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報紙上關於希菲路機場五號客運大樓的新聞﹐我知道﹐上月到多倫多時候的決定實在正確。

在都柏林﹐那唯一的機場其實並不十分國際。除了到歐洲和美國的大城市外﹐要去世界上其餘的地方﹐都要到其他機場轉機。於是﹐這次到多倫多去﹐我選擇了乘英國航空。在希菲路機場轉駁另一班飛機。

妹妹也決定同一時候到那個加拿大東岸的城市﹐探望一下那邊的親人。本來﹐我是可以跟她乘同一班機。只是﹐她卻決定貪便宜﹐硬要乘搭加拿大航空。那是一間我揚言除非逼不得已﹐我不會再幫襯的航空公司。所以﹐我們不同時間到達。

四年前﹐ 為了抓緊時間﹐我首次從香港直航飛到多倫多去。所以﹐我選了AC。他們不用停在溫哥華加油。在飛機上﹐我發現﹐他們的服務的確與眾不同。用餐的時候﹐我跟空姐要可樂﹐她們竟然板起了臉說﹕「這兒沒有可樂。要其他飲料罷。」一時間﹐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後來﹐她們派杯麵予各乘客。不知道什麼原因﹐她們忽然把整車下了沸水的杯麵﹐放在我的身旁﹐然後走到不知去向。我有點餓﹐看著旁人都已經舉筷﹐便決定自己服務自己。也不知道從哪兒突然鑽出來一個空姐﹐她大聲喝著道﹕「不好碰那些杯麵。你已經吃過了。」這一次﹐我懂得應付了。我揮動著那雙還未弄開的木筷子﹐微笑著道﹕「在這監獄般的機艙裡﹐我想我有多吃幾杯的權利罷﹖更何況﹐我什麼也未有下過肚。當未有有人服侍的時候﹐便只好自己服侍自己。」說畢﹐我已經決定以後不再乘搭這一間航空公司。

當然﹐BA也不是好得很多。據調查﹐他們是全球大型航空公司裡面﹐誤點和遺失乘客行李最多的一間。我認識一個人﹐最近三次乘搭BA，便有兩次到達目的地時﹐方在行李運輸帶發現﹐航空公司未有把他的行李一併送來。那時候﹐轉為BA而設的希菲路機場五號客運大樓還未啟用。

不過﹐選擇英航是加航以外﹐從愛爾蘭橫越大西洋﹐唯一不笨鈍的方法。要記得﹐本來我已經在大西洋的東岸。就因為都柏林機場如此不國際﹐我才要先向東走﹐遠離一下那個分隔著美洲和歐洲的海洋﹐然後才折返向西。在倫敦轉機﹐是最省時間的了。所以﹐我其實沒有選擇。聽著這許多別人的經驗和故事﹐也在此間生活了近兩年﹐清楚這兒的人辦事方式﹐我唯有自己當心一點。

誤點﹐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不過﹐我倒可以防止BA遺失我的行李。就是沒有一件寄艙的行李﹐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手攜行李裡面。無疑﹐這是有點「斬腳趾﹐避沙蟲」。可是﹐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絕佳的辦法。尤其﹐當讀著報紙上關於希菲路機場五號客運大樓的新聞時﹐你應該更要讚嘆我的先見。

那天﹐報紙報導﹕「因為行李處理出現問題﹐英航只能讓沒有寄艙行李的乘客登機。」

我知道﹐我不得不承認﹐我不認識你所認識的溫柔與浪漫。所以﹐請不好問我﹐到巴黎渡一個週末﹐何解隨身帶上的﹐竟然會是盧梭的《懺悔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當我明知道《流動的饗宴》是一本永遠到巴黎都要帶在身上的一本書﹔當我明知道《太陽照常昇起》講的正是我想像中的花都﹐我卻依然說服得了自己在行李袋裡放上《懺悔錄》﹐我的確能夠說服得了別人﹐我不知道什麼原因有這一個決定嗎﹖

也許﹐也許我確實有這樣的能力。畢竟﹐在法國首都裡面﹐有些地方我是非去不可。因為于我來說﹐它們就是「巴黎是巴黎」的唯一合理解釋。沒有到過這些地方﹐我不能肯定自己又再一次來到這一座花一樣的城市。要知道﹐從來﹐我都習慣活在自己的想像裡頭。

是一些地方嗎﹖其實﹐不過是一個。就只這一個。

在旅遊書《TIMEOUT SHORTLIST 2008》裡﹐作者用上了一版篇幅﹐去重新介紹這個給重新注入了新生命的地方。

她的歷史﹐我當然有點認識﹐雖然談不上很熟悉。三年前﹐首次到巴黎去。有一天﹐我決定離開同行的朋友﹐獨自一人在市內遊逛。為的﹐就是要探訪這一個地方。這一個傳說中的地方。

我是早給她的歷史和傳說迷上了。假如世上從未曾有過這樣的一個地方﹐未曾有過這樣教人驕傲的歷史﹐未曾有過這樣讓人霞想的傳說﹐巴黎不僅不是巴黎﹐這個世界也不再是我們現在的這一個世界。所以﹐每次到巴黎去﹐我都要到這一個地方朝聖。的而且確﹐這是一個配得上「聖」這一個字的地方。

所以﹐當讀到TIMEOUT作者竟然用上這一句說話「每一座城市﹐都應該要有一個這樣的地方」來結尾的時候﹐我很同意的同時﹐也很詫異。就只有巴黎配得上擁有這樣的一個聖地。

還記得﹐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裡說過﹐「能夠花上些時間﹐在巴黎這樣的城市讀一讀書﹐因為就總有辦法可以過得好﹐便是多貧窮﹐也像獲得了一個巨大的寶藏。」(with time to read in a city like Paris where there was a way of living well and working, no matter how poor you were, was like having a great treasure given to you.)

我就是要去尋找我的寶藏。

「對不起﹐要打擾你。請問我可以在哪一個架上找到一本《流動的饗宴》﹖」久尋不獲﹐我便決定問問那位剛彈畢了琴的店員。那是一位黑人青年。他笑著道﹕「請跟我來。海明威的作品都擺放在門口的那個專架上面。」

原來﹐都放在收銀櫃下面的那個架上面。我當然能夠找得到海明威那本講在巴黎生活點滴的作品。根本不可能沒有。

無疑﹐這兒的售價﹐都比都柏林﹑倫敦的高。畢竟﹐都是舶來品。不過﹐我還是很樂意多付上一些。

當那位店員給我在扉頁上蓋上他們那個獨一無二的印章後﹐我很滿意地笑了起來。在海明威那句名言底下﹐有了那個「SHAKESPEARE AND COMPANY」的黑色標記﹐我怎能不滿意﹖

我默默地念著﹕「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t stays with you, for Paris is a moveable feast」。

這是一本每次到巴黎去都要帶在身上的書。同時候﹐這也是一本只能在這個聖地裡買下的書。

幾年前﹐中國大陸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帶一本書到巴黎》。作者是林達。印象中﹐算流行過一段時候﹔在文化圈子中﹐亦引起過少少漣漪。畢竟﹐是那個暴發社會裡﹐首部推廣品味旅遊的作品。那時候﹐我也附庸風雅地買了一本回家細讀。只是﹐到了現在﹐除記得雨果的《九三年》外﹐書裡面提及過什麼﹐都沒有絲毫記憶了。

當然﹐記得的﹐還有那一個書名。

聖誕後﹐我染上了到處旅遊的習慣。都怪認識了一些在倫敦生活的香港人。便是已經在英國首都居住﹐他們竟然還不時在週末空閑的時候﹐乘飛機到米蘭購物。就像從沙田到銅鑼灣般。於是﹐我這一個住在都柏林﹐而又喜歡旅行的香港人﹐便決定每個月撥兩個週末出來﹐到其他城市小住一會兒。

上週末﹐我就是去了巴黎。是第三次踏足這個法國的首都﹔也是逗留得最短的一次。才一個晚上。

時間當然不夠。不過﹐到巴黎去﹐時間是永遠不足夠。還記得﹐海明威在短篇小說集《流動的饗宴》的扉頁上寫道﹕「年輕人有緣在巴黎消磨年輕的歲月是人生的福份，一輩子消受不盡，因為巴黎是個流動的饗宴。」董橋先生是這樣翻譯那一句名句。

在未有把握能夠搬到巴黎生活前﹐一個晚上跟一個星期﹐又有什麼分別﹖我只不過想在花都消磨些時間﹐好沾上一些流動饗宴的光芒。

我以為﹐在短促有限的時間裡﹐要好好享受巴黎﹐唯一辦法﹐就是在露天咖啡座﹐點起一支香煙﹐呷著咖啡﹐一邊讀書﹐一邊欣賞路過的每一個人﹐然後去寫本小說。談起海明威在法國首都的逸事﹐董橋說﹕「海明威住法國的時候才二十五歲，常常泡巴黎St. Michel咖啡館一邊寫小說一邊喝朗姆酒一邊看漂亮女孩子。那天那個女孩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一張臉彷彿新鑄出來的肉色硬幣，肌膚是冒過一陣細雨的花瓣，頭髮跟烏鴉翅膀一樣黑一樣亮，斜斜一剪順着臉頰剪出一彎新月。短篇寫完了，他很累。重讀了一遍結尾一段文字抬頭一望女孩子走了：『我想我真心希望她是跟一個好男人走了。我心裏終歸很難過。』他說。他把起草小說的筆記本揣進衣袋裏向伙計要了一打生蠔半瓶白葡萄酒：『寫完稿我總是覺得空空蕩蕩又悲又喜彷彿剛做完愛，我斷定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到底有多好倒要等我第二天再讀一遍才知道。』」

於是﹐出發前﹐費煞思量的﹐不是那兩日一夜的行程﹐倒是該帶一本什麼書跟我一起到巴黎。

無疑﹐《流動的饗宴》確是一個絕佳的選擇。這部短篇小說集﹐寫的「都是那幾年花都舊人舊事舊心情的追憶。青澀的婚姻綴滿青澀的歡愉，記憶中的戰爭催人憐惜活着的珍貴。踏遍巴黎大街小巷，他喜歡看塞納河邊漁夫釣小鮈魚，煎一煎連魚骨都香脆。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亞書店可以賒賬可以借錢，Gertrude Stein精緻的書齋是四季敞開的懷抱。他教詩人Ezra Pound打拳擊。他說畫家Wyndham Lewis那雙眼神是『強姦不遂』的眼神。他上山滑雪下山賭馬隨時找得到藉口開香檳瞎慶祝，籌集給艾略特的錢全花光了誰也不在意。寫完《大亨小傳》的費茲傑羅神經兮兮服侍神經兮兮的Zelda，偶然跟海明威出一次遠門淋了幾陣雨他窮緊張硬說自己得了肺炎，過不了幾天又說Zelda抱怨他下面不夠長，海明威一手拉他進廁所脫下他的褲子瞄了一眼向他保證他的長度絕對正常！」

當然﹐《太陽照常昇起》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一個只能發生在巴黎的愛情故事。

只是﹐最後我竟然選擇了盧梭的《懺悔錄》。難怪你經常對我說﹐「我從來都不懂得你的浪漫和溫柔。」我想﹐亦只好如此解釋。因為我也想不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讀書時候﹐每年英文科作文考試﹐總有一條題目﹐要我們寄封信到報社﹐跟編輯談談一些在身邊發生又影響大眾的事情。

奇怪地﹐印象中﹐中文科老師則很少會給我們命這樣的題目。猶記得﹐丘世文曾經在《一人觀眾》裡寫過一篇文章談及學校作文課的情形。他說﹕「從小學造句開始﹐接著就是中小的抒情文及記敘文的習作。通常是老師在黑板上寫上幾個題目—諸如『我最難忘的人物』﹑『憶亡友』﹑『一個銅幣的自述』和『春日郊遊』等。」這可謂﹐歷久而常新。香港中文課程﹐該算是「五十年不變」這個神話的始祖。

或者﹐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異罷。

在香港﹐翻開報紙﹐假如那些華文報紙還有一個叫做「讀者專欄」的版面﹐裡面都充斥著投訴﹑伸冤和訴苦的文章。很有中國地方色彩﹐跟西方報紙很不一樣。不好提及那些從外地來的﹐便是打開那份碩果僅存的本地英文報紙《南華早報》﹐讀者來信的內容實在多姿多彩得多。大至討論國際時事﹐小至閒話家常。教人讀來有點趣味。

當然﹐我以為﹐最好的「讀者專欄」﹐還要數《泰晤士報》。畢竟﹐這是份歷史悠久的報紙。她的讀者人數多﹐層面廣﹐質素也特別高。那是我每天都不會錯過的一個版面。從中﹐學到精簡英文的同時﹐也學到了英國人的幽默和刻薄。每年年初﹐報社都會把去年最精彩的給編者的信輯錄成書﹐讓大家容易一讀再讀。那的確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好書。

早陣子﹐陶傑便在其《壹週刊》的專欄裡寫道﹕

「報紙每天行銷百萬，是要出來見人的。質素有什麼飄忽，讀者眼睛雪亮，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大報如《泰晤士報》還有一大版『給編者的信』，就新聞、時事和報紙方針，還有專欄作家的言論，發表評論和回應。讀者來信多幽默精警，民間臥虎藏龍，一張大報一舉一動，是人是鬼，怎會逃得過公眾的審判？英國的第一大報，名譽就是如此建成的。」

近來﹐大家熱烈討論的﹐都是上星期天﹐奧運聖火在英國首都傳遞時發生的示威衝突。顯然﹐大家都很支持那些示威人士。既然北京政府都利用奧運會來張顯自己國家繁盛﹑社會和諧等政治議題﹐《泰晤士報》的讀者便都透過這個讀者專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藉著奧運會舉行在即﹐對這個共產政權鎮壓西藏﹑欺壓人權的種種﹐表達不滿。

上班途中﹐在火車裡﹐讀著這一篇又一篇高水準的文章﹐我竟然有點心癢。很想試試自己的文筆﹐能否獲得這份英國傳統報紙總編輯的垂青。陶傑講過﹐「《泰晤士報》的主編，每次任命，在英國和世界，多少都是大新聞。因為英國有兩百家大學，有兩百多位大學校長，即使名校也有劍橋和牛津兩家，但《泰晤士報》，三百年來卻只此一店。一名《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地位與牛津大學校長差不多。」

於是﹐回到公司後﹐便立即電郵了以下短短數十字予報社﹕

「Sir, I am so proud of the Londoners and the Parisian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ll receive the Torch - the symbol of Power (Letters, 9th April) on 2nd of May. I wonder if there will be any protest in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To the communists' rule we obey now.」

我想﹐這兩天《泰晤士報》的「讀者專欄」﹐會是我最期待的罷。

老實說﹐為了提高刊登的機會﹐我是故意留下了香港的地址。希望總編輯看著到這個罕有來函份上﹐勉為其難地登上一登。雖然﹐我深明﹐公眾對這個地位與牛津大學校長差不多的人的品味操守都有期待。

[按﹕到巴黎渡週末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五日(香港時間)再續。]

轉眼間﹐零八年已來到第四個月。這表示﹐我搬到歐洲生活也近兩年﹐簽下的那一份租約也快將到期﹐實在是時候傾傾續約。至少﹐假若談不攏﹐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找個新的住所。記起初來都柏林時的情景﹐我就沒有膽量﹐再嚐嚐一個星期內四處尋找居住地方的刺激。況且﹐人大了。

於是﹐上星期天﹐為了迎接包租公到來傾談租約﹐只好擱置到電影院去的計劃﹐留在家好好的打掃一下。算是兩年一度的大掃除罷。我相信﹐沒有業主不喜歡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租客。我希望﹐能夠繼續給我的包租公一個好印象﹐好讓他不捨得我的同時﹐加租也會有點留手。我到網上為續約做過點功課﹐知道那是不能避免的事情。

同日﹐愛華頓在主場比賽﹐便扭開收音機﹐收聽電臺廣播。不過﹐聽到的﹐卻是奧運火炬在倫敦傳送時週圍示威的直播。也因為要直播足總杯﹐愛華頓的比賽是沒有辦法透過大氣電波傳送來到愛爾蘭的了。雖然如此﹐我不但沒有感到不滿﹐我甚至覺得興奮。

就讓那個殘暴不仁的政府感受一下世人對其的不滿罷。

我很渴望﹐今年夏天的奧運會﹐每天都在示威聲音下舉行。當那個政府好希望能夠藉著舉辦這個世界盛事﹐來張顯自己國家繁盛的同時﹐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夠盡自己的一分力﹐讓這個視生命如無物的政府﹐出醜在大眾面前。

聽著聽著記者對示威的報導﹐我也收聽到其中一個手持火炬的人的訪問。那是KONNIE HUQ。她對記者說﹕「我不知道那些身穿藍色運動衣的中國人在這裡做什麼。他們就只懂得包圍著我。我以為﹐我們倫敦已經有足夠警察開路﹐實在不用勞煩北京政府派人協助。說來也奇怪﹐這些中國人就怕鏡頭影不到我手上的聖火﹐經常捉著我的手﹐逼令我要提高火炬。很討厭。」

當我以為﹐那天﹐在英國首都發生的事情﹐會是以後每一個將迎接奧運火炬的城市的典範時﹐兩天後﹐上班途中﹐在火車裡﹐我讀到了在巴黎的情形。果然一波比一波高。那個所謂的聖火﹐在示威者的激烈行動中﹐竟然四次熄滅﹐一部份巡遊路線也要取消了。我替巴黎人感到驕傲。就不知道在三藩市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實在很讓人期待。要知道﹐那是一個曾經舉行過全球最大型反對出兵伊拉克的城市。

正如《泰晤士報》裡面的一個專欄作家所講﹕沒有對這個北京奧運聖火巡遊舉行激烈的示威﹐那個城市實在要感到汗顏﹐實在很難再在國際版圖上立足。......幸運地﹐當那聖火抵達倫敦後﹐我們有足夠的示威者﹐去保存我們國家的光榮﹐讓我們替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他們都跟那些在奧運會裡獲得金牌的運動員一樣。

讀著那篇文章﹐我有點替我的出生地擔心。就怕這個替北京政府貼金的活動﹐徹徹底底地破壞了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

想不到﹐在工作極度忙碌的時候﹐竟然讓我碰上了一本又一本精彩的小說。於是﹐縱然下班回來都已經很疲累﹐每天晚上我都要過了一點鐘方捨得把燈熄滅﹐靜靜地墮進夢鄉裡面。因為我已深深地沉醉在那些小說的世界裡﹐不能自拔。

起初﹐是在《上訴》(THE APPEAL)裡﹐重新尋回了JOHN GRISHAM；然後﹐又受著董橋的影響﹐透過《老人與海》﹐迷上了海明威﹔接下來﹐就因為電影裡的兩個漂亮女生﹐和作者在報紙上的那篇專欄﹐我趕緊在電影上畫前﹐追讀《另一個寶琳女郎》(THE OTHER BOLEYN GIRL)。

至於﹐從加拿大回來後﹐我便在錢鍾書先生的《圍城》裡迷失了。

錢鍾書先生在序言裡寫道﹕「在這本書裡﹐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份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

我以為﹐這就是《圍城》這本小說吸引我的地方。

首次讀《圍城》的時候﹐看的只是故事內容。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那時候﹐還年幼無知﹐應該會覺得錢鍾書先生這部名作沉悶。畢竟﹐裡面的情節既不緊湊﹐也不峰迴路轉。只是﹐整本書卻竟然在小小的腦袋裡﹐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後來﹐有次在圖書館裡無聊地等人﹐剛巧在書架上碰上了一本《圍城》﹐也不能解釋是什麼原因﹐就拿了下來翻翻﹐就著了魔似的﹐竟然借了回家再看一遍。

這一次﹐在歐洲生活﹐重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我開始很留意錢鍾書先生文字面前和背後的意思。

老實說﹐都深深地陷在心裡面。

他說﹕「法國也有這麼的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他也說﹕「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譬如我當初很希望到三閭大學去﹐所以接了聘書﹐近來越想越乏味﹐這時候自恨沒有勇氣原船退回上海。我經過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會結婚﹐不過我想你娶了蘇小姐﹐滋味也不過爾爾。狗為著追求水裡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願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悵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

一連三天﹐都在寫《圍城》﹐不過老是寫不到心裡面想講的那句說話出來。畢竟﹐文字功力實在太差。不過﹐我知道﹐要明白的﹐始終會明白我想說些什麼。

唯有如此希望。

一連讀畢四本英文小說後﹐我決定從書架裡找來錢鍾書先生的《圍城》重讀。年初﹐從香港帶回來都柏林後﹐便一直閣在書架上鋪塵。縱然﹐聖誕回港渡假前﹐我是突然好想重新翻翻這部錢鍾書先生的名作。也許﹐一個假期後﹐心情變了﹐熱情也就此冷卻了。

忽然又很想重讀《圍城》﹐是從多倫多探親回來後的事情。

乘巴士返到住所﹐把帶回來都柏林的東西都安置妥當後﹐便打算繼續在飛機開始了幾頁的《紐約三部曲》。本來﹐這是我準備在北美洲之旅時讀的小說。豈料得到﹐竟然在機場碰上了JEFFREY ARCHER新鮮熱辣的新作《THE PRISONER OF BIRTH》。始終﹐這個前保守黨副主席﹐是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於是﹐這本PAUL AUSTER的成名作﹐就只跟隨著我走出走入﹐來回橫跨大西洋兩次罷了。在回程的那班夜機上﹐因為有點累﹐才讀畢首兩章﹐我便墮進了夢鄉。

正躺在沙發上﹐開始繼續主角那奇異的旅程時﹐我的目光卻竟然碰上了書架上那本《圍城》。

記得在多倫多的時候﹐舅母有天問道﹕「在愛爾蘭的日子﹐有沒有試過突然很想讀讀一些中文小說﹖」我想了想﹐回答道﹕「其實﹐當代華文作家裡﹐還有新作品出版的﹐除了陶傑外﹐一時間我也想不到第二個喜愛的。因為得到一個朋友的照顧﹐經常在電郵裡收到最新的《黃金冒險號》﹐所以也沒有什麼時候特別很想讀一些中文書。」

舅母介紹我讀余華的《兄弟》。她說﹐很精彩。

從來﹐對於在共產黨執政後出生的大陸作家﹐我都很抗拒。老是覺得他們廢話連篇。本來﹐三個字可以表達得到的意思﹐他們偏要一大段冗詞贅句來兜圈子。又經常詞不達意。況且﹐因為都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這些作家都不懂得中文了。他們只曉得那些為了敗壞中華傳統文化而設立的「紅色漢語」。畢竟﹐自國民黨在內戰裡戰敗後﹐還能夠寫正統中文的﹐就只有香港人和台灣人。當然﹐在香港人越來越以成為中國一部份為傲的時候﹐保存那瑰麗五千年文化的重任﹐就只能交妥予福爾摩沙那個孤島。

那天﹐因為讀完了《THE PRISONER OF BIRTH》﹐便跑到舅母的書房裡﹐看看有什麼有趣的書。我看到了那上下兩冊的《兄弟》。記起了舅母的介紹﹐便隨手拿來翻翻。我承認﹐這確是當代大陸作家裡﹐中文較為像樣的一位。只是﹐讀畢了首章後﹐我知道﹐這不是我的那一杯茶。始終﹐有點不對味。所以﹐便是舅父﹑舅母如何讚賞﹐我依然提不起興趣把它借返都柏林。我說﹐「在住所裡﹐倒還有些中文小說未曾讀。」

望著那本鋪上了點點塵的《圍城》﹐心裡面竟然湧起了早前好想重讀這部錢鍾書先生名作的熱情。於是﹐我又再次放下了《紐約三部曲》。

錢鍾書先生在序言裡寫道﹕「在這本書裡﹐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份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

可能是重讀關係﹐我讀得有點快﹐雖然我想細細地嘴嚼裡面的每一句﹐以至每一個用詞。我一口氣讀了幾章﹐直至有點倦意﹐直至發現原來時間已經不早﹐直至發現第二朝還要早起上班。

畢竟﹐我也不過是現代中國某一部份社會裡的某一類人物。

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因為你知道為什麼我很想重讀《圍城》。

聖誕假期後﹐我從香港帶來了兩本中文小說返都柏林。一本是高陽先生的《粉墨春秋》﹐另一本則是錢鍾書先生的《圍城》。

開始翻讀《粉墨春秋》﹐是電影《色，戒》的緣故罷。那天﹐陶傑在其《壹週刊》專欄《坐看風雲時》裡寫道﹕

「四十年代汪偽的上海，參考書不多，除了後來流落香港的記者金雄白所著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這部巨著實為真正的曠世文獻，令人讀來掩卷唏噓——還有就是高陽根據金著另寫的小說《粉墨春秋》。但考究認真的高陽，在《粉墨春秋》也犯了粗疏的毛病——他寫汪妻陳璧君呼喚丈夫，叫他『兆銘』。陳璧君出身嶺南望族，民國時代大戶人家的太太很少以名字呼喚丈夫，陳璧君當年叫汪精衞，不叫『兆銘』，也不叫『精衞』，而是喚他『三哥』，因為汪氏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何況革命時期，兩人曾以兄妹相稱。由此可見，歷史細節考據之難。」

從來﹐陶傑介紹的﹐我都不會錯過。只是﹐《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有點難找﹐便找來高陽先生那一部三冊的作品。

我是一個不喜歡帶行李上路的人。因為怕行李多了纍贅。於是﹐在香港的時候﹐我是很努力地去啃《粉墨春秋》。可惜﹐畢竟時間太短﹐三冊的小說就只完成了首冊。所以﹐不得不一起放進行李袋裡。也因此放棄了本來想帶返愛爾蘭的幾本董橋先生的作品。

至於《圍城》﹐則是很希望重讀罷。去年年尾﹐臨返香港前﹐也記不清是什麼原因﹐突然好想重新翻翻這部錢鍾書先生的名作。於是﹐在香港渡假的時候﹐在書店裡買下《粉墨春秋》的同時﹐我也把它一併買下。

想不到﹐你竟然還記得我曾讀過《圍城》。亦記得我對高陽先生那莫明其妙的看法。

那天﹐從書店下來﹐便約了你茶聚。你打開我的購物袋﹐拿出了這兩部小說﹐有點詫異地笑著道﹕「印象中﹐你對高陽是有點偏見。你不大熱衷翻他的歷史小說。究竟是什麼人﹑什麼事情﹐改變了你那個頑固的想法﹖也要告訴我﹐是否彼邦的生活﹐讓你再次投入到《圍城》的世界裡。我倒記得﹐你不下兩次從圖書館借來這本小說回家。」

對於你的記憶力﹐我也有點點詫異。我老是以為﹐在你的生命裡面﹐我只不過是一個匆匆的過客。有如此的一個知己﹐夫復何求。那天﹐我跟你說了些什麼話﹐都顯得不大重要了。因為我們都能夠讀到對方的心思。

這陣子﹐一口氣讀畢了幾本小說。都很喜歡。

掀開序幕的﹐是JOHN GRISHAM的《上訴》(THE APPEAL)。那是一個人民律師協助居民﹐控訴大財團莽顧法例﹐不斷非法傾倒有害物質﹐破壞環境之餘﹐也危害生命的故事。同時間﹐作者也藉此點出美國司法制度裡﹐選舉上訴庭法官不公平的地方。正如早前所言﹐我以為﹐這是JOHN GRISHAM近幾年來﹐最緊張的一部作品。我看到了他的成名作《糖衣陷阱》(THE FIRM)的影子。當然﹐那還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說。

接下來的﹐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董橋說﹐這部短篇是這位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最沉澀的作品。不過﹐我卻竟然能夠似懂非懂地了解得到老漁夫的心情。我們不斷在這個世界裡打滾﹐不過是為了成就一己自私的慾望。海明威是文學大家。我這個沒有墨水的人﹐不敢在這裡放肆地亂放厥詞。只好抄一段董橋先生的文字﹐來表示對這部短篇小說的喜愛﹕

「念舊的柔情彷彿一幅褪了色的老畫，逝水的年華最後只認識朦朧的畫面而細辨不出畫裏的色彩了。我們都記不得當年我們覺得海明威的短篇小說好在哪裏。隱隱約約我們心中坐着一位海明威，他的藝術跟他的《老人與海》裏那尾青槍魚一樣壯碩一樣華美一樣沉靜一樣高貴："Never have I seen a greater, or more beautiful, or a calmer or more noble thing than you, brother. Come on and kill me."」

跟著﹐因為看到了電影院大堂的海報﹐因為讀了《泰晤士報》裡那篇討論歷史小說的文章﹐於是﹐便找來了PHILIPPA GREGORY的《另一位寶琳女郎》(THE OTHER BOLEYN GIRL)來讀。我讀得很快。是為了趕在電影上畫前完成。當然﹐也因為寫得很吸引。我想﹐小說比電影好。畢竟﹐正如作者在《泰晤士報》裡所言﹕「電影強於影像﹐小說強於情感。」沒有小說裡面的文字﹐對安寶琳的同情﹐只能流于表面。不過﹐那也正是電影公司的想法。他們找來了當今電影圈裡最漂亮的兩位女生來飾演寶琳姊妹﹕SCARLETT JOHANSSON和NATALIE PORTMAN。

在等候前往多倫多的飛機的時候﹐縱然行李裡是帶著了PAUL AUSTER的《紐約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我還是受不著誘惑﹐在都柏林機場書店裡﹐買下了JEFFREY ARCHER剛剛出版的新作《THE PRISONER OF BIRTH》。在飛機上﹐我竟然能夠禁著自己看電影的想法﹐一頁一頁地讀著DANNY CARTWRIGHT的遭遇。從來﹐我便很喜歡JEFFREY ARCHER的文字。那是陶傑所說的「啖啖肉﹐沒有多餘膽固醇的文字」。畢竟﹐曾是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畢竟﹐是牛津歷史系的畢業生﹐寫出來的字句必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近六百頁的故事﹐不消旅程一半的時間(四天)﹐便完全讀畢。縱然那完完全全是一個現代英國版的《基度山恩仇記》。NOT A PENNY MORE，NOT A PENNY LESS。

猶記得﹐去年的時候﹐王迪詩在其《信報》專欄裡寫道﹕

「不久前，我間firm幫一個上市公司主席配股抽水，事成後，說是無論如何都要請我們一班律師去半島酒店The Verandah 吃午飯。這位有錢人從頭到腳都是名牌，剪裁卻全不合身，一件恤衫的衣領闊得可以把拳頭放進去，當然也不能期望他知道西裝衣袖的第一粒鈕應該解開，見他一隻勞力士和兩串蜜蠟套在手上，好不威風。這位仁兄拿著菜牌研究了老半天，最後點了兩客Appetisers 和三碟 Spaghetti。我心想，難道我們六個人要表演『五餅二魚』？此人單是今次配股已套現近一億元，但有錢不等如對他人慷慨，虧他還厚著臉皮說：『大家share啦！哈哈哈哈......』」

宴客宴得這樣寒酸﹐的確只有中國大陸的暴發戶才夠膽做到。

早陣子﹐負責的那個都柏林東南部供水計劃﹐郡政府終於能夠順利跟承建商簽定一份價值一千二百萬歐元的合約﹐並鐵定在愚人節前一天動工。

簽約儀式早上十一時半在郡政府大樓舉行。那天﹐我跟老闆早半個小時便到達現場﹐打點一切。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要辦。因為我們早已在兩天前﹐把所有所需文件送到郡政府的律師手裡去﹐由他們負責安排。所以﹐與其說﹐我們顧問公司出席簽約儀式﹐是為應付期間突如其來的問題﹐倒不如說﹐我們是在等簽約後的那一頓慶祝午膳。郡政府大樓就在公司附近。我們當然走路過去。途中﹐老闆道﹐「按照傳統﹐簽約後﹐承建商那邊應該會提議請大家吃一頓飯。」

果然﹐當所有文件都簽署後﹐承建商的MD便嚷著要請大家吃中飯。我們的那位PRE便立即提議到政府大樓對面的那間餐廳。聽罷那個名字﹐我心裡不禁一笑。難怪老闆經常跟我說﹐「這位PRE的確很夠經驗。」要知道﹐那間餐廳倒是DÚN LAOGHAIRE這個都柏林南部城鎮裡面最高級的之一。那位MD笑著回答道﹐「你們決定。這個地方﹐我不熟悉。」

比起王迪詩在THE VERANDAH那餐中飯﹐我們當然比較幸福。至少﹐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個餐牌。

望著手上的那個餐牌﹐我知道﹐我應該要準備多個選擇。因為是中飯﹐我實在不知道大家會打算吃幾多道菜﹔我也不知道大家準備吃得有多豪氣。所以﹐我還是繼續按照以往做法﹐在高﹑中﹑低三個價錢的主菜裡各選擇一款﹐也選好一個頭盤﹐然後先讓大家點菜。

當侍應來到我們跟前﹐我當然扮還在讀那個餐牌。在未清楚了解大家如何吃這一頓飯前﹐我實在不能輕舉妄動。於是﹐是那位MD首先點菜。他跟我們道﹐「我的確不是太肚餓。所以﹐就只點一個主菜。不過﹐你們請隨便。不用客氣。」

