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都柏林生活超過兩年﹐我當然已經成為一個酒鬼。畢竟﹐到了羅馬﹐就要做羅馬人都做的事。這是做一個快樂的地球村公民的首要法門。

記得臨離開香港的時候﹐有位長輩忽然問道﹕「你喜不喜歡飲健力士﹖」我很誠實地搖頭﹐解釋說﹕「有朋友在酒館裡老是點那黑色的啤酒。好奇下﹐也嚐過一口。味道很怪﹐很勉強地方能嚥下肚裡去。從此便再沒有試過了。」聽了我的話﹐這位長輩很嚴肅地道﹕「不飲健力士﹐幹嗎跑到愛爾蘭去﹖你不一杯一杯喝著那黑色啤酒﹐根本就不可能跟人打好關係。」

幾年前﹐陶傑在《壹週刊》寫過﹕「在歐美，亞裔的打工仔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吧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吧。」講的﹐其實也是同樣道理。

於是﹐從此在酒館裡﹐我點的都是健力士。其他啤酒已經有點看不上眼。

當然﹐這樣的講法是有點誇張。亦不正確。尤其不適合在比利時和德國的酒館。其實﹐便是在公司附近的那間酒館﹐我也有飲荷蘭喜力的日子。不過﹐大部份跟同事聊天的時候﹐手裡捧著的都是一杯黑色的東西。到郊外遠足﹐走得累了﹐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跑到村莊裡的酒館﹐點一杯健力士。

早陣子﹐到了阿姆斯特丹渡週末。整個下午在城裡走走逛逛。在黃昏的時候﹐便找來一間酒館﹐坐下休息。點了啤酒﹐侍應臉有難色道﹕「假如你要STOUT的話﹐我們這裡只有梅菲。」我有點奇怪。他們怎麼會跟我介紹梅菲﹖梅菲也是愛爾蘭出產的黑色啤酒(STOUT)。

正摸不著頭腦﹐突然記起﹐原來我又習慣地隨口喊了「健力士」這個名字。那差不多是在酒館裡的REFLEX ACTION。我有點難為情地更正道﹕「對不起。我的意思是要一品脫喜力。」在荷蘭﹐當然要點喜力﹐或者碧克詩(BECKS)。

說「健力士」是愛爾蘭國寶﹐一點也不過份。況且﹐跟可樂一樣﹐「健力士」是一個極潮的品牌﹐出產許多不同種類的東西。所以﹐每當有朋友遠道來訪﹐我都會帶他們參觀「健力士」的博物館﹐了解一下整個「健力士」的生產過程。同時﹐也可以選購那些琳琅滿目的紀念品。

如是者﹐在都柏林生活兩年半﹐我也已經記不起到過GUINNESS STOREHOUSE的次數。大概五﹑六次罷。便是入場費﹐我已經花了近千元港幣。

十月初的一個週末﹐有美遠道而來﹐當然少不得再到那間博物館去。況且﹐那是她指定要做的事情。她最喜歡的啤酒就是健力士。

因為已經到過GUINNESS STOREHOUSE許多次﹐實在不大願意再多花金錢入場。於是﹐我這個CHEAP精便在家裡找來兩張從前的入場券﹐魚目混珠地鑽入館內。經驗告訴我﹐入口是沒有人把守查票的。行的都是誠實制度。便是有人查票﹐那張從前的入場券足夠應付有如。因為那是一個透明的飛碟﹐裡面有一滴健力士。完全沒有刻上什麼日期和時間。

可是﹐原來他們竟然改變了入場方式﹐在入口安裝了入閘機﹐入場券變成了真正的入場券﹐再不是那製作精美的透明飛碟。那張紙製的入場券上面印上了日期和時間。

於是﹐我唯有再乖乖地遞上那入場費。

那天﹐在讀與吃的專欄裡﹐有人留言提及MARCEL PROUST的《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住在巴黎的MICHELLE說﹕「就不知道翻譯做了英文的普魯詩名著會是個什麼樣子。」

於是﹐我又想起了丘世文。每逢有人提及《追憶似水年華》﹐我都會想起這位英年早逝的香港大學師兄。無疑﹐大家讀的學科很大不同。不過﹐既然他早我超過二十年在同一所大學畢業﹐當然稱得上是我的師兄。

這部普魯詩的名著﹐是他的至愛。每次在書店裡遇上了新的版本﹐無論是法文版本﹐還是英文以至中文翻譯﹐他都會立即買下來。記得在其《明報》專欄《一人觀眾》裡﹐他便寫道﹕

「我是個標準普魯詩迷。自一九七二年讀大學認識這部經典名著開始﹐英譯本也隨著每次的修訂要買上三套及看過多次。而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我趁到巴黎旅遊亦專誠到JOSEPH GILBERT書店買得『七星叢書』(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增訂新版而歸﹐好作以後研究之用。

前星期上灣仔曙光圖書公司﹐見老闆馬國明剛好訂來兩套新由VINTAGE出版社發行的普及裝英文新譯《IN SEARCH OF LOST TIME》﹐不禁眼前一亮。這是近乎完美的新修訂英譯本﹐年前我曾花上一個月先睹為快了﹐也想趁這機會向大家鄭重推薦。」

那是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事情。丘世文亦已離開人間剛好十年。就不知道在這十年日子裡﹐這部被譽為西方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是否又有新的修訂。

那時候﹐每個星期天早上﹐都愛留守在收音機前﹐收聽丘世文﹑陶傑等主持的《講東講西》。他們談論的東西﹐都是我從前未曾想過的﹔他們的觀點﹐也是我從前沒有碰上過的。我的思想突然有脫胎換骨的感覺。迷上陶傑的同時﹐其實我更迷丘世文。原來﹐曾幾何時﹐《明報》副刊是如此耀眼。我無緣逢遇金庸小說連載的年代﹐卻有幸讀過既有丘世文﹐又有陶傑擠在一起的時候。他們都是香港人的驕傲。

我有一整套丘世文的著作﹐包括那部書信集。畢竟﹐他遺留在人間的文字實在太少。現在﹐我希望能夠找到的﹐是所有《號外》雜誌。那是丘世文有份創辦的城市雜誌。

突然想起丘世文﹐除了是因為適逢有人在其辭世十年的時候﹐提及到普魯詩的《追憶似水年華》﹐也因為我明白到他那天在《一人觀眾》裡所寫的話。

早陣子﹐跟一位來自立陶宛的朋友談到俄羅斯文學。她問我讀過《戰爭與和平》沒有。我搖著頭道﹕「曾開始過﹐只是中途放棄了。因為搞不清裡面人物的名字。一時混亂起來﹐便擱置了。直至現在﹐也未有重新拿起。」朋友同意我的講法。她道﹕「俄羅斯人名字多變﹐的確會對不諳俄文的人造成許多不便。不過﹐沒有讀過托爾詩泰這部名著﹐算不得進過俄國文學的堂奧。」

不知怎的﹐我就牢記著這一句話。

有天﹐如常到書店閒逛。在書架上找不到一本合意的書時﹐卻不經意地碰上了《戰爭與和平》企鵝出版社的最新英譯本。隨手拿下來翻讀﹐也就沉醉了在那個小說的世界裡面﹐捨不得把書放下來。

正要付款﹐看到了另一個企鵝出版社的英譯本﹐只售五塊。比這個最新翻譯便宜近十塊。因為價錢的吸引﹐我亦拿來翻翻﹐重讀剛讀完的首兩章。

我明白到何解這個版本較為便宜﹔也明白到丘世文所言的「近乎完美的新修訂英譯本」。

於是﹐亦學著丘世文當天的口吻在這裡寫道﹕也想趁這機會向大家鄭重推薦ANTHONY BRIGGS的譯本。

那天﹐下班後﹐約了朋友一起吃晚飯。朋友提議吃中國菜﹐便打算走到PARNELL STREET上面那間香港人開的鋪子去。豈料﹐走到O'CONNELL STREET時﹐雨越下越大﹐我們決定還是到轉角處那一間中國餐館去好了。到PARNELL STREET的那一間鋪﹐可還有十分鐘的路程。我們都不想做隻落湯雞。

那是一間新開的中國餐館﹐叫「巴蜀人家」。跟倫敦那邊那間有點潮的「BARSHU」沒有一點關係。都柏林這間鋪的裝修不過是中國人小餐館的格局。況且﹐蠻奇怪的﹐她的英文名字喚做「M&L」。我想不到「巴蜀人家」跟「M&L」有什麼聯繫。

這間鋪位的上手租客也是經營中國餐館。店名喚作「金滿庭」。(竟然跟香港CONRAD酒店那家著名中菜廳一樣名字。)不過﹐結業已經將近一年。記得去年夏天﹐父母過來探訪。有天﹐他們自行到那間餐館吃中飯。可是﹐他們點什麼﹐侍應都說廚房沒有預備。父親氣得嚷著要走。最後﹐只胡亂點了個炒飯。父母返回香港後幾星期﹐那間店亦已關門大吉。

其實﹐那間店不關門大吉才是不正常的事。無疑﹐O'CONNELL STREET是整個都柏林﹐甚至是整個愛爾蘭裡面最大的一條街。不過﹐那個鋪位卻是在一個暗暗的轉角處。假若不是刻意轉頭從大街望向那個暗角﹐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留意得到。所以﹐「金滿庭」經常只有一兩檯食客。

不過﹐我對她卻有些少特別的情感。畢竟﹐那是我在愛爾蘭首都吃第一頓飯的餐館。那天我們在黃昏抵達﹐跟母親在酒店安頓好一切後﹐便隨處找些吃的。母親提議到中國餐館去﹐因為她希望喝點中國茶。那才是我首次踏足愛爾蘭﹐人既生路也不熟﹐當然不知道如何的找。手上那本《目擊旅遊》亦沒有介紹什麼中國餐館。在O'CONNELL STREET走得累了﹐正要隨意找間餐廳作罷﹐就竟然眾裡尋她千百度般看到了那一個暗暗的轉角處。

可是﹐話也得說回來。的確﹐「金滿庭」經常整個晚上就只有一兩檯食客﹔「巴蜀人家」倒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經常高朋滿座。一檯食客走了﹐便有另外的立即替補。侍應老是忙個不停。從前﹐在「金滿庭」還可以靜靜的跟朋友一邊吃飯﹐一邊聊天兒﹔現在﹐同一個鋪位﹐耳邊裡盡是那些嘈吵的中國餐館聲音。既有國語﹐也有英文。曾經﹐亦有粵語。早陣子﹐兩位香港人來到這座城市搞搞都柏林首條地鐵線的投標工作﹐「巴蜀人家」就是他們的飯堂。他們幾乎每個晚上都在這間中國餐館渡過。

我其實不覺得「巴蜀人家」的菜燒得比「金滿庭」出色。不過﹐「巴蜀人家」的菜比較便宜﹐份量也足﹐倒是無可置疑。當然﹐亦得說清楚﹐我這個人除了最好的和最壞的外﹐中間水準的﹐我是沒有辦法分得開。

走到店裡去﹐可能時候還有點早﹐竟然未有滿座。侍應讓我們任意找個位置。四目張望﹐看到了一對朋友也認識的馬來西亞夫婦﹐便選了他們隔鄰的那張二人座位。

互相打過招呼後﹐我發現﹐原來﹐這對馬來西亞人已經差不多吃畢整頓晚飯。我笑著用英語對那個男的道﹕「你竟然還這麼早下班﹖聽說你們公司剛來了第二波的裁員。沒有你的份兒罷﹖W跟我講﹐大裁員後﹐實在忙得不可開支。甚至沒有辦法下班。」W和他都來自馬來西亞﹐同在友公司上班。我早知道W和他都是幸存者之一。

他故作低聲地說﹕「所以﹐拜託你說話不好那麼大聲。我不希望第三波來到的時候﹐累及了我。」接下來﹐當然無可避免地談到當前的經濟狀況。這位馬來西亞人有點試探口氣問道﹕「你們公司可有什麼變動﹖」他竟然也學著奧巴馬巧妙地運用那一個「CHANGE」字。

「上天保祐。老實說﹐假若不是那天在火車上碰到了W，我也不知道外面環境這樣惡劣。至少﹐今年公司還會舉行兩個聖誕派對。......聽說上星期S便來過我們公司面試。」S本來是這位馬來西亞人的同事。在第二波裁員裡給裁掉了。

聽到我的回答﹐他點著頭道﹕「我也不希望你們公司有什麼變動。可知道﹐你們公司是整個市場的橋頭堡。假如你們也出現困難﹐我們是完定的了。」

一時間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唯有天真地道﹕「就希望這場惡夢很快完結好了。」

我當然曉得這句話實在幼稚得很。

跟英國一樣﹐愛爾蘭整個夏天仿彿沒有一天不下雨。已經連續第二年這個樣子。朋友笑言﹐假如初來到都柏林的那個夏天跟這兩年的一樣﹐他該早已跑回馬來西亞去了。我只呷著啤酒﹐沒有說些什麼。我倒是和他同時候從亞洲跑到這座歐洲城市。

在香港的時候﹐有位上司跟我講過﹐他老是覺得我更適合在外國生活。他曾錯以為我是從外國回流香港的一群。當他知道我從未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以外的地方多住超過兩個月後﹐他道：「也許是你的談吐﹐也許是你的舉止﹐也許是其他東西﹐我也搞不清楚。不過﹐你就是跟其他香港人有點不一樣。」直至現在﹐我還是不大明白他的意思。甚至那是否一個讚美﹐亦講不清。

或者﹐就如那位上司所言﹐他都不曉得原因。於是﹐聽過他的說話後﹐我並沒有多問。雖然﹐除了跟他工作的首個月外﹐我都視他為老友。碰上了什麼事情﹐也會跟他商量。他亦很樂意跟我傾訴。

我不知道何解他會以為我更適合在外國生活。不過﹐假如從前的我已經很適合在外國生活的話﹐那麼現在的我是不適合在香港生活。

八月的時候﹐望著那連綿不斷的雨﹐週邊的人都說﹐我們將有一個晴朗的秋天。

那當然是大家一廂情願的想法。

九月來了﹐雨依然下個不停。不禁教人想起莎士比亞在《十二夜》裡的那句名言﹐THE RAIN IT RAINETH EVERY DAY。

晚黑已經越來越長﹐白天的時候更加冷﹐夏天似乎已經忘掉了這個在歐洲西北邊的島國。我實在不知道這兒的學校如何教孩子認識四季。大半世紀前﹐語言學家已經提出一個設論﹕如果我們的語文沒有某個詞彙﹐我們就未必有那個詞彙所凝聚的思想概念。這是一個IF-AND-ONLF-IF的設論罷。

也許﹐夏天今年從來沒有降臨到這片大地。不過﹐雨原來總有停下來的一天。

那天起床﹐望出窗外﹐見天氣出奇地好﹐藍藍的天空裡面沒有掛上一片白雲。洗過臉後﹐弄了點三文治﹐便立即跑到公園去。我喜歡上了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讀書。或者﹐什麼也不想。在那湖水藍的天空底下﹐在那泛著青蔥小草氣味的空氣裡頭﹐讓腦袋空蕩蕩﹐來感受微風和陽光。以至大自然的一切。

星期天該是這樣子渡過的。假如連上帝也要在第七天休息一下﹐我們這群上帝的僕人當然更加要在星期天休養生息。什麼也不幹。什麼也不想。

不過﹐我始終是一個相信上帝的非教徒。於是﹐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我還是不能什麼也不幹﹐不能什麼也不想。

我在讀書。讀DORIS LESSING的《戀愛習慣》(THE HABIT OF LOVING)。今年﹐我喜歡了英國文壇上三朵金花。那是我強加給她們的名稱。DORIS是其中一位。

在那篇短故事裡﹐有這樣的一段文字﹕「SHE HAD BECOME USED TO MISSING LONDON. ALSO, PRESUMABLY, TO MISSING GEORGE TALBOT.」GEORGE TALBOT 就是那個「SHE」在二次大戰前的情人。當戰爭爆發﹐她從英國跑到了澳洲。GEORGE則留守在英國。

我不斷回味著那一段說話。突然很想跟你寫一封信﹐便從袋子裡拿出了信紙和筆。

可是﹐當太陽開始下山﹐空氣變得有點冷﹐除了信箋裡寫上了你的名字﹐我依然一句話也沒有寫下來。

上週末﹐有點忙碌。既要上劇院﹐又要上電影院。

因為時間遷就不來﹐除了早前跟朋友看了一場《魔笛》外﹐今年都柏林戲劇節﹐我是到了最後一個星期六才能夠正式投入。於是﹐便一口氣訂了兩場票。是SAMUEL BECKETT的《快樂日子》(HAPPY DAYS)和HENRIK IBSEN的《HEDDA GABLER》。下午看愛爾蘭國寶﹐夜晚看挪威國寶。老實說﹐我從來未曾欣賞過這兩個名劇作家的作品。

不知道是否因為那部南非製作《魔笛》比想像中出色﹐(原來﹐把非洲元素混入到莫扎特那部家傳戶曉的歌劇裡面﹐可以如此令人興奮。)我對《快樂日子》和《HEDDA GABLER》有了更高的期望。尤其是那部被譽為「女裝版哈姆雷特」的《HEDDA GABLER》。跟往常一樣﹐帶著極高期望入場﹐通常都只會帶著失望離開。因為那個期望是給自己過份地提高了。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兩部劇都是以女性為中心。不過﹐這對我沒有很大影響。只要不是「瓊瑤」式的FEMININE或者「CECILIA AHERN」式的CHIC﹐我都能夠接受。(順帶一提﹐那位《PS I LOVE YOU》的愛爾蘭女作家也寫了一部舞台劇﹐叫《雪糕太太》(MRS WHIPPY)。下星期起﹐在都柏林作全球首度公演。)

其實﹐我不能說我不喜歡《快樂日子》。因為看著主角的一舉一動﹐我是有點心同感受。我甚至看到了自己在都柏林生活的影子。我看得很投入。我只是不大喜歡太少角色的劇作。SAMUEL BECKETT這部作品大部份時間都祇得主角這位婦人。他的丈夫出場時間不過十分鐘。於是﹐整套劇基本上都是那位婦人的獨白。我喜歡多點角色衝突的戲劇。

《HEDDA GABLER》本來該是我那一杯茶。況且﹐又得到愛爾蘭當代著名劇作家費奧(BRIAN FRIEL)重新翻譯﹐以至增刪那部挪威作品。不過﹐我就是看得有點不大明白。或者﹐跟我老是聽不清楚那個所謂奸角JUDGE BRACK的對白有關。那天晚上﹐回到家裡﹐到網上找來那部劇本來讀。可是﹐我依然未能確切理解HEDDA GABLER這位主角的心理。也所以﹐我不大明白何解最後她要選擇自殺﹐了結自己一生。還望有人能指點迷津。

於是﹐整個週末﹐最教我興奮的﹐就是到電影院看了那部叫好叫座的法國電影《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很奇怪又是一部以女性為中心的作品。

已經上演到第三個禮拜。依然全院滿座。起初﹐整個都柏林就祇得電影中心上映。後來﹐因為實在太難買到一張票﹐發行商便決定作全國公演。至少﹐報紙廣告是如是說。雖然﹐除了電影中心外﹐我在愛爾蘭首都﹐只找到另外一間戲院會上映這部談及姊妹情的電影。(讀著戲名﹐以為是愛情電影罷﹖)

我是讀了雜誌《智慧生活》的介紹後﹐在電影上演後第二天便立即跑去看。可是﹐看不成。因為買不到票。這是我搬到歐洲生活後﹐首次聽到電影中心的職員跟我說「滿座」。他們其實跟我說「整天滿座」。

於是﹐欲免再次向隅﹐上星期天﹐我是比平常早了一個小時來到電影中心排隊買票。依樣一條長龍。不過﹐總算給我找來一張。

這的確是一部很出色的電影。已經很久未曾試過會如此喜歡上一部電影。上一次﹐該是《布達佩斯之戀》(GLOOMY SUNDAY)罷。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要《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讓位給這一部法國電影。從來﹐《魂斷藍橋》是我的ALL-TIME FAVOURITE。

《智慧生活》說﹐你對這部電影知道得越少﹐她對你的震撼會越大。所以﹐我也不打算在這兒多談。就請相信我﹐這實在是一部不能錯過的好電影。(雖然我相信一部好電影不會因為觀眾早知道了劇情而變質。)

也許﹐我是把你的期望提高到了一個極高的位置。不過﹐我深信﹐便是期望再高﹐她也不會讓你失望。

我的確很期待今年聖誕紐約之旅。

每次在書店裡翻著《TIMEOUT NEW YORK 2008 SHORTLIST》﹐我都巴不得立即告兩天假﹐飛越那個大西洋﹐在大蘋果過一個長週末。尤其﹐早前當一英鎊等於兩塊美元的時候。記得那陣子﹐老闆就跑了去紐約一趟。回來後﹐她不斷地說﹐紐約的東西實在太便宜了﹐只可惜沒有太多時間大掃特掃。那個時候﹐紐約就是歐洲人的購物天堂。

其實﹐不過一年前罷了。去年﹐倫敦和都柏林的人都嚷著飛到大西洋的另一邊買聖誕禮物。

我當然在呻笨。決定到紐約去﹐已經是年初的事。竟然未有趁美金弱的時候多換一點。現在﹐英鎊和歐羅紛紛轉弱。這個聖誕的消費﹐將要超過早前所預算罷。只是﹐話也得說回頭。從來﹐我都是愚笨得不懂得好好把握機會﹐不懂得撿便宜的人。

自去年巴塞羅那之旅後﹐假如要帶上一本旅遊書﹐我會選擇《TIMEOUT SHORTLIST》。除了是英國貨外﹐最主要還是因為它能夠緊貼著當地潮流﹐好好介紹一下當地最流行的吃喝玩樂場所。當然﹐還因為它夠細。

老早想買下那本《TIMEOUT NEW YORK 2008 SHORTLIST》。不過﹐每次總算能忍住手。因為我知道﹐出版社快要出2009的版本。去年﹐我便是在八月尾的時候﹐買到了《TIMEOUT BARCELONA 2008 SHORTLIST》。

等候良久﹐上星期﹐終於讓我在書店碰上零九年的紐約SHORTLIST。我當然立即從書架拿下來﹐走到櫃檯去。

翻著翻著﹐我再次肯定﹐只在紐約逗留四天實在太短了。因為實在有太多地方想去﹐實在太多事情想做。

我這個喜歡跑劇院的人﹐首先想到的﹐當然是百老匯。望著那一大堆劇名﹐真的不知道該如何選擇。我想看《HAIRSPRAY》。每次在倫敦都買不到票。都全院滿座。況且﹐這是一部從紐約搬到英國的音樂劇﹐好應該看一個最原裝的版本。不過﹐我也想看一些新的。例如﹐《史力加》音樂劇。原來﹐係《AVENUE Q》的製作班子的全新製作。

我當然可以每晚看一部。不過﹐我也想好好的吃頓晚飯。跟英國首都一樣﹐在這個超級國際大都會裡﹐有許多很好的餐廳。為了趕上劇院﹐匆匆的吃過晚飯﹐實在有點浪費。所以﹐縱然跟倫敦西區不一樣﹐百老匯的劇院星期天也會開門做生意﹐我決定只去劇院一晚。

而且﹐我還想看一場冰上曲棍球比賽。到網上查過﹐原來我們剛好碰上一場紐約打比﹕NY RANGERS對NY ISLANDERS。我也不介意看籃球比賽。甚至美式足球。可是﹐那一個星期天﹐上屆超級碗冠軍紐約巨人要作客明尼蘇達。只剩下同市的JETS留在紐約比賽。留意過票價﹐近一百美元一張票。不過﹐也較在倫敦便宜。這個月﹐溫布萊球場又再舉行一場美式足球比賽。最廉宜的票﹐也要一百二十五英鎊。(奈何﹐未能到舊洋基球場看一場棒球比賽。)

還有那些爵士樂酒吧。像VILLAGE VANGUARD和BIRDLAND。

和那些商店。記得妹妹早說過﹐要多帶一個行李箱到紐約。

和網友提供的書店。

實在教人期待。

眾所週知﹐我回香港渡假﹐一個不能缺少的節目﹐就是幫襯一下阿丹。她是我的影碟供應商。但凡想到有什麼電影﹑電視劇﹐大受歡迎的或是甚為冷門的﹐她都總有辦法幫我找到。借用一句張專在《香港﹐有幾香》裡面的說話﹕「恕我孤陋寡聞﹐我還沒有看到有哪一個售賣DVD的人﹐比阿丹更專業﹔有誰的貨﹐比阿丹的貨更齊全。」

阿丹是老友ADW介紹給我認識的。以前﹐ADW還在英國生活﹐每次返香港﹐總要到她那兒花上一整天。現在﹐我不過重複著這個老友做過的事情罷了。

許多年前﹐還未搬到歐洲去的時候﹐看到我家裡那些影碟後﹐舅父不其然問我如何蒐羅得來。我當然也介紹了阿丹給他認識。從此﹐他亦成為了阿丹的常客。他也會帶一些外國朋友幫襯阿丹。

從來﹐做生意﹐口碑都是這樣賺來的。

記得有天﹐舅父跟我講起他帶一位英國客人到阿丹那兒選購影碟的經歷。他說﹐那位英國人一看到整套《LITTLE BRITAIN》便愛不釋手。英國人跟舅父道﹕「那是近來英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那時候﹐我老是裝著對外國文化有一點認識。喜歡扮高格調。訂閱《金融時報》的同時﹐也每個星期買本《經濟學人》。訂購NOW電視的時候﹐除了體育台﹑ESPN外﹐我指定要BBC PRIME。舅父要我給他介紹一下《LITTLE BRITAIN》。我卻只好硬著頭皮回答道﹕「我倒沒有聽過這個電視節目。」

那是因為便是訂購了BBC PRIME﹐也不可能收看到這個極度搞笑的英國電視節目。

猶記得﹐當NOW電視跟BBC達成轉播協議的時候﹐記者問及BBC PRIME會如何處理那些可能帶點種族歧視的節目。英國廣播公司發言人道﹕「基於文化理解差異﹐在亞洲地區﹐我們都只會挑選些不會引來爭議的節目來播放。」

《LITTLE BRITAIN》就是那種會在亞洲引來爭議的節目。很多時候﹐節目裡面都會以歧視那些少數民族﹐來嘲笑英國人自己的狂妄和白痴。在亞洲﹐這種表達手法的確不容易得到認同。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倒開始瘋狂地愛上了這個電視節目。去年聖誕回港﹐便托阿丹給我找來全套﹐好讓我帶返都柏林每天播放。

現在﹐我的確開始曉得學著那些英國不同地區的口音﹐背誦裡面的每句對白。不過﹐便是甚至可以倒轉來唸﹐每次播放任何一集《LITTLE BRITAIN》﹐我都會笑得合不攏嘴。

裡面眾多人物﹐我最喜歡的﹐該是住在威爾詩一個小村莊的DAFFYD THOMAS。因為我覺得自己跟他有點相似。當然﹐我不是說我是「基」。DAFFYD的口頭禪是﹕「整條村裡﹐唯獨我是基的。」(I AM THE ONLY GAY IN THE VILLAGE。)

不過﹐很多時候﹐他都會在村裡碰上其他男同性戀者。其他村民也經常介紹一些同性戀者給他認識。可是﹐他都會一一否定對方是基的。他甚至會趕走其他同性戀者。因為他以「整條村裡﹐唯獨我是基」為榮。

我跟他有點相似。因為別人問我都柏林是否有許多香港人時﹐我都會回答﹕「在愛爾蘭﹐我只認識一個香港人。那就是我自己。」

早前﹐有馬來西亞華僑介紹我認識一個同樣在都柏林生活的香港人。不過﹐我倒視他為非香港人。因為他的國語比他的粵語流利。見過一次面後﹐雖然交換過電話號碼﹐可是就完全沒有往來。

在外國地方﹐我不喜歡接觸陌生的香港人。旅行如此。在彼邦生活也是如此。在別人的國家﹐我們當然要認識一些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可那些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都該是陌生的當地人和陌生的當地事﹐而不是陌生的香港人和陌生的香港事。

難得跳出香港那個狹小的井﹐海闊天空﹐卻無視身邊一切新奇事物﹐只管和其他有幸跳出那口井的青蛙﹐一起擴展唐人街﹐實在有點可惜。猶記得﹐孫中山先生自述十八歲初度出國赴檀香山所言﹕「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我依然以「在愛爾蘭﹐我只認識一個香港人。那就是我自己」為榮。

都從主人家那兒聽到消息﹐於是﹐接二連三地都有朋友在電郵裡寫道﹕「你未能出席他們的婚禮﹐實在有點可惜。」

無疑﹐我曾打算明年五月尾﹑六月初再回香港一趟。那是為了慶祝父親大壽。同時﹐也好出席一些天安門大屠殺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那年﹐中國共產黨以屠殺百姓的方式﹐慶賀父親生辰。直至現在﹐我還記得那年慶祝父親生日的那頓晚飯。相信﹐父親一樣不能忘掉那一個生辰。

知道我有那樣的打算﹐朋友半遷就下﹐選定了五月尾成家立室。老實說﹐他倆倒在很早時候已經跟我約定﹐要我做伴郎。我記得﹐是零七年的那個農曆新年。差不多是兩年前的事。那天﹐我在倫敦。剛和妹妹在皇朝飲完茶﹐便收到他們跟我拜年的電話﹐也就知道了他們的喜訊。

我答應做伴郎。因為這是理想當然的事情。便是他們不邀請﹐我也會毛遂自荐。有誰比我更適合擔任那個角色﹖他倆也應該想不到第二人選。

除了他們自己﹐我該是唯一一個親眼目睹他們從朋友變成戀人的整個過程的人。況且﹐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上月的時候﹐我卻正式推掉了他們的邀請。因為我未必會在那個時候返回香港。母親已經決定在歐洲替父親慶祝六十大壽。母親說﹕「你父親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鋪張的人。他經常提及到波蘭走走﹐不如﹐就旅行慶祝生日好了。他會更歡喜。」我當然知道﹐父親更開心的﹐其實是到德國和比利時。尤其經常聽到兩個兒女對他說﹐那兩個國家的啤酒如何價廉物美﹐那兩個國家的酒館的啤酒可能會多達百多款。

於是﹐我實在不大可能在五月尾的時候返回香港一趟。總不能放一個月甚至更長的假罷。

我老了。我會把家庭放在最前頭。讓朋友排在家庭之前﹐是年青人方有資格做的事。我不再年輕。

前幾星期﹐在公司收到老友的電郵。她辦妥了香港家裡的事情後﹐已經返回英國。心情當然依然很難過。這不難理解。始終﹐有些傷口是不能結焦的。時間無疑會衝淡內心的悲傷﹐不過﹐偶然無可避免地會感到陣痛。

原來﹐她也讀了我早前的一篇文章。她在電郵裡寫道﹕「文中所擇錄的那句句子﹐完全是我的感受。」那天﹐我想起了許多年前在報紙裡讀過的一段說話﹕「失去了男朋友﹐我們可以再找另外一個﹔失去了妻子﹐我們也可以再娶另外一個﹔失去了孩子﹐我們也還可以再生幾個。唯獨是父母﹐失去了﹐就永遠都不能再得到另外一個。」

當我們一天一天老去﹐的確有些事情都要無可避免地發生。正如只要太陽從東邊升起來﹐大地上的一切就無可避免地得到她的照耀。都躲不了。都逃不掉。

所以﹐我再沒有資格讓朋友排在家庭前面。因為轉眼間﹐我也到了一個要忘掉自己生辰的年紀。

我知道﹐我那兩個好朋友會明白我所想的。

況且﹐這不是什麼難以明白的事。其實﹐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加容易理解。只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要上了一把年紀﹐才真正曉得這其中的道理。

記得老友ADW說過﹕「要多讀點書﹐才敢跑到德國去。因為未有這樣方能徹底地去了解這個理性得近乎可怕的民族。」我老是惦記著這一句話。於是﹐儘管搬到歐洲生活已經超過兩年﹐閒來的時候也到過一些歐洲國家遊覽﹐德國就是從來不在考慮之列。

我以為﹐德國人沒有法國人般浪漫﹐沒有意大利人般壞得教人經常牽掛﹐也沒有西班牙人的熱情﹐當然更沒有東歐的未開發。不過﹐未有真正想過到德國旅行﹐更可能出於心心理恐懼。

我的確是有點怕德國。當想到這個國家在足球比賽裡面﹐從來未在點球決勝負的情形下輸掉一場比賽﹐其可怕程度實在不言而喻。當鎖定目標後﹐無論周遭環境有什麼變異﹐都不會動搖他們衝向目標的決心。難怪這個民族的名字叫「德意志」。

假如要到德國去﹐我的首選城市該是柏林和紐倫堡。都是受到那幾部二次大戰電影影響罷﹖上屆世界杯的時候﹐到國際足協買球票﹐選擇的就是這兩個城市舉行的比賽。我想﹐總能藉著觀看球賽﹐消除心裡對這個國家的恐懼感﹐好好遊覽一下德國﹐好好了解一下這個教我害怕的民族。

可是﹐碰巧剛搬到了去都柏林生活﹐一切還要安頓適應﹐於是﹐我放棄了到柏林觀看那一場十六強比賽﹕德國對阿根廷。

所以﹐今年八月初的銀行假期﹐還是我首次踏足這個二次大戰戰敗國。

能夠壓制得了內心的恐懼﹐倒是那便宜的機票。

每逢遇上愛爾蘭的銀行假期﹐我都習慣離開那個島國﹐到其他地方逛逛走走。因為我絕對要趁在歐洲生活之便﹐多到歐洲大陸遊覽﹐好擴闊一下自己的眼界。跳出了香港那一口枯井﹐卻原來是跳進了另一口﹐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畢竟﹐這個世界是很大﹑很大的。

我選了到萊茵河中游的地方。我到了杜塞詩多夫和科隆。這兩個在萊茵河畔的德國西部重鎮。

當知道我會到這兩座城市去後﹐朋友都問我哪兒有什麼值得一遊。我有點答不上口。除了「萊茵河」這個名字外﹐我對杜塞詩多夫和科隆沒有一點認識。

或者﹐我倒是真的為了到其他地方走走﹐隨便看著機票價錢選擇地方

本來﹐我是打算用飛行里數來換張到馬賽和尼詩的機票。我依然捨不得真金白銀去買張夏天到法國南部的機票。供求關係﹐價錢昂貴得很可怕。可是﹐當決定今年聖誕到紐約後﹐這個如意算盤是打不響了。為了省回些旅費﹐我把那些里數換了張紐約到倫敦的機票。

就因為不是心中首選要去的地方﹐那次旅行我不但沒有聽從老友的說話﹐多讀點關於德國的書外﹐我甚至沒有在出發前準備一下。我沒有帶上一本旅遊書外﹐也沒有到書店翻一翻地圖。

曾幾何時﹐我很愛享受編排行程的過程。因為那是旅遊的一部份。沒有這一部份﹐整個旅行好像欠缺了些什麼似的。不過﹐搬到歐洲生活後﹐可能旅行去得太頻密﹐我慢慢改變了這種想法。從出發前的一個月準備大量資料﹐變到只在去程的飛機上隨手翻翻旅遊書。到了現在﹐我更加是什麼都不準備了。就讓一切聽著心靈的指示﹔就讓一切隨緣好了。

我開始很不明白自己。假如我真的打算用旅行去認識世界﹐我的確多做些準備功夫。

也許﹐我是上了去旅行的癮。閒來便到其他地方去﹐其實只不過是解一解癮而已。甚至是為旅行而旅行。「認識世界」不過是一個堂皇冠冕的外衣罷了。

我是中了很深的毒。解不了。

我的確很希望公司能夠贏得都柏林首條地鐵線的設計顧問合約。

當然﹐那是因為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下﹐估計這將會是以後幾年裡面﹐愛爾蘭這個島國上面最大型的一項工程。

猶記得﹐前《泰晤士報》總編輯WILLIAM REES-MOGG早前在報上寫道﹕「奇怪依然有許多人不完全明白當前銀行危機的險峻﹐居然以為如舊大肆增加公共開支﹐便能挽救疲弱的經濟。我們的首相似乎就願意這樣做。」(Strangely,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have not yet realised the full seriousness of the banking crisis. They think it can be mitigated by increasing public expenditure. The Prime Minister seems willing to do that.)愛爾蘭跟英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政府已經開始收緊水喉﹐公共建設的支出開始削減。

不過﹐其實更多的﹐是那感情的因由。只要我們贏得那份設計顧問合約﹐也就表示香港地鐵公司將會營運都柏林首條地鐵線。在這單生意上面﹐我們公司跟香港地鐵屬同一個財團。

從來﹐國泰﹑匯豐和地鐵都是最教香港人驕傲的公司。國泰和匯豐早已在國際舞台上奠定了一個席位。現在﹐該是時候讓地鐵也衝出香港和亞洲﹐教世界見識一下香港人出色的鐵路管理。

嚴格來說﹐這裡提及的「香港地鐵」﹐在後面或者應該加上括弧倫敦。因為真正負責都柏林首條地鐵這個項目的﹐其實是香港地鐵的倫敦支部。

香港地鐵在英國首都營運一條地面鐵路線。是前倫敦市長李雲詩頓親自欽點的。在記者招待會裡﹐他解釋說﹐「那是要改善倫敦鐵路經常誤點的問題。」眾所週知﹐香港地鐵的準時程度高達99.99%。那是英國﹑愛爾蘭的鐵路公司望塵莫及的事。在都柏林﹐當那條穿梭南北的火車準時度達95%﹐火車公司已經開香檳慶祝﹐大肆宣揚。

無疑﹐許多時候﹐我都會在這裡發泄一下自己對出生地不滿意的地方﹐弄得有朋友甚至以為我開始不認自己做香港人﹐只管寫意地做一個假洋鬼子。

這都要怪香港實在有太多叫人發怒的事情。我實在不希望想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會沉淪為一個中國沿海城市。我怎不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夠驕傲地向世人講聲「我是香港人」﹖

早陣子﹐在都柏林一份免費報紙裡讀了一則新聞﹐知道愛爾蘭政府正研究推行公共交通電子收費﹐預計明年年底試行。所謂「公共交通電子收費」﹐說穿了﹐其實就是類似香港的八達通。我不寫道八達通﹐因為那的確不是八達通。記者說﹐愛爾蘭政府將會採用星加坡的那一套。那張電子卡將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通用﹐市民也可以方便地在網上增值。

讀著那篇報導﹐我覺得我這個香港人要替香港做點事情。於是﹐便寫了一封短短的電郵﹐投稿到「給編者的信」。

這是我的第二次。

第一次﹐看過那北京奧運聖火在倫敦傳送的荒謬情形﹐便投書到《泰晤士報》。那份讀者臥虎藏龍的英國傳統報紙﹐當然沒有登上我那封有點拾人牙慧的來信。我並不奇怪。畢竟﹐我自知自己的文筆還跟《泰晤士報》的水準還差上一大截。莫忘記﹐每年﹐報社都會把全年的「給編者的信」輯錄成書出版。

不過﹐對都柏林那份免費報紙來說﹐我就是合格了。因為它們竟然刊登了我那一封電郵。那天﹐我寫道﹕

「It's good to learn that the wait is over and we're finally going to have an e-payment system in late 2009.

However, I wonder why the Integrated Ticketing Project Board did not choose the best system available, but decided to use the system used in Singapor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an use their e-payment cards (the Octopus card) on all forms of public transport (well, they're still introducing it in taxis), convenience stores, fast food restaurants, and supermarkets, as well as for paying parking charges and service station charges - plus, the cards can be "recharged" automatically!」

我當然知道香港的確有一些值得我們驕傲和向世人大肆宣傳的事情。不過﹐老實說﹐不是太多的同時﹐也越來越少。回想起昔日殖民地時候的風光﹐現在要淪為一個中國沿海城市﹐實在很可惜。

在火車裡翻著報紙﹐讀到那段新聞﹐便立即想起了陶傑。

縱然是著名的文化沙漠﹐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倒也出產了不少出色的中文作家。至愛的﹐依然是陶傑。許多年前﹐每星期都向公司請半天假﹐就是為了到中文大學上他的課﹐讓他批改一下自己的文章。老實說﹐便是當著全班面前被他取笑自己的文筆﹐心裡也是甜的。

我愛陶傑。不過﹐我知道﹐也有許多人很討厭他。

早陣子﹐有朋友送來一篇雷競璇的文章﹐題為《罵人之種種》。文章頗長﹐當年在《信報》刊登﹐也分開兩天連載。朋友在電郵裡寫道﹕「文章論點頗為好趣及中肯。」

題目雖為《罵人之種種》﹐不過﹐雷競璇罵的只是《黃金冒險號》的作者﹕陶傑。文章裡﹐雷競璇用上了魯迅﹑李敖和徐復觀﹐來跟這位「好罵」的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比較。他寫道﹕「陶傑之謾罵，一無魯迅式的文化意義，二無李敖式的勇氣，三無徐復觀恨鐵不成綱的懷抱，有的就只是毛奇齡那種『逞其私忿，負氣叫囂』。」為了方便讀者理解﹐雷競璇補充說﹕「其中『負氣』一詞，我一直不甚明白，直到日前讀《世說新語》，才無意中找到典故，〈言語第二〉第九十六則如下：『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後來﹐另一些朋友讀了那篇文章後﹐都不約而同地附和說﹕「以前的確很迷他。不過﹐已經很久未有讀他的文章。」

我這個拜陶傑做偶像的人﹐當然很不明白他們的說話。

記得有天在課堂裡﹐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有點感嘆地說﹕「近來﹐大家都稱我做『才子』﹐似乎是都不曉得『才子』為何物。他們讚我寫得一手好文章﹐實在有點見笑。我寫的中文﹐只不過是最普通﹑最淺白的中文。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寫得出來的中文。假如『陶傑』就代表文筆好﹐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是『陶傑』。因為那些『好文筆』是一個中國人最起碼要做到的事。」

聽罷他的話﹐我更愛這個男人。我恨自己不是一個女人﹐不能跟他好好談一場戀愛。

忽然想起陶傑﹐因為《泰晤士報》報導﹐高院推翻了英國政府的決定﹐裁定九七年前退役的踞喀兵都應該享有居英權﹐都是英國公民。之前﹐英國政府只批准那些在香港回歸後﹐跟隨英軍將基地一起移到英國本土的踞喀兵﹐自動擁有居留英國的權利。對於那些在九七年前已經退役的﹐英國政府說﹐他們跟英國沒有任何聯繫。縱然他們曾經代表英國在世界大戰﹑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福克蘭群島等沙場上﹐跟敵人拼過你死我活﹔縱然他們都得過英女皇頒贈代表英勇作戰的維多利亞十字章。

恕我孤陋寡聞﹐除了陶傑外﹐我未聽過香港任何一個人曾為這些英勇地保衛香港的踞喀兵﹐講過一句好說話。

陶傑曾多次在《黃金冒險號》提及踞喀兵﹐讚揚他們是香港的真正精英。他寫道﹕「不必喝令他們『你要做好呢份工』，踞喀的民族基因，富有紀律和忠誠。踞喀護衞員站崗的熱誠風雨不改，無論你幾時下班歸家，他一身制服，永遠向閣下行軍禮。誰見過三更夜半在大廈的管理處打瞌睡的踞喀管理員，而且面前斜斜放一本馬經？踞喀的專業，來自高山民族的堅毅。」 他也曾寫道﹕「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在香港，最能實踐這個理想的，是前踞喀的護衞員。」

是讀了陶傑那篇關於如何挑選踞喀兵的文章後﹐我開始為以往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後來﹐在雜誌《私眼》讀到一個義務幫助踞喀兵的組織的籌款廣告﹐不容分說﹐便填好了那個捐款條文。

那天裁決後﹐《泰晤士報》社評說﹕「我們終於可以改正我們最大的錯誤。」

讀著那一大版的報導﹑那一篇社評﹐我怎能不想到陶傑﹖

或許﹐是我杞人憂天。不過﹐讀著近來香港的一宗新聞﹐心裡老是有點不自在﹐很想找個機會吐一吐。

當然﹐也記得老友早陣子一番說話﹕「......在外地不能感受到這種氣氛，所以隔空寫的評論難免引來爭論。」我承認﹐對於這件事情﹐我所知不多﹐亦沒有多找資料深入了解。可是﹐我這個想法﹐也有點值得深思的地方罷。因為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西方人所知道的。

這幾個星期﹐翻開報紙﹐都是銀行危機的消息。還不曉得會持續多久。

世界上似乎已沒有間銀行是個安全島。著實很可怕。銀行再不相信同業。大家都只管把流動資金自行藏起來﹐留待自己使用。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對方是否穩健﹔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對方是否還能夠開門營業。在這樣的金融環境底下﹐「信用」已經完全破產。當銀行不再借錢給予同業的時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人能夠向銀行借錢。沒有了這些「CREDIT」和「DEBIT」的數字遊戲﹐經濟活動將完全癱瘓。沒有一個行業會是例外﹐沒有一個人能夠躲避得了。世界步入大蕭條﹐可以預期。

我當然還希望會有奇跡出現。不過﹐每天翻著報紙﹐讀著一間又一間銀行可能會倒閉的消息﹐再樂觀的人也應該知道﹐奇跡不可能奇跡地出現。

在這灰暗的不能再灰暗的時候﹐每天的娛樂竟然是競猜下一個傳出會有銀行倒閉的國家。雷曼兄弟結業後﹐此間的莊家已經開了盤﹐讓大家猜估誰是下間倒閉的銀行﹖幸好﹐匯豐還是最大冷門。是一賠八十罷﹖心裡有點安慰。

是早幾個星期罷。我知道﹐在香港有人因為在網上發放東亞銀行倒閉的傳聞﹐給警察拘捕﹐並遭落案起訴。在一大堆銀行可能結業的新聞裡﹐讀著這宗來自香港的新聞﹐實在有點不安。

香港似乎真的越來越跟紅色中國接近。也越來越跟西方疏遠。

在歐洲﹐幾乎每天都讀到有銀行傳出倒閉的消息。上星期﹐為了應付有銀行立即結業的突發傳聞﹐愛爾蘭政府就通宵達旦地研究出一個挽救銀行體制的措施﹐在銀行開門前宣佈﹐政府會保障所有存款。不論金額。防止了一次可能出現的恐慌擠提。

無疑﹐愛爾蘭政府這個決定﹐引起了其他歐洲國家不滿。尤其是英國。因為正如《泰晤士報》所言﹐在那個傳言後﹐愛爾蘭的銀行成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存款地方。由於都有了愛爾蘭政府擔保﹐估計這個措施將吸引許多資金流入。後來﹐希臘和冰島也在有傳聞國內有銀行可能倒閉後﹐傚法了愛爾蘭。

想不到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傳出有銀行可能結業的消息﹐不但不會替香港在危機裡製造一個機會﹐甚至讓世界感到這個回歸中國超過十年的城市有點教人可怕。原來﹐香港警察的力量跟那些共產國家裡面的秘密警察一樣強大。便是有丁點數據支持﹐發放擾亂社會安定的消息﹐就是一宗罪。更何況最終東亞銀行還能夠開門營業。

可能﹐我的確是杞人憂天。不過﹐假如在網上發放東亞銀行可能倒閉的消息有罪﹐報社獨家分析某間公司財政有危機﹑記者報導政府庫房入不開支等等﹐同樣會是能夠入罪的事情。

想到這裡﹐心裡面就很不自在。

無疑﹐我畢業的中學不是一所我理想中的中學。她沒有一點歷史﹐在社會裡也沒有一點名聲﹐直至現在﹐還沒有一個畢業生的名字是響噹噹的人物。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中學時候最教我後悔的事﹐不是沒有把握候初中時那個可以離開那所學校的機會﹐而是沒有跟我那一班我捨不得不一起長大的老友﹐好好地競選學生會。或許﹐只要我們努力一點﹑成熟一點﹐我們便可以贏得那次選舉。

那是我唯一可以改變那所學校的機會﹐可是﹐錯過了。

老實說﹐可能由於沒有什麼歷史傳統包袱﹐學校倒是十分自由開放。校方會聆聽學生的意見。仿彿建立起學校的名聲﹐是大家的共同願望。當然﹐那都拜一群熱心﹑有魄力的老師。

學校自由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學生會那個組織。凡是學校的學生﹐便可以自行組閣參選﹐然後由全體同學一人一票地選出新一屆的學生會。校方只是從旁協助安排選舉事宜﹐例如調動課堂安排﹐以至上課日子來遷就﹐從來不會多發一言。學校介入﹐就只在沒有人參選﹐或者單一參選內閣給大多數學生反對時發生。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成長﹐我怎能忍受現在香港的選舉制度﹖有時候﹐我會想﹐我這所中學不過是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學﹐況且香港還實施九年免費教育﹐真的不明白何解還會有人不支持立即普選﹐容忍得了自己的權利受到剝削﹐接受得了那些廢話解釋。

會考放榜後﹐經過一輪討論﹐我們都意識到是時候為同學做點事情﹐於是便決定組閣參選。或許是我們那一屆特別標青﹐我們這班準中六學生竟然組織了兩個內閣﹐角逐學生會的職位。那是十年內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於是﹐競選氣氛異常熱烈。那個夏天﹐也就異常忙碌。開學後﹐每天也在學校逗留至深夜。直至九月尾的選舉日。

縱然最終我這個內閣輸了﹐那也是一個難忘的經歷。難忘得現在偶然回想﹐也會為當年沒有好好盡力而後悔。我知道﹐我沒有盡全力。不過﹐自升中後﹐我已經不會再盡全力去做每一件事。因為我不希望再次承受小學畢業那個夏天的痛楚。拿著教許多人羨慕的成績﹐依然未能派到自小便心儀的那所中學去﹐的確傷得我很深﹐在我的心靈留下了一個永不磨滅的烙印。設計那個荒謬升中制度的官員﹐可曾知道他們會傷害許多小孩子的心﹖可曾明白他們會影響多少人的人生價值觀﹖

我是過早認識這個世界最真實的一面。

我經常記起組閣初期的會議。因為當宣佈政綱後﹐剩下來的就是那些仿彿無止境的體力勞動選舉宣傳活動。只有組閣初期的會議﹐方是選舉學生會的精華。那是我們尋找方向的時候﹔那是我們實踐理想的時候。

我希望改變這所學校。歷史﹑傳統﹑畢業生等﹐都不是可以變更的事實﹐不過﹐我知道﹐我至少可以讓她外表上變成我心目中的那種理想學校。我提議早會改用英文宣讀。最好學會壁報﹑橫額全都改用英文。多辦一些聯校活動﹐如跟隔鄰女校一起舉辦聖誕舞會等。

SNOB﹖那是當然的了。誰教我們沒有歷史傳統﹑社會名聲和有頭有面的畢業生﹖要在社會虛幻的意識裡﹐製造一個名校的假象﹐單靠每年都有公開試考得STRAIGHT As的學生是不足夠。正如每一個女生都要化妝。有人需要濃一點﹐有人需要淡一點。我們這間中學﹐就是需要多點化妝以補救先天的不足。

不過﹐當然﹐當年我提出那些建議﹐更大的原因都是為了靠那濃妝艷抹﹐淡化我心裡面那道永不磨滅的疤痕。

可惜﹐我錯過了那一個唯一的機會。

早陣子﹐陶傑在其《壹週刊》專欄裡﹐談到母校小學﹐憶起勞倫詩《戀愛中的女人》裡面一段動人的章節。他寫道﹕「女主角烏蘇拉，長大後回到她從前讀書的母校參觀，浮想連篇，百感交集。烏蘇拉回母校的一段，是英國現代文學最美麗的篇章。在英國我讀到這一段，深受震動。回到香港，在一個晴天的夏日，我也悄悄摸上大坑道走進真光小學校舍。」

讀著那篇有點漂亮感人的文章﹐我竟然在都柏林想起了自己那間中學。自畢業後﹐好像從來未有回去走過一趟。

我其實不大喜歡這所學校。直至現在﹐也不大敢於在別人面前提起她的名字﹐只道就在何文田那邊。因為那不是間有點名氣的學校。沒有歷史﹐亦沒有出過什麼響噹噹的名人。唸著那個又長又不好讀的名字﹐我總是想起一群鄉下人跑到香港發財後﹐便立品為下一代興建所學校。

升中的時候﹐望著自己的讀書成績﹐的確沒有想過不能給派到那所自小便心儀的中學。當然﹐更加沒有想過最後會派到這間我放在第七志願的學校去。

香港那荒謬的升中制度﹐使我提早認識到這個世界最真實的一面。原來﹐際遇比努力更加重要。看著班裡考第尾的同學能夠到我的第一志願升學﹐我首次知道﹐便是自己如何努力﹐考得眾人皆羨慕的成績﹐最終還是要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方有效用﹐至為實際。自那時開始﹐我便不再相信「人定勝天」這句謊言。全拜香港教育﹐我變得早熟﹔也拜香港教育所賜﹐我變成一個沒有理想的小伙子。

直到現在﹐除了說是上天作弄外﹐我還是不能解釋我何解不能入讀那間在何文田附近的傳統男校。

小學畢業的那個夏天﹐的確是我童年裡面最不愉快的一個夏天。可是﹐同時候﹐我也不希望它太快完結。甚至最好不會完結。在我那細小的腦袋裡﹐我跟自己說﹐只要暑假無限延長﹐我便不用做那間中學的學生。

自高小起﹐我都視升中為我燦爛人生的首個關卡。我都要跟父輩一樣﹐憑著自己努力﹐考進一所出名中學﹐然後到名牌大學讀書﹐畢業後﹐成為社會翹楚﹐為提高家族地位﹐壯大家族名聲﹐盡點綿力。這當然是一個愚公移山的工程﹐不是一﹑兩代人可以完成的事情。每當看到父輩造出來的顯赫成績﹐我便告訴自己﹐這個家族向上爬的偉大工程﹐決不能毀在我的手裡。

這一切一切﹐都要打從中學開始。因為﹐到社會打滾後﹐有些事情是要在名氣響噹噹的中學讀過書方能做到的。學校的名聲和歷史﹐能夠給你解決許多問題。許多那些在普通中學畢業的人不能解決的問題。

是有點SNOB。不過﹐這是社會經濟的原動力。至少﹐這是香港社會經濟的原動力。我喜歡稱做「UPWARD MOBILITY」。

所以﹐升中的那個夏天﹐我整個天空的確塌了下了﹐在我的心靈造成了一道永久的傷痕。尤其﹐當家族同輩都考到了世界各地的名校去。其中﹐包括伊頓公學。我卻連香港一間傳統名校也考不進。雖然我該是讀書成績最好的一位。

無疑﹐我曾放棄了一個機會離開這所中學。那是因為認識了一群很要好的老友。一群我捨不得不跟他們一起成長的老友。不過﹐這都是後話。

學校的名字﹐始終在我的心靈留下了一個陰影。一個擺脫不了的陰影。

[按﹕週末有美遠道相伴﹐此欄自然暫停三天。七日(香港時間)再續。]

電影《ONCE》裡面﹐有這樣的一幕﹕一群東歐人圍在一起追看電視劇《FAIR CITY》。他們說﹐那是為了學習英文。

去年﹐我是錯過了這部有點窩心的愛爾蘭電影。於是﹐聖誕回港渡假的時候﹐便托阿丹給我弄來一張DVD影碟。她當然沒有令我失望。正如張專在《香港﹐有幾香》裡寫道﹕「恕我孤陋寡聞﹐我還沒有看到一個地方的DVD出版﹐有內地盜版DVD這樣的專業和齊全。」便是愛爾蘭小本製作﹐對阿丹而言﹐也沒有什麼難度。莫忘記﹐那時候﹐《ONCE》還未在奧斯卡拿到獎項。不過﹐在紐約文化圈子裡﹐倒曾引起一陣哄動。

影碟上有個中文名字﹐叫《曾經擁有》。我不知道這是否電影在香港電影院上映時的名字﹐假如這部愛爾蘭電影曾經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上過畫。故事很簡單﹐是一對在都柏林生活的男女的音樂旅程。男的是個愛爾蘭人﹐女的則來自捷克。

那一幕戲裡面的東歐人﹐就是那個女的同屋。正當男女主角聊著天﹐他們就突然擁進客廳﹐扭開電視﹐收看愛爾蘭電視臺製作的肥皂劇《FAIR CITY》。那是一套《季節》般的電視劇。全年近乎無休地﹐每晚八時正在電視播放。所謂「FAIR CITY」﹐就指都柏林。那是一班人在愛爾蘭首都的生活故事。

我沒有追看《FAIR CITY》的習慣。我本來就不大愛看電視。況且﹐畢竟做了超過兩年《泰晤士報》的忠實讀者﹐我越來越覺得英國的一切都是世上最好的。於是﹐便是要看電視肥皂劇﹐英國的製作《EMMERDALE》﹑《CORONATION STREET》和《EASTENDERS》﹐才是我的選擇。

身邊的人裡面﹐也沒有一個會追看《FAIR CITY》。公司裡有幾個愛爾蘭女生﹐他們追看的﹐是《CORONATION STREET》。無疑﹐大西洋這一邊的電視肥皂劇都有點婆媽。可是﹐大家都覺得﹐《FAIR CITY》是婆媽得教人很難忍受。

所以﹐看著那一幕東歐人圍在一起追看《FAIR CITY》的戲﹐我不其然笑了出來。原來﹐愛爾蘭電視臺依然每天流水作業般製作這部電視劇﹐不是什麼民族主義使然﹐去壓倒英國文化的入侵﹐乃是為了替新移民製作一個又一個的良好語文教材。

我同意﹐看電視劇確實是一個很有效學習語文的方法。

在都柏林﹐我認識到一些馬來西亞華僑。他們本來都只懂得國語。他們能夠跟我用粵語溝通﹐都拜無線電視劇所賜。他們說﹐他們都是看無線電視那些劇集長大的。

其實﹐也不用說其他人﹐便是自己﹐亦是透過看電視劇來學習英文。不過﹐我看的不是那些婆媽肥皂劇﹐而是那套英國人自己嘲笑自己的《LITTLE BRITAIN》。去年聖誕回港時﹐我也托阿丹給我找來全套這部英國廣播公司的製作。

跟許多香港人一樣﹐縱然接受的是英國殖民地的教育﹐不過對英國人的口音倒不大熟悉。甚至很不習慣。當然﹐對他們的日常用語﹑俚語亦沒有認識。因為課堂裡的聆聽訓練﹐播放的都是那些字正腔圓的英文。裡面也沒有混上什麼日常用語﹑俚語。於是﹐到真正去到彼邦生活後﹐發覺那些課堂理論完全在實際應用上派不上場。因為週邊的人講的英語都不是那樣的。香港學校裡教導的﹐都止于新聞報導和公文上面。應用程度實在有限。

《LITTLE BRITAIN》的確是一套很好的學習英語教材。因為不但能夠學習英國不同地區的口音和俚語﹐更能夠學習英國人自嘲的文化。可惜﹐在萬事都要政治正確底下﹐香港人是無緣在電視臺收看到這套製作。裡面有太多太多種族歧視的題材。

原來﹐我又在沙發上睡著了。

揉著惺松的睡眼﹐望出窗外﹐天空依然一片黑暗。客廳和廚房的燈正亮著。拾起丟在地上的電話﹐放回到電話座的時候﹐赫然想起墮進夢鄉前﹐我是剛放了個即食麵到沸水裡面。立即跑到廚房去。

整窩麵已經煲乾了。一丁點水也沒有。望著那大塊變了焦黃色的麵餅﹐有點溶爛地緊貼著窩身﹐我有點懊悔。那是屋裡最後一個日本即食麵。還要多待一個月﹐才能到倫敦比卡地利廣場那邊的日本超級市場補倉。我該煮個辛辣麵。上星期﹐到了都柏林那間聲稱售賣世界不同食物的店逛。裡面有辛辣麵。

想像著這個日本即食麵本來的味道﹐有點混亂的腦袋再次接收到肚餓的訊息。我決定不浪費。正要從廚櫃找來雙筷子﹐看到了微波爐顯示的時間。

竟然是凌晨三時半﹗

我開始強逼自己那個有點昏脹的腦袋倒一倒帶﹐艱難地回憶墮進夢鄉前的每個片段。

原來﹐我躺在沙發上睡了足足兩個小時。

我是跟同事一起乘最後一班火車回到市中心。回到住所﹐該是凌晨十二時許。匆匆洗過澡後﹐記得整個晚上還沒有吃過點東西﹐只是不斷飲酒料天﹐似乎有點不大健康。便走到廚房﹐放了一窩水﹐準備弄個即食麵吃。我的健康生活其實很簡單﹕每天吃三餐。

然後﹐就是母親來電。平常時候﹐她倒不會在星期五夜晚給我撥個電話。都怪妹妹這個週末跟同事一起跑到了德國遊玩。

印象中﹐母親該說過許多許多話。我應該也有回應﹐並不是「一言堂」。不過﹐內容是什麼﹐已經完全記不起來。是一絲也沒有。至於﹐接下來發生什麼﹐亦沒有印象了。按邏輯推斷﹐該是倒在沙發上睡著罷。

還清楚記得的﹐是酒館裡的片段。

因為是發薪水的日子﹐於是﹐下班後﹐大家都跑到了公司附近的那間酒館去。在愛爾蘭﹐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五都是大家銀包有點腫脹的時候。所以﹐都要大肆揮霍一番﹐好讓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理由﹐下個月要繼續努力工作。

老實說﹐真的不知道飲了幾多品脫。只知道一杯下肚後﹐不是自己走出去替各人多買一杯﹐便是有人已經衝了出去替大家多買一杯。飲得多了﹐就更加豪爽﹐於是﹐也就飲得更多。一直沒停沒了。

雖然﹐大家都心知﹐外面的經濟環境已經有點橫風橫雨。

不過﹐酒還是要繼續喝下去。

早前﹐因為得到邀請﹐在朋友兄長婚宴上表演音樂﹐上司便決定請假三個星期﹐跑了到日本神戶去﹐也順便暢遊一下那個東洋的太陽國。那是她首次踏足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地方。

顯然﹐她很興奮。返回都柏林也近一個月了﹐她依然樂此不疲地跟人談論那一個旅程。她甚至罕有地把所有在旅程途中拍下來的照片﹐上載到了公司個人的檔案庫裡﹐供大家欣賞。畢竟﹐到日本旅遊﹐從來都是如此教人興奮莫名。

由於這陣子有極多跟她一起到都柏林以外其他郡的機會﹐便快速地去看看那些照片﹐好讓跟她在途中閒聊時﹐不至顯得太過沒有禮貌。她這樣興致勃勃地跟人分享旅途上的一點一滴﹐卻未有多加理會﹐是有點不近人情罷。況且﹐除了她的那位日本朋友外﹐我是另外一位她在出發前「咨詢」過意見的人。

那天﹐到隔鄰郡政府開會途中﹐討論完公事後﹐我們便不其然地又扯到了日本旅行這個話題。其實﹐我和她已經談過許多許多次﹐她在日本旅行的所見所聞。不過﹐很明顯﹐這是一個極有趣的話題﹐根本不會叫人厭倦。

因為才剛談了一會兒都柏林地下鐵路那個計劃﹐於是﹐上司便提及到東京的那些地鐵站和火車站。她說﹐她實在不能想像火車站竟然可以像東京火車站那樣龐大﹔她說﹐她實在不能想像一個火車站竟然可以容納得下三十多條線。

我當然不可能回以一句「未見過大蛇屙尿」。況且﹐我也不知道如何用英文把這句粵語傳神地翻譯過來。於是﹐我笑著道﹐那可是日本啊﹗在那個國度裡﹐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夠想像﹖我以為﹐世界上最具創意的民族﹐非大和民族莫屬。

聽到我這個有點答非所問的說話﹐上司就更加興奮﹐不斷大談她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從餐廳擺放在櫥窗的食物道具﹐到極度準時的火車地鐵服務﹔從那些快餐店的自動售賣機﹐到像把整座城市架空了的地下街。從她的語氣神態當中﹐我感覺得到﹐她在無窮回味那三個星期的旅程。我當然能夠答得上口。不過﹐就難為了同行的另一位同事。他的確就只有呆坐靜聽的份兒。也許﹐這些事情的確都不是愛爾蘭人能夠輕易想像得到。

上司很讚賞日本人的禮貌。她也說道﹐在火車地鐵月臺上劃上了記號﹐讓人清楚曉得列車停站時車廂門口的位置﹐知道在那兒排隊﹐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設計。這一次﹐我回應道﹐我們在香港也是這樣的。的確很方便大家排隊上車。至少﹐大家不會因為冤枉地站在兩個門口中間﹐便是比其他人早來到月臺﹐也擠不進車廂裡。

於是﹐上司問到香港跟東京是否極相似。我卻有點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只笑著說﹐都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不過﹐東京當然比香港大得多。便是那些地下街﹐香港的就絕對沒有辦法比擬。

我以為﹐這樣無聊的答案會停止上司追問下去。豈料﹐她繼續道﹐那麼﹐香港應該有更多的高樓大廈罷﹖

當我還在回憶的海洋裡﹐找尋一下銀座的圖片﹐來跟香港比較。我又聽到上司問道﹐我想﹐香港是跟東京一樣整潔罷﹖

似乎﹐我是不能再迴避下去。我記得﹐我是這樣回答﹐老實說﹐我實在不能講出另一個城市﹐比日本的更清潔整齊。香港也不過是世界上其中一個非日本的城市罷了。

就跟倫敦一樣﹖

倒是比英國首都清潔。

希望我的印象依然沒有多大改變。香港是依然比英國首都清潔。

在自由開放的阿姆斯特丹﹐我首次跟一個完全不相識的女生同床。因為才短短一晚﹐我並沒有任何要求。故任她選擇。最終是我在上﹐她在下。

我講的﹐是同一張碌架床。

這次到荷蘭首都去﹐倒是我首次入住那些青年旅舍。當然有點諷刺。我竟然到了這個稱不上做青年的年紀﹐才第一次在青年旅舍過夜。

我其實是一個比許多女生還要麻煩的男人。

我很怕跟陌生人共用洗手間。所以﹐每次旅行﹐我都要房間裡有獨立洗手間。去年﹐到西班牙去﹐同行兩個女生對住宿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意見。一個因公事關係﹐差不多每個月也要到那些窮鄉僻壤逗留一個星期﹔一個則習慣旅行時住在青年旅舍。於是﹐就只有我既嫌三又嫌四﹐多多要求。

所以﹐從來我都未住過那些青年旅舍。

可是﹐話得說回來﹐房間要有獨立洗手間﹐也不算一個很過份的要求罷﹖其實﹐除了這樣外﹐我沒有其他要求。

不過﹐上幾個星期到阿姆斯特丹去﹐倒遇上一些麻煩。

自老早趁航空公司減價買了機票後﹐我便不斷在網上尋找住宿。那是六﹑七月的時候。離出發日子還有兩﹑三個月。可是﹐我就竟然未能找到一間合意的旅館。這裡「合意」的意思﹐指房間要有獨立洗手間外﹐還指價錢。搬到歐洲生活後﹐我喜歡上閒來日子便週圍逛逛。因為有著這樣的一個壞習慣﹐住宿方面當然不能花得太多﹐否則很難維持這種「浪跡天涯」的生活。許多時候﹐一晚的住宿費就在三﹑四十塊上下。

一如既往﹐拿著這樣的標準﹐尋找九月在阿姆斯特丹的住宿﹐就是一無所獲。

其實﹐也不能這樣說。我的而且確在網上找到一些合意的。不過﹐許多都要求客人至少要住上三天。甚至更長。完全不適合我「浪跡天涯」的生活。我喜歡只在某一個地方小住一個週末。尤其正累積著年假留待到明年的這些日子。

直到八月尾﹐我依然未能找到一間旅館。我開始打算轉換機票﹐取消到阿姆斯特丹去。我知道有個朋友會在九月的時候到日內瓦公幹。我想過索性轉到瑞士去好了。可是﹐從都柏林到瑞士的航班都在下午起飛﹐亦不適合我「浪跡天涯」。

多翻尋找後﹐我最後決定在一間青年旅舍裡﹐訂兩個有獨立洗手間四人房間的床位。至少﹐那個洗手間不會多過房間裡面的四個人用。

因為才在荷蘭首都渡一個週末﹐我們很晚才到旅舍拿房間的鑰匙。

一如所料﹐房間裡擺放了兩張碌架床。兩個同房都未回來。不過﹐樓下兩張床上面都放滿了東西。地下也放了兩對女裝鞋。我們只好爬到上面的兩張床去。

臨睡前﹐我倒查看一下沒有順手鎖了房門。我怕睡得正甜的時候﹐兩個同房因為開不了門﹐大聲拍門。我倒沒有氣力從碌架床頂層爬去開門。可是﹐睡夢中﹐我是聽到有人拍門的聲音。不過﹐我並沒有多加理會。

早上起來﹐樓下兩張床都睡了兩個金髮女生。地下都是她們的衣服鞋襪。

我就是這樣首次跟一個陌生女生同床一個晚上。

我當然支持環保。因為我希望我的子子孫孫都能夠繼續在這個地球生活。不過﹐我承認﹐我的生活方式跟一個支持環保的還有一段距離。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喜歡上了到處旅行。幾乎每個月﹐至少總有一個週末不在愛爾蘭渡過。整個月留在這個島國的﹐兩年內不超過五個。畢竟﹐歐洲實在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因為到處都充滿著歷史﹐週圍都有許多講不完的故事。所以﹐當然要好好利用住在歐洲的方便﹐有空的時候便隨處逛逛。

這兒所謂的「方便」﹐除了指不用費太多交通時間外﹐其實更重要的乃是飛機航班有點廉宜。只要勤上網尋找﹐總能找到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機票。此間有個網頁﹐叫「SKYSCANNER」。只要選定好出發地點﹐便是沒有目的地﹑沒有日期和時間﹐它都能夠替你到每間廉價航空公司格價﹐幫你找到最便宜的機票。這實在是一個很方便的網頁。很方便我這些只想到處亂逛的人。

於是﹐我在歐洲的生活的確很不環保。我很清楚﹐乘飛機就像吸一枝上帝型的大雪茄，呼出來的二手廢氣，是環保的浩劫。坐飛機之不道德與虛妄，與吸煙其實等同。

可是﹐我有什麼辦法﹖我住在愛爾蘭。一個跟歐洲大陸沒有陸上交通連系的孤島。莫忘記﹐英國尚且有英法隧道接通。從愛爾蘭到歐洲大陸的國家﹐除了飛機外﹐別無他法。

這個說服當然有點魯莽。因為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還有船來往英國和威爾詩﹔在愛爾蘭南部﹐更有船隻開往法國西北部的BRITTANY。

可是﹐跟歐洲之星(EUROSTAR)比較﹐船始終不適合我這個喜歡到其他地方渡週末的人。從倫敦乘搭歐洲之星到巴黎﹐旅程不過三個小時。從愛爾蘭南部到BRITTANY﹐則要十一個鐘頭。況且﹐從都柏林出發﹐還要先乘兩個多小時的柴油火車往南部走。是否比乘飛機環保﹐有點見人見智罷。

那天﹐從阿姆斯特丹乘飛機會都柏林。在機場裡面的書店﹐發現了最新一期的《智慧生活》。那是一本季刊﹐係《經濟學人》的姊妹刊物。本來這就是我近年來最喜歡的一本雜誌﹐倚著書架匆匆翻過幾頁後﹐便決定立即買下來。

裡面有篇講到KRAKOW旅行的文章。那是一個我很想去的地方。因為我要去拜祭在那個集中營死去的靈魂。

在飛機裡﹐我讀到到另外一篇講旅行的文章。作者就是那個自稱做六十一號座位的男人。所謂的「六十一號座位」﹐就是指歐洲之星頭等車廂裡面的那個座位。因為那是他最喜歡的座位。他去旅行﹐最喜歡乘火車。

文章裡﹐他介紹了八條教人目不暇給的火車旅遊路線﹐分別是﹕瑞士ZERMATT到ST MORITZ的冰川火車﹑紐西蘭奧克蘭到威靈頓﹑紐約到三藩市﹑巴夫到溫哥華﹑格拉詩歌到MALLAIG﹑印度KALKA到SIMLA﹑南非CAPE TOWN到約翰奈詩堡和澳洲悉尼到PERTH。

我其實很喜歡乘火車。我真的很喜歡乘火車到處旅行。讀著那篇文章﹐我再次聽到內心的那一個叫喚。

只可惜﹐我住在愛爾蘭。

搬到歐洲生活後﹐每年聖誕﹐我都會返出生地渡假。每次﹐我也會帶一堆DVD影碟回來都柏林。裡面﹐有香港的製作﹐有荷李活的製作﹐也有英國﹑歐洲的製作。

兩年前﹐我帶回了一張林海峰的《發花癲》。因為朋友都說﹐很好笑。的確﹐很好笑。在那一年的時間裡﹐我應該放了幾次。獨在異鄉﹐每次想開懷大笑一番﹐都立即想起那一張影碟。況且﹐對於一些好製作﹐我從來都不介意重覆多看幾遍。

去年﹐在那大堆影碟裡頭﹐也有一張林海峰的。是《足否低噴飯》。香港的朋友再一次大讚﹐都喊好笑。不過﹐直至現在﹐都過了超過半年﹐雖然多番嘗試﹐我卻依然未能看畢整個TALK SHOW。當聽到那些現場觀眾放聲大笑的時候﹐我就依然在電視機前發獃﹐沒有發出一點笑聲。因為﹐我實在不太了解內裡的意思。我看得有點不大明白。

我想﹐似乎﹐我是已經跟香港的文化有點脫節。跟不上了。

最近﹐收到了兩張香港歌手演唱會的影碟。是李克勤和陳弈迅。都是我有點歡喜的香港歌手。看過這兩個演唱會後﹐我想起了林海峰在那個我看得有點不明白的TALK SHOW裡的一句話﹕「假如MADONNA來到香港發展﹐究竟她可不可以開一個港式演唱會﹖」

我發現﹐原來自己已經不能接受一個港式演唱會。因為演唱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以為﹐買票去李克勤那個演奏廳演唱會﹐是浪費金錢﹔我以為﹐便是花八百塊港幣去聽陳弈迅那個MOVING ON演唱會﹐也物超所值。我是開始不喜歡李克勤﹐我是越來越喜歡陳弈迅。

假如李克勤在那個演唱會裡有用三份一的時間去唱歌﹐那麼其餘三份二的時間﹐一半用來到處握手﹐一半用來講廢話。完成稱不上是一個演唱會。就因為要到處握手﹐跟現場觀眾打招呼﹑收利是﹐他根本沒有用心去唱每一首歌﹐根本沒有投放任何感情到那些歌詞上面。唱傷心情歌的時候﹐竟然依然笑容可掬。是比我們唱卡拉OK還有點不如罷﹖

至於陳弈迅則是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除了鳴謝的時候﹐停頓了一段時候外﹐歌與歌之間﹐完全沒有廢話連篇。他也沒有到處跟觀眾握手。就只站在臺上﹐為買了票進場的觀眾落力地表演﹑唱歌。他會傷心地唱傷心的情歌﹐他會大癲大肺地唱每一首快歌。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在唱卡拉OK。他是以職業歌手的身份﹐去為每一位聽眾唱歌。那才是演唱會。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一個以娛樂大眾做職業的歌手﹐是否只有開一個港式演唱會﹕到處握手﹐跟觀眾打招呼﹐大講廢話﹐才能夠受到大眾的歡迎呢﹖假如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正的話﹐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是註定沒有明星﹐只有小丑。大概跟林海峰所言「沒有藝人﹐只有病人」是同樣道理。

聽著陳弈迅在演唱會結尾時唱的那一首歌﹐我想﹐我的想法不算是有點孤僻罷。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嘴巴似支槍 哪誇張 其實極痕癢
每次我看見舞台 會令血管都擴張
歌曲太鏗鏘 要分享 來吧盡情唱
節拍太強 教人血脈沸騰 歡呼聲最響

一組擴音的喇叭 合成電子加結他
一套鼓 跟貝司 已經足夠盡情罷
聽到嗎 聲再沙 亦無礙我放聲罷
演唱會 等於演唱現場 不必多廢話

表演要驚險 坐飛毯 難道是成見
你要看哪個會在舞台夠膽踩鋼線
可知我偏偏愛驚險 難附和愚見
我有責任那時繼續唱 讓歌聲響遍天

青筋你都可看清楚 連熱淚流過
看看我 哪裡有別個及我喜歡唱歌
知音有幾多 我的歌 連續被重播
派對裡就似每晝夜我用米高峰切磋

興奮嗎 氣氛夠激昂嗎
隨便叫 隨便跳 這一晚可以盡情罷
聲音再沙 都足以享受嗎
仍是我 陳弈迅 開演唱會不多廢話」

別人說﹐尤其初次求職﹐一定要選擇大機構﹐因為大機構的制度穩健良好﹐昇遷的機會也比較多。

似乎﹐我是這個說服的信徒。自從象牙塔出來以後﹐無論在香港或愛爾蘭﹐都是在當地最大的一間顧問公司上班。規模小一點的﹐仿彿都看不上眼。

不過﹐也記得﹐丘世文曾經在其《明報》專欄《一人觀眾》裡寫道﹕

「事實上初做事的人如果肯選擇規模較小﹑歷史較短的機構做事﹐也許學習和昇遷的機會就要遠勝想像中大機構所能給予的。因為大機構的組織制度往往就是來得過份拘謹嚴明﹐任職其中的人只能因循既定的一切﹐而很難有機會透過摸索和創新﹐以求吸取更廣泛的實際經驗。」

對於這位前港大利馬竇堂的宿生的說話﹐我的看法是有點官僚的YES-AND-NO。那是因為﹐在香港的時候﹐我會說「YES」﹔在歐洲生活超過了兩年後﹐我會說「NO」。在都柏林﹐縱然公司是全國最大的那間顧問公司﹐裡面學習和昇遷的機會的確比想像中來得多。多得甚至讓人有點不能想像。

老實說﹐最近兩年的際遇﹐便是在香港那些規模較小﹑歷史較短的機構﹐也很難有機會遇上。每次回想當年給公司遞上辭職信前的猶疑不決﹐我都慶幸自己碰上了兩個可以信任的上司。兩個可以無所顧忌地盡情傾訴心事的上司。不約而同地﹐他們都鼓勵我到外面闖闖。

猶記得﹐其中一位跟我說過﹕「我相信你會更適合在外國生活。因為你不大像個香港人。老是單純地努力做好公司裡面每份工作﹐完全沒有一點香港人的黑暗面。甚至沒有一點機心。」直至現在﹐我還未弄清楚究竟這是否一個讚美。不過﹐有兩個人對我有著很重要的影響﹐他們甚至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一個是陶傑﹐另一個就是這位上司。

其實﹐除了起初跟他工作的一個月外﹐我都當他朋友。有什麼事情﹐都會找他商量。到外地去闖﹐當然不能不尋求他的意見。我也跟當時另一位上司談論過。至少﹐直到目前為止﹐他們也沒有點了一條錯路給我走。我亦很享受在歐洲的生活。

丘世文那個看法﹐無疑是從他的經驗得來。他那些在香港工作的經驗。

他以為﹐大機構難培植新進的人成為勇於獨立處事﹑長於創新應變的領袖﹐因為在大機構裡的官僚程序﹐大凡什麼重要的決策﹑困難的問題總得要層層上報請示﹐下級人員久而久之也因此養成慣於聽命候教的頭腦和心態。

這個問題﹐在都柏林實在不嚴重。可能因為他們老早就養成了獨立的性格。一方面不怕自行決定事情應付對策﹐另一方面也敢於讓下屬自己決定﹐然後責任一起承擔。就我所見﹐公司裡﹐聽命候教的頭腦和心態實在罕見。

不過﹐同時候﹐那些官僚程序也確實教我有點頭疼。也教我很討厭。

每次遇上電腦發生問題﹐打電話以至親自跑到電腦技術部﹐他們都不會受理。他們總是要我先到公司的內聯網填寫那張表格﹐然後由電腦分配誰來替你解決。於是﹐等到有人來看過究竟﹐往往就要花上半天。

最近﹐公司響應環保﹐把本來已經有點複雜的垃圾箱﹐變得更加複雜。縱然有許多電郵解釋每個垃圾桶處理的垃圾不同的地方﹐我開始不能在公司裡丟掉一件垃圾。因為實在有太多種類的垃圾桶了。少說也有六款。

這個十月將會很忙。

是忙於到不同的劇場欣賞不同的演出。因為這是一年一度的都柏林戲劇節。在那近三個星期的日子裡﹐愛爾蘭的首都將會有二十七套不同的戲劇在不同的劇院上演。

去年﹐我是很晚才知道這個國際盛事。於是﹐只能看了契柯夫的《萬牙叔叔》(UNCLE VANYA)﹑ALAN BENNETT的《歷史男孩》(THE HISTIRY BOYS)和EUGENE O'NEILL的《到夜晚去的長征》(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錯過了另外兩套契柯夫的作品﹕《伊雲諾夫》和《海鷗》。

未知是否跟CREDIT CRUNCH有關﹐今年的宣傳並不太多。走在街上﹐在火車站月臺等候火車的時候﹐都未看見戲劇節的海報。電視也沒有什麼廣告。不是偶然想起了去年那個教人賞心悅目的十月﹐我可能會就此錯過了這個很出色的戲劇節。

都柏林戲劇節當然很出色。也一定要很出色。畢竟﹐都柏林從來都是一個盛產劇作家的地方。從王爾德﹑蕭伯納到近來的費奧。仿彿這是一個不能沒有戲劇的城市。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都柏林戲劇節其實是不用做太多宣傳。甚至不用做宣傳。正如康城電影節一樣﹐自自然然會吸引世界上所有電影迷在五月的時候﹐跑到那個法國南部的城市去。他們每年更換記事本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五月的方格裡填上「康城電影節」這幾個字。

當年尾收到聯合國兒童基金的記事本時﹐我也要在明年十月的空格裡寫上「都柏林戲劇節」。國際盛事﹐從來都是要自己提醒自己的。因為這是世人的關注。去年﹐觀看《萬牙叔叔》的時候﹐坐在身旁的﹐就是一個從加拿大來的女生。她跟我說﹐她是專程放假乘飛機過來愛爾蘭﹐參預這個戲劇節的。我知道﹐她不過是眾多的一個。

那天﹐在公司裡﹐偶然記起這件事﹐便跑到網上查看今年戲劇節的日子。原來﹐又是十月初的時候。

匆匆地瀏覽過那個官方網頁後﹐我立即決定要看《魔笛》(THE MAGIC FLUTE)。那是一個南非製作。創新地把莫札特的名作﹐搬到非洲野生的國度去。介紹說﹐故事和樂章都照足原著。不過﹐演奏的樂器會改成非洲黑色大陸的樂器。讀著這樣的一個CROSSOVER﹐已經感到很吸引。

過了幾天﹐欣賞《理想丈夫》時﹐在劇院酒館裡找到了一本今年戲劇節的刊物﹐可以讓我細心看看有什麼我有興趣的節目。

原來﹐也有許多。

愛爾蘭國寶SAMUEL BECKETT便有兩套劇目上演﹕《初戀》(FIRST LOVE)和《快樂日子》(HAPPY DAYS)﹔HENRIK IBSEN的《HEDDA GABLER》﹔田納詩威廉詩的《CAT ON A HOT TIN ROOF》﹔卡謬的《卡里古拉》(CALIGULA)。還有兩套改編著名小說的劇目﹕是吳爾芙的《浪》(WAVES)和卡夫卡的《變形》(METAMORPHASIS)。

其實﹐還有一部改編著名小說的劇目。跟《浪》和《變形》不一樣﹐那是一部長篇。是費詩哲羅的《大亨小傳》。實在有點意想不到。竟然有人會改編這部長篇小說做舞台劇。那是一部超過七個小時的製作。從下午三點開始﹐直至晚上十一時。我很有興趣﹐不過也有點怕。

望著這些劇目﹐我怎能不花點時間安排一下﹖

冬天應該已經不遠。

近來﹐下班回家﹐入門口後第一件要做的﹐便是開燈。上個月﹐天空還要到晚上九時許才變得漆黑一團。當然﹐更不好提及六﹑七月的日子。那時候﹐便是過了凌晨十二點﹐眺望西邊﹐還能看到絲絲夕陽餘輝。

在淡黃燈光底下﹐讀著報上的電影評論﹐忽然想起﹐今年夏天原來沒有太多吸引我入場的電影上畫。因為近來﹐的確要花上點心思安排﹐方能看罷所有在電影院上映的好戲。畢竟﹐《泰晤士報》的觀察特別精闢獨到。猶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報社其中一個影評家在副刊裡寫道﹕「當晚黑越來越長﹑白天越來越冷﹐上映的電影就越來越好看。」

最近﹐在都柏林﹐除了要跑劇院外﹐還要趕去電影院。心頭都是一連串電影名字﹕冰島製作《JAR CITY》﹑巴西的《LINHA DE PASSE》﹑法國的《I'VE LOVE YOU SO LONG》﹑重新上演的《BADLANDS》﹑荷李活的《鐵金剛》﹑《RIGHTEOUS KILL》﹑《BURN AFTER READING》和《PINEAPPLE EXPRESS》。雜誌《智慧生活》還介紹了《TORPIC THUNDER》。不過﹐BEN STILLER的喜劇﹐我從來都不喜歡。

暑假﹐該是電影黃金檔期罷﹖可是﹐除了《蝙蝠俠》外﹐還是《蝙蝠俠》。當然﹐我是不明不白地錯過了兩部大家都叫好的卡通﹕《功夫熊貓》和《WALL E》。只是﹐相比下﹐這個夏天的確沒有太多教人提得起興趣的電影。

本來﹐還有一部。是舞台音樂劇改編的《MAMAMIA》。不過﹐讀過報上的影評後﹐我放棄了。那天﹐《泰晤士報》寫道﹕「這是荷李活的大型卡拉OK。完全破壞了整套叫人拍爛手掌的音樂劇。」在倫敦西區﹐《MAMAMIA》是一部經常滿座的舞台製作。

在西方﹐「卡拉OK」是一個貶義詞。在歌唱比賽裡﹐假如評判說參賽者唱歌像唱卡拉OK一樣﹐那是表示那位參賽者不過一般而已﹐完全沒有入圍的希望。跟香港不一樣﹐在此間﹐「K歌之王」和「K歌之后」都沒有市場。在電臺裡熱播的﹐也沒有一首是香港人所謂的「K歌」。

畢竟﹐動軋要花上上千萬美元去製作一張唱盤﹐歌手當然不能跟平常人一樣。他們都要得到萬民仰望。假如輕易地在街上便能夠找到一個人唱得跟那些歌手一樣﹐唱片公司何解還要花費大量金錢去替那些歌手做唱盤﹑做宣傳﹖他們都不是「星」。所以﹐我從來都很不明白香港樂壇的運作模式。假如說﹐香港唱片公司的老闆都是在洗黑錢﹐我會相信。除了這個原因﹐我實在想不到另外一個去解釋﹐為何他們每年都會花大量金錢投資在一些唱功跟許多平常人都一樣﹑甚至更差的所謂歌手上面。

談及《MAMAMIA》﹐便想起近來讀到的一篇報導。原來﹐明年起﹐亞洲也會舉辦一個類似「EUROVISION」的歌唱比賽。那是一個國與國互相較量的歌唱比賽。每個國家派出一個參賽者代表自己比賽。當然﹐那可以是一位歌手﹐也可以是一隊樂隊。然後由所有現場及電視觀眾投票﹐定奪冠軍。當中倒有一個規矩﹐就是不能投給代表自己國家參賽的那個單位。獲得最多國家支持的﹐便贏得比賽。ABBA就是在「EUROVISION」裡一舉成名。

誠然﹐我有點不能想像﹐當「EUROVISION」越來越受到質疑的時候﹐亞洲竟然會模仿舉辦。報導說﹐首屆會有十五個參賽國家。中國﹑印度和日本會是其中三個。

「EUROVISION」引起爭議﹐因為在歌唱比賽裡﹐大家都加入了政治成份。由於不能投票給代表自己國家的參賽者﹐於是﹐這個比賽變成了國與國獻媚眼的場合。今年的冠軍是俄羅斯。他們爆冷地贏得比賽﹐因為那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一窩蜂地投票給這個重新站在國際舞台的勢力。去年冠軍是塞爾維亞。那也是因為那些前南斯拉夫境內國家的關係。

比賽成為了東歐國家向鄰國表示友好的局面。一向尊重比賽方式﹐有著獨立意見的西歐國家都紛紛看不過眼﹐一起要求更改比賽形式﹐以阻止大家不顧參賽著表現﹐盲目地投票給友好國家的做法。英國廣播公司的主持知道今年比賽結果後﹐更宣佈從此不再主持這個節目﹐以示抗議。在英國﹐他就等於「EUROVISION」。

在這樣的氣氛底下﹐在歐洲東面的亞洲竟然宣佈舉辦同樣的歌唱比賽。其回響之大﹐將不能夠想像。更何況﹐有個參賽國家叫「中國」。裡面住上了上億名網上糞青。戰爭一觸即發。

有時候﹐真的不能不認老。

趁天氣還未變得很冷﹐上星期﹐我選擇到阿姆斯特丹渡週末。一個懶洋洋的週末。

畢竟﹐旅行都是個戶外活動。到了別的地方﹐卻要整天躲在室內﹐實在太沒有意思了。

不斷地在陌生的國度裡亂走﹐不斷地在毫不認識的地方裡亂跑﹐方能真正體驗旅遊的樂趣﹐也方能體驗得到當地人的生活。因為唯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擺脫那些所謂的旅遊景點。莫忘記﹐當地人是不會到那些刻意打造出來的旅遊景點去的。正如香港人不會到紫荊廣場﹐也不會到星光大道一樣。在那些旅遊景點裡﹐我們可以碰上世界各地的人﹐甚至遇上世界各地的文化﹐除了當地的人和事和物。旅遊景點裡的當地的一切﹐不過是當地政府希望向世人展示的假象﹐完全不真實。

當然﹐也得把話說清楚。這裡所言的「旅遊景點」﹐乃是那些為了吸引旅客的事和物。至於﹐那些充滿歷史的建築和地點﹐完全不在此列。因為歷史本身就是那個地方﹑以至那個民族的一部份﹐不是一個見錢開眼的社會所能創造出來的。更何況﹐一個只把旅遊看作一盤生意的政府﹐只會不斷破壞歷史﹐去建造一個又一個吸引旅客的景點﹐來向世人展示他們希望世人看待自己的假象。

於是﹐縱然之前未曾到過荷蘭首都﹔縱然只會在阿姆斯特丹短短逗留一個晚上﹐帶在身上的﹐除了一份地圖外﹐就再沒有關於這座城市的資料。

也記得一位朋友講過﹕「平常生活已經太多束綁了。在旅行的時候﹐不是該好好放任一下自己﹐讓自己隨緣碰上一些人和事和物。」我未曾跟她一起去過旅行。不過﹐聽其他朋友說﹐她就喜歡在市內漫無目的地隨處亂走﹐也喜歡任意跳上火車地鐵﹐隨心所欲地胡亂選一個站下車。

我是越來越同意這個朋友的講法。和做法。

況且﹐要真正享受自由放任的阿姆斯特丹﹐當然不能帶上任何拘束﹐也要擺脫旅遊書的枷鎖。

仿彿我是越來越任性。至少﹐另一個朋友是如此以為。但我不同意。因為「任性」是一個只能拿來形容年青人的詞語。我再不年輕。

在荷蘭首都的短短兩日一夜裡﹐我不得不承認我老了。

在那個可以合法抽大麻的國度裡﹐我竟然沒有膽量嘗試少許。我也不敢去吃一口那些迷幻蘑菇。

原來﹐無論我如何去擺脫﹐有些束綁和枷鎖是不能不帶在身的。因為除了離開這個世界﹐我們是不可能在年齡的旋渦裡得到解脫。到了我這個年紀﹐才跑去學抽煙﹑抽大麻﹐是會給別人看不起。於是﹐我只能繼續做一個所謂抗衛道德的人。

我老早錯過了做一天壞人的機會。現在是翻不了轉頭。

唯有都寄望我的孩子。

這個世界不需要我這樣的人。這個世界需要的不是一個好人﹐而是一個做過一天壞人的好人。望著我那沒出息的前景﹐我怎能不認老﹖

早陣子﹐我在這兒談到蘇真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也順帶提及蘇聯文學。教人發笑地拋了一輪書包後﹐我竟然有點大膽地道﹕「俄羅斯人的小說的確有著一些英語世界作品所欠缺的元素。」

後來﹐有人在這裡留言﹐提議我讀讀契柯夫的一個短篇《吻》。因為他希望跟我討論一下那個故事。

住所裡﹐有一本契柯夫短篇故事集。為蘇聯時期﹐莫斯科外語出版社的英文翻譯。早前從舊書店買回來後﹐匆匆讀過幾個出名的故事﹐便擱置了在一旁。畢竟﹐只是為了書裡面那句「PRINTED IN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並不是因為裡面的文字。難得別人錯愛﹐於是便立即從書架找回這本書。可惜﹐裡面共十六故事﹐偏偏沒有一個叫做《吻》。

也嘗試到書店找找。翻過了人人出版社和WORDSWORTH的兩本契柯夫短篇故事集﹐也未有看到《吻》這個故事。

最後﹐唯有求助於互聯網。終於讓我在一個聲稱上載了許多經典小說的網頁裡找到。我沒有在網上讀畢整個故事。因為我不大習慣﹐也不喜歡在網上讀書。我始終是一個傳統的人。我要實實在在地讀書。於是﹐便把那個短篇下載到電腦裡去﹐然後用打印機打印出來。

不過﹐經過一輪功夫後﹐我還是未開始讀這個別人提議我讀的故事。

因為﹐蘇真尼辛的兩本作品﹕《癌症病房》和《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我都在中途放棄了。

從來﹐英文翻譯的作品﹐我只讀企鵝的出版。因為我相信企鵝出版社的編輯。我相信他們聘請翻譯的眼光。一部出色的翻譯作品﹐摒棄了原文後﹐本身應該同時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企鵝出版社的翻譯作品﹐都是如此。

我也怕其他出版社會有些翻譯錯誤﹐損害了原文。

我承認﹐我那兩本蘇真尼辛的作品﹐都是企鵝的翻譯。未有整本讀畢﹐皆因最近我同時愛上了三位英國文學金花。她們是﹐DAPHNE DU MAURIER﹑IRIS MURDOCH和DORIS LESSING。

把這三位當代英國女作家稱做「金花」﹐可能會引起一些人誤會。除了DORIS LESSING外﹐其餘兩人早已魂歸天國。DORIS也是一位老人家。

我依然相信﹐俄羅斯人的小說的確有著一些英語世界作品所欠缺的元素﹔我也依然相信﹐企鵝出版社的翻譯作品是如何出色。不過﹐我是較喜歡那三位金花的文字。精煉和簡潔中﹐卻又有許多撩動人心的層次。

最近﹐在舊書店一口氣買了三本小說。三位金花各一本﹕DAPHNE DU MAURIER的《I'LL NEVER BE YOUNG AGAIN》﹑IRIS MURDOCH的《UNDER THE NET》和DORIS LESSING的《THE GOLDEN NOTEBOOK》。

所以﹐不得不中途放棄蘇真尼辛。也未能開始《吻》。

在都柏林生活﹐住所裡當然是英文書多過中文書。畢竟﹐在這個愛爾蘭的首都﹐我是找不到一間賣中文書的店。

其實﹐說找不到一間中文書書店﹐有點不大正確。因為當初來到都柏林的時候﹐住所附近的確有一間專賣中文書的店﹐叫做中華書店。店東是否中國人﹐我不大清楚。不過﹐裡面的售貨員都來自中國大陸。

有天晚上﹐百無聊賴下﹐我跑到那間店去逛逛。

盡是中國大陸出版的書。雖然對簡體字很反感﹐可是我也會讀中國大陸出版的書。以前在香港的日子﹐閒來也會跑到那些售賣大陸書的書店去。就是貪便宜。老實說﹐給朋友寫信的時候﹐一時貪方便﹐我偶然亦會用上些簡體字。假如因為這樣而罵我言行不一﹐我不會否認。不過﹐我依然認為﹐簡體字是破壞中華瑰麗文化的罪魁禍首。

看著書架上那些中國大陸出版的書﹐我竟然一本也沒有翻翻的興趣。印象中﹐都是些宣揚中國共產黨的書籍。或者是《誰偷走了我的乳酪》那一類型的書。只看到封面﹐讀到書的名字﹐就教人連打呵欠。完全不對味。

匆匆轉了一圈後便離開。自此以後﹐也沒有走過入內。過來幾個月後﹐偶然經過附近﹐發現原來書店已經倒閉﹐變成了一間中菜館。

所以﹐住所裡的中文書﹐不是朋友探望時候帶來的禮物﹐便是自己在香港渡假完畢後帶回來的。因此﹐數量當然不多。不過﹐也算有點少而精罷。至少﹐都是我喜歡的作家。

只是﹐老實說﹐我已沒有放太多時間讀中文書。

復活節時﹐到了多倫多探親。閒談間﹐舅母問道﹐在都柏林的日子﹐會否有些時候突然很想讀讀中文書﹖

搬到歐洲生活後﹐眼界無疑是大開了。因為多認識了許多英語世界的出色作家﹐所以根本沒有閒去掛念中文作家。況且﹐有位老友很有心﹐每個星期都會給我寄來陶傑和董橋最新刊登在報上的文章。實在未試過突然很想讀讀中文書。我記得﹐我是這樣回答。

早陣子﹐有位馬來西亞華僑還了些書給我。回到住所﹐正想把那些書重新放回書架上﹐我方記得﹐原來我有本余光中的幽默文選。於是﹐突然有點衝動想翻一翻這本書。

隨手一翻﹐便翻到了那篇《沙田七友記》。裡面有段寫喬志高的文字﹐其內容如下﹕「最使他感到興趣的三件東西﹐是新聞﹑翻譯﹑幽默。其實﹐這些是三位一體的﹐因為新聞不離翻譯﹐而翻譯也盡多笑話。」

好一句「新聞不離翻譯」。

早前上班的時候﹐在火車上﹐如常翻著《泰晤士報》。這份歷史悠久的英國報紙﹐每天都有三篇社評﹐佔上了一整版。不過﹐那天﹐整版裡面就祇得一篇社評。一篇長長的社評。題目是﹕國際最新秩序。

我讀了又讀。共讀了三遍。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愛上了翻譯。每逢遇上好的文章﹐我都希望立即把她們翻譯成中文﹐多讓些中國人開開眼界。那篇長長的社評﹐就是一篇我很希望翻譯成中文的文章。不幸地﹐就是遲遲未能譯得讓自己滿意。

假如有空﹐便到《泰晤士報》的網頁(www.timesonline.co.uk)去﹐找找八月二十六日那天的社評。或許﹐遲些時候﹐我們可以討論一下裡面的內容。

當全球目光早就集中到瑞士日內瓦的時候﹐香港傳媒終於姍姍來遲地跟香港人報導一下那個全球矚目的實驗。

在大家一起揭開人類歷史新一頁時﹐我跑到了雅虎香港的網頁﹐看看香港人是否已被世界遺忘。早兩星期﹐我在這個天地談及那個教人興奮無比的科學實驗。在香港生活的朋友都說﹐未有聽聞。電視和報紙都沒有報導。慶幸地﹐在九月十日這個重要的一天﹐《明報》和《星島日報》都有這個引發宇宙大爆炸的實驗的新聞稿。香港最終還能趕上世界前進的步伐。遲到總好過失約。

當然沒有想過讀了那兩份華文報紙的報導後﹐我會明白這個實驗究竟是什麼東西。畢竟﹐科學的知識﹐我從來都是靠英文認識。況且﹐我不相信﹐香港華文記者可以更淺白地解釋一下那是一個什麼來的實驗。在《泰晤士報》的圖文並茂下﹐我尚且不甚了解。要知道﹐在西方﹐報導科學新聞﹐不但至少要有一個科學學位﹐也要能夠用童叟皆曉的文字﹐把那深奧的理論表達出來。香港華文報社聘請記者﹐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不過﹐倒在《星島日報》讀了一篇《泰晤士報》沒有報導的消息。

那是霍金對這個實驗的看法。

在那短短的新聞稿裡﹐記者寫道﹐那位曾經瘋魔全港的物理學家用一百美元打賭﹐這個引發迷你宇宙大爆炸的實驗不能夠找到那個所謂「神的粒子」。

「神的粒子」是英國物理學家彼德希詩1964年的理論。他說﹐那就是物體所以有質量的原因。這個迷你宇宙大爆炸的實驗其中一個目的﹐便是要去證實彼德希詩的理論。

我承認﹐我對《星島日報》存著偏見。那是我最討厭的報紙。那天﹐不知怎的﹐讀著那篇新聞稿﹐便想起年初時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的一篇文章。雖然仿彿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他寫道﹕

「一個民族平時道德理論越多，越沉積成一種『文明』，其人性虛偽的層次就越複雜而陰森。以中國人的虛偽最精緻、透明、最為無處不在。

譬如，當一個華裔的導演在西方的影壇領獎，看看中國人的輿論，頭版頭條，歡欣得不得了：他『揚威國際』、『囊括奧斯卡三項大獎』，回到亞洲，叫『衣錦榮歸』，然後記者一窩蜂跟着，熱炒足有一月。可是，最近《色，戒》在外國的影展失利，中國人的傳媒用什麼字眼來報道：『金球獎揭曉，李安全軍盡墨』、『奧斯卡外語片入圍公布，《色，戒》捧蛋』。

『全軍盡墨』與『捧蛋』在中國語文裏，語氣激烈，有幸災樂禍之意。如果對修辭稍有研究，加一點佛洛依德的訓練，這等詞彙語帶輕蔑而雀躍，其中意味，是逃不過專家眼睛的。看見人家爬得那麼高，這回終於仆街了一次，華文報刊這種標題，難掩一名在遠東的編輯心中陣陣狠狠的快意。文人相輕，而且也有向其他讚頌過這部電影的人示威的意思：你把《色，戒》吹捧得那麼神，你看，現在洋人可不怎麼欣賞，你閣下的眼光如何？可認輸了吧﹖

中國人的虛偽，就精緻在這個層次：這個涼薄而不快樂的民族，兩千年來受到的禮教壓迫太重了，他們的嘴巴慣講愛國，說要敬愛自己的同胞，看見炎黃子孫的成就，四海之內皆兄弟，要分享一份血緣的光榮。但其實在見到同類失敗的時候，內心歡欣，難以名狀。這就叫中國式的虛偽。英國大導演希治閣，生平參選奧斯卡無數，沒有一次得過獎，查查英國報紙的檔案，從知識份子的《泰晤士報》到流氓的《太陽報》，有沒有用過類似的大標題：Oscar Results Announced. Hitchcock got Nothing，或者Hitchcock Gets a Big Egg？」

說《泰晤士報》沒有報導霍金對實驗的看法﹐其實有點魯莽。因為那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確實有提及過。只是﹐他們的手法﹐跟《星島日報》有點不同。

《泰晤士報》用上了一整版來寫霍金和彼德希詩的個人恩怨。報紙說﹐霍金曾用一百美元打賭﹐神的粒子並不存在﹔彼德希詩則當眾表示﹐霍金的理論完全不正確。於是﹐這個在日內瓦舉行的實驗﹐就是這兩個物理學家決鬥的場合。誰贏了這一場﹐誰就能肯定獲得諾貝爾獎﹔誰敗了這一場﹐誰的理論就可能要化成灰燼。

很刺激罷﹖

我老是以為﹐這份媚共的報紙希望這個實驗仆街。因為香港人﹐尤其那些達官權貴﹐曾經一窩蜂爭相出席霍金在港的演講。至於﹐那個彼德希詩則完全沒有看過香港和中國一眼﹐只留在英國弄孫享樂。

莫忘記﹐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大家常言﹕親疏有別。

無疑﹐我越來越聽得清楚倫敦的召喚。因為那召喚是越來越大聲。

那天下班﹐突然有預感會找到一張《無人地帶》的戲票。下了火車後﹐便直奔劇院。那是一間離開住所五分鐘路程的劇院。

畢竟﹐我不是女人。我那所謂預感﹐說穿了﹐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想像。望著票房旁那條樓梯上的人龍﹐再次肯定了我這個男人沒有什麼第六感。

人龍其實不算很長。還不過十個。他們都不是排隊買票。因為理論上﹐他們根本沒有票可以買。所有《無人地帶》的票都已售罄。這是電腦告訴我的。我嘗試過不理會日子和時間﹐就是不能找到一張票子﹔電腦就是說﹐不能找到一個座位。

我很失望。我埋怨演期太短﹔我埋怨劇院太小。這部HARROD PINTER的名劇竟然只在一間才得百多個座位的劇院﹐上演不過一個月。HARROD PINTER是英國戰後最出色的一位劇作家。

當然﹐我得承認﹐我是有點晚才努力去找張票。大約兩個月前﹐便知道GATE THEATRE會上演這部戲。可是﹐實在沒有想過會如此受歡迎。遲遲未有到票房去﹐或者到網上預訂。

不過﹐誰會埋怨自己﹖

依然有人在票房門外輪候﹐因為有時候訂了票的人會臨時決定不出席﹐劇院便會重售那張票。當然﹐這樣的情形並不常有。更何況這是一套人皆讚賞的製作。誰會捨得放棄那得來不易的票﹖人龍雖然不長﹐可是除非可以排在頭兩位﹐待在那兒等候根本就等於浪費時間。其實﹐排在頭兩位跟浪費時間也沒有太大分別。

既然專程來到﹐不妨查看一下其他場次還有沒有一張票。在這個科技世代﹐我依然不大相信電腦。因為電腦還要受到人類控制。

聽罷我的問題﹐坐在票房裡面等候人們領取票子的那位女生指著旁邊的那條人龍﹐微笑著跟我說﹕「唯一機會便是早點來到這兒輪候。或者會碰上有人放棄買了的門票。」

正要離開﹐忽然聽到那位女生隔著玻璃叫喚我。我轉過頭﹐她便對我說﹕「差點忘記了。今天早上﹐劇團決定在下星期三加開一場日場。你是否有興趣﹖」可是﹐我記得那天下午是每月例會的日子。於是﹐只好搖著頭﹐向她道聲謝。

上週末﹐在阿姆斯特丹等候飛機的時候﹐看到了最新一期的《智慧生活》﹐便立即買下來。最先翻到的﹐依然是雜誌編輯對未來三個月裡面的書﹑展覽和舞台劇的推介。

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赫然發現﹐原來這套《無人地帶》在都柏林上演完畢後﹐將會原班人馬跑到倫敦去。跟在愛爾蘭首都不一樣﹐在英國的首都﹐這部劇將會上演至少三個月。從十月中到明年一月初。

我應該不會再錯過罷。未來三個月﹐我至少每個月都有一個週末在倫敦。當然﹐我還要抽時間觀看JEFFREY ARCHER極力介紹的《PIAF》。顧名思義﹐是一部講法國歌后EDITH PIAF一生的舞台劇。那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說﹐它將會囊括明年所有舞台劇的獎項。眾所週知﹐JEFFREY ARCHER是我喜歡的一位作家。

想到這裡﹐耳邊那倫敦的召喚就更加大聲了。

早陣子﹐跟一位香港的老友在電話裡聊天。

也許﹐是忍受不了我的語無倫次﹐他不得不出聲道﹕「你不是說過不喜歡在大城市生活嗎﹖」

我一時無言。的確﹐我以為自己是不喜歡大都會的生活。我經常對人言﹐佛羅倫詩是我最喜歡的地方。頓了一頓後﹐我回答道﹕「我只是不喜歡大城市的生活。我還是喜歡住在城市的﹐未想過會搬到鄉村去。畢竟﹐我是在香港長大。」

我不能想像在鄉村郊野生活。雖然我老是嚷著討厭人多車多得地方﹐搬到都柏林﹐我還是選擇住在市中心。曾作客朋友在郊外的家居。夜晚離開的時候﹐我都是這樣的一句﹕「我真的是一個城市人。這兒太靜﹑太黑了。我有點不自然。」方圓百里內都沒有一間商店﹐街道上也沒有一盞街燈﹐我實在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去習慣。

老友似乎看到了我說話裡的破綻﹐咬著不放﹕「不﹗你不是不喜歡住在大城市。只不過是還未有機會罷了。你根本就很渴望搬到大城市去。」

我又沒有辦法立即應對。因為腦海裡湧現了許多想法。

他倒是看穿了我的心。

我記得﹐上星期的一個工作天﹐正在煩惱地如何回答承建商的一封來信。忽然﹐很想吃一碗越南生牛肉河粉。幻想著那可口的味道﹐我整個靈魂都好像離開了自己的身軀。

其實﹐搬到愛爾蘭生活後﹐每次在公司工作得有點疲累時﹐我都會想到一些食物。有次開會期間﹐我突然想吃碗涼粉﹔有次讀著一大份報告的同時﹐腦海裡就只想著韓國石頭飯。印象中﹐牛腩河﹑魚生都曾經無緣無故地飄進過本應很繁忙的腦袋裡。

想像著那一碗生牛河﹐我又很想給調到倫敦去。假如我在英國的首都﹐下班後﹐我就可以到東倫敦那一間越南餐館﹐真真正正地吃一碗生牛河。在都柏林﹐我就只有繼續想像下去。因為便是花得起錢﹐在愛爾蘭的首都﹐也找不到一間正宗的越南餐廳。

想著想著﹐我發現﹐原來自己也有兩個月沒有到倫敦逛逛了。我想﹐石頭飯和魚生﹐將會很快便在腦袋裡出現。

突然間﹐聽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抬頭一看﹐原來﹐是其中一個香港地鐵派過來的人。他跟我說﹐他們整個九月都會留在倫敦那邊。我有點口不對心地回答道﹕「很讓人羨慕。倫敦確是個好地方。」

對於自己的回答﹐我也有點詫異。難怪他們不相信我說都柏林的生活不苦悶。

「或者﹐你講得沒錯。我是在等候機會搬到倫敦去。也想過紐約。假如我的法文突然有大進步﹐我也想搬去巴黎。」在電話裡﹐我放棄替自己辯護。因為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

原來﹐對我而言﹐都柏林﹐不過是跳到世界去的一塊踏腳石。

也許。

也許是此間的生活始終沒有香港的那麼多姿多彩﹐早陣子﹐我竟然乖乖地在晚上九時半﹐扭開電視﹐收看愛爾蘭電視臺的一個特備時事節目。一個談論這個島國上面食水問題的節目。

我其實甚少看電視。平均每天不過一個小時。有時候﹐甚至整天都沒有扭開過這部很多人以為很偉大的家庭電器。我看電視﹐不外乎觀看足球比賽﹐或者新聞報導。至於其他﹐我真的沒有多大興趣。記得有人說過﹐「看電視是最差的浪費時間的方法。」基本上﹐我很同意。

不過﹐偶然從廣告知道了那個節目後﹐便決定少寫一天這個專欄﹐坐在電視機前面收看。

裡面談到了愛爾蘭食水的兩大問題﹕量和質。首都都柏林就面對著「量」的問題﹔其他地方﹐尤其西部地區﹐則面對著「質」的問題。

愛爾蘭首都將會嚴重缺水﹐我其實有點清楚。因為我的公司就是都柏林市政府的顧問﹐負責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雖然那不是我負責的項目﹐不過﹐從平時跟同事的閑談對話﹐也略知道一二。

我們正研究如何從愛爾蘭西邊的那條SHANNON大河﹐運水到東邊的都柏林。同事說﹐已經制訂了近二十個方案。我看過那些圖則。完全是測試色盲的圖表。在每條路線方案一種顏色底下﹐同事快沒有顏色可以使用。

那個節目播出後﹐我發現﹐身邊的人全部都有收看。大家碰面﹐都少不免談到節目裡面提及的一些事情。

無疑﹐這是因為我的生活圈子比較小。認識的人﹐幾乎都是因為工作關係而認識。不是同事﹐便是別公司的人。或是來自政府那邊的工程師。大家都有收看那個電視節目﹐似乎可以理解。畢竟﹐都是搞水務工程的人罷。

可是﹐我得講清楚﹐我其實很意外﹐我竟然會收看那個電視節目。

從來﹐只要離開了公司﹐對於工程上的一切﹐我都沒有興趣了解和知道。我不會追看新知臺那個叫做《MEGASTRUCTURE》的節目﹐我也不會在旅行時刻意留心一些特別的工程設計。對於我來說﹐工程只是謀生的器具。公餘時候﹐我自有其他興趣。總之﹐不會觸及一點點關於工程的地方。因為我要得到解脫。

想不到﹐搬到歐洲生活後﹐我竟然變了。至少﹐我開始變了。

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緣故。

我會收看那個電視節目﹐只因我知道週邊的人都會收看。他們不是對工程﹑對自己的工作很熱衷。他們只是很關心自己的社區﹑自己的國家﹐希望利用自己比別人多一點的知識﹐去改善自己的社區﹑去改善自己的國家。

是他們讓我首次認識到工程師的意義。

近來﹐在英國﹐最受人關注的新聞﹐該是那個對七名穆斯林的審訊。

兩年前﹐蘇格蘭場根據線報﹐成功破解恐怖份子企圖利用液體炸彈襲擊飛越大西洋航班的計劃。自此以後﹐所有飛機乘客攜帶液體份量都有限制。不過﹐經過五個月的審訊﹐花了近一千萬英鎊去調查後﹐縱然有著六名穆斯林行動前的死士影帶﹐陪審團依然無法決定該七名被捕的穆斯林﹐有份策劃那個恐怖襲擊。最後﹐只有三名被控意圖謀殺罪成。其餘四人當庭釋放。

當OJ SIMPSON再次在美國受審的時候﹐一名英國政府官員對傳媒說﹕「這是英國版的辛普遜裁決。」的確﹐在大家滿以為那七名穆斯林都企圖利用液體炸彈襲擊飛越大西洋航班﹐偏偏那十二名陪審團就是未能一致地同意社會大眾的共同看法。

這就是英美法治制度可貴的地方。所以﹐除了有些意外﹐大家對此都沒有什麼不滿。

或者﹐也可能因為大家的憤怒和不滿﹐都要發泄到其他地方去。

這幾個星期﹐《泰晤士報》的專欄和讀者來函﹐盡是批評那個所謂串字協會的聲音。

早陣子﹐在這個天地也提及過﹐英國有位犯罪學教授公開呼籲「改革」英國語文裡面某些字的串法。他在報上寫道﹐「週年複始地批改學生的論文﹐都要改正他們的串法。似乎是時候﹐要大家接受那些經常出現異變的字。」那些所謂經常出現異變的字﹐其實就是那些經常給人串錯的字。

這位犯罪學教授以為「改革」應該循序漸進。他提議首先由十個學生經常串錯的字開始﹐再加上那些違反英文串字規律的特殊個別例子。然後慢慢推廣下去。

他的提議﹐得到那個串字協會的支持。原來﹐自1908年成立以來﹐這個協會便倡議簡化英國語文的串法。

有見非會員也公開提議「改革」英文生字串法﹐這個所謂串字協會當然不能墮後于人。首先是其中一位資深會員投稿到報社﹐談及英國語文串法不合理的地方。他說﹕「這些串法使孩子學習遇到困難。」

上星期﹐終於輪到協會主席。他在串字協會創會百週年晚宴上﹐大聲道﹕「放棄所有串字規則罷﹗它們都太困難了。請讓我們的孩子自由地按著讀音﹑按著邏輯串出生字。」畢竟是串字協會主席﹐他的建議比那位犯罪學教授所提議的還要大膽。例如﹕「GIV」取代「GIVE」﹐取消APOSTROPHE﹐「THEIR」﹑「THERE」和「THEY'RE」都用「THERE」代替等。

上月﹐當讀到大學教授在報上的「鴻文」後﹐我曾慨嘆這個世界的確已經病入膏肓。竟然有英國人會選擇走上中國人走過的路。

不過﹐當那些建議越來越大膽的同時﹐社會反對的聲音就越來越強烈。大家都在聲討那些提議簡化英國語文的人。每天﹐《泰晤士報》都會刊登五﹑六封讀者反對串字協會建議的來函。我記得有一封是這樣說的﹕「也許﹐我們英文的串法的確很不合邏輯﹐也很困難學習。可是﹐假如我們就此把它簡化下來﹐只會造成更大的困難和更多不合邏輯的地方。」

完全一針見血地講出了簡化語文荒謬的地方。

難怪英國人比中國人優勝。人家民間在建議階段已經看到問題精結﹐我們中國人把自己傳統語文簡化了近五十年﹐卻依然未有一個人夠膽道出簡體字造成的困難和不便的地方。

從這個專欄的名字﹐以至我的化名﹐顯而易見﹐愛華頓是我最喜歡的球隊。不過﹐我第一支擁護的﹐其實是南華。畢竟﹐我不再年輕。跟現在的黃毛小伙子不一樣﹐我這一代的人﹐喜歡足球﹐都是從香港足球開始。

搬到歐洲生活前夕﹐這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球會再次降班。老實說﹐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劇作家﹐也未必想到這樣合理地煽情的一幕﹕以我這個擁南躉的離開﹐來襯托南華的覆亡。

本來﹐這一切一切都來得有點浪漫。不過﹐跟許多年前一樣﹐南華最終還是未有降班。得到香港足總的挽留﹐這支老牌球隊能夠繼續在香港頂級聯賽打滾﹔也得到商人羅傑承的注資﹐這支在加路連山上的球會再次稱霸香港球壇。

我很不樂意看到南華再次接受足總挽留。

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人。也有點天真罷。

受著英國殖民地教育﹐我知道﹐失敗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能夠單憑自己的力量﹐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來﹐其實更能贏得世人的尊重。因為只有努力過﹑付出過的成功﹐方為世人所長久讚頌。更何況﹐只要努力過﹑付出過﹐沒有不成功的。

可是﹐在回歸中國後的香港﹐我這個看法變得很落伍﹐可謂完全跟不上時代進步。我成為了一個未老先衰的人。在北方大氣候影響下﹐聰明的香港人當然立即摸清了新的遊戲規則﹐知道攀附奉承權貴﹐才是能夠讓自己向上爬的良策。假如那不是唯一的生存方法。殖民地時候的一套理念﹐原來早已隨著英國國旗的降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在「識人緊要過識字」的氛圍底下﹐我這個愚笨的人選擇離開香港搬到歐洲生活﹐顯得完全很合理。

香港再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因為努力再不一定得到回報。在個人努力再不值錢的時候﹐還有誰會努力工作﹖

從前﹐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大家知道﹐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爬上人生階梯的最高點。大家知道﹐只要不斷努力﹐總有成功的一天。就是因為有著這樣的一條向上爬的路﹐在英國人的協助下﹐我們的祖先能夠創造出「香港」這個世界經濟神話。

那就是香港的根基﹐叫做UPWARD MOBILITY。是一個沒有中文翻譯的名詞。

當大家都知道可以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有上進心的人都會努力尋找這一個機會。於是﹐在一個理性的社會裡﹐總有一大群人默默耕耘工作。他們深信﹐只要工作出色﹐他們就會得到賞識。老闆不會因為他們不是什麼達官貴人之後﹐而不提拔他們﹔社會不會因為他們出生寒微﹐而妨礙他們前進。在人生的階梯上﹐大家的機會都均等。大家都很清楚﹐自己不能再進一步﹐都只能怪自己有不如別人的地方﹔大家也很清楚﹐有UPWARD MOBILITY就有DOWNWARD MOBILITY，便是自己家族如何顯赫﹐假如自己不努力工作﹐我們就要靠邊站﹐讓有能力的人爬過頭來。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在這樣巨大的社會原動力推動下﹐可以有什麼經濟奇跡不能給創造﹖

可是﹐回歸後﹐沒有了英國人的協助﹐香港人身體裡面那些中國人的醜陋DNA開始發作。大家開始更換那個推動社會前進的火車頭的燃料。大家開始重新體會到人事關係的重要。「阿蟲介紹」慢慢成為了向上爬的通行證。於是﹐社會上開始有人埋怨自己懷才不遇﹔公司裡﹐大家開始發現一些目不識丁的人霸佔著高層的位置﹔政府裡﹐開始有人空降到部門的重要位置。大家發現﹐原來這個火車頭再不需要默默耕耘的人做燃料。努力工作再不是在人生階梯能夠向上爬的保證。

想到這裡﹐我知道﹐我只能愛上愛華頓。

[按﹕到阿姆斯特丹渡週末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六日(香港時間)再續。]

很久未有看過這樣精彩的舞台劇。當演員謝幕後﹐我實在巴不得立即跑到劇院的票房﹐再買一場票。我很想多看一場。縱然是在都柏林這個盛產出色劇作家的地方﹐這樣精彩的演出並不常有。

ABBEY THEATRE的《理想丈夫》果然沒有令我失望。或者﹐我更該這樣說﹐因為是王爾德的作品﹐又在葉慈成立的劇院裡演出﹐入場前我就對此有著頗高的期望。到離開劇院的時候﹐我發現﹐這個演出甚至大大超出了我所預期。原來﹐《理想丈夫》可以比王爾德那套為人所共知的經典《不可兒戲》更出色。《不可兒戲》是余光中先生對《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的中文翻譯。

眾所週知﹐我喜歡留連劇院。這是我愛在歐洲生活的一個原因。不算音樂劇﹐上次教我無比興奮的舞台劇製作﹐該是去年在倫敦西區看的《THIRTY NINE STEPS》。每當有朋友到英國首都去﹐它都會是我推介之列。不過﹐這一套《理想丈夫》﹐已經成為了我的最愛。可惜﹐演期很短﹐才不過兩個月﹔況且﹐又在愛爾蘭的首都上演﹐便是我能夠做一個金牌推銷員﹐也不會有太多香港人有幸可以欣賞。從來﹐這個在英國西邊的島國﹐都不是香港人到歐洲旅遊會經過的地方。愛爾蘭盛產的東西﹐大部份香港人都不會有興趣。

妹妹是專程從倫敦飛過來看這一個製作。很早時候﹐當我跟她說﹐ABBEY THEATRE會上演《理想丈夫》後﹐她已經揚言要看一看。跟我一樣﹐她也很愛王爾德。

我不知道她喜歡這個愛爾蘭人的原因。我沒有問﹐亦不打算知道。我喜歡王爾德﹐乃因為他的作品是如此的TIMELESS。裡面幾乎任何一句句子﹑任何一句對白﹐都可以在現在日常生活裡﹐做一句很精警的QUOTE﹐豐富自己說話內容的層次﹐讓自己看來有點智慧。我其實很膚淺。

那天﹐上劇院前﹐我們到了BEWELEY'S去。那是都柏林最出名的一間咖啡店。座落在購物街GRAFTON STREET。裡面有一間實驗劇場。

我們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讀報紙﹑讀小說。旁邊是一對意大利父女。走得累了﹐便坐下來休息﹐也好好重新整理一下行程。我在讀IRIS MURDOCH的《UNDER THE NET》。連啃了兩章後﹐眼睛有點倦﹐便抬頭望其他東西。原來﹐那個女孩正看著我。她微笑著﹐用英文問我道﹕「你住在這個城市嗎﹖」

我點了點頭﹐她便給我遞上她手上的那份地圖。她繼續道﹕「我們想到BRAZEN'S HEAD去。你知道該怎麼走嗎﹖」BRAZEN'S HEAD是都柏林最古老的酒館。

我不記得那條街的名字﹐在那份地圖上面大概的位置打了個小小的圈﹐回答說﹕「是在這個圈裡面。從這兒走﹐應該不用半句鐘。」她又著我給他們介紹些有趣的酒館。我隨口講了O'DONOGHUE的名字。那是愛爾蘭傳統樂隊THE DUBLINERS成名的地方﹐是愛爾蘭音樂的其中一個聖殿﹐牆上都掛滿了陳年舊照。

我們開始聊著。不知怎的﹐也提到了王爾德。原來﹐他們已買了星期一晚《理想丈夫》的票。女孩的父親跟我說﹕「我這個女兒就老是嚷著要到愛爾蘭走走。」他頓一頓﹐呷了口咖啡後﹐仿彿突然想起了些事情似的﹐便問道﹕「王爾德在愛爾蘭出生嗎﹖」

我肯定地回答道﹕「就在都柏林。MERRION SQUARE那邊就是他的舊居。你們到過那邊參觀嗎﹖」

女孩連忙點頭說「當然」。接著﹐老人又提到蕭伯納和SAMUEL BECKETT的名字。似乎﹐他是為了肯定這些英語世界的大文豪都來自愛爾蘭。聽著我的回答﹐我看到了女孩臉上那滿意的笑容。

結賬離開的時候﹐我跟這對意大利父女說﹕「希望你們都喜歡這個愛爾蘭之旅。」

我知道這是肯定的。

同事似乎也察覺得到﹐除了復活節時候多放了三天外﹐今年我的確沒有放過假。他們老是問我有什麼假期計劃。每次﹐我都要重複回答道﹐所有假期都要留待到明年﹐今年是沒有什麼打算了。

香港的朋友當然不大相信我的說話。早前﹐跟一位聊天﹐談到假期這個話題。他大喊道﹕「你今年未有放過假﹖每個月你總會到其他國家旅行﹐你竟然說自己未有放過假﹖」

今年﹐我的而且確每個月至少也會去一次旅行﹐不過﹐我真的沒有放過假。那些旅行﹐都是週末﹑或銀行假期的事情。能夠如此方便地在歐洲到處逛逛﹐都因為這兒有一間叫RYANAIR的廉價航空公司。只要勤上其網頁查看﹐總能夠找到價錢便宜得有點不能想像的機票。我曾經只花二十塊﹐便能夠來回都柏林和倫敦。

許多香港人都不大相信RYANAIR﹐縱然這間愛爾蘭公司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因為他們都不明白RYANAIR的運作模式。在他們缺乏想像力的心裡面﹐一切脫離傳統智慧的事情﹐都是不可靠的。況且﹐正如早陣子陶傑所言﹐自小長輩都不時提醒﹕「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一隻蛤蟆在街上快樂地蹦跳着，人人若無其事，廣東人的傳統生活智慧，教導小孩：看見這隻蛤蟆在大街上蹦跳，竟然沒有人捉來宰了下鍋蒸？一定是佈下的騙局，其中必然有詐。於是﹐知道我是RYANAIR的忠實擁躉後﹐那些香港人都會煞有介事地問道﹕「乘搭RYANAIR是否安全﹖他們怎可能把機票弄得這樣便宜﹖」

我知道﹐他們那根深蒂固的觀念﹐不是我一時三刻可以改變。所以﹐每次我都只冷冷地回答道﹕「汝安則為之。」

不過﹐最近﹐在西班牙那間廉價航空SPANAIR墜機後﹐RYANAIR的安全的確成為了此間大眾茶餘飯後的話題。甚至妹妹也跟我說﹐乘搭RYANAIR﹐有點擔心。

報紙報導說﹐一班從英國布理詩托飛往巴塞羅那的RYANAIR航班﹐機艙氣壓突變﹐乘客開始呼吸不到空氣。氧氣罩是隨即從乘客頭頂掉下來﹐機師也立刻急降萬多尺﹐好讓乘客能夠正常呼吸。一輪緊急檢查後﹐機師是未能找到原因﹐便決定在法國西南部一個小型機場降落﹐以策安全。

死裡逃生﹐乘客都投訴機艙一片混亂。RYANAIR的服務員好像沒有經過訓練一樣﹐完全不曉得該如何處理﹐從氣壓突變開始﹐直到飛機降落﹐他們都沒有廣播﹐讓乘客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教導乘客該如何的辦。仿彿RYANAIR會置乘客生死於度外。

那些視RYANAIR為死敵的工會亦執緊這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立即大喊道﹕「因為薪酬和待遇都比別人低﹐所以RYANAIR的機師和服務員都沒有太多經驗。」

發生這樣的事情﹐矛頭當然直指航空公司。更何況﹐RYANAIR是一間到處樹敵的廉價航空公司。可是﹐只要細心想想﹐這些指責其實都沒有根據。

當飛機在空中急降時﹐跟所有乘客一樣﹐服務員本身都已經在臉上掛上了一個氧氣罩﹐試問他們又怎能開口廣播﹖況且﹐因為是突然下降萬多尺﹐飛機師也要全神貫注地留意週圍情形﹐以防碰撞到其他正常飛行的飛機﹐何來有心思為乘客講講發生了什麼事情﹖

機艙氣壓突變是大家都意料不到的機械問題。其他大型航空公司都會發生。實在不能太過武斷這和廉價機票有直接關係。

當飛機途中發生事故﹐氧氣罩從頭頂掉下來﹐機艙裡面一片混亂﹐大家都不曉得該怎麼辦﹐怪的就只能是自己。當服務員在起飛前跟你講解一切安全設施和緊急安排時﹐誰叫你不好好留心﹖

當大家還在替香港民主派哀悼的時候﹐也應該明白到﹐是時候把眼光投放到遠一點的地方去。要香港成為中國的龍頭大哥﹐要香港為中國的民主鋪路﹐原來﹐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可能我是錯的。因為這篇其實寫於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夕。我當然希望我是錯的。我當然希望我們都不用替香港民主派﹐以至香港的前途哀悼。不過﹐根據《泰晤士報》預測﹐北京奧運會後﹐在異常亢奮的民族意識底下﹐媚共的政客將會大勝而歸。

在西方傳媒眼中﹐回歸超過十年後﹐香港已經跟中國大陸其他城市接上了軌﹐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主管的一個沿海城市。一個民族情緒輕易受到煽動的城市﹐無論如何都不能歸入國際大都會的行列罷﹖

就希望我看錯了。就希望這份歷史悠久的英國報紙估計錯了。

不過﹐假如大家真的還在替香港民主派哀悼﹐留意一下瑞士那邊發生的事情﹐大家的心情應該會興奮許多。至少﹐大家能夠暫時忘記自己民族的身份﹐跟地球村裡面所有人一起﹐為人類歷史能夠掀開新一頁喝聲采。

星期三﹐全球的焦點都會落在日內瓦一處近郊的地方。那是人類一個歷史時刻。大家都說﹐從星期三開始﹐宇宙的謎團將一一得到解答。

經過二十年﹐來自八十五個國家近一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努力﹐人類歷史上最昂貴的一個非軍事科學實驗將在星期三開始。報導說﹐那些科學家和工程師將會不斷製造迷你的宇宙大爆炸﹐以解答千古未能解答的謎團。包括宇宙的起源。

當然有人不大相信這個實驗。他們都不相信人類能夠解答那些宇宙謎團。他們可能以為﹐人類不應該為那些宇宙謎團揭盅。他們入稟法院﹐要求阻止實驗開始。他們說﹐製造宇宙大爆炸﹐就是自行製造一個黑洞。這個黑洞會把地球撕開兩半﹐造成世界末日。他們又說﹐迷你大爆炸後那些宇宙射線﹐將會危害人類生命。

參預其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答辨說﹐在這個實驗裡面﹐他們的確可能會製造出一個黑洞。不過﹐那將會是一個在顯微鏡底下方能測量得到的黑洞。況且﹐瞬間便會消失。根本不會有什麼傷害。他們又反駮道﹐恆古以來﹐地球就不斷受到威力更強勁的宇宙射線撞擊﹐人類不是依然生存下去﹖

聽過雙方陳辭後﹐法院批准實驗如期舉行。

老實說﹐雖然讀理科出身﹐除了知道「電子」﹑「中子」和「質子」這些名詞外﹐那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說話﹐我一概不明白。讀著《泰晤士報》圖文並茂的解釋﹐我依然未能理解。畢竟﹐我只是一件考試機器。

不過﹐一想到能夠解開那些宇宙謎團﹐以至宇宙的起源﹐始終讓人很興奮。

二十世紀初的時候﹐牛頓才建立了一套解釋物體運動的理論﹐另一套熱力學的理論就促成了工業革命﹐麥士維的電磁學則解釋了光的種種。這一切一切﹐都造就了人類近百年來的急速發展。想不到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類似的故事似乎又在人類歷史裡發生。

星期三﹐我們將去尋找宇宙的第零秒。

他們說﹐便是實驗失敗﹐便是實驗未能出現如期結果﹐許多以前不能解答的問題依然能夠得到解答。

那怎能不是人類歷史重要的一天﹖

香港人﹐好好地做一天地球人﹐多關心一下外面發生的一切罷。

當新一輯的《X FACTOR》開始廣播後﹐也就標誌著冬天快要來臨。那是一個仿照《美國偶像》的歌唱比賽電視節目。每年都在八月尾開始﹐好讓決賽能夠在聖誕前一個週末舉行﹐好讓比賽冠軍的首張細碟能夠趕上那一個消費旺季。

在百物騰漲﹑燃油價格不斷上昇底下﹐這一個冬天可能頗為嚴寒。尤其對於那些航空公司而言。

幾個月前﹐在公佈今年首季業績的時候﹐RYANAIR總裁MICHAEL O'LEARY已經預言﹐當這個夏天結束後﹐將會有許多廉價航空公司結業。因為高昂的燃油價錢的確對航空公司造成很沉重的壓力。這間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今年第一季的盈利就暴跌超過85%。去年首季﹐RYANAIR錄得139M歐羅的盈利。今年﹐則祇得21M歐羅。其實﹐早在年初的時候﹐經常語不驚人誓不休的MICHAEL O'LEARY也發出了公司歷史上的首個盈利警報。

為了減省開支﹐在業績公佈大會裡﹐這位愛爾蘭人也宣佈﹐今年冬天﹐他們將會停飛一些都柏林和倫敦的航班。不過﹐同時候﹐在公司因燃油價格高漲﹐盈利下跌超過85%底下﹐RYANAIR會大幅度減價﹐以提高乘客量﹐也要使其他正在辛苦經營的廉價航空公司提早結業。MICHAEL O'LEARY明言﹐此舉就是要盡收所有廉價航空公司的乘客。

大家還未知道這一招有多大效用。不過﹐廉價航空公司相繼倒閉的預言﹐似乎已經慢慢開始成為事實。

首先﹐是那幾間只經營跨越大西洋商務客位的航空公司。去年聖誕前夕﹐MAXJECT已經停止服務。今年五月﹐EOS亦申請破產。他們都是英國的公司。傳聞﹐來往巴黎和紐約的L'AVION亦命不久矣。

他們都是看准了幾年前來跨越大西洋商務客位的大幅需求而成立的航空公司。

根據廣告﹐EOS的飛機都是波音757型號﹐每架本來可以容納二百二十個乘客﹐不過﹐這間航空公司只會接待四十八位。因為他們要每個乘客都有至少21平方尺的空間﹐也有一張六尺六寸長的床。他們提供的﹐只有頭等服務。

當夏天快要結束﹐這倒閉潮就從那些只經營頭等﹑商務客位的航空公司﹐淹到了經營跨越大西洋航班的廉價航空公司。在夏季旅遊高峰潮開始退下﹐ZOOM就宣佈倒閉。那是一間蘇格蘭公司。在五年前成立。專經營來往英國和加拿大的航線。也有一些來往英美的航班。

暫時為止﹐這個航空公司倒閉潮的確只淹沒了跨越大西洋的航空公司。不過﹐我恐怕這只是序幕罷了。因為那油價的確貴得有點恐怖。這實在不是一些航空公司能夠抵受得了的巨大壓力。

最近﹐航空旅客協會(AIR TRANSPORT USER COUNCIL)也重複了MICHAEL O'LEARY幾個月前的警告﹕今年將會有不少航空公司結業。他們呼籲政府立即修改法例﹐向飛機乘客提供多一點保障。他們也建議旅客﹐買機票的時候﹐該用信用卡付款﹐不好用現金﹐或自動轉帳。因為法例要求﹐信用卡公司要保障使用信用卡付款的顧客。

讀著這樣的消息﹐我有點替RYANAIR擔心。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究竟還會有幾多人會相信廉價航空公司﹖MICHAEL O'LEARY那個如意算盤是否能夠打得響﹐就取決于大家是否把RYANAIR視作廉價航空公司的龍頭大阿哥。

我當然希望RYANAIR能夠捱得過這個嚴寒的冬天﹐能夠戰勝這一場有點駭人的風暴。

沒有了這一間廉價航空公司﹐我又怎能以倫敦做我第三個家﹖

[按﹕週末有親到訪關係﹐此欄暫停三天。九日(香港時間)再續。]

週末閒來的時候﹐不到書店逛逛﹐總好像欠缺了些什麼。於是﹐那天聽罷LEONA LEWIS在北京奧運會閉幕禮的表演後﹐便立即跑到了住所附近那間舊書店去。讀過早前報紙有關閉幕禮的報導﹐整個盛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LEONA。在JIMMY PAGE伴奏下﹐當這位當紅炸子雞為下屆倫敦奧運會高歌一曲後﹐實在再沒有什麼值得我留在電視機前面了。

老實說﹐倫敦倒很尊重北京這個閉幕禮。他們竟然派出了英國兩個全球最受歡迎的金童玉女﹐在那個閉幕禮裡表演。我不知道「表演」一詞是否適合形容碧咸。不過﹐只要想到﹐從來碧咸最重要﹐也是最值錢的地方﹐就是出席某一個場合﹐為某些產品做宣傳。觀乎此﹐「表演」一詞也很適當罷。

其實﹐住所附近這間書店售賣的﹐也不盡是舊書。舊書都放在二樓﹐地面那層﹐都是新書。去年﹐有老友因考試關係﹐順道來都柏林探訪。可能知道我經常都去舊書店尋寶﹐臨回香港前﹐便要我介紹一些﹐好讓他在我上班的時候﹐能夠獨自逛逛。我當然給他介紹了這一間。因為這是全愛爾蘭最大的一間獨立書店。可是﹐可能時間有點緊逼﹐他未能走畢兩層﹐轉過一圈﹐看到地面那層的新書後﹐便要走了。因為﹐後來他埋怨我介紹錯了﹐以至未能讓他在書的海洋裡﹐打撈自己喜愛的作品。

我喜歡逛舊書店。除了因為價錢外﹐最主要還是因為我喜歡尋寶的感覺。我喜歡那無意中找到自己喜愛的作品的感覺。我相信﹐我的老友也喜歡同樣的感覺。可惜﹐這是一種只能在外國才能找到的感覺。香港讀書人口不多﹐養不起舊書店。便是有舊書店﹐裡面都只是中小學教科書罷了﹐根本沒有埋藏到什麼寶藏。所以﹐我也很明白﹐老友一心打算去尋寶﹐可是未能如願的心情。

不過﹐我同意﹐我是應該被埋怨的。我承認﹐在老友出發尋寶前﹐我沒有好好給他介紹一下這一間書店。

地面那層所賣的新書﹐許多時候﹐都是比其他書店便宜的。況且﹐這兒「新書」的意思﹐是舊書的相反。跟其他書店不一樣﹐不單只新出版的﹐便是許多早年出版的書﹐他們都會廉價出售。所以﹐便是只逛地面那一層﹐亦有另一種尋寶的感覺。

有時候﹐我會想﹐我是中了《泰晤士報》的毒。雖然在愛爾蘭生活﹐我每天讀的﹐依然是那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

《泰晤士報》其實是一份很愛國的報紙。不過﹐他們愛國的定義﹐跟香港那些愛國報紙很不同。他們對自己大不烈顛很驕傲﹐並引以為榮﹐可是同時候﹐對政府﹑對一切當權的人﹐都很嚴厲﹐不甘做政府和權勢的喉舌。只要遇上什麼政府和有權勢的人做錯了什麼事情﹐他們都會不遺餘力遣責。於是﹐每天讀著《泰晤士報》﹐我不但不會越來越討厭英國﹐也不會越來越討厭報社﹐相反﹐我更是越來越喜歡英國的一切種種。

我的確是越來越喜歡英國的一切人和事。

至少﹐我是越來越喜歡英國的作家。對於美國的作家﹐我竟然以為有點不堪入目。

那天﹐聽罷LEONA在北京的表演後﹐我在書店地面那一層﹐碰上了IRIS MURDOCH。她那本成名作《UNDER THE NET》正在減價。倚在書架﹐讀畢第一章﹐我終於知道﹐何解早前《泰晤士報》說﹐她是英國近代最出色的一位作家。

走到了二樓﹐也給我找到了兩本想買很久的短篇故事集﹕DAPHNE DU MAURIER的《DON'T LOOK NOW》和DORIS LESSING的《THE HABIT OF LOVING》。

回家路上﹐興奮地望著我的寶物﹐我問自己﹐這三位英國金花﹐我究竟最喜歡哪一位﹖我實在講不出答案。既然我們一生不會只愛一個女人﹐我當然不能只愛一個女作家。

這個秋天將會很忙。

從前﹐為了鼓勵多讀報好認識時事﹐學校會協助學生訂閱報紙。另一方面﹐為了爭取未來讀者群﹐報社也會向學生提供優惠。我記得﹐讀書的時候﹐透過學校訂閱﹐一份《南華早報》和一份《明報》﹐才共兩塊港幣。我不知道﹐到了這一個世紀﹐這個價錢還有沒有變改。不過﹐當知道一份正價報紙還不用十塊時﹐我以為﹐那些學生版應該還是一塊一份。

由此可見﹐香港的記者真的很苦。工作上﹐週邊已經沒有一個值得訪問的人﹔薪酬上﹐也不能糊口。

早前﹐有人給我送來了一篇文章﹐裡面有這樣的一段說話﹕

「一個中大新聞系畢業生到本地某報見工。面試後那間報社決定取錄他，但講明月薪只有八千五。那位畢業生說﹐打從決定讀新聞起，這份報紙己是他不二之選，所以他不計較人工多少。幾天後﹐這份報紙裡面的一個某專欄就此事為題﹐大讚那位年青人﹐說現在人人都向錢看，如此有理想的青年實在很難得。

過了不久﹐另一專欄作家提出了另一個看法。他問﹐何以香港新聞行業要以月薪八千五百塊來賤買一個年青人對新聞的理想和熱誠﹖為何一個以優異成績入讀中大新聞系的年青人，他的理想只值八千五百塊﹐甚至以下？」

在這個年頭﹐當一份報紙的售價還不到十塊﹐記者的人工又怎可能吸引﹖報社又怎能不賤買一個年青人的理想和熱誠?

其實﹐又是一個市場定奪的悲劇。

賤買年青人理想和熱誠的﹐不是報社﹐而是社會大眾。當六塊錢一份報紙﹐大家都嫌貴的時候﹐報社又怎敢輕言加價﹖在什麼東西都大幅度漲價的時候﹐報紙價錢竟然十年如一日﹐報社聘請員工又怎能出手闊焯一點﹖能省得幾多﹐就得幾多。

於是﹐正如那個持反調的專欄作家所寫道﹕「多過幾年﹐那位滿有理想和熱誠的年青人﹐總會醒過來」﹐許多能幹點的記者都紛紛轉行去了﹐留在報社的﹐都是那些沒有人要的失敗者。

也許﹐這個說法有點魯莽。因為﹐我也同意﹐這個世界總依然有些為理想奮鬥的人。便是在香港這狹小的報紙市場﹐總應該依然有人為了理想﹐繼續奮鬥下去。

不過﹐有理想﹑有熱誠的人﹐都有其執著的地方。他們總不會讓自己﹐在一間喜歡跟權貴拋媚眼的報社裡堅持奮鬥罷。假如要改動一下我那一句有點魯莽的說話﹐我應該這樣寫罷﹕留在那些媚共的報社的﹐都是那些沒有人要的失敗者。

早幾天﹐到雅虎香港的網頁去。讀了一篇《星島日報》的新聞稿。其標題為﹕倒塌壓死人刺桐列入古樹名冊。

我真的完全摸不著頭腦。我完全不知道這位記者寫什麼。何解一棵樹因為壓死人而給列入古樹名冊﹖難道列入古樹名冊的條件﹐就是先要倒塌壓死人﹖

老實說﹐也不知道是第幾次在這裡談到《星島日報》的問題。

以前﹐學校只會協助學生訂閱四份報紙。《星島日報》是其中一份。就不知道現在是否依然如此。

一間容許學生讀《星島日報》的學校﹐的確在誤人子弟。

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底下﹐我是一部運作得算是不俗的考試機器。雖然總是未能在自己心儀的學校裡讀書﹐雖然總是未能讀到自己喜歡的學科﹐派出來的考試成績﹐縱然不是最好的那群﹐也教不少人羨慕罷。不過﹐也正正因為這樣﹐我徹徹底底是一部考試機器。要不﹐我不可能在那些不大喜歡的學科的考試裡﹐考得到不俗的成績。

最近﹐在報紙裡讀到兩篇關於考試的新聞﹐很想跟那些在香港讀過書﹑考過試的人分享。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是越來越後悔中學的時候﹐未有到英國留學。讀畢其中一篇新聞稿後﹐我是更加後悔。那天﹐報紙標題寫道﹕讀文科的人比讀理科的人更容易擇A。

我不敢說﹐我對科學沒有興趣。至少﹐我確實曾很喜歡化學和數學。不過﹐我對文學和歷史的興趣﹐其實更濃。

至今﹐我依然不明白﹐香港的學校何解硬是要學生在中學三年級後選擇文科還是理科﹐為自己選上一條影響以後一生的路﹖一個中三學生究竟有什麼能耐能夠做這一個這麼重要的決定﹖回頭望望﹐我知道﹐我當年就沒有這樣的本領去為自己選擇。於是﹐從此以後﹐我就只能帶著我的後悔﹐繼續走著我的人生路。我以為﹐假如真的要學生選擇﹐學校就應該讓學生每一個科目去選擇﹐而不是在兩大堆科目裡﹐選擇其一。

我選擇了理科﹐原因其實很簡單。人家說﹐讀理科是很容易考得到好成績﹔人家也說﹐讀得到書的男生﹐都應該選上理科。由於自己沒有能力替自己挑選﹐人家的看法便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指標。畢竟﹐沒有人是一個孤島。於是﹐也就是這些人家的說話﹐我決定跟中國歷史﹑中國文學﹑歷史和英國文學分手。假如可以每個科目去選擇的話﹐跟化學和數學一樣﹐這些都是我會很用功去讀的科目。那時候﹐我應該就不會淪落至成為一部考試機器。讀著一些不大喜歡的科目﹐我能夠不是為考試而讀書嗎﹖

於是﹐當知道在英國﹐讀文科的人比讀理科的人更容易擇A後﹐我能夠不更後悔當年沒有到這個香港的前宗主國讀書嗎﹖我選科的決定﹐本來就是基於拿取好成績的難度。假如知道讀歷史﹑讀文學更容易獲得好成績﹐我這個懦弱的人就能夠勇敢地選上文科了。更何況﹐在英國﹐只有能夠讀書的人﹐方能讀文科。因為那是一個重文輕理的社會。讀文科方是出人頭地之路。

分析說﹐讀文科的人較容易得到A﹐乃是因為文科科目的考試答案都不是固定的。只要文筆通順﹐言之成理便成。讀理科的﹐則往往要把所有標準答案寫上了在答題簿裡﹐方能有機會給評得高分。

這完完全全跟香港的評分制度相反。我想﹐乃是因為香港的教育﹐都是為了訓練一部又一部應付考試的機器。不論理科﹐還是文科﹐香港的評卷員就只懂得按著那份考試局派來的標準答案來評分﹐完全不曉﹐也不敢有些少獨立的思考。於是﹐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則是讀理科的人更容易擇A。

談到此﹐便想起了另外一篇關於考試評分的報導。

那天﹐《泰晤士報》的報導說﹐首席英文科評卷員跟其他評卷員道﹐在作文科試卷上寫上「FUCK」的﹐應該獲得最低分數。因為那些考生至少能夠用文字表達得到自己心裡面所想。至於﹐能夠在後邊加上驚嘆號的﹐就更加應該得到獎分。因為他們比之前的那些考生的本領更高﹕他們懂得如何適當地使用標點符號。

我是香港人﹐當然認識香港的作家。雖說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是出了名的文化沙漠﹐不過﹐金庸﹑董橋﹑劉以鬯和陶傑﹐都在華人社會裡有著很顯赫的地位罷。他們都是我喜愛的香港作家。我以為﹐身為香港人而未讀過他們的作品﹐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同理。在都柏林生活﹐當然也應該要對愛爾蘭的作家有點認識。不過﹐老實說﹐這倒不是什麼難事。因為在英語世界裡那幾個卓卓有名的大文豪﹐其實都是愛爾蘭人。王爾德﹑喬伊詩和蕭伯納﹐就是其中三位。還有寫《格律彿遊記》的JONATHAN SWIFT﹑《德古拉伯爵》的BRAM STOKER。當然﹐不能少了SAMUEL BECKETT這個名字。我以為﹐便是不在愛爾蘭生活﹐也不可能不認識他們﹐也不可能未有讀過他們的作品。他們都是撐起整個英語文學殿堂的重要支柱。至少﹐總聽過他們的一些名句。

愛爾蘭國寶SAMUEL BECKETT在小說《MURPHY》裡面﹐有這樣的一句話﹕「太陽從東邊升起來﹐無可避免地照耀著大地上的一切。」

近來﹐腦海裡﹐就老是浮現這一句。

那天﹐在公司突然收到一個電郵﹐驚聞老友香港家裡發生了事。於是﹐下班回家後﹐便給她撥了個電話﹐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得上忙的地方。突如其來的傷心事﹐總教人不知所措﹐亦無所適從。更何況有著空間上和時間上的距離。我也在彼邦生活﹐當然不難想像得到其中的心情﹐和要面對的問題。

我叮囑老友要保重身體﹐千萬不能病倒﹐教母親反過來擔心。我知道﹐因為時空距離﹐什麼也做不到的時候﹐最容易胡思亂想﹐弄得自己沒有胃口﹐也進不了夢鄉。老友回答道﹕「縱然心情很很壞﹐也算能吃。亦可以睡。」聽得她這樣說﹐總算教人有點放心。互相說句「晚安」後﹐便掛上了電話。

放低電話﹐我就坐在床上讀書。讀IRIS MURDOCH的《UNDER THE NET》。她也是在都柏林出生。

讀著讀著這本我最近很喜歡的小說﹐我竟然完全沒有一點倦意。雖然我知道﹐跟之前幾個晚上不一樣﹐我不能很投入小說裡面那個幻想世界。我望望床頭的鐘﹐原來已經接近凌晨一點。想起明天公司還有許多事情要忙﹐便萬般捨不得地放下書﹐關掉床頭的燈。

平常時候﹐只要關掉了燈﹐不消兩分鐘﹐我便可以入眠。可是﹐那個晚上﹐輾轉反側多遍﹐還是未能開始好好去做一個夢。腦袋就是不斷繼續轉動﹐不懂得停下來讓我休息一下。

原來﹐我也在胡思亂想。

我想起我在公司裡如何回覆那一個電郵。我寫道﹕「我們確實都上了年紀。」我以為﹐在那個冷冰冰的電子世界裡﹐縱然沒有在結尾加上一個感嘆號﹐那一封電郵也能載著我那沉重的感嘆。我們也已經到了一個喜歡忘掉自己生辰的年紀。

我想起了許多年前在報紙裡讀過的一段說話﹕「失去了男朋友﹐我們可以再找另外一個﹔失去了妻子﹐我們也可以再娶另外一個﹔失去了孩子﹐我們也還可以再生幾個。唯獨是父母﹐失去了﹐就永遠都不能再得到另外一個。」

當我們也一天一天老去﹐的確有些事情都要無可避免地發生。正如只要太陽從東邊升起來﹐大地上的一切就無可避免地得到她的照耀。都躲不了。都逃不掉。

在那個難以入睡的夜晚﹐我亦想起了何韻詩的那一首《絕對》。

希望老友能夠堅強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驚變。

夏天該快要結束。

早兩個星期﹐當新一季的《X FACTOR》正式開始﹐其實也就標誌著冬天已經不遠了。

那是一個英國的電視歌唱比賽。每年都是在八﹑九月間開始播映。決賽就在聖誕前的一個週末。藍圖仿照北美洲的《美國偶像》。都是首先在全國各地進行試音。入圍的﹐將會要參加一個訓練營﹐而評判則從中挑選決賽週的十二名人選。接下來﹐那十二名參賽者﹐將要每個星期在電視直播下表演﹐然後由電視觀眾投票﹐得票最少的就給淘汰。每個星期淘汰一位﹐直至最後。LEONA LEWIS便是兩年前的冠軍。勝出這個比賽後﹐得到美國那邊的賞識﹐在給人力捧下﹐成為了國際樂壇裡面的當紅炸子雞。

當然﹐要知道冬天已經不遠﹐實在不用透過這個一年一度的電視節目。近來﹐日落的時間推前了很多。這陣子﹐八時許已經要開燈了。很快很快﹐太陽將會在下午五時上下西沉。當時鐘再次調較過來﹐就表示冬天黑暗的日子正式來臨﹕每天早上八﹑九時許﹐太陽才姍姍來遲地爬起來﹐到下午四時左右便要歸家了。

不過﹐當夏天快要結束﹐也就是球季開鑼的時候。歐洲各地聯賽也重新燃起戰火。

星期五下班後﹐望著聖彼得堡輕鬆地擊敗曼聯﹐繼五月奪得歐洲足協杯後﹐又捧走了歐洲超級杯﹐我當然不能不想起愛華頓。

要知道﹐對上一次聖彼得堡在歐洲的敗仗﹐就是面對愛華頓的時候。那是去年的事情。是歐洲足協杯分組賽。我們在主場擊敗這支俄羅斯冠軍1-0。想不到這支手下敗將﹐竟然自此以後便未逢敵手。

我記得﹐在五月時﹐當這支俄羅斯球隊贏得了歐洲足協杯後﹐我寫道﹕

「當看見那支來自聖彼得堡的球隊贏得今年的歐洲足協杯後﹐我的確很明白領隊莫耶斯的感受。早前﹐他接受電視訪問。面對著鏡頭﹐他說﹕『我知道﹐在家裡看著今年的歐洲足協杯決賽﹐實在有說不出的感受。是有點不忿﹐也有點妒忌。』......我明白﹐足球比賽是不能用數學邏輯來解釋。不能說因為A贏B，而B又贏C，所以﹐A會贏C。只是﹐我以為﹐那也有一點點的啟示﹕我們已經是贏得冠軍的材料。」

那時候﹐我的確以為﹐有志氣的年輕球員都會選擇投效愛華頓。因為我們的成績的確一年比一年好。許多年輕英國球員轉會到此間後﹐都有長足的進步﹐都能入選國家隊。

只是﹐看著這一個夏天發生的事情﹐我似乎是錯了。

一次又一次給人推掉﹐一次又一次給那些富貴球會搶走了我們希望羅致的球員。在轉會市場快要完結前﹐我們才匆匆地簽下了幾個有點名不經傳的。歐洲足協杯又給抽上了那支不幸地被利物浦淘汰出局的比利時冠軍。

似乎﹐今季一切都有點不大順利。

我想﹐假如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該已經是一個很幸福的男人。

可惜﹐我就老是三心兩意。經常既喜歡這﹐又喜歡那﹐從來都拿不定主意。於是﹐直至現在﹐我既得不到這﹐也得不到那。贏不到你的心﹐亦沒有得到她的人。我依然獨個兒在異鄉生活。

偶然聽到你的消息﹐便很想立即給你寫一封信。

你該還記得﹐我習慣透過文字﹐向你傾訴心裡想跟你講的話。因為在電話筒前﹐我是一個比任何人都要白痴的白痴。畢竟﹐我的口沒有我的手長得那麼發達。

當然﹐我也記得﹐你以前老是投訴讀不到我那些潦草的字。不過﹐我還是相信我的文字﹐多過我的言語。

望出窗外﹐看到一大片藍藍的天空。等候良久﹐夏天是終於駕臨這個島國。

我拿起了信箋和墨水筆﹐就匆匆跑到住所附近的公園去。我要在那罕有的陽光底下﹐好好地寫封信給你﹐好讓你也能夠感受到此間夏天悠閑的氣氛。我以為﹐假如香港那毒辣的太陽還未能把你週邊的陰霾驅走﹐愛爾蘭那來晚了的燦爛陽光﹐或許會有點效用。我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寫﹐就希望那些新鮮的小草﹐能夠趕走你身邊那些沉甸甸的空氣的同時﹐亦能帶給你活潑的朝氣。

就不知道你是否容許這線從歐洲遠道而來的陽光﹐投進你的心坎﹔就不知道你是否容許那青蔥的空氣﹐滲入你的呼吸裡面。

我們的確已經很久沒有通過訊。

我一邊寫﹐腦袋裡便一邊想著許多事情。其實﹐都不過是一件罷了。我是否已經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我想著近來讀書的情形。老實說﹐我是有點不肯定。

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早陣子﹐當蘇真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還未離世﹐在舊書店碰到了他的《癌症病房》﹐便立即買回住所裡啃。那時候﹐我開始了我的《魔戒》之旅三個星期。我跟自己說﹐我還是較喜歡發生在真實社會裡的故事。

後來﹐蘇真尼辛突然辭世後﹐就在舊書店找到他那本成名作《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我就放下了那本《癌症病房》﹐投入到史大林時代的勞改營裡。

我真的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這些日子﹐每晚看到床頭那一幢書﹐我都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糊好信封後﹐我決定還是不把信寄出去。或許﹐除了自己外﹐我是沒有一樣喜歡的東西。

在許多方面﹐我都不是一個現代人。例如﹐我喜歡讀報紙﹐也喜歡給人寫信。我以為﹐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一些美麗的事情﹐只能在回憶裡尋找。寫信那千里迢迢的甜蜜等待﹐當然趕不上這一個時代。報紙亦然。

在現代社會﹐大家講求的是速度。一切都要快。因為時間就是金錢。於是﹐大家都發明了許多東西﹐來讓自己的生活跑得越來越快。互聯網﹑電郵都是這方面的俵俵者。

無疑﹐科技的確使人類工作越來越有效率﹐也就能夠賺得越多的金錢。可是﹐同時候﹐科技越發達﹐這個世界就越少一點美麗。

我倒是很認同後面的那一句說話。因為﹐世界上就是有些事情﹐是快不來。而奇怪地﹐都是一些美麗的事情。畢竟﹐是慢工出細貨罷。

早前﹐陶傑在《壹週刊》裡寫道﹕「近二十年，高科技發達，電子郵件盛行，一切『慢』的人類社會活動，都在逐漸淘汰。不再寄情信，不再看華格納歌劇全套的《尼布隆的指環》，也不再讀足本的《紅樓夢》，只因為提筆寫字，起承轉合要動腦筋，欣賞歌劇和小說經典的人物和情節，感嘆一個英雄的衰落，一個朝代的榮枯，都需要心靈時間的漫遊。」

那天﹐他在其專欄裡﹐談及現代世界的「快」和「慢」。其中﹐有以下的幾段文字﹕

「從做生意的工作角度，快當然是優勢。時間就是金錢，一張訂單、一個貨櫃，誰不想一夜之間就由香港運送到鹿特丹？理性的產品，一切應追求快。但世界有好多優美的事物，是快不來的。廣東的蓮藕鳳爪淮山杞子老火湯，就要煲足一個下午。想快？可以，犧牲口味的追求，買一罐金寶罐頭湯，打開蓋，往鍋裡一熱就得了吧。

盲目講求快的時代，人摒棄思想，以為對話等同囉唆，思考就是沉悶。一個快字，令生命全無間斷地充滿action。二十一世紀，消費生活數碼化、卡通化、遊戲機化，速度的改變，同時毀滅了許多千秋稱頌的情懷。

浪漫就不是從快中求得的。從前是談情，今日是嫖妓。連大學生也喪失了浪漫的本能，把向政府借來的學費，每學期的頭三星期往來東莞和紅磡火車站，花在北姑身上。」

我很喜歡那篇文章。我以為﹐是把話說到我的心底裡去。於是﹐便在此多擇錄一些。

不過﹐當朋友問我﹐究竟收到了她寄給我的禮物沒有時﹐我想﹐也許我要有點補充。

我喜歡那千里迢迢等待的感覺。可是﹐我不喜歡那無止境的等待。無止境的等待﹐是過了期限的美麗事情。是變壞了。變質了。

上星期﹐有朋友給我撥了個長途電話。他說﹕「他決定不給我送張賀卡。因為他不知道要多久我才會收到。」年初的時候﹐他寄了張年卡給我。我是在三個月後方在信箱裡找到。另有一位朋友的年卡﹐直至現在依然毫無蹤影。

從來﹐我都很不明白愛爾蘭郵局的辦事方法。搬到都柏林生活也超過了兩年﹐我依然不知道﹐究竟香港至愛爾蘭的空郵時間要多久。有時候﹐是四天。有時候﹐是個多星期。有時候﹐卻是無限。

我同意﹐速度的改變，會毀滅了許多千秋稱頌的情懷。可是﹐一個辦事無方的郵政局﹐同樣會毀滅許多千秋稱頌的情懷。

上週末晚上﹐跟母親傾電話。忽然﹐她問我星期天有什麼活動。我說一切都要看天氣才能定奪。整個八月﹐差不多每天都是下雨天。聽到我這樣的回答﹐她竟然提議我留在家收看奧運會閉幕。

從小﹐我都對奧運會沒有多大興趣。便是世界杯的開幕禮和閉幕禮﹐我都不會收看﹐更何況是奧運會﹖在世界杯﹐我以為﹐當勝出國家拿走了獎盃﹐就是結束的時候。以後的什麼跳舞﹑煙花等等﹐都是多餘的事情。

不過﹐到起床的時候﹐電視正直播著那一個閉幕禮。忽然記得﹐早前報紙報導﹐當BORIS JOHNSON準備從北京市長手裡接過奧運旗幟前﹐LEONA LEWIS會在那個倘大的球場裡高歌。於是﹐便一邊吃中飯﹐一邊靜候那一部英國雙層巴士在中國首都出現。LEONA是我喜歡的歌手。

北京奧運會終於在一片硬硼硼的祥和氣氛下結束了。

在這一邊的世界﹐總體上來說﹐大家都是讚好的。我想﹐中南海應該感到滿意罷。

無疑﹐期間是發生了一些貽笑大方的事情﹐像「咪嘴」和弄假的少數民族兒童。不過﹐當舉辦這屆奧運會就是為了讓西方見識一下中國的強大和繁榮﹐在一切都以西方世界如何看法為重底下﹐那些仿彿看似很羞家的事情﹐其實都捲不起一丁點茶杯裡的小風波。西方傳媒根本視之正常等閑﹐不值得多花一天時間去報導。

便是那個報大歲數參加體操比賽並獲得金牌的故事﹐我想﹐最終都只會無疾而終。就像那些跆拳道﹑拳擊裁判偏幫主辦國的指責一樣。

按著中南海的精心計算和周密部署﹐在一致叫好聲底下﹐這一屆奧運會是順利完成。

我想﹐聽到這樣的消息﹐所有有份參預籌辦的官員﹐終於可以在六年來首次鬆一口氣。至於﹐那些本來就很亢奮的中國人﹐應該會更加亢奮。因為﹐自滿清積弱以來﹐中國總算能在國際舞台裡﹐靠著一己的力量﹐吐氣揚眉﹐成功讓國際社會見識到龍的傳人的力量。

當自九七年以來﹐首次看到英國和中國國旗一起並列旗杆上﹐當聽過LEONA首次在那個紅色的大陸土地開腔﹐當看到BORIS JOHNSON在台上那些教人發笑的小動作後﹐英國人又再開始為四年後的倫敦奧運會苦煞思量。

究竟錢從何處來﹖究竟錢要如何的花﹖都是倫敦籌委會最先要解決的問題。

在政府財政有市民大眾監察底下﹐倫敦奧運會是不可能跟北京奧運會相比。英國政府﹐無論是工黨或是保守黨執政﹐都不可能為奧運會大開水喉。國家不是只為奧運會而活。英國各地都有不同的問題﹐都需要政府出錢解決。怎可能只為了一時的好大喜功﹐為了一時的國際聲威﹐就視其他需要政府幫助的市民不睹。況且﹐英國人都是理性的。他們怎樣都不會容許自己的政府﹐跟北京政府一樣﹐替奧運會無限注資。近來﹐已有許多人投書報紙﹐建議倫敦奧運會返樸歸真﹐一切從簡﹐沒有豪華包裝的開幕禮﹐也沒有教人咋舌的運動場館。總之﹐不能多花一分一文。

讀著這些新聞﹐中國人都會感到很自豪罷﹖在獨裁專政的社會裡﹐在國家財政沒有市民大眾夠膽監管底下﹐北京奧運會﹐將會成為現代史裡最成功的奧運會。

中國人﹐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從前﹐啤酒嘉士伯的廣告總是說﹕「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經歷過這許多許多年後﹐今年﹐他們的廣告策略是有點改變了。那句耳熟能詳的口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這個世界不獨僅有A或B﹐可能還有C。」

我不知道何解會有這樣的轉變。可能是經過市場調查後﹐這間丹麥啤酒廠發現﹐他們已經再不是大家到酒館時的不二之選。他們已經遠遠落後於啤酒市場裡面的頭兩名。我不清楚。我就只想到這個解釋。

不過﹐近來﹐翻著報紙﹐我很想問一句﹕這個世界真的不獨僅有A或B嗎﹖又或者﹐為甚麼這個世界就不能獨有A﹖

自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當日﹐俄羅斯跟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開戰以來﹐報紙裡不斷報導的就是新一場冷戰的消息。誰跟誰友好﹐誰又跟誰不和﹐都是記者爭相報導的消息。

那天﹐在一些條約簽定後﹐在一些軍事調動後﹐報社甚至在一幅世界地圖裡﹐把最新的國際形勢描繪出來。忽然間﹐是敵是友﹐一目瞭然。

一邊廂﹐北約和歐盟正投訴俄羅斯軍隊﹐依然未能完全撤出格魯吉亞﹔另一邊廂﹐要求脫離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悌和鴨哈薩﹐就公開呼籲俄國總統麥維迪夫正式承認他們的獨立地位﹐並讓俄軍繼續留守﹐維持他們的地區秩序。

多得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讓人勾起塵封了的布拉格之春的回憶﹐於是﹐商討多時後﹐波蘭終於首肯跟美國簽定那條軍事協議﹐同意讓美軍在其跟俄羅斯接壤的邊界﹐裝置反導彈設施﹐與安裝在捷克的雷達偵察網連成一線﹐保衛西方國家的安全。

俄羅斯當然也不是沒有行動。

她一邊重組在裏海﹑波羅的海的勢力外﹐也開始向中東擴張。在美國國務卿賴詩在華沙與波蘭外長簽定好協議後﹐敘利亞總統也飛到了莫斯科﹐跟俄羅斯商談多項軍事協定。到步後﹐阿薩德向記者說﹐為了自身的安全﹐他們將同意俄軍在境內駐守。消息稱﹐大馬士革政府會重新開放港口泰特詩(TARTUS)予俄國艦隊作基地。這將會是二十年來﹐俄羅斯首次有軍隊在地中海駐紮。

經過了共產黨極權獨裁的年代﹐在蘇聯的陰影底下﹐東歐的國家無疑都希望在新一代的冷戰裡﹐投靠到西方社會陣營這一邊。

不過﹐依然有許多前蘇聯在冷戰時期的盟友﹐都開始聽到召喚﹐重新集結起來﹐一起擁護俄羅斯去跟西方民主自由的政府對抗﹐以保衛自己在獨裁濫權下的所得利益。在黑海﹑裏海﹑波羅的海那邊﹐白俄羅斯﹑阿美尼亞﹑塔克斯坦﹑烏茲別克等﹐已經跟隨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一起跑到了俄羅斯的旗幟底下。

敵對形勢已經很分明。

正如蝙蝠俠的幻想世界一樣﹐有了蝙蝠俠就要有小丑。他們是共存的。在這個真實的人類世界裡面﹐有了英美等西方社會就要有俄羅斯和其一眾盟友。全球一體﹐原來只是現實世界裡的虛擬幻像。

就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能還有C。

伊朗加入俄羅斯﹐是早晚會發生的事情。中國的取態﹐方教人尋味。有說中國應好好利用這場新冷戰﹐左右逢源下﹐從中獲取最大利益。我想﹐這是中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民主自由的西方陣營從來不會相信一個獨裁專制﹑不受控制和約束的國家。中國想在新冷戰中抽油水﹖未必能夠如願以償。小心成為別人的棋子﹐壯烈地犧牲。

又是一場七日戰爭。只不過﹐發生的地點不再是中東﹐而是波羅的海。

俄羅斯是打贏了。

無疑﹐整個格魯吉亞最終也沒有給滅掉﹔只是﹐其南部那兩個要求脫離格魯吉亞的地區﹕南奧塞悌和鴨哈薩﹐在俄軍介入下﹐似乎將如願以償地得到「獨立」地位﹐成為俄羅斯重建波羅的海勢力的重要棋子。

就此看來﹐這一場新冷戰的序幕﹐是來到了結尾。

在揚言會循步漸進地退兵下﹐上星期四﹐俄羅斯政府向「成功」脫離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悌﹐送上一份賀禮。他們派出了聖彼德堡的管絃樂團﹐來到南奧塞悌的首府﹐在那個滿目瘡痍﹐一片頹垣敗瓦的城市裡﹐向還在當地駐守的俄軍和南奧塞悌的人﹐奏上了列寧格勒樂章。普京也從倫敦邀請到他的好友爵傑夫(VALERY GERGIEV)匆匆來到做指揮。前一晚﹐爵傑夫還在皇家阿爾拔劇院﹐指揮倫敦管絃樂團﹐演奏柴可夫詩基的《睡美人》。

當然﹐對於這位指揮家來說﹐地域和空間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這個奧塞悌人就曾經在一天裡面﹐在三個不同國家﹐指揮過三個不同的管絃樂團。更何況﹐是替政治服務﹖

的確﹐又有誰比爵傑夫更適合指揮這一場演奏﹖

他站在臺上﹐用者俄語和英語跟臺下的觀眾道﹕「我返回來﹐就是要用我的雙眼﹐看看這一個給格魯吉亞破壞得滿目瘡痍的城市。大家看看四週﹐看看格魯吉亞軍隊的所作所為。他們是如此毫無人性可言。我知道﹐你們都受了很多的苦。假如不是俄國政府看不過眼﹐軍事介入﹐我們將有更多更多的同胞受難。我希望藉著這一個場合﹐代表著所有奧塞悌人﹐向偉大的俄羅斯致謝。」

滿場都點起了蠟燭﹐四週的俄羅斯軍人都揮動著俄國國旗和南奧塞悌的旗幟。有人甚至用絲帶把兩塊旗幟綁起來﹐一齊揮舞。在那有點悲鳴的列寧格勒樂章底下﹐南奧塞悌響起了歌頌俄羅斯愛國情懷的樂聲﹔在爵傑夫的大力指揮下﹐南奧塞悌人都開始感謝俄軍的介入﹐好讓他們能夠脫離格魯吉亞。

於是﹐當俄羅斯政府大幅刪減在這場七日戰爭裡南奧塞悌平民的死亡人數的同時﹐這一場新冷戰的序幕﹐就在悠揚的樂聲底下正式結束了。俄軍開入的時候﹐克裡姆林宮說﹐為了平息南奧塞悌的獨立運動﹐格魯吉亞軍隊殺死了近二千名平民。是一場種族屠殺。不過﹐當一切塵埃落定後﹐大家發現﹐南奧塞悌死了133人﹐格魯吉亞死了215人。

下一幕戲如何﹖大家都不知曉。可是﹐差不多可以肯定﹐在那剛禁閉上的帘幕背後﹐久違了的軍事競賽又要再開始。

俄羅斯是贏得了這一場戰爭。不過﹐同時候﹐也暴露了自己的弱點。原來﹐俄軍的軍事設備是如此落後。贏得了﹐都靠那人海戰術。畢竟﹐格魯吉亞只是波羅的海這邊的一個小國。

讀著那些西方軍事專家的分析﹐北約和歐盟沒有軍事協助格魯吉亞﹐會不會是一種戰略上的需要?

華國鋒死了。

匆匆到過一些華文報紙網頁走走﹐似乎﹐這個消息在中港兩地也沒有激起什麼漣漪。是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到了那個叫整個民族都亢奮的奧運會上罷。當然﹐無可否認﹐更大原因﹐是這個曾經一度是毛澤東親自點名的接班人﹐早已走進了變幻莫測的歷史裡頭。

誠然﹐那天上班途中﹐讀到《泰晤士報》裡面兩大版華國鋒的訃文時﹐我不其然道﹕「原來﹐他還未死的。」

當然﹐我的意思是﹐原來這個一手粉碎四人幫的民族救星﹐在鄧小平重新上臺後﹐還能撐著那黯淡無光的生命﹐直至二零零八年的夏天。

讀著那大篇訃文﹐不禁要問一句﹕華主席究竟怎樣渡過那漫長的﹑人生最後的二十七年﹖

是一個很好的小說﹑電影題材罷﹖

遺憾地﹐這個共產中國歷史裡掌權日子最短的國家主席﹐未能親眼目睹北京奧運會的完滿閉幕。不過﹐至少﹐他見證了鄧小平不能見證的事情﹕模仿著七十二年前納粹德國在柏林所做的一切﹐中國藉著奧運會成功地在國際舞台上揚威。比胡耀邦﹑鄧小平長命﹐總算有點價值罷。

也許﹐那是上天的恩賜。獎賞他敢於在毛澤東屍骨未寒時﹐便生擒江青等人﹐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挽回中國瀕臨崩潰的經濟﹑打救不少中國人的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揭開新的一頁﹕毛澤東不一定全對﹔他也有做錯的時候。

就是華國鋒的勇氣﹐使中國人成功地擺脫毛澤東﹐走出了自建國以來所製造的陰霾。

就是這歷史的一幕﹐讓這位在中國政治舞台裡早已沒有聲音的人﹐在生命結束的時候﹐在《泰晤士報》裡贏得了兩大版的訃文。

那天﹐那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是這樣介紹華國鋒﹕

「Chinese leader who jailed the Gang of Four after Mao's death but was no match for the forces of reform.」

在經濟改革如此有成效的時刻﹐中國國內﹐包括香港這一個成功跟中國其他沿海城市接上軌的前英國殖民地﹐又怎樣看這一位歷史人物呢﹖

我不知道。因為﹐我找不到一篇中文的訃文。

讀著《泰晤士報》裡面的那篇訃文﹐我上了一堂遺失了的中國歷史課。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裡﹐所講不多﹔老師也所講不詳。仿彿只要知道那些名字便成。當中的關係和前因後果﹐可以完全不理。可能﹐會考和A LEVEL會有不同。我不知道。中三後﹐我便沒有機會再接觸自己國家的歷史。

想不到﹐要了解自己的國家﹐還是要用別人的文字。不曉得英文﹐怎能讀中國歷史﹖

正在競投都柏林首條地鐵的設計-建造-營運合約。香港地鐵是我們這個財團的夥伴。於是﹐搬到歐洲生活超過兩年後﹐首次在工作上碰上了香港人。兩個都是香港地鐵派過來的。他們說﹐直至聖誕﹐每個月他們都會在都柏林逗留三個星期。

可能因為都有家室﹐言談間﹐我覺得他們都已經對愛爾蘭的生活感到苦悶。當然﹐也可能因為不習慣這兒的天氣。

他們是在七月開始加入。其間﹐返過了香港兩個個星期。八月初﹐又再回來這個島國。早陣子﹐跟他們在酒館聊天。其中一個說﹕「打電話給老婆﹐也不敢言天氣冷。」重來愛爾蘭﹐這兩個香港人都少帶了點禦寒衣服過來。

七月的時候﹐愛爾蘭的確很好陽光。日間溫度超過二十度。很熱。(誠然﹐我開始懷疑自己能否再在香港捱過一個夏天。二十多度﹐我也喊熱。)大家都說﹐苦候多時﹐夏天終於來臨了。不過﹐好景當然不常。更何況﹐對於英國和愛爾蘭而言﹐燦爛陽光本來就是罕有的事情。踏入八月﹐就竟然沒有一天不整天下雨﹐氣溫也跌至十二﹑三度左右。

在酒館裡﹐望著那沙沙的雨點﹐便不其然想起了莎士比亞在《十二夜》裡的那句名言﹐THE RAIN IT RAINