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鐵路營運公司。從來﹐都是如此準時﹑可靠﹑安全﹑快捷和方便。那是英國﹑愛爾蘭的所無法相比。下臺前﹐倫敦市長李雲詩頓﹐便親自欽點香港地鐵公司﹐來管理倫敦的OVERGROUND。

我希望﹐愛爾蘭人有機會見識一下香港人的驕傲。看看怎樣才能讓鐵路服務吸引。看看怎樣能夠使人甘願放棄私家車。

在我心目中﹐香港有三間公司最值得我自豪。香港地鐵當然是一間。另外兩間﹐是國泰和匯豐。他們在愛爾蘭這個島國上面都沒有什麼生意。

到倫敦觀看溫布頓﹐朋友專程從劍橋南下﹐跟我一起到一間新開的酒樓飲茶。在帕丁頓的小威尼斯附近﹐名字叫「漂亮」。是妹妹以前的同屋介紹。他說﹐這兒的叉燒酥﹐比「皇朝」的還要出色。

「皇朝」是我喜歡的一間中菜館。我以為﹐它不單只是英國﹑愛爾蘭兩地最出色的一間﹐便是香港那些有點名氣的酒樓﹐也未必有「皇朝」的水準。我不以為「漂亮」的點心﹐比「皇朝」的好。不過﹐也絕不比「皇朝」的遜色。假如把酒樓裝修﹑食物價錢都一拼計算﹐「漂亮」甚至會在我心裡有點佔先。那天﹐我們一行三人飲茶吃中飯﹐食得飽飽下﹐每人才不過十英鎊。在倫敦這個大都會裡﹐這是有點不可思議罷。

不過﹐相比起多倫多的「名門」﹐歐洲的廣東茶樓始終還差一段距離。

復活節期間﹐跑了到那個北美洲東部城市﹐探望那邊的家人。知道外祖母喜歡到「名門」飲茶﹐便趁一天天氣有點好﹐沒有下雪﹐亦沒有下雨下﹐乘巴士到那間茶樓去。

那是一間獨立屋。可能前身是間西餐廳關係﹐內外裝修都有點西化。牆上掛的不是中國的山水畫﹐而是一幅副的西洋油畫。有點古靈精怪﹐不倫不類。實在讓人懷疑老闆的判斷能力﹐以為也是一個只懂賺錢的茶樓老闆﹐沒有一點本領。只是﹐吃過了那些熱騰騰的蝦餃和燒賣後﹐我不得不承認﹐這間多倫多茶樓的食物的味道﹐的確是一流的。

是有一段時候未試過這樣美味的點心。其實﹐要我點出一間香港酒樓的點心﹐來跟「名門」的媲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思索良久﹐我想起的﹐是北京道一號對面那間酒店的中菜廳。只是﹐酒店的名字﹑中菜廳的名字﹐都一一記不起來了。那是因為老闆轉了手﹐名字早就換掉了。況且﹐我也確實至少四﹑五年未有到過那間曾經要早一個星期前訂位飲茶的中菜廳。

除此之外﹐我已經想不到一間香港酒樓的名字﹐它的點心能夠讓我無窮回味。

從前﹐香港有個美譽﹐叫「美食之都」。不過﹐到了這一個世紀﹐要吃美味的廣東點心﹐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未必再是大家心目中的首選。至少﹐我是如此以為。記得﹐早陣子﹐跟朋友到「皇朝」飲茶的時候﹐她也同意﹐現在香港酒樓的點心﹐也未必比「皇朝」的更好味。

這都多得十一年前回歸共產的威脅。

那時候﹐人心徨徨。尤其﹐看罷那個殘暴的政權﹐如何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後。有點本領的﹐都爭先恐後地跟自己的出生地﹐講聲再會﹐或奔向太平洋的另一邊﹐或跑到大西洋的兩邊去。當然﹐還有那大量湧向南半球那兩大島國的人。

點心師傅當然是一項特別技能。都能夠在移民申請上﹐得到很高的分數。

於是﹐廣東點心的美味﹐就此得到世界的認同。想不到﹐竟然是毫不尊重歷史的中國共產黨﹐間接地把這項廣東人最驕傲的文化事情﹐推廣到全世界去。

我其實很喜歡打扮﹐總愛穿得漂漂亮亮。所以﹐也很喜歡逛街買東西。

早知道這一間店就在高雲花園。可是﹐卻不知道什麼原因﹐老是沒有機會逛逛。我記得﹐《TIMEOUT》介紹道﹕「這是一間ADIDAS迷不用錯過的店。裡面很多貨品﹐全球唯獨這一間店有售。」

畢竟﹐是倫敦。

去年初夏﹐獨個兒在英國首都遊蕩﹐就想起了這一間店。四圍尋找下﹐只碰上了ADDIDAS那間專賣跑步用品的店。至於﹐這間以時裝為主的ADIDAS ORIGINAL，卻未有見到。

今年六月初的銀行假期﹐為了欣賞音樂劇《飄》﹐我又到了倫敦去。

那個週末﹐在附近的一間壽司店吃過中飯後﹐妹妹便提議逛逛高雲花園。我當然贊成。從來﹐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愛逛這兒兩個古玩﹑手工藝品的市場。也愛欣賞那些街頭賣藝的表演。在這兒一邊翻翻那些古籍﹐一邊聽著那個浪跡天涯的落魄青年﹐抱著吉他﹐感觸地唱起《倫敦街頭》﹐確實別有一番風味。

當然﹐也要到那條跟巴黎RUE DU JOUR極之相似的小巷走走。在法國首都那條短短的街道﹐一邊盡是AGNÈS b﹔在倫敦的這條小巷﹐則全是PAUL SMITH的店。也還有對面那間TED BAKER。都是我喜歡的品牌。

吃飽飯到處逛逛下﹐終於讓我找到了那一間ADIDAS ORIGINAL。原來﹐在高雲花園的另一邊。

裡面的確有很多在外面未有見過的貨﹐都掛上了獨家專賣的牌。便是有見過的﹐都只在東京原宿那兒的那間ADIDAS專賣店見過一次。

我看中了一對金色鑲邊的運動鞋。可是﹐要九十英鎊。我捨不得花這麼多的錢去買一雙運動鞋。況且﹐減價在即﹐用不著趕急。而且﹐三個星期後﹐我會再到倫敦一趟。為的是一年一度的溫布頓網球賽。在英國﹐六月尾﹑七月初都是公司減價的時候。

這次到英國觀看溫布頓網球賽﹐便順道再去ADIDAS ORIGINAL。的而且確﹐他們已經開始減價。而且﹐都是半價。我便立即找找上次看中了的那一對運動鞋。可是﹐卻尋不到。我細心地找了多遍﹐依然未有發現。便問一問售貨員。

假如他們回答說﹐都售罄了﹐我不會覺得奇怪。因為那的確是一對漂亮的運動鞋。可是﹐那位售貨員竟然跟我道﹕「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對運動鞋。」我有點不相信﹐便再細緻地描述那一雙鞋一次。那位售貨員回答道﹕「我在這裡工作了一段時候﹐就是未有見過你所描述的那一雙。」

待那位售貨員跑到了不知去向後﹐我找來了另外一位來查問。她竟然也說著同樣的話﹕「就是未有見過你所描述的那一雙。」

我和妹妹都面面相覷。難道三星期前﹐我們都看見了一雙不應該給我們看到的運動鞋﹖

雖然有幾位成員都作了古﹐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表演依然精彩。新引入的那幾個年青小伙子﹐完全沒有被那些老前輩比了下去。於是﹐整場九十分鐘的音樂會裡﹐沒有一刻的掌聲不是如雷貫耳。當表演完畢﹐全場觀眾都站了起身﹐報以最熱烈的掌聲﹐向這一班充當著古巴音樂文化大使的老人家﹐表達了最崇高的敬意。長達三分鐘。

是有點欲罷不能。在年青人的攙扶下﹐這些老人家又再次走到舞台上面﹐拿起自己的樂器﹐再多表演一首樂曲。觀眾都樂壞了。因為大家心裡都明白到﹐下次這隊樂隊再次巡迴歐洲的時候﹐又有幾多個奉命回到上帝身邊﹐跟那幾個早走的老友﹐替全能的天父在天宮普奏一受又一受本應天上才有的樂章。一想到這裡﹐心裡有點暗嘆那生老病死四常之外﹐我們做觀眾的又怎能不樂壞﹖

望著台上的演出﹐聽著那悅耳悠揚的音樂﹐我恨不得立即跑到夏灣拿去。

我當然很喜歡這一晚的表演。不過﹐我以為﹐還是欠缺了一些古巴獨有的浪漫激情的氛圍。

我老是想﹐這些音樂都是屬於大眾的﹐都是屬於街頭的。只有在那些古老的建築底下﹐在加勒比海的浪濤聲底下﹐坐在一輛五﹑六十年代的鐵皮小汽車裡﹐依偎在愛人的懷抱裡﹐一起咬著同一條冰棒﹐方能真真正正享受得了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音樂最動人心醉的地方。

無疑﹐這些都不是演奏廳能夠提供的。

我又想起了到夏灣拿小住至少一個星期的打算。

在我的想像中﹐那是一個極迷人的國度。在美國政府的抵制下﹐古巴陰差陽錯地成為了一個迷失在時光旅程的國家。一切都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是如此的TIMELESS。當世界在科技日新月異下變得再沒有一點獨特個性﹐當世人都坐困在燈紅酒綠的名利場裡﹐迷失了自我的時候﹐古巴就成為了我們這些只懂懷古﹐不懂得向前望的人的仙境樂土。

其實﹐我們不是不懂得向前望。只不過﹐我們都不忍心向前望。因為我們都深信﹐世界是變得越來越壞。在我們純真的幼稚腦袋裡﹐我們深信﹐只有從前是美好的。於是﹐我們只會欣賞過去﹐不會期望將來。

未來有什麼值得期待的事﹖人類最終逃不過自我毀滅。燃油﹑食物價格高企﹐天氣變得反常﹐戰爭﹑種族屠殺無日無之﹐一天一天的邁向將來﹐我們只不過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滅亡。未來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發現從前的一切變得越來越美麗。

也許﹐正如小妮子所言﹐我們都應該盡早到世界上那個獨一無二的仙境走走﹐我們都應該盡快享受一下人間唯一的共產樂土。在紅色中國變得越來越強的時候﹐這無疑就是向全球僅餘的獨裁共產國家﹐提供了一條所謂光明的出路。於是﹐在不久的將來﹐古巴將會跟世界一起沉淪。直至我們完全被自己毀滅。

要讓TIMELESSNESS永久在古巴保留下去﹐我們只能期待中國不能這樣強大起來。可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實在是時候計劃一下該在什麼日子﹐帶著幾本海明威的小說﹐跑到夏灣拿的海邊﹐聽著浪濤泊岸﹐欣賞著街頭音樂。

當我們還能夠親身感受美好過去的時候。

四年前的歐洲國家杯﹐我是到了球場﹐親眼目擊那一幕希臘神話在葡萄牙首都上演。在賓菲加的球場﹐我看著希臘人如何以一球擊敗主辦國﹔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我看著希臘人如何霸佔了整個葡萄牙首都慶祝那意外的勝利。

想不到﹐四年後﹐雖然搬到了歐洲生活﹐我卻錯過了今屆的決賽。未能再次幸運地找到票子到球場的同時﹐也因為我選擇了到倫敦觀看溫布頓網球賽。我是買了機票後﹐方發覺原來從英國首都返回都柏林那天﹐就是今屆歐洲國家杯決賽舉行的日子。當球賽進行時﹐我卻在我的旅途上。

這是歐洲的比賽﹐當然要照顧歐洲人。於是﹐跟在香港生活時不一樣﹐我都不用在凌晨時候從床上爬起來﹐摸黑走到客廳扭開電視欣賞球賽。可以一邊吃晚飯﹐一邊替自己擁護的球隊打氣。其實﹐自搬到愛爾蘭後﹐已經再沒有什麼抵著睡魔引誘看球賽的事。所以﹐我是差不多沒有錯過一場今屆歐洲國家杯比賽的直播。

的確﹐只是差不多。不算決賽﹐那幾場下午五時開始的比賽﹐我最多只能夠看到最後那十五分鐘。因為還未下班。不過﹐便是在晚飯時候舉行的﹐我是也錯過了德國淘汰葡萄牙那一場八強比賽。

因為﹐我跑了去聽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音樂會。這是幾位成員離世後﹐他們的首次巡迴世界演出。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這一群古巴人。也許﹐「樂隊」(BAND)是一個合適的名詞。至少﹐小妮子是如此以為。

那天﹐當在報紙裡看到了那個廣告後﹐我便立即登上網買票。因為我不想再次錯過他們的音樂會。許多年前﹐當電影《樂滿夏灣拿》上演時﹐這隊古巴樂隊是曾經到過香港表演一場。印象中﹐是藝術節的時候。那時候﹐除了在身邊發生的事情外﹐我對世界是沒有一點認識。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不單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更正確點說﹐是聞所未聞。畢竟﹐古巴﹐是一個女排強國罷了。

是老友ADW介紹這隊樂隊給我認識。

那天﹐我在他公司的寫字檯上找到了幾張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唱片。我知道﹐他喜歡電影﹐不知道他也喜歡音樂。好奇心下﹐跟他借了一張。是IBRAHIM FERRER。我是立即便深深愛上了。ADW說﹐他們的那場音樂會﹐更加精彩。在那些音樂聲地下﹐人是會不其然搖動著身體﹐去釋放生靈上的能量﹐去擺脫心靈裡的一切枷鎖。就是那種所謂拉丁狂熱罷。他是那場音樂會的座上客。他看到那時候還是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也跟所有觀眾一起從座位裡站了起來﹐一邊搖擺身體﹐一邊去感受那悠揚的古巴傳統樂章。

為了彌補因為自己的無知而錯過了的一場音樂會﹐我便一口氣從HMV裡買下了幾張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唱片﹐在家裡日夜播放。那時候﹐我正在學西班牙文。聽著那些震撼人心的歌聲﹐讀著印在唱片封套上的歌詞﹐我的西班牙文也有著了很大的進步。

我是更加迷上了古巴。我也在書店裡﹐買下了幾本關於這個中美洲共產國家歷史的書來啃。當然少不了卡西特羅和哲古懷拉的傳記。也有哲古懷拉少年時候的電單車日記。我跟自己說﹐我一定要找些時候﹐在古巴小住至少一個星期。老實說﹐假如所有共產國家都能像古巴這樣激情和浪漫﹐我會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

也許﹐這是我一廂情願的純真想法。不過﹐在那些悅耳悠揚的樂聲底下﹐我寧願這樣幼稚地生活下去。

佐治奧維爾有這樣的一句名言﹕「每個笑話都是場小小的革命。」

在公司裡﹐讀著同事轉寄過來的電郵﹐便不其然地想起了這一句說話來。

我同意﹐那封電郵可能是西方社會盜用了津巴布韋人民之名向全世界發送﹐企圖抹黑那個非洲南部國家的獨裁者。因為在那個極度恐怖的國度底下﹐究竟還有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寫下那些譏弄梅加比的笑話﹖況且﹐在那個通脹高達一百五十萬巴仙的國家裡頭﹐除了掌權的人外﹐還有誰能夠接通得了互聯網﹖

我在歐洲生活﹐接觸的當然都是那些土共所謂的「西方傳媒」的報導。尤其是《泰晤士報》。我對世界的認識﹐了解地球每個角落裡發生的一切﹐通通都來自那份歷史悠久的英國報紙。

每天﹐讀著報紙兩﹑三版的津巴布韋消息﹐我妄想過自己化身做一個正義勇士﹐連同世界各地的義軍﹐一起跑到那個南非的鄰國﹐去打一場正義的仗﹐活捉那個視人民生命如無物的獨裁者﹐送他去海牙法庭受審。梅加比不僅是津巴布韋人民的敵人﹐他也是全世界的公敵。他的政權多活一天﹐就是對民主公義的社會多一分侮辱。

我這個少爺兵﹐老是有著這樣浪漫的思想。老是紙上談兵地希望能為全世界多做一件好事﹐為現在和將來的人類建立一個合理的居住地方﹐為建設地球村盡一分綿力。不過﹐讀著那些慘不忍睹的報導﹐又有誰不會動一動那惻忍之心﹖不去為津巴布韋人民的未來設想一下﹖我以為﹐我不過是幹著大家都會做的事情﹐想著大家都在想的念頭﹕我們一定要把梅加比這個暴君拉倒下來。

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當然有點無知﹐對世界歷史近乎一概不曉。除了在遠東那個會屠殺人民的政權外﹐我想不到在世界近代史裡﹐還有一個執政者會比梅加比更加兇殘地對待國內反對自己的聲音。

根據《泰晤士報》記者的報導﹐這位津巴布韋的獨裁者會活生生燒死支持反對派的人﹔這位推翻了月前大選結果的非洲總統﹐會斬下所有投票反對派的人的手。在第二輪選舉前夕﹐當權派揚言﹐絕不能容許有一張反對票。在這樣極度恐怖的國度底下﹐反對派決定推出大選﹐以保護每一位弱小的津巴布韋人民。在梅加比執政下﹐大家也不過是活在一個不可能想像的通脹世界裡頭﹐做著全球最苦的人。至少﹐生命不會無時無刻受到威脅。畢竟﹐只要能夠多活一天﹐就多一分機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假如津巴布韋的人民還能夠擁有一樣叫做「希望」的東西。

那封電郵裡面﹐都是些譏弄梅加比的笑話。有一個是這樣的﹕

駕車回家途中﹐忽然遭警察路障欄住。一個警員上前說道﹕「梅加比總統遭人綁架了。綁匪要求九萬億贖金。否則會用汽油淹死總統。我們是募捐的。」聽到了這個消息﹐一時不知道如何應對﹐便問道﹕「其他人捐了多少﹖」警員盤算著道﹕「每人大概都捐出了兩﹑三公升。」

另有一個是這樣的﹕

問﹕「使用蠟燭前﹐津巴布韋人民究竟用什麼來照明﹖」
答﹕「電燈。」

想著津巴布韋國內的情形﹐幽默感都自自然然地蒸發得無形無蹤。

其實﹐打算把這個想法寫下來﹐是在歐洲國家杯決賽之前。不過﹐到刊登之日﹐冠軍獎盃亦已落在西班牙人手上了。

那不是什麼稿擠問題。在這一個你和我共享的天地裡﹐怎可能會有稿擠這個問題﹖莫忘記﹐投稿的人﹐跟負責刊登的人﹐都是同一個人。

遲到今天方才刊登﹐都怪週末的時候﹐跑了到倫敦觀看溫布頓網球賽關係。我只會在都柏林的時候﹐才在這裡每天登上一篇文章。有時候﹐我會想﹐我其實不是透過這個天地﹐跟全世界講我心裡的想法﹔也不是在這裡大發牢騷。我只不過是跟關心我的人﹐報一個平安﹐講一聲「你好」。

可是﹐就因為一時大意﹐訂機票前﹐忘了查看一下決賽舉行的日期﹐於是﹐我是連這場整個月來最關鍵的重頭大戰都錯失了。當雙方球員在維也納互相比拼的時候﹐我卻是在愛爾蘭海上空的九霄雲外。正在從倫敦飛返都柏林。從來﹐我都不是一個謹慎的人。

四年前﹐還能夠親身到現場看著希臘如何上演神話﹐打敗主辦國葡萄牙﹐登上歐洲冠軍寶座。想不到﹐四年後﹐我是連電視直播也會錯失了。

在歐洲生活關係﹐其實不容易錯失歐洲國家杯的電視直播。尤其是首兩輪比賽過後。因為都在晚飯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一邊吃飯﹐一邊欣賞足球比賽﹐為自己擁護的球隊打氣。雖然今年在英倫三島﹐確實少了很多熱鬧氣氛。正如同事DB所言﹐沒有一支參賽國家是講英語﹐看起球賽來硬是有點古怪似的。當然﹐這只限發生在歐洲西北的兩個島國上面。在歐洲大陸﹐氣氛是一樣熾熱。

對於我這個來自香港的人而言﹐其實也沒有多大影響。從來﹐或世界杯﹐或歐洲國家杯﹐支持的都是別人的國家。我是早習慣了。參賽國家裡面﹐沒有一個講英語﹐不是什麼特別的地方。

八強比賽過後﹐賽會決定休息兩天﹐方舉行四強大戰。於是﹐突然感到約有所失。畢竟﹐連續十五個晚上都有足球直播陪伴吃晚飯。

感覺有點怪怪下﹐便從架裡找來了香港電視臺幾年前的一套劇集來放﹐繼續十五個夜晚前的故事。

電視劇叫做《甜酸爺爺》。是從妹妹在倫敦的住所裡帶回來的。她介紹說﹐很好笑。看罷首十集後﹐我也有點同意妹妹的說話。

那天晚上﹐停看了十五個夜晚後﹐再次播放﹐卻突然聽到了這一首歌。一首近來特意在網路上下載到電腦的歌。記得﹐是許多年前﹐一首電視劇的插曲。歌詞是這樣的﹕

「從不懂得借故親近
面上或許太深沉
我一個人沉溺孤單的氣氛

從不懂得應對追問
自問沒打開我心
活在人煙中﹐獨我是我知音」

是有點巧合嗎﹖

我在說什麼﹖明白的﹐早已經明白了。

我是一個很容易受人影響的人。更正確點說﹐我是一個很易受我喜歡的人影響的人。他們喜歡什麼﹐我便會很容易地也喜歡上什麼﹔他們討厭什麼﹐我亦會很容易地跟他們一起討厭什麼。

我以為﹐這並不表示我沒有什麼主見。不過﹐我更重視我喜歡的人的意見。這種重視﹐就是無條件地完全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以至思想。

我喜歡陶傑。當知道他最愛讀JEFFREY ARCHER的小說後﹐便立即跑到書店去隨手拿來一本翻翻﹐自此﹐我也跟著這位《黃金冒險號》的作家﹐愛上了那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的作品。

也於是﹐當在JEFFREY ARCHER的專欄裡﹐讀到他最近愛上的是R. K. NARAYAN後﹐很自然地到書店裡的第一件事變是隨手翻翻那位印度作家的小說。當然﹐我是想不到一個原因﹐不無條件地完全接受這位曾在皇家監獄裡生活過三年的前國會議員的意見﹐一起愛上R. K. NARAYAN。

那天﹐JEFFREY ARCHER寫道﹕「就趁這一個銀行假期﹐一起和我沉醉在南華仁的文字世界裡頭罷。」認識了這位印度作家的名字後﹐總是想把他翻譯作「南華仁」。

對於喜歡的人和事﹐我是很盲目的。

我當然知道﹐這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在專欄裡講的﹐乃是英國五月尾的那個銀行假期。除了新年﹑兩大節日外﹐英國和愛爾蘭的公眾假期﹐就只有五月初那個慶祝夏天來臨大地的首個星期一。慶祝過夏天來臨後﹐英國的下一個銀行假期為五月最後一個星期一。愛爾蘭的﹐則在六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大家相差了一個星期。

不過﹐也就是這整整的七天﹐使我完全能夠聽從JEFFREY ARCHER的「吩咐」。

六月的公眾假期﹐我選擇了到倫敦去。那天星期五下班後﹐便乘火車回市中心﹐轉巴士到機場。途中﹐我開始翻閱我的首本南華仁小說﹕SWAMI AND FRIENDS。是中飯後﹐跑到書店買的。

正準備沉醉在這位印度作家的文字世界裡頭﹐突然聽到有人大聲呼喊我的名字。原來﹐是印度籍同事T。他乘同一班火車回新搬的家。

看到我手裡正拿著南華仁的小說﹐便舉起拇指道﹕「想不到你這個香港人也識貨﹐懂得讀我這個同鄉的作品。」

我笑著回答道﹕「只不過我認識一些懂得欣賞你們的文學作品的人。」

T滿意地說﹕「假如你真的喜歡印度小說﹐也有一些你要多留意。」他一口氣給我介紹了幾個名字。不過﹐我就是沒有辦法記得牢。

「你也可以跟我介紹一些香港的作家嗎﹖好讓我閒時也可以翻一翻。我都想了解一下香港。」

想不到T會有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實在有點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該如何能保持住香港人的面子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了些時候。似乎﹐我只能老實地回答﹕「我當然可以隨口講出一些很好的香港作家的名字。只不過﹐都不適合你。他們寫的都是中文。說來有點慚愧﹐我見識少﹐實在不認識一個懂得寫英文小說的香港作家。」

T有點不相信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竟然出產不了一個英文小說作家。他驚訝地問﹕「早陣子﹐那本《LUST CAUTION》的作者﹐不是香港作家嗎﹖」

我苦笑著道﹕「她勉強算得上半個香港作家。可是﹐那本小說的原文為中文。LUST CAUTION不過是英文的翻譯。」

老實說﹐我也很不明白﹐同樣是前英國殖民地﹐印度能夠出產一個又一個得到英國人尊敬的英文小說作家的同時﹐香港就只能交出一張白卷。

真的不明所以。

不好忘記﹐在那個東洋的地方﹐尚且有一本叫做《THE REMAINS OF A DAY》的小說。

[按﹕到倫敦觀看溫布頓網球賽關係﹐此欄暫停三天。香港回歸日(香港時間)再續。]

突然間﹐我成為了一個到日本旅遊的專家。是有點意外罷。

最近﹐連續兩個從未離開過歐洲的同事﹐都跑了過來問我關於到日本去的事情。

首先﹐是上司。她決定接受一個旅居都柏林的日本朋友邀請﹐一起到京都在朋友長兄的婚禮裡彈奏音樂﹐順便一遊那個最讓亞洲人自豪的國家。上司是一個熱愛音樂的人。她曉得手臂風琴和哨子。兩種都是愛爾蘭的傳統樂器。閒時﹐會到都柏林市內兩間有點名氣的酒館裡表演﹐也會教授小朋友愛爾蘭傳統音樂。她就是在酒館演奏音樂時認識那位日本朋友。

那位日本女生也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我跟有過幾面之緣。她會在酒館裡拉奏小提琴﹐跟其他愛爾蘭人一起演奏這個島國的傳統樂章。就是如此﹐她便提議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兄長的婚禮裡表演助興。上司當然也二話不說地便答應了。畢竟﹐她是一個樂于助人的人。更何況是去演奏音樂。

由於跟她的日本朋友一起﹐許多事情都可以很輕易地亦很地道地解決。不過﹐總有些事情﹐是一個日本人不能輕易﹐也不能很正確地解答的。那天﹐上司問我﹐一個不懂得日文的人到日本旅遊會否感到不便。

聽著了她的問題﹐我發現﹐原來這一個問題﹐對於我這個香港人來說﹐也不是能夠很輕易和很正確地解答的。不是我懂得日文。除了幾個常用的詞彙外﹐我對日文一竅不通。我不是能夠很輕易和很正確地解答﹐皆因我懂得中文。

我記得﹐我是這樣回答罷。

「就我而言﹐我不會感到很大的不方便。到酒店去﹐到餐廳去﹐到商店去﹐我都能夠用英語跟那些日本人溝通。便是真的溝通不來﹐由於日本人是一個有禮貌和樂于助人的民族﹐他們總會想辦法去幫忙。實在不用太擔心。不過﹐話得說回來﹐因為我懂得中文﹐而日文裡面的漢字﹐跟中文是有點相像﹐所以在日本的時候﹐乘搭火車地鐵﹑買東西用膳等﹐我都是看日文的。沒有太留意那些英文翻譯是否足夠。」

去年聖誕到東京﹐曾經想過帶著本TIMEOUT SHORTLIST去。因為經過巴塞羅那後﹐我發現﹐我愛上了用這套英國出版的旅遊書。尤其是到那些重遊的地方。他們介紹的餐廳和商店﹐都很地道﹐都很吸引﹐都是近來最流行和最受歡迎的。不過﹐翻著那本東京2008﹐我覺得有點不容易讀。因為那些地方都突然變成了很陌生的名字。於是﹐帶在身的﹐還是一本中文的旅遊書。

也不知道是怎樣收來的風。有天中飯過後﹐同事LK忽然跑了過來﹐說有點問題問我。我有點意外﹐因為在工作上﹐我跟他沒有什麼往來。亦沒有私人交往。原來﹐他也是問我關於到日本旅遊的事。今年九月﹐他會和女朋友一起去日本兩個多星期。他要我給他介紹些地方。同時候﹐他也問了那個上司早問過了的問題。

那天﹐下班乘火車回家。途中﹐想起了上司和LK他們兩個最大的關心。我想﹐去旅行﹐語言溝不溝通得來﹐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罷。況且﹐日本又不是一個土人聚居的國家。跟到中國旅行不一樣﹐在日本﹐你不用擔心買了過期的東西﹐不用擔心吃了些冒真的食物﹔地方一定清潔﹐碰上的人一定有禮貌。在一個如此安全的國度裡﹐去了解一下完全陌生的文化﹐不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去旅行最精彩的地方嗎﹖

我當然沒有跟他們講出這句心裡話。因為我這句心裡話﹐又太過冒犯了那些中國人。我這個香港人是不大應該老是在歐洲抹黑中國人罷。畢竟﹐本是同根生。

到倫敦去﹐乘飛機的話﹐共有五個機場可以選擇﹕HEATHROW﹑GATWICK﹑STANSTED﹑LUTON和CITY。

因為價錢問題﹐除了從其他大陸過來英國首都﹐我是很少使用HEATHROW。每年也許就只有那兩次﹕從歐洲返回香港﹐從香港回來歐洲。在都柏林生活的日子﹐要到倫敦的話﹐乘搭的都是RYANAIR。來往這兩個國家的首都﹐這間依然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會連接上GATWICK﹑STANSTED和LUTON。

我是比較喜歡利用STANSTED，縱然它是很勉強地方能稱自己做「倫敦機場」。STANSTED離開倫敦市中心有四十三英哩。只比那個盧頓機場近些少。

我不喜歡到盧頓去﹐便是因為它遠離倫敦。接駁到倫敦去的交談也很不方便。可以乘穿梭巴士到維多利亞火車站。不過﹐便是凌晨時候﹐需時也至少九十分鐘。亦可以乘搭巴士到盧頓火車站轉乘火車。可是﹐這不是一輛EXPRESS﹐要到倫敦市中心﹐沿途都要停站。至於﹐有幾多個﹐我倒不大清楚。皆因未試過。假如STANSTED EXPRESS也要花近五十分鐘來到市區﹐我不相信這個火車車程會短過一個小時。

跟GATWICK一樣﹐STANSTED機場也有特快火車﹐把旅客從機場送到倫敦市中心。GATWICK EXPRESS到達的是維多利亞﹔STANDTED EXPRESS的另一個終點站則是倫敦市東部的利物浦街。

妹妹就住在肯辛頓區。本來﹐到維多利亞是最方便不過。都是地下鐵DISTRICT LINE。況且﹐火車車程不過半小時。可是﹐我的確比較少選擇利用GATWICK出入英國。除了RYANAIR飛往GATWICK的機票比較昂貴一點外﹐也因為這間依然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會在航班上售賣STANSTED EXPRESS車票。一張來回的火車票﹐在火車站票務處買﹐售價為二十六英鎊。跟GATWICK EXPRESS同價。不過﹐在飛機上面買﹐就只需二十英鎊。接近七五折。

在這樣的情形下﹐除了碰上更廉宜到GATWICK的機票外﹐要到倫敦去﹐毫無疑問我會選擇STANSTED。

不過﹐似乎﹐我將有所改變。

最近兩次到倫敦去﹐空姐都跟我說﹐所有火車車票都售罄了。雖然我有點不相信﹐可是﹐我實在不能夠做些什麼。我怎麼能夠相信﹖有一次﹐是星期六早上第一班從都柏林開往倫敦的航班啊﹗

於是﹐連續兩次﹐我都要花跟GATWICK EXPRESS相同的價錢﹐乘搭比GATWICK EXPRESS長一倍車程的STANSTED EXPRESS﹐來到倫敦東部的利物浦街。從這兒到肯辛頓﹐還要至少半句鐘。

此外﹐STANSTED機場的保安是全倫敦最不講人情的。因為他們就只懂得按著規矩辦事。一成不變。我見過有旅客因為所帶的雨傘傘頭有點尖銳﹐給那些保安沒收了﹔我也見過有旅客因為手提行李比規定重了半公斤﹐保安不容許通過﹐強要他把行李寄艙。

有一次﹐我把妹妹那部多餘的吸塵機拆件後帶回都柏林。他們竟然懷疑那是什麼新式武器﹐檢驗了一遍又一遍。他們甚至要拿走我的手提電話和iPOD去做測試。

四月的時候﹐臨上機前﹐在NOTTING HILL那兒的一間西班牙超級市場買了些白蘆筍。就是因為那罐罐頭比規定重了十毫克﹐保安跟我說﹐除非我把它寄艙﹐否則不容許我帶上機。我當然不可能為了那罐罐頭﹐多付RYANAIR五十歐羅。這是臨時寄艙的手續費。

望著那罐罐頭白蘆筍﹐我有點不忿。看著她把那些味美可口的白蘆筍另外放到一邊的同時﹐我笑著對那個保安說﹕「下次我再來STANSTED時﹐請告訴我是否好味道﹖」

月初的銀行假期﹐如常到李斯特廣場上的那些半價票房排隊。在倫敦﹐每次想上劇院﹐我都會先到這個在唐人街附近的廣場去。因為總可以找到些價錢廉宜的票。曾讀過一篇文章講及這些半價票房的運作模式﹐不過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從來﹐不明白的事情就只有生硬地牢牢記著的份兒。可是﹐我早已過了能夠依賴那些短暫記憶的年紀。

我最想看的﹐依然是《HAIRSPRAY》。那是一套剛囊括了英國所有獎項的音樂劇。是一套重新製作。自去年上演以來﹐便大受歡迎。每一次﹐票房職員都會跟我們說滿座。所以﹐每次排隊﹐我都會首先查看這套音樂劇的票。畢竟﹐是個中國人。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那天﹐票房職員終於改變了她的對白。的確﹐還可以找到當晚的票。可是﹐縱然是看臺最高的位置﹐也要近五十鎊一張。我嫌太貴了。我喜歡上劇院。不過﹐我依然不捨得花上五十鎊去上劇院。

於是﹐繼續查詢了另外幾套都有興趣的製作後﹐便按照原定計劃﹐買了《飄》的票。讀過其導演在雜誌《智慧生活》裡面的一篇訪問後﹐我是很渴望欣賞他這套全新作品。TREVOR NUNN係史上最長壽兩套音樂劇《孤星淚》和《貓》的導演。那本《經濟學人》的姊妹雜誌說﹐他就是懂得那條成功的方程式。

當買好票子準備去吃中飯時﹐我發現﹐本來排在我們後面的那個大叔原來早已離開了票房。我想﹐他是在另外的一個窗口買了票罷。就不知道他有沒有接受我的介紹。

排隊的時候﹐剛巧有人走過來派宣傳單張。那位女生給我遞上一張傳單說﹕「這是一部很出色的製作。就在比卡地利廣場上的那間劇院上演。不容錯過。」

我看了看那張傳單。原來﹐是舞台劇《第三十九步》的宣傳單張﹐便回答道﹕「這的確是一部很出色的製作。我早看過了。很精彩。讓我樂足了整個晚上。」

聽了我的評語﹐那位女生便從我手上接回那張傳單﹐一邊遞給我後面的那位大叔﹐一邊說﹕「對嘛﹗很高興你也很喜歡這一部舞台劇。」

大叔似乎是未決定看什麼。聽到我們的對話後﹐便揚著手上那張傳單問道﹕「很精彩的嗎﹖這是否就是希治閣那套《第三十九步》﹖」

女生是忙著給人龍後邊的人派傳單﹐沒有太多心思理會大叔的問題﹐只點著頭連聲道﹕「對啊﹗對啊﹗」

我望著身後那位大叔﹐覺得是有義務替這部舞台劇宣傳一下。這套《第三十九步》的確是我一部很喜歡的製作。也算在倫敦西區看過不少舞台作品﹐我以為﹐《第三十九步》跟《孤星淚》和《AVENUE Q》一樣﹐一起高踞在我最喜愛的那張名單上面頭三位。我是完全不介意重看又重看。

我跟那位大叔說﹕「就是那一個特務故事。也就是改編布坎南那部原著小說的製作。不過﹐他們用了喜劇手法﹐來講這個本來是緊張懸疑的故事。那位女生沒有講錯。的確﹐是很精彩﹐不容錯過的。」

大叔點著頭。我想﹐我是已經幫他下了決定。

我這個人就是有這樣的毛病﹕喜歡跟別人介紹自己喜歡的事。不過﹐我以為﹐這是我的義務。尤其是那些新鮮的事。跟《孤星淚》不一樣﹐《第三十九步》和《AVENUE Q》都是近來的新製作﹐還很需要去建立口碑。

在最新一期的《智慧生活》裡﹐記者走訪了汽車製造商積架的總裁BELINDA EARL﹐要她點出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景。這位一手把那個古老品牌帶到二十一世紀的女生﹐就按海灘﹑旅程﹑建築﹑景觀﹑酒店﹑城市和藝術七方面﹐去點出她心目中的SEVEN WONDERS。

在全球眾多城市裡﹐她選了倫敦。她說﹕「自小﹐就很希望在倫敦工作。所以一開始﹐我便把整個事業都投放在這個城市裡頭。直至現在。我愛這兒的創新。它融合了古老和現代﹐永遠不會感到沉悶﹐歷久常新。便是在倫敦生活了超過二十五年﹐在城內四處遊逛﹐我依然感到自己就像一個遊客般﹐經常目不暇給。整個城市也很不遺餘力地去抵抗全球一體化﹕在街道上﹐大型商店林立的同時﹐也有許多許多小商店。」

早陣子﹐跟老友在公司裡交換電郵。我們談到那支我們都擁護的球隊﹕愛華頓。我們談到下季的球員買賣。我說﹕「跟同類型的球隊相比﹐老實講﹐愛華頓的確很難跟熱刺爭奪球員。不是因為財政﹐乃是球隊所在的城市的問題。始終﹐在這一個世紀﹐利物浦已經難跟倫敦相比。一個球員當然喜歡在倫敦生活﹐多過在那個英國西北的港口。」

老友問道﹕「那麼﹐你呢﹖你會喜歡搬到利物浦去﹖還是倫敦﹖」

這的確是一個有點困難的問題。

我當然喜歡搬到利物浦去。因為那表示我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愛華頓季票的持有人﹐可以每次主場比賽都到球場替他們吶喊打氣﹐我可以真真正正成為一個EVERTONIAN。這是這個英國西北的港口最吸引我的地方。沒有什麼比做自己擁護的球隊的季票持有人﹐更讓人興奮。

可是﹐這也是利物浦唯一吸引我的地方。

在沒有球賽的日子﹐我想像到﹐我的生活將會很難過。我將會很後悔選擇了到這座慢慢沉淪的城市。我將會很渴望南下﹐搬到五光十色的倫敦去。

畢竟﹐英國的首都﹐才是世界的焦點。那是世界各國文化交匯的地方。在倫敦﹐你可以輕易地找到﹑了解得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也可以輕易地找到﹑了解得到在世界上其他角落不能找到的人和事。

你可以找到現在和將來的同時﹐也可以找到過去。在街上遊走﹐你可以呼吸到那些大膽前衛新穎的空氣的同時﹐也還能夠感受到狄更詩筆下的沉重的古老氣氛。你發覺到﹐這是一座有根的城市。它沒有因為要飛到遙遠的未來﹐狠心地把以往的一切光榮和羞辱一刀切斷。倫敦人明白到﹐不能尊重歷史﹐不能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將來。進步﹐並不是把過去在記憶的海洋裡刪掉。相反﹐倒是在那些歷史的傷口裡﹐架疊上去。那才是繁榮的鞏固根基。

在酒館裡﹐同事問到我是否已經決定長留愛爾蘭。我很老實地答道﹕「我很喜歡在都柏林的生活。至少﹐短期內也沒有離開的打算。不過﹐我不否認倫敦方是我最終紮根的地方。」

雖然﹐這是有點傷及愛爾蘭人的心。不過﹐只要冷靜地想想﹐大家都會很明白和同意這個想法。我想﹐就正如香港沒有可能跟倫敦相比一樣。

早兩個星期的銀行假期﹐我跑到倫敦去﹐便是為了看西區最新的那部音樂劇《飄》。我喜歡這個翻譯﹐雖然我知道《亂世佳人》方是大家熟悉的名字。

老實說﹐當知道他們會改編這部瑪格爾米雪兒的小說做音樂劇時﹐我是沒有打算去看。因為沒有興趣的同時﹐那部電影也太過深入民心了。亦正如《經濟學人》那本姊妹雜誌《智慧生活》裡所言﹕

「幾乎所有人都能夠跟你說﹐音樂劇《飄》是註定失敗的。

首先﹐電影本身就是一個經典。它贏了十個奧斯卡獎項﹐也是史上最多人看過的一部電影。那些喜歡音樂劇的人﹐不僅十居其九都已經看過奇勒基寶和慧雲李的演出﹐他們甚至依然深愛著這部經典電影。對他們來說﹐把《飄》改編做音樂劇﹐就是去破壞這個殿堂級的經典。

其次﹐把《飄》改編做音樂劇﹐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電影裡的那個阿特蘭大﹐是荷李活史上最大型的一個舞台。他們用上了超過一千匹馬﹔慧雲李換上了四十套服裝﹔找來了過萬名演員扮演南北戰爭裡面的士兵。」

不過﹐我也是讀過了《智慧生活》裡面那篇文章後﹐才決定去看一次《飄》的音樂劇。

原來﹐決定把把《飄》改成音樂劇上演的﹐是TREVER NUNN。他是史上最長壽音樂劇《孤星淚》的導演﹐也是史上第二最長壽音樂劇《貓》的導演。還未提及他其他那些大受歡迎的作品﹐如《白衣女郎》等。《智慧生活》介紹道﹐喚他做世上最成功的音樂劇導演﹐實在不大為過。他就是能看得到那條成功的方程式。

的確。單是那張CV﹐就足以叫我對這個製作改觀。自搬到歐洲生活後﹐音樂劇也算看過了不少。最喜歡的﹐還是《孤星淚》。我同意﹐TREVER NUNN就是有能力把那些長篇巨著﹐改編成使人難忘的舞台製作。LES MIS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

面對著這部大家都有點耳熟能詳的電影經典﹐TREVER NUNN的如意算盤是如此打響的﹕

1. 一段羅密歐與朱麗葉式不被世俗接受的愛情﹔
2. 一個政治動蕩﹑種族鬥爭的時代﹔
3. 大量故事人物﹐為音樂劇提供了多元化的歌唱組合﹔
4. 一個波折重重的故事。

這不就是《孤星淚》裡面的元素﹖

《智慧生活》是用上了費詩截羅在小說《最後一個大亨》裡面的一個說話來做那篇介紹的引子﹕「沒有幾多人能夠找到一條成功的製作電影的方程式。」雜誌說﹐音樂劇亦然。不過﹐TREVER NUNN是其中一個曉得那條方程式的少數。

可是﹐似乎﹐這一次他要老貓燒鬚了。

有消息傳出﹐因為票房慘淡﹐公演了才不過兩個月後﹐音樂劇《飄》便要落畫。那天中飯時候﹐讀了妹妹給我發的那個短訊後﹐我是有點不相信。製作如此巨大﹐無論如何也要撐上一年﹐來減少損失罷。就像音樂劇《魔戒》一樣。當評論一致大彈後﹐這部又是改編長篇小說的音樂劇﹐不是也捱上了近一年才宣佈鳴鼓收兵﹖

不過﹐坐在旁邊的E也跟我講了這個消息後﹐似乎﹐我是沒有機會能夠見證TREVER NUNN職業生涯上的首個污點。也沒有機會替這位世上最成功的音樂劇導演平反。我依然相信﹐《飄》會是一部很出色的音樂劇。

那天﹐火警關係﹐才看了半句鐘﹐劇院便宣佈取消當晚的演出。

我想﹐這一年﹐我是有點惹火罷。至少﹐那些火警警報器是如此以為。

三月的時候﹐在利物浦渡上了一個星期六。本來是打算到球場觀看愛華頓的比賽。不過﹐因為要遷就電視直播﹐球賽改到了星期天。我是趁減價時﹐在RYANAIR買下了即日來回的機票。不能輕易更改的同時﹐也因為班次問題﹐我是註定要錯過那場對樸詩矛夫的比賽。於是﹐唯有藉這個機會﹐尋訪一下我在這個英國西北港口的第二最愛。

我到了披頭四的博物館去。展館有個名字﹐叫「BEATLES'STORY」。顧名思義﹐就是甲蟲樂隊的整個故事。是從開始到結束罷﹖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是否該算做結束了。

可能因為那是除葛迪臣公園外﹐利物浦市內最值得遊人參觀的地方﹐所以﹐門外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職員說﹐大概要排上半個小時方能入內。我望望手錶﹐查看了他們星期六關門的時間後﹐便跑到龍尾去。看不了球賽後﹐這就是我來利物浦的最大目的﹐我怎麼能夠錯過﹖雖然我還未吃中飯。

我一邊讀著小說排隊﹐一邊想﹕「也許﹐我是該先到這兒排隊參觀。然後﹐才乘巴士去葛迪臣公園朝拜。」那天早上﹐下了飛機後﹐我便首先飛奔到愛華頓的球場去。那是整個利物浦最神聖的地方。我參拜了一下球場外那個DIXIE DEAN銅像﹐祈求他繼續保祐我們共同支持的球隊。我始終認為﹐那是我每次到利物浦去﹐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忽然間﹐展館職員都要我們排隊等候的人往後退。原來﹐館裡面的火警警報器響起了。大家都要疏散﹐等候消防員到來查看究竟。

擾嚷了近半個小時後﹐消防員說是警報器誤鳴。於是﹐展館再次重新開放。當然是有門票的首先能夠隨著職員再次走入館裡。我只好繼續讓自己沉醉在PHILLIPA GREGORY的英國歷史小說世界裡頭。

排了隊超過一個小時後﹐我終於能夠進入展館﹐開始了解甲蟲樂隊成名之路。當我還在想像著當年CAVERN PUB的氣氛時﹐我突然聽到了火警警報器的警號。然後就是職員的高喊﹐指示我們如何疏散。我又再次站在展館大門前的那個廣場。不過﹐這一次我是站在有門票的那一邊。

再一次等候消防員﹐再一次等候他們來解封整個展館。也就是再多等半個小時。

不﹗並不是再多等半個小時。是更長更長。因為當消防員證實是警報器再次誤鳴後﹐當我準備再次投入幻想裡頭﹐想像大家如何在CAVERN PUB聽著年輕的連儂的歌聲時﹐我又再次聽到了現實的火警警報器的聲音。很不情願地﹐我第三次站在展館大門前﹐等候消防車折返。

因為展館五點鐘便關門﹐展館職員開始跟沒有門票的人道歉﹐他們實在沒有辦法能夠讓他們有足夠時間參觀﹐提議他們改天再來。那些職員也開始商討退款的事。因為有些有門票的人決定離開。

我很餓﹐所以也決定不再等候。不過﹐我不打算退款。我只想保留那張票子﹐好讓我下次到來是不用再次排隊輪候。我跑了上前跟展館職員談門票安排的事。豈料﹐那位職員竟然跟我說﹕「我知道你已經第三次疏散。實在很抱歉。」他頓了一頓後﹐給我遞上了他的名片道﹕「這樣罷﹐你依然給我們寄上你這張門票用作退款。不過﹐下一次你再來參觀時﹐就拿著這張名片到票務處﹐他們就會讓你免費入內。」他在那張名片上簽了名﹐也寫上了日期。原來﹐他認得我﹐皆因我在排隊時讀著《THE OTHER BOLEYN GIRL》。他很賞識對英國歷史有興趣的人。

想起這件事﹐因為早兩個星期到倫敦去欣賞音樂劇《飄》時﹐又遇上了火警警號。一輪擾嚷後﹐他們取消了當晚的演出。那天﹐我買了樓下舞台正中的座位。完全能夠跟SCARLET O'HARA有眼神的接觸。

跟地盤的同事傾完一輪電話後﹐只見公司裡面空無一人。我知道﹐我也應該趕緊離開公司。

今天﹐大家都趕著下班回家﹐因為都要看意大利對法國的生死戰。那是分組賽的最後一場比賽。想不到這兩支上屆世界杯決賽隊伍會淪落到如此狼狽的地步。竟然便是贏得了對手﹐也不知道是否能夠晉級。還要寄望羅馬尼亞擊敗不了荷蘭。

我當然希望意大利晉級。因為在公司那個競猜遊戲裡﹐我是放了德國和意大利兩個國家的名字﹐到決賽席位的那兩個空格裡面。猜中決賽戲碼﹐可以得到十分。那是猜中五場比賽勝負的分數啊。我知道﹐我是有點兒落後﹐不過﹐只要我能夠猜中所有四強名單和決賽戲碼﹐我倒是還有些微機會從後趕上的。假如意大利在此出局﹐我的確可以宣佈跟那個二千塊港幣的彩池﹐講聲拜拜。

我是應該很緊張這場比賽罷。況且﹐理論上﹐是很吸引的對碰。兩個傳統足球強國的名字。

不過﹐當電視臺正在直播這場關鍵大戰的時候﹐我的眼睛就只關心著電腦熒光屏。

無疑﹐這是一場令人失望的比賽。難怪兩隊會淪落到如此境地。他們的表現﹐跟兩年前的世界杯﹐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正如電視旁述所言﹐便是過了這一關﹐意大利在這項賽事還能夠維持多久﹖我不知道。也不想預測。只知道﹐我的兩支決賽隊伍﹐都會在八強碰上兩支最討我厭的球隊﹕朗拿度的葡萄牙和托惹斯的西班牙。

可是﹐我並不大留心電視直播﹐只關心著電腦熒光屏﹐最主要還是因為互聯網。我找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網站。一個將會使我花上很多很多時間的網站。

多年前﹐當GOOGLE推出EARTH後﹐有許多人都在報紙裡寫道﹐每天晚上就喜歡跑到GOOGLE EARTH﹐看看在地球另一個角落的朋友居住的地方。我也試過瀏覽過一會兒﹐不過﹐並不是太有興趣。至少﹐不會瘋狂地愛上﹐不會如中毒般不到那個網站逛逛不可。

當到過《泰晤士報》那個古老檔案網站後﹐我開始了解到那些喜歡到GOOGLE EARTH去的人的感受。

最近﹐這份全球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為世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件很影響後世的事情。他們決定把過去二百多年的出版﹐從頭條到副刊﹐到讀者來信﹐統統放上互聯網去﹐好方便世人查閱。暫時﹐他們只上載了從1785年創刊至1985年﹐共二百年的《泰晤士報》。

我發現﹐原來﹐在清朝還未覆亡的時候﹐九龍的英文名字﹐不是叫做KOWLOON﹐而是KOU-LUNG。我也發現﹐原來﹐早在百多年前﹐香港已經有人投稿到報紙的《給編者的信》﹐要求英國政府延長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的年限。

我亦找到了一封中國皇帝寫給德國國王的信的英譯本。那時候﹐對於英國人來說﹐中國皇帝都是沒有名字的。是光緒﹐還是宣統﹐又有何大分別﹖那是1900年11月20日。《泰晤士報》有如此一句翻譯﹕IN YOUR MAJESTY'S REPLY (TO OUR FORMER TELEGRAM) WE WERE ADVISED TO RETURN TO PEKING。

在不斷的搜尋下﹐我以為﹐香港政府取消母語教學﹐的確是一個明智之舉。當《泰晤士報》把1785年以來的報紙都上載到互聯網後﹐我們讀中國近代史﹐又怎能只靠中文﹖

早陣子﹐收到了都柏林ABBEY THEATRE發送過來的宣傳電郵。原來﹐這個夏天七﹑八月期間﹐他們會公演兩套我很喜歡的劇目。首先﹐是契柯夫的《三姊妹》﹔接下來是王爾德的《理想丈夫》。也許﹐劇院知道我今年暑假將會大部份時間留在愛爾蘭﹐故排上了這兩部作品﹐好讓我有足夠的娛樂。

我確實對這兩部製作有點期待。這間歷史悠久的劇院就在住所附近。每次路過的時候﹐都會走到票房查看一下﹐看看是否已經公開售票。望望月曆﹐等候得有點不耐煩下﹐便從書架裡取來這兩個劇本重溫一遍。

於是﹐忽然間﹐我的腦袋裡有裝滿了許多有點意思的句子。

在《三姊妹》的第一幕裡﹐有這樣的一句對白﹕「我從來不讀書﹐只讀報紙。就像這兒......從報紙裡﹐我知道有個作家叫做杜柏鎏波夫﹐不過﹐他寫的是什麼﹐我毫無頭緒。天曉得。」

從來﹐報紙都是一件只得短短一天生命的東西。尤其﹐在那個時候﹐在那個科技毫不發達的年代。《三姊妹》乃寫成於1900年。

只要今天的報紙出版了﹐昨天的報紙便立即變得毫無價值。沒有人會保留過時的報紙。因為那不是一件容易保留的東西。況且﹐也不容易尋找需要的資料。要傳播知識﹐大家靠的還是有封面﹐有封底﹐有包裝的書籍。始終﹐報紙是一瞬的﹐書籍才是延續的。所以﹐報紙只能讓你知道一件事﹔要懂得這件事﹐我們就要讀書。

我以為﹐這就是那句對白的背後意義。

不過﹐到了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報紙的價值似乎隨著互聯網的出現而改變了。

有人說﹐互聯網加速了報紙的滅亡。因為互聯網能夠更快﹑更方便地給人提供消息。這也許有點道理存在。只是﹐不在此文討論範圍。我想說的卻是﹐互聯網的出現﹐給過期的報紙提供了一個價值。就是因為有了互聯網﹐報紙再不是一件一瞬的﹑才得短短一天生命的東西。

最近﹐《泰晤士報》為世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件很影響後世的事情。他們決定把過去二百多年的出版﹐從頭條到副刊﹐到讀者來信﹐統統放上互聯網去﹐好方便世人查閱。暫時﹐他們只上載了從1785年創刊至1985年的《泰晤士報》。共二百年。

從前﹐要儲存一份報紙﹐大家會用上菲林。不過﹐那絕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雖然是減少了所佔空間﹐可是﹐依然未能解決不容易尋找資料這個老問題。我們還是要花上大量時間﹐逐格菲林用肉眼搜查。那絕對費時失事。

《泰晤士報》這一個創舉﹐正好解決了尋找資料困難這個老問題。因為只要鍵上一些關鍵字﹐電腦便會快速地給你送上在那二百年內有著那個關鍵字的報導。

於是﹐我又想起了我那一個夢。我很渴望研究一下香港的歷史﹐了解一下為何英國人會在那時候看中了這個中國南面的小漁村。我想﹐《泰晤士報》能夠幫助到我。我只搜查1785年至1900年以來的新聞。鍵入「香港」這兩個字後﹐我就得到了七千多篇新聞稿。我應該可以在這些新聞稿裡找到我要的答案。

其實﹐讀讀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紙﹐當年如何報導八國聯軍侵華﹑火燒圓明園等事情﹐也有趣得很。

www.timesonline.co.uk/archive﹐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網頁。

早前﹐朋友在其專欄裡投訴﹐說在暑假前這段日子裡﹐電影院裡沒有一些很吸引人的電影上演。於是﹐在很想看電影卻又無可選擇下﹐她唯有跟其他女生一樣﹐跑了去看《SEX AND THE CITY》。

我很同情她。當很想拋低身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好好醉心在那光與影的幻像裡頭﹐去忘掉處身的現實世界時﹐週圍所有電影院卻沒有一部合意的電影上演﹐的確是一件很苦的事。

可幸﹐這情況並沒有在都柏林出現。或者﹐我甚至可以這樣討人厭地說﹐我的苦倒是分身不下﹐去看罷每一部最近上演的電影。這一個六月﹐在愛爾蘭的首都﹐實在有太多很渴望一看的電影上畫。

早一輪的﹐有賓阿法力執導的《GONE BABY GONE》﹐係一個失蹤兒童的懸疑故事。跟現實生活裡MADELEINE MCCANN一案很相似。而電影當中帶出來的那個倫理道德問題﹐的確很值得大家深思。近來的﹐則有更多﹕俄羅斯電影《MONGOL》﹐是成吉思汗的故事﹔法國電影《PRICELESS》﹐係AUDREY TOUTOU零六年的作品﹔美國的《IN SEARCH OF A MIDNIGHT KISS》﹐幾份報紙評論都說﹐電影很有活地阿倫年青時候的影子。也想多給一個機會予M NIGHT SHYAMALAN。他的新作《THE HAPPENING》也趕上了這個繁忙的六月檔期。

讀畢電影中心寄來的介紹後﹐本來打算星期天下午去看《IN SEARCH OF A MIDNIGHT KISS》。那本月刊裡說﹕這是今年最讓人驚喜的發現。在黑與白的電影世界裡﹐配上了法蘭仙納杜拉那悠揚的歌聲﹐導演ALEX HOLDRIDGE跟我們講了一個很窩心動人的浪漫愛情故事。除了用上了活地阿倫來比擬外﹐電影中心的月刊也用上了另一部浪漫小電影《BEFORE SUNRISE》來相映。

豈料﹐卻碰上了滿天黑雲。我就再次讓懶惰征服了自己。縱然外面是有許多許多很渴望看的電影在上畫﹐我決定留在住所裡。況且﹐也在追讀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MY COUSIN RACHEL》。我是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了主角PHILIP ASHLEY身上。

不過﹐留在住所裡的星期天下午﹐讀了一會兒小說外﹐我倒也看了一部很窩心的電影《WAITRESS》。那是去年的作品。導演是美國人ADRIENNE SHELLY。

其實﹐早在去年已經知道這是一部不容錯過的電影。電影評論都是如此說。可是﹐也記不起是什麼原因﹐就是錯過了。於是﹐聖誕回港渡假的時候﹐就在阿丹那兒帶回那張DVD到都柏林。

電影其實沒有什麼高潮。都很平鋪直敘。從主角發現自己有了身孕開始﹐直到孩子出生完結。當中觸及的﹐有友情﹑事業﹑愛情﹑家庭﹑母愛﹑外遇。劇本很出色﹐每一句對白都寫得很細緻動人。都很DOWN-TO-EARTH的同時﹐也很使人難忘。的確﹐很難忘。老實說﹐我是能夠記得每一幕的同時﹐也能記下每一句對白。無錯﹐是每一句對白。

最喜歡那幾封寫給腹中塊肉的信。最喜歡醫生到家裡探訪主角的那一場戲。最喜歡電影裡面的所有歌曲和音樂。最喜歡......戲裡面的什麼東西﹐我統統都很喜歡。深愛著。我甚至立即翻看一遍。

很久很久很久﹐未有看過一部如此窩心的電影。

可惜﹐這是ADRIENNE SHELLY首部電影得到廣泛認識的同時﹐也是她的最後一部。

誠然﹐早死的都不一定是天才﹐不過﹐天才一定早死。

這是整部電影教人最悲傷的一件事情。

或許﹐全個法國也開始後悔選了薩歌齊做總統。

不過﹐我這個膚淺的香港男生﹐依然對他有點好感。那是愛屋及烏的關係。我喜歡的是現任法國第一夫人﹕BRUNI CARLA。

我以為﹐假如董趙洪聘有CARLA這樣的身材﹐這樣的美貌﹐和這樣的儀態﹐便是建華之亂害人程度更深﹑更廣﹐我敢相信﹐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一定不會發生。香港所有男性動物﹐又怎捨得失去CARLA這樣的一個第一夫人﹖

畢竟﹐香港是香港﹔法國是法國。

上月到布魯塞爾旅行的時候﹐所住的那間酒店擺放了許多過期的法國版《HELLO》雜誌。於是﹐我便花上了一個小時來吃我的早餐。因為我要啃完所有關於法國第一夫人的新聞。老實而言﹐與其說是CARLA的新聞﹐倒不如正確點說﹐係CARLA的照片。我的法文程度﹐不足以讓我去讀懂一句句子。

就是因為喜歡知道CARLA的一切﹐於是﹐關於薩歌齊的新聞﹐我也不會放過。HUSBAND AND WIFE。

在輪流擔任這個制度底下﹐這位法國總統將在下個月上任做半年的歐盟主席。為了不好接手一個爛攤子﹐在愛爾蘭對里斯本條約公投前﹐薩歌齊公開呼籲島上的的公民﹐希望他們都能夠接受這個歐盟憲法的變身﹐在公投裡面﹐投下一票贊成。他說﹕「愛爾蘭是欠下了歐盟太多。」

薩歌齊的論調﹐跟上司經常掛在口邊的說法﹐幾乎同出一徹。

閒談間﹐上司經常表示﹐愛爾蘭是眾多成員國裡﹐最受歐盟恩惠的一個國家﹐所以實在有義務去替歐盟做點事情。要不是歐盟的大量津貼﹐愛爾蘭不可能捱過那經濟大蕭條﹐不可能享受得了最近的黃金十年﹐也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年的時間裡面﹐從西歐最貧窮的國家﹐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按人均生產值來算第四富庶的國家。不過﹐似乎所有愛爾蘭人都忘記了以前的事情﹐不記得曾幾何時﹐生活是怎樣淒涼﹑歐盟對這個島國是何等重要。當越來越多人表示反對里斯本條約﹐她就很後悔自己沒有登記郵寄選票。因為公投那天﹐她身在日本﹐未能親自到選站投下她的贊成票。

不過﹐當聽從了《泰晤士報》的介紹﹐跑了去翻翻那部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FIXING FAILED STATES - A FRAMEWORK FOR REBUILDING A FRACTUREDE WORLD》後﹐我以為﹐這個說法似乎有點站不住腳。這是一本由兩位阿富汗人親自撰寫的書。一個叫ASHRAF GHANI，係前阿富汗政府的財相﹔另一個則是CLARE LOCKHART，為執業律師﹐在阿富汗首都工作了超過五年。

書裡面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反證﹕每年接受其他人援助的國家﹐多如銀河繁星。只是﹐有幾多個能夠真正冒起來﹖愛爾蘭是一個罕有的例子。由此可見﹐外國援助並不是一個國家能夠富起來的主要原因。要不﹐到了這個年頭﹐在這個世界裡面﹐就再沒有需要幫助的人﹑再沒有需要幫助的國家。

讀著讀著﹐我開始不同意贊成派的講法。

便是有大量的外國援助﹐假如沒有一個懂得好好利用這些援助的政府﹐貧窮的國家依然只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永遠不會繁榮起來。那些富庶國家只不過是把金錢投放在一個沒有底的黑洞裡頭。

所以﹐實在沒有誰欠了誰。始終﹐要解決困難﹐最終還得靠自己。靠自己的決心。旁人不過是在打氣。

我喜歡甄妮那首《東方之珠》的歌詞。這是我早兩個月前已經在這裡寫過的事。

很偶然地重溫了這一首電視劇主題曲後﹐在都柏林生活的這些日子裡﹐每當在報上﹑網上讀到香港政府的消息時﹐我都不其然地想起了這些曾在三十年前流行過的歌詞﹕

「極目望 困惑而彷徨
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現狀
新的生活 新的奮鬥
鬥志化為強勁力量
此小島外表多風光
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

念舊日 信念何還強
幾經風暴雨狂還冒巨浪
新的逼害 新的引誘
有正有邪 何處是岸
小島中路本多康莊
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絕望

若以此小島 終身作避世鄉
群力願群策 東方之珠更亮更光」

越唸越有意思。

猶記得﹐回歸後不久﹐那位偷步買車的財政司在立法會裡唱起了羅文的《獅子山下》﹐來勉勵全港飽受著建華之亂摧殘的市民。我倒以為﹐《東方之珠》方是政府中人應該經常掛在口邊的歌﹐尤其「此小島外表多風光﹐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和「小島中路本多康莊﹐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絕望」這兩句。假如身在高堂的人能夠經常想起這首歌的歌詞﹐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應該能夠繼續成為許多人的避世鄉。

今天﹐再次想起《東方之珠》﹐倒不是因為讀了出生地的新聞。腦海裡再次重現這首歌的歌詞﹐是因為在《泰晤士報》裡讀了一篇甘乃迪在1961年發表的演講。裡面有這樣的一段說話﹕

「To those people on the huts and villages of half the globe
struggling to break the bonds of mass misery﹐
we pledge our best efforts to 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
for whatever period is required -
not because of the Communists may be doing it﹐
not because we seek their votes﹐
but because it is right.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氣魄當然比我們的《東方之珠》壯麗雄偉更多。只是﹐其象徵意義跟《東方之珠》的歌詞﹐其實大同小異。掌權的人要幫助的﹐不是那些達官和權貴﹐而是要幫助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些bond to mass misery的人。

人家是美國總統。他拯救的不僅是美國的人民﹐還有全球等待救援的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因此他的說話當然有著世界列強領袖必須擁有的國際觀﹐當然有著敢於承擔世界一切的領袖所必須擁有的國際觀。畢竟﹐西方國家能夠依然領導全球﹐就因為他們的眼光能夠穿越國與國的界限﹐不受眼前所見所約束。

在香港掌權的﹐當然不用如此辛苦﹐也不被期望有什麼國際視野。因為跟西方國家的人民不一樣﹐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大家也不大關心地球另一邊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搞好眼前的一切﹐最多偶爾關心一下中國大陸﹐便成。

大家也不過是希望以這東方之珠來做自己終身的避世鄉罷了。

當然﹐這並沒有什麼褒和貶可言。還是老套的那一句﹕人各有志。

似乎﹐我是要與那個彩池無緣的了。

跟我往常一樣﹐當有大型的體育比賽舉行﹐都有同事搞上一個競猜遊戲﹐調劑一下緊張繁忙的工作的同時﹐也好讓大家有機會賺到一筆意外之財。跟往常不一樣﹐我發現自己竟然佔據了一個很不熟悉的位置﹕包尾。

談的﹐當然是全歐洲也在起鬨的歐洲國家杯足球比賽。曾幾何時﹐我以為﹐這是一個全球都會起鬨的比賽。因為參賽的球隊只限歐洲國家﹐競爭水平和劇烈程度尤勝世界杯。畢竟﹐縱然偶有佳作﹐亞洲﹑北美洲﹐以至非洲的球隊﹐在足球這項運動裡面﹐還不過是「二打六」的角色。

這情形完全可以在競猜遊戲裡體現得到。競猜歐洲國家杯每場比賽的結果﹐確實比世界杯的來得困難。對我而言﹐沒有一隊有必勝另外一隊的把握。尤其﹐自從上屆上演了一場希臘神話後。

因為有幾天到了另外一個郡開會﹐或去了外面上堂關係﹐都沒有回到公司﹐我是在比賽前夕才匆匆填下了整張表格﹐遞上了五塊錢。

假如早曉得會有近四十個人參加的話﹐我應該會花上點心思去了解一下那些球隊的陣容﹐我應該不會讓我的個人喜惡影響我的競猜。要知道﹐每人五塊錢做入場費﹐那個彩池就是超過了二千元港幣。是一筆很好的意外橫財罷。

我是用上了上屆世界杯的陣容﹐來定奪我的競猜結果。我是根據了自己的個人喜惡﹐否定了其他人都會認為是熱門的球隊的機會。

在實力如此接近的比賽裡﹐我選上了德國成為今屆盟主。我猜﹐他們在決賽射十二碼擊敗世界冠軍意大利。我喜歡看德國球員射點球。跟他們的民族性有關罷﹖他們都冷靜得使人感到害怕。於是﹐點球分勝負從來都是他們的必殺技。歷史上﹐沒有球隊能夠在十二碼裡贏過德國。

我討厭朗拿度﹐也討厭托惹斯。所以﹐在我的想像裡頭﹐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會蹣跚地出局。我不喜歡為了贏得金錢﹐出賣自己的靈魂﹐去替那些討我厭的球隊打氣吶喊。從來﹐我都很不明白﹐何解會有人下注在對方的球隊身上﹖為自己擁護的球隊高喊的興奮程度﹐難道不遠超在賭博上贏得的金錢﹖

也許﹐我是依然有點天真。甚至是天真得有點過份。也在社會打滾許多個年頭﹐想不到我依然會讓我的主觀思想控制了我的理智。

結果﹐首個週末後﹐我是一分也拿不到。當荷蘭4-1大勝法國後﹐我已經連續十場比賽猜輸了結果。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週邊的同事都只得張大了口。其實﹐是笑得合不攏嘴。(當然﹐除了身邊的那些法國人。)

我也不能夠想像。不好算戰果﹐那是很難猜中的事情。我是連誰勝誰負﹐也搞錯了。

當鄰座的E也笑著跟我道「我也比你多三分」時﹐我知道﹐我是沒有辦法贏得那個豐富的彩池了。

那天﹐填寫那份競猜表格時﹐E便轉個身來問問我的看法。對於足球﹐她是沒有太多認識。我跟她講了我客觀的意見。於是﹐她就比我多三分。

這篇其實寫於兩個月前。只因在早前那件茶杯裡的大風波的時候﹐朋友「投訴」在這個跟人共享的天地裡﹐經常充斥著陶傑的影子。有時候﹐甚至整篇都是引述那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的文字。故此﹐未有如期登上。也想過把此篇刪掉了事。不過﹐在書店裡隨手翻翻費詩截羅(SCOTT FITZGERALD)的那部名著後﹐我決定加上這短短的一段話後﹐便原篇登出來。

我以為﹐這件事情是早已經完結了。因為根本沒有什麼問題存在﹐所以也就根本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豈料﹐早前讀了陶傑一篇短文﹐方知道﹐原來竟然還未完結。

那天﹐陶傑寫道﹕

「馬會準備開放會員攜帶子女入馬場，遭到以『明光社』為首的道德團體圍攻，指此舉會有導兒童賭馬之嫌。既為馬會會員，其子女教育必兩化；讀教會名校、直升英國貴族寄宿中學、自幼習鋼琴、學芭蕾舞，而且五歲即隨同其上市公司主席之爹哋坐郵輪，暢遊加勒比海與北歐，說不定還去過澳洲，親自學過策騎。前英殖主人創辦馬會，不是為了爛賭，而是為了賞馬、玩馬，以賞馬交上流品味的良友。馬會會員的子女，教養必然優質，並非『明光社』社員一廂之想像，帶子女進來學習賭馬。特區道德團體以小人之心，度高等華人之腹，連馬會會員如何教子女也要橫加干預，不知道照鏡子，香港還有沒有自由？既是如此，『明光社』為何不進一步禁止兒童居住在旺角砵蘭街和上海街？住在這兩條街的小孩，耳濡目染，豈非女童長大會爭做性工作者，男童必變為慣性嫖客？香港有這群蒼蠅曱甴一樣令人生厭的道德團體，怎會是一個『國際都市』﹖」

這種古靈精怪又教人失笑的事情﹐除非不知情﹐否則我怎可能不在這裡記過一筆。翻查一下後﹐原來是去年九月的事情了。

那天﹐我寫道﹕

「假如他們的立論正確﹐即容許馬主的子女進入廂房觀看賽事及到沙圈拉頭馬﹐會鼓勵兒童賭博﹐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准許未滿十八歲的孩童到超級市場去﹔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准許未滿十八歲的人到便利店去。因為超級市場裡面有酒精飲品出售﹐容許兒童進入﹐按照那個監察賭博的組織推論﹐就是會鼓勵兒童飲酒﹔同樣地﹐因為便利店裡面有煙草出售﹐准許兒童進入﹐也就是會鼓勵兒童吸煙。

假如香港的NGO是有點水準﹐媚共的和爭取平等的﹐就應該立即要香港賽馬會容許所有未滿十八歲的人進入馬場﹐而不是讓這個無聊團體﹐在週日無甚大新聞的時候﹐胡亂發炮。

何解要馬會容許所有未滿十八歲的人進入馬場﹖媚共的﹐就是說要讓全港市民多多認識馬匹﹐好迎接明年的奧運馬術比賽(縱然賽馬跟馬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爭取平等的﹐當然就要批評香港賽馬會只准許馬主未滿18歲子女入場﹐等於歧視沒有養馬的人﹐間接就是歧視貧窮。」

沒有了英女皇的庇蔭﹐有刁民開始找賽馬會生事端﹐完全可以理解。

不過﹐當讀著陶傑的短文﹐也重讀著我的文字的時候﹐竟忽然想起了《大亨小傳》的第一句。那句父親經常教導的話。

「每次批評別人之前﹐該要想起別人從來沒有自己這樣幸運。」

搬到歐洲生活後﹐還是首次感受到眼巴巴看著別人有權投票﹐而自己只能做個旁觀者的感受。不是自己沒有一點公民意識﹐而是沒有資格。

我講的﹐是今天(倫敦時間)在愛爾蘭舉行的那個公投。是對那個由早已流產的歐盟憲法變身出來的里斯本條約的公投。愛爾蘭是唯一一個會對這條條約進行公投的國家。因為這是這個島國的憲法所規定的。任何影響到國家憲法的事情﹐都要由全國公民投票表決。我以為﹐假如沒有了這一項規定﹐愛爾蘭政府也會跟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草草簽了這條條約了事。對歐洲政客而言﹐當年法國和荷蘭的公民一起對歐盟憲法說不﹐依然歷歷在目。早陣子﹐英國首相白高敦便尷尬地﹐在國內一片反對聲下﹐鬼鬼祟祟地去了里斯本﹐在那份條約的文件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民望暴跌的開始。

觀乎此﹐我便應當很明白﹐何解我不能在這個公投裡發出一把聲音。雖然﹐我是愛爾蘭的登記選民﹔雖然﹐我可以在愛爾蘭大選裡投下神聖的一票。不過﹐我就是沒有資格參預這次公投。當其他英國公民也不能對里斯本條約公投的時候﹐我這一個未曾在英國交過薪俸稅的英國公民﹐又怎能夠投天換日地藉著在都柏林生活之便﹐對這個歐盟憲法的變種投下或贊成﹑或反對的票﹖

我同意﹐我是不應該有資格參預這個公投。

所以﹐我實在沒有花上一點心思﹐嘗試了解一下里斯本條約的內容。

縱然老闆不時跟我表示﹐越來越擔心沒有足夠票數通過這這條條約。她說﹐愛爾蘭是眾多成員國裡﹐最受歐盟恩惠的一個國家﹐所以實在有義務去替歐盟做點事情。要不是歐盟的大量津貼﹐愛爾蘭不可能捱過那經濟大蕭條﹐也不可能享受得了最近的黃金十年。她很後悔自己沒有登記郵寄選票。因為公投當天﹐她身在日本﹐未能親自到選站投下她的贊成票。

縱然街上滿是反對歐盟憲法的橫額﹐火車站入閘處每天下班的時候﹐總有大批人給你遞上反對歐盟憲法的傳單﹐報章電視開始形成一個似是而非的同時﹐又似非而是的結論﹕我們怎能對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情﹐投下贊成票。民意調查顯示﹐越來越多人同意反對歐盟憲法的人的看法。投反對票的人已經首次超過投贊成票的﹐而沒有表態的﹐將不會在公投當天投票。

在身邊週圍熾熱的氣氛底下﹐我就是未能說服自己﹐了解一下里斯本條約的內容。我為何要去了解﹖白高敦早已草簽了。

那天﹐開完會後﹐小妮子答應開車送我回公司。看看錶﹐原來已經一點鐘﹐便提議她跟我一起先吃過中飯才走。她也有點餓﹐就帶我到她公司附近的一間酒館去。

我們天南地北地暢談著。當然﹐少不免談及里斯本條約。我竟然無知地跑了去問她﹐是贊成﹖還是反對﹖因為我是答不上了口。

至於﹐小妮子回答得是否有點不自然﹐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她很含糊地表示﹐還要花點時間去了解一下條約的內容方能決定。

那天晚上回家後﹐收到了朋友的電郵。裡面都是陶傑近期的文章。其中一篇﹐他寫道﹕「在外國，大選時探詢人家支持哪一個黨，有如探詢人家的性傾向、每月工資多少，是一種很offensive的行為。」

為什麼要讀陶傑﹖這又是一個例子。

在酒館裡﹐碰上了ENDA。他正跟BRENDAN在後園的一角﹐點起了香煙聊著天。自年多前﹐他調職到公司一個在CO TIPPERARY的地盤後﹐已經沒有太多機會跟他一起飲酒。記得他講過﹐他並不打算搬回都柏林。因為愛爾蘭首都的生活指數實在太高。

我立即跑了上前跟他打個招呼。當然少不免唱起「SO SALLY CAN WAIT﹐SHE KNOWS IT TOO LATE﹐AS SHE'S WALKING ON BY......」。我跟ENDA和BRENDAN相識﹐便是從綠洲樂隊開始。那天﹐小妮子介紹這兩個男生給我認識。她說﹐他們都很喜歡音樂。ENDA問我喜不喜歡OASIS。我答道﹕「I DON'T LIKE THEM. I LOVE THEM.」。自此以後﹐《WONDERWALL》和《DON'T LOOK BACK IN ANGER》的歌詞﹐便成為了我們在酒館裡的「HOW ARE YOU﹖」。

平常時候﹐我不大喜歡別人吸煙。不過﹐在酒館後園空曠的地方﹐我倒不介意跟朋友一邊飲酒﹐一邊吸煙﹐一邊聊天。我以為﹐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地方﹐我們確實需要沉淪一下。畢竟﹐不知道地獄﹐我們不會曉得天堂。

幾品脫下肚後﹐ENDA提議轉飲伏特加。我和BRENDAN都不反對。仿彿我們都有點事情要慶祝﹐又或者我們都要多興奮一點。

正等候酒保送來三杯伏特加時﹐ENDA突然問起了你。

我有點錯愕。因為我實在沒有想過﹐竟然會有一個只懂說英語的人能夠看穿了我中文的心事。因為我實在不相信﹐除了你和我外﹐還有第三者知道我們整個下午MSN般交換過電郵。一時間﹐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更遑論找來一些英語生字來翻譯心裡面有點複雜的思緒。

可能見我有點不知所措﹐BRENDAN便嘗試替我解圍道﹕「我相信﹐這一個人在香港有很多女生。下個月﹐我便會親自去尋找答案。」這個愛爾蘭男生已經辭職﹐下月起開始環遊世界。香港是他其中一站。他打算在那兒小住四天。

我望望他們兩個人﹐一口氣喝光了酒保剛送過來的酒。有點清醒了﹐然後笑著道﹕「你們都可能有點誤解了我的意思。」

他們當然都誤解了。因為我只是奇怪我心裡面的一些奇怪。

近來﹐不知何解﹐歡喜上了到網上下載一些五﹑六年前在香港流行過的一些廣東歌。其中一首﹐是陳慧琳的《如果我們還在戀愛》。

其實﹐隨著幾年前的一次電腦故障﹐這首歌已經再沒有在我的腦海裡和我的電腦裡﹐留下一絲的痕跡。縱然它曾經是一首你很喜歡的歌﹔縱然它曾經是一首我很喜歡聽著你很幽怨地唱著的一首歌。

那時候﹐我們才偶然地認識了。在幾次朋友的卡拉OK聚會裡﹐都碰上了你﹐都聽到你很用心地唱畢整首歌。無疑﹐我是給你的歌聲吸引了。經打聽下﹐我明白到何解你會唱得如此感動。

意外地在網上碰上了這一首歌﹐便勾起了過往的那些細事。當iTUNE一次又一次地播放著這首歌時﹐我閉上了眼睛﹐回憶著你的歌聲。我也好像聞到了那點點的尼古丁的味道。我很希望你會再很有感情地唱著裡面的歌詞的同時﹐我也很不希望你會再很有感情地唱著裡面的歌詞。

我以為﹐我是不會再知道你的近況。因為你不會告訴我。我也沒有興趣知道太多。朋友口中的三言兩語已經很足夠。我決定搬到歐洲生活的時候﹐你也沒有跟我講清楚。我以為﹐我是沒有這個權利知道的了。於是﹐我也勸服了自己﹐不再對你的一切有丁點兒的興趣。你既然要忘掉我﹐我也唯有去忘掉你。

想不到那天下午﹐你給我送上了一個電郵﹐告訴了我你的近況。

有點巧合罷。原來﹐我真的在都柏林聽到你再次唱起了那一首歌。我奇怪﹐一切是否能夠重新來過一遍。

我有讀《蘭開夏道》的習慣。越讀﹐越喜歡王迪詩。有時候﹐我甚至想﹐我愛上了她。

或者﹐我應該這樣說﹐假如每個香港女生都像王迪詩一樣﹐香港將會是一個天堂。我以為﹐一座城市究竟是天堂與否﹐完全跟在那兒生活的女生有著直接的關係。要知道﹐到了這個世紀﹐整個世界已經是由女生撐起來的了。無論是否願意﹐男生都要開始靠邊站。雖然﹐到了今年十一月﹐美國還未有首位女總統。不過﹐只要讀過《泰晤士報》上星期的那篇特稿﹐讀過那份英國傳統報紙一口氣介紹的十五個對西方國家元首一職虎視眈眈的女生後﹐大家應該同意女生統治世界的時代﹐指日可待。也不好忘記德國現任總理便是女生。

早陣子﹐在那個每逢星期六在《信報》刊登的專欄裡﹐王迪詩說﹐蘭桂芳已經成為最新一個自由行攻陷的地方。只見那些餐牌裡面都變成了簡體字﹐亦經常有些普通話大使無緣無故在身邊穿梭﹐於是﹐她跟一眾友好最近出沒的地方已經改為HALO、雲咸街一帶的地方。

香港回歸中國已經近十一年﹐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地方當然越來越少。縱然已經搬到歐洲生活﹐這個改變我是依然能夠理解。到了2046年﹐假如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還有一些香港人能夠殘存下來﹐他們能夠出沒的地方就只有自己的住所。在五十年不變的口號底下﹐香港再不會有香港人容身的地方。

這是在1984年給別人定下來的命運。是改變不了。除非我們勇敢地做一次中國人﹐跑去推翻我們所敬重的英國人的合約精神﹐不去履行那一張現代的《北京條約》。

當然﹐我是在痴人說夢。更何況﹐我是晚了四份一世紀講這樣的說話。

所以﹐當身邊幾個同事嚷著辭工到世界各地旅遊的時候﹐我知道﹐他們選擇香港為其中一站是正確的。在回歸還只不過十一年的事時﹐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還有適合他們這些西方年青男女的地方。至少﹐他們到過上海和北京後﹐還應該到香港走走。

我答應為他們介紹些地方。於是﹐那天中飯後﹐便留在公司﹐在電腦面前打下了一些香港地方的名字。

我介紹了他們到西貢﹑赤柱的沙灘去。順便吃海鮮﹐或逛逛那個挺特別的市場。我也介紹了他們去南丫島。我寫下了銅鑼灣﹑旺角﹑尖沙嘴的同時﹐亦寫下了PACIFIC PLACE和IFI。我提議他們去AQUA、去FELIX、去DRAGON I。我跟他們說﹐掛念TEMPLE BAR的話﹐可以到蘭桂芳﹑諾士佛臺走走。

不過﹐當讀了王迪詩的那篇文章後﹐我想﹐也許﹐我該多加上HALO、雲咸街。或者刪掉蘭桂芳與DRAGON I。

要到香港旅遊﹐的確要趁早。

趁整個前英國殖民地還未給自由行攻陷。

否則﹐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到過上海和北京後﹐為甚麼還要南下來香港﹖尤其﹐當香港已經沒有太多的王迪詩。

在早前的一封電郵裡﹐朋友寫道﹕「D，你是我認識的朋友中﹐感情最豐富的一個。」在這句話後面﹐她加上了一個備註﹕「留意﹐我沒有用上『之一』這兩個字。」

我不知道我是否感情豐富。不過﹐假如愛恨分明是感情豐富的唯一元素﹐我得承認﹐我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因為我會百二分愛我愛的﹐我也會百二分憎我憎的。

跟許多人一樣﹐我愛我愛的﹐我喜歡我喜歡的。只是﹐我還會愛我愛愛的﹐憎我愛憎的﹐喜歡我喜歡喜歡的﹐討厭我喜歡討厭的。我愛屋及烏的同時﹐也厭屋及烏。今天我愛的向你宣戰﹐你便從此是我的敵人﹐直至我愛的決定跟你言和。今天我喜歡的跟你反面﹐我和你便從此各行各路再不往來﹐直至我喜歡的決定與你再次友好。我愛的愛的就是我愛的﹐我愛的憎的就是我憎的。

愛﹐從來就是如此盲目。憎﹐亦然。在這裡﹐「愛」和「喜歡」是可以交換使用﹐「憎」和「討厭」也是一樣。

我愛愛華頓。於是﹐一切跟愛華頓有關連的都自然地成為了我愛的人和事。像泰國的象啤﹑藍色等。也於是﹐一切站在愛華頓的對立面的都自然地是我討厭的人和事。像朗尼﹑利物浦等。

我得講清楚﹐我不知道這是否大家所認識的愛恨分明。不過﹐這確實是我所認識的愛恨分明。

本來﹐沒有打算過到電影院看《GONE BABY GONE》。因為這是賓阿法力的作品。我不喜歡這一個人。

我不喜歡他﹐因為他曾經是桂麗芙柏德露的男朋友﹐因為他最後拋棄了那個我最喜歡的一位女明星。一位陶傑很喜歡的一位女明星。也許﹐這一切都是傳聞﹐都有些不盡真實的地方﹐甚至完全錯誤。不過﹐我已經沒有心思去探究。要愛上的已經愛上了﹐要討厭的亦已經討厭上了﹐還用去查根究底﹖都很難改變得了。

決定到電影院看《GONE BABY GONE》﹐是讀了早陣子賓阿法力在《泰晤士報》裡的一篇專訪。

在西方傳媒裡﹐娛樂新聞當然也有扒糞的。畢竟﹐都是從這兒開始的。只是﹐跟香港的傳播世界很不一樣﹐在一大堆扒糞的新聞以外﹐西方的文字媒體裡﹐還有些閃耀著燦爛智慧光芒的娛樂圈的報導。那篇刊登在《泰晤士報》的訪問﹐便是那些所謂華文知識分子報章娛樂版記者的絕好教材。

由於電影上映在即﹐賓阿法力當然少不免提及自己這部最新作品。也談到了去年押後電影上畫的決定和MADELEINE MCCANN。在記者細膩的筆觸下﹐這位剛轉做導演的演員﹐談到了自己的電影世界。他說﹕「在這一行打滾﹐你要有點幽默感﹐也要有點厚面皮。」(You need a sense of humour and fairly thick skin in this business.)

是那位記者寫得有點出色罷。我很喜歡那篇訪問。也開始改變了對賓阿法力的看法。我同意﹐當全世界都在談論MADELEINE MCCANN的時候﹐實在不適宜把這部同樣講失蹤女孩的電影推出市場。況且﹐電影故事跟現實情節有點相似的同時﹐電影中那位小演員﹐亦的確跟MADELEINE MCCANN很相像。這位導演說﹕「MADELEINE MCCANN是一件生與死的事。沒有人能夠輕視。延遲公映﹐是我們能夠所做的事情。畢竟﹐也只不過是一部電影罷了。」(Madeleine McCann's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body is taking it lightly. It is the least anyone can do to delay the release. It's just a movie, after all.)

一部如此出色的電影﹐實在不應該有機會讓其他扒糞的人做文章﹐遮蓋了電影本身的光芒。

當戲院燈光再次亮起來的時候﹐我隨著導演的引導﹐陷入了沉思當中。同時候﹐我也想到﹐或者﹐我實在不應該再這樣愛恨分明﹐假如這叫做愛恨分明的話。

布魯塞爾﹐歐洲大陸的首都﹐的確是一座沒有人會不感興奮的城市。

假如那馳名世界的黑色啤酒和那些蒸餾特別不同德威士忌﹐是吸引世人來到都柏林的唯一原因﹐那麼這個同時是比利時首府的城市﹐確實比愛爾蘭人更懂得發展旅遊業--有著過百款啤酒的同時﹐也有著過百間不同的巧克力店。當男生可以在酒館裡捧著那厚厚的酒牌﹐細細品嘗研究每個牌子每種味道的啤酒﹐女生就可以鑽進每條大街小巷﹐逐間巧克力店閒逛﹐尋找自己喜歡的獨一味道。

上個月﹐在比利時的三天兩夜裡﹐我有點不相信﹐這個歐洲小國的人民﹐竟然不是全球消耗酒精最多的民族﹔我也有點不相信﹐在這個細緻動人的國度裡﹐竟然可以容納得下這麼多的巧克力店。

在布魯塞爾﹐酒館的數目並不算多。至少﹐比英國﹑愛爾蘭都少。不過﹐每間酒館裡所售賣的啤酒種類﹐定必比任何一間英國﹑愛爾蘭的酒館多很多﹑很多。因為﹐據估計﹐共有六百間釀製啤酒的工廠在比利時經營。

比利時是一個研究啤酒的民族。他們有一個介紹不同種類啤酒釀製方法的博物館。大致上說﹐比利時的啤酒可以分為﹕

(1) TRAPPIST：那是比利時的國寶。呈金黃色﹐味道較強﹐質感卻很柔滑﹐酒精濃度大概6%。那些出名的牌子有CHIMAY、ORVAL、ROCHEFORT、WESTMALLE和WESTVLETEREN；

(2) ABBEY：也是國寶之一。味道較淡。LEFFE便是其中的一款；

(3) WHITE：是一種朦朦淡色的小麥啤酒﹐酒精濃度比較低﹐才得4-5%﹐適合夏天暢飲。HOEGAARDEN和STELLA ARTOIS都屬於此類；

(4) WINTER：顧名思義﹐這當然跟WHITE完全不同。這是酒精濃度極高的啤酒。DUVEL是8.5%﹐BUSH更高達12%，所以適合寒冷的冬天；

(5) LAMBICS：是一種要放在酒桶裡發酵四年的啤酒﹐大都帶有果味。車里子味道的叫KRIEK，紅莓味道的則叫FRAMBOISE；

(6) GUEUZE：類似香檳的啤酒。CANTILLON就是這一種。

還有酒杯的研究。比利時人認為﹐飲不同的啤酒要用不同的酒杯。

在一個研究啤酒可以得博士的國家﹐其人民竟然不是全球消耗酒精最多的民族﹐可能跟其太接近理性得近乎可怕的德國有關。

雖然跟釀製啤酒一樣﹐巧克力在比利時首府也有一間專門博物館﹐不過﹐跟那些主要以男生為顧客對象的啤酒不同﹐售賣這種以女生為主要對象的東西的店實在多如銀河繁星。一條小巷裡才不過十間商店﹐只是便會有五﹑六間不同牌子的巧克力店。各有其特色的裝璜﹐各有其過人的獨特味道。

從前﹐因為伊經常在耳邊跟我講這種咖啡色的小東西﹐所以勉強地也記下了一些名字在腦海裡﹕GODIVA﹑LEONINAS等。到其他地方旅行﹐碰上了一些本地的巧克力﹐總會買回來給伊做手信。

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的確﹐也有些時候未有去留意這種每個女生都喜歡的咖啡色小東西。

於是﹐在布魯塞爾的街頭﹐望著那些一間又一間的巧克力店﹐便不其然地想起了那些以往的細事。那些關於伊的種種細事。

也許﹐是我在酒館裡飲得太多不同種類的啤酒罷。

近日﹐各自跟父母談電話﹐都不約而同地談到糧食問題。原來﹐雙親也留意到﹐這是西方社會近來最關注的問題。我跟他們說﹕「似乎是來得有點晚了。去年這個時候﹐美國有兩位學者已經大聲呼籲﹐要各國政府開始關注因為生物能源而造成的糧食問題。只不過﹐沒有人聽得入耳。畢竟﹐大家關心的﹐都只是眼前的問題。要到超級市場的賬單﹐在短短十個月內暴升超過一倍時﹐大家才會赫然發覺以往的無知。」

四十個世界各國領袖在六月三日開始﹐便一連三天在羅馬舉行聯合國緊急糧食會議﹐商討解決當前危機的辦法。

讀著近來報紙的報導﹐我慶幸自己有讀陶傑文章的習慣。老實說﹐當大家還未意識到糧食將會發生問題的時候﹐我已經知曉﹐這是一個早晚會發生的問題。

那不是因為《黃金冒險號》的作者早在其專欄裡﹐跟那兩位高瞻遠矚的美國學者一樣﹐了解到在油價高企的時候﹐假如我們繼續不問因由地用食物來製造能源﹐我們只會把貧窮線以下的人推往飢荒。我有幸能夠比其他人早點時候知道問題的發生﹐都因為我聽從了陶傑的介紹﹐會偶然讀讀《外交事務》這一本雙月刊。我的確經常緊記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的說話。我記得他講過﹐在英語世界裡﹐有些雜誌是不能錯過的。這本藍色封面﹐裡面除了廣告外﹐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一幅圖片也沒有的雜誌﹐是他的其中一本介紹。

去年五﹑六月那一期﹐這本美國雜誌便刊登了C FORD RUNGE和BENJAMIN SENAUER兩位教授的聯名文章﹐以喚起世人早點關心一下這個早晚會發生的問題。那篇文章題為《HOW BIOFUELS COULD STARVE THE POOR》。他們說﹐在能源問題底下﹐在石油價格高企底下﹐農民發覺把穀物賣給再生能源公司﹐能夠賺得更多利潤。於是﹐越來越多農民不再為了解決實際肚餓而種植穀物﹐越來越多穀物不再成為食物。也於是﹐一連串的糧食問題﹐便從此骨牌效應般連鎖式地發生。

當全球都體會到食物價格高昂時﹐大家開始發現現在的生物能源計劃﹐實在有點問題。不過﹐同時候﹐大家以為﹐這個問題提前了發生﹐皆因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稠密的國家都崛了起來。裡面富有了起來的人﹐都開始跟西方國家的人﹐一起爭奪糧食。所以﹐在供求效應下﹐價格便颩升了。

也許﹐有些中國人會對西方傳媒如此報導很不滿﹐以為那又是另一種抹黑這個經濟巨人的手法﹐以為那又是那些不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的陰謀和手段。畢竟﹐大量大量地把食物投放在能源上﹐方是現在糧食問題的原因。那都是西方社會的錯。

不過﹐當讀了早前在《泰晤士報》的一篇專欄後﹐那些不懂思想的中國人的憤怒﹐會得到一點點冷卻。

那天﹐歷史學家FELIPE FERNANDEZ-ARMESTO寫道﹐我們的問題其實是食物太過便宜﹐弄得大家因為吃得多變成痴肥﹐變得很不健康。把食物價格提昇﹐便是好讓我們不會吃得太多﹐讓我們回復本來的健康。

的確﹐要多謝中國和印度那些暴發戶。他們終於為世界做了一件好事。

早陣子﹐在這個與人共享的天地裡﹐碰上一個同是住在都柏林﹐也在同時候讀著《圍城》的台灣人。他在這裡留了言。我發現﹐原來他在網上也有一個自己的專欄。好奇下﹐便跑去看看。

讀了他一篇近期在愛爾蘭寫的文章。他談到雜誌。他寫道﹕

「我非常熱愛看雜誌，雖然看來看去逃不出那幾種主流類別：時尚、商業、娛樂等等，但是只要有可以看雜誌的機會，我絕對不放過。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有非常多機會可以閱讀各種時尚雜誌，加上原本就有買雜誌的習慣，搬離宿舍的時候幾乎是寄了一箱雜誌回家。

在愛爾蘭待一陣子之後，開始想找些雜誌來看，卻發現雜誌選擇雖多，卻找不到想看的。男性雜誌的架上滿滿的波霸雜誌或體育雜誌，男性時尚雜誌卻寥寥無幾，頓時有種青黃不接的感覺。

......愛爾蘭的流行文化深受英國影響（而且本身體質也不太好），上面這兩本英國的波霸週刊（Nuts & Zoo）在這裡也很容易找到；在近幾年來月刊類的雜誌銷售越來越差的情況下，這種沒營養的週刊也就慢慢佔據架位了。

習慣閱讀中文的雜誌，多多少少已經已經被那些制式的排版跟內容所制約；在愛爾蘭只有英國版的國際時尚雜誌，頓時間也難消化這些大雜燴似的英版《GQ》和《ESQUIRE》，而《GQ Style》的水準又差強人意，惡性循環下來實在是叫我痛苦了好一陣子。雖說如此，倫敦作為近來最火紅的時尚新都，必然有些好的刊物會隨之出現，而這些好貨當然也澤披愛爾蘭啦。」

他介紹了四本﹐分別是﹕《MAN ABOUT TOWN》﹑《ANOTHER MAN》﹑《WONDERLAND》和《FANTASTIC MAN》。

我跟他有點相同﹐同時候﹐也跟他有點不同。我亦愛看雜誌﹐不過﹐卻從來對那些所謂男性時尚雜誌毫無興趣。我愛翻的﹐不是體育(很多時候﹐這個「體育」其實獨指足球)，便是時事。

正如那位台灣人所言﹐搬到都柏林生活後﹐是更容易接觸到英國的出版。於是﹐不定期地﹐我都會閒來跑到聖三一學院對面的READ，翻一翻雜誌。因為這兒的雜誌都有九折優惠。我愛的依然是《經濟學人》﹑《每逢星期六》和《私眼》。也有美國的出版﹕《外交事務》。

近來﹐我發想﹐原來《經濟學人》出版了一本軟性雜誌﹐叫《智慧生命》。是一本季刊。起初﹐我以為﹐那是跟《金融時報》那本《如何花錢》走相同路線的雜誌。不過﹐讀畢對MARTIN SHEEN的訪問後﹐我知道﹐我會喜歡上這一本雜誌。MARTIN SHEEN便是在劇集《白宮群英》裡﹐飾演美國總統的那個演員。

談到《白宮群英》﹐便想起孔少林和方卓如。還記得﹐孔少林曾在其前《信報》專欄裡寫道﹕「二十年前初出道的時候，當時的老闆見我喜愛閱讀，給我意見︰『我們大部分人是時間太少，想讀的太多，假如你一星期只有時間讀一份雜誌，你要讀《經濟學人》。』幾年前我重遇這位老闆，他今天是叱風雲的財經界人物，我告訴他︰『你給我的忠告通通忘掉了，只是從未錯過一期《經濟學人》。』」

早知道《經濟學人》是本不容錯過的雜誌﹐不過﹐想不到它那本軟性雜誌一樣出色。何況﹐裡面的內容都是我喜歡的東西﹕書﹑電影﹑舞台劇﹑音樂﹑體育﹑旅遊和展覽。

我應該也考慮了很長時間了罷﹖不過﹐依然未有行動。都因為太懶。那是自小養成的習慣。現在﹐是無論如何也改掉不了。白日做夢時﹐我會想﹐假如小時候不是這麼懶惰﹐我現在應該有點所為﹐不會依然一事無成。

心裡大概數數﹐我打算到法國文化協會重修法文﹐至少也有一年了。可是﹐直到今天﹐我還是未有跑去報名。

一個懶惰的人﹐總有其推搪的藉口。不過﹐說起來也有點奇怪﹐每次準備報名的時候﹐都會發現原來剛剛過了報名截止日期﹐亦開了課。於是﹐每一次﹐都會暗罵一次自己﹐要自己上心點﹐該緊張一下自己的事情。可是﹐我就是那種懶惰得連自己的事情﹐也懶得上心點的人。

我知道﹐我是無藥可救。

最近﹐無意中讓我發現﹐原來夏季課程開始接受報名。便到其網頁看過究竟﹐查看一下詳情。

正準備填妥報名表﹐選擇上課時間的時候﹐我那懶惰的老毛病又發作。原來﹐夏季課程每個星期也要上兩晚。我是嫌多了一點。從來﹐我都是打算每個星期﹐找一晚上課罷了。

不過﹐我的確很想重讀這個在初中時候放棄了的語文﹐以方便以後到巴黎渡週末。我甚至想過在法國首都買一個小小的單位﹐好讓自己浪漫地感受一下海明威筆下的巴黎。我承認﹐讀畢《流動的嚮宴》後﹐我是中了毒。

於是﹐直現在﹐內心依然掙扎著。我怕﹐我又會再一次錯過了報名的日期。如無意外地。

當然﹐如舊﹐我也有我的藉口﹕都怪那幾個從法國來的同事。

那天﹐在酒館裡﹐我跟他們提及到自己打算到法國文化協會﹐報名讀書這件事。S說﹕「假如你只想一個星期上一次課的話﹐我有一個好提議。每個星期五晚上﹐我們都在酒館裡講法文。我想﹐沒有什麼比跟法國人一起飲酒聊天﹐更容易學得到法文的了。」

「你是來認真的嗎﹖我怎麼可能了解得到你們的說話﹖」我很懷疑。

「不過﹐你有點天份。你叫我的名字時﹐那個『r』音發得很法國。」JM支持著同鄉道。

「那是因為我小時候學習過一點法文罷了。」我解釋道。我是有點謙虛。我知道﹐學習語文﹐我的確是有點天份。我可以很正確地發出法文裡面那個「r」音外﹐我也可以很正確地發出西班牙文裡面那個「r」音。只是﹐我就是沒有一點勤力﹐去把我那天賦的小聰明﹐變成大成就。

「既然懂得意點點﹐那不就成了嗎﹖」那些法國人有點興奮地說。

於是﹐我也錯覺地以為這也是一個方法。於是﹐我又會再一次如無意外地錯過了到法國文化協會報名的日期。

我知道自己是太懶了。我就是懶得去改變自己的缺點。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經不覺間﹐我已經成為了一個SPURMO。好的﹐我應該用詞準確一點。我該說﹐我也快要成為一個SPURMO。

這是我最新學曉的一個英文生字。

早陣子﹐朋友在其專欄裡高呼「原來『恐龍』還未絕種」後兩天﹐《泰晤士報》亦刊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裡面談及SPURMO。邏輯上來說﹐SPURMO不等於朋友口中的「恐龍」。朋友指的﹐是那些很懂得女生心意﹑該甚得女生喜歡卻又未得到任何女生歡心的男人。那些「恐龍」不過是SPRUMO的其中一個SUBSET﹔並不是所有SPURMO都是那些未絕種的「恐龍」。

便是明白這個邏輯﹐讀著那篇《泰晤士報》專欄﹐也不其然地想起了朋友的說話。是有點湊巧嗎﹖其實﹐更湊巧的是﹐文章刊登前早幾天﹐我才在酒館裡﹐學著王爾德的口吻﹐大喊道﹕「當週邊每個人都已經成家立室﹐還未結婚的是註定要給別人遺忘。」

其實﹐早在丘世文還用著「胡冠中」這個筆名﹐在《突破》雜誌寫文章時﹐他便寫過這一個題材。只是那時候﹐大家還未用上SPURMO這一個英文生字。這位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畢業生的結論為﹕「像這樣有價無市的獨身男人現時可能數以萬計﹐足以形成具代表性的一種分類群。他們年輕時明智地渡過了危險期﹐卻萬料不到一忽兒已闖進了另一個危險期。COME ON YE FAIR AND TENDER LADIES﹐TAKE THEM OUT OF PITY！」那篇文章收錄在《在香港長大》裡面。

也許﹐這一次﹐我是終於看到了別人都看到的社會問題。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應該算做一個社會問題。或者﹐該跟隨丘世文﹐用上這一個詞彙﹕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新現象。

的確﹐在閒來時候﹐會有孤獨的感覺﹐因為以前一起飲酒聊天﹑暢談波經女人經的老友﹐都因為家室而不會再經常在身邊出現﹔的確﹐會慢慢降低對別人的要求﹐不是對心儀的異性﹐乃是開始跟一些以前根本不會往來的男人飲酒聊天﹑暢談波經女人經﹐因為總需要找些人來替代以往的老友。

不過﹐身為一個SPURMO﹐也有值得驕傲的地方。

這就是SPURMO對社會經濟的貢獻。

沒有了SPURMO﹐沒有了這些沒有家室沒有孩子的經濟獨立的男人﹐誰會去買豪華跑車和名錶﹖誰會去買那些高科技新產品和那些男性用品﹖誰會去幫襯那些貴價的情調餐廳﹖誰會不時到處旅行﹖誰去支撐著全球的體育工業﹖

也莫忘記﹐沒有了SPURMO﹐這個世界將會缺失了一大片光澤。作了古的SPURMOS有﹕牛頓﹑梵高﹑伏爾泰﹑貝多芬和萊特兄弟。近代的則有﹕佐治古尼﹑積尼高遜等。

究竟什麼叫SPURMO？

STRAIGHT PROUD UNMARRIED MEN OVER-30是也。

那篇《泰晤士報》專欄﹐是這樣結尾﹕「還記得以前那些漂亮女生嗎？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她們沒有給予過我們一點機會。不過﹐當過了三十﹐依然單身的話﹐在那無形的巨大女性壓力底下﹐她們不得不降低擇偶要求﹐也就同時給予了我們很大的機會。」(Remember all those beautiful women who wouldn't give you the time of day when you were in your twenties? If they are still single, in their mid-thirties, desperation has probably caused their standards to drop low enough for you to stand a serious chance.)

作者以為﹐這是SPURMO應該高興樂觀的地方。

不過﹐我卻想起了丘世文那篇文章裡面的一句說話﹕「同年代相識異性早已在他們上進時期紛紛嫁人。縱然仍有未嫁的﹐WELL﹐SELF-EXPLANATORY。」

當然﹐一個SPURMO﹐也很SELF-EXPLANATORY罷。

明年今日﹐我應該會在香港罷。直到現在﹐我依然想不到一個理由﹐在這樣的一個日子裡﹐不在香港。

我當然希望參加紀念天安門大屠殺二十週年的活動。那時候﹐香港應該還是在中國境內唯一一個能夠公開悼念那些給冷血政府屠殺的中國人罷。假如只能跟大陸的同胞一樣在地下紀念那些二十年前為國捐軀的烈士﹐我也要在香港為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默哀一分鐘。

只是﹐老實說﹐這不是我要在明年今日回到香港的最主要原因。正如朋友所言﹐人之常情﹐總會特別關心自己的父母。我也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當然關心自己的父母﹐多過其他中國烈士同胞。

明年這個時候﹐是父親的六十大壽。我總不可能不在香港替他慶祝罷。除非他決定低調地一家四口在歐洲渡過。

每想到為父親擺壽酒﹐便總覺得這是自己婚宴的彩排。於是﹐也開始打算低調地結了婚便算。

擺酒絕對不是一件易事。請什麼人﹑如何的請法﹐像在什麼地方舉行﹑吃什麼菜﹐實在傷透腦筋。

從朋友口中得知﹐這些都是很難解決的難題。我以為﹐在我這一個家族裡面﹐這些難題是變得難上加難。

請什麼人﹖

父親的壽宴﹐當然要請所有親友。不過﹐問題倒是﹐就如愛爾蘭的朋友所講﹐我這個家族實在是最全球化的一個家族。從亞洲﹐到歐洲再到北美洲。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才能一次過請所有親戚一起出席一個宴會。莫忘記﹐還有父親的老友。

其實﹐這個頭痛也算是小兒科。由於父親的基地依然是香港﹐他的壽宴當然要設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至於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親戚﹐唯有預早通知一聲好了。實在不能照顧得太多。

如何的請法﹐才真的不知道如何解決。因為實在有太多在社會上所謂有頭有面的人。我就是怕拋下全副身家﹐也未能令所有受邀的人賓至如歸。

地方當然要選好的。只是﹐那些好地方﹐他們都早是熟客。經理和總廚﹐都會走過來問長問短。從服務到菜式﹐從閒話家常到世界時事。於是﹐點菜也要很花心思﹐不能隨便亂點行貨的同時﹐也不能不花費多點點。都要選些好材料。

一想到這裡﹐便頭痛得很。於是﹐直到現在﹐依然未能想到明年父親的壽宴﹐該如何的請法。

一想到這裡﹐我便真的很想跟你講﹕不如我們結婚不擺酒。

天﹗這真的很有難度。

早陣子﹐在這個跟人共享的天地裡﹐張貼了一篇很具爭議的文章﹐捲起了一個茶杯裡的大風波。有天﹐下班回家﹐打開電腦﹐赫然發現電郵信箱裡﹐竟然裝著了三十個新到未讀的電郵﹐都是談論我那個很不近人情的觀點。

有些朋友扯上了陶傑。他們都覺得我越來越有點陶傑化。無獨有偶﹐跟雷競璇一樣﹐他們都曾迷上過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的專欄。

雷競璇說﹕「陶傑的專欄是香港文化圈的著名風景點，有一段時期我天天閱讀，後來覺得志趣不同，改為天天看標題，偶然讀內容。」老友則寫道﹕「至於陶傑，早年我也迷他的文章，但近來已經漸漸不看了。我比較刻薄，我覺得他越來越變本加厲，只不過是想『出位』，吸引某一類讀者，亦以之保持知名度，可以進行種種商業行為。」也有一位說﹕「十多年前, 當陶先生還在《明報》寫文章的時候，其觀點或行文很特別，題材亦多是我平常接觸不到的，覺得新鮮有趣。一段日子後，便看膩了。只因覺得文章辛辣有餘，感情不足。所謂幽默，也太着斧匠。不大合意。」

仿彿陶傑的文字﹐跟其餘那些英國人埋下的所謂地雷一樣﹐在殖民地時代﹐還會發出耀眼的光芒﹐一到了港人治港後﹐就會突變成不值一文的垃圾﹐之前沒有任何一絲徵兆。

跟他們不同﹐便是香港換掉了宗主國﹐我依然喜歡讀《黃金冒險號》。搬到歐洲生活後﹐得另一位朋友錯愛﹐每天不辭勞苦地給我送來陶傑最新的文章﹐故依然能夠天天讀。或者﹐我就是那群「某一類讀者」之一。不過﹐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夠讓他得到很多的商業利益。

假如我能夠讓他得到很多﹑很多的商業利益﹐我願意繼續做那一群讓他「出位」的小數讀者。因為有個題材﹐在陶傑以外﹐我至今依然未能夠找到一位寫得「合意」的作家。況且﹐文人也要吃飯。他們也應該能夠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好。只有這樣的誘惑﹐才能吸引人以寫作為職業。悲哀地﹐我們就祇得一個金庸。也許﹐還有一個林行止。從來﹐好像寒酸才是中國文人應該有的形像。

無疑﹐我喜歡讀「陶傑勇於鞭撻香港那些缺養、淺薄之人，和其層出不窮的淺薄之事」。不過﹐我更喜歡的﹐是他在外國生活的經驗。尤其在搬到歐洲生活之後。要知道﹐他曾旅居英倫十七年。他的首任妻子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就是所謂鬼妹﹐或者鬼婆。他寫的彼邦生活種種﹐實在不是一個在外國生活的中國人所能錯過。當然﹐尤指英倫三島。

他的成名文集《泰晤士河畔》﹐當然不能不讀。我明白﹐那是前英國殖民地時候的事情。不過﹐近年來﹐也有許多﹐都應該是大家在外國生活時的座右文章。

其中一篇題為《重建香港的外資殖民地》。裡面有以下的一段文字﹕

「例如打英國人的工，一切都講典章。入職的第一天，清清楚楚先擺在桌上，他先告訴你一切的福利：屬於哪一級的，公幹旅行，目的地飛行超過三小時，可以乘經濟艙還是商務艙；每天在外的三頓膳食，公司會付多少津貼，酒店住宿多少錢，只會有多沒少，一切都十分合理，超過了，想追求帝王享受，由自己掏腰包。

鬼佬工很注重遊戲規則。今天你還是見習生，鬼佬上司就會盡情使喚；明天你升為小主管，就應該行使小主管的權力，不必再揣摸哪一個太后太上皇的臉色。不可以濫權，只可以行使職權。

當然，打鬼佬工，晉陞機會有限，在歐美，亞裔的打工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吧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吧。」

另有一篇﹐叫做《在國際的雞尾酒杯裡》。文中﹐陶傑寫道﹕

「在任何一個國際酒會場合，手持一杯馬天尼，跟任何一個不相識的人，任意攀談上半小時，而不必令任何一方有發悶的感覺，就是一個快樂的國際公民了。

留學外國，其實最終是培養這樣的社交本領。例如，在倫敦的一個酒會，主人給你介紹一個西裝筆挺的黑人，原來他是阿爾及利亞駐英國領事。

該怎麼辦？最好先開口說兩句法文，以流利的法語交談。你不熟悉阿爾及利亞的歷史？不要緊，那麼有沒有看過著名的法國紀錄片《阿爾及爾之戰》呢？這就是你與陌生人這一點點共同的興趣了。你不必是影評家，只要記得以前看過的一兩個片斷，只要你知道，當時的法國總統是戴高樂，為了北非的獨立，戴高樂改組法蘭西的共和政體，而且另一部英國間諜小說《The Day of the Jackal》，講的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勢力謀刺戴高樂的陰謀。

話匣子一打開，環環相扣，沒完沒了。可以講到北非的一種叫Cous Cous的小米，進而談到北非人也愛吃沙律。北非的沙律，跟希臘和意大利的很相似。是羅馬時代入侵時帶過去的，還是後來地中海貿易交通發達的結果？一個北非的外交人員，會對一個認識他們的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感到有興趣。如果是香港人，更加不得了，他會很奇怪：以前他遇到過的中國人，言談之間，都沒有什麼趣味，只有閣下是例外。

這就是國際公民了。在這樣一種場合，如果開口就是Jackie Chan、李小龍，或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之類，是一種『香港中心主義』的話題，是很難叫人發生聆聽的興趣的。即使對方聆聽了半天閣下的地方故事，你總也要尊重對方，講一下你對北非的政治、文化、歷史、藝術的一點點認識吧﹖」

我想﹐我又再次大量大量地引用了陶傑的文字。無怪老友都說我中毒太深。不過﹐這些完全都是我繼續喜歡讀陶傑的原因。這些完全都是我不打算跑去戒毒的原因。

因為的確都很受用。真的﹐沒有騙人。這些都不是讀魯迅﹑讀李敖和讀徐復觀﹐所能夠領略得到的事。

當然﹐也得講清楚﹕我不過在歐洲生活了短短兩年。我的經驗可能有點謬誤。

[按﹕銀行假期﹐到倫敦欣賞音樂劇關係﹐此欄暫停四天。天安門大屠殺十九週年紀念日(香港時間)再續。]

早前﹐朋友送來一篇雷競璇的文章。題為《罵人之種種》。文章頗長﹐當年在《信報》刊登﹐也該分開兩天連載罷。

題目雖為《罵人之種種》﹐不過﹐雷競璇罵的只是《黃金冒險號》的作者﹕陶傑。也雖然﹐這位窮風流的作家一再強調﹐「我也幹過執筆罵人的勾當，雖然為數不多。目下撰寫此文，倒是心平氣和的，不準備罵人，反而有捱罵的準備。」

文章裡﹐雷競璇用上了魯迅﹑李敖和徐復觀﹐來跟這位「好罵」的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比較。他寫道﹕「陶傑之謾罵，一無魯迅式的文化意義，二無李敖式的勇氣，三無徐復觀恨鐵不成綱的懷抱，有的就只是毛奇齡那種『逞其私忿，負氣叫囂』。」為了方便讀者理解﹐雷競璇補充說﹕「其中『負氣』一詞，我一直不甚明白，直到日前讀《世說新語》，才無意中找到典故，〈言語第二〉第九十六則如下：『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朋友在電郵裡寫道﹐「文章論點頗為好趣及中肯。」或許﹐我中陶傑的毒太深﹐始終未能很確切理解這一句評語。況且﹐我讀書少﹐除了李敖外﹐我不敢說我對其他幾位文人﹐都有丁點兒的了解。所以﹐我也未能領略雷競璇那個看法。故不便多言。

不過﹐當讀到雷競璇說﹐陶傑喜歡罵女人﹐我想﹐我這個拜陶傑做偶像的人﹐似乎要開一開口﹐講些東西了。

那篇文章裡﹐有這樣的一段﹕

「我由於沒有全面考察，只能憑個人印象說話。陶君所罵，大抵集中三方面，...第三是女性，在這方面，準確點說是侮辱而不是謾罵，而又以中國女性為主，但能說法語或者和法國扯上點關係的可得豁免。我重申，我是憑印象在說話，但如果讀者不相信而又能夠給予我充分時間的話，我可以做量化的分析，我相信最終所得大抵就如上述。」

我不知道﹐何解雷競璇會有如此印象。沉醉在陶傑的文字裡十多個寒暑﹐我以為﹐香港文壇上﹐沒有一個男作家比他更能擅用男人身體裡面僅餘的女人觸覺﹐來觸動女性的心靈﹔中國文壇上﹐沒有一個作家比他更能了解香港的女人﹐更能深入香港女人的內心世界。當然﹐這裡的「香港女人」﹐泛指王迪詩那一類香港應該大量擁有的女人﹐這一類最值得香港人﹐以至全球中國人驕傲的女人。

隨手翻翻陶傑其中一本文集《風流花相》﹐都會很輕易地找到這些文字﹕

「女人是不講邏輯的。但是一切美的事情﹐又何需邏輯﹖正如一盞香濃的茉莉花茶﹐ 不要問為甚麼香﹐喝了它就是了。」

「要繫住男人的一顆心﹐熬一碗湯﹐最是有用。...一碗湯﹐是女人世代唱不完的悲歌。」

「中國許多男人一到中年﹐就失去了性徵﹐這真是女人的大不幸啊。」

我不是說陶傑不罵女人。他也罵女人。他罵呂秀蓮﹐他罵蔡素玉。敗壞中國女人形像的女人﹐難道不應該罵一罵﹐甚至有教養地侮辱一番嗎﹖

家族裡﹐除了我外﹐迷上陶傑的都是女人。陶傑寫共產黨的文章﹑寫中國語文的文章﹑寫國畫的文章﹑寫世界時事的文章﹐她們都不會感到很大興趣。她們迷上陶傑﹐單單因為這個「一無魯迅式的文化意義，二無李敖式的勇氣，三無徐復觀恨鐵不成綱的懷抱」﹐只曉得「逞其私忿，負氣叫囂」﹐只喜歡謾罵的人﹐總能夠道出她們的心聲﹐最能了解她們關門後的閏房心事。話來有點巧﹐其中一個倒是精通法語。

說我這位偶像喜歡罵女人﹐以至侮辱女人﹐依然是我最不能理解﹐也最不能同意的事。

不記得是什麼原因了。那天﹐在酒館裡﹐大家竟忽然談到「語文」這一個話題。

N一邊喝著伏特加﹐一邊道﹕「也許﹐你們有時候都會覺得奇怪﹐我們愛爾蘭人的英文有點古怪。皆因縱然我們口講的是英文﹐心裡想的倒是愛爾蘭語。由於它們的文法都不大相同﹐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英文都有點不符合英語的文法。愛爾蘭語是有點接近歐洲大陸的語言罷﹖」他頓了一頓﹐向著S問道﹕「你們法文怎樣說『一張白色的桌子』﹖我們愛爾蘭語使用形容詞的方法﹐跟法文有點相像。」

S來自法國西北部。不過﹐未及回答﹐J已經搶著說﹕「S﹐你也應該有著我們同樣的問題。」J是另一位愛爾蘭人。聽著了J的說話﹐我呷了一呷啤酒﹐也不執輸地﹐加上一句﹕「這個人已經不大記得法文了。他現在的第一語言是西班牙文。不過﹐在使用形容詞這個關節上﹐法文和西班牙文倒是一樣。所以﹐他也應該有著同樣的問題。」

J有點不可思議地說﹕「這個香港男生的說話倒是真的嗎﹖」仿彿沒有人會忘記自己的母語般。

S終於能夠開口回答。他點著頭﹐笑著說﹕「天﹗我有什麼時候會講法文了﹖除了偶然跟家裡撥個電話。不過﹐他們老是說﹐不明白我在說什麼。」S的女朋友是西班牙人。是早年在馬德里工作是認識。因為女友得到了獎學金到都柏林讀書﹐便一起搬到這兒來。他跟他的女朋友談話﹐講的都是西班牙文。

「D，那麼你還記得些少中文嗎﹖」M跟我問道。她是一個愛爾蘭的女生。

「所以﹐除了跟家裡打電話聊天外﹐我還會在網上寫專欄。用的都是中文。」我是這樣回答。

知道我還曉得些少中文後﹐N便問道﹕「我倒想問問﹐究竟中文裡面有幾多個字母﹖」

我老實地答道﹕「我不能同意地叫中文那些筆劃做字母。對於我來說﹐中文裡面是沒有字母的。每個字都要給牢記著它的字形和筆順。都不能串出來。」

聽到我的回答﹐大家突然對這個東方古國的文字很有興趣。畢竟﹐它跟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愛爾蘭語都極度不同。於是﹐我也簡單地在酒杯杯墊背面﹐寫上了「人」﹑「大」﹑「天」﹑「太」和「犬」這五個字﹐嘗試淺易地解釋中文字的變化。也順應要求地給一些英文詞語寫上了中文翻譯。

不過﹐我也記起了早年陶傑的一篇題為《在國際的雞尾酒杯裡》的文章。我記得他寫道﹕「在這樣一種國際酒會場合，如果開口就是Jackie Chan、李小龍，或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之類，是一種『香港中心主義』的話題，是很難叫人發生聆聽的興趣的。即使對方聆聽了半天閣下的地方故事，你總也要尊重對方，講一下你對北非的政治、文化、歷史、藝術的一點點認識吧﹖」

我老是以為﹐那是我在歐洲生活的其中一篇座右文章。

於是﹐也不待開始有點吃力地用英文去彰顯中文的美麗﹐我便嘗試轉移話題。我想﹐在都柏林的酒館裡﹐要談語文﹐愛爾蘭語該是一個極好的選擇。

也於是﹐我學曉了這一句﹕「ON WILL KEAD AGUM DULL GUH DEE ON LETH-RAS MAUSH AY DUH HULL AY」。

站在遠處的B聽到了﹐就向著我們這邊大聲高呼道﹕「D，你果然是一個傳奇﹗我批准你去。我知道你忍了很長時候。」

我跟B舉起拇指﹐然後便立即跑了去洗手間。

上月到倫敦去﹐我當然又是乘搭RYANAIR。畢竟﹐沒有這一間愛爾蘭廉價航空公司﹐我不能以英國首都做我的第三個家。

不過﹐當排隊登機的時候﹐我發覺﹐縱然近六個週末我是到了不少地方去﹐先是利物浦﹐然後到多倫多﹐再到巴黎小住了一個晚上﹐原來也有近兩個月未有幫襯這間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一切竟然有點兒陌生﹐好像要重頭適應似的。

乘搭RYANAIR，是沒有劃定座位的。先上機的便可以隨意選擇﹐後來的就只好填補剩餘的位置。

到倫敦去﹐很多時候我都會選擇最晚的航班。因為價錢問題﹐我會選乘星期五晚上在都柏林九時許開出的飛機﹔為了多留在英國片刻﹐我會選搭九時四十五分開往愛爾蘭首都的夜機。於是﹐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往往差不多是半夜。(來往英國﹑愛爾蘭兩地﹐機程的確不過一個小時﹐不過別忘記RYANAIR最出名的地方-不是價錢廉宜﹐而是誤點。乘搭這間航空公司﹐每個月也可能有四次﹐印象中準時起飛的可能一年才只得一次。)

為了儘快離開機場﹐或返回自己在都柏林的住所﹐或來到妹妹在倫敦市中心的住處﹐每一次我都會執緊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時間。我以為﹐其關鍵便是離開機艙的時間。所以﹐每一次我都會去搶2D拿一個座位。那是RYANAIR波音737-800飛機裡最方便的一個座位。

在這個型號的飛機裡﹐座位是每三個一排﹐左右各一排﹐中間一條窄窄的通道﹐門口則在左手邊。由於是每三個座位一排﹐可以想像得到C號和D號的座位都在中間通道兩旁。

無疑﹐左面第一排座位是最接近門口。所以﹐理論上﹐這幾個座位的乘客該最容易﹐也最快捷離開機艙。不過﹐問題倒是﹐這三個座位頭頂都沒有行李架。要放行李﹐便要放到第二排座位上。除非沒有隨身行李﹐坐在第一排﹐當飛機降落後﹐往往就要逆著人流走到後一排的位置﹐來取回自己的行李。於是﹐根本不可能首先踏出機艙。況且﹐在冬天的時候﹐坐在第一排座位其實非常不好受。因為就在門口﹐所以就要一邊等候乘客登機﹐一邊抵受凜冽寒風的襲擊。很不好坐。

因為航空公司的內部設計﹐飛機在右手邊的第一排座位都給拆掉﹐來做空姐的服務台﹐所以﹐2D﹑2E和2F實際上是右手邊第一排的座位。於是﹐每一次﹐我都會選上2D號的座位﹔每一次﹐我都會把行李放到對面那排座位的行李架裡面。這樣子﹐當首排座位的乘客都要逆流倒過來取回自己的行李時﹐我便可以一手執著行李袋﹐一邊藉著他們向後走﹐自動地閃到最前的位置﹐等候空姐打開機門。

莫要少看這一來一回。因為很多時候﹐這可以使你不用錯過倫敦最後一班地鐵﹐這可以使你不用錯過最後一班都柏林巴士。

還記得﹐董太爭的是A1；而我﹐爭的卻是2D。

去年回港渡假的時候﹐我如常去了幫襯阿丹﹐好為今年在彼邦的生活做點準備。阿丹是我的DVD影碟供應商。除了部份逛街時忍不住手買下來外﹐在都柏林住所裡的所有影碟﹐都是來自阿丹。

搬到歐洲生活後﹐首年聖誕回港探親﹐在阿丹那兒搜刮的﹐大部份都是以前的香港電視劇﹐有《新紮師兄》﹑《新紮師兄續集》和《過客》等。第二年﹐帶回來歐洲的﹐卻很多都是外國的電視劇。

為了方便我的DVD影碟供應商﹐我是早在回港前已經透過老友ADW﹐給阿丹送上一張我的選購名單。

我很明白﹐便是如何本事﹐這份名單確實有點難度。因為裡面有些愛爾蘭電視劇。那天﹐提貨的時候﹐阿丹跟我說﹕「已經盡了力。奈何真的沒有辦法找到那些愛爾蘭的電視劇。」我很明白。我以為﹐除了在愛爾蘭﹐世界上根本沒有可能會有地方售賣RTÉ的出品。RTÉ就是愛爾蘭的BBC。

「給我找到全套《LITTLE BRITAIN》﹐已經讓我很滿足了。」望著那全套的英國廣播公司喜劇﹐我是這樣回應阿丹。那是我繼《YES﹗MINISTER》和《YES﹗PRIME MINISTER》後﹐最喜歡的BBC劇集。也許「製作」這個詞語會比較合適。畢竟﹐那不是什麼連續劇。每集也是由數個沒有什麼關連的短章湊合而成。

許多年前﹐還未搬到歐洲去的時候。有天﹐舅父跟我講起他帶一位英國客人到阿丹那兒選購影碟的經歷。他說﹐那位英國人一看到整套《LITTLE BRITAIN》便立即愛不釋手。英國人跟舅父道﹕「那是近來英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那時候﹐我老是裝著對外國文化有一點認識。喜歡扮高格調。訂閱《金融時報》的同時﹐也每個星期買本《經濟學人》。訂購NOW電視的時候﹐除了體育台﹑ESPN外﹐我指定要BBC PRIME。舅父要我給他介紹一下《LITTLE BRITAIN》。我只好硬著頭皮回答道﹕「我沒有聽說過這個電視節目名字。」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沒有什麼難為情的地方。

猶記得﹐當NOW電視跟BBC達成轉播協議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發言人跟記者道﹕「基於文化理解差異﹐在亞洲地區﹐我們都只會挑選些不會引來爭議的節目來播放。」那天﹐記者問及BBC PRIME會如何處理那些可能帶點種族歧視的節目。

所以﹐便是訂購了BBC PRIME﹐也沒有聽過《LITTLE BRITAIN》﹐倒屬正常。畢竟﹐儘管全是譏笑英國人的無知和愚笨﹐不過當中的表達手法﹐並不容易得到亞洲傳統社會接受。很多時候﹐節目裡面都會以歧視那些少數民族﹐來嘲笑英國人自己的狂妄和白痴。

有一集﹐在那個減肥班裡﹐英國導師問及有什麼食物會導致肥胖。其中一個印度裔女人回答說﹐炸魚和薯條。因為口音問題﹐導師聽不清楚她的答案﹐要求她多說一遍。只是連續多次後﹐那位英國導師依然聽不到那位印度裔女人的口音。於是﹐便自行說﹕「必定是一些我們不會在這個國家找得到的食物。是咖里罷﹖」

也有一集﹐談及中國餐館。旁白說﹕「我也很喜歡到中國餐館去。我最喜歡的菜式就是16﹐32和41。」

老實說﹐從前﹐我都不覺得裡面有些什麼好笑的地方。尤其是看到那些男扮女裝。不過﹐現在只要一想起裡面的小故事﹐便會不其然笑出聲來。

我想﹐只有曾在大必烈顛住過些時候﹐才會同意這實在是一套極出色的喜劇節目。始終﹐有些事情是在某一個文化環境底下﹐方能徹底感受明白。不過﹐同時候﹐在另一個文化環境裡面﹐同樣的事情可能會變成侮辱。

看罷《奪寶奇兵第四集》後﹐我以為﹐提議由史提芬史匹堡負責北京奧運會開幕閉幕儀式的官員﹑接納這位美國電影導演來監製共產中國接軌國際的官員﹐不是已經流放到窮鄉僻壤﹐便是已經給送了去勞改。

我想﹐史提芬史匹堡這部新作﹐該是近來大家一窩蜂東來淘金的同時﹐最反共產黨的電影。有人可能會不認同這個講法。我很理解。雖然喜歡看電影﹐看得並不算多﹐所以﹐這個說法可能有點錯誤。況且﹐反共產黨的電影又怎會這樣少﹖

我不知道﹐那時候﹐北京政府憑什麼準則﹐決定邀請史提芬史匹堡來負責今年奧運會開幕閉幕的儀式。似乎﹐他們就只憑那響噹噹的國際名聲﹐在人才濟濟的國際市場裡﹐挑選了這位美國電影導演。他們以為﹐史提芬史匹堡會把這個中國人的盛事﹐搞得像《大白鯊》﹑《奪寶奇兵》一樣﹐受全球歡迎﹔他們以為﹐史提芬史匹堡會把這個中國人的盛事﹐搞得像《舒特拉的名單》﹑《雷霆救兵》一樣﹐使中國人贏得全球的尊重。

我同意﹐這都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得不到證實。

不過﹐肯定的是﹐發出邀請前﹐執事的官員從來沒有考究過這位電影導演﹐正準備籌備開拍一部什麼樣的作品。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中國政府的辦事能力。一個政府能夠獨裁地統治一個有著長遠歷史﹑地大物博的國家超過五十年﹐必有其過人的地方。我相信﹐他們是知道史提芬史匹堡正計劃開拍第四集的《奪寶奇兵》。只是﹐他們誤以為﹐那是美國人為了在國際電影市場裡多挖點金﹐而開拍的電影。在那些執事的官員眼中﹐在開放改革的大氣候下﹐唯獨金錢方是衡量成功的標準。他們理解到﹐「錢賺得越多越成功」這種道理。不過﹐他們卻萬萬理解不到﹐一個典堂級的導演﹐開始籌備新作品﹐又怎會單單是一個商業的決定﹖況且﹐從第一集到第三集﹐《奪寶奇兵》都是如此通俗﹐如此老少咸宜。

於是﹐滿以為有著一個嚴格的審核制度﹐卻竟然找來了一個開拍反共電影的導演﹐壓著那些才氣橫溢如張藝謀之流的中國本土導演﹐來負責北京奧運會開幕閉幕儀式﹐來向全世界宣佈共產中國正式接軌國際的典禮。

在國家盛世太平的時候﹐弄來貽笑大方﹑使得領導尷尬的場面﹐這一種錯誤﹐在一個獨裁的國度裡﹐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幸好﹐史提芬史匹堡忍受不了良心責備的同時﹐也忍受不了中國共產黨處理事情的手法﹐自動請辭北京奧運會藝術總監一職﹐挽回了不少年青中國才俊的面子外﹐也替北京政府解決了一個危機。當然﹐犯錯的執事官﹐給流放到窮鄉僻壤﹐給送了去勞改﹐自是不能避免的事情。

看著夏里遜福﹑姬白蘭芝的演出﹐我想﹐那些偉大的憤青﹐應該找到了一個新的發泄對象。

假如《奪寶奇兵第四集》能夠通過那些嚴格審查﹐在國內大小電影院公演﹐那些偉大的憤青應該響應俄羅斯共產黨的抵制行動﹐變本加厲地群起火燒所有上演這部史提芬史匹堡新作的戲院﹐以表達美國中情局﹐透過荷李活這個夢工場﹐抹黑共產黨的不滿。在電影首映當天﹐共產國際的大哥警告了夏里遜福和姬白蘭芝﹐叫他們不好踏入俄羅斯境內半步﹐否則後果自負。

畢竟﹐天下共產一樣紅。

想起了電影裡頭出現了短短數秒的一句標語﹕DEAD IS BETTER THAN RED。

我知道﹐從來﹐我都是屬於幸運的一群。因為我認識了一班很要好的朋友。

自中學起﹐他們便經常是我了解世界的窗戶。我敢說﹐沒有了他們﹐我的世界觀一定要比現在還要狹窄﹔我敢說﹐沒有了他們﹐我不會接觸教科書以外的讀物。因為我知道的將會是教育署想要我知道的﹐因為我了解的將會是考試局希望我了解的。

他們總能很確切地告訴我﹐什麼書應該要讀。

忽然又再想起了這班老友﹐都是讀了早前森林在此留下的一段短短說話。當我從布魯塞爾返到都柏林後﹐他告訴我﹐柏楊死了。森林是我在這個天地裡認識的人。在此之前﹐我們都不曉得對方。想不到﹐他也跟我提及柏楊。

首次聽到柏楊這個名字﹐就是從那一班老友口中。是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不過﹐首次翻翻那本《醜陋的中國人》﹐倒要是幾年後的事情。

初中的日子﹐就只喜歡讀小說。因為愛幻想﹐愛雙腳離地擺脫現實。總愛在溫習過後﹐沉溺在小說家的幻想世界裡頭。對於那些散文﹑評論﹐完全提不起勁。老是以為太深奧﹐不是一個初中生所能理解。於是﹐朋友提及的什麼「大醬缸」﹑什麼「醜陋的中國人」﹐都只是輕輕地掛在心上﹐未有好好的深入了解過。

開始對歷史﹑社會科學等課題有興趣﹐是中四分了文理科後。我服從了大部份人對男生的看法﹐選上了理科。可是﹐就因為課堂上學到的就只有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我漸漸地感到生命老是像缺少了些什麼。

那時候﹐妹妹剛轉了鋼琴老師。就在荃灣地鐵站附近。每個星期天﹐母親都要我帶妹妹去上堂。等候她下課的那一個小時﹐我便跑到附近的那間書店打發。畢竟﹐我從小就只喜歡逛書店。

有天﹐不知怎地﹐或者是在做推銷﹐書店店員把柏楊的作品都放了在當眼處。望著那一系列的作品﹐便勾起了心裡邊的那一個輕輕的掛﹐想起了老友的說話。中學時﹐零用錢始終不多﹐未開始養成買書的習慣。不過﹐卻習慣了打書釘。我便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讀《醜陋的中國人》。每個星期讀一章。有時候﹐讀得慢了﹐或是有點想不通的地方﹐便會累妹妹在鋼琴老師呆等。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柏楊先生的一些說話。因為在當時來說﹐對於我這個香港理科生而言﹐這些說話無疑都來得很震撼。

什麼「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什麼「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百年的仇恨。沒有包容的性格，如此般狹窄的心胸，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獨獨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都讓我重新觀看自己的這個民族。或者﹐喜歡上陶傑﹐可能就是那時候播的種。

奇怪的是﹐正當提及最近柏楊先生之死﹐我正在讀的﹐是《蘇菲的世界》。一本老友早在高考前已經讀過一遍的書。我記得﹐他們都曾經大力推薦過這一本挪威哲學家的小說。

所以﹐我又怎能夠不忽然再想起這一班老友﹖

(按﹕這篇其實寫於這個有點多事的初夏之前。)

是五月初的時候。

有天﹐大家正吃著中飯。同事R忽然問道﹕「是昨天夏天正式來臨﹖還是今天﹖」她指的是一號﹐或者是二號。本來﹐我是打算這樣回答﹕「假如我有一個農曆的日曆﹐我該能很輕易告訴你﹐哪一天是『夏至』。奈何﹐你們的月曆都沒有這一個部份。」正要開口﹐心裡卻又想道﹕「我所謂的那個『夏至』﹐也不過只適用於中國罷﹖在這一個歐洲西北方的島國﹐他們該有自己的二十四氣節。」

因為有了這個想法﹐我決定還是愚笨地去遮掩自己的聰明。我深信﹐我那個想法該沒有錯。畢竟﹐農曆是一個觀察大自然變化而創立的曆法。在不同的經緯度底下﹐愛爾蘭和中國又豈能同日而語﹖

我知道﹐在英國和愛爾蘭﹐五月初確實是夏天正式降臨大地的時候。因為這個月的首個星期一都為法定假期﹐好讓大家一起慶祝夏季駕臨。

在歐洲生活了兩年後﹐我開始對夏天有了不同的定義。因為這已經不能單靠空氣的溫度來幫助自己理解的季節。況且﹐在全球氣候大變化的前提下﹐皮膚的感覺已經再不能是人類感應四季的標準。

我以為﹐在歐洲﹐夏天指的是可以在晚上九時後才開燈的日子。早幾天﹐上班途中﹐碰上了另一位同事E。打過招呼後﹐她擦著雙手道﹕「怎麼還如斯冰冷﹖」的確﹐除了早幾個星期連續數天﹐氣溫曾一度攀升到近二十度外﹐今年實在還未有一天空氣的溫度暖過十五度。大家開始笑言﹕「也許﹐夏天已經過去了。」

但願大家連續兩年也猜錯。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幾個月出奇地沒有下過一滴雨的同時﹐氣溫也高達二十五度﹐熱得很厲害。那時候﹐大家都估計﹐暑假的日子將熱得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可是﹐到了七﹑八月﹐沒有一天天晴外﹐空氣的溫度亦只在十八度上下徘徊。

在這個傳統上夏天來臨歐洲大陸的日子﹐我選擇了到布魯塞爾慶祝。這是比利時的首都﹐也是歐洲大陸的首府。歐盟總部便設在此。

我以為﹐這是一個所有人都會感到興奮的地方。也許﹐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座比布魯塞爾還要能夠使所有人興奮的城市。因為男的可以整天沉醉在一間又一間特色的酒館裡﹐享受著一杯又一杯不同味道的啤酒﹔女的則可以終日浸沒在一間又一間美輪美奐的巧克力店裡面﹐感受著一口又一口既甜亦苦的咖啡色小東西。

於是﹐在CHIMAY、ORVAL、ROCHEFORT、WESTMALLE、HOEGAARDEN、DUVEL的酒杯裡﹐我想起了你。

當我以為我已經能夠好好忘掉你的時候﹐你那舔著巧克力的笑臉竟然又在這座城市裡﹐一一在回憶的海洋裡湧現。

我知道﹐你將會在這兒樂而忘返。可惜﹐在你身旁的並不是我。

在廣場的露天餐廳裡﹐我喝著DUVEL。那是魔鬼的意思。因為這種比利時啤酒的酒精濃度近九個巴仙。我望望錶。原來﹐不經不覺﹐已經是十時許。太陽也開始下山了。

我想﹐我得講清楚﹕從來沒有一刻我曾嘗試去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血統。

雖然﹐可以選擇的話﹐我會跟別人說﹐我來自香港。只是﹐當全球也曉得香港是中國大陸的一部份﹐再記不起她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香港人跟中國人其實沒有一點分別。

雖然﹐理論上﹐我已經不能再在國籍上填上香港或者中國。除了在出生地和中國大陸的地方外﹐我唯一的身份證明﹐就是那一本英國公民護照。那是我到世界各地的通行證。不過﹐我知道﹐一個人的血統不應該由一本冷冰冰的身份證明書來證明。

我的確從來未有一刻曾嘗試去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血統。

在巴黎聖馬田運河區﹐跟一個萍水相逢的法國人﹐我可以騙他我住在倫敦﹐但是無論如何﹐我也要糾正他﹐不能讓他誤以為我來自日本。

在都柏林﹐每遇上一些從中國大陸來的人﹐做著些羞辱國體的事情時﹐就像乘搭火車不買票﹐給別人大罵「中國人都是賊」的時候﹐或許﹐我是未有盡過力去替自己的民族辯護﹐拿著那張有效的車票﹐大聲高呼「我是中國人」。不過﹐我至少未有加入群眾﹐在公眾地方一起破口大罵。

我不會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血統﹐正如我不會否認自己的姓氏一樣。

無獨有偶﹐幾個朋友最近都給我寫上了類似的一句說話﹕「自己的父母有事，心裏的關心一定比鄰舍的兩位老人有事來得強烈深刻一點；同樣自己的國民受災，感情比鄰國受災強烈一點也是很自然的。」

我很同意這一點。因為我的確關心自己的父母﹐比別人以至女友的父母更多。誰不會最關懷自己的父母﹖

可是﹐也要講得清楚點。于我來說﹐中國大陸只不過是我的叔伯親戚。香港﹐方是我的父母。當然﹐我對自己親戚的關懷總會比其他陌生人來得自然親切。只是﹐始終親疏有別。我總不可能把自己對父母的感情﹐完完全全地投放到其他親戚身上。

從小﹐對中國大陸的感情﹐都是以香港為出發點。正如晚飯聚會﹐大家總會很客氣對待其他家族成員﹐因為生怕落了父母的臉﹔也正如當發生了事﹐大家都會很關心其他家族成員﹐生怕丟了父母的架。小時候起﹐去愛中國﹑去關心中國﹐就是為了不讓其他人看不起香港﹐暗笑香港人沒有家教﹐不懂得禮儀。

同時候﹐我也很希望香港是整個中國的驕傲。正如﹐大家也希望自己的父母的這一支是整個家族裡最輝煌的。

中國好不好﹐老實說﹐我真的不是怎樣理會。香港好不好﹐才是我最關心的。

上星期﹐在《泰晤士報》裡﹐彭定康寫道﹕「中國依然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不過﹐她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她的經濟實力確實有著很大的政治效應。到了現在﹐假如沒有中國參預﹐我們差不多不能解決任何一個國際問題。」(China is not a superpower. ...Yet China has become a hugely significant world player. Its economic might has political consequence. There is hardly a world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unless China is invloved.)

那天﹐這位牛津大學校長﹑前香港總督在那份英國傳統報紙裡﹐寫上了一篇題為「何解我們要害怕又大又壞的中國﹖完全沒有因由」(WHY ARE WE AFRAID OF BIG﹐BAD CHINA？THERE'S NO REASON)的文章﹐公開替中國辯護﹐要大家接受這個重新崛起的遠東國家。

星期一。如常乘火車上班。如常在途中讀著《泰晤士報》。不過﹐很不尋常地﹐首先翻到的不是體育版﹐而是正聞。我刻意地跳過了那些關於緬甸災情的新聞﹐迅速地找尋四川地震災區的報導。

我讀到了一篇讓人驕傲的新聞稿。標題為﹕「志願軍闖去災區」(ARMY OF VOLUNTEERS HEADS FOR QUAKE ZONE)。

記者說﹐這個地震慘劇在中國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志願軍。他們穿著「我愛中國」的T恤﹐協助救護人員運送傷者﹔他們駕駛著自己的HONDAS和AUDIS，為無家可歸的災民﹐送上食水。(Wearing "I Love China" T-shirts, they unloaded the injured from ambulances. Driving their Hondas and their Audis they deliver water to the homeless.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in China has given birth to a phenomenon unseen before in the country: a volunteer army.)

報導說﹐數以萬計的人都搶著去為生還者做一點事。(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Chinese have raced to do what they can for the survivors.)

讀畢了這一篇報導﹐我便重新翻回前面緬甸災情的新聞。我以為﹐這是更加教中國人驕傲的新聞。

那篇新聞稿的標題係「英軍準備空投救濟品予風災災民」(BRITAIN READY TO BACK AIR DROPS TO DELIVER AID TO CYCLONE VICTIMS)。

因為緬甸軍政府生怕引入西方救援人員﹐便如同牽進歷史故事裡屠城的木馬﹐所以﹐久久不接受救援組織協助的同時﹐他們甚至罔顧自己人民的生命﹐把災區封鎖起來。沒有人清楚知道當地的情況如何嚴峻。只估計已經死了十三萬人。

在聯合國介入下﹐緬甸軍政府立場似乎有點軟化﹐大概會接受那個較為使他們接受的辦法﹕容許以中國為首的救援人員到風災災區拯救。

不過﹐英國政府表示﹐假如以中國為首的亞洲救援人員未能徹底幫助到那些災民﹐英軍願意冒險空投救濟品到災區。《泰晤士報》社論同意說﹕我們的確要有如此準備。因為似乎那是唯一能夠救助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災民的方法。

我想﹐他們都忘記了彭定康上星期的那篇文章。

這就是我希望香港人能夠明白的一點﹕以香港為基地﹐向緬甸送上中國的援助。我以為﹐正因為我們處於中西文明的臨界點﹐我們都應在替四川同胞出力的同時﹐也要能夠撥出一分去幫助同屬亞洲的緬甸人。那是一個國際社會應該要做的事。

或者﹐我應該忘掉緬甸﹐全心全意去為中國的災民做一點事。這樣做﹐至少﹐這幾天我心裡會好過很多﹑很多。

不過﹐幸好在中國大陸裡頭﹐有一班人能夠不理會自己的心裡感受﹐正等候一聲號令﹐撇下自己國家當前的災難﹐出發前往緬甸﹐全力救援那些風災災民。

中國是真正重新崛起了。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正如那天讀了彭定康的文字後﹐我在這裡所說﹐我這個中國人的確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點改觀。只是﹐香港這個曾經是中國接觸世界的櫥窗﹐卻在這個國際大氣候裡﹐慢慢消失得無形無蹤。

這篇其實寫於星期天。

我知道﹐從來﹐我都是屬於幸運的一群。因為我認識了一班很要好的朋友。他們總會在我開始誤入歧途的時候﹐適當地給我當頭的棒喝﹐好讓我能及時回頭。我同意﹐這就是我們需要朋友的原因。

早幾天﹐在這個跟大家分享的天地裡張貼了一篇文章﹐談及最近在亞洲發生的兩宗天災。那天﹐當我按下「發送」那一個鈕時﹐我知道﹐這將會引起一些回響。畢竟﹐我的觀點確實有點爭議。不過﹐真的沒有想過﹐回響原來會這樣的大。

星期天。約了朋友到球場觀看愛爾蘭足球(GAELIC FOOTBALL)新一年的比賽。臨出門前﹐收到了一位老友的電郵。

相識了近二十年。只是﹐畢業後﹐並沒有過多的通訊。畢竟﹐各有各的繁忙。可是﹐我知道﹐大家都沒有忘掉大家。因為我們都把對方放在心裡面。我記得他講過﹐朋友是放在心﹐不是放在口。能夠跟我做老友的﹐對於情感﹐當然比較含蓄。況且﹐最重要的還是能夠在最重要的關頭出現。

雖然趕著出門﹐不過﹐看到了他的電郵﹐實在忍不住不打開來讀讀。只是﹐也因為趕著出門﹐匆匆的讀了一遍後﹐便關掉了電腦。

那是一年一度的省錦標賽。每個郡都會從其球會裡選來一班在郡裡面出生和居住的球員代表出賽。即是﹐假如你在都柏林出生﹐不過﹐現在卻搬到了第二個郡生活﹐便是你是一個球王﹐你是也不能夠代表都柏林參賽。同時候﹐也不能夠代表現居住的那一個郡。在愛爾蘭﹐大家倒很看重自己的根。很看重自己所屬的那一個郡。

入場觀看的那場比賽﹐是WICKLOW對KILDARE。都是都柏林南部的兩個鄰郡。因為工作關係﹐我支持的是WICKLOW。當然﹐也有鋤強扶弱的心理。自1911年起﹐他們在錦標賽裡碰頭十次。每一次都是KILDARE獲勝。

球賽很刺激。比分拉鋸。看著各屬不同郡的愛爾蘭人﹐為錦標爭過頭破血流﹐我大聲地為WICKLOW吶喊助威﹐也隨同週邊來自WICKLOW的人﹐一起向KILDARE報以噓聲。只是﹐同時候﹐心裡面就是想起了老友那封電郵的內容。其實﹐自離開住所後﹐就一直惦記著老友的說話。

WICKLOW是終於取得了歷史以來的第一場勝仗。小妮子提議到酒館慶祝。我竟然推掉了。我跑會住所裡去。

再次打開電腦﹐我發現﹐信箱裡又多了幾封電郵。都是因為那篇文章而送過來的電郵。同時候﹐也發現﹐原來MyC亦在留言版裡留下了兩段說話。
大家都很不同意我的觀點。老友甚至說「失望」。

於是﹐我重讀了那篇文章一遍。又一遍。也重複讀著幾個朋友的說話。

想了很多﹐所以﹐心裡面有很多話。只是﹐也因為想了很多﹐思想依然有點亂。一時間﹐整理不來。

今天﹐我只想用這個問題作結﹕是我偏激地對現代中國的所有人和事﹐都有著無緣無故的討厭﹖還是因為身在外地﹐避開了那大量華文悲情報導的同時﹐使得自己面對大自然災害有著過份的冷靜﹐以至變得不近人情﹖

我記得﹐當電視新聞報導說﹐四川發生了地震的時候﹐我正回覆著另一位老友LrT的電郵。她在國際慈善組織工作。她問我是否知道緬甸的災情。我把我從報紙上得知的告訴了她後﹐加上了一句﹕聽說中國也發生了地震。那時候﹐我怕北京會因為奧運會舉行在即﹐封鎖了災情﹐阻礙了救援。

我在想些什麼呢﹖

搬到愛爾蘭生活兩年了﹐當然開始能夠融入社會裡頭。最明顯的證據﹐是我漸漸很容易地便會在街上﹐跟一些陌生人攀談起來。

早前﹐在法國首都的一個週末。剛走出聖馬田運河區那兒的一間時裝店﹐便聽到背後有人用英語大聲地跟我說﹕「兄弟﹐願你在巴黎有個難忘的週末。」

轉過身來﹐我看到剛才在店裡傾談過一會兒的法國男生。他伸出了右手﹐要跟我握握手。我笑著道謝﹕「也希望你在倫敦有一個好開始。再會。」我記得﹐這位年齡跟我相若的男生跟我提及過﹐三星期後﹐他將會搬到英國首都生活。那是他聽到了我那一個謊言之後。我說﹐我住在倫敦。

「你們日本人的確很喜歡到倫敦定居。不過﹐我也快要搬到那兒去。」這個法國男生是這樣回應。

我知道﹐我要糾正他﹐雖然我已經跟這個萍水相逢的人講了一個謊話。始終﹐有一些謊話是無論如何不能講的。於是﹐我說﹕「曾經在英國殖民地生活的人﹐更喜歡搬到前宗主國的首都去。我想﹐你應很明白這個道理罷。我來自香港。」

法國男生抱歉後﹐道﹕「按這個講法﹐越來越多非洲人湧進這個國家﹐我們法國人應該越感到驕傲。」想不到﹐他竟然看穿了我那句潛臺詞。

本來﹐我們只是因為同時候看中了一件毛衣﹐才開始交談起來。想不到卻慢慢講到那個有點敏感的話題上。

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免得過也不該跟陌生人討論。於是﹐我便頓了一頓﹐轉移了個話題﹕「這個區的確有很大的變化。三年前﹐我首次到巴黎﹐便是住在這兒附近。印象中﹐除了那兩個火車站外﹐沒有什麼值得一遊的地方。」

那個男生點頭道﹕「的確如此。近年來﹐大家都集中發展這一帶。既保存著歷史一切的同時﹐也替這個舊區注入了新的生命。現在﹐成為了巴黎人假日最喜歡遊逛的地方。」

聽著他的介紹﹐我指著手上的那本《TIME OUT SHORTLIST 2008》說﹕「這本書便是這樣介紹﹕要數巴黎最潮的地方﹐不得不講聖馬田運河區。」

自去年巴塞羅那之旅後﹐我愛上了帶著《TIME OUT SHORTLIST》去旅行。因為它最能緊貼潮流的同時﹐也能夠給你介紹本地人的熱點。我以為﹐去旅行﹐最重要的還是能夠體驗當地人的生活和風土民情。畢竟﹐我老是惦記著那句老掉了大牙的說話﹕WHEN IN ROME，DO WHAT ROMANS DO.

不過﹐同時候﹐我也得承認﹐從《孤獨星球》到《目擊旅遊》﹐再由《目擊旅遊》到《TIME OUT》﹐很明顯是人老了﹐我是越來越重視享樂。

我承認﹐我是有點冷血。假如這的確叫做冷血的話。

朋友在其專欄裡談到「四川地震」。她說﹐當人的生命變成了一堆堆的數字﹐就不禁悲從中來。她講的是那個每天遞增的死亡人數。的確﹐死亡人數從第一天的八千七﹐到第二天的一萬二千﹐再到五萬﹐實在令人有點心寒。我知道﹐一如既往的所有中國天災橫禍﹐香港演藝界會舉行一個籌款演唱會。其他人也開始了募捐運動﹐希望能夠替四川的災民盡一點綿力。早幾天﹐便收到了劉遵義校長的一個電郵。他呼籲大家踴躍捐輸﹐幫助地震的災民。

或者﹐是身在歐洲關係。便是每天讀著報紙的報導﹐我依然未能感受得到災民的苦況。我也未能同意香港人何解會獨關心四川的災民。

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在地震發生幾天前﹐緬甸剛受到暴風侵襲﹖難道他們都不知道﹐風災過後﹐那個同在東南亞的國家﹐超過十二萬人喪失生命﹐係四川死亡人數的一倍以上﹖難道他們都不知道﹐緬甸軍政府已經封鎖了災區﹐不容許救援隊伍到訪﹖讀著朋友的專欄﹐我知道﹐溫家寶才探訪過四川的災民。

每天﹐讀畢記者對緬甸災民的報導後﹐對於四川的災情﹐實在很難有一點感觸。因為有點小巫見大巫。何況﹐中國天災連年﹐不是水災﹐就是旱災﹐眼淚早已經流乾。

也記起早年前的新奧爾良風災。那時候﹐望著電視畫面的一片哀鴻﹐有人提議捐輸到美國去。有很多中國人忽然站起來﹐大聲道﹐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不可能要我們援助。

當奧運火炬巡遊全球以彰顯自己國力﹐向世界高呼中國已經崛起來的同時﹐中國這樣的一個國際大國﹐是否還需要我們的幫忙呢﹖我很懷疑。

當歐洲名店裡面充斥著大量從中國到來的大豪客的同時﹐這樣的一個經濟巨人﹐是否還需要我們的幫忙呢﹖我很懷疑。

於是﹐那天﹐我回覆了劉遵義校長那個中英對照的電郵。我寫道﹕「身為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大學校長﹐假如你以為要呼籲你的學生﹑舊生和同事踴躍捐輸﹐以幫助四川地震的災民﹐那麼﹐你也應該要發出一個一模一樣的電郵﹐去呼籲你的學生﹑舊生和同事踴躍捐輸﹐去幫助緬甸風災的災民。遺憾地﹐直到這一刻﹐我還未收到這樣的一個電郵。」

很慶幸﹐我沒有收到香港大學校長的電郵。畢竟﹐港大才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最頂尖的大學。校方不會好管不管。所以﹐也不會有弄出這麼多笑話。

血濃於水﹖

的確。所以﹐我們要幫助的是緬甸的災民。我們大家都是生活在地球村的人。

我這樣叫做冷血嗎﹖假如這的確叫做冷血的話﹐那麼﹐只顧四川﹐不理會緬甸的﹐難道又不是冷血﹖

原來﹐這個世界還有一個政府比北京政府更應該給推翻。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

本來﹐這一晚是屬於愛華頓的。自球季開始﹐我早已把目光投放到這一晚。投放到對岸那個島國的曼徹詩特城。因為﹐這是歐洲足協杯的決賽。愛華頓以去年聯賽第六名的資格﹐代表英國參加這項賽事。

當球隊以全勝姿態打進三十二強淘汰賽後﹐我更開始留意這一天飛往曼徹詩特城的機票﹔當球隊在淘汰賽首圈大敗對手後﹐我更開始不時到歐洲足協的網頁去﹐留意決賽門票售賣的時間。

我以為﹐這是我們有所突破的一年。我以為﹐這是我們以後數十年再次稱霸球壇的開端。

可惜﹐事與願違。我們在十六強射十二碼﹐輸掉了給佛羅倫詩。畢竟﹐我們都是英國的球隊。加時候依然未能分勝負﹐我們是註定不能過這一關了。

當看見那支來自聖彼得堡的球隊贏得今年的歐洲足協杯後﹐我的確很明白領隊莫耶斯的感受。早前﹐他接受電視訪問。面對著鏡頭﹐他說﹕「我知道﹐在家裡看著今年的歐洲足協杯決賽﹐實在有說不出的感受。是有點不忿﹐也有點妒忌。」不過﹐同時候﹐我深信﹐我們將會是明年決賽的得勝者。要知道﹐聖彼得堡在今年賽事裡只敗過一仗。就是在分組賽階段敗給愛華頓。那天﹐這班俄羅斯人以0-1敗走葛迪臣公園。

我明白﹐足球比賽是不能用數學邏輯來解釋。不能說因為A贏B，而B又贏C，所以﹐A會贏C。只是﹐我以為﹐那也有一點點的啟示﹕我們已經是贏得冠軍的材料。

在沒有什麼大水喉支持下﹐在沒有什麼金錢底下﹐莫耶斯已經慢慢用一些較為廉宜的本土球員﹐加上幾個出色的外援﹐堆砌了一支可以跟其他歐洲球隊爭一日長短的球隊。

當其他英國球隊都能夠大灑金錢﹐到世界各地挖角﹐引入一大批其他國籍的球員的時候﹐莫耶斯的做法實在可取。至少﹐我以為﹐在那些年青有為﹑有志氣的英國球員裡面﹐愛華頓已經是他們首選加入的球會。因為他們知道﹐在葛迪臣公園﹐他們可以得到落場比賽的機會。始終﹐剛出道的球員﹐最需要的便是比賽。在今年聯賽頭五名的球隊裡面﹐就是愛華頓陣中擁有最多英國本土球員。近兩年加入愛華頓的英國球員﹐像LESCOTT、AJ和JAGILKA﹐現在都能夠入選英國國家隊了。可記得﹐在得到莫耶斯垂青前﹐他們不是效力降班球隊﹐便是在次一級聯賽打滾。

莫耶斯就是有點石成金的能力。

所以﹐今個暑假﹐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跟這一位蘇格蘭人續約。

我經常以為﹐莫耶斯就是下一個費格遜。當然﹐愛華頓快將是下一隊曼聯。十多年前﹐曼聯開始雄霸球壇﹐靠的也就是一群剛出道的﹑年青有為的英國本土球員。他們的名字叫﹕碧咸﹑史高斯﹑尼維爾。

最終﹐《泰晤士報》還是未有刊登我第一封投到其讀者專欄裡的給編者的信。

畢竟﹐是世上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畢竟﹐人家每天行銷百萬，讀者遍佈全球。豈能容許我這個殖民地的孤兒﹐含混地擠進那個臥虎藏龍的版面裡﹖正如陶傑所言﹕「《泰晤士報》的主編，每次任命，在英國和世界，多少都是大新聞。因為英國有兩百家大學，有兩百多位大學校長，即使名校也有劍橋和牛津兩家，但《泰晤士報》，三百年來卻只此一店。一名《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地位與牛津大學校長差不多。」我那篇既不幽默精警﹑見解亦不讀到﹑沙石又多的短文﹐便是故意留下了一個香港的地址﹐也難得到總編輯的一眸。

當電郵那篇短信到報社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很明白這個道理。只是抱著無妨一試的心態。刊登了固然值得興奮﹐名落孫山也不是沒有什麼面子的事情﹐因為總比文章給《星島日報》總編賞識要強得多。我以為﹐有文章刊登在那份比《文匯報》﹑《大公報》還要媚共的報紙裡面﹐是極為丟假的事﹐以後根本沒有面目見人。

那天﹐在往布魯塞爾的飛機途中﹐翻開報紙﹐我更加明白到﹐我那封短信根本不可能會有刊登的機會。信裡面﹐我提及到我的擔懮。我擔懮﹐當奧運火炬來到香港的時候﹐沒有一個生活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會盡一盡世界公民的責任﹐勇敢地走出來高呼反對北京政府﹐以提昇香港的國際印象。在西方社會裡頭﹐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在奧運火炬巡遊中﹐有沒有大規模反對中國的示威﹐已經是成為國際城市的標準。

在候機室裡﹐我匆忙地跟書店職員要了一份週末的《泰晤士報》。她勉為其難地搬開了附近的幾幢愛爾蘭本地報紙﹐方能辛苦地為我遞上一份剛剛送到的《泰晤士報》。本來﹐週末的時候﹐我很少買報紙。不過﹐我確實很想讀讀報社如何觀看和分析英國工黨在地區選舉的慘敗。

於是﹐便看到了那幅放在一小角的照片。一幅展示了香港人如何跟中國大陸裡面那些人一樣熱愛北京奧運的照片。照片裡﹐只見一群黃皮膚﹑黑頭髮的人揮動著中國國旗﹐拉著支持北京奧運的橫額。奧運火炬仿彿不存在。要不是讀了照片下面的那一句解讀﹐我還不知道那群人﹐原來都是香港人。我不禁暗嘆一聲﹕「香港確實已經回歸大陸十一年。」

跟報導奧運火炬在倫敦﹑巴黎﹑三藩市等地巡遊很不同﹐《泰晤士報》不再動用兩大版來講述巡遊時的情形﹐報紙裡就只有那一張照片和照片下面的那一句解讀﹕香港市面熱烈迎接火炬。我記得﹐當火炬在平壤的時候﹐這份英國報紙還會登上一篇新聞稿﹐談談火炬在市內巡遊時的平靜。原來﹐我們還不如那些生活在極權底下﹑捱餓的北韓人。難怪北京政府不容許我們普選我們的政府。

早前﹐《泰晤士報》還估計香港將會是最後一個在火炬巡遊時﹐會有大型示威的城市。記者說﹕「這是火炬進入中國境內前的最後一個機會。」

可惜﹐香港人再一次讓世界失望。

於是﹐《泰晤士報》唯有面對現實﹐很顧及以前英國殖民地的面子﹐極低調地宣佈「香港之死」。

不過﹐我以為﹐那都是因為相信制度的西方社會﹐還錯誤地曾經相信過﹐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依然是以前的香港。他們不曉得中國人的醜陋﹐不清楚中國人DNA裡那蠶食所有維持公義的制度的能力。他們期待香港會舉行大型反對北京的示威﹐只是一廂情願的痴想。

香港人始終是世界上最曉得見風使舵的一群自私人。只顧自己﹐不理會自己以外的世界。

都活到了這一把年紀﹐我想﹐我應該很明白﹐這個世界運作的機製﹐不外乎是大家互相利用。所以﹐我們既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很灰﹖不過倒是事實。只要發覺能夠互相在對付身上找到利益﹐今天還鬥得你死我活的一對敵人﹐明天將會好得活像一對青梅竹馬﹔假如發現原來出賣對方可以使到自己獲得重大利益﹐今天的一對青梅竹馬﹐明天也可以是一對鬥得你死我活的敵人。

星期二。如常乘火車上班。如常在途中讀著《泰晤士報》。翻到了專欄那一版﹐赫然看到一張很熟悉的臉。一張十多年前﹐經常在香港各大小報紙出現的的臉。一張到了這個時候還會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引起哄動的臉。

原來﹐他今天在這份英國傳統報紙上投了稿。

報紙編輯是這樣介紹他﹕牛津大學校長﹑前香港總督。當然﹐缺少了他那個中文名﹕彭定康。

我想﹐在遠東的那個國度﹐那些野蠻的人無論如何也沒有想過﹐這個千古罪人竟然會在一份最多讀者的英國報紙裡﹐寫上一篇題為「何解我們要害怕又大又壞的中國﹖完全沒有因由」(WHY ARE WE AFRAID OF BIG﹐BAD CHINA？THERE'S NO REASON)的文章。這一個前英國保守黨主席竟然會公開替中國辯護﹐要大家接受這個討人厭的國家﹐的確使人有點意想不到。尤其﹐記起當年他受到那些沒有教養的人的咒罵﹑羞辱。

畢竟﹐人家出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都寬宏大量。至少﹐沒有龍的傳人的胸襟那樣狹小﹐那樣經不起別人的辱罵。想到這裡﹐便記起了柏楊先生的一句說話：「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

在報紙裡﹐彭定康寫道﹕「中國依然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不過﹐她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她的經濟實力確實有著很大的政治效應。到了現在﹐假如沒有中國參預﹐我們差不多不能解決任何一個國際問題。」(China is not a superpower. ...Yet China has become a hugely significant world player. Its economic might has political consequence. There is hardly a world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unless China is invloved.)

他又寫道﹕「我有點困難去理解為何會有人視中國的崛起為威脅。中國的成功對世界都有好處。」(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some people regard the rise of China as a threat. China's success is good for the world.)

我也想起了張愛玲的那句名言﹕「因為懂得﹐所以憐憫。」對於中國人﹐這個前香港總督實在了解得太清楚。

讀著這個牛津大學校長的文字﹐我這個中國人的確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點改觀。這個修讀歷史的人提醒我﹐在過去的二十個世紀裡面﹐有十八個世紀﹐中國都是世界上面經濟最強大的國家。我們的確沒有理由害怕這個遠東國家重新崛起。更何況﹐正如肥彭所言﹕「在這一個世紀﹐中國難免要與美國競爭。...但我深信﹐自由不會在這和平競技下輸掉。」(The century ahead will inevitably see a hegemonic struggl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 do not myself believe that freedom will lose in that peaceful encounter.)

難怪陶傑老是說﹐肥彭是一位語文大師，他的英語除了見血封喉，還會迷香撲鼻，在對手面前伸開五指晃一下，一陣幽氛令對手以為如入女兒國，瞬即全身酥麻，迷糊失覺，醒了發覺全身光脫脫，已被肥彭扒光了衣服，還摸掉了荷包，裏頭除了現金，還包括閣下的身份證和信用卡。

那天﹐香港華文報紙的網站都沒有刊登彭定康那篇文章的內容。是有點汗顏﹐不敢向中國同胞報告這一個天大的喜訊﹖

請好好記住﹕既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早陣子﹐知道陶傑在其專欄裡﹐連續幾天談及JEFFREY ARCHER﹐便趁剛讀畢《圍城》的空檔﹐從書架裡拿來《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算做響應一下香港才子的呼籲。

這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的長篇小說﹐除了那兩本較近期的《SONS OF FORTUNE》和《FALSE IMPRESSION》外﹐我是應該全部有齊。不過﹐在愛爾蘭的住所﹐就祇得這本以暗殺美國總統為材的作品。和那本短篇小說集《A TWIST IN THE TALE》。至於﹐在往多倫多途中買下的那部全新作品《THE PRISONER OF BIRTH》﹐看罷後﹐給了妹妹由她帶返倫敦的家。

這是JEFFREY ARCHER的第二部小說。對﹐是第二部。寫在《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之後。

假如你也響應了陶傑的召喚﹐開始翻翻這個英國作家的作品﹐也許﹐你會以為﹐我是寫錯了。因為在《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裡﹐那一個總統可就是《KANE & ABEL》裡ABEL的女兒啊﹗怎麼可能這會寫在那部成名作之前﹖更應該要是《THE PRODIGAL DAUGHTER》以後的事情。在《THE PRODIGAL DAUGHTER》裡﹐ABEL的女兒成為了美國第一位女總統。

我當然沒有寫錯。

因為在《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裡﹐那個給暗殺的總統﹐本來姓「甘乃迪」。現在﹐大家能夠在書店裡找到的都是新版。那就是女總統的那個版本。是JEFFREY ARCHER成名後﹐為了遷就自己的作品而改動的版本。

就像金庸後來改動他的那些偉大小說一樣。

難怪那幾天﹐陶傑不斷比較金庸和JEFFREY ARCHER。因為他們都各自創造了他們的完美小說世界。

要找那個舊版本來讀﹐唯有到舊書店尋寶了。

當然﹐這件事情﹐在香港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首先﹐香港人根本不熟悉這個暢銷小說作家。很奇怪﹐縱然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大家都對英文小說有點抗拒。便是接受得了讀英文小說﹐大家讀的又都是美國作家的作品。在香港人的腦袋裡﹐他們認得的英國作家﹐就只有CHARLES DICKENS、JANE AUSTEN、GEORGE ORWELL等。都是在中學時候﹐從強制英文科讀物裡認識的。

況且﹐在香港﹐有什麼舊書店﹖在一個沒有讀書傳統的地方﹐怎可能有一間值得不時閒逛的舊書店﹖

所以﹐在愛爾蘭的日子﹐我就喜歡到那些舊書店尋寶。也所以﹐我在愛爾蘭住所的那本《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裡面的那個總統當然是姓「甘乃迪」的。

早前﹐到劍橋作客。朋友選了間意大利餐廳一起午膳。

可能大家都在歐洲生活了超過兩年﹐(四個人裡面﹐我倒是在歐洲生活了最短時候的一個)，加上朋友的男朋友是英國人﹐我們都入鄉隨俗地自己點自己的菜。也開了一支紅酒。還記得﹐三年前﹐跟幾個老友到意大利旅行。在餐廳裡﹐望著鄰座的那對男女﹐竟然都各自點了同樣款式的薄餅﹐我們都暗笑了起來。想不到三年後﹐我也習慣了在非中菜的餐館﹐做著這件曾以為是很傻的事。

朋友問﹕「這次到英國來﹐沒有什麼音樂劇要看嗎﹖」她倒很清楚﹐除了葛迪臣公園﹐倫敦西區的劇院﹐是英國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笑著道﹕「本來﹐我是為了慶祝春天來臨才渡海過來。」

那其實不是虛話。

早幾個月前﹐買了到倫敦的機票後﹐我便立即提議到劍橋郊外旅行野餐。那時候﹐我以為﹐四月中的天氣﹐應該會有點暖意。於是﹐有點急不及待。我記得﹐去年初夏﹐我們便乘著微風﹐一起撐著船﹐走到如茵的草地上﹐一邊喝酒﹐一邊弄三明治﹐一邊聊天。是一個甚為寫意的懶洋洋下午。

到英國首都去的前一個星期﹐氣溫的確爬升了不少。在下午的時候﹐可以高達十七﹑八度。滿以為如意算盤打得響之際﹐突然一個冷鋒從北極圈吹來﹐一切又變回冬天一樣。戶外活動當然並不適宜。所以﹐朋友才選上一間餐廳﹐一起吃中飯把酒談天。

既然安排了到劍橋去﹐當然沒有打算看什麼音樂劇。或其他舞台劇。

況且﹐最想看的﹐就依然未能買到一張週末晚上的票子。已經是不理會價錢這一個關卡﹕便是願意付八十英鎊﹐也未能找到一張。都已經售罄。這情況其實不難想像。要知道﹐在還未囊括所有英國音樂劇獎項前﹐《HAIRSPRAY》是已經常常全院滿座。那時候﹐大家都說﹐那是近來西區最出色的一部製作。縱然那是一部重新製作的音樂劇。

另外﹐王爾德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和阿嘉莎克莉詩蒂的《THE MOUSETRAP》﹐都重新登陸西區劇院﹐一樣難找票子。預訂也難。

說沒有什麼音樂劇要看嗎﹖其實不盡然。而且﹐也有這兩套舞台劇。無疑﹐我是在都柏林看過一次《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也看過了早前尊特華拿達主演的《HAIRSPRAY》電影版本。不過﹐有些劇是百看不厭的。更何況﹐這是另一個製作﹐另一個版本。

談到重看﹐我倒是還很想再看《AVENUE Q》和《LES MISÉRABLES》。都是我最喜歡的那兩套音樂劇。尤其《AVENUE Q》。每次在住所裡播上那現場原聲大碟﹐我都禁不住大笑一番。

當然﹐讀了《經濟學人》的介紹後﹐我也期待著《GONE WITH THE WIND》這部全新音樂劇。是《LES MISÉRABLES》的導演的最新製作。

每逢想到這些音樂劇和舞台劇﹐我便有點渴望搬到倫敦去。畢竟﹐能夠在英國首都生活是幸福的。

我不過是一個孤陋寡聞的典型香港男生。很多生活上的許多事情﹐只知道果﹐不知道因。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

至少﹐我知道﹐我們都這樣無知﹐皆因學校裡從來沒有人重視過我們的歷史教育。我們的文化裡﹐亦沒有尊重過去的傳統。他們說﹕「創新﹐就是要把歷史的一切拉倒。羞辱的﹐固然不能殘留在任何一代的腦袋裡﹐便是光榮的﹐也要一併棄掉。」不過﹐很奇怪﹐人家老是說﹐我們香港人沒有一點創意。

我也知道這一個典故。

我們香港人﹐都秉承著廣東人的傳統﹐閒來都喜歡到茶樓品茗﹐吃點心。我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到了海外去。「蝦餃」﹑「燒賣」都已經成為了英文和法文裡面的名詞。假如你還用著「SHRIMP DUMPLING」等這樣的字眼﹐你是很趕不上世界的潮流。你是跟世界脫了節。

我們叫到茶樓品茗吃點心做「飲茶」。因為才坐下來﹐侍應首先問的就是「飲什麼茶」。當你還未決定要吃什麼點心﹐他們已經給你送上一壺滾熱的茶。

當茶壺裡面再沒有茶的時候﹐我們習慣擱起茶壺的蓋子示意。侍應見狀﹐便會立即添加熱水﹐好讓我們能夠繼續一邊吃點心﹐一邊品茗。畢竟﹐飲茶飲茶﹐茶水當然不能間斷。

記得吳昊先生講過﹐原來從前我們都沒有這樣的習慣。至少﹐在清朝以前。把茶壺蓋子擱起﹐示意添加熱水﹐都是近代的事情。

都是起源於一班公子哥兒的惡作劇。

那時候﹐那些仗著家勢的男生都很喜歡撚雀。閒來無事幹﹐便拿著心愛的鳥兒上茶樓去﹐互相比拼一番。

一天﹐為了整蠱一個欺人甚甚的公子﹐其他哥兒便趁那位公子上洗手間的時候﹐把他的鳥兒藏在一個空著的茶壺裡。可是﹐茶博士不知所以曉得是添加熱水的時候﹐便立即拿起那個蓋子﹐把滾熱辣的沸水倒進那個茶壺裡。於是﹐便活生生燙死了那隻可憐的鳥兒。(對﹗那時候﹐茶樓裡都有一個專管茶水的人﹐叫「茶博士」。他們不是普通侍應。都有一項特異功能﹐曉得什麼時候替客人的茶壺添水。當侍應都能夠管起茶水﹐這項特異性也就失傳了。)

那位經常欺人太甚的公子知道自己的鳥兒給燙死後﹐竟然不問何解牠會躲在茶壺裡﹐一口咬定是茶博士的過失﹐要求茶樓賠償。茶樓當然不肯退讓﹐拒絕了公子的要求。公子便持著自己財雄勢大﹐打壓起這一間不肯就範的茶樓。

在那個年代﹐中國人還有點良知。其他茶樓看到這個情形﹐便群起杯葛那一位公子﹐不容許他踏入任何一間茶樓半步。

公子哥兒本來就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不能夠上茶樓去﹐他們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於是﹐最後﹐那位公子熬不過去﹐同意不追究。同時候﹐茶樓都立下了一個規矩﹕「任何客人要茶博士添加沸水﹐都要自行擱起茶壺的蓋子﹐好讓茶博士檢查裡面有沒有藏著鳥兒。」

我是上月在巴黎的時候﹐想起了這段典故。

那天﹐我們到了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老店LAUDRÉE吃下午茶。不遠處﹐正坐著四個香港人﹐談論著LOUIS VÜITTON。就見他們都忽然一起打開了茶壺蓋。侍應當然覺得古怪﹐只是一來因為不明所以﹐二來也不好打搞客人吃茶的雅興﹐完全沒有加以理會。其中一個中年女人等候得不耐煩﹐便揚手示意。我聽到她用英語跟那位侍應說﹐「請替我們添加沸水。」

我忍著笑﹐望著那個侍應奇怪不屑的表情﹐除了搖頭嘆息外﹐我想不到什麼。

[按﹕公司旅行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三日(香港時間)再續。]

早前﹐跟老友傾電話。談到了去年在意大利湖區避暑的事。我跟她說﹕「難怪意大利男人如此吸引。我倒是在比拉知奧(BELLAGIO)﹐理了一個三十年來最滿意的髮。」比拉知奧﹐是科木湖上的一個小鎮。英國詩人雪萊講過﹐科木湖是歐洲最美麗的一個湖﹐而比拉知奧則是湖裡面的珍珠。

最近﹐我也終於在愛爾蘭理了一個最滿意的髮。

其實﹐去年年尾的時候﹐我是在都柏林找到了一間合意的理髮店。那是一間連鎖店式經營的店。就是PETER MARK。這兒「合意」的意思﹐指我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況且﹐原來收費已經比我在香港幫襯的那個髮型師便宜。

我是選好了店子。因為住所附近有一間。不過﹐我可還未有選上一個固定的髮型師。因為我還未有遇上一個滿意的。我以為﹐沒有不滿意的地方﹐並不代表滿意。

直至這一次。

這次﹐她們派了一個女的給我。

按照慣例﹐開始前﹐髮型師都會跟我在接待處的沙發上﹐了解一下我的要求﹐或者談談髮型的問題。我跟這位女生道﹕「我的要求其實很簡單。給我剪短便成。夏天將近﹐我不介意清爽一點。至於其他﹐你給我主意好了。」其實﹐每一次﹐我都是這樣跟髮型師說。在香港的時候﹐是這樣﹔之前幾次在都柏林的理髮店﹐是這樣﹔在比拉知奧那次﹐也都是一樣。我以為﹐如果我能夠詳盡地解釋一次我的要求﹐我自己本身應該是一個髮型師。

可能﹐這一次是一個漂亮的女生﹐理髮的時候﹐我竟然沒有閉上眼睛。要知道﹐因為除掉了眼鏡﹐所以我喜歡別人跟我理髮時﹐便獨自沉醉在夢鄉裡面。有時候﹐我甚至一邊發夢﹐一邊留口水。煞有點尷尬。

我望著她﹐很細心地把那烏黑的頭髮弄成一小撮﹐然後逐寸逐寸地剪短﹔她也望著我在鏡中的倒影﹐很認真地量度我的臉型﹐心裡快速地盤算著該如何處理我這頭三千煩惱絲。我喜歡看著她那一絲不苟的神情﹐我也喜歡看著她的手指輕快地在我的頭髮海裡遊走。我想起了比拉知奧﹐我想起了那間細小的理髮店。

「滿意這個髮型嗎﹖」她一邊幫我塗上髮泥﹐一邊笑著問。

「那麼﹐你喜歡嗎﹖」我是這樣答非所問地回答。

「我喜不喜歡﹐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還是要你自己喜歡罷。」

「不﹗那至少讓我知道﹐除我之外﹐世上還有一個人喜歡我這個新髮型。就只有自己喜歡自己﹐不是太悲哀了麼﹖況且﹐假如你喜歡﹐我有什麼理由不喜歡﹖」我故意頓了一頓﹐道﹕「因為你是我的髮型師。」

我望著這個愛爾蘭女生。她笑得有點甜。

甘泉航空宣佈破產當天﹐老友第一時間便從香港發了個電郵予我。

我記得﹐我是這樣回覆﹕「這是大家早料得到的結局罷﹖」

這間香港廉價航空公司啟航當天﹐我在這裡寫道﹕「實在想不透他們的BUSINESS MODEL。RYANAIR能夠成功﹐因為他們把飛機看待成巴士一樣。才剛降落﹐便又立即載同另外一批乘客到另一個地方。一架飛機一天可以飛七﹑八轉。也因為他們飛的都是歐洲短途航線﹐於是他們可以把飛機停留機場的時間縮短至半個小時以內﹐節省了不少開支，大大減低了成本。因此﹐可以提供低過一塊歐羅的飛行，深受歐洲人的歡迎。這一間愛爾蘭公司﹐現在已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不過﹐OASIS提供的可是LONG HAUL FLIGHT。而且還有免費餐飲﹑椅背電視和枕頭被鋪。跟RYANAIR倒是大大的不同。真的不明白他們如何控制成本。況且﹐在環境保護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候﹐我怕BUDGET AIRLINE再不是一門容易賺錢的生意。」

那是零六年十一月的事情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未能想得通甘泉航空的運作模式。

那天﹐我曾嘗試學學孔少林和方卓如﹐在這個專欄裡談談一些報紙經濟版的故事。當看淡甘泉的生意前景的同時﹐我卻對另一個新型航空公司的運作模式﹐多少抱點希望。

那就是那幾間看准了近幾年來跨越大西洋商務客位的大幅需求﹐而紛紛成立的航空公司﹕EOS，MAXJET﹐SILVERJET和L'AVION。

二零零五年十月﹐EOS開始營業。老闆是前英國航空公司行政人員DAVID SPURLOCK。他在短時間內便籌集了近212M美金﹐讓他發展這個有點創新的航空公司運作模式。

根據廣告﹐EOS的飛機都是波音757型號﹐每架本來可以容納二百二十個乘客﹐不過﹐這間航空公司只會接待四十八位。因為他們要每個乘客都有至少21平方尺的空間﹐也有一張六尺六寸長的床。他們提供的﹐只有頭等服務。

其餘的MAXJET﹐SILVERJET和L'AVION也是打著類似的旗號。他們都以為﹐富貴客人永遠都有一個市場。

可是﹐早陣子翻開報紙的經濟版﹐我發現﹐無疑﹐我不是孔少林和方卓如。

原來﹐EOS已經申請破產。原來﹐去年聖誕前﹐MAXJECT亦已經停止服務。據消息說﹐SILVERJET正在尋覓買家﹐股價意從兩英鎊跌至14p﹐而來往巴黎和紐約的L'AVION相信一樣經營困難。

也許﹐在這個年頭﹐並不按傳統辦法去經營航空公司﹐只能註定是一盤賠本的生意。莫忘記﹐年初的時候﹐RYANAIR總裁MICHAEL O'LEARY也發出了公司歷史以來首個盈利警告。

難道有些事情真的只有一個辦法去做﹖

早陣子﹐收到了一封題為「給工程師的十二封信之一」的電郵。看看那個下款﹐我知道﹐寫這封信的﹐是一個香港工程師。聽說﹐他已經準備在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裡﹐挑戰那位仿似不倒的傀儡老人。

那是一封對香港工程界現狀大表不滿的信。副題係「十一年悶局﹐還未夠嗎﹖」。心裡算算﹐原來香港也回歸中國十一年。

讀罷那封電郵﹐我相信﹐便是參加地區直選﹐這位工程師也能夠抓到張票尾﹐獲得一個立法會議席﹔我也相信﹐這位工程師將會在政治界裡有一個更光明的前途。因為他的文筆不差﹐至少通順易讀﹐沒有過多的文字膽固醇﹐亦沒有沾染上了北方紅色中國的文字毛病。更何況﹐這位姓黎的香港工程師﹐曉得一種許多畢生香港在那狹小政治圈裡打滾﹐卻依然不懂得的伎倆﹕在動人的辭藻裡﹐不斷陳倉暗渡地偷換那些虛無縹緲的概念。要知道﹐那是蠱惑人心的必殺技。尤其在一些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染缸裡頭。

陶傑點評過﹕「奧巴馬贏盡民望，因為他會說話。奧巴馬把『轉變』（change）這個字，玩得出神入化，玩得惑眾煽情，令二十五歲以下的選民以為，凡是變，就是好。奧巴馬懂得玩語言，把陳腐的字眼注入新活力。」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尚且可以如此﹐在香港這個極小眾的功能組別選舉裡﹐要讓那些未見過大蛇屙尿的人﹐沉醉在那些煽情魔幻文字裡頭﹐實在易如反掌。只要寫得一手真真正正的中文便成。中文﹐本來就是一種精簡淺易中又有深奧意境的文字。從不嘮嘮叨叨的同時﹐又能帶人投入那無限想像空間裡頭。只是﹐當中國大陸變了顏色後﹐在政府公文裡﹑在媒體裡﹐這種漂亮的文字已經很少有機會能夠以本來面貌見人。所以﹐很諷刺地﹐在現今中國人的社會裡﹐只要文章簡潔不嘮叨﹐大家都會視之為天人。

那封題為「給工程師的十二封信之一」的電郵﹐其文字也算得上是中文。不是那些紅色漢語﹐也不是那些照搬過紙的胡亂英文翻譯。可惜﹐那位黎姓工程師卻在稱謂那位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長時﹐露了底。他在DAVID ORR前面﹐強人所難地加上一個「Ir」的銜頭。那就如當頭棒喝一樣﹐我忽然走出了他的迷宮﹐爬到了更高處﹐俯瞰下來﹐看得到那封電郵內容其實空洞無物﹐邏輯含糊錯亂。跟那位傀儡老人的﹐其實沒有兩樣。只不過﹐他寫的是中文罷了。

「Ir」這個銜頭﹐其實是香港特有。是一群完全沒有自信的香港工程師﹐為了自我麻醉而滋生出來的產物。他們說﹐那是工程師的銜頭﹔他們說﹐當醫生在社交場合裡都會用上「Dr」這個稱謂﹐同樣是專業人士﹑比人高一等的工程師﹐也應該獨有一個銜頭﹐來彰顯自己在社會上的超然地位。

在歐洲也生活了兩年﹐跟許多愛爾蘭﹑英國的工程師都有往來。大家用上的﹐不是「Mr」﹐就是「Ms」的稱謂。每次看到「Ir」這個銜頭﹐我都會汗顏地想起老牌英國演員保羅史高菲的一件逸事。他在《日月精忠》裡飾演亨利八世的忠臣湯瑪士摩爾。六十年代，史高菲去莫斯科登台，演《王子復仇記》，英女皇想給他封爵，他堅決不要，反問：「銜頭叫做先生（Mister），有什麼不妥？我喜歡這個尊貴的名稱。」這是多麼高尚的情操。畢竟﹐出生於一個偉大的國家。

也記得陶傑早前在《黃金冒險號》裡的一篇嬉戲文章。他寫道﹕「中文的許多詞彙，會為使用這種語文的人鼓動許多莫名其妙的亢奮。例如『學士』這個名銜，英文只叫Bachelor，意思可作『討不到老婆的單身漢』，考取一個Bachelor學位，是什麼天大的殊榮？讀到碩士，也不過成為『主人』（Master），『主人』有什麼好威水的？只要付三千六百元月薪給一個菲傭，她就可以每星期一、三、五，都叫你做主人；星期二、四、六，她可以叫你做『爵士』（Sir），然後下一個月，單雙數倒過來叫，只要主人和爵士肯繼續付錢即可。......Bachelor，Master，Doctor，本來叫着好玩──英美的學者，有一點點學術地位，還可以封為Fellow呢──Fellow的意思，That fellow，就是『那傢伙』、『嗰條友』，但中文卻譯為『院士』，莊嚴肅穆，與英語原文舉重若輕的瀟灑不符。」

的確﹐中國人就喜歡逐鹿那些教人亢奮的名銜。他們說﹐那是地位的象徵。也就是社會的尊重。於是﹐那些本來舉重若輕的名銜﹐都成為了重於泰山的戰利品。

在回歸前﹐在設立什麼大紫荊章之前﹐香港的工程師已經懂得自行創製一個自我提高地位的方法。可是﹐在眼紅醫生的同時﹐他們卻不懂得當中關鍵的分別。

跟工程學不一樣﹐醫學不純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哲學，因為醫生在生死搏鬥的前線，醫生要時時面對死亡，優秀的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出幽入冥的哲學家，他對生離死別有一套不凡的見解。我以為﹐醫生的那個「Dr」﹐是出走幽暗冥道的通行證。沒有了這樣的稱謂﹐那些把守著地獄門的牛頭和馬面﹐會抓著經常來往生死兩界的醫生不放﹐要他們跟隨著他們的病人﹐在那無間的地獄裡頭流離浪蕩。

在沒有任何哲學的意境支持下﹐何解硬要自創一個銜頭出來﹖何解要這樣丟人現眼地老是抱著這個小圈子的銜頭不放﹖除非他們都以為﹐香港的地盤每天都有工業意外。所以﹐在此間工作的工程師﹐每天都一樣在生死兩界的邊緣遊走。

其實﹐都怪在中國人的DNA裡頭﹐基於千百年來的饑荒和戰亂﹐從來沒有「事業」的概念，只有「謀生」，找一碗飯吃。一個職位，叫做飯碗，看得非常實在。在這樣的心理狀況之下，大學當然不過是謀生技藝的高級訓練所，醫生也不外乎是謀生賺錢的天梯。工程師亦然。

電郵結尾﹐那位黎姓工程師說﹕「在香港，我們理應可成就更多。」

說穿了﹐大家所謂的專業﹐不過是一個較名貴﹐較堂皇的飯碗罷﹔建設社會﹐也不過是獲得超凡待遇的冠冕。大家早已忘記大學第一課的精髓﹐也就是三年大學課堂裡最重要的一點﹕「CIVIL」是民用的意思。又或者﹐從來根本沒有人把教授劈頭的第一句說話掛過在心裡。畢竟﹐香港依然是一個只曉得用金錢衡量成就的社會。賺得到錢﹐就能賺得到地位﹔賺得到地位﹐也就能賺得到尊重。因為她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一個只懂得尊重金錢的社會。

於是﹐從功能組別選舉獲得立法會議席的﹐關心的都只是如何使到業界賺得更多﹑更多的金錢。其他議題﹐不過是附屬品而已。

[按﹕銀行假期到布魯塞爾旅遊關係﹐此欄暫停四天。故含糊其詞地多寫了些不大中聽的說話。還望見諒。或請多留意見。七日(香港時間)再續。]

在公司﹐跟老友交換電郵。

當知道我會跑到倫敦渡週末時﹐他以為﹐我又有銀行假期。我糾正他說﹕「跟香港不一樣。這兒沒有太多公眾假期。只不過因為找到了廉宜機票﹐便利用週末去轉一個圈。有兩個月沒有到過倫敦了。可是﹐其實也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辦。要到匯豐處理些銀行戶口的事。」

朋友覺得有點詫異。他以為﹐在歐洲﹐沒有銀行會在星期六開門營業。

老實說﹐當聽到英國匯豐那邊的職員說「我們是有些分行會在星期六辦公」時﹐我也以為自己聽錯了。在電話裡﹐那位小姐更說﹕「你在肯辛頓高街的那間分行﹐他們在週末從早上九點﹐工作至晚上五時。」怎能沒有一點意外﹖當香港在鼓吹五天工作天的同時﹐前宗主國那邊原來在推動六天工作天。

「所以﹐不愧倫敦是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老友是這樣回應。

我知道﹐我又要再次糾正他。他的推論在邏輯上有點問題。那不是一個SUFFICIENT的原因。更加不是NECESSARY。我記得﹐我在電郵裡是這樣回答﹕「銀行工作六天﹐不足以讓英國首都登上世界金融中心的寶座。」

他們要工作六天﹐皆因唯有這樣﹐他們才能跟其他世界金融中心(包括香港)看齊。那是將勤補拙。

對於香港匯豐的服務﹐我是經常讚不絕口。跟國泰一樣﹐他們都是香港人的驕傲。

香港匯豐不會因為我在歐洲生活﹐而無事找事做地﹐要求停止我所有信用卡戶口。去年﹐東亞銀行便因為發覺要多付空郵郵費去寄月結單給我﹐說要取消我港大畢業生信用卡戶口。他們說﹐根據發卡條例﹐只有在香港生活的人才能擁有他們的信用卡。經過一輪討論後﹐東亞銀行最後要跟我道歉。不過﹐從此﹐我取消了所有這張卡的自動轉帳。在沒有任何交易下﹐他們依然要空郵月結單給我。算是對他們的懲罰罷。

香港匯豐更會因為我在歐洲生活﹐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讓我可以在海外二十四小時處理自己的銀行戶口﹐所有長途電話費用全部由匯豐負責﹐我不用繳付一分一文。

當香港匯豐知道我兩個月依然未收到任何英國戶口方面的消息時﹐他們實在很積極替我跟進。他們會連續幾天跟我報告進展。

也因為未能登記到使用英國那邊的電話理財服務﹐每次要求香港匯豐把我接駁到在倫敦的辦公室時﹐他們毫不猶疑地很樂意替我辦妥。

只是﹐想不到﹐英國匯豐跟香港匯豐完全是兩回事。

當開了戶口三個月也未收到提款卡密碼﹔當開了戶口三個月也未收到信用卡的同時﹐卻收到他們的通知﹐表示因為我近十二個月內沒有使用一次那張信用卡﹐所有他們要取消我那個戶口﹐英國匯豐的職員跟我提議﹕「要解決這些問題﹐唯一辦法是要你親身來英國一次。」

是香港的服務太過好﹖還是英國的服務屬正常﹖

(按﹕匯豐在愛爾蘭共和國是沒有分行。雖然他們老是說自己是WORLD'S LOCAL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