接下來是那個PRE。他跟MD一樣﹐就只點了個炸龍俐。於是﹐我便立即知道﹐這一頓中飯自己該吃些什麼。我要了一個炭燒吞拿魚塊。那是跟炸龍俐一樣價錢的廚師推介。

那位MD也替我們各人點了一杯紅酒。

早前﹐英國國家隊領隊卡比路接受同鄉意大利記者訪問。他表示﹐他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進步。不枉每天都去接受私人教授。他說﹐身為一支國家隊的領隊﹐必須要懂得講那個國家的語言罷。我以為﹐那是最基本的條件。因為賽前和半場的時候﹐領隊都要跟球員講解戰術﹐給球員心理支持。特別是上半場完結後。那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不過﹐當這位意大利人很滿意自己的英語進展的同時候﹐他也不得不承認﹐在倫敦以外的地方﹐尤其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翰和英國東北部﹐要明白當地人的說話﹐依然有點困難。他說﹐到這些地方觀看球賽﹐了解球員狀態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跑來跟他多講兩句。只是﹐很多時﹐他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人在講什麼。他跟記者坦言﹐他的確一個單字也聽不到。

猶記得﹐有一次在酒館裡﹐跟一個愛爾蘭男生討論到球場看英國超級聯賽的話題。他講起了那次他去利物浦的遭遇。他說﹐無疑﹐面前的兩個人是在跟他說話。不過﹐他的而且確就完全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仿彿他們不是在講英文似的。一個以英文為母語的人﹐要去了解利物浦人的說話﹐尚且感到困難﹐更何況一個半途出家的意大利人﹖

對於此﹐便是《泰晤士報》也很理解。那天﹐這份英國傳統報紙的記者寫道﹐「縱然有點慢﹐卡比路開始體驗到在這個島國上面一切奇異的生活。從足球﹐到高昂的倫敦樓價。當然﹐還有生活在首都以外那些人的古怪口音。」

《泰晤士報》出名是一份極愛國的報紙。不過﹐他們對「愛國」的理解﹐跟香港那些土共的﹐很不一樣。他們愛的是整個大不烈顛﹑整個民族﹐而不是狹義地只有當權的那一個政黨。他們很清楚明白﹐執掌政權的政黨永遠不能代表國家。因為國家是屬於人民的﹐而掌權的人不過是人民的其中一份子。

讀過《泰晤士報》的人﹐都會很同意這是一份極愛國的報紙。例如﹐在體育版裡﹐他們從來就只報導英國球隊的消息﹐只報導英國運動員的新聞。去年﹐他們便大字標題﹐另出特刊﹐給三支闖進歐洲聯賽冠軍杯四強的英國球隊打氣﹔早前﹐當網球員安迪梅利在首圈出局後﹐《泰晤士報》便再沒有刊登一篇講澳洲公開賽的新聞稿﹐仿彿這一個大滿貫比賽已經隨著那位蘇格蘭球員給淘汰而閉幕。

他們的確很講民族尊嚴。不過﹐畢竟是英國人的報紙﹐對於自己不光彩的事情﹐他們也很懂得自嘲。他們便不時取笑利物浦或英國東北部的人講英文的口音。他們直言﹐這些人根本不是在講英文。

所以那天﹐記者接著說﹐「在球隊裡﹐從謝拉特﹑朗尼的利物浦口音﹐到夏格維斯的加拿大口音﹐卡比路確實要慢慢適應。更何況﹐在足總裡面﹐從主席到傳媒統籌﹐都是利物浦人和來自東北部的人。」

從前﹐在都柏林乘火車﹐在售票機買好了車票後﹐走到月臺﹐直至到達目的地離開火車站﹐都可能碰上不到一部入閘機。跟許多歐洲國家一樣﹐這兒採用的是「誠實制度」。那些營運火車的人以為﹐沒有人能夠埋沒自己的良心﹐而跑去搭「霸王車」。他們相信﹐人皆是善良的動物﹐大家都相信大家。他們同意﹐這是人禽有異的地方。

這兒用上了「從前」這一個詞﹐好像有點不妥。畢竟﹐那也不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兩年前﹐初來到愛爾蘭的時候﹐看著這個火車營運方式﹐有點難以想像的同時﹐我實在很替愛爾蘭人驕傲。要知道﹐在遠東的那個古老民族裡頭﹐假如用上這樣的手法﹐去經營集體運輸系統﹐火車公司早就要關門大吉了。因為大家都能輕易發現﹕原來﹐根本不用買車票﹐也能夠乘搭火車﹔便是有時候火車公司也會派人在出口查票﹐只要隨意揚一揚一張類似火車票的物體﹐就能夠胡混過關。在這個歐洲的城市﹐沒有人會想像得到﹐你手上的那一張票倒是早幾個月前已經失效的了。

不過﹐去年年初的時候﹐可能火車公司見有大量中國大陸人湧進這個島國﹐他們便在每一個火車站加裝了自動入閘機。沒有放進有效的車票﹐閘門就不會打開。

只是﹐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教導下﹐中國人是越來越聰明了。正如華文裡面的那一句諺語所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些從中國大陸來的人﹐便又找到了一個搭「霸王車」的方法。

那天﹐下班後﹐我如常乘火車回家。正排隊輪候出閘的時候﹐我發現有幾個互相相識的中國大陸人﹐忽然一字排開﹐各自緊緊地跟著前面那個人的後面。起初﹐我以為他們都是扒手。因為他們都鬼祟地跟前頭的那個人擠得很逼。於是﹐我便一邊排隊﹐一邊很留心他們的動靜。那時候﹐我想﹐假如看到他們偷東西﹐我必定會立即大聲高喊捉賊﹐捕捉這些敗壞民族名聲的敗類。

不過﹐我並沒有看到他們下手偷前面那個人的東西。他們偷的﹐是火車公司的服務。

原來﹐他們都沒有買車票。他們緊緊地跟著前面那個人的後面﹐便是要趁閘門打開後要近三秒鐘方會自動關掉的漏洞﹐閃一閃身﹐偷偷的竄出火車站去。

忽然﹐旁邊的那個愛爾蘭人搖著頭﹐望著那幾個匆匆跑出火車站的中國人﹐大聲呼喊道﹕「中國人真無恥﹐怎可能每次搭火車也不買車票﹖每個星期﹐我都會碰上他們幾次。中國人永遠就只懂得偷。他們天生就是賊﹗」

當時﹐我正把票放進入閘機裡。聽到那個人的話﹐便轉過頭望一望他。他也剛好看到了我。他傻笑地道﹕「你是日本人罷﹖......還是你們日本人懂得守規矩。」

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就只點著頭﹐微笑不語。

或者﹐我該鞠一鞠躬﹐用日語跟他講句「多謝」。

還記得﹐在小說《圍城》裡﹐錢鍾書寫了這一段文字﹕

「(方鴻漸)是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大學裡從社會系轉哲學系﹐最後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唯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外國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外國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像中國官吏﹑商人在本國箾來的前要換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

也記得﹐早陣子﹐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寫道﹕

「學好中文，不必進大學花四年專攻老氣橫秋的學系，中國文學和文化，完全可以靠自修。讀英文系、法文系、日本語文及文化系，哲學、歷史也好，先打一層外國的底，培養一點海洋的品味和眼光，回頭再讀中國古代的典籍，反而更有洞見。例如，先讀伏爾泰的散文，再讀晚明的小品，把地中海大西洋的浩瀚，接到黃河這一端，就會明白中國散文的精神境界。先讀十九世紀波特萊爾和藍波的詩，再讀唐代的李商隱和李賀，感受更深一層。」

的確﹐要了解中國﹐實在要跑到外國去﹐用著別人的文字﹐方能對自己的國家﹐有更深切的認識。

當西藏示威變得激烈的時候﹐我以為﹐香港的報紙會有一些解讀﹐協助像我這些對歷史﹑對社會科學完全沒有一點認識的人﹐了解一下西藏憑什麼老是嚷著要獨立。只是﹐在雅虎香港的網頁裡面﹐我只能找到一篇來自《星島日報》中國組資料庫關於西藏的新聞稿。除了都是正體字外﹐內容跟共產黨的樣板文章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完全無助我理解西藏問題。

幸好﹐我在歐洲生活。可以每天讀到一份新鮮熱辣的《泰晤士報》。那天﹐報紙裡面一片簡短的Q&A，便開始使我認清究竟西藏發生了些什麼事情。記者寫道﹕

「問﹕西藏可曾獨立過﹖

答﹕按照北京的說法﹐在十三世紀﹐西藏已經是中國的一部份。那時候﹐元朝的蒙古人把中國領土伸展過了喜馬拉雅山。根據多數歷史學者的考究﹐在十八﹑十九世紀﹐西藏至少是中國的藩國﹐直至1913年﹐不一致地宣佈獨立。毛澤東的軍隊則是在1950年進駐西藏。」

「問﹕何解西藏人在1959年起來反抗北京﹖

答﹕那時候﹐中國正在西藏東部實行土地改革﹐要拆卸掉許多廟宇﹐造成了近萬名難民湧到來拉薩﹐引發了大規模反抗。在上千名信徒陪同下﹐達賴喇嘛流亡到了印度。官方數字說﹐有近八萬名西藏人死亡。抗爭最後由軍隊平息。」

「問﹕西藏人是否經常不滿共產黨的統治﹖

答﹕起初﹐年青的西藏知識份子都對中國統治充滿期盼。不過﹐當中共政府實行土地改革後﹐他們開始有另一個想法。只是﹐話得說回來﹐那些窮困的西藏人倒很歡迎那個改革。」

「問﹕西藏人是否可以自由地敬拜自己的神﹖

答﹕掌權的人大多不會干預西藏平民百姓的信仰。西藏人都能夠出入廟宇。只是﹐中國政府規定廟宇裡面的喇嘛﹐都要上由政府開辦的愛國再教育的課。所有喇嘛都要跟達賴喇嘛分清界線。」

「問﹕達賴喇嘛是否要求獨立﹖

答﹕不。達賴喇嘛早已放棄了這個念頭。他對外說﹐他只希望一個有名有實的文化上的自治。他同意﹐由北京中央政府管治西藏。」

每次聽到「台獨」﹑「藏獨」和「疆獨」這些名詞的時候﹐我都會不其然問自己﹕究竟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個國家﹖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地方老是嚷著要脫離中國﹐自行獨立。我知道﹐只要跑到公司登記處登記﹐一班人可以立即成立一間公司﹔只是﹐我不知道﹐在什麼條件之下﹐一眾人可以聲稱成立了一個國家。

究竟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個國家﹖又或者﹐國際社會怎樣才會算一個地方做一個國家﹖

從來都沒有人能夠解答這一個問題。當然﹐我可以跑到圖書館去﹐自行翻翻書籍﹐尋找答案。可是﹐畢竟我是一個對歷史﹑對社會科學完全沒有任何認識的人。面對著那浩翰的書海﹐實在不知道如何找起。於是﹐懶惰地﹐一輪左思右想後﹐便自己給自己提供了一個自己有點滿意的答案。

我以為﹐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有其自己的國家。

因此﹐猶太人有以色列﹔因此﹐薩克遜人有英國。也因此﹐中華民族能夠擁有一個中國﹐似乎很合乎情理。

不過﹐想深一層﹐這其實有點欺騙人的嫌疑。

因為﹐「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欺騙別人的名詞。因為﹐世界歷史裡﹐根本就不曾有「中華民族」這樣的一個民族存在過。自古以來﹐中國本來就指漢族人成立的那一個國家。只是﹐到了二十世紀﹐為了成就自己的野心﹐為了合法自己霸佔得來的土地﹐為了一顯自己疆土的遼闊﹐統治者便發明了「中華民族」這一個詞語。他們說﹐那是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的合體﹔而中國就是中華民族的國家。

對於中國歷史﹐我也有中三的程度。我記得﹐讀到元朝的時候﹐我們說﹐那是中國首次遭到外族統治﹔我記得﹐當讀到吳三桂開山海關讓滿清入關時﹐我們說﹐中國再次落入外族統治者的手裡。何解過了幾百年後﹐我們不單只不視蒙古人﹑滿族人為外族﹐我們甚至認為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龍的傳人﹖

實在有點百思不得其解。

假如單因為這些外族曾經統治過中國這個地方﹐所以﹐到了現在﹐他們能夠給視做龍的傳人﹐可以名正言順地做其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的話﹐那麼﹐遠在歐洲的英國人也應該有資格成為龍的傳人﹐他們也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可記得﹐英國人統治香港這個中國的地方﹐比蒙古人統治中國還要長。

想到這裡﹐大家也許都能看穿那塊統治者硬要我們戴上的眼罩﹐發現「中華民族」這個名詞的荒謬。

所以﹐西藏和新疆﹐都應該要給我們踢出中國的大門外﹔對於內蒙古﹐以至黑龍江﹑沈陽一帶﹐我們都要強逼他們脫離中國。因為他們統統都不是龍的傳人。他們都不應該分享到中國政府經濟繁榮的甜美果實。中國應該只是漢人的國家。

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讓其他外族輕易地分化我們的國家﹐否則﹐我們怎能對得住霍去病﹑岳飛﹑袁崇煥等那些奮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歷史民族英雄﹖

眾所週知﹐香港華文報紙裡面﹐我最討厭的﹐要算是那份比《文匯報》﹑《大公報》更媚共的《星島日報》。

可是﹐搬到了歐洲生活後﹐要免費得知關於香港的消息﹐最方便的辦法﹐還是跑到雅虎香港的網頁去。畢竟﹐自首天接觸互聯網開始﹐我便習慣了使用雅虎。奈何﹐在那個網站裡面﹐除了《明報》外﹐刊載的都是《星島日報》的新聞稿。於是﹐很不情願下﹐偶然地我也要讀讀那份媚共得很討人厭的報紙。

近來﹐關於遠東那個古老民族的新聞當中﹐最多人談論的﹐莫過於中國政府武力鎮壓西藏示威。

其實﹐關於這個在中國西部的地方﹐以至其他如新疆﹑內蒙古等﹐很久以前﹐心裡面便藏著一個又一個老是沒有人能夠給我滿意答覆的問題﹕為何西藏﹑新疆和內蒙古會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何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的合體﹖何解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是指漢人社會﹐外圍其他所有民族皆為外族的同時﹐扭開電視機﹐中國共產黨又堅持以前那些外族是中國的一部份﹖究竟什麼構成一個國家﹖假如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有其自己的國家﹐我實在很支持西藏﹑新疆等獨立。

那天﹐偶然到了雅虎香港的網頁去﹐讀到一個來自《星島日報》中國組資料庫關於西藏的新聞稿。我以為﹐這有助解答那些疑惑。可是﹐只見裡面很簡短地寫道﹕

「『藏獨』和『疆獨』問題是除台灣問題外中國政府最為頭痛的問題，特別是『藏獨』，不僅涉及民族問題，還涉及宗教信仰及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故『藏獨』比『疆獨』更為敏感。

五一年，共產黨在打敗國民政府控制了西南地區，派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成功和平解放西藏。不過，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發生反對共產黨統治的武裝暴動，十日後駐軍進行鐵腕鎮壓，雙方都有大量死傷。暴亂平息後，十多萬藏人跟隨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逃離西藏流亡印度。

隨後多年，大陸政府一直稱達賴是被『挾持』離開西藏的，希望給達賴留下回西藏的退路。

之後三十多年，中央政府對西藏進行了封閉高壓統治，一般人都不允許進入西藏，到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對西藏的控制也放鬆並和達賴的代表接觸，而同時『藏獨』活動也活躍起來﹐多次示威變成暴動。

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有人在大昭寺附近舉行『藏獨』示威，公安人員拘留了數人，十月一日有藏人衝擊公安派出所，並放火燒派出所和警車，搶去了部分槍支，軍警開槍鎮壓，『藏獨』組織稱最少有十多人死亡，而北京 方面則表示有六名軍警被殺。

八八年三月五日，拉薩再度發生藏獨示威並演變成暴動，軍警開槍鎮壓，北京官方表示有一人死亡，三百人受傷。藏獨組織則稱最少有八人死亡。同年十二月十日，拉薩再發生示威演變成暴亂，並和軍警衝突，西方媒體報道有十二人死亡，多人受傷。」

原來﹐不過是一時誤會。除了那些都是正體字外﹐我實在看不到這篇新聞稿﹐跟共產黨的樣板文章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畢竟﹐狗口長不出象牙。

那天﹐王迪詩在其專欄《蘭開夏道》裡寫道﹕

「世上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香港社會有upward mobility，任何人只要經過努力，都有機會出人頭地。世上有很出色的律師，也有很垃圾的律師；有很了不起的清潔工，也有不知所謂的清潔工。不論幹哪一行，都視乎你本人的工作態度。我曾經很好奇，為何每次經過中環戲院里的擦鞋檔，總會看見那位女師傅的生意好得應接不暇，其他行家卻只有眼紅的份兒。原來是因為同樣收你二十塊錢，男師傅例行工事般擦兩擦，唯獨她花上六七分鐘，像愛惜一件藝術品那樣，細心地把每雙皮鞋逐處擦好。可見即使擦鞋，也可以擦得有聲有色。香港遍地都是機會，懂得抓緊機會又肯拚搏的人，很有可能發達。連董建華都可以做特首，香港地還有甚麼是不可能的?」

我承認﹐在這一分這一秒﹐香港的確還有UPWARD MOBILITY。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爬上那人生階梯的最高點。不過﹐你也不得不承認﹐比起回歸前﹐現在那個MOBILITY是開始變得有點IMMOBILE。

我以為﹐因為有UPWARD MOBILITY，所以在英國人的協助下﹐我們的祖先能夠創造出「香港」這個世界經濟神話。

當大家都知道可以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有上進心的人都會努力尋找這一個機會。於是﹐在一個理性的社會裡﹐總有一大群人默默耕耘工作。他們深信﹐只要工作出色﹐他們就會得到賞識。老闆不會因為他們不是什麼達官貴人之後﹐而不提拔他們﹔社會不會因為他們出生寒微﹐而妨礙他們前進。在人生的階梯上﹐大家的機會都均等。大家都很清楚﹐自己不能再進一步﹐都只能怪自己有不如別人的地方﹔大家也很清楚﹐有UPWARD MOBILITY就有DOWNWARD MOBILITY，便是自己家族如何顯赫﹐假如自己不努力工作﹐我們就要靠邊站﹐讓有能力的人爬過頭來。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在這樣巨大的社會原動力推動下﹐可以有什麼經濟奇跡不能給創造﹖

可是﹐回歸中國後﹐沒有了英國人的協助﹐香港人身體裡面那些中國人的醜陋DNA開始發作。大家開始更換那個推動社會前進的火車頭的燃料。大家開始重新體會到人事關係的重要。「阿蟲介紹」慢慢成為了向上爬的通行證。於是﹐社會上開始有人埋怨自己懷才不遇﹔公司裡﹐大家開始發現一些目不識丁的人霸佔著高層的位置﹔政府裡﹐開始有些沒有什麼學歷的人﹐做了一些公共機關的首領。大家發現﹐原來這個火車頭再不需要默默耕耘的人做燃料。努力工作再不是在人生階梯能夠向上爬的保證。

猶記得﹐早陣子﹐有幾個朋友在感嘆﹕「在這個年頭﹐識人比識字重要」。

聽罷這樣的說話﹐我也不得不有點感嘆﹕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有什麼經濟奇跡不會被搞垮﹖

寫著這篇文章﹐我仿彿聽到了那個火車頭的笛聲。我抬頭一望﹐原來那部電氣化火車﹐已經換成了由柴油操作﹐在那蜿蜒的火車軌上﹐噴著一把又一把烏煙瘴氣的黑煙。

聖誕假期前一星期﹐收到你的長途電話。是那一個星期天罷。我記得﹐我們確實談了一段時候。將近掛斷時﹐我跟你提議﹐不如星期六晚飯後﹐到你家附近的酒館聊聊天。你有點詫異。當然不是因為我建議的地點。那時候﹐你說﹐聽你說回港渡假﹐也聽了一段日子。想不到﹐突然發現﹐原來就只差五天。時間果然溜得很快。

時間的確溜得很快。眨眼間﹐返回愛爾蘭也近一個月了。

那天﹐我提議飯後到酒館去﹐其實有點自私。我知道﹐根據經驗﹐從愛爾蘭回到香港後的首個晚上﹐我將不能入睡。我只不過想找些人陪我一起失眠罷了。

訂機票的時候﹐我其實打算乘搭在英國下午開出的那一班機。因為回到香港﹐依然是上午。那麼﹐只要抵得著睡魔整天不斷的引誘﹐(因為那是歐洲凌晨的時候﹐)直到晚上﹐時差問題就能輕易得到解決。可是﹐人算果然不如天算。滿座關係﹐我們唯有如往年一樣﹐在倫敦乘搭夜機。也就表示﹐無論如何﹐總會在飛機裡睡上幾個小時﹔也就表示﹐我們將在香港傍晚時候﹐亦就是歐洲早上時候到達。因為才睡醒過來﹐是怎樣也不能幾個小時後好好入眠。前年﹐我就在床上輾轉反側了五個多小時﹐直至早上六時許﹐才勉強發了一個短短的夢。

在酒館裡﹐我們三個人東聊聊西談談﹐很快就過了凌晨一點鐘。我看到大家雙眼都有點倦意。我知道﹐我不能對老友太過殘忍。我總不可能硬要別人刻意失眠﹔我總不可能硬要別人不早早回家﹐陪陪肚裡有了孩子的老婆。於是﹐便舉手埋單。

因為袋子裡沒有港幣﹐就提議由我刷卡﹐來套一套大家的現金。當侍應把賬單遞過來的時候﹐他加上了一句﹐多謝兩百八十塊。

聽到這一個金額﹐我有點愕然﹐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們才不過飲了五杯酒。一邊從侍應手上接過賬單﹐一邊懷疑地問道﹐什麼﹖要兩百八十塊﹖侍應有點不不屑地望著我﹐沒有答話。

從來﹐我都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對於不合理的價錢﹐我一定會調查到底。於是﹐便細心地查看賬單上每一個項目。

不過﹐當看罷第一個項目﹐我立即有點尷尬地把信用卡放到那個盤上。

原來﹐我一時未及轉換貨幣﹐還以為他們講的是歐羅。

那天﹐董橋在其《蘋果日報》專欄裡﹐談及阿格莎．克里斯蒂。原來﹐這位香港最後一位文人曾跟偵探小說女王﹐有過一面之緣。董橋在《小風景》裡寫道﹕「七十年代﹐我在英倫看芭蕾舞劇﹐碰到一個富富泰泰的老太太跟一對夫婦走進劇場。朋友悄悄說那是阿格莎。」

讀著這一段文字﹐便想起了早前自己在電影院裡的一件遭遇。

那是一個週末黃昏。聽罷收音機的足球廣播後﹐見百無聊賴﹐便到電影中心看一場電影。片子是《四個月﹑三星期﹑兩天》。係羅馬尼亞的製作。講的是壽西斯古時期﹐一個大學女生跑去墮胎的一天裡面所發生的故事。

由於沒有指定座位﹐我便找了中央的位置坐下。

跟香港的有點不一樣﹐英國和愛爾蘭的電影院﹐它們在大堂公佈的放映時間﹐其實是指戲院廣告開始播放的時間。在此間生活了近兩年﹐我當然知道這件事情。不過﹐我還是喜歡按著門票上的時間入場﹐生怕有一天﹐電影院的工作人員會改變他們的傳統。因為早了一點入場﹐銀幕前面的布帘還未有拉開。整個放映室依然燈火通明。我便從袋子裡拿出本小說﹐在靜悄悄的環境底下﹐繼續追看那緊張的故事情節。

忽然﹐聽到後排的那個婦人﹐正跟一位剛在不遠處坐下來的老人打招呼。那位老人年紀大約六十﹐雙目依然有神。只是﹐說話的聲音並不是很嘹亮。我只能依稀聽到一點。從婦人的對答猜量﹐我想﹐他們應該也有一段時間未有碰面。

為了方便談話﹐老人提議坐到婦人旁邊。於是﹐我開始能夠聽得清楚他們的說話內容。

婦人問倒老人的近況。老人回答說﹕「正在替新作做宣傳工作。剛從高威(GALWAY)回來都柏林。說來有點湊巧﹐上星期﹐我亦到了羅馬尼亞走一趟。聽當地人說﹐這個導演有點料子。」高威是愛爾蘭西部的一個城市。

婦人道﹕「你那本新書我還未有時間翻翻。不過﹐就剛讀畢你對上那部作品。感受很深。我很同情女主角的遭遇。或者﹐是跟我的經歷有點雷同罷。」聽到讚賞﹐老人滿意地笑言﹕「可不好以為我是用了你做故事藍本。我這一個文人﹐倒沒有什麼本事可以賠償給你。」婦人也笑著道﹕「有一個類似自己的角色﹐在你的作品裡出現﹐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正想回過頭﹐望望那一位老人﹐戲院裡面的燈光突然變暗。原來﹐銀幕前面的布帘已經拉開﹐正要放映那些廣告。我也不好有過大的動作。雖然我真的很想再多看那個老人一眼。對於文人﹐對於小說家﹐我總想多親近。我以為﹐這樣便能夠沾上一些自己所欠缺的文彩。

那天﹐乘巴士送妹妹到機場去。我們爬上了頂層﹐在後排的位置找到兩個座位。甫坐下來﹐便暗叫不妙。只是車廂裡實在有點擠擁﹐我們也不便換過另外的一雙。雖說都柏林的機場離市中心不太遠﹐不過也要半個小時的車程。我們還是以不變來應付萬變。

坐在後面的﹐是四個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跟中國人一樣讓人討厭的地方﹐就是說起話來特別大聲。他們總喜歡提高嗓門大喊。仿彿不會騷擾別人﹐也不怕別人聽了他們的說話﹐倒過來騷擾他們。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裡﹐他們(中國人亦然)更加肆無忌憚了。於是﹐我們兩個香港人的耳窩便要受罪。

或者﹐是有點看不過眼。坐在前面的三個典型愛爾蘭男生﹐決定要搶回本來就屬於他們的聲音領土。他們開始踏著巴士的地板﹐拍著手大聲地唱起歌來。

因為外面天氣有點冷﹐大家都關掉了窗﹐所以﹐在那密封的細小鐵皮車廂裡﹐在不斷的反射下﹐空氣震盪的頻率就快要到達那個共鳴的程度。我抬頭望著那個有點殘舊的車頂。我想﹐假如那些鐵皮有點疲勞﹐這一個車頂也快要給弄穿一個洞。

妹妹皺起眉頭﹐低聲在我耳邊問道﹐怎麼這班波蘭人會突然唱起歌來﹖他們究竟知不知道很吵耳﹖

我望望那三個男生。原來﹐其中一個正拖著一個女生。是一副波蘭人的臉孔。不過﹐就沒有一點其他波蘭女生的媚態。雙目無神﹐皮膚乾旱﹐一點彈力也沒有。碰上過這麼多的波蘭女生﹐這一副相也算是最醜的了。猶記得早陣子﹐有讀者在一份免費報紙裡留言﹕波蘭人一窩蜂湧進來後﹐我們最得著的地方﹐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終於有了些漂亮的女生供人欣賞。

難怪妹妹誤會他們都是波蘭人﹖因為實在很難想像﹐有人會因為不是家鄉情意結﹐選上了這樣的一個醜陋波蘭女生。

我暗暗指著那三個男生的上衣﹐更正妹妹道﹐不﹗他們都是典型的愛爾蘭男生。他們身上穿的不就是些路迪的衣服嗎﹖況且﹐他們滿口都是愛爾蘭南部的口音。你聽不慣﹐所以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罷了。就正如那一次在酒館裡﹐朋友介紹了一個蘇格蘭人給我認識。不好說一句話﹐我是一個字也聽不到那個蘇格蘭人在說什麼﹗還是多飲了幾品脫後﹐方能夠勉強聊起天來。

在這個島國﹐那支蘇格蘭的傳統勁旅﹐最受人擁護。那是一個文化問題﹐也是一個宗教問題。

可能因為唱歌的聲浪實在太大﹐那四個西班牙人也終於意識到自己身旁還有其他人。他們說話的聲音開始變小。偶爾轉過頭望望﹐他們甚至只是靜靜的坐著﹐沒有再發出一點聲響。

可是﹐那三個愛爾蘭男生卻似乎未有發現自己已經得勝。又或者﹐他們希望乘勝追擊﹐多霸佔些其他人的聲音領土。他們還是一首又一首些路迪足球隊的歌曲唱下去。不用看電視﹑或收聽收音機﹐我也知道些路迪剛贏了比賽。

於是﹐在半小時的車程裡﹐我們就在些路迪的歌聲裡沉溺。沒有人有辦法拯救。

我以為﹐在香港這一個彈丸之地﹐沒有一個人敢講一句﹕「我對青春無悔」。因為沒有一個人夠膽在高中畢業後﹐在踏進大學門檻前﹐獨自一人跑到一個陌生的國家流浪一年﹑或到非洲的第三世界﹐加入一些志願團體﹐協助那兒的貧苦大眾﹐解決生活上的所需。

對﹗那就是西方青年都喜歡講的GAP YEAR。

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無論對家長﹑學校﹑以至年青人﹐「GAP YEAR」竟然是一個如此陌生的名詞。其實﹐也不太難理解。正如許多年前﹐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寫道﹕「他們會計算，拖延一年，他們將會少賺了幾多錢。而且，去哪裏浪遊？東莞、武漢還是齊齊哈爾？世上有許多美事，是從外國那裏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像這小小的一道夾縫，透着青春的陽光。」

從小開始﹐耳濡目染下﹐香港的年青人都很懂得為自己的將來計算。當西方國家都在傷透腦筋﹐如何改善學生的數學水平的時候﹐香港的年青人已經能夠輕易地計算得到﹐自己大學畢業後的一年收入。當然﹐在國家經濟越來越繁榮的時候﹐在這些非常懂得計算的香港年青人心思裡﹐休學離港一年﹐實在是太奢侈了。大家都捨不得那些花碌碌的銀紙。大家都不甘心﹐當所有同窗都能夠在股票市場裡賺到比GRANT LOAN多幾十倍的金錢時﹐而自己卻少拿一分一文。況且﹐雖然有阿爺照顧﹐誰能說得準這個牛氣沖天的股票市場能夠維持多久﹖要是在GAP YEAR回來後﹐股市便立即大瀉﹐誰會跑來同情自己﹖大家都只管叫自己做傻子。在所有朋友眼中﹐那將會是一個跟自己一輩子的名字。

於是﹐縱然從許多留學外國的朋友口中得知﹐那實在是一段短短的如花似錦的歲月﹐那將會是人生裡頭最快樂的日子﹐因為那是在青春期和成年的門檻中間的一點小小的放縱﹐因為那是成熟的一個中途站﹐在香港讀書的學生都寧願對這個年青人的特權不聞不問﹐甘心埋頭從一個緊張的考試生活﹐跳到另一個繁忙的生財遊戲裡面﹐仿彿生怕自己將來會比別人短幾年命﹐在勞動市場裡勞勞役役。

猶記得那天﹐陶傑給女孩子寫的一個夢﹕

「考取了大學後﹐立即跟考不上大學的同級小男友分手，揹上背囊，在意大利的翡冷翠或科西嘉，或寄居當地家庭做保姆，或在一家小酒館當女侍應。自食其力賺來的那麼一點點錢，還夠不上買幾件新衣，學習開始過獨身的生活。結識一個多情的少男，糊裏糊塗的跟他歡好一段日子。在地中海邊，跟他一起玩風帆，一起宿醉，一起數天幕上的星星。站在一片綠野，深深呼吸着，滿懷灑滿月色的草香。Gap Year的日子，比一個暑假長，卻又比一床美夢短，他深深地愛着自己，比你愛他更多，因此，在機場送別的時候，他哭了，你笑着替他拭抹淚水，然後一掠長髮，登上飛機。做一個負心的小情人，是女學生在Gap Year的一種特權。做好這場遊戲的莊家，以後在大學的三年，就充滿了自信。」

人生苦短的同時﹐其實也很漫長。何不趁年青的時候﹐糊裏糊塗好好地讓自己浪費一下還剩餘很多的青春﹖要記著﹐青春本來就是讓人好好浪費的。沒有好好浪費自己的青春﹐那就是有愧自己曾經青春過。

可惜﹐對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成長的人而言﹐那都是長大後方能明白的道理。那時候﹐自己已經再沒有可以浪費的青春﹐於是﹐只好唯有繼續那個過早地投入的刻板生活。這是所有香港人的悲劇。奈何﹐這個悲劇竟然不斷重複上演。在北京政府經常提醒大家「經濟繁榮至上」做大前提下﹐這個悲劇又怎能不不斷重複上演﹖

桐﹐我的孩子﹐你還有大把青春﹐實在不應為未來做打算。要記著﹐對一個年青人而言﹐什麼事情都可以試﹐那條路都可以走。因為你還年青。因為在你背後﹐有懂得如何愛護你們的父母。

以前《信報》眾多專欄裡﹐我最喜歡的﹐其實不是林行止那一個﹐也不是曹仁超的《投資者筆記》﹐乃是《原是物語》和《國金外望》。它們的作者分別是孔少林和方卓如。報社轉換老闆後﹐這兩個專欄竟然也隨著我搬到歐洲生活﹐在這份還有點DECENT的香港華文報紙裡消失了。

去年﹐方卓如倒是曾經在《蘋果日報》裡短暫地重現過江湖﹐朋友也偶然給我送來他的文章。不過﹐可能因為沒有了《原是物語》在旁﹐新的《國金外望》似乎有點失色。或者﹐是在都柏林生活了超過一年的關係﹐我對裡面談及的香港人和事﹐不是有太大的興趣。只是﹐巧合地﹐也有點奇怪地﹐幾個月後﹐方卓如就在我的生活裡再次消失。

我曾經以為﹐賣盤後﹐《信報》將不再是一份值得在中環捧讀的華文報紙。或者﹐那是因為我對姓李的那一家人有點偏見。可是﹐去年秋天的時候﹐我發現﹐原來《信報》有一個新的吸引我的地方。

走了孔少林和方卓如﹐李小超找來了一個王迪詩。可惜﹐跟以前詹德隆的《中通外直》一樣﹐這個《蘭開夏道》只在星期六出現。

這份財經報紙是沒有上載到網絡去的。我這個在歐洲生活的人﹐當然不大知道賣盤後的變化。曉得王迪詩這一個名字﹐是讀了兩個香港男生的網上專欄。這兩個都是孔少林臨結束《原是物語》前﹐給大家推介的博客。還記得那天﹐孔少林是如此介紹﹕

「聞見思錄」︰博客觀事入微，資料十足，文筆流暢，照片醒神，在本港博落界知名度頗高；

「香港仔公國」︰本地博落界另一知名人物，對香港事有態度。「香港仔」是指博客來自香港仔。

因為孔少林如此讚賞﹐我當然也慕名看過究竟。無疑﹐都能夠吸引到我在無聊的時候﹐上去逛逛﹐讀讀他們的想法。不過﹐似乎﹐還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一杯茶。當然﹐那可能是因為有了一些不設實際的期望。始終﹐在我眼中﹐他們總是背著「孔少林推介」這個不大不小的招牌。

那天﹐這兩個香港男生都不其然地嘲笑王迪詩。因為這個新在《信報》發表文章的女生﹐剛剛在報紙裡寫道﹕

「公司裏一個男律師曾對我展開熱烈追求，我發誓沒有歧視他比我矮，沒有嘲笑他連一本莎士比亞也未讀過。然而，每次當我看見他卑躬屈膝地奉承老闆，為了上位而甘願做個小丑，總會令我想起李柱銘多年前在慈善英語粵劇中飾演的公公，『Other people have four seasons, I have only three！』一個沒有春天的男人，你還愛不愛？不愛的話，又算不算眼角高？」

那兩個男生都在暗罵這位女律師。罵她在扮高貴。

後來﹐王迪詩又在其專欄裡談到如何打扮。那兩個男生竟然又說﹐這個女人就只懂得把一些名牌子的名字往自己身上拋﹐以顯得自己特別的高貴。總而言之﹐DAISY所做的一切﹑所寫的一切﹐在這兩個所謂「孔少林推介」的博客眼中﹐都是無知且無聊。只是﹐想不到﹐他們的看法﹐竟然得到了許多香港男生的認同。在那個留言版裡﹐就充斥著很多荒謬莫名的言論﹐都在罵香港女人如何只懂得扮高傲。

讀著那些文字﹐我為身為香港男生汗顏的同時﹐也不得不替香港的女生感到萬分的悲哀。原來﹐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裡面﹐真的沒有太多值得去愛的男人。更遑論是付托終身。

我記得﹐王迪詩講過﹕世上哪有女人不想吃唐僧肉？問題是，吃不到唐僧肉，就要連豬八戒也不放過嗎？

香港女人還是不好浪費時間去談情說愛罷。寄情工作﹐努力去抗衛回歸後在香港這個小島慢慢消失的DECENCY好了。

香港﹐勝在有些讓我們男生尊敬的女人。

對於我這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人來說﹐在歐洲生活﹐最使我興奮的﹐莫過於給人錯認作做日本人。因為那使我知道﹐便是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超過十年﹐我依然跟那些大陸人有著很明顯的分別。我依然沾著九七前香港人所擁有的DECENCY。至少﹐沒有給那南下的氛圍污染掉。我深信﹐那是成功實踐鄧小平那個「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最根本的一步。

還記得陶傑說過﹐香港人到外地旅行﹐最大滿足﹐該是給別人誤認做日本人。

我同意﹐那的確是一個何等光榮的稱讚。

因為那表示我們有點見識﹐有修養﹐懂得禮貌和儀態。我們曉得欣賞別人的歷史文明﹐曉得讚賞別人的文化精粹﹐不會只一窩蜂地湧到那些名店﹐搶購那些名牌手袋和衣裳﹔我們知道如何打扮﹐如何保持清潔整齊﹐不會穿得像一個暴發戶﹐不會只把名牌子往身上裹﹔我們談吐溫文﹐不會在公眾地方放開候嚨﹐高聲說話﹔懂得靜靜地排隊等候入場﹐生怕影響了其他輪候的人的思緒﹔我們會跟替我們服務過的人親切地道謝﹐不會像大爺般對空姐﹑售貨員﹑侍應等呼喊。

所以﹐當那天在理髮店的時候﹐聽到那位理髮師跟我說「你們日本人真懂得裝扮。跟那些中國人實在很不一樣。你們懂得禮貌﹐不會粗聲粗氣」後﹐我這一個膚淺的香港人﹐就此樂上了半天。

所以﹐當侍應用日語問我們「菜式是否好吃」後﹐我這一個膚淺的香港人﹐不斷點頭回答「好吃好吃」的同時﹐就此認定了那一間印度餐廳為歐洲大陸上面最好的一間。

所以﹐我很喜歡幫襯倫敦比卡地利廣場上的那間日本超級市場。除了因為他們有大量由日本空運過來的即食麵外﹐他們那些日籍售貨員﹐竟然會用日語跟我交談﹔所以﹐當有日本人在倫敦街頭用日語向我問路的時候﹐我會很落力地指示他們﹐甚至會帶他們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對於我這一個膚淺的香港人而言﹐實在沒有什麼比給日本人誤認做日本人﹐更加值得興奮。

所以﹐當聽到我那個很不情願的修正後﹐人家都為把我誤認做日本人而感到很抱歉的時候﹐我會很老實地用英語跟他們說﹐「那其實是我的榮幸。只希望日本人不覺得是一種羞辱」。

始終﹐亞洲值得讓人尊重﹐因為這個大陸裡面﹐有一個民族叫「大和民族」。便是那個所謂東方古國﹐如何費盡心思欺壓勞工﹐如何利用低廉的勞動人口﹐來吸引西方列強﹐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單又一單的生意﹐裡面其實沒有一點對那個古老民族的尊重。縱然他們老是在是大聲高喊那個「我們終於崛起來」的口號。別人的尊重﹐是永遠不能用金錢買回來的。

當錯過了來一次「明治維新」後﹐當譚嗣同血灑菜市口後﹐中國人是註定只能跟在日本人的後面。縱然中國曾經是亞洲裡面﹐以至世界上面﹐最富庶的國家。畢竟﹐歷史的巨輪是不斷轉動。不能夠適應的﹐都只能靠邊站﹐讓能夠適應的爬上頭。因此﹐當全世界都以西方文明為主流的時候﹐在日皇明治帶領下﹐日本早已老遠走到中國的前頭。

為什麼香港人是中國人裡面的龍頭﹖因為我們會給別人錯認作做日本人。

可是﹐究竟我們還有幾多時候﹐會給別人錯認作做日本人﹖

在一眾土共帶領下﹐在一眾土共策劃下﹐實在再沒有幾多香港人﹐能夠沾著以前香港人所擁有的DECENCY。在那個不斷轉動的歷史巨輪底下﹐我們香港人竟然以沉淪成為中國人一份子而自豪。實在有愧那些有份創造「香港」這個世界經濟奇跡的先輩。

[按﹕到多倫多探親關係﹐此欄將暫停十天。二十五日(香港時間)再續。]

農曆新年的那一個週末﹐我到了倫敦去。算是依照一下傳統﹐跟妹妹和朋友聚了一聚﹐吃了一頓飯。

我們決定吃川菜。於是﹐便選了那間近來大受歡迎的「巴蜀」。和「丘記茶苑」﹑「客家樣」一樣﹐這一間中菜館﹐走的其實也是那條「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的路線。雖然與丘德威的點子相比下﹐「巴蜀」是有點不夠徹底﹐不過﹐也算是成功地把中國傳統西部的口味帶到了國際的市場去。妹妹說﹐「假如不預早訂位﹐休想能夠在晚飯時候找到一個座位。」

當然﹐這條所謂「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的路線﹐不是指為了遷就西方人口味﹐而輕易改變傳統菜式煮法的愚笨行為。這條路線的精髓﹐便是從裝修到管理﹐都拋開一切中國餐廳的傳統﹐把自己塑造成一間西方餐館的模樣﹐然後向食客供應著跟傳統口味沒有變異的菜式。

要成功打進國際市場﹐要在米芝蓮推介裡留下一個名字﹐要給那些食評家頒上一顆星﹐我以為﹐這是所有遠大志嚮中餐館老闆都要走的路線。便是不好講到米芝蓮這部餐廳聖經這麼宏大﹐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其實也是所有有心在西方國度從事中華飲食業的人要走的路。

他們都應該知道﹐什麼能夠變﹐什麼不能夠變。

假如為了適應西方口味﹐便輕易改動傳統菜式的材料﹐以至煮法﹐這樣的行為跟出賣自己優良民族傳統﹐實在沒有毫厘的分別。這樣的行徑﹐永遠不會得到別人的一點兒尊重。因為那是為了一己的利益﹐不擇手段地去敗壞老祖宗的所有文化遺產。在沒有讓足不出戶的西方人﹐真真正正地享受到大江南北菜式的美味之前﹐這些一干只懂靠祖蔭的敗家子﹐已經把那些光榮的產業﹐變賣得所剩無幾。中國菜究竟如何味美﹖都只有在傳說的國度裡尋找。

同時候﹐也想起了早前陶傑在其《壹週刊》專欄裡寫的一篇文章。當中有下面的幾段文字﹕

「九十年代之後的一批大陸華人擾亂了唐餐館的生態。在英國和歐洲各地，只要看見餐館招牌和菜譜是簡體字的，就知道是大陸華人的店鋪。

許多大陸人在英國搶灘，為了生存，搶先推出中國菜自助餐。在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的市中心，許多唐餐館用很大的告示牌標明六鎊九十九『任食』。經營成本便宜，材料在屠場撿拾最便宜的貨色。外國的自助餐並非主流，中國菜搶先做起來，自是引起一番哄動。但這些唐人菜館都是打游擊式的經營。一年期滿，老闆撇下電費單、水費單、幾個月的租金，還有該付的稅項，忽然捲包袱跑了。許多伙記中午十二點鐘巴巴的來上班，才看見餐館上了封條，執達吏把守大門，兩個月的薪金付諸流水，個個詛咒他們這位『同胞』老闆的娘親。

哈哈，這就叫做『血濃於水』了。這些唐餐館的老闆是大陸黑市移民，取道西伯利亞、莫斯科、東歐、長征抵此，為了狠狠刮一筆，成為『第一桶金』，表現了民族的優秀本能。唐人餐館的『聲譽』就是被這群難民敗掉的。

英國和歐洲的中國菜館自六十年代開始，是香港新界人的天下。在大陸移民充滿毛澤東井崗山風格的掠奪之下，香港人在外國經營中國菜館，由於有殖民地的教養，畢竟奉公守法，早就劣幣驅逐良幣，被大陸人逼得上梁山了。大陸華人巧取豪奪，以瞞稅和不交水費名聞西方，稅局對所有華人餐館另眼相看，一律嚴打，導致奉公守法的前新界餐館東主也成為警方三天一拍門、五天一抽查的犧牲品。除了搥胸頓足、執包袱回中國，一點辦法也沒有。

今天在歐美做華人餐館，沒有得做的。大陸移民無孔不入，鑽進了所有孔洞，就像泰晤士河底的中國泥蟹一樣，抓鬆了河床，破壞生態。」

讀著這樣的故事﹐我們應該更加知道「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方是中餐館的老闆要走的路。

感謝上天。中國人裡面有一個叫丘德威的人。一個出生在英國殖民地時候的香港人。他把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救了回來。他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在西方中餐業的戰場上﹐打敗那些在共產黨執政後出生的中國人的方法。

畢竟﹐要保護中華歷史文明﹐還得靠我們香港人。

之所以﹐兩制是如此重要。

早陣子﹐老友在其專欄裡忽發奇想。他寫道﹕假如每個人做事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逗別人開心﹐這個世界或許會少許多紛爭﹐而多一點開心。

我以為﹐老友未免把這個世界看得太過簡單。他忘記了在這個世界裡面﹐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緊扣的。站遠看﹐這一批人跟那一批人﹐一層一層的﹐仿彿完全沒有一點聯繫。只是﹐當走近點看﹐原來每層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殊不簡單的同時﹐其實非常複雜。

在這環環相扣的人際關係裡面﹐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做每件事情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逗別人開心。我甚至以為﹐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件事情﹐其出發點就是為了使其他人開心快樂。

因為﹐我們能夠使一個人快樂的同時﹐就會使另外一些人不快樂。

我是一個漂亮的女生。今天接受了這位男生的愛﹐就表示要讓其他熱烈追求過我的男生失望。

我是英國國家隊領隊卡比路。今天決定重召碧咸歸隊﹐無疑能夠讓一眾英國人興奮﹐不過﹐同時候﹐我也會令其他狀態甚好的中場隊員﹐和一些要求改革國家隊的人失望。報紙裡﹑電子傳媒裡﹐都比定又有一番激烈的討論。

我是國家的領導。今天批准三百億人民幣﹐送去三峽重災區賑災﹐就表示其他有災情的地方﹐不可能有太多的政府的撥款。知道了這樣的事情後﹐那些地區的災民必定抱怨﹐在那些地方出生的政府官員﹐必定埋怨我厚此薄彼﹐希望從中阻撓。

觀乎此﹐我們做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就只為了去逗別人開心。也就是說﹐為了減少世上無日無之的紛爭﹐每次做事的出發點都是逗別人開心﹐根本行不通。或許﹐我們是消除了這一部份的紛爭﹐不過﹐就同時增加了另一部份的鬥爭。

觀乎此﹐我們辦事﹐就唯有只顧及自己。只需理會自己一個人的感受。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辦法使到世界上所有人快樂。因為無論如何﹐世界上面一定會有爭拗﹐一定會有起紛爭的地方。我們顧不了這麼多。假如我們真的能夠使到所有人開心滿意﹐到其時﹐最不開心的則會是自己﹐所有紛爭都是自己跟世界上所有的人發生。

所以﹐這個世界根本就是要自私的。

況且﹐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少一點紛爭。

因為這是一個物競天擇的世界。

好好活下去罷。

早陣子﹐相約了位朋友吃晚飯﹐也順道借他幾張影碟。聖誕回港渡假期間﹐在阿丹那處﹐實在買得太多回都柏林﹐便是每天晚上放兩張﹐也不是這幾個月裡面可以完成的事情。況且﹐遇上了自己喜歡的書和電影﹐我都很樂意跟別人分享。

只是﹐那天早上﹐可能是星期五關係﹐關掉了鬧鐘後﹐依然捨不得起床﹐多睡了一刻鐘。於是﹐一切都變得很趕急。也所以忘記了把那幾張影碟帶走。

我們就在市中心的用膳。吃飽飯﹐聊過一會兒天後﹐見時間還有點早﹐便提議朋友到我的住所來﹐選擇自己喜歡的影碟。朋友當然當仁不讓。

這位朋友也不是首次來到我的住所。踏進門口後﹐他立即說道﹐「似乎﹐你又多買了幾雙鞋子﹖」

我記得﹐去年有位老友來都柏林探望。他看到那些鞋後﹐第一個反應是﹐「究竟這間房子有幾多人住﹖你不是跟我說過﹐你是獨居的嗎﹖」

望著那些多得快要排到走廊的鞋子﹐我只好對著朋友笑了笑道﹐「才得兩對是新買的罷。」

這確是實話。

聖誕前﹐到了愛爾蘭一個新開的OULET逛逛。在CO KILDARE。從都柏林乘火車去﹐不過四十五分鐘的車程。在那兒﹐看中了一對意大利皮鞋。因為價錢吸引﹐於是買了來送給自己做聖誕禮物。在香港的時候﹐也是因為逛街的時候﹐碰上了一對廉宜的皮鞋﹐所以便多買了一對。其實﹐要不是沒有適合我的鞋碼﹐我亦應該在東京買了一對運動鞋。

正如另一位老友所言﹐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裝扮的男生。

這一點﹐我是承認的。

所以﹐我這一個讀工程出生的人﹐最不喜歡就是到工地去。因為那兒的環境﹐實在太容易弄骯髒身上的衣服和鞋襪。所以﹐早幾年前﹐在工地上班﹐其實不是太開心。因為我捨不得穿一些很喜歡的衣服和鞋襪上班。

我愛穿得漂漂亮亮上班。

上班本就是一件苦差。唯有穿得漂漂亮亮﹐我們才能夠苦中作樂。

不過﹐話得說回來。對於我的鞋子的數目﹐那幾個從香港來的女生﹐都沒有一個發出過一點驚訝的聲音。我想﹐她們也很同意﹐這是一個上班族很理想當然的事情。

到利物浦去﹐本來就是打算到葛迪臣公園﹐替愛華頓打氣。

那是去年聖誕前的事情了。

那天﹐吃過中飯後﹐又跑到網上去查看機票。竟然給我發現﹐三月一日即日來回利物浦﹐連稅後才二十塊。知道那個週末﹐愛華頓會在主場迎戰北上的樸詩茅夫﹐便不用多想﹐立即買下來回的機票。始終﹐這個英國西北部的城市最吸引我的地方﹐還是那一支屬於人民的球隊(PEOPLE'S CLUB)。跟同市另外一隊不斷大灑金錢﹐卻依然與冠軍無緣的球隊比較﹐愛華頓實在是名符其實的人民球隊。因為我們最接近群眾﹐因為我們就在人群裡面。我們不會老是以為自己高高在上。

朋友知道我為了看球賽﹐三個月前便買下飛往利物浦的機票﹐第一個反應是﹕你知道自己一定能夠買得到球票麼﹖

我當然不能夠肯定自己能夠買得到一張球票。始終﹐在球隊成績越來越好的同時﹐也就有越來越多球迷到球場捧場。不過﹐便是未能夠入場支持自己喜愛的球隊﹐我也可以到球場附近的酒館﹐跟其他買不到票的球迷一起在電視機面前﹐替愛華頓打氣。況且﹐我也可以乘機走訪一下市內關於「甲蟲樂隊」的名勝。去年到利物浦的時候﹐因為要匆匆趕到球場去﹐之後又要匆匆趕返倫敦﹐是完全沒有機會到馬菲街逛逛。那是「甲蟲樂隊」開始成名的地方。

無疑﹐「甲蟲樂隊」也是一個吸引我到利物浦去的原因。不過﹐假如只能兩者選其一﹐我會揀入球場。始終﹐那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場球賽﹐跟下一場球賽﹐都是截然不同的比賽﹐而在一個懂得珍惜歷史的國家裡面﹐歷史遺址是不會給拉倒的。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便是早在三個月前便訂下這個計劃﹐我還是錯過了這一場球賽。

這不是因為買不到球票。

一月尾的時候﹐當愛華頓宣佈開始公開發售那場比賽的門票﹐我是立即登入了球會網站﹐希望第一時間搶到一張。我知道﹐我是找得到一張。因為他們正要我輸入信用卡的資料。可是﹐我忽然覺得有點不妥。便立即細心從頭逐段文字再讀一遍。我發現﹐球賽日子更改了。原來﹐為了遷就電視直播﹐超級聯賽決定把比賽延遲一天舉行。可我就只訂下了三月一日即日來回利物浦的機票。

我是即時到RYANAIR，查看一下三月二日﹐從利物浦飛返都柏林機票的價錢。竟然已經超過了一百塊。那是未連稅的價錢。

於是﹐我唯有忍痛地放棄那張本來屬於我的球賽門票。

我想起了那天《泰晤士報》如何反對超級聯賽﹐在世界各地多舉行一週比賽。報紙說﹐這時候﹐我們還有控制權﹐可以把聯賽榜頭五名的球隊﹐分別派到不同的城市比賽。因為世界各地實在很渴求我們的足球聯賽。不過﹐歷史告訴我們﹐這只是短暫的。當世界各地都開始投入大量金錢來爭奪超級聯賽時﹐我們便再沒有話事的權利。還記得電視直播嗎﹖以前﹐電視台是在編排好的比賽時間表裡﹐選擇直播的比賽﹔現在﹐電視台則有著編排聯賽時間表的權利了。他們甚至可以改動已經編排好的聯賽秩序。

那天﹐我真的很討厭電視台直播英格蘭超級聯賽。

近來工作有點忙﹐對於週邊的一切﹐都竟然有點不聞不問。

星期五﹐約了朋友吃晚飯。為免朋友久等﹐下班後﹐便趕乘五時五十分在DÚN LAOGHAIRE開出的快車﹐返回市中心去。在車站月台上﹐碰到了許多操威爾斯口音的人。看著他們一件一件的行李﹐我知道﹐他們都剛乘船渡過愛爾蘭海﹐來到這個都柏林南部的小鎮。每天﹐都有兩班渡輪從威爾斯聖頭港(HOLYHEAD)開往DÚN LAOGHAIRE。一班在早上十一時到達﹐另一班則在五時半。

望著他們一身紅色裝束﹐我方記起這個週末﹐是愛爾蘭今季六國賽最後一場主場比賽的日子。對手就是威爾斯。

由於綠色兵團今季表現持續不振﹐我也並沒有太過留意六國賽的比賽。只知道很意外地﹐來到了最後兩輪的比賽﹐威爾斯竟然是唯一一支全勝的球隊。賽前﹐實在沒有人猜到他們的成績會如此驕人。曾經﹐大家都估計﹐今季六國賽﹐該又是英國﹑法國和愛爾蘭所爭奪的獎項。還記得﹐填寫公司裡面那份競猜表格時﹐有同事跟我說﹐「我不同意你的預測。我以為﹐威爾斯比意大利還要弱。」

其實﹐看罷威爾斯首場比賽上半場的表現﹐我也漸漸同意那位同事的見解。他們根本不能越過英國的雷池。要知道半小時前﹐愛爾蘭幾經辛苦﹐才能在主場挫敗意大利。我開始沒有心機繼續觀看英國對威爾斯的那場比賽。我以為﹐那不過在看英國如何再多持球落底線多幾次。畢竟﹐我只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英國公民。自小﹐我便很困難全情投入去愛這一個養活我的國家。正如我根本不能在九七年後﹐強逼自己去支持中國一樣。那是因為﹐我只會擁護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豈料﹐原來下半場起了極大的變化。把握著英國的兩次失誤﹐威爾斯竟然在完成前十五分鐘內連續持球落底線兩次﹐反敗為勝。

這的確是一支興奮劑。那場比賽後﹐這支紅衣兵團便戰無不勝。當然﹐那跟他們的賽程有點關係。戰罷英國後﹐他們面對的只是蘇格蘭和意大利。於是﹐很多人都說﹐最後兩週的比賽﹐方能看得清楚﹐在那位新任教練帶領下﹐威爾斯是否如此無敵。他們以為﹐英國在主場落敗﹐只不過是輸了給自己。要不是連續兩次把球錯交予對手﹐現在那支唯一全勝的球隊﹐該是英國。上一輪比賽﹐玫瑰兵團甚至作客擊敗了法國。

我也曾很同意﹐威爾斯的那支興奮劑﹐並不能維持到最後兩輪比賽。

當然﹐我是錯了。因為那至少維持到最後的一輪。星期六﹐他們就在愛爾蘭的歷史神聖宮殿裡﹐做了一件歷史上只有法國欖球隊才做過的事情﹕擊敗綠色兵團。

那天晚上﹐跟表弟到外面吃飯。望著滿街穿起了紅色球衣的人﹐興奮地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一邊飲酒﹐我想﹐他們的確很可能在一致看淡下﹐全勝贏得今年的六國賽。

其實﹐愛爾蘭輸掉了這場比賽也好。至少﹐下星期六在跨越大西洋的時候﹐我不用替這支球隊操心。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是冠軍。

竟然這樣的巧合。在電影《THE OTHER BOLEYN GIRL》快要上畫的時候﹐英國的歷史學家就在希花堡壘(HEVER CASTLE)找到了亨利八世第五任妻子嘉芙蓮候活(KATHERINE HOWARD)的畫像。

那天﹐上班途中﹐如常在火車裡翻開《泰晤士報》。赫然在報紙英國本土新聞版的一角﹐看到希花(HEVER)這一個名字。一個近來我很熟悉的地方。於是﹐縱然只不過是短短的一段新聞﹐我知道我也不應該錯過。

記者寫道﹕「歷史學家證實﹐一幅掛在希花堡壘的亨利八世女兒瑪麗的畫像﹐畫中人原來係亨利的第五任妻子。專門研究都鐸皇朝的學者大衛史達奇說﹐根據畫中的手飾珠寶和身上的衣服﹐配合所有歷史文獻﹐我們證實那是嘉芙蓮候活的畫像。希花堡壘為亨利八世第二任老婆安妮寶琳的兒時住所。」

這陣子﹐我是沉醉了在亨利八世的時代裡面。每天晚上﹐我都要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方能說服自己放下手上那本《THE OTHER BOLEYN GIRL》的原著小說﹐好好的跑入夢鄉。所以﹐記者最後那一句對希花堡壘的補充﹐對於我來說﹐實在是有點多餘。我怎會不知道﹐那是寶琳(BOLEYN)家族的堡壘﹖除了後宮以外﹐希花堡壘就是兩位美人兒瑪麗寶琳(MARY BOLEYN)和安妮寶琳(ANNE BOLEYN)經常出現的地方。

不過﹐我想﹐記者那一句補充﹐在英國本土裡﹐也屬多餘罷。

我以為﹐在那個懂得尊重歷史的國度裡﹐誰人會不知曉安妮寶琳和那座寶琳家族的堡壘﹖在亨利八世的時代裡﹐「BOLEYN」這一個姓﹐是如此的顯赫。他們在英國的歷史裡﹐佔有著一個重要的位置。亨利八世舉世震驚地跟兄長阿瑟王的遺孀離婚﹐就是為了迎娶安妮寶琳。我以為﹐在英國這個島國上面﹐沒有人不知道安妮寶琳就是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

起初﹐翻閱《THE OTHER BOLEYN GIRL》時﹐我以為那是一部很緊張的的小說。我期待﹐瑪麗和安妮兩姊妹﹐如何為了得到皇帝的寵幸﹐無所不用其極地勾心鬥角。當慢慢沉醉在那個小說世界裡後﹐我開始起了研究都鐸皇朝的興趣。我跑到了英國廣播公司的網頁﹐查看一下那時候的歷史故事。我也從那大堆DVD影碟裡﹐找出英國電視劇《TUDORS》來看。我開始明白﹐何解作者PHILIPPA GREGORY用心經營的﹐都是她們兩姊妹的內心世界﹔何解作者不把小說﹐寫成為一個緊張的鬥爭故事。

原來﹐因為那根本沒有什麼緊張可言。因為誰都知道﹐那一位美人兒最終得到亨利八世的寵幸。那是起碼的普通常識。

我想﹐在大英帝國裡﹐仿彿就只有我這一個無知的香港人﹐對這一大段歷史﹐腦海裡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應該要感到羞愧。畢竟﹐我是一個英國公民。可是﹐對於英國的歷史﹐我是完全沒有認識。更幼稚地以為﹐這一個國家的歷史﹐開始於鴉片戰爭。我實在有愧大英帝國對我的照顧。

想到這裡﹐我便很不明白﹕何解我們香港人竟然會不知道一丁點英國的歷史﹖要知道﹐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們怎麼可能連少少宗主國的歷史也不知曉﹖同時候﹐也很奇怪﹐在百年殖民歷史裡面﹐英國人竟然從來沒有要求香港人熟讀英國的歷史。

為什麼呢﹖

在《一人觀眾》裡﹐丘世文講過﹐要明白OFFICIALESE的涵義﹐查百本字典也不如看一集英國電視劇YES﹗MINISTER來得那樣傳神會要。

非常同意這個說法。

那是一部我很喜歡的電視劇。

猶記得﹐SIR HUMPHREY那經典的一句﹕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all committee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 that every member has a vivid recollection of them,
and that every member's recollection of them differs violently from every other member's recollection;
consequently we accept the convention that the official decisions are those and only those which have been officially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from which it emerges with elegant inevitability, that any decision which has been officially reached would have been officially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and any decisions which is not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reached,
even if one or more members believe they can recollect it;
so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f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been officially reached,
it would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and it isn't so it wasn't.

對﹗這的確才只是一句。

他振振有詞卻委與虛蛇﹐咬文嚼字卻不知所云﹐嚴重緊張的局面被巧言委曲說成若無其事﹐追究責任的情況也被敷推搪弄得查無實據。香港官員想學人擺官腔﹐還是請多看點以前那個宗主國的電視劇罷。

對於那些出色的電視劇﹐英國廣播公司都會出版書籍﹐好讓大家能夠經常容易欣賞。多年前﹐商務印書局春季減價的時候﹐我便一口氣買下了YES﹗MINISTER和YES﹗PRIME MINISTER兩本書。讀著那些遣詞造句﹐不得不感嘆英國官僚遣詞造句的功力。

來到愛爾蘭後﹐在一次WATERSTONE書局大減價的時候﹐我又買了一本BBC出版的電視劇書。那部電視劇﹐叫GRUMPY OLD MAN。也是一部很好笑的電視劇。(單看劇名﹐也猜得到故事內容罷。)

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The world is full of electronic bleeping. It's everywhere. Our lives are ruled by it. Bleeping when you set your microwave or unlock your car. Bleeping when you send a text......I mention it because today I was so busy looking for my mobile phone that I was nearly knocked over by the dustcart......

我想起﹐丘世文也有一篇類似的文章。題目是「電話的專橫」。那是一篇刊登於1996年11月3日《明報》的文章。

文中最後一段﹐他寫道﹕

我重視私己時間的安寧﹐至今仍然不肯攜帶無線電話。

最近﹐喜歡到網絡下載一些有點年紀的香港流行曲。無意中﹐找到了一首曾經很喜歡的歌﹐亦同時候﹐想起了電影《ONCE》。

這是一部愛爾蘭電影。在電影院上映的時候﹐我是錯過了。因為實在很低調地上畫。可能是獨立製作關係﹐沒有太多的宣傳。報紙裡﹐也沒有很多廣告。開始留意這部電影﹐倒是它在紐約引起哄動之後的事情。

我記得﹐那天報紙是這樣報導﹕「愛爾蘭低成本製作給紐約客譽為全年最佳電影。」這兒的紐約客﹐不獨指那一本文化雜誌﹐乃泛指所有住在那個美國東岸大都會的人。記者說﹐起初﹐全紐約市裡面﹐就只得兩間電影院的老闆﹐願意播放這部以音樂為骨幹的電影。在大受一眾文化人追捧後﹐這兩間電影院竟然天天滿座。於是﹐便越來越多戲院爭相加入放映《ONCE》的行列。忽然間﹐這部全片在都柏林拍攝的電影﹐成為了紐約潮流的標記。街頭巷尾﹐大家都在哼唱電影裡面每一首歌的同時﹐每一個人都在談論戲中男女主角的關係。

究竟在KILLINEY那個山丘上面﹐女主角跟男主角是說了些什麼話呢﹖都成了一個謎。

我想﹐在紐約這樣的一個國際大都會裡﹐總有一個人懂得捷克話﹐而又看了這部電影﹔我想﹐在紐約這樣的一個國際大都會裡﹐總有一個人為了研究這部電影﹐而跑了去學捷克話。

猶記得﹐早陣子﹐美國《時代週刊》用了一個新的英文字「NYLONKONG」來做封面。那是紐約(NY)、倫敦(LONdon)和香港(hongKONG)的合稱。週刊說﹐那是當今世界經濟命脈的意思。記者寫道﹐這三個城市就是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骨幹。當然﹐這三個地方都有其與別不同的地方。紐約﹐就是文化藝術人的集中地。文化藝術創作﹐是紐約市裡面一個重要工業﹐養活了三十多萬人口﹐僅僅次於華爾街。

電影裡﹐男女主角相遇於GRAFTON STREET。那是都柏林一條重要街道。週邊商店林立﹐也鄰近許多著名夜店﹐整天都人潮人往﹐所以也吸引了許多街頭藝術表演。

那天晚上﹐男主角就站立在街頭﹐彈著吉他賣唱。女主角則在附近捧著大疊雜誌《BIG ISSUE》兜售。那是一本不能在任何報紙攤檔﹑超級市場﹑便利店買到的雜誌。都只能向街邊兜售的人購買。

女主角給那歌聲吸引著﹐就站在男主角面前靜心聽著表演。當一曲唱畢﹐那位女生便拋下了一個兩角硬幣﹐開口問道﹐「為何在白天的時候未聽過你唱這一首歌的呢﹖那是你自己的創作罷﹖」男主角望一望女生﹐和那個硬幣﹐解釋道﹐「倒很多謝你的兩角啊﹗搵食確很艱難......白天的時候﹐大家都很匆忙。經過這裡的人﹐他們就只想聽到他們懂得的歌。」

聽見這樣的一句對白﹐或者﹐你也想起了那一首歌罷。

畢竟﹐別人的歌﹐別人風光。

老友﹐就不知道在你所住的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是否有一個勇敢的電影院老闆﹐願意放映這部以音樂為骨幹的電影﹖畢竟﹐回歸後﹐歐洲電影在香港已經沒有市場。更何況是來自愛爾蘭這個島國的低成本製作﹖

不過﹐老實說﹐這已是去年的作品。便是有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電影商人﹐這部電影或許都已無聲的在你身邊渡過。

每天上班的時候﹐我都會在車站的報紙檔買份《泰晤士報》﹐才擠上火車。人家都要一杯咖啡﹐來趕走那些剩餘的睡意。我要的﹐卻是一份報紙。那是自小養成的習慣。

小學時﹐因為父母都要上班﹐所以放學後都會到祖父母家溫習功課﹐等候父母下班回來。那時候﹐祖父剛退休﹐每天都要讀四份報紙﹕《東方日報》﹑《成報》﹑《星島晚報》和《新晚報》。由於祖父母管教甚嚴﹐從不容許我到外面流連玩耍﹐溫習過後也沒有什麼娛樂﹐見祖父讀報讀得很有趣味﹐便也學著拿起來讀讀。可是﹐因為年紀還小﹐把雙手伸盡﹐也不能打開整份報紙。於是﹐唯有先把報紙鋪在地上﹐然後才爬上去逐格逐格來閱讀﹐經常弄得全身油墨。

自那時起﹐我開始跟文字結緣。自那時起﹐我不能有一天不讀一份報紙。或者﹐更正確點說﹐自那時起﹐我開始每天至少讀兩份報紙。起初﹐是日報和晚報。後來﹐多添了一份英文報紙。當所有晚報都壽終正寢後﹐我依然維持著每天買一份中文報紙和一份英文報紙。

搬到歐洲生活後﹐當然不大可能堅持這一個每日一中一英的習慣。在愛爾蘭﹐根本就沒有中文報紙出版。便是在倫敦住下來﹐我也不可能每天讀一份《泰晤士報》外﹐還讀一份中文報紙。因為他們就只得《星島日報》。

不過﹐我倒是依然每天至少讀兩份報紙。

畢竟﹐《泰晤士報》是一份英國報紙﹐而愛爾蘭和英國可又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所以﹐為了補添愛爾蘭的新聞﹐我都習慣在火車站轉角處﹐從兩個小姐手上﹐拿過兩份免費報紙。在都柏林﹐每天上班的早上﹐都會有兩份免費報紙出版。一份叫《AM HERALD》﹐一份叫《METRO》。跟香港不同﹐它們都不是放在火車站任由市民隨手取閱﹐倒是有人在街頭派發。

早前﹐有一天﹐因為趕著過馬路﹐竟然就只能接得一份。豈料﹐走到車站裡面那檔報紙攤的時候﹐發覺當天的《泰晤士報》還未及送來。於是﹐平常二十多分鐘的火車車程﹐就突然加長變成了一個鐘頭似的。那天﹐渾身都很不自在。當火車經過那個重建中的那個LANSDOWNE ROAD球場的時候﹐我還是首次發現﹐原來已經開始著手興建看臺了。

上星期一﹐突然遇上了很多人迎面走過來﹐阻擋了我和《METRO》小姐的接觸。我也就只能拿得一份《AM HERALD》。忽然﹐有預感會買不到一份《泰晤士報》。從來﹐我都很相信我的預感﹐正要回頭取一份《METRO》﹐卻又給後面湧上來的人潮推過了馬路。結果﹐那天﹐我真的要在火車上翻著那份其實沒有內容的免費報紙。報紙檔的人跟我說﹐就唯獨沒有收到《泰晤士報》。

沒有讀過報紙的早上﹐在公司裡總是有點不自然。可能是那些給周公忘記帶走的睡意搞鬼了罷。老是不能專心做工作。

因為連續兩個星期﹐都有一天未能在車站的報紙檔買份《泰晤士報》﹐於是﹐我決定﹐從今開始﹐每天多走一些路﹐先到住所附近的便利店去﹐才走向火車站。當然﹐也難他們每天都準時收到那份英國傳統報紙。不過﹐算是買一個保險罷。始終﹐車站那個報紙檔的售貨員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他們的話﹐我信不過。我常以為﹐是他們忘記去拿《泰晤士報》罷了。

我真的不能有天早上不讀一份報紙。

要不是MyC偶然給我燒錄一些MP3，我想﹐我應該會跟香港樂壇完全脫了節。

我當然不會知道有那些新人值得一聽﹐亦不曉得近期正流行那些歌。我只知道陳弈迅﹑李克勤﹑張學友和何韻詩。我曉得的也只是他們以前的歌曲。在都柏林街頭﹑在公司裡﹐無意中哼出聲的﹐很多時候﹐都是這些曾經流行過的曲目。

所以﹐聖誕回港渡假時﹐除元旦夜晚給老友ADW急召了去外﹐我也沒有到過任何卡拉OK。況且﹐在歐洲生活了近兩年後﹐我是有點不習慣到卡拉OK去。縱然我依然喜歡唱歌。

很久以前﹐我已經多次表示過﹐我真的並不愛去卡拉OK，可是﹐對於很多朋友來說﹐我確實曾經很喜歡唱卡拉OK。老實說﹐也很難怪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始終﹐每次在卡拉OK房裡﹐我都是那個咪不離手的人。縱然房間擠上了十多二十人﹐我依然可以厚著面皮﹐不理會其他人的感受﹐唱著我自己喜歡的歌曲。有新的﹐也有舊的。

我老是常跟朋友解釋﹐我只不過很喜歡唱歌。面對著這個日本人的發明﹐無疑﹐我總是有點言不由衷的技癢。一邊嚷著不喜歡﹐一邊還是望著那個電視熒光屏大聲高歌。不過﹐要知道﹐我在街上﹑在浴室裡﹐也可以隨意唱出幾首歌。在卡拉OK房間裡咪不離手﹐實在不能代表什麼。況且﹐老實說﹐我喜歡的﹐還是在樂器伴奏下唱歌。

那天﹐在那間卡拉OK裡﹐我望著那些所謂熱點的歌曲﹐我完全不能選擇。因為我全部都不懂得。我只能點上一些很舊﹑很舊的。他們笑說﹐是懷舊金曲夜。

初來到愛爾蘭的時候﹐還會到網上去﹐看看那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流行榜上有些什麼歌﹐然後嘗試下載一些。不過﹐當一切習慣了後﹐我已經放棄了這一個習慣。因為我發覺﹐很奇怪的﹐原來﹐要不是到處都在播放﹐要不是隨處都聽到﹐大多數香港流行曲其實真的並不很好聽。因此﹐在都柏林的住所裡﹐除了那些懷舊金曲外﹐已經很少會有香港流行歌曲播放。

近來﹐經常播放的﹐是那兩個美國女生的作品。RIHANNA的《UNFAITHFUL》和CARRIE UNDERWOOD的《BEFORE HE CHEATS》。

我想﹐是有點巧合罷。這兩首個歌﹐講的都是對另一半不忠。只不過﹐一首是女方有第三者﹐另一首則是那個男的有了外遇。

記得有個朋友說過﹐「喜歡上一首歌﹐因為裡面的歌詞配合上那個旋律﹐跟你以往的經歷和感受有點相似﹐所以能夠觸動到你的心靈。」我同意這個講法。不過﹐我以為﹐除了經歷和感受外﹐喜歡上一首歌﹐因為裡面還有一個人對事情的想像和投射。

所以﹐雖然兩首歌我也很喜歡﹐我還是比較多播放《UNFAITHFUL》。畢竟﹐每次聽著RIHANNA的歌聲﹐我都會想起你這一個「殺人兇手」﹔畢竟﹐每次聽著RIHANNA的歌聲﹐我都會深深希望這是你心底裡面的說話。

那天﹐在《黃金冒險號》裡﹐陶傑說﹕「本地或許有許多明星，但星味，是一門湮沒了的藝術。......一個社會有明星，但沒有明星味，就像也有許多雞吃，但都是超級市場買來的，味道不對。吃雞也要講究『走地雞』吧。」

然而﹐什麼是星味呢﹖

畢竟﹐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過一段日子﹐這位香港人施施然﹐帶點刻薄解釋道﹕「一片曠野，一隻走地雞自由自在啄食。牠昂首挺胸，雞冠紅，毛色亮，走起來顧盼自雄，雞有雞的傲慢和自信。這就是所謂星味了。像奧斯卡金像獎頒獎，走紅地氈進場的一刻，凱特白朗芝、海倫米蘭、尊尼狄普，還有妮高潔曼，都是自然曠野光采四射走地的一羣。衣裝華麗，是最起碼的包裝，那份顧盼倩然的華貴，鮮紅的雞冠、絢爛的羽衣，熠熠其華，閃閃生輝，這就是星味。」

我很同意這個講法。就因為有了這一種味道﹐才值得讓我們一眾平凡人去羨慕那些水銀燈下的生活。

只是﹐香港娛樂事業也算有點發達罷。要不﹐每年就不會有那麼多男生女生﹐趕著加入這一個行列﹖只是﹐何解製造了這麼多明星﹐偏偏卻再沒有一個能夠帶點星味的呢﹖

陶傑嘗試分析這當中的因果﹕「因為本地的明星，像人工養雞場用電燈泡孵出來的小雞，用工業飼料催谷，還沒等發育好，急急屠宰，速速冰鮮。......明星不是極力催谷就會成材的，就像走地雞，需要陽光、綠葉、泥土、毛蟲，而不是輸送帶上加了激素的工業飼料。不然，那麼不人道的環境，養出來的雞，容易有禽流感，引起色情醜聞的風暴。」

這個見解﹐很透徹。正正點出了香港娛樂事業和市場裡面的那個精結問題。其實﹐那也是整個香港社會的問題﹕一個即食麵的世界。大家似乎都很害怕面對未來。不好說十年後的世界﹐便是只談未來五年的計劃﹐大家都覺得很不自在。都以為那是很長遠的事情。都說我們要做的﹐是極速解決當前問題。以後的事情﹐是以後的問題﹐應該以後才解決。

於是﹐什麼都很趕急。

在一個投資只講即時回報的時代裡面﹐「未來」的確是一個傳統而過時的名詞。這實在不難理解。大家都希望乘著國家經濟大躍進的時候﹐抓得到一大筆。始終﹐未來是一個未知數。誰能夠預測幾時﹐北京政府又會選上一個董建華的腳色﹐來領導這個還懂得生金蛋的中國沿海城市﹖畢竟﹐那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得到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也都很明白﹐縱然我們都是香港的公民﹐我們是沒有權利去選擇誰來代表我們﹑誰來做我們政府的話事人。

我想起了後殖民地時的情景。那時候﹐大家都對回歸後的生活有點不安﹐於是﹐大家都拼著命﹐像搶錢一樣﹐抓得幾多金錢就抓幾多﹐以求為那個有點黯淡無光的九七大限﹐買到多一點的保障。

在一個不能談未來的城市裡面﹐你又怎能埋怨城裡面的人﹐只懂極力催谷﹐著眼於目前霎眼間的成功﹖在一個不能談未來的城市裡面﹐星味只不過是其中一門註定要湮沒的藝術。

只是﹐想不到﹐原來在所謂「港人治港」下﹐香港人還是未能想像多一點關於未來的事情和計劃。

實在不記得是什麼原因了。或許﹐是一時無聊罷。那天晚上﹐在酒館裡﹐我竟然跟一些同事﹐談起早前在香港鬧得很熱哄哄的「裸照」事件。

搬到歐洲生活後﹐在平常日子﹐假若不是別人想我多講一些關於香港的事情﹐我是很少主動提及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因為我經常緊記著陶傑的說話。都說他是一個影響著我待人接物態度的人。

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他寫道﹕

「年青人本應心靈開放﹐應當對世界陌生的一切充滿好奇﹐好的壞的﹐理應什麼都見識見識。本來飛越了狹小的維多利亞港﹐海闊天空﹐有太多事物有待探討﹐一開眼界。...(可惜)在英國留學的香港學生﹐香港的地域本位意識甚重﹐與外國青年缺乏共同趣味﹐不大跟校園內英國及其他國籍同學溝通。週末忙著開車到唐人街買娛樂週刊﹐追逐娛樂圈最新訊息﹐對英國一套流行文化沒有興趣。

孫中山自述十八歲初度出國赴檀香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間﹐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留學少年有此大志者﹐不復見了﹗」

兩年前﹐在其《壹週刊》的專欄裡﹐這位曾在英國廣播公司上班的香港人又寫道﹕

「當然，打鬼佬工，晉陞機會有限，在歐美，亞裔的打工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館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館。」

那天﹐不知怎地﹐竟然辛苦地跟一些對香港娛樂圈全無認識的人﹐談及那件本來就有點無聊的事情。其實﹐我也所知不多。不過﹐是整件鬧劇的瑣碎片段。我甚至沒有看過一張照片。

聽罷我的說話﹐有同事以為﹐給人拍照的女生都是童星。因為大家都很詫異﹐警察會如此落力緝捕在互聯網上發送這些「裸照」的人。

在先進的西方社會﹐警察確實也會緝捕在互聯網上發送「裸照」的人﹐假如這些「裸照」裡面的主角都是兒童。大家要保護的是那些不能保護自己的小孩子﹐而不是那些跟男朋友做愛時﹐同意給他拍攝的成年人。正如陶傑早前所言﹕「有什麼水準的女兒，就有什麼質素的父母。父母從小不教導，女兒晉身名氣界，誤交淫友，床照洩漏出去，連全香港的警察也要為她奔走，一個儍乎乎的一哥亂說話，賠上了幾十年的事業名譽。這一場社會鬧劇，源自兩個人，就是父母，只因為十多年前，父母沒有管教好，生一個女兒出來，這原是她們的本份。父母不教，沒有理由要警方來補救惡果，因為警員的薪酬，是身為納稅人的你和我支付的，一件無聊的醜聞，勞動警力四出，小事化大，官員口吐蠢言，政府威望掃地，納稅人來為當事人自小缺乏家教而付出代價，真是天大的笑話。」

上星期﹐跟一位同事逛街。我們談到電影。我跟他說﹐原來復活節過後﹐周星馳的新作《長江七號》會在都柏林上映。我當然要跟他介紹﹐那是香港最受歡迎的一位演員。那是一部所有香港人都期待已久的電影。

聽罷我的說話﹐同事道﹐「你講起香港的娛樂圈﹐我倒想起了上次你在酒館裡的話。前兩天﹐似乎我也收到了你所講的那些『裸照』。都是從一些討論區剪貼過來。電郵裡說﹐都是一些亞洲演員。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很普通平庸的女生。要不是記起你的說話﹐我也不會每張照片看一遍。」

「那麼﹐你刪掉了那個電郵沒有﹖轉寄給我﹐讓我過目一下﹐然後我會跟你講她們姿色和身材﹐是否如此普通平庸。」這是我當天的回答。

畢竟﹐我依然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男生。要改變這種幼稚的思想性格﹐要好好享受做一個地球村的公民﹐似乎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這是一個道聽途說的故事。故事內容真實與否﹐我想﹐只要是DECENT一點的中國人﹐都能夠很容易分辨得到。

小媚是上海人。抓緊著國家經濟大躍進的時機﹐大學畢業後﹐在那個曾經是十里洋場的花花世界裡﹐很輕易地便找到一份薪高糧準的工作。不用上班的日子﹐都可以到處遊玩享樂。生活上確實沒有什麼需要煩惱的事情。

跟週邊的朋友有點不一樣。小媚其實也算有點上進心。工作了兩年﹐因為見其他從海外回來的同事﹐都比較受到公司的賞識和重視﹐多儲一年錢後﹐小媚便毅然孤身一人﹐跑到前香港的宗主國﹐去讀一個碩士課程。她希望到外面開過眼界後﹐在中國經濟開放的市場裡﹐比別人更快﹑更容易爬上那條人生的階梯。

初到英國的校園﹐小媚意外地看到許多黃皮膚﹐黑頭髮的人。都在嘰哩咕嚕大聲地講著一些奇怪的中國南方方言。她知道﹐他們都是香港人。雖然在他鄉遇上相同國籍的人﹐不過﹐她沒有走前去主動認識他們。和其他同鄉一樣﹐小媚都看不起回歸中國大陸後的香港人。他們都以為﹐或許目前為止﹐上海還有不如那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地方。只是放眼將來﹐這個把長江連接到大海的城市﹐前途實在一片光明﹔那個中國南方的所謂國際大都會﹐則黯淡無光。他們都深信﹐上海要爬過香港的頭﹐指日可待。在他們心目中﹐香港實在連北京也不如。

不過﹐多接觸了英國人後﹐小媚開始對香港人改觀。她以為﹐要不是共產黨派了好些黨員到香港搞政治去﹐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要不是共產黨經常強調一國大於兩制﹐緊抓著香港的後腿﹐不讓她無止境的前進發展﹐上海根本無法短期內追得上這顆在曾英國人手上的東方明珠。小媚開始同情起香港人來。也於是﹐跟一些香港來的留學生熟絡起來﹐成為了好朋友。閒來的時候﹐她們都會跑到倫敦的百貨公司逛逛。因為多跟了那幾個香港女生去購物﹐小媚發覺自己開始掌握到些潮流的脈搏﹐眼光再沒有跟那些中國女人的一樣庸俗﹐以至低俗。她終於明白到﹐品味是不能用金錢堆砌出來。

畢業後﹐小媚沒有跟那幾個香港女生一樣﹐留在英國發展。她選擇返回上海。

果然﹐正如她出國前所料﹐不消兩年間﹐她已經晉升到公司的管理階層。以前﹐一起辛勞工作的同事﹐現在都成為了她的下屬。可能因為有了階級的差距﹐大家的關係就有了芥蒂。小媚知道﹐這班曾經下班後經常一起去耍樂的同事﹐現在工餘的時候﹐都不希望跟她往來。自她給升職後﹐大家已經很久沒有一起出來吃晚飯。不過﹐同時候﹐小媚也發覺自己也不希望再跟這班同事一起外出玩耍。她總是覺得她們有點古怪。

在公司的新春晚會裡﹐小媚終於有機會再跟這班下屬在工餘時候聚聚。只是﹐整個晚上﹐她也不大能夠打入她們的話題裡。於是﹐唯有靜靜地看著司儀臺上的節目。

有一個叫小晶的女生﹐就坐在小媚右手邊。見小媚靜悄悄的﹐便盡點義務地跟她說些話﹐「媚姊﹐你這對耳鐶真好看﹗你看手工多精緻。跟那些真的碰在一起﹐實在難辨真偽。是在哪一間店買的呢﹖好讓我有空的時候也去逛逛。」

聽見了小晶的話﹐小媚摸摸自己的耳珠﹐儘量用笑聲遮掩著面上那不屑的表情﹐搖搖頭道﹐「啊﹗這一對嗎﹖倒是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買的。那天﹐跟幾個香港女生跑到了SELFRIGES去。裡面有間店﹐模仿得連招牌都很像TIFFANY。我看他們竟然連裝修都冒得這樣真﹐便隨手買下這一對耳鐶。回國後﹐也未有時間到時代廣場那間比較一下。怎麼﹖原來很像真的麼﹖」

那天﹐聽到這個故事﹐有點喜歡。於是﹐便決定在這個天地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你也歡喜。

[按﹕外遊利物浦關係﹐此欄暫停兩天。三日(香港時間)再續。]

也不計得是誰﹐講過這樣的一句說話﹕「看畢電影﹐才讀原裝小說﹐趣味會頓然減半。相反﹐讀過小說後﹐才上電影院﹐趣味會倍增。」

對於第一點﹐我很認同。因為讀書的樂趣﹐在於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腦海裡面﹐對書中情節﹑人物等作無限的想像。可是﹐畢竟人都是懶惰的動物。有了影像的先入為主﹐就等於用欄杆﹐把自己本來無限的思想宇宙﹐圍上一個有限的框框。既不容許自己任意馳騁﹐也不再願意自由飄泊。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去讀書﹐趣味豈能不頓然減半﹖

於是﹐近來﹐每天晚上﹐我都捨不得入眠。因為我要趕快在電影上畫前﹐完成小說《THE OTHER BOLEYN GIRL》。

電影是一定要看的了。因為是兩個我喜歡的女明星主演﹕SCARLETT JOHANSSON與NATALIE PORTMAN。都是美人兒。那天﹐看罷《JUNO》﹐臨離開戲院的時候﹐在大堂裡看到了那張電影海報﹐便決定要在電影上映第一天﹐就跑入場欣賞。我承認﹐我是給這一個「卡士」吸引住。因為﹐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故事內容。

上星期﹐《泰晤士報》副刊﹐刊登了原著作者PHILIPPA GREGORY的一篇文章。裡面詳細分析了小說和電影的分別。這位擅寫歷史小說的女作家寫道﹕「電影容易讓流露情感﹐小說則使人容易理解當中想法。」讀著作者的自行分析﹐我竟然越來越對這部講述兩姊妹爭寵的故事﹐感到興趣。在書店打過書釘後﹐我知道﹐我實在不能忍得下手﹐不買回家繼續完成這部PHILIPPA GREGORY的成名作。況且﹐我剛讀畢《老人與海》﹐正煩惱要從哪裡開始另一個小說旅程。

似乎﹐踏入二月後﹐每個夜晚﹐我都捨不得入眠。因為﹐我的的確確沉醉在精彩的小說世界裡面。

月初的時候﹐我重新遇上了JOHN GRISHAM。他的新作《THE APPEAL》﹐我是不用花一個星期便讀畢。因為﹐便是在火車上﹐在飛機上﹐在床上﹐只要開始了﹐我就不能夠把它放下來。接著﹐我找來了海明威那部最出名的作品。老人跟大魚的那場搏斗﹐深深的吸引著我。

到了月尾這個時候﹐我就要趕快完成《THE OTHER BOLEYN GIRL》。因為電影是快要上畫了。我希望入場觀看時﹐我已經把原裝小說讀畢。我希望會增加看電影的趣味。

無疑﹐早前﹐《THE KITE RUNNER》上映的時候﹐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可是﹐因為那時候﹐我正追看聖誕在香港買過來的《粉墨春秋》﹐實在無法多讀另外一本小說﹐於是﹐便錯過了那一部好戲。一部吸引到妹妹翻閱原裝小說的電影。那天﹐她來到都柏林渡週末。準備回倫敦時﹐便帶走了那本我未曾讀過的小說上機。

不過﹐這一次﹐我相信﹐我能夠做得到。因為我正在無休地投入去那個古老的英國歷史世界裡面。每天晚上﹐我都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方能說服自己放下小說﹐熄燈睡覺來養足精神﹐去迎接第二天的繁忙工作。

我唯有輕嘆一句﹐「良夜苦短。」

每次旅行的時候﹐我都會記緊帶著一些老友的地址上機。因為我愛給他們寫明信片。我喜歡跟人分享我的快樂。有時﹐我甚至以為﹐我愛到處旅行﹐只不過因為我愛給朋友寫明信片。就希望﹐他們也喜歡收到我寄上的明信片罷。雖然﹐正如一個老友所說﹐「很多時候﹐你這個人就只記得寄明信片﹐但總忘記寄上你的文字。」我知道﹐我的中文字真的寫得越來越潦草。

也許﹐因為多收了一些﹐重新發現了這個遊戲有趣的地方﹐於是﹐老友們都開始喜歡在旅行的時候﹐抽些時間出來寫一寫明信片。

最近﹐便一連收到三張。

香港生活繁忙緊張﹐的確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找到一段較為空閑的時間去旅行。於是﹐大家都趁農曆新年假期﹐跑到外地去。

望著那三張明信片﹐我的想像力又開始活動。因為都是我喜歡的地方。兩張來自日本﹐另一張則來自紐西蘭。

其中一個朋友在明信片裡問道﹐「收到我那張新年賀卡沒有﹖」

我想起了另一位老友。

那天早上﹐在公司﹐如常跟香港的一些朋友交換電郵。那位老友就一樣問著那一句話﹐「收到我那張新年賀卡沒有﹖」

原來﹐我是應該收到至少兩張農曆新年賀卡。只是﹐直到現在﹐我真的一張也沒有收到耶。

在電郵裡﹐老友說﹐「可是在你返回歐洲那個晚上寄出的啊﹖」

我只好這樣回答﹐「我在這個國家已經住上了近兩年。我也定時跟一個朋友有書信往來。不過﹐我依然不知道﹐究竟從都柏林寄信往香港﹐或者從香港寄信到都柏林﹐要多少時間。因為經常不定。我曾經收過一封只花了四天﹐便從朋友手上送到我手的信。可是﹐我也試過等了足足一個月﹐才在信箱裡找到朋友早已寄出的回信。也許﹐這一次我們是碰上了一個較為懶惰的郵差罷。他就是喜歡把信件堆到他不能不派發時﹐才送到收信人的信箱裡。」

寫著那封電郵的時候﹐其實﹐我也想到了一件事情。去年﹐我如常給一位朋友寄上一份生日禮物。豈料﹐直至現在﹐依然音訊全無。我沒有跟老友講起這一件事情。因為我不希望他有點不開心。我也希望能夠有點希望。

可是﹐當收到這一封從紐西蘭寄來的明信片後﹐我想﹐或者這一個島國是不容許新年賀卡的。否則﹐我總想不到一個原因﹐當我應該收到兩張農曆新年賀卡的時候﹐何解我卻一張也收不到﹖

告訴我一個合理的原因。可以嗎﹖

老實說﹐這的確是有點意外。

聖誕回港渡假的時候﹐跟老友在酒館裡聚舊。不其然間﹐大家竟然談到這一個話題。無疑﹐我得承認﹐我想像過事情發生的一天﹐因為我有這樣的信心。只是﹐在今年發生﹐倒真的很意外。我以為﹐是來得有點快。也有點速。不過﹐到底也是個好消息﹐於是﹐看罷米蘭作客阿仙奴的歐洲聯賽冠軍杯十六強首回合﹐便想像著第一線的晨光﹐投射到香港的大地上後﹐就給父母撥了個電話。算是第一時間罷。雖然﹐我是當天上午已經知道這一個消息。

我想﹐他們總有點興奮罷。畢竟﹐我是破了一個小小的記錄。誠然﹐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能夠比那位良師益友更快走到這一步。不過﹐我深深明白﹐下一步將會有點艱難。還記得﹐兩年前﹐當我離開香港﹐搬到歐洲生活的時候﹐陶傑在其《壹週刊》裡面的專欄裡寫過的那段說話。那篇文章叫《重建香港的外資殖民地》。

當我報告完畢後﹐母親便跟我講了一些家族的消息﹕原來﹐有一個移民到了多倫多的姨母﹐將打算全家返回香港發展。

母親說﹐事前倒是一點消息也沒有。農曆新年﹐這位姨母如常打長途電話來跟分屬姊姊的母親拜年﹐談話裡也未有提及這個決定。便是同住在多倫多的外祖母﹐竟然也毫不知情。反而還是母親向她求證的時候﹐外祖母方是首次聽見這個突然其來的消息。

在香港的人倒首先知道這個在加拿大發生的事情﹐全都因為有天晚上﹐那個準備回港的姨母的女兒﹐給我一個表妹在蘭桂芳碰個正著。因為多年未見﹐大家本來認不到對方。只不過﹐碰巧我這個表妹的弟弟從多倫多回到香港渡歲﹐當時也一起在那間夜店消遣。於是﹐便相認到了。

姨母的女兒倒沒有什麼避忌﹐一五一十地把家裡的計劃講了出來。原來﹐她返到香港已經有兩個星期。因為賣屋也要一些時候﹐所以﹐她便先父母一步﹐返來找工作。她說﹐她很多朋友畢業後﹐也立即趕返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務求搭上那班開往中國大陸的火車。

對於姨母這一個決定﹐母親當然沒有什麼意見。畢竟﹐那是她們一家人的事情。只是﹐對於這樣神秘的做法﹐卻很有意見。她還有點怒氣道﹐「返回香港發展便返回香港發展。也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怎麼可能也不跟母親講一句﹖這個做外孫女的﹐也不知有什麼想法。離開多倫多的時候﹐亦不向外祖母講聲道別。一點家教也沒有。」

聽著母親的說話﹐我沒有多說一句。可能見我沒有什麼回應﹐母親接著跟我道﹐原來﹐表妹的弟弟也應該不出兩年時間﹐便會離開加拿大﹐返來香港協助他的父親﹐打理那盤生意。母親嘆口氣道﹐「似乎﹐大家都決定回流返香港生活之際﹐我的孩子卻選擇逆流地到彼邦生活。」

我想﹐我當然更加要選擇不發一言。便是來到嘴邊﹐我也立即把那句說話﹐和痰一起吞下肚裡去。我不希望跟她來一個凌晨辯論。我不是怕會輸給她。只是因為我還希望完成那本《老人與海》。況且﹐第二天還要早起上班。我想早點睡覺。

那天晚上﹐本來我想講的說話其實是﹕「他們當然會決定返去香港。因為他們住在北美洲。一個完全沒有歷史文化的大陸。要在兩個沒有歷史文化的沙漠裡選擇﹐沒有一個香港人不會不選擇香港罷。當然﹐假如他們是在紐約生活﹐也會有點不一樣的想法。可是﹐你的孩子倒是在歐洲啊﹗要捨棄歐洲返回亞洲﹐有點難度。」

小妮子生日﹐跟大家發了個電郵﹐邀請大家在週末晚上﹐到市中心的一間酒館狂歡。她跟另外一位也是在二月出生的朋友﹐包下了酒館的地庫。

在這幾個月裡﹐我的確沒有幾多個週末留在都柏林。早前﹐偶然翻翻月曆﹐原來﹐有超過一半﹐我都貪機票便宜﹐到了外地去。既然小妮子選了一個我會留在都柏林的週末來慶祝生日﹐我實在想不到一個不出席的理由。

在電郵裡﹐小妮子寫道﹕希望在八時半開始。於是﹐我跟一位朋友﹐吃過晚飯後﹐才施施然在九時許走到那間酒館去。

無疑﹐我們都記得兩年前的那一個「教訓」。

那時候﹐才搬到歐洲生活不久。也因為慶祝生辰﹐同事邀請在週末晚上一起到酒館去。我們準時九點鐘到達。可是﹐找遍了三層樓﹐我們也沒有碰上一個認識的人。剛拿出電話﹐準備撥電問個究竟﹐就在酒館門口遇見了另一位同事。她有點意外地說﹐「想不到你們會如此準時。在愛爾蘭﹐人家說九點鐘到酒館去﹐你們十時半到達﹐也許還算早到了一點。」原來﹐這位同事剛跟朋友看完球賽﹐正無所事事﹐才在這個時候來先飲一杯。我記得﹐那天晚上﹐十一時許才算來齊了人。

這一次﹐我們九點半到達。地庫那一層﹐大約有六百平方尺﹐不過﹐就只坐了十餘人。小妮子當然在內。除了另外兩位同事﹐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

我們喝著酒﹐聊著天。慢慢地﹐我們都開始覺得有點擠擁。回頭一望﹐整個地庫已經水泄不通。有些擠不進來的﹐就只好捧著酒杯站在樓梯。心裡算算﹐我想﹐有近七﹑八十人罷。確是一個很大型的生日派對耶。

這晚的娛樂節目﹐是小妮子的幾個大學同學在檯上唱歌。他們組織了一隊樂隊。大約有五個人罷。我站得離開那個小型舞台比較遠﹐前面又擠得密密麻麻﹐實在看得不大清楚。就看到一個打鼓﹐三個彈電子吉他﹐又有一個彈鍵盤。因為唱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一瞬間﹐整個地庫的氣氛便燃燒得很熱烈。大家都高舉起雙手﹐一邊和唱﹐一邊擺動著身體。要不是太過擠逼﹐應該有人會跳起舞來。

當唱畢最後一首歌後﹐全場都立即大叫「多來一次」。跟香港人不一樣﹐他們喊的是英文「ONE MORE TIME」﹐不是法文「ENCORE」。樂隊見欲罷不能﹐便再多表演了幾首。望著台上﹑台下高漲的情緒﹐我想起了丘世文《在香港長大》裡面的一篇文章。他寫道﹕組織樂隊曾經是香港年青一代最光彩最時髦的玩意。他講的是七十年代﹐香港經濟準備起飛的時候。

當燈光再次亮起的時候﹐碰巧那個主音捧著酒杯在身邊經過。我們是認識的。我們都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我敲了敲他的酒杯﹐拍拍他的肩膀道﹐「很精彩的表演耶。想不到大部份的人﹐都跟我一樣﹐才是首次看到你們的表演。告訴我﹐我是否能夠在HMV買得到你們的大碟﹖」他搖搖頭﹐很興奮地寒暄了幾句。我笑著說﹐「也不好太過興奮。我跟你說﹐依我看﹐你們還未及得上一隊樂隊。」主音歌手還以為我在說「甲蟲」或「綠洲」。身旁的K便立即搶先道﹐「不用理會這個從香港來的傻子。他講的﹐倒是他那隊叫『蚊子』的樂隊啊﹗」K是一個從美國來的女生﹐亦是我們的同事。

老友﹐我在都柏林倒不是白吃飯的。我算是把「蚊子樂隊」這個名字帶到了歐洲﹑帶到了美國去。就未知幾時﹐我們也可以來一場這樣的表演呢﹖

[按﹕到愛爾蘭南部城鎮CORK渡週末關係﹐此欄暫停兩天。二十六日(香港時間)再續。]

聖誕在香港渡假期間﹐我發覺﹐包括香港人在內﹐差不多所有中國人都很期待零八年夏天的來臨。因為那時候﹐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北京舉行。他們以為﹐那是中國人在國際吐氣揚眉的時候。他們大聲高喊﹕零八年﹐是中國年。

某程度上看﹐他們其實很正確。因為大家的確都在開始談論那個運動會。

八月八日﹐奧運會才在中國首都揭開序幕。豈料﹐還有半年的時間﹐世人的焦點都已經一一落在這個中國人一直很是期待的體壇盛事上面。

上月﹐在有人呼籲抵制北京奧運的同時﹐就傳出有金牌運動員決定加入一個叫做「TEAM DARFUR」的組織﹐答應在頒獎台領獎的時候﹐高舉抗議中共政府不協助解決蘇丹種族屠殺的橫額﹐高喊中共只顧著經濟發展﹐漠視人權的口號。

達科(DARFUR)是非洲國家蘇丹西部的一個城市。自零五年起﹐就是政府軍和發對派的戰場。為了殲滅所有反對自己的聲音﹐蘇丹政府決定執行大屠殺。北京政府則為了得到蘇丹供應的石油﹐以解決國內能源所需﹐便不斷向那個非洲國家提供一切軍事所需。從坦克到直升機﹐從大砲到戰機。據估計﹐中國人給蘇丹政府提供了近二千四百萬美元的軍事設備。也於是﹐有著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兩年來﹐在達科就死了超過二十萬人﹐差不多所有女生都難逃政府軍的強姦。近兩百萬人流離失所。

我記得﹐開始種族屠殺的時候﹐我還在香港。每天上班﹐在巴士上翻著《金融時報》﹐都能夠在顯眼處讀到這個華文報紙都沒有提及的新聞。除了如中國那些毫不重視人民生命的政府外﹐世界各地領袖都公開譴責蘇丹政府的所作所為﹐強烈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屠殺。可是﹐除了這些外﹐大家似乎都束手無策。可能世界上有太多新鮮的事情﹐西方報紙也開始不是每天報導達科的情形。

失去了報紙提供的消息後﹐無知的我﹐的確曾經以為這個問題已經得到初步解決。直到西方各國開始注視北京奧運會的時候﹐我方知道原來問題是越來越嚴重。我的確很傻﹐很天真。

越來越接近奧運會開幕的時候﹐世界上每個組織都在致力研究﹐如何利用這個國際焦點﹐來引起每個人注意自己的AGENDA。中國政府要面對的﹐再不是那些不入流的法輪功。也再不是那些柴娃娃的國內(包括香港)反對聲音。他們要面對的﹐是那些充滿示威﹑反對當權者經驗的國際組織。

當史提芬史匹堡表示﹐要按著自己的良知做事﹐所以辭去北京奧運會開幕和閉幕禮的藝術顧問時﹐似乎﹐蘇丹的種族屠殺是暫時領先了其他議題。至少﹐在達科發生的事情﹐再次得到了傳媒的關注。

「TEAM DARFUR」表示﹐下月開始他們將在奧運聖火傳遞的路線上﹐發動一連串的抗議活動。根據《泰晤士報》的報導﹐他們準備舉行示威的其中一個城市﹐叫做「香港」。

也許﹐當國際奧委會宣佈﹐北京申辦成功的時候﹐中共政府只想到如何利用這個體壇盛事﹐來向世人展示國家的一片黃金盛世。他們萬萬想不到﹐投射燈照耀的不僅是那輝煌的經濟成績﹐還有那些他們努力收藏的國家黑暗面。

我開始很期待北京奧運會。我很想觀看中共政府如何應付那些先進的國際組織和傳媒。

來吧﹗世人﹗就讓這個殘暴不仁的政府﹐在奧林匹克五環面前﹐栽一個大筋斗。我在等待看這一場好戲。

農曆新年的那個週末﹐如常到了倫敦去。

有些同事並不明白我飛到英國去的原因。他們說﹐在SMITHFIELD那邊﹐不也有很大型的慶祝中國新年的活動嗎﹖聽說﹐亦會有很多擺賣中國特色貨品的攤檔。我以為﹐你在倫敦看到的﹐也不過如此。

或者﹐他們是對的。我沒有用心考究。

第一﹐連續兩年我都沒有在都柏林過農曆新年的週末。我根本不知道﹐這兒有些什麼活動。此外﹐便是跟倫敦的相比﹐我也只能用去年在英國首都遇到的來比較。因為今年﹐我根本沒有欣賞和參預什麼慶祝的活動。星期日那天﹐我只在唐人街的週邊路過。要不是到旅行社查看聖誕回港的機票﹐我想﹐我甚至不打算走到李斯特廣場去。那些舞龍無獅﹑煙花發放﹐看過一年便已足夠。無須每年一次。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特別。

當然﹐也不是沒有慶祝農曆新年。

正如﹐我跟同事解釋所言﹐跟你們的聖誕一樣﹐農曆新年就是一個家庭﹑朋友聚會的節日。你說﹐我怎能不到倫敦走一趟﹖我的妹妹就住在英國的首都。我也有些老朋友在英國生活。

所以﹐我們便用了最傳統的方式﹐去慶祝鼠年的來臨。

週末晚上﹐相約了從劍橋南下的朋友﹐在「巴蜀」吃了一頓川菜來做開年飯﹔週日下午﹐則跑到「皇朝會」飲茶﹑吃年糕。

「巴蜀」是近一年來在倫敦很大眾受歡迎的餐廳。那也是一間去中國化地推銷中國菜式的中菜館。假如不預早留位﹐實在不可能在即晚吃到一頓美味的四川菜。經過十多年來的嘗試﹐很多英國人已經很懂得吃中國菜。他們已經能夠接受那些沒有西化過的口味。所以﹐在倫敦﹐有越來越多出色的中國餐廳。「皇朝」當然是其中之一。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間酒樓。就如朋友所說﹐很多香港有點名氣的酒樓的點心﹐也及不上「皇朝」的美味。

臨上機飛往倫敦前一晚﹐跟同事到了公司附近的酒館飲酒聊天。有人談到週末的活動。她說﹐打算到SMITHFIELD走走﹐吃一些中國的食物﹐買一些中國的東西。她表示﹐那是為了趁一趁熱鬧。

至於﹐我這一個香港人﹐則在農曆新年的週末﹐趕到比卡地利廣場附近的日本超級市場﹐買了一些即食麵和咖哩磚回都柏林去。

兩年前﹐有朋友從香港來歐洲旅行﹐專程到都柏林探望。那是我搬到愛爾蘭生活後的第五個月。住所裡面確實沒有什麼娛樂節目。一天早上起來﹐輪候洗手間梳洗的時候﹐朋友便找來那時候屋裡唯一一張DVD播放。那是王家衛的《花樣年華》。

朋友對那個包裝有點奇怪。因為那既不像正版﹐不過﹐同時候﹐也不像翻版。我從朋友手上取過那個封套﹐指著上面《泰晤士報》的名字﹐解釋道﹐「是報紙送的。」

為了吸引讀者﹐這兒的報社都喜歡在週末﹑週日的報紙裡附送一些CD、DVD之類的東西。的確﹐我也因此為了《花樣年華》和《殺戮戰場》兩部電影﹐破例在星期天買了份報紙。

眾所週知﹐我有到報紙攤買報紙讀的習慣。便是搬到了歐洲後﹐依然沒有改變。不過﹐就只限於上班的日子。一來﹐起床的時候已經差不多中午﹔二來﹐週末﹑週日的報紙比平常貴超過一倍﹐雖然是厚厚一份﹐只是裡面確又有很多提不起興趣的版面﹐所以﹐要不是有DVD附送﹐實在捨不得花二十多塊港幣來買份報紙。浪費金錢之餘﹐也浪費紙張。

早陣子﹐有天上班的時候﹐在火車上隨手翻翻那兩份免費報紙。我看到了《愛爾蘭每日郵報》的一個廣告。他們說﹐在星期天﹐他們會隨報送上一張愛爾蘭電影《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的影碟。那是零六年康城影展的最佳電影。故事講述愛爾蘭獨立運動。

聖誕回港渡假時﹐照例要到深圳幫襯一下阿丹﹐為來年在彼邦的新活做點準備。為了讓這位影碟商有充足時間﹐替我找來一些我喜歡的電影和電視劇﹐回港前幾星期﹐我便妥一位老友把我的那張WISHLIST，交了給阿丹。當中﹐有兩部愛爾蘭電影。其中一部﹐便是《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我知道﹐這的確有點兒冷門。畢竟﹐在這個島國﹐電影實在是一門夕陽行業。不論演員﹐還是編劇或導演﹐只要有點才氣﹐都會決定放棄愛爾蘭﹐遠走大西洋彼岸的那個夢工場。一年裡面﹐這個島國出品的電影﹐可能一雙手都能夠數畢。阿丹說﹐「已經很努力去找﹐不過﹐就硬是找不到。」望著她為我找來的那一大堆影碟﹐我相信﹐她講的不是虛話。想不到﹐回來歐洲後兩個月﹐竟然讓我在報紙裡碰上了這張影碟。

至於﹐另外一部愛爾蘭電影《ONCE》，倒給阿丹找到。我想﹐是因為這部電影在紐約大收旺場罷﹖

這是一部很低成本的製作。起初﹐就只有兩間電影院夠膽上映。不過﹐給一眾影評家高度讚賞後﹐這部講述一對男女在都柏林街頭偶然相遇後﹐各自尋找自己的音樂旅程的電影﹐便吸引到大量NEW YORKERS湧往那兩間電影院。上映的戲院﹐也由兩間﹐暴升至幾十間。

讀書的時候﹐曾柴娃娃地組過一隊叫「蚊子」的樂隊。能夠有這支樂隊誕生﹐多半是因為大家都有著對音樂的追求﹐另一半則是本著對「甲蟲樂隊」的熱愛罷﹖所以﹐看罷《ONCE》後﹐我相信﹐隊中其他成員﹐都必定會很喜歡這部電影。況且﹐裡面的歌曲也很動聽。我以為﹐要不是碰上了「甲蟲樂隊」的《LOVE》﹐今年格林美的最佳原聲大碟應該非它莫屬。

其實﹐便是不大熱愛音樂﹐只要喜歡《BEFORE SUNRISE》和《BEFORE SUNSET》這兩部電影﹐你也應該會愛上《ONCE》。都是讓人很舒服的小品。都是一對萍水相逢的男女。在那部愛爾蘭電影裡﹐直至結尾﹐大家甚至都不曉得對方的名字﹐只知道自己曾跟這一個人一起在音樂上奮鬥過。

上月﹐我還以為北京奧運不會那麼快在歐洲引來不必要的重視。原來﹐我是錯了。

近來﹐在《泰晤士報》裡﹐每天都有至少一宗關於北京奧運會的消息。每朝早在火車上讀著那些新聞稿的時候﹐我都恨不得立即拿出紙筆來﹐寫一寫自己心裡所想。每次從火車站走回公司的時候﹐我都在構思這篇文章裡面的每一句句子。不過﹐我就怕大家悶。也怕自己寫不出自己心裡的真正想法來。於是﹐當每個夜晚﹐靜下來給這個專欄投稿時﹐我都刻意擱置它於一旁不顧。

如是者﹐維持了三數星期後﹐我終於忍不住手﹐要在這個我和你共享的天地裡﹐抒發一下自己對這些消息的看法。

或者﹐假如不是首次來到這裡逛逛﹐你也能夠想像得到我的立場。

的確﹐讀著這些北京奧運會的新聞﹐我感到有點羞家。不過﹐同時候﹐我也開始有點期待這一個舉世矚目的體壇大事。因為我相信﹐這將會是一場好戲。

《泰晤士報》裡奧運會的消息﹐其實都環繞著英國﹑美國﹑澳洲和加拿大這幾個國家。

當史提芬史匹堡因為抗議中國政府不協助解決蘇丹種族屠殺﹐而辭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一職後翌日﹐這份英國傳統報紙就獨家報導﹐英國奧委會決定不顧及中國人的面子﹐准許大不烈顛的運動員在比賽的時候帶上面罩﹐以防止吸入過量空氣裡面的污染物。早陣子﹐這個奧運委員會已經宣佈﹐會派人監察中國首都空氣污染的程度﹐好讓能替各運動員提供適當的準備功夫。尤其是那些患有哮喘的。他們也決定留在澳門的集訓基地﹐到最後一秒鐘﹐才飛往北京。目的當然是希望減少運動員接觸那些有毒空氣的時間。

英國奧委會當然明白﹐中國政府絕不希望拉基莉芙(PAULA RADCLIFFE)等一眾運動員帶著面罩跑馬拉松的畫面﹐在世界各地播放。他們知道﹐那將是歷史的一部份。以後﹐每當有人回憶起北京奧運會﹐就會立即想起這一個貽笑大方的電視影像。是永遠都洗擦不掉。就如伏明霞在巴塞羅那從戶外高檯跳下來的那一幕一樣﹐教人永世難忘。只是﹐英國人說得很明白﹐他們絕不會為了保住中國人的面子﹐而損害自己在運動場上爭獎牌的機會。拉基莉芙是女子馬拉松的金牌熱門。

聽到這樣的說話﹐可能挑起了北京政府以前憎恨彭定康的過敏神經。那一眾亢奮的糞青﹐可能又要在網上發動仇英的運動。因為似乎世上唯獨英國人專喜歡跟強大起來的中國對抗。澳洲和加拿大已經宣佈﹐他們的運動員在北京的任何時候﹐都不會帶上那個應付空氣污染的面罩。至於﹐美國奧委會則說﹐他們容許運動員外出﹑練習的時候﹐帶上面罩來保護自己。不過﹐比賽時就萬萬不能。

只是﹐當那些土共﹑那些糞青﹐對英國發動攻擊的時候﹐也請翻翻早幾天的報紙。

原來﹐英國奧委會將要求各大不烈顛的運動員﹐在出發前﹐簽下一份協議書﹐同意不在頒獎台上高舉反對中共政府的橫額﹐大聲投訴中國人權狀況的口號。至於﹐美國﹑澳洲和加拿大﹐則表示尊重各運動員的想法﹐不會約束他們在頒獎台上的行動﹑在記者會裡的說話。

為何不准許運動員在比賽時帶上面罩﹖因為帶上面罩﹐就代表要禁止他們說話。大家都知道﹐奧運會乃世界矚目盛事。站在頒獎臺那一刻﹐就是全球目光都在集中自己身上的時間。那正好是那些有良知的運動員﹐投訴中共政權的最佳時候。今年的奧運會﹐將是全球運動員為自己的良知競技。為了要讓世人看到自己親手製造的反對中共政府橫額﹐為了要讓世人聽到自己投訴中國人權狀況的口號﹐每一名運動員都會更加努力去贏取金牌﹐去踏上頒獎臺的最高位置。

也許﹐要反英的同時﹐那些土共和糞青也要反美﹑反澳﹑反加﹐更加要反對北京舉辦奧運。

北京奧運會﹐將會好戲連場。

在英國﹐現在最受歡迎的那本CHICK LIT，該是《購物狂》(SHOPAHOLICS)罷。其實﹐也不該用「本」這一個量詞。因為那是一系列講述一個喜歡瘋狂購物的倫敦女生的故事。最近﹐作者給這一位女生誕下了一位孩子。

我從未翻過其中一本的其中一頁。只知道妹妹對此系列的小說極之著迷。去年夏天﹐我們一家到科木湖旅行。妹妹就在租住的房子裡﹐找到一本給人遺留下來的《購物狂》。那是她錯過了的一本。於是﹐她竟然日以繼夜地﹐不消兩天便讀畢整本小說。看到她像著了魔似的﹐也曾起過翻翻的念頭。我想看看裡面究竟有什麼吸引的地方。不過﹐一望到那個封面﹐我不得不卻步。

我想起了以前的瓊瑤小說。也想起了CECILIA AHERN的《PS I LOVE YOU》。

都是設計給女生的封面﹐都是寫給女生的小說。我這個男生何必要去探個究竟﹖

只是讀著SHOPAHOLICS這一個字﹐心裡卻有點戚戚然。因為﹐有時候﹐我以為自己其實也是一個購物狂。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我差不多每隔兩天便要到書店買一本書。我會承認﹐我愛讀書。因為每晚臨睡前﹐我都要讀一讀書﹔因為每天有空的時候﹐我都會翻一翻帶在身上的書。不過﹐同時候﹐我亦深知道家裡面﹐無論是荃灣舊居﹐或是灣仔的新居﹐都已經放滿了很多的書。多得便是每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地讀﹐每週七天﹐每年五十二個星期如此下去﹐也不知道要在何年何月方能全部讀過一遍。只是﹐這根本無礙我買書的習慣。或者﹐我其實並不愛讀書。我只是喜歡上了買書。或者﹐我決定在灣仔置業﹐只為了多一個地方堆放我的藏書﹐也就是為了解決我這個購物狂面對的最大難題。

搬到歐洲後﹐曾經有段時間﹐我是戒掉了這個買書的嗜好。我愛上了在書店裡「打書釘」。我便是這樣子追看愛爾蘭作家COLM TÒIBÌN的成名作《THE SOUTH》。不過﹐那就像毒癮一樣﹐只要染上了﹐便沒有辦法戒掉。以為自己控制得了﹐其實是一個幻像。於是﹐當習慣了在都柏林的生活後﹐一切便都如舊。

一切便都如舊﹖

當習慣了在都柏林的生活後﹐我不單只如舊「習慣地」買書。我更加多染上了買機票的嗜好。甚至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起初﹐我也不過是碰上了銀行假期﹐才到網上逛逛﹐看看有什麼便宜的機票。現在﹐我好像是有一個月不旅行就有點不自在。一月的時候﹐發覺沒有訂下什麼二月的機票﹐便立即在網上買下農曆新年飛往倫敦的票子。也同時候﹐買了月尾南下CORK的機票。三月會飛利物浦﹐和加拿大。五月會到布魯塞爾﹐探望藍精靈和天天。

那麼﹐四月呢﹖

我打算再到巴黎走走。

我想﹐我確是一個購物狂。喜歡瘋狂買書的同時﹐也喜歡瘋狂買機票旅行。

早陣子﹐可能因為電影快要在香港上演﹐朋友告訴我正在讀CECILIA AHERN的《PS I LOVE YOU》。

我想﹐對於一個女生來說﹐那實在是一本不容錯過的書。因為沒有一個女生會不喜歡這本小說。縱然你從未踏足過都柏林﹔縱然你對書裡面提及的地方﹑百貨公司都很陌生﹔縱然你跟愛爾蘭的女生有著一層生活文化上的隔膜。對於所有女生來說﹐那確實是一個很窩心的故事。

在英語的小說世界裡﹐這類型的小說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就叫做「CHICK LIT.」。單在愛爾蘭﹐靠寫這種「女生小說」賺得點點名氣的作家﹐實在一雙手也數不完。CECILIA AHERN不過是其中之一。

《PS I LOVE YOU》係這位現任愛爾蘭首相女兒的首部小說。也是她的成名作。當年出版後﹐實在有點洛陽紙貴的震撼。世界上面﹐每一個女生都爭相要讀一讀這部故事內容其實很老套的小說。所以﹐會給改編做電影﹐都是意料之內的事情。

我也曾經在圖書館找過這本小說翻翻。只是﹐讀到第四章後﹐我便沒有耐性繼續下去。畢竟﹐我不是一個女生。可那部電影﹐我倒有點興趣看看。

那是去年歐洲聖誕檔期的電影。因為回香港渡假﹐所以未能趕得及到電影院欣賞。一心以為香港也差不多時候上演。不過﹐卻給妹妹料中。她說﹐這樣的戲﹐香港的發行商當然懂得排在情人節的時候。

返到都柏林後﹐電影是還未落畫。只是﹐在報紙上讀了一些專欄後﹐我完全打消了到戲院看這部電影的念頭。

那些女生說﹐從未看過一部如此沉悶的戲。電影跟小說實在相差太遠。很不明白﹐怎麼能夠把小說改編成這個樣子﹖也有人批評說﹐明明是一個發生在都柏林的故事﹐豈料﹐戲中所有人﹐竟然都是美國口音。

從前﹐還未搬到歐洲生活的時候﹐對於英語電影﹐我覺得第二個評語實在不重要﹐反而覺得批評的人有點吹毛求疵。只是﹐在愛爾蘭生活了近兩年後﹐我倒覺得那個批評很是中肯。因為﹐那的確是一個問題。

早幾個星期﹐添布頓的新作《SWEENEY TODD》正式公映。我第一時間便跑了去看。假如不嫌太過血腥﹐電影確是不俗。因為鬼才總不會讓人失望。不過﹐電影最大毛病﹐就是JOHNNY DEPP講話完全不像一個英國人。更不好說沒有倫敦的口音。要知道﹐那是一個在英國首都發生的故事啊﹗

一個滿口廣州口音廣東話的人﹐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同意他是一個地道香港人罷﹖

只不過以前﹐我從不注意不同口音的英語罷了。

我這個人﹐蠻很奇怪的。很多時候﹐都不會主動喜歡上一些事情。喜歡上的﹐不過是別人都喜歡的事情。或者是喜歡的人喜歡的事情。他們說﹐那叫做愛屋及烏。

不過﹐最近﹐這情況似乎有點改變。

早陣子﹐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談及美國總統選舉。他寫道﹕

「除非美國人都瘋了，否則這個叫奧巴瑪的，不可能是下屆美國總統。不因為他是黑人。黑人也有許多型格豪邁之士，像銀幕上的摩根費曼，不要說當美國總統，就算他當了上帝：權威而慈悲，穿一身白衣，儀表動人，全世界都會下跪膜拜。但不是奧巴瑪──洗衫板的身形，搔腮抓耳，像剛從石梨貝水塘的山林中蹦出來的一隻小淫猴，好像剛潛入民居，抓了一隻胸圍就跑的一個小賊。

......希望只是一批左仔在嬉戲胡鬧，把奧巴瑪推出來，還二百年前的黑奴販賣史一個人情，然後讓希拉莉把他擊倒，最後，再讓麥堅恩挫敗希拉莉，入主白宮。這樣的程序，會令全世界人對這個偉大的國家恢復敬意。

......他們讓奧巴瑪這隻野猴跳了出來，居然還想代表民主黨出線──他手上那隻發黃的胸圍，不屬於他，快快搶回來，物歸原主，咄咄咄，快，把他趕回山裏，對着他一蹦一跳的那兩瓣紅屁股，遙遙送一個飛吻。」

讀著這篇文章﹐無疑我是有點意外。因為我以為這個才子是會支持奧巴瑪的。因為我希望奧巴瑪贏得民主黨的初選。我曾以為﹐我開始了解這一個曾旅居倫敦的香港人﹔我曾以為﹐我的想法開始慢慢跟這一個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過的香港人有點相似。原來﹐那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當整個美國的年青人都陶醉在奧巴瑪所倡議的美好將來﹐當其他西方國家的學生都利用他們的GAP YEAR，跑到美國替奧巴瑪助選﹐我這一個在都柏林生活的香港人﹐當然也急不及待要大聲疾呼﹐去支持這一個黑人。

奧巴瑪的政綱﹐跟希拉莉的﹐根本就只有著毫厘的分別。所以﹐民主黨的選舉﹐已經變成一個「選美」活動。大家選擇的﹐就是誰能夠最得其他美國人的心。經過了這一輪排山倒海的宣傳活動後﹐大家發現﹐確是越來越多人走到了奧巴瑪這一邊來。因為投票支持奧巴瑪的﹐很多都曾揚言不再投票。民主黨的高層也發現﹐這個黑人的魅力﹐甚至吸引到共和黨的人。

綜觀現在的形勢﹐奧巴瑪確實有後來居上的跡象。尤其有民主黨高層私下跟記者透露﹐縱然克林頓極力游說﹐縱然在過去十六年克林頓對黨務有極大貢獻﹐他們開始考慮放棄希拉莉。他們說﹐一切都應該以再次入主白宮為大前提。

望著這個有點突如其來的變化﹐在前幾天的《黃金冒險號》裡﹐陶傑便寫道﹕

「奧巴馬人氣急升，學生時代的舊事曝光。去哈佛讀法律之前，他在洛杉磯的西方學院讀書。在學校裏，他是學生會份子，流行音樂、啤酒、香煙，時時組織集會，呼籲美國企業撤出種族隔離的南非，與幾個同學圍坐吹水，他的教授憶述：他喜歡談論沙特和尼采。當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他反應激烈，抨擊卡特失敗的外交政策。他在學院裏演說，魅力非凡，只要他開口，人人都想聆聽。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他一眼就能挑出毛病，指出此一政策的惡果。一件事無論多複雜，他都能抽絲剝繭細說因由，這一份本事，其他人沒有。』

......奧巴馬至少是有稜角的人物，不是激進，而是激情，不是凡事都有偏見，只是有獨特的意見。這種人，在一個民主社會，是不會槍打出頭鳥的。連服過大麻，也竟然變成了優點。奧巴馬的英文教授說：『他吸大麻，但不是癮君子，只是用大麻來尋找許多問題的答案。』吸毒是尋找答案？因為他可能是明天的總統，這個世界有時趨炎附勢得很可愛，視乎上位的人，不靠暴力和獨裁。 」

我想﹐通篇文章﹐最重要的還不是結尾的那一句﹖的而且確﹐這個世界有時趨炎附勢得很可愛

這是我對這兩篇《黃金冒險號》的解讀。

跟我一樣﹐朋友也很喜歡發牢騷。於是﹐差不多每天﹐她都會在其專欄裡﹐就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發表一下個人意見。

早陣子﹐因為週邊事情太不如人意﹐朋友便用了很大篇幅﹐來發泄沉鬱在心裡久久的悶氣。讀著裡面的文字﹐我想像得到﹐她的天空如何經已在她面前塌了下來。其實﹐假如不是有著自己的一個專欄﹐我以為﹐她未必能夠躲避得過這個人為的自然災害。因為﹐便是沒有旁人﹐就只有自己一個讀者﹐只要把心裡面的想法記錄下來﹐也確實能讓自己舒暢一下。還記得她跟我說過﹐有時候﹐我會想﹐我們兩個也倒是為了自己一個人﹐才養成寫作的習慣。

我們都相信﹐寫作能夠讓自己感到快樂。

可能因為那天朋友實在把自己的天空描繪得太過暗淡無光﹐引得一位友人在她的專欄裡留下了一句說話。他寫道﹕「嘩！你洗唔洗咁灰呀﹖學下點樣唔好咁執著啦。」

我想﹐留下這句說話﹐其原意倒是為了安慰一下朋友。本來的意思﹐該跟「用不著灰心﹐該學習放低」相類似罷。只是﹐把這個意思用粵語表達出來﹐卻教人覺得有點問題。

我以為﹐問題乃來自「學下點樣唔好咁執著啦」這一句。

我們做人怎能不執著﹖

前星期﹐王迪詩在《信報》裡記述了在中國大陸出差的經歷。她是我近來最喜愛的一位專欄作家。我記得﹐那天﹐她寫道﹕

「早陣子到深圳一間新落成的酒店開會，一進大門，連我Daisy也禁不住嘩了一聲！那兒的樓底足足有三層樓高，比我們四季酒店的大堂更富麗堂皇。想不到深圳除了腳底按摩和A貨市場，還有如此一間高檔的酒店。豈料，我們在lobby lounge只坐了五分鐘，各人的手腳已經又紅又腫，原來地毯上盡是多不勝數的跳蚤。

另有一次在廣州的高級度假村開off-site drafting meeting，那裡有人工湖泊、綠野園林和豪華別墅，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在別墅的浴室洗手，扭開水龍頭之後三十秒，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水塘！連忙看個究竟，原來那洗手盤底下空空如也，沒有接上任何喉管，水龍頭開出的水直接掉在地上，那樣的洗手盤真教人嘆為觀止！它只是擁有洗手盤的外表，卻完全不具備洗臉盤的作用。換言之，那洗手盤是假的！即使是雲石造的又有他媽的什麼用﹖

這洗手盤跟其他國貨一樣，金玉其外！中國人的表面功夫了得，食物的顏色不夠鮮，就加點蘇丹紅；胸部不夠大，就去隆胸。」

中國人如此貽笑大方﹐就是因為他們做事從來不執著﹐經常都是差不多先生。假如有一個人執著點﹐只是身邊的人都依然沒有變改﹐他將會做得很辛苦﹐終於有點灰心。望著他垂頭喪氣﹐有些人便走過來跟他說﹐只要不再那麼執著﹐一切便會很容易地過。

我不明白﹐我們怎能容許自己如此過自己的一生﹖可知道﹐我們只能活一次。就只這一次。我們怎能不執著﹖更何況﹐那是我們終身的幸福﹖假如對自己的終身幸福也不執著點﹐這個人不如死去好了。

那天﹐偶然翻翻月曆﹐赫然發覺﹐原來在未來的九個週末﹐我倒有超過一半的時間不會留在都柏林。難怪朋友老是很羨慕我在歐洲的生活。

我得承認﹐在到處旅遊這一關節上面﹐我的異鄉生活的確值得人羨慕。搬到愛爾蘭將近兩年﹐整個月都沒有到外地去的﹐就只得四個月。是很頻繁啊。不過﹐當明白歐洲是一個如此讓人嚮往的大陸後﹐兩年來竟然有四個月沒有到處逛逛﹐實在有枉住在都柏林的方便。

我當然很明白這個道理。

聖誕渡假完畢﹐臨上飛機回歐洲前﹐你給我撥了個電話。我乘的是夜機。望著你的電話號碼﹐老實說﹐確實有點意外。因為那個時候﹐你應該要躺在床上﹐執起電話筒﹐傾聽你的那一個他在你耳邊講的悄悄話。他能夠取悅你﹐我不能。所以﹐你實在不應該還在那個時候撥個電話給我﹐嘗試去關心一下我這一個失敗者。自那天起﹐在你的面前﹐我永遠都只能是一個失敗者。無論如何﹐你是不可能在我們的沉悶對話裡面﹐找到讓你有一點快樂的泉源。為何你還要打電話給我﹖為何不能讓我們以後對大家都不愀不睬﹖

從來﹐我對自己都很仁慈。躊躇了一會兒後﹐還是接聽了你的來電。

我們其實都再沒有說話跟對方講。我們都只是基於禮貌﹐才對著電話發出一些沒有意義的聲響。

曾經﹐你生活上的一切﹐都是我身體裡最重要的一部份。

那時候﹐我老是以為﹐我其實是為你而活。日記上記載的﹐都是你每天發生的事情。自認識你後﹐那些藏在書櫃裡的日記﹐已經再不是我的日記。因為﹐裡面每一頁都只有你﹐沒有我。我只不過是一個寄居在你身上的投影﹐記錄著你每天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我記得﹐很多個夜晚﹐我都會悄悄地跟你說「夜了﹐你明天還要早起﹐我今晚還要寫我的日記」﹐來結束我們的電話談話。你很奇怪﹐我竟然有這樣的恆心﹐去每天寫日記。我微笑著﹐輕撫一下你的臉龐﹐甜蜜地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那時候﹐我以為﹐總會有這樣的一天。當我百年歸去﹐你替我收拾一切東西的時候﹐你將會在我的書房裡﹐找到一箱又一箱封塵的記憶﹐找到自認識我後﹐你每天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或者﹐讀著那一頁一頁發黃的日記﹐你會叫那些做我們一起生活的記錄罷。曾經﹐我的確以為會有這樣的一天。

只是﹐到了這個時候﹐你的生活種種﹐對我已經再沒有一點意義﹐所以﹐除了網上的那個專欄外﹐我再沒有寫什麼日記。同時間﹐我的生活種種﹐你也不該再有什麼興趣。所以﹐你也再不用知道﹐何解我曾有過恆心每天寫一篇日記。你不可能還有興趣知道。你甚至已經不記得我曾有過寫日記的習慣。

在電話裡﹐你問到我的歸期。

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我回答道﹐我已經習慣了在歐洲的生活。閒來無事﹐就會到網上看看有什麼便宜的機票﹐可以到處逛逛走走。這一個週末到巴黎的路邊咖啡店讀讀書﹐下一個週末便到倫敦看一場音樂劇。甚是寫意。我想不到我怎麼還能夠回香港生活﹖

不記得那天晚上你是如何回應了。都應該是一些無甚意義的聲響罷。

我明白﹐對於任何人﹑任何地方﹐我也只不過是一個匆匆的過客。所以﹐你該讓我輕輕的來﹐輕輕的走。

你該去找你的情人。這是我上機前忘記跟你講的話。所以﹐這就是今天晚上很想跟你講的一句說話。

老實說﹐對於這個題材﹐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兒悶。不過﹐就是忍不住手不寫一寫。畢竟﹐那是一份我最討厭的華文報紙。

我想﹐假如你不是首次讀這一個專欄﹐你該知道﹐我又要罵《星島日報》了罷。

上星期三夜晚﹐全歐洲都舉行國家隊的足球友誼賽。愛爾蘭主場戰巴西。英國則在卡比路首次領軍下﹐在溫布萊球場迎戰今年夏天歐洲國家杯其中一個主辦國瑞士。

縱然球場可以容納八萬人﹐可是因為晚了一天上網﹐我和同事都未能買到欣賞巴西比賽的門票。同時候﹐愛爾蘭的BBC則選擇直播北愛爾蘭對保加利亞的過程。於是﹐整個年三十晚﹐我便很平靜地渡過。只留在家裡﹐等待適當時候﹐撥電話回香港跟祖母﹑父母等拜年。

農曆新年關係﹐我便到雅虎香港的網頁走走﹐看看出生地一些過年的消息。碰巧﹐又讓我讀到了《星島日報》一篇英國國家隊的報導。

毫不意外地﹐我再次讀到了一個「獨家」消息。一個唯獨這份比《文匯報》﹑《大公報》更媚共的華文報紙才有的英國國家隊消息。記者寫道(大意)﹕「奧雲實在懂得選擇入球的時候。在上一輪比賽﹐替紐卡素攻入一球後﹐這位神射手剛好替新帥卡比路﹐打下了一支強心針。英國隊誓必如虎添翼。」云云。

每一次讀到這份報紙關於英國隊的新聞﹐我都好像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上班的時候﹐才在火車裡讀到奧雲給貶做後備的新聞﹐《泰晤士報》的記者正分析卡比路那一個新陣。豈料﹐甫回到公司上網﹐一切都好像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真的不知道﹐《星島日報》記者是如何採訪新聞的。他們怎可能每次都跟別人完全不同﹖怎可能永遠都與別不同﹖猶記得﹐上一次﹐他們就高調報導碧咸會正選上陣面對克羅地亞。當天﹐所有報紙都在談論麥卡倫在這出線猶關的生死戰﹐放棄碧咸是否明智。

我不認為《星島日報》會派人專程到英國採訪英國隊的新聞。所以﹐假如他們的記者不是不懂得英文﹐完全錯譯外國報社的新聞稿﹐那麼﹐他們的記者就是喜歡憑空想像去報導新聞的一群。

大年初一的夜晚﹐英國超級聯賽給全球發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他們打算傚法美國職業聯賽的做法﹐在一零至一一年的球季﹐多辦一輪比賽﹐在全球舉行。初步構思是選擇五個城市﹐每個城市舉辦兩場比賽。星期六一場﹐星期天一場。聯賽榜頭五名球隊﹐則會給分別安排在那五個城市。

除了球會的行政人員外﹐差不多全部英國人都很反對這個建議。我是其中之一。這個問題﹐以後有空才談。

那天﹐《泰晤士報》便預測新加坡﹑杜拜﹑悉尼﹑孟買和洛杉磯會是首五個獲得主辦權的城市。讀著這個名單﹐我想﹐那是憑當地人英語程度來預測的罷﹖雖然我真的不同意新加坡人的英文會好過香港。只是﹐有著《星島日報》這樣的報紙﹐又怎能讓人對這個英國最後一塊殖民地的英文有信心﹖

我想﹐就是因為有著這份比《文匯報》﹑《大公報》更媚共的華文報紙﹐所以﹐香港人錯過了在大球場﹐現場欣賞英國超級聯賽的比賽。當然﹐這不過是那份英國傳統報紙的預測。

大年初一。我當然照常上班。

在愛爾蘭﹐這個中國人的節日﹐不可能是一個銀行假期。雖然身在異鄉﹐也想不到什麼理由﹐為了慶祝鼠年來臨而放自己的假。老實說﹐便是在香港的時候﹐對於我來說﹐農曆新年也不過是一個一年一度的長假罷了。沒有什麼挺特別的。尤其回歸後﹐各大小店鋪都捉緊了這個抓錢的機會﹐一連三天的公眾假期依然開門營業。小時候那些僅餘的過年氣氛﹐都隨著英國人的離去﹐成為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所以﹐除了不用拜年外﹐在異鄉過節﹐還是在香港過年﹐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分別。所以﹐當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市面﹐都應該一片喜氣洋洋之際﹐在都柏林獨自乘火車上班去﹐也的確沒有什麼孤淒的感覺。我以為﹐倒是聖誕節留在歐洲﹐會感到特別的淒涼。

更奇怪的是﹐早在幾星期前﹐身邊已經不斷有人提醒我快要過年。

有天中飯的時候﹐SR便忽然走到我的旁邊問﹐「今天是否中國人的新年﹖」我搖頭道﹐「下個月才是呢﹗」SR是印度人﹐曾在香港生活過一些時候﹐對於農曆新年印象很是深刻。他跟其他同事說﹐「那是一個很特別的節日。平常很繁忙的街道﹐都變得冷清清。除了一些士多﹑賣糖果禮包的鋪頭外﹐沒有一間打開門做生意。每一個人都在家裡跟親戚朋友慶祝。只要跟結了婚的人講句『恭喜發財』﹐他們便會給你一個紅封包。裡面都是錢。」

我見他講得很有興致﹐也無謂跟他講近十年的變化。

一個星期後﹐小妮子剛從布魯塞爾回來。她在歐洲首都小住了兩個夜晚。晨早落機後﹐便立即趕返公司。甫坐下來﹐就跟我講了聲「新年快樂」。我有點不知所措﹐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禮貌地回答。看到我古怪的表情﹐小妮子伸了伸舌頭﹐尷尬地道﹐「我還以為今天是中國人的新年。」

不記得以前年尾會否特別的忙。只是﹐今個農曆新年的首天﹐我的確特別忙碌。本來打算五點半便離開﹐不過因為手頭上有些緊急的事情要辦﹐唯有多留一會兒。

離開公司的時候﹐卻忽然發覺週圍環境有點特別。

我望一望手錶﹐也已經是六時許了。天空竟然再不是漆黑一片。我看到了遠處夕陽西沉。心裡不禁有點興奮。那是久違了的情景。足足有百多天未試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太陽。我記得﹐早一晚﹐即年三十晚﹐踏出公司門口時﹐天空是依然一片漆黑。

我有點自豪。中國人的曆法果然厲害。

果然是春節。

朋友在其專欄裡高喊﹕讀名校是否如此重要﹖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剛從象牙塔出來﹐出席一些社交場合﹐有時候﹐總會無可避免地談到學校。當把那長長的中學名字﹐正正經經地念出來後﹐換來的﹐都是一眾疑惑的目光。也很奇怪﹐縱然是如此的不禮貌﹐一定會有人禁不住那好奇心﹐尷尬地開口問﹕是在哪一個區的學校呢﹖我也只好尷尬地回答道﹕何文田。

這樣的場面遇得多後﹐我開始懂得如何回答別人的問題。我會在唸出中學名字後﹐立即補加上地區。雖然我明白﹐這樣也不足以讓人家曉得那所學校﹐不過﹐至少能夠免除大家面面相覷的場面。你不用不好意思問﹐所以﹐我也不用不好意思回答。

其實﹐自中學開始﹐我都不大願意跟其他人講出自己中學的名字。雖然她從來都是BAND 1的學校﹔雖然後來當政府嚴厲推行母語教學的時候﹐她也是少數能夠維持英語教學的學校﹔雖然在那四面灰暗暗的高牆裡面﹐我確實是渡過了很快樂的七年﹐可是﹐由此至終﹐在我心中﹐她都是一所次一等的學校。因為我經常以為自己是次一等的人。

在升中的志願表裡面﹐要不是母親從其他家長口中知道這是一所不錯的中學﹐我也不可能把她排到第七的位置上面。我從來不知道有這間學校的存在。那時候﹐望著那些成績表﹐根本沒有想過會分派不到第一志願的學校。自小六下學期開始﹐我便經常想像自己在那綠草如茵的校園裡的生活。我早把自己當做了那間學校的學生。每次經過它的門口﹐不其然都會產生一種親切感。當然﹐那一切一切都不過是一場虛幻。奇怪的是﹐成績比我差很多的同學﹐倒能夠給派到那所我自小便心儀的中學。

因為如此﹐在中學派位後﹐我便很痛恨香港的教育制度。直至現在。

我以為﹐那個所謂的公平隨機派位制度﹐是徹徹底底﹑完完全全地粉碎了一個有為小孩子的自信心。經過了許多年的修補﹐從前的那份自信﹐是依然未能拾回。他總是以為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這成為了他心理上的一個障礙﹐這成為了他生命上的一個陰影。

那時候﹐因為結識了一大班好朋友﹐所以﹐也算是一個活躍份子﹐經常參預課外活動。學校規定﹐假期回校﹐學生也要穿著整齊校服。我倒是經常違規的。有時候﹐我就只有襯衣算得上是校服﹔有時候﹐就只得那條長褲能夠勉強當做校服。後來﹐學校嚴格限定只有穿著整齊校服的﹐方能在假期裡進入學校。於是﹐每次課外活動完畢﹐離開學校前﹐我總會趕到更衣室﹐把那整套校服更換掉。我很不喜歡在不上課的日子﹐穿著校服在街上走。因為我不希望別人知道﹐我不是一間名校的學生。言行舉止還能夠裝扮得上﹐只是一穿上校服﹐便無論如何都騙不到人。

其實﹐也只有不是名牌的學校﹐才會規定學生假期回校﹐也要穿著整齊校服。妹妹的學校﹐便從來都容許學生穿著便服參加課外活動。

名校的校服﹐誰不樂意穿上﹖因為那是高人一等的象徵。就是身材沒有別人高大﹐只要穿上了名校的校服﹐其他人都突然比你矮了至少半截。所以﹐當其他學校希望靠校服提高自己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的同時﹐那些名校倒怕自己的學生經常穿著自己的校服招搖過市。

為什麼要讀名校﹖

因為教育修養﹐從來就是培養比別人高一等的優越感。人生路上以後的種種自信﹐都是因為有著那一所學校給你支撐著。

[按﹕週末到倫敦賀歲關係﹐此欄休息三天。十二日(香港時間)再續。恭喜恭喜。]

他們說﹐一年之計在於春。

不過﹐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做事有計劃的人。

常以為﹐一切都應該隨遇而安。假如什麼都要安分守己地按著時間表做﹐我們也失去了做人的樂趣。生命之奇妙﹐正正在於我們永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所以﹐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可以對未來有一個美好的憧憬。當所有事情都不甚如意﹐我們固然可以期待明天局面會有所扭轉﹔就是什麼事情都十分稱心﹐我們也可以期望明天會更好。如果都給安排好﹐那期待就不會那麼大﹐那期望也不會那麼高﹐於是也就沒有什麼樂趣和興奮可言。因為都是意料之內。

況且﹐人生於世﹐正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辦法真真正正預知﹐下一秒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所以就是以為一切都準備妥當﹐只需要按步就班﹐跟著那早已安排好的道路去走便成的時候﹐我們所期望的結果卻可能未必如願出現。那種失望之情﹐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仿彿世界就在眼前塌了下來。久久未能平伏那種創傷。那甚至是永久不滅的疤痕。每次回想起來﹐心裡面總會有點戚戚。

做事沒有計劃﹐其開心處﹐就在於成功後的興奮﹐必比有計劃的人強烈得多﹔做事沒有計劃﹐其開心處﹐也在於在失敗的時候﹐其苦楚必比有計劃的人輕微得多。既然如此﹐何苦做事要有一個計劃﹖

曾經以為﹐萬事總沒有絕對。總也有例外的時候。對於一些沒有什麼成功或失敗可言的事情﹐我想﹐我們倒不妨有計劃地做。所以﹐對於遊戲玩樂﹐我曾是很有計劃去編排。

聖誕假期﹐準備回港之際﹐其實已安排好回到歐洲後﹐幾天在倫敦的活動。

下機後﹐先到牛津廣場﹐買即晚《仙樂飄飄處處聞》首排座位的票。然後又要到大英博物館﹐輪候觀看兵馬俑。第二天則到O2中心﹐參觀圖坦卡門的展覽﹐晚上去看話劇《海鷗》。至星期六﹐就要晨早起來趕火車往利物浦﹐到現場給愛華頓打氣。

只是﹐奈何因為計算到達英國的時間出了錯誤﹐原來我是星期五早上才返回歐洲﹐於是錯過了《仙樂飄飄處處聞》即晚首排座位的特價票。於是﹐一切都給打亂了。既未能預訂到觀看兵馬俑的入場券﹐也未能買到《海鷗》的門票。他們說﹐因為有伊雲麥葵格參演﹐門票突然很暢銷。同時候﹐因為在香港的時候﹐碰上了電腦問題﹐未能查看自己愛華頓的會員號碼﹐也因此在網上購不到球賽的票。

本來很忙碌的幾天﹐竟然什麼也做不了﹐換來的是極度的失望。

我想﹐假如我不是早早有這些打算﹐或許我不會這樣失望。

我終於懂得﹐對於世上所有事情﹐都不應該有一些安排和打算。都隨遇而安好了。

恭賀新禧。

近來﹐我是再次投入了美國小說作家JOHN GRISHAM的懷抱裡。

那天﹐在報攤買過一份報紙後﹐便匆匆跑到月臺去。因為要趕上那班在八時一刻開出的火車。我是晚了點起床。平常日子﹐我習慣乘搭八時十分鐘的那一班。因為它會在較近公司的那一個站停一停。

正急忙跳上火車的時候﹐卻竟然給我望到月臺上的一個廣告。是JOHN GRISHAM的新作﹕《上訴》(THE APPEAL)。當火車關上了門﹐我有預感﹐那將會是一本很精彩的小說。不好問我為什麼。我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況且﹐預感就是一個無緣無故的突然想法。毫無邏輯﹐也沒有先兆。

中飯的時候﹐見有點空閑﹐便走到公司附近的一間書店逛逛。當然﹐就在當眼處﹐看到了《上訴》這一本書。紅色的封面﹐很是搶眼。

自小學畢業的時候﹐把所有金庸作品讀過一遍後﹐直至中學畢業的日子﹐我才再遇到一本讓我廢寢忘餐的小說。那就是JOHN GRISHAM的THE FIRM。它的電影版本有一個中文名字﹐叫《糖衣陷阱》。我記得﹐才花了兩天時間﹐便讀畢那本書。是很久很久未有試過會如此對一本小說著迷。在巴士上﹐我不能把書放下來﹔在床上﹐才睡了一刻鐘﹐便又忍不住手﹐爬起身來繼續那一個驚險的旅程。

從此﹐我愛上了這位從律師轉做作家的美國人。

母親知道我喜歡JOHN GRISHAM。於是﹐每年到加拿大探望外祖母的時候﹐都會順道給我買來他的一本新作。只是﹐可能因為實在太多產了﹐水準未能維持下去。我慢慢覺得他的故事有點沉悶。便是多番嘗試﹐他始終未能突破自己給自己建造的一個細小空間。

對上一本翻看的JOHN GRISHAM小說﹐好像叫THE STREET LAWYER。故事情節是不記得了。因為未能讀完。

在陶傑介紹下﹐JOHN GRISHAM的位置也給JEFFREY ARCHER取代了。那位前保守黨副主席的故事題材﹐實在多元化得多。

不過﹐我向來相信我的預感。於是﹐望著那一大堆新簇簇的《上訴》﹐便立即拿下一本來翻看翻看。

單是故事首章﹐便很刺激和引人入勝﹐很想立即追看故事的發展。同時間﹐腦海裡也浮現了幾年前捧讀《達文西密碼》時的想法﹕這是一本寫給荷李活的小說。小說裡面的間場﹑手法﹐完全很方便編劇去改編做劇本。因為除了少了些對白外﹐那根本就已經是一部劇本。

讀著那精彩的故事﹐我相信﹐不久將來﹐它將會成為一部電影。雖然﹐嚴格來說﹐其實那也不過是《無間道》的變種。

回到公司後﹐跟香港的一位朋友交換了些電郵。我們談到農曆新年。我著他假如假期有空﹐不妨翻翻這一本小說。因為﹐套一句《少林足球》的對白﹐我以為﹐JOHN GRISHAM似乎終於「返來」了。

在深圳淘碟的時候﹐要阿丹跟我介紹一些精彩的日劇。這個影碟供應商立即毫不猶疑﹐向我遞上了一套《華麗一族》。她道﹐「這部日本劇集﹐我實在愛不釋手。木村拓哉就是憑此﹐在日本那邊﹐奪得了最佳男主角。」

從來﹐我都相信阿丹的推介。她跟其他中國人有點不一樣。她不會為了做生意﹐便胡亂介紹電影﹑電視劇集給客人。只要你開口問﹐她必定盡其所能﹐把自己所知的﹑自己所想的﹐一五一十告訴你﹐務求讓你賓至如歸。所以﹐北上幫襯阿丹﹐經已成為了我聖誕回港渡假的必定節目。我要為來年在異鄉的生活做一個準備。

既然阿丹對《華麗一族》讚不絕口﹐回到都柏林後﹐便決定以此來打開我新一年電視劇節目表的序幕。

再一次證明﹐我沒有錯信阿丹。

平常上班的日子﹐晚飯的時候﹐我是不會放日劇的。因為要看字幕﹐顧得劇情來﹐吃不到飯。然而﹐許多許多次﹐我都心思思﹐情願放棄晚上寫專欄的時間﹐追看上週日看罷那一集之後的故事發展。至週日夜晚﹐當看畢一集後﹐我都忍不住手﹐多按「繼續播放」那個鈕一次。因為我如中了魔法一樣﹐停不下來。我總是抵受不住編劇在每集結尾部份﹐留下來的那個懸疑的誘惑﹐不斷地往後追看下去﹐追看一下木村所飾演的萬俵鐵平﹐能否在父親等一眾銀行家的陰謀底下﹐實現自己小時候振興日本鋼鐵工業的夢想。

於是﹐不消三個週日的晚上﹐我便把整套劇集看過一遍。當電視播放著木村最後的那篇獨白時﹐我的確很想重頭再欣賞一次。難怪阿丹說﹐她是連那些花絮﹑精華片段﹐也要翻看再翻看。

從來﹐未有一套劇集如此讓我心醉。

不過﹐看畢整套《華麗一族》後﹐我想﹐我的確是老了。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老了﹑成熟了﹑世故了。

因為我竟然覺得萬俵鐵平的自殺﹐實在合理得可以。因為我竟然深深感受到萬俵鐵平那「世界雖大﹐卻無容身之所」的悲哀。

從小﹐我對自殺身亡的角色﹐都沒有很大的同情心。我老是不能投入到那些角色裡面。因為我深信「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的道理﹔因為我深信「希望在明天」。只要還能呼吸到一口空氣﹐我們都有扭轉乾坤的可能。可是﹐追看完畢萬俵鐵平的故事後﹐我是忽然有所領會。

有時候﹐自殺並不一定是弱者的所為。

便是如何努力﹑如何堅忍﹐便是如何膽敢挑戰傳統﹑挑戰權威﹐夢想其實並不一定能夠實現。「有志者﹐事竟成」其實只是欺騙小孩子的說話。當夢想幻滅﹐當整個世界都會因為你不能實現夢想而高興﹑而鬆一口氣﹐當明白到所有悲劇﹐都因為自己的存在而發生的時候﹐一個人除了死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在那個時候﹐一個人除了釋放身體裡面最後的一口勇氣來尋死外﹐的確已經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可以做。

陶傑說過﹐閱讀一些作品﹐假如讀者沒有多一點人生經驗﹐是無論如何明白不了作者的心思。此言實在不虛。

或者﹐現在重讀《天龍八部》﹐我會更能體現到喬峰在玉門關外的感受。

在這個世界裡﹐的確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勉強不來。因為它們都有其自然發展的規則要遵守。近來身邊發生的一件事情﹐正好讓我再次體現到這一點。

我在灣仔置業﹐也有四年了。不過﹐在這段日子裡﹐我住那個新居的時間﹐加起來也沒有一個月。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在港島那邊「蒲」得晚了﹐不想再多花金錢乘的士回荃灣的舊居﹐於是便上灣仔的家過夜。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因為邀請了一大班朋友在那兒開派對﹐玩了個通宵。他們說﹐那是我的行宮﹐其實也不是太誇張。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很多朋友知道我經常把那個單位空置了﹐都覺得有點浪費。他們以為﹐既然我依然住在荃灣的舊居﹐不如索性租給別人。至少﹐每個月可以多點收入。

我當然也有想過。不過﹐老是怕碰上了一些不負責任的租客。要租給別人﹐我是一定連同裡面的傢私租出去。因為我根本沒有地方放置那些有點珍貴的傢私。它們都是我買這間房子的時候﹐一併買回來的。假如它們不是什麼古董﹐也是一些仿照古董製造的傢私。都很合我這一個傳統的人的心意。所以﹐我實在很怕那些租客會弄壞了它們。我會心痛。就總是放不下心來。

所以﹐四年來﹐都沒有把房子租出去。雖然這個想法﹐是經常在腦海裡浮現。

聖誕回港渡假﹐少不了跟一眾老友聚一聚。那天晚上﹐知道有朋友正想搬房子﹐便立即提議他把那個單位租下來。我知道﹐對於他來說﹐那的確很吸引。因為他就在太古廣場上班﹐而我那所房子﹐就在太古廣場三期後面。每天上班﹐將不用五分鐘的路程。只是﹐考慮了一個晚上後﹐朋友還是決定放棄這個方便。因為為了將來的孩子。他希望外母幫忙照顧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決定依然留在九龍那邊居住。他說﹐最理想的﹐還是在外母附近找到一所房子。

當這個交易未能成功，我也要準備回歐洲去了。我以為﹐我是要繼續空置這個單位多一年。因為我只希望租給自己的老友。

不過﹐也很奇怪。在上機前一晚﹐有老友給我撥了個電話﹐邀約我跟幾個好友到酒館聊天。席間﹐我們又談到找房子的事。老友說﹐就因為始終未能找到一所合適的房子﹐所以結婚計劃只好推遲。聽到這樣的話﹐我便再推出我手頭上那個唯一的租盤。

老友跟女朋友商量了一些日子後﹐決定做我的租客。我當然也很樂意有這樣的一對租客。

那天﹐在公司裡預備好一切租約文件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我以為是自己找尋合適的租客﹐其實是這所房子自己在選擇住客。它本身就有一個準則﹕住客必須是醫生。

在這四年來﹐我只是一個業主﹐不是一個住客。而在我購入的時候﹐這個單位也空置了一段日子。也是只有業主﹐沒有住客。我知道﹐這所房子對上一位住客﹐也就是這所房子歷史上唯一一對住客﹐就是醫生。

事情竟然如此巧妙。

似乎﹐這註定是一個醫生的住所。

二月。又是六國欖球賽開鑼的日子。

走到街頭﹐到處掛滿了愛爾蘭的旗幟。很多人都穿上綠色的上衣。當然﹐許多是愛爾蘭欖球隊的球衣。圍著頸項的﹐就是打氣用的頸巾。小孩子一邊拖著父母的手﹐一邊揮動著那面小小的國旗。也有人裝扮做羅馬士兵的模樣。因為今季的開鑼戰﹐是愛爾蘭主場迎戰意大利。

上季最後一輪比賽﹐綠色兵團作客羅馬。就是在最後一秒鐘﹐給意大利人偷到一次持球落底線。結果﹐最後同分計算得失球後﹐只能屈居法國之後﹐飲恨而回。可能因為輸得有點不忿﹐經常耿耿于懷﹐至幾個月後的世界杯﹐愛爾蘭竟然大熱倒灶﹐甚至未能在第一圈分組賽出線。

今年﹐首仗便在愛爾蘭人光榮歷史的宮殿裡﹐碰上意大利﹐大家都很希望能夠一洗近大半年來的頹風﹐讓世人再次認識到愛爾蘭欖球隊的真正實力。

望著那些在狂風裡依然不屈不撓地飄揚的旗幟﹐我明白到國際體育比賽﹐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愛國教育活動。通過對球隊的打氣﹐大家都能真正體驗到自己是國家一份子的光榮﹐大家都能感受到國家不幸地碰上的恥辱。

同時間﹐我也想起了早陣子《泰晤士報》裡面的一篇報導。講的﹐是英國學校裡的愛國教育。

一群教育學者大聲疾呼﹐高叫不好教導孩子愛國。他們說﹕Don't teach children patriotism.

他們發現﹐在學校歷史課裡﹐很多老師都只強調大英帝國的光榮﹐和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往往忽略了奴隸買賣﹑帝國主義﹑戰爭殺人無數的課題。

他們認為﹐國家並不一定值得我們去愛。尤其當國家腐敗得連一個爛蘋果也不如的時候﹐我們更加不能盲目地支持下去。亦由於一個國家的成長﹐總有其光榮的時候﹐也有其羞辱的時候﹐所以﹐老師實在不應該只著重國家光榮的那一面﹐來鼓勵學生不顧一切﹐去忠於自己的國家﹐去愛自己的國家。因為這樣下去﹐總有一天﹐寫滿國家羞辱歷史的那一章﹐將會給徹底忘掉。

最後﹐大家將會成為統治者腳下的愚民。

這一個結論﹐是我自己補加上去的。

可能﹐那群英國教育學者還未意識強行推廣愛國教育會帶來這樣的惡果﹐不過﹐只是一想到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每天晚上看電視新聞的時候﹐總要聽一聽那首殘暴的國歌﹐不斷播放現在的宗主國在不同範疇的所謂光輝時刻﹐我不得不加上了這一筆。

在沒有正反兩面推敲下的愛國情操﹐只不過是一種愚笨的愛。

早上起來﹐剛巧父親買了報紙回來。立即找來那份副刊到洗手間去。首先讀的﹐當然是陶傑的《黃金冒險號》。不過﹐最後讀的也是《黃金冒險號》。這個聖誕假期﹐我發現﹐香港華文報紙﹐其實不消一刻鐘﹐便能夠讀完。因為裡面值得讀的東西﹐從新聞到副刊﹐實在沒有幾多。

猶記得回港後的首個早上。拿入洗手間的﹐是體育版。豈料﹐第一舊屎還未完完全全掉進廁缸裡去﹐我已經讀畢整份體育版。裡面其實一點體育新聞都沒有。就只得那些盤口和賠率。至於﹐那些分析球賽和賽後報告﹐我想﹐都是香港獨家特色。比賽前﹐記者對於雙方球隊陣容和戰術打法﹐可以隻字不提﹐只有早幾場比賽的所謂走勢﹐仿彿球賽勝負都可以憑此預測得到﹔那些報告﹐就只繞著球賽進行期間賠率的變化來寫﹐比賽情形如何﹐恕難了解得到。

也曾經嘗試帶正版到洗手間﹐情況亦不比體育版好幾多。

所以﹐當從新適應了香港華文報紙後﹐每天早上﹐我決定還是找來副刊﹐陪我一起到洗手間去。縱然﹐很多時候﹐也只有《黃金冒險號》值得一讀﹐不過﹐至少有點使人深思的地方﹐讓人好像都後有點得著。

那天﹐陶傑寫中國。裡面有以下的幾段文字﹕

「這個國家在一九八九年，本來有一次民心救贖的機會，那時的中國人，懂得反省文革，老一輩的良心知識份子，還沒有死光，中國的胡耀邦和趙紫陽，還有一點點理想。那時的社會氣氛，還有點思想的衝擊。

看看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就知道了，沒有花喱花綠、黃金盛世的武打片，代表作是《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那時的中國讀書人和大學生，還肯用腦袋思考，市場的豬肉沒有灌水，雞蛋沒有假冒，中國人對一個「錢」字還有一點點清高，還不懂得什麼是江詩丹頓，尚未完全砍伐樹木，截江斷流，不懂得把穿山甲和貓頭鷹吃光。

八十年代，當時這十億人還沒有那麼亢奮，做人處世帶一點點謙卑，心術還不至於太壞，由於前民國時代的上一輩許多尚健在，人口質素不至於太過敗劣。今天不一樣：沒有理想，沒有信仰，沒有任何價值觀，走上一條純物質消費的躁狂不歸路。」

在這個年頭﹐在這個世界上面﹐中國人是再沒有一個身份。因為除了喜歡不斷把那些名牌往自己身上抱外﹐還有什麼可以讓人一眼就知道你是一個中國人呢﹖

想不到。

所以﹐在外地的時候﹐當有人錯以為我來自日本的時候﹐實在很令人興奮。

假如不是搬到了愛爾蘭生活﹐實在不可能感受到英國足總杯的浪漫氣氛。

首次接觸這項全球最老歷史的足球淘汰賽﹐已經是二十三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是亞洲電視拿得了香港的直播權。猶記得﹐電視廣告裡是如此介紹﹕「上屆冠軍兼現任聯賽盟主愛華頓﹐將在溫布萊球場接受紅魔鬼曼聯的挑戰。且看他們是否能夠成為今年的三料冠軍﹖」那一年﹐愛華頓贏得聯賽﹐也剛捧走了歐洲杯賽冠軍杯。不斷聽著電視台的宣傳﹐我也就從此愛上了這支永遠給利物浦視作眼中釘的球隊。

以後每年四月開始﹐每逢週末﹐亞洲電視就成為了家裡的指定電視臺。直至無線終於肯出高價投得轉播權。直至後來有線電視的出現。

老一輩的足球評述﹐都喜歡叫英國足總杯做爆冷溫床。他們說﹐在這樣一場過的比賽裡面﹐很容易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賽果。實力較高的球隊未必一定能獲勝(就如當年曼聯擊敗愛華頓一樣)；低幾級的球隊也有淘汰超級聯賽球隊的可能(上一圈比賽﹐曼城就要向甲組的錫菲聯稱臣)。他們叫這做英國足總杯的吸引力。

那是上一輩的事情了。面對著現在那天文數字般的轉播費﹐電視台實在找不到理由去同意那些老頭子的講法。對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來說﹐英國足總杯的吸引力﹐就是那四支所謂大球隊在四強的時候﹐捉隊撕殺。因為大家關心的﹐只有那四支球隊。因為大家留意的﹐亦只有那四支球隊。唯有這樣﹐方能吸引到大量廣告客戶。

不過﹐在英國和愛爾蘭﹐傳媒還不是如此想法。

上週末﹐在這兩個島國﹐大家注意的﹐倒不是曼聯大戰熱刺。給大眾傳媒廣泛報導的﹐卻是那支業餘球隊HAVANT & WATERLOOVILLE。他們作客利物浦。自爆冷淘汰乙組領先球隊史雲斯後﹐在傳媒推波助瀾下﹐大家都熱切期待這一場大衛挑戰巨人的比賽。

比賽前夕﹐所有報導都給推上高峰。《泰晤士報》便用了兩大版來介紹HAVANT & WATERLOOVILLE的歷史﹐以及隊中球員。報社更邀請了其中一位在一角裡爬格仔﹐談談比賽前的心情﹐和準備功夫。忽然間﹐這兩個小鎮成為了舉國上下的焦點。

比賽並沒有出現什麼意外賽果。超級聯賽的球隊是以5-2擊敗那支業餘球隊。不過﹐這並不表示一切都會隨之消散。至少﹐大家還要多講兩天。

比賽後第二天﹐各大小報紙頭版都刊登了HAVANT & WATERLOOVILLE比賽時的照片。到了星期一﹐《泰晤士報》繼續在體育版裡﹐用兩大篇幅來談論這一場比賽﹔那位被邀的球員還用大半版寫下了自己的感受。甚至本地新聞﹐也用上了HAVANT & WATERLOOVILLE的故事。

全都因為這一班清道夫﹑司機﹐在利物浦的球場上完全沒有欺場。他們拼搏至最後一秒﹐以求能夠晉級﹔他們盡心盡力﹐去爭取那機會微乎其微的勝利。他們完全沒有給那些球星嚇怕﹐還未比賽便立即高舉雙手投降。他們選擇奮戰﹐於是﹐贏得了全國的熱烈讚賞。

賽後﹐他們在利物浦市內的高級夜總會﹐受到貴賓式的招待。所到之處﹐盡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希望一睹這群英雄的風采。有球員回憶說﹐一夜間﹐他們成為了女生們的白馬王子。整個晚上﹐都有女生向他們送秋波。至星期天﹐他們還得到主人家邀請﹐到奧脫福球場欣賞曼聯對熱刺。

這種浪漫氣氛﹐實非在香港的人能夠感受得到。因為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在中共的威脅下﹐在足球總會的壓力下﹐為了讓宗主國能夠出線世界杯﹐他們的足球員敢當著世人面前放軟手腳﹐任由對付侮辱。完全不打算奮力一戰。

在這樣的氛圍下﹐又教人如何體會到那高貴的浪漫﹖

由於第二天清晨還要跑到老遠的一個縣開會﹐於是﹐看畢一集日劇《華麗一族》後﹐便準備爬上床休息﹐生怕因為睡眠不足而未能準時起床﹐害得同事在紅牛(RED COW)空等﹐累得大家在客人面前遲到。紅牛是都柏林西邊的一個地方。從住所出發﹐需要乘三十五分鐘的輕鐵。同事提議七時三刻在那兒等候我﹐然後駕車一起前往開會。平常上班的日子﹐那個時候﹐我應該還在住所裡面吃著早餐。

把影碟放回到盒子裡﹐正要關掉電視﹐愛爾蘭電視臺就剛巧開始播放一個時事特輯。講的是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那開場畫面裡﹐我認得香港那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管。我有點感嘆﹐他們終於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

下午的時候﹐我才在《時代週刊》裡認識了一個新名詞﹕NYLONKONG。那是「紐約」(NY)﹑「倫敦」(LONdon)和「香港」(hongKONG)的混合體。雜誌說﹐意思是當今世界經濟命脈。讀罷那幾篇專題文章﹐其實也不難想像﹐何解西方社會終於會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記者說﹐現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成為了中國在國際投資市場的經紀。

正陷入沉思裡面﹐就聽到節目主持人訪問一位正在北京工作的建築師。他負責的﹐便是那一個「鳥巢」。

建築師面對著鏡頭﹐談論起自己眼中的中國。他道﹐那無疑是一個尋夢家的樂園。因為無論設計如何天馬行空﹐工程造價如何的高﹐中國政府都很樂意支付所有賬單。他們一心就是要把這個奧運會搞得有聲有色。所以﹐許多在西方國家根本不可能實行的計劃﹐都能夠一一在這個共產國家裡實現。對於這些中國人來說﹐金錢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望著那副貪婪的嘴臉﹐我想起早前《泰晤士報》的一篇報導。講的﹐也是奧運會。不過﹐是2012年在倫敦舉行的那一個。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特別新聞。因為每幾個月﹐英國大小報社都會發掘到倫敦奧運會財務安排上一些不恰當的地方。除了當奧林匹克委員會宣佈倫敦「申奧成功」後的那一秒外﹐對於這個四年一度的所謂體壇盛事﹐英國人實在沒有一點多餘的亢奮。他們生怕這是一頭大白象﹔他們生怕這是政府斂財的伎倆。為了興建那些龐大的配套設施﹐住在倫敦的人﹐都要多交一些稅項﹐來幫補市政府的收入。

這一次﹐記者發現﹐原來在那份奧運會財政預算案裡面﹐對於運動場地地皮重售那一欄﹐政府是用上了一個天文數字。

不錯﹐肯辛頓﹑布嘉維亞等黃金地段﹐在樓市開始回落的時候﹐那兒的樓價依然不斷攀升。可是﹐東倫敦那一帶﹐是怎樣也不大可能跟那些黃金地段相提並論。英國首都東部從來都是比較貧窮的地方﹐治安也較壞。倫敦「申奧書」的最大賣點﹐就是藉著奧運會﹐去改善東倫敦居民的生活。因為絕大部份奧運場地﹐都會設在那一帶。

現在﹐政府用了一個不設實際的價錢﹐放到地皮重售收入裡面﹐也就表示實際舉辦奧運會的開支將是比想像更加龐大。也就表示每一個住在英國的人﹐都要付出更多﹑更多﹐去填補政府為了替自己臉上塗金的那些黑洞般的支出。同時候﹐在傳媒不斷揭發那些財務安排不妥的地方後﹐很多工程公司都不敢對倫敦奧運會的基建興建投標﹐怕以後收不到錢外﹐也破壞了公司的聲譽。重建溫布萊球場﹐已經給大家一個很大的教訓。

想到這裡﹐就不難明白那位建築師的說話。

畢竟﹐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政府都可以按著一己的意思﹐胡亂使用市民交給他們的辛苦血汗錢。他們既不怕天﹐也不怕地。因為就沒有人能夠把那些不妥的地方公諸於世。況且﹐在那個國家﹐在那個社會﹐根本就沒有監管政府做事的人。

因為搬運了大量DVD回愛爾蘭﹐實在不是一時三刻能夠看畢﹐便相繼借了一些給朋友﹐和大家一起分享。

有朋友是首次接觸內地盜版影碟。在那古老的腦袋裡﹐他還以為那些影碟質素都很差﹐甚至是在電影院裡摸黑偷偷錄下來的版本。他很驚訝﹐整張影碟就跟從HMV買回來的一模一樣。有天﹐我給了他全套《DESPERATE HOUSEWIVES》的BOX SET。他笑言﹐因為在大陸找不到﹐所以立即在HMV買一盒罷﹖不過﹐看得仔細點﹐似乎這個包裝比正版的還要漂亮。

我回答說﹐你實在不認識正版DVD生產的過程。要知道﹐中國大陸是世界工廠。無論是什麼區域的影碟﹐都是來自這一個共產國家。為了賺得更多的錢﹐那些工廠都會另開一條生產線來製造盜版。以前的盜版﹐的確是在戲院裡偷錄。不過﹐有著這樣的工廠﹐還有誰會買那些質素如此差的碟﹖

聽罷我的解釋﹐朋友像很明白似的。他說﹐所以有些還在上演的電影﹐你是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了。

我點頭道﹐這是那個供應商跟我說的話。

我那個所謂影碟供應商﹐就是阿丹。她是老友ADW介紹我認識的。

ADW是一個影痴﹐很喜歡看電影。很喜歡看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電影。要支持這樣的嗜好﹐當然花費不菲。幸好﹐在深圳認識了阿丹﹐於是﹐每個星期買影碟的費用可以大大減低﹐口袋裡也就可以多點金錢﹐去應付其他不同種類的高消費活動。

幫襯阿丹﹐除了因為她的影碟比HMV、TOWER RECORD售賣的便宜至少二十倍外﹐最重要的﹐是她還能夠給你找到在那些影碟店裡找不到的電影。當香港地區的《暗殺戴高樂》DVD還未推出市面的時候﹐阿丹早已為老友找來了一張。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這部給石琪形容為「史上最佳暗殺電影」的港區影碟﹐我是在準備搬到歐洲生活前﹐才在HMV尖沙嘴舊店首次看到。那是二零零六年。

還記得張專說過﹕「恕我孤陋寡聞﹐我還未看到一個地方的DVD出版﹐有內地盜版DVD這樣的專業和齊全。記得當初我從學校校門後面一間叫『影帝』的音像店裡﹐淘到格里非斯(D.W.GRIFFITH)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捧為至寶。我在課堂上給學生看的資料室錄像帶﹐因為年代久遠﹐已經模糊如氣象衛星雲圖。在這個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店﹐我找到了我的『西方電影史』課程所需要的所有電影。」

這一個湖南人﹐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曾任北京廣播學院副教授。

本來﹐早已適應了愛爾蘭電視台的節目。晚飯的時候﹐都會追看那些超長壽的肥皂劇。像《EMMERDALE》﹑《EASTENDERS》和《CORONATION STREET》這些英國製作。跟美國那些電視劇不一樣﹐英國的是沒有分季度。它們是每星期至少播放三集。《EMMERDALE》更加是每天播映半小時﹐年中無休﹐三百五十六日裡從沒有間斷。

不過﹐聖誕假期完畢﹐返回歐洲後﹐因為從深圳那兒運來了大量影碟﹐從電影到電視劇都有﹐故此﹐這一個月裡面﹐我就只看了一集《EMMERDALE》。陪伴我吃晚飯的﹐已經換了是周星馳。我跟阿丹買了一套《他來自江湖》。

其實﹐早一個聖誕﹐我已經搬過一套《他來自江湖》回愛爾蘭。可是﹐因為幾張碟有點問題﹐完全播放不到。唯有待這次聖誕假期﹐到深圳為今年在歐洲的生活做準備的時候﹐順便跟阿丹換一換。

我以為﹐這套劇集確實是近二十年來﹐最好的一套電視劇。直到現在二零零八年﹐重溫裡面的對白和情節﹐其精彩的地方一樣沒有褪色。依然能夠使人無緣無故般大笑起來。星爺的威力﹐確實非同凡響。奈何今年人在都柏林﹐未能搶先一睹《長江七號》。這實在是未有在香港過舊曆年的唯一遺憾。

《他來自江湖》當然很好。也很適合在晚飯的時候播放。因為不用追看字幕﹐可以專心吃飯。只是﹐老實說﹐在那大堆電視劇影碟裡﹐我最喜歡的﹐是那一套日本製作《華麗一族》。

每個週末﹐只要在住所裡面﹐無論時候已經多晚﹐我都忍不住手要播放一集來看。當一集完結後﹐不其然便想繼續追看下去﹐仿彿停不了一樣。讓人想起了當年花一晚時間把《悠長假期》﹑《戀愛世紀》看畢的日子。亦是木村拓哉。每次﹐都要用很大很大的決心﹐方能說服自己不要一口氣看完整套電視劇。畢竟﹐現在人大了﹐再不能輕易捱更抵夜。況且﹐也明白到﹐遇上太好的東西﹐就應該要拖長慢慢去享受。

此外﹐早陣子﹐一個懶洋洋的週日下午﹐在住所裡放了一部日本電影。那是一部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大讚特讚的日本電影。看罷後﹐竟然抵受不了戲中那連鐶高潮和那懸疑氣氛﹐不得不立即播放下集來追看結局。

我講的﹐就是那部曾瘋魔全城的《死亡筆記》。(其實﹐瘋魔與否﹐我都不知情。因為那個時候﹐我早已搬到了歐洲生活。只是﹐道聽陶傑說罷了。)

我明白﹐我實在有點OUT。竟然到了這個時候﹐才跑來講這部由漫畫改編的電影。不過﹐這都是阿丹的錯。錯在她的QC做得不好。跟去年那套《他來自江湖》一樣﹐那張《死亡筆記》的碟也有問題。DVD機完全未能讀到裡面的資料。我不得不在一年後﹐才欣賞到夜神月跟L的鬥法。

既然早已過了討論《死亡筆記》的時候﹐我也唯有不好在這個天地裡詳談這一部戲。要知道﹐我是用了很大的決心﹐方能叫自己跳過這一個有趣的題目。

這一個月﹐實在有太多電影想看。

千呼萬喚﹐《色戒》是終於在歐洲上畫了。也有高安兄弟和添布頓的新作﹕《NO COUNTRY FOR OLD MEN》與《SWEENEY TODD》﹑改編同名著名小說的《THE KITE RUNNER》﹐以及湯漢斯和茱麗雅羅菝詩主演的《CHARLIE WILSON'WAR》﹐都是我想入場欣賞的電影。此外﹐我倒還是未看畢比特那部超長名字的戲﹕《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它在聖誕前已經上演﹐卻還未落畫。

不過﹐跟讀書一樣﹐想看的電影太多﹐然而時間又實在所限﹐於是﹐假期完畢回到都柏林後﹐我還只是到過電影院一趟。真的﹐就只一趟。看的﹐是去年康城影展最佳電影《四個月﹐三星期﹐兩天》(4 LUNI，3 SAPTAMANI SI，2 ZILE)。它擊敗了王家衛的《藍莓之夜》。這也是零七年歐洲最佳電影。是羅馬尼亞導演夢橋(CRISTIAN MUNGIU)的作品。

朋友很奇怪我的選擇。在眾多想看的電影裡挑一部出來﹐我竟然會選這部講在壽西斯古年代墮胎的電影。老實說﹐讀畢所有電影的故事簡介後﹐我也奇怪我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一部最沒有故事情節的電影。那只是一個女大學生跑去幫襯黑市醫生墮胎的一天經歷。當中肯定沒有什麼高潮﹐也沒有什麼跌墮起伏。

也許﹐我真的是在裝扮有藝術氣質罷。還記得評論是如此寫道﹕With long takes sustaining undiluted emotional authenticity, not to mention an uncannily immersive sound-mix, this is unquestionably brilliant film-making, yet it's far more than a mere triump of techinique.

曾經嘗試翻譯這段說話﹐不過始終無法成功。畢竟﹐寫電影﹐我是外行。況且﹐喜歡看電影﹐就只因為喜歡看裡面的故事情節。對於那些所謂鏡頭運用﹐光暗調配﹑音響設計等﹐沒有很深研究﹐實在沒有辦法把那段電影評論的說話﹐簡單易明地翻譯過來。於是﹐唯有原原本本如文抄錄一次。

其實﹐我這一個選擇﹐也很容易理解。因為這根本不是我的選擇﹐我只不過跟從了我那個中國大陸影碟供應商的選擇罷了。更正確點說﹐該是跟從了我那個中國大陸影碟供應商的不選擇。

聖誕回港期間﹐當然要到深圳走一趟﹐為來年異鄉的生活做一個準備。

今次﹐我是有備而去。早在十二月初﹐便透過老友ADW﹐給阿丹送來一張WISH-LIST。上面都是我希望要的DVD。都是一些電影和電視劇。當中﹐有兩套電影﹐是愛爾蘭的作品。一部叫《ONCE》﹐另一部則是零六年康城影展最佳電影《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我不知道香港戲院是否曾上演過這兩部電影。不過﹐可能因為在紐約爆冷地大收旺場關係﹐阿丹是能夠給我找來了一張《ONCE》的影碟。碟上面寫有一個中文戲名﹐叫《曾經擁有》。至於那部講述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阿丹抱歉地跟我說﹐實在恕難從命。望著那一大堆DVDs，我也明白她確實盡了人事。跟那些荷李活出品比較﹐歐洲電影從來都是冷門﹐更遑論愛爾蘭這個小島的作品。

於是﹐在電影院裡﹐想著那有限的時間﹐望著其他那些美國電影﹐選擇《四個月﹐三星期﹐兩天》﹐實在既合情﹐也合理。下一個聖誕﹐我還是會回香港渡假的啊。況且﹐因為沒有期待﹐反而覺得電影的確不俗。雖然要選最佳外語電影﹐我還是會挑那部德國作品《THE LIVES OF THE OTHERS》。

當水手拉下踏板﹐我便徐步離開小輪。我發覺﹐這個碼頭似乎沒有什麼變樣。

依然殘舊如昔。每一道鐵鏽裡﹐都隱藏著一個又一個香港從小漁村變身做大都會的小故事。回歸後﹐當一座又一座見證過這段光榮歷史的建築物﹐都給那些在殖民地時候遭受普羅排擠的人﹐為了泄一泄心頭怒憤﹐化身做了飛揚的塵土飄到不知去向時﹐這一個屹立在尖沙嘴海旁的碼頭﹐跟身邊的那個鐘樓﹐竟然就此成為了見多識廣的大佬。

依然有人擺著地攤賣報紙和雜誌。是兩檔。一個在往中環的入口﹐一個在往灣仔那邊。走近看﹐除了本地報章﹐和那幾份早一刻鐘前在BOOKAZINE找到的外國報紙外﹐這兒還有《衛報》﹑《獨立報》和《星期天泰晤士報》。曾幾何時﹐他們說﹐住在港島那邊的人總是比較高貴。觀乎此﹐這個說法開始有點站不住腳。隨著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相繼隕落﹐那個小島變得越來越北角化。死人馬力之流﹐是終於等到出人頭地的時候。

我問婆婆﹐還有沒有星期一那份《泰晤士報》。她搖頭道﹐「就只這些。」於是﹐跟她買了一份《蘋果日報》。

從碼頭走去喜來登酒店﹐不過五分鐘路程。望望手錶﹐我應該會早到二十分鐘﹐便決定轉入海運大廈裡走﹐順道經過晨衝﹐看看找不找到那份英國傳統報紙。也好到那個特價櫃位﹐翻翻有什麼合意的書。

去年這個時候﹐這個有點年紀的商場正在做裝修﹐好去迎接一浪又一浪北來的暴發戶。今年﹐所有工程都已經完成了。從碼頭向著海運大廈直走時﹐我發現﹐這個曾是我最喜歡逛的商場﹐似乎也沾上了一點點從港島那邊飄過來的北角氣。以前聖誕那些新奇迷人的燈飾佈置﹐都已經不復見。只剩下一些聊勝於無的應節裝飾。自北老爺大發慈悲﹐不斷容許那些財大氣粗的貪官奸商﹐湧進香港這個小市場後﹐每個商場的經理都深深明了一個道理﹕要吸引這群北方豪客的方法﹐就是在商場裡擺滿一堆又一堆的高價名牌貨。貨物價錢越高﹐越能吸引人流。

也於是﹐整個海運大廈裡面我最喜愛的那間店鋪﹐也步上了跟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相同的命運。我記得﹐那個管理員很不耐煩地回答我的查詢﹐「什麼書店﹖早就沒有了。這層賣電器﹐下層賣成衣。」

「因為他們決定不租給我們﹐」晨衝老闆這樣跟我解釋。「也難怪。在這個年頭﹐租給賣電器的﹐總好過租給賣書的。更何況是我們這一種書店﹖當整個商場其他鋪頭都人頭湧湧﹐裡面吱吱喳喳七嘴八舌的時候﹐唯獨我們這間店靜得掉下一支針也聽得見﹐商場經理當然覺得難看。」

我聽著她的說話﹐點著頭帶點神傷道﹐「從前﹐我最喜歡逛那兒的特價書架﹐因為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是匆匆從海防道離開了海運大廈﹐轉去了北京道這間老牌英文書商的總店。找不著那間分店後﹐我怕這間總店也會消失於建築塵土之中。

「你們還有賣THE TIMES嗎﹖」

「不就在你後面嗎﹖」

我轉過身來﹐望著那本美國《時代週刊》﹐搖頭道﹐「不﹗我說的是《泰晤士報》。」

「這個倒沒有。」

「可知道在哪兒找得到﹖」

「你不如往碼頭走走。他們應該有賣。」

那天﹐在雲海裡﹐我一邊吃著拖羅手卷﹐一邊講述這一個買報紙的故事。我苦笑道﹐「就不知道NADAMAN那邊的﹐是否還及得上這一個﹖」

(買報紙雜記 下)

[另按﹕有人私訪關係﹐此欄暫停兩天。星期一(香港時間)再續。]

聖誕回港渡假。有人在雲海宴請吃飯﹐算是給我接風。

那天﹐在匯豐總行辦理好一切事務後﹐見還有點時間﹐便決定乘渡輪過海﹐好看看香港的空氣污染有多嚴重。況且﹐亦想買份星期一的《泰晤士報》。搬到歐洲生活後﹐習慣了讀這份英國傳統報紙的體育版。尤其是他們每場足球比賽後的報告。我要看看他們評論愛華頓的表現﹐也要看看他們如何寫剛過去的那個超級星期天。從前﹐在香港﹐要買一份外地報紙﹐天星碼頭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穿過那條行人隧道後﹐方記得過去的碼頭已經不復存在。要搭船到尖沙嘴﹐需再多走一段路。我一心想買份報紙﹐於是﹐便繞過中央郵局走去。

新的碼頭在新填海區。是一座仿古的現代建築物。地面再沒有人架起攤檔賣報紙。二樓那兒有些店鋪。南華早報書店是沒有了﹐換上的是BOOKAZINE。店子不大﹐才得以前太子大廈那邊的五份一。這個年頭﹐便是在中環﹐也沒有太多人讀英文書和雜誌。

那天﹐負責看鋪的﹐是一個菲律賓人。本來只顧著跟同鄉講電話﹐不過﹐見我這個唯一顧客多番轉圈﹐依然未能找到想要的東西﹐便停了下來﹐好心開口查問一下。當然﹐也可能嫌我像盲頭烏蠅般亂飛﹐妨礙了她講電話的雅興。我走到了她指的角落去﹐但見報紙架上面﹐有《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今日報》﹑甚至《讀賣新聞》﹐偏偏就沒有一份《泰晤士報》。售貨員補充說﹐她們不賣。

我有點失望。很多時候﹐都很不明白﹐明明曾是英國殖民地﹐何解美國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比日不落帝國的還要大﹖至少﹐言語上﹐我們習慣的是美國口音﹔文字上﹐我們習慣的是美國人的串法。電視上播放的西方劇集﹐都是從太平洋另一岸空運到來。《LITTLE BRITAIN》﹑《EMMERDALE》﹑《CORONATION STREET》等﹐對香港人都很陌生。

在渡輪上﹐當然看不到什麼景觀。外面一片朦朧。我終於明白﹐旅遊發展局為何不再推廣渡海小輪﹔我終於明白﹐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為何都得不到政府的保護。誠然﹐獻醜不如藏拙。無謂讓更多更多的人知道香港的空氣﹐快到了一個多吸一口便會死人的地步。

靠著那硬木椅背﹐迎向那微微海風﹐我知道﹐配合著那些龐大的填海計劃﹐這些殘舊的小輪﹐亦會慢慢給淘汰﹐得不到替補。其實﹐只要望望船上的水手﹐也能夠預期﹐便是因為突如其來的經濟問題﹐那些填海計劃給延遲﹐渡海小輪也快要完成她的歷史使命。從前﹐在這一個前英國殖民地﹐天星﹐就代表了碼頭﹐也等於小輪。失去了這兩樣東西﹐那將會是一個讓人悼念一會兒的歷史名詞而已。

假如我是天星的老闆﹐看著公司那黯淡的前途﹐我會決定放棄經營渡海小輪這盤雞肋生意。在那個記者招待會上﹐我會讀出這段簡單的道別辭﹕經過一輪學者研究﹐發覺乘客搭小輪渡海的時候﹐會吸入過多有害的維多利亞港上空空氣。為了香港市民著想﹐為了盡一盡地球村公民的義務﹐天星小輪將從此停行。

那算是為香港的未來積一點福﹑積一點德。在這個搶SOUND-BITE的時代﹐這段說話總能夠給傳媒炒作一些時候罷﹖至少﹐「天星」這個名字﹐不會無聲無息地獨自走入墳墓裡面。但願有一個好心地的人﹐能夠接棒下去﹐使得香港政府終於敢跟現在的宗主國﹐在空氣污染問題上反檯。始終﹐香港特首的職責﹐不是去確保中國經濟繁榮﹐而是要保障每位香港公民的身體健康。

想到這裡﹐原來船已經泊岸。我也到了九龍。

(買報紙雜記 上)

在歐洲生活﹐我絕不是對世事不聞不問。因為每天上班﹐我都會先到報紙檔買下一份《泰晤士報》才上火車。這是自小養成的習慣。一天早上沒有買份報紙來讀﹐渾身總是有點不自然。便是時代如何進步﹐對於我這種頑固的人﹐網路永遠取代不了報紙。

不過﹐縱然我是如何緊跟世界的步伐﹐聖誕假期在港﹐從傳媒裡面聽到的說話﹐實在有點讓我詫異。他們大聲疾呼﹐二零零八年﹐是中國年。他們的理據﹐是因為今年九月的時候﹐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會在北京舉行。老實說﹐要不是放假回港渡假﹐我真的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面﹐竟然有些人有著這樣的想法。

中國年。讀起來﹐不僅使人汗顏﹐實在讓人毛骨聳然。

回歸後﹐為了生存﹐香港傳媒的確越來越追得貼大陸同業﹕面皮越來越厚。我想﹐沒有十吋厚的面皮﹐也不能躲在家裡﹐悄悄地望著鏡子﹐跟自己的影子講一句﹕今年是中國年﹐更遑論在大眾面前大聲高喊﹖

假如因為奧運會的關係﹐使得零八年成為一個屬於炎黃子孫的年份﹐那麼﹐明年零九年﹐也更加是一個中國年。因為那是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紀念。

按照大陸政府的講法﹐沒有當年的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武力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那就表示﹐中國現在的經濟繁榮﹐完全是因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群眾和學生願意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不死﹐中國不能全速邁向市場經濟﹔他們的血不流成河﹐中國人追求不了現在的物質享受。那群示威的學生﹑那群膽敢挑戰政權的人民﹐就是現在中國欣欣向榮的基礎石。他們用他們的生命﹐去為以後幾代的中國人﹐換來大陸變色後﹐從未出現過的暴發世界。

單是這個原因﹐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紀念﹐就緊要過那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更何況﹐中國人民不是終於站起來﹐奧林匹克委員會會贊成北京舉辦奧運嗎﹖還不是因為有那群學生和人民﹐去讓中國解放軍射殺﹐方能「申奧成功」﹖因此﹐中港兩地政府﹐都應該合力搞好這一個紀念活動。那是中國富強後的第一個二十年。

世界經濟學家早就說過﹐假若不是因為有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為世人提供廉價貨物﹐各國政府根本沒有辦法去壓制通脹﹔假若不是中國人民富了起來﹐各大公司根本就想不起原來這是一個龐大市場﹐很多大企業都會因為貨物成本高﹑利潤少而倒閉。中國的進步繁榮﹐實在挽救了世界。所以﹐繼續按照大陸政府的講法﹐全世界都應該去紀念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沒有當年那群示威的學生﹑那群膽敢挑戰政權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東西可以鎮壓﹐也就沒有今天的進步﹐世界經濟也許早就垮了。

觀乎此﹐二零零九年﹐更加是中國年。

因為那是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紀念。

早陣子﹐朋友給我轉發了一個電郵。通篇簡體字怪獸。始作俑者﹐乃是一個叫「愛爾蘭華人專業人士協會」的組織。

從未聽見過這個名字。當然﹐那跟我絕少和中國人交往有關。還記得去年秋天﹐MyC來探訪。當在街上碰上了很多黑頭髮﹑黃皮膚的臉孔後﹐她很出奇。她向我投訴道﹐似乎﹐你的專欄有點欺騙人。讀著你的文字﹐總是以為都柏林裡面沒有太多中國人。

搬到歐洲生活後近兩年﹐我依然還只認識一個香港人﹕我自己。也認識幾個中國人﹐都來自馬來西亞。僅此而已。去年﹐公司是新來了一位馬來西亞華僑。我相信﹐她在此認識的中國人﹐應該比我的多。她曾經提議我一起參加他們的聚會。她說﹐裡面也有些香港人。不過﹐我就老是提不起勁。

我很怪。在外地的時候﹐我會很討厭遇上陌生的香港人。和中國人。不好問我原因﹐我實在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在倫敦街頭﹐在東京的巷尾﹐就是一聽到有人大聲說著港式粵語的時候﹐便無論如何都收藏不了自己那鄙視的眼神。在愛爾蘭的首都﹐當然一樣無異。

讀著那封電郵﹐看到那個組織的名字﹐便自然地心生厭惡的感覺。從來﹐都很怕「專業人士協會」這樣的名稱。專業與否﹐由誰來界定﹖我常以為﹐什麼都是專業﹐什麼也不是專業。那不過是一個用來托高自己﹐貶低別人的名詞。更何況﹐既然大家都在異鄉生活﹐還分什麼專業不專業﹖

中國人﹐跟香港人一樣﹐就是沒有一點團結的精神。只懂狗咬狗骨。記得陶傑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寫過﹕「猶太人沒有這副德性﹐只要是源自希伯萊文化﹐無論國籍皆是天下一家。中國國情不同﹐小小一個江蘇省﹐上海人也歧視以剃頭賣鹽為業的蘇北人﹐何況大江南北﹖」很明顯﹐這個什麼「愛爾蘭華人專業人士協會」﹐就是那些自持專業的中國人﹐用來歧視那些流落異鄉出賣勞力的同鄉的組織。

那封電郵﹐其實是一個邀請。邀請大家出席月底舉行的會員大會暨新年聯歡會。

對於這樣的活動﹐我當然避之則吉。不過﹐當讀到「無論你這個週末是否已有安排，這裡有你盡可能來參加這次活動的幾大理由」時﹐我竟然禁不住禁住了立即刪掉這封電郵的誘惑。我倒想看看這一群不懂得傳統中文的所謂華人﹐究竟會用什麼來利誘其他人﹐去棄明投暗。

當讀到放在最前頭的那個「理由」時﹐我想﹐一個DECENT一點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會參加這樣的一個專業人士協會。電郵裡面寫道﹕「一．履薪不久的劉碧偉大使將親臨會場並發表精彩的演講。剛到任的使館教育一秘董會慶先生也將出席。相信他們將為我們帶來許多新消息！比如說誰將在奧運開幕式上燃點火炬等等」。

天﹗現場收聽中共黨員演講﹐竟然是活動最大吸引人的地方。這一些專業人士實在夠專業。專業得有異於常人的品味﹐專業得能夠視沉悶為精彩。

我也很不明白﹐究竟「誰將在奧運開幕式上燃點火炬」有何重要﹖既然是愛爾蘭的華人專業人士﹐要知道這些中國的新消息何干﹖身在異地的華人﹐除了六四給平反﹑自己的家人給公安無緣無故抓了去外﹐一切來自中國大陸的消息其實都不用理會。北京奧運會﹖不過是政府斂了窮人的財﹐去替自己臉上貼金的樣板宣傳活動罷了。沒有值得高興的地方﹐也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為何老是提不起勁參加一些華人活動﹖似乎﹐我是找到了其中一個理由﹕我這一個香港人﹐歧視那些遠在外地也要專業地跟中共賣屁股的人。

張愛玲有一篇文章﹐叫《論寫作》。裡面有一句這樣的說話﹕「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

我想﹐便是偶爾才到這個專欄走走﹐相信也很同意這個講法。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的文字﹐有點孤芳自賞的味道﹐就是這個原因。那個「孤芳自賞」﹐其實是美化了的「無病呻吟」。同時候﹐也是「自得其樂」的同義詞。

獨在異鄉的日子﹐在這個我和你共享的天地裡無病呻吟﹐的確是我搬到歐洲生活後的最大娛樂。

早陣子﹐跟一位老友在電話裡閑聊。不其然地﹐我們談到了這一個專欄。老友說﹐有天在公司裡﹐忽然忘記了TOFFEELAND的網址﹐便去GOOGLE一下。豈料﹐竟然讓我發現﹐在這個網路世界﹐有人引述了你曾經寫過的說話。

我有點不相信﹐便按照老友的指示﹐自行GOOGLE一次。原來﹐老友的說話果然不虛。真的有人在其個人專欄裡﹐引用了我的說話。那天﹐他(她﹖)也在說「紅色漢語」。文章裡面寫道﹐「在TOFFEELAND裡﹐......」。

讀著那篇文章﹐心裡不禁有點興奮。我常以為﹐那些較嚴肅的題材﹐吸引不到讀者。因為﹐從來好像都沒有人讀罷那些文章後﹐會留一留意見。我想﹐是大家都不喜歡罷。不過﹐老實說﹐那些其實都是我較為用心經營的文章。當然﹐我亦很明白﹐一片苦心﹐未必能夠得到一個人的體諒。世事往往如此。因此﹐當知道有人很同意我對「紅色漢語」的反感後﹐我能夠不興奮嗎﹖至少﹐算是有一個知音。雖然直到現在﹐我還未知道他(她﹖)姓甚名誰﹐大家也沒有通過話。

上星期﹐我在這裡提及到「客家樣」餐館。我說﹐「客家樣」和「丘記茶苑」的成功﹐實在在於能夠徹底去中國化地推銷中國菜。

第二天﹐在《黃金冒險號》裡﹐陶傑寫道﹐

「客家人」的設計，由法國人督導，老闆不干預──付了昂貴的工錢，你買的，就是人家的專業判斷，而不像其他一些唐人老闆：他重金聘用的「形象顧問」，叫他穿這件衣服、改這個髮型，他眉頭一皺，覺得不順心，他會駁嘴，「教番你轉頭」──在他的潛意識裏，他覺得他才是老闆，他忘記了付給你重金，是因為你這一行的知識他不懂。菜式重要，設計的創意更值錢，「客家人」賣得四億七，因為它不像一家唐人餐館。

那個「客家人」﹐也就是「客家樣」(HAKKASAN)。一間在倫敦市中心的中國餐館。(其實﹐一眾老顧客更喜歡叫她做「客家仔」。)

當然﹐我不會相信﹐才子因為讀了TOFFEELAND，得到靈感﹐故寫下那篇《客家人之謎》。他根本不可能有閑情逸致﹐在網路上隨處走走﹐讀讀那些業餘爬格仔的人的作品。不過﹐讀罷那天的《黃金冒險號》﹐我真的真的很想說服自己﹐去相信這個讓人有點飄飄然的錯覺。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活在想像裡的人。

我想﹐至此﹐你終於很同意祖師奶奶的那一句說話了罷﹖

裝上了計算瀏覽人次的機器後﹐朋友最近發覺﹐原來自己的專欄每天都有過十人閱讀﹐於是﹐越寫越起勁。尤其﹐當知道其中有一些人﹐本來只是偶然路過﹐可是﹐拜讀了朋友的文字後﹐竟然欲罷不能﹐像上了癮一樣﹐每天都要到那個網頁上走走。她的心情﹐我很明白﹐也很替她開心。畢竟﹐我也是一個業餘在網路上爬格仔的人。

朋友提議我也替TOFFEELAND裝上一個這樣的機器。我確實有點心動。不過﹐亦有點膽怯。就怕發覺﹐原來﹐每天就只得我自己這一個讀者。畢竟﹐我老是覺得﹐這一個專欄裡面的文字﹐總帶著點孤芳自賞的味道。我怕接受不了那個殘忍的事實﹐最後把心一橫﹐狠狠地把這個曾經是我和你共享的天地毀滅掉。那時候﹐獨在異鄉﹐我還能有什麼娛樂﹖還是繼續讓我活在自己的想像好了。

自小﹐我都喜歡想像。想像身邊一切都很美好。

前幾天﹐朋友在其專欄裡﹐寫下了早前一個姊妹聚的對話內容。讀罷﹐便想起了張愛玲的一個超短篇。記述的﹐是兩個女人在電車上的說話。祖師奶奶堅持﹐那絕不是一篇小說﹐因為裡面句句真言﹐沒有經過一點剪裁與潤色。

第一個女人是這樣的﹕

「電車這一頭坐著兩個洋裝女子﹐大約是雜種人罷﹐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裡的女打字員。說話的這一個偏於胖﹐腰間束著三寸寬黑漆皮帶﹐皮帶下面有圓圓的肚子﹐細眉毛﹐腫眼泡﹐因為臉龐的上半部比較突出﹐上下截然分開為兩部。她道﹕『......所以我就一個禮拜沒同他說話。他說哈羅﹐我也說哈羅。』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連帶地把整個的上半截臉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倔強的。是我有理的時候﹐我總是倔強的。』」

第二個女人則是這樣﹕

「電車那一頭也有個女人說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戀人而是兒子﹐因為這是個老闆娘模樣的中年太太﹐梳個烏油油的髻﹐戴著時行的獨粒頭噴漆紅耳環。......她道﹕『我要翻翻行頭﹐伊弗撥我翻。難我講我銅鈿弗撥伊用哉﹗格日子拉電車浪﹐我教伊買票﹐伊哪哼話﹖......伊撥我十塊洋鈿﹐我就搭伊買﹗壞咈﹖』這裡的伊﹐仿彿是個不成才的丈夫﹐但是再聽下去﹐原來是兒子。兒子終於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親﹕『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來﹐伊定規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個末講﹕「定規要儂跪。跪呀﹗跪呀﹗」難後來伊強弗過咧﹕「好格﹐好格﹐我跪﹗」我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後來旁邊人講﹕價大格人﹐跪下來﹐阿要難為情﹐難末喊伊送杯茶﹐講一聲﹕「姆媽要勿動手。」一杯差送得來﹐我倒叭笑出來哉﹗』」

還記得﹐高陽先生是這樣寫祖師奶奶﹕「張愛玲頗以家世自矜﹐但她的小說﹐除了才氣功力以外﹐她的家世確是給了她很大的幫助﹐因為就由於她的家庭背景不同﹐讓她能夠深入『世家大族』﹐接觸到人所不知的一面﹔同是以抨擊舊家的腐化為題材﹐她的小說就遠比巴金的《家》﹑《春》﹑《秋》來得深刻細緻。」

那天﹐聽罷兩個女人的說話﹐祖師奶奶是這樣點評﹕

「電車上的女人使我悲愴。女人......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不知怎的﹐就老是把這句話藏在心裡。讀畢朋友的文字﹐這句話又浮上了心頭。

搬到歐洲生活也近兩年。每年聖誕節﹐雖然都會回港渡假﹐可是﹐我依然會記緊在上機前﹐給一眾老友寄上張聖誕卡。我以為﹐收到一張朋友親手寫來的賀卡﹐實在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我不介意別人讓我失望﹐不過﹐我就很希望能夠帶給朋友快樂。

回到香港後﹐有天晚上﹐在的士收音機裡﹐收聽到一個節目。主持人說﹐很高興發現﹐越來越多人放棄了傳統﹐改用電子聖誕卡。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大家也越來越關心環保這個話題。聽到這樣的說話﹐我不禁笑了起來。我笑這個主持人的無知和白痴。

誠然﹐改發電子聖誕卡﹐的確減少了用紙。不過﹐當所有人都不再親手給自己的至愛親朋﹐在傳統聖誕卡寫上一些祝福﹐那是否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呢﹖

我以為﹐我們講的環保﹐不是要人減少用紙﹐而是教人不好浪費紙張。

這當中確實有天與地的差別。

「減少用紙」﹐其目標就是要人不好用紙。在什麼情形之下﹐在什麼環境底下﹐都不能使用一張白紙。至於「不浪費紙張」﹐則是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環境底下﹐可以用一張白紙。只要用得其所﹐就不是浪費。

在聖誕節﹐給朋友寄上張親手寫的賀卡﹐無論如何﹐都不是在浪費紙張。因為聖誕卡裡面裝載的﹐是一噸又一噸的心思﹐是無窮無盡的溫暖﹐完全非那些冷冰冰的電子賀卡能夠比擬﹔因為我們要跟我們的至愛親朋﹐送上衷心的祝福﹐除親手寫的聖誕卡外﹐實在別無他途﹐那又怎能算得上是浪費紙張﹖

還記得小說《FIRST AMONG EQUAL》裡面有這樣的一幕﹕戴卓爾夫人贏得大選後﹐分別給書中兩個主角﹐送上張道謝卡。一張為候任首相親自書寫﹐一張經打字機填上姓名。試猜猜﹐哪一位最後獲得夫人重用﹖

傳統聖誕卡和電子聖誕卡的分別﹐就在這裡。

因為親手書寫實在費時﹐所以不能隨便濫發。從收件人﹑賀卡設計﹑裡面的每一句祝福說話﹐都要經過一陣細心挑選。其份量就是這樣得來﹐其暖意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絕對沒有一張是浪費﹐絕對沒有一張是多餘。

或者﹐讀到這裡﹐可能有老友發覺﹐兩年內都沒有收到我從都柏林寄出的聖誕卡﹐錯以為我是經過一輪精挑細選後﹐把他們的名字撕掉了。你沒有收過我寄給你的賀卡﹐只因為你未有給我地址。當然﹐也有可能是寄失了。或者﹐寄不出去。

早幾天﹐回家打開信箱﹐赫然發覺一份郵件﹐上面的字體﹐有點熟悉。再看真點﹐是自己的手筆。原來﹐因為寫錯了地址﹐郵差找不到﹐便寄回來。是第二次了。似乎﹐我每年都會犯一次這樣的錯。上機回港前﹐我便給一位朋友﹐寄上了兩張聖誕卡。一張是今年的﹐另一張則是去年給彈回來的。

假期完結﹐首天回到公司﹐一切都有點正常地生疏。不算搬到歐洲生活前的那一個月﹐今年聖誕這個假期﹐畢竟是畢業後最長的一個。雖然留在香港的時間其實不多。既到了東京﹐也在鄰近那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小住了兩個晚上。

茶點的時候﹐大家都談到假期裡面發生的事情。

有同事跟我說﹐有天百無聊賴﹐便在網上亂跑﹐無意中看到一則招聘家庭教師的廣告。裡面寫道﹐希望找一個人教導一下自己兩個孩子中文。同事是馬來西亞華僑﹐可能不知道聖誕在歐洲的苦悶(不單止所有店鋪關門﹐便是火車﹑巴士也都停駛)﹐這個假期並沒有回到家鄉去﹐選擇獨自一人留在都柏林的住所裡。看著那則廣告﹐她見週末時候有點空閑﹐便跑去試試看。想不到﹐一拍即合。原來﹐登廣告的﹐是一對愛爾蘭夫婦。他們希望孩子學習中文﹐因為那兩個小孩原本就是中國人。是從中國大陸領養回來。夫婦以為﹐雖然孩子是註定以後要在英語的世界裡打滾﹐不過﹐他們有責任讓這對姊妹接觸一下自己本來的根。畢竟﹐兩個孩子都是黑頭髮﹑黃皮膚﹐都應該要懂一點關於中國的事情﹐都應該要懂得自己本來的母語。

聽罷同事的話﹐便想起了回港渡假期間﹐跟一個朋友的一席話。

因為朋友聖誕的時候﹐會帶同老婆﹑孩子到北京住上近三星期﹐直至我啟程返歐洲﹐他依然未及回來。於是﹐便趁他到灣仔開會之便﹐約定在PACIFIC PLACE吃個下午茶。本來打算到COVA去﹐最後﹐他還是選了MARRIOT的咖啡室。我明白他的意思。畢竟﹐PP那間COVA，是一個SEEN AND BE SEEN的地方。

自象牙塔出來後﹐有兩個人對我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們甚至改變了我的性格和價值觀。一個是陶傑﹐另一個就是這一位良師益友。

也近兩年未有見面。上次回港的時候﹐因為一切太匆匆﹐便錯過了會面的機會。相隔兩地﹐除了偶然一兩個電郵外﹐大家其實也甚少溝通。不過﹐我以為﹐君子之交﹐淡如水。這無礙我們的交情。

那天﹐我們談到孩子。和教育。始終﹐很難要一個父親在兩個小時的閒聊中不談談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將來。要知道﹐那是他的血和肉啊﹗

我建議他把孩子送到海外升學。在香港讀書﹐成績如何好﹐也還不過是一件厲害的考試機器。一點活潑創造力都沒有。我以為﹐在英國讀中學﹐在美國讀大學﹐這才是真正的完人教育。美國的大學依然是世界上最一流的。只是﹐這個國家太放任自由﹐並不適合遠離家鄉的小孩子。前香港宗主國的寄宿學校﹐則有著一套嚴格的傳統規矩戒條﹐孩子不會學得太壞。況且﹐練得一腔倫敦口音的英語﹐在長春藤大學的校園裡跑﹐必使人刮目相看。畢竟﹐那是上等人的標記。君不見在英美政壇﹐最具自信的﹐就是保守黨黨魁金馬倫。什麼人跑到他身邊都立時矮了半截。因為他的英語說得太好聽了。畢竟﹐畢業於伊頓公學。從來﹐教育修養﹐就是培養比別人高一等的優越感。

朋友也有這個想法。不過﹐他也有他的懮慮。

早陣子﹐朋友的大老闆邀請了所有同事﹐到自己的游艇上玩樂。朋友看到大老闆和上司的孩子在閑談。他們都在外地讀書。碰巧假期﹐便回來香港。雖然都是中國人﹐可是﹐在他們的對話裡面﹐完全沒有一個字是中文字。朋友說﹐他確實考慮過送孩子到海外升學。只是﹐一想到那天在游艇上看到的事情﹐便有點退縮。他覺得﹐中國人跟中國人﹐竟然要用另外一個國家的語言來交談﹐實在有點醜。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這樣。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在蘭桂芳上碰到的那些竹昇。跟大老闆和上司不一樣﹐他要求自己的孩子既能用英文思考﹐又能用中文思考。從來﹐他都是要求嚴格的人。

想著想著那天下午茶的談話﹐我想﹐當香港社會裡面有很多年青人以不懂得中文為傲的時候﹐那一對姊妹算是來了一個天堂罷。至少﹐上天是賞賜了一對很體貼的再生父母給她們。

十年前﹐還在求學階段﹐曾組隊參加香港的壘球聯賽。不記得是誰發起了。雖然球隊是艱苦地經營了兩年﹐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好像有點兒戲似的。因為隊中沒有一個人受過一丁點正統的或壘球﹑或棒球的訓練。大家都只在卡通漫畫裡﹐接觸到這項運動﹔也只偶然在ESPN的轉播中﹐斷斷續續地收看過一些真正比賽的片段。大家決定參加比賽﹐為的都只是過一過手癮﹐了結一下孩童時候的心事。

都說安達充害人不淺。

還記得﹐在首場比賽前夕﹐太陽已經開始西沉﹐我們倒還在那個沒有照明系統的球場裡﹐為第二朝早比賽的投手傷腦筋。全隊十多名球員裡面﹐就沒有一個人能夠信心十足地﹐控制得到球投出後的位置。每一個人都曾經嘗試過踏上投手板﹐可是﹐就沒有一個能夠連續兩次把球投到好球區裡面。

黑夜已在不遠處﹐大家開始看不到大家的臉。不過﹐我們還是未能解決一支壘球隊裡面最重要的那一個位置。我們都清楚知道﹐只有不讓對手擊得到來球﹐我們才有取勝的本錢。在漫畫裡﹐達也和比呂都是最後的勝利者。便是擊球率如何的高﹐新田和英雄﹐面對著這兩個出色的投手。最終也要落敗而回。《TOUCH》和《H2》，我們倒讀得滾瓜爛熟。

我有點氣餒﹐開始說著些賭氣的話。我說﹐投一個好球實在太難了。我們參加的只是丙組比賽。是全港最低級的組別。何解壘球總會不放寬一下好球區域的規定﹐去方便一下我們這些低水準的球隊﹖整場賽事都是壞球﹐對總會來說﹐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罷﹖

聽到我的話﹐老友立即諷刺我道﹐按照你的說法﹐丙組足球比賽的球門﹐是否要來個加大碼﹖還是努力研究一下如何投得好球的辦法好了。今天晚上解決不來﹐不要緊﹐我們還有下個星期﹐還有下個星期的下星期。我想﹐只要勤加練習﹐我們總能解決得到這一道難題。

我頓時無言。從來﹐這位老友的爭勝決心都比我強。在他面前﹐仿彿沒有一件解決不了的事情。

年半前﹐一位好友帶同她的男朋友﹐來到愛爾蘭探訪。他們知道我愛讀書﹐便給我帶來了幾本中文書籍。都是我喜歡的作家。翻著翻著那幾本書﹐我們竟然談到了簡體字。

我們兩個男生﹐對於那套由中國共產黨另行研創的文字﹐都有點反感。雖然以前﹐我們閒來都會約定一起到旺角樓上的大陸書店逛逛。我們都貪簡體字的書便宜。不過﹐我們都以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要學懂那傳統中文。因為那才是真真正正中華民族的文字。假如我們都聽從了中共的指引﹐完完全全放棄那些他們所謂的繁體字﹐我們將是出賣中華民族的走狗。我們將會是一個幫凶﹐去敗壞瑰麗中華五千年文化。

聽著我們的高談闊論﹐好友搬出了另一個「道理」。她道﹐學習傳統中文太難了。中國社會文盲問題嚴重﹐的確有需要縮短學習語文的時間。簡體字正幫得上忙。由於簡體字筆劃少﹐於是易學﹐也易記得牢。在同一個時間內﹐小孩子學得的字數﹐定比學習傳統中文的孩子來得多。如此一來﹐文盲問題方能經濟地解決。

聽罷這一個「道理」﹐當時﹐我的確立即想起了那一年﹐那位老友在球場上的那番說話。

在戲劇《歷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最後一幕裡﹐老師哈泰(HECTOR)的靈魂悄然地飄到舞台前面﹐在一眾學生身後﹐大聲高呼﹕

「把這份包裹傳下去罷。
有時候﹐這便是你們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
執它起來﹐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後就把它傳下去罷。
這樣做倒不是為了我﹐也不是為了你﹐乃是為了將來某一個時空裡的某一個他。
傳下去罷﹐孩子。
這便是我希望你們學懂的事。
繼續傳下去罷。」

我想﹐這就是全劇要帶出來的訊息。裡面提及的那份「包裹」﹐指的就是知識。我們所以能夠薪火相傳地生活下去﹐因為我們懂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不斷地往下傳下去。無論是歷史的光榮﹐或是歷史的恥辱。因為我們知道﹐唯有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方不用浪費太多時間﹐去長出一點智慧﹐好去迎接未來瞬息更加萬變的世代。

早陣子﹐有朋友跟我說﹐無意中在網上看到一則招聘家庭教師的廣告。裡面寫道﹐希望找一個人教導一下自己兩個孩子中文。朋友是馬來西亞華僑﹐見週末時候有點空閑﹐便跑去試試看。想不到﹐一拍即合。

原來﹐登廣告的﹐不是為了趕上什麼「中國熱」列車的盲流。是一對愛爾蘭夫婦。他們希望孩子學習中文﹐因為那兩個小孩本來就是中國人。是他們從中國大陸領養回來。夫婦以為﹐雖然孩子是註定以後要在英語的世界裡打滾﹐不過﹐他們有責任讓這對姊妹接觸一下自己原本的根。畢竟﹐兩個孩子都是黑頭髮﹑黃皮膚﹐都應該要懂一點關於中國的事情﹐都應該要懂得自己本來的母語。

那天下班﹐在火車上﹐不其然地跟那位朋友談到這一件事。忽然心生一個疑團﹐也不理會同行的美國人和法國人是否明白﹐便繼續用英語問道﹕「你會教那對孩子傳統中文﹐還是簡體字﹖」我不苟同共產黨自創的名詞﹐不喜歡稱這些正軌中文字為繁體字。正如陶傑所言﹐正軌中文字何來繁複之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不過﹐話得說回來﹐英文TRADITIONAL CHINESE倒是一個很中肯的翻譯。

其實﹐不用朋友回答﹐我也知道答案。

幾年前﹐到吉隆坡旅行。在當地書店﹐找到一本用簡體字編印的陶傑散文集。正奇怪何解有人能夠突破重重阻攔﹐在中國大陸印制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的作品。只是﹐一望到週圍其他中文書籍﹐我便明白一切。那時候﹐我的確很幼稚﹐以為只有住在共匪當道的災區的人﹐才會給褫奪完完整整地欣賞瑰麗五千年中華文化的資格。我深信﹐只有透過古人已經運用的文字﹐我們方能徹底感受那些不朽詩詞歌賦的意境。要知道﹐李白和蘇東坡﹐都不懂得這些中國共產黨為了破壞中華文化而另創的一套文字﹐我們讀著那些怪獸﹐又怎能跟他們神交﹖

朋友好心﹐希望把自己那個包裹﹐在一個英語的世界裡傳下去。只是萬念不到﹐原來那竟然是一個計時炸彈。

(按﹕HECTOR那句對白的原文為﹐

Pass the parcel.
That's sometimes all you can do.
Take it, feel it, and pass it on.
Not for me, not for you, but for someone, somewhere, one day.
Pass it on, boys.
This is the game I wanted you to learn.
Pass it on.

尾後第二句的那個GAME字﹐苦煞思量﹐始終翻譯不來。還望有高人指點一下迷津。 )

每次到外地旅行﹐我都會不其然問這一個問題﹕「究竟地球上有那一個地方沒有一間中國餐館﹖」

我發現﹐無論那個地方多麼偏僻﹐多麼遠離人煙﹐你依然能夠找到一些中國人﹐在那個地方開設著一間中國餐館。我記得﹐便是在西班牙古城托里多﹐火車站對面就有一間叫做「香港」的中國餐廳。在意大利科木湖旁﹐也有幾間。仿彿中國人的存在﹐便是為了讓世人享受一下中國菜的美味﹔仿彿開餐館﹐是中國人在彼邦生活下來的唯一法門。

在眾多開餐館的中國人裡面﹐最出名﹐也最成功的﹐莫過於ALAN YAU。這位給《泰晤士報》冠以倫敦飲食業大亨的香港人﹐就因為其出色的餐飲生意對英國首都帶來了極大的貢獻﹐在零六年元旦日﹐給英女皇策封為OBE。

假如北京舉辦奧運也算是中國人的驕傲﹐那麼﹐「客家樣」(HAKKASAN)和「丘記茶苑」(YAUATCHA)早就是中國人的聖物。在米芝連星級食肆裡﹐唯獨這兩間分別在01年和04年在倫敦托定咸開業的餐廳﹐招呼客人吃中國菜。

這再次印證﹐香港人是中國人裡最出色的一群。

畢竟﹐只有在香港人的帶領下﹐中國人才能夠在世人面前仰起頭來。可惜﹐九七回歸後﹐經過了建華之亂﹐大家竟然都忘記了這一個事實﹐都紛紛向北方靠攏投誠﹐生怕自己沾染不上一丁點共產中國的腥臭味道﹐大家都急忙給自己赤條條的身體﹐抹上一把又一把惡臭莫名的污泥。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下﹐香港社會便再沒有剩下幾多個值得人尊敬和尊重的人物。也於是﹐要在國際社會闖出個名堂來﹐中國人註定只能出賣自己那低賤的勞動力﹐和那財大氣粗極討人厭的惡形惡相。

「客家樣」和「丘記茶苑」的成功﹐實在在於能夠去徹底中國化地推銷中國菜。

兩間餐廳都在托定咸區﹐都遠離李斯特廣場旁的唐人街﹐也遠離那條有小唐人街稱號的BAYSWATER。餐廳的裝璜﹐一點也沒有中國的特色﹐都像一間新潮的法國餐廳。懷舊的皮沙發﹐昏暗的氣氛﹐彩色的馬卡朗里小餅乾﹐前衛的侍應製服﹐無一能夠讓人聯想起中國這個古老大國。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種氛圍底下﹐從廚房裡送出來的﹐都是其他中國餐館永遠學不來的美味中國菜式。當其他中菜館都燈火通明﹐侍應都用著他們那鑲滿黑邊的手指﹐端起那些鐵板菜式﹔都用著那留長了手指尾指甲的雙手﹐放下一盤又一盤或宮保﹑或甜酸的菜式﹐「客家樣」和「丘記茶苑」的生意之道﹐實在讓人肅然起敬。他們賣的都是貨真價實的中國菜﹐蝦餃就是HAR-GAU，不是什麼PRAWN DUMPLING；也沒有為了討好洋人的口味﹐彎著身子﹐在餐牌上刻意加上一道叫蝦多士的菜式。

所以﹐當大家都能夠在飲食業裡闖出個天地來的時候﹐ALAN YAU獲得的是如假包換的荷蘭水蓋﹐其他人得到的﹐卻只是那些香港特區政府懷念前朝﹐而製造出來的冒牌貨。

在那暗黃的吊燈底下﹐呷著一口芳香撲鼻的龍井﹐我想﹐「一國兩制」這個偉大構想﹐本來是行得通的﹐也應是香港回歸後生存之道﹐只要大家都認同「兩制」大於「一國」﹐只要大家都敢犧牲「一國」來成全「兩制」。

不過﹐很可惜﹐在這個地球上面﹐就祇得一個ALAN YAU。

搬到歐洲生活後﹐多讀了一些英國小說﹐於是﹐去年妹妹生日﹐便一起到FORTNUM AND MASON裡面的一間餐廳吃中飯。那可以算是一間百貨公司罷。不過﹐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始終是裡面售賣的英國傳統食物。從茶葉到咖啡豆﹐從果醬到麵包﹐從餅乾到糖果﹐無一不教人垂延三尺。其實﹐單看其櫥窗的擺設﹐足夠讓人樂上半天。

那天﹐我們選了地面的那一間餐廳。因為門外排了一條長龍。

當我們排到最前的時候﹐帶位的那位侍應跟我們道﹐兩人座位可以立即替我們安排﹐只是就不知道我們是否介意跟鄰座貼得太近。因為那是一張六人長檯。座位左右都正各坐了一對顧客。我搖頭表示欣然接受這個安排。我補充說﹐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我當然看不到有什麼問題。我在香港土生土長﹐怎會抗拒「搭檯」﹖怕只怕別人介意我們跟他們坐得太近。他們的對話﹐我們可以聽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們卻聽不明白我們在說些什麼。除非他們聽得懂港式粵語。香港回歸後﹐是越來越多西方人懂得國語﹐懂得粵語的英國人﹐又剩下幾多個﹖

不過﹐英國人又是否很介意「搭檯」﹖似乎也未必如是。君不見那間洋化日本拉麵店WAGAMAMA門外經常大排長龍﹖餐廳裡面那一張張長長的檯﹐不是經常坐滿了一對又一對的食客﹖早陣子﹐《泰晤士報》有一篇文章介紹這間食店的創辦人。裡面寫道﹐WAGAMAMA的成功﹐在於能夠在英國引入「搭檯」這一種座位方式。

其創辦人不是誰人﹐就是香港人ALAN YAU。那天﹐《泰晤士報》給他冠上了倫敦飲食業大亨的稱號。

其實﹐「ALAN YAU」這個名字﹐許多年前已經略有所聞。

是2001年罷﹖那年﹐他剛在倫敦托定咸開設了那一間名店﹕「客家樣」(HAKKASAN)。家族裡面有些人﹐每到英國首都去﹐都例必到這間由地下車房改建成的中國餐廳吃一頓飯。除了因為跟丘先生是好朋友外﹐最重要的﹐還是他們以為﹐便是在香港也難有一間酒樓的菜式﹐及得上「客家樣」可口。更何況﹐HAKKASAN乃是米芝連的星級餐廳。扎軋餐廳指南(ZAGAT RESTAURANT GUIDE)說﹐在「客家樣」預留了的座位﹐隨時可以放到期貨市場買賣。

多年來﹐我未嚐有機會試試「客家樣」。不過﹐倒是幫襯過ALAN YAU的另一間名店﹕「丘記茶苑」(YAUATCHA)。它比「客家樣」晚三年在倫敦開業。一樣在市中心﹐一樣是米芝連星級餐廳。那是一間兩層樓的店。地面那一層是咖啡店﹐地下那一層才是酒樓﹐供應點心。店的主調為黑色。侍應也都穿著一系列新潮的黑色制服。原來﹐都是由葉錦添設計。扎軋餐廳指南說過﹐YAUATCHA是專為倫敦那群最誘人的優皮士而設。

閒來到倫敦﹐都喜歡去「皇朝」(ROYAL CHINA)飲茶。因為那兒的點心﹐也不是一般香港酒樓能夠媲美。但老實說﹐「丘記茶苑」的點心﹐可又確實比「皇朝」的更加美味。雖然那位主廚以前只是翠園的廚師。可是﹐同時候﹐價錢也較貴。那天﹐我們只點了八個點心﹐就要六十英鎊。

近來﹐在英國首都﹐最受歡迎﹐也是最潮吃點心的店﹐非「乒乓」(PING PONG)莫屬。妹妹說﹐「乒乓」開張後﹐的確搶了很多「丘記茶苑」的客。因為這間新店﹐走的也是同樣路線。不過﹐要我兩擇其一﹐我一定會支持ALAN YAU。因為YAUATCHA的點心選擇多很多﹐也美味很多。況且﹐「乒乓」的點心是洋化了﹐並不合中國人的口味。

「乒乓」大受歡迎﹖畢竟﹐新屎亢總有三日香。

從愛爾蘭回到香港的週末﹐剛巧碰上英國超級聯賽的所謂超級星期天。在那一天﹐那四支近年來都能夠僥倖地擠到聯賽榜前四名的球隊﹐會捉隊撕殺。這一次﹐是利物浦對曼聯﹐阿仙奴對車路士。我是愛華頓的擁躉。對這兩場比賽﹐都沒有什麼興趣。我只看自己擁護的球隊的比賽。畢竟﹐生命苦短﹐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浪費。

有朋友提議到酒館去﹐一起觀看球賽。我的答案是YES AND NO。

我非常喜歡跟一眾老友到酒館去把酒聊天。不過﹐老實說﹐便是他們播放的是愛華頓的比賽﹐我倒沒有興趣在香港的酒館看球賽了。除非酒館負責人會選擇收聽英語旁述。只是﹐在這個比國內任何一個更像中國城市的前英國殖民地﹐要酒館選擇英語旁述﹐似乎比在下一屆立法會普選﹐更加艱難。

也許﹐有人會以為我有點裝扮高深。更直接地說﹐是「扮野」。可是﹐當你習慣了由以前﹐以至現任英國超級聯賽的球員﹑領隊分析球賽的時候﹐一聽到香港那些「二打六」在米高峰前大聲高談廢話的時候﹐你不能沒有一點無名火起。在英國和愛爾蘭﹐現場直播球賽的時候﹐電視臺會邀請跟比賽雙方關係有點密切的人﹐在熒光屏前跟球迷分析比賽。上星期﹐愛爾蘭電視臺的球賽節目主持人﹐便問了桑拿士(GRAHAM SOUNNESS)一個香港裡面沒有人能夠答到的問題﹕你會如何應付RAFA(現任利物浦領隊)的星期美點部署﹖

始終﹐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我有點「扮野」﹖

由你如何說都好。我不管。

眨眼間﹐一切都要回復正常。

不知不覺地﹐每天起來只管吃喝玩樂的日子﹐原來早已變成腦海裡的片段回憶﹐再不實在地在眼前出現。

我明瞭﹐從來﹐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不過﹐倒沒有想過真的會溜走得如此的急﹑如此的速。渴望已久的假期﹐轉過身來﹐就已化作成一縷一縷的輕煙。要不是腦子裡還殘留著多少快樂的記憶﹐這些曾經朝思暮想的日子﹐仿彿沒有存在過一樣。

我承認﹐我患有假期後抑鬱症。不過﹐倒要問問﹐誰不會患上這樣的病症﹖

每次放假完畢﹐我總會恨自己。我會恨自己為何沒有好好的抓緊假期裡面的每一分每一秒。當要重投上班族的日子﹐我便很後悔沒有盡情享受假期裡面的每一點滴光陰。是睡得太多﹐弄得自己沒有時間去幹幹早已編排好的事情﹔是睡得不夠﹐弄得自己重新上班的時候﹐經常喊累喊倦。

在放假的日子裡面﹐我究竟做過了些什麼事情﹖

假期完結後﹐在無聊的時候﹐我常會問自己這一個問題。只是﹐很多時候﹐我都未能找到一個答案。一個理想和合意的答案。當發覺假期是無聲無息地結束後﹐我總是以為自己又白白浪費了一個寶貴的假期。假如我沒有把假期浪費掉﹐它怎會在不知不覺間完結﹖假如假期過得很充實﹐它又怎可能只在腦海裡殘留著一些凌亂的片段﹖

只要想到這裡﹐我便感到有點抑鬱。因為現實跟想像﹐有一點的落差。一點出其不意的落差。或者﹐大家都有相同的經驗。畢竟﹐這不是什麼新的奇難雜症。

有時候﹐我會想﹐或者沒有真正的放一個假﹐那抑鬱便不會變得如斯嚴重。因為到其時﹐一切便都只得想像。那一點點的落差便不再存在。畢竟﹐我是一個可以活在想像裡面的人。

都是真人真事。故事的主角﹐都是身邊認識的人。

幾年前﹐有一個老友﹐因為宿醉未醒﹐錯過了那班早上開往台北的飛機。

在機場遲遲未見蹤影﹐女朋友已經每隔半分鐘便給他撥一個電話。奈何手機調較到了靜音狀態﹐就是每秒撥號一次﹐那微弱的電話震動聲音﹐實在未足夠吵醒那一位在醉鄉熟睡的老友。於是﹐女朋友唯有怒氣衝沖地獨自上了飛機。

醒過來時﹐老友的女朋友已經在酒店的房間放下行李。望著手機的時鐘和那近百個未接的來電﹐老友知道闖下了大禍。要知道﹐那是他們相識後﹐首次一起放假到外地走走。也實在顧不及儀容和裝束﹐胡亂把一些東西塞進旅行袋後﹐老友便跳上了的士﹐­直奔機場去。一路上﹐他什麼也不管﹐只祈求能夠買得到下一班飛去台北的航班機票。

幸好﹐上天畢竟是一個喜歡寬恕人的神。幾經辛苦﹐航空公司終於能夠在即日一班航班裡﹐給這個老友找到一個位子。當然﹐要另付金錢。不過﹐能夠用金錢解決的問題﹐究竟不是一個問題。

到達台灣﹐已經是夜晚的時候。比女朋友足足遲了十個小時才抵達。

至於老友如何得到女友的原諒﹐他未有多說﹐我也不便多問。不過﹐在後來的閑談中﹐我猜那也是一個用金錢解決的難題。畢竟﹐那是初犯﹐所以能夠從輕發落。我記得﹐那天在酒館裡﹐老友是這樣迴避我們的追問。

這一位老友算是買了一個教訓。以後上機前一晚﹐都不敢隨便到酒館裡跑。

這位老友的經歷其事並不陌生。我也認識一位女生﹐宿醉關係﹐連續兩年錯過了第二朝早回家鄉渡聖誕的飛機。

每年﹐她都是在公司聖誕派對後的第二天乘飛機回家。只是每一年﹐她都在派對裡飲得醉醉。也於是﹐每一年﹐她都要多給航空公司金錢﹐去買翌日飛往家鄉的機票。連續兩年﹐她都在家裡睡過了時間。飛機起飛的時候﹐她卻在夢鄉裡的飛機上面情挑那些空中少爺。

也許﹐酒精是害人不淺。不過﹐我亦認識一個人﹐從來不煙不酒﹐依然有錯過飛機的遭遇。那是因為他把機票上面那「一月十日早上一時」﹐理解作「一月十日那天晚上的一時」﹐也即是「一月十一日的早上一時」。於是﹐遲來了一天。

談及一些朋友錯過飛機的故事﹐因為今年回歐洲的時候﹐我也擺了一個小小的烏龍。

我是三日在香港乘飛機到倫敦去。我常以為﹐到達英國首都也同樣是三日。豈料﹐我倒忘記了我這個「三日」﹐其實跟其他人的「四日」﹐相差不過兩個小時。飛機我當然沒有錯過。不過﹐我倒錯過了用二十英鎊﹐買一張最前排的票﹐欣賞CONNIE FISHER演出《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機會。週一至週四﹐從早上十時起﹐劇院便會公開發售即晚首排座位的票。每張才不過二十英鎊。起初﹐我是打算落機後﹐便隨即趕往劇院排隊輪候。只是﹐原來我是在四日早上﹐即星期五﹐才返回歐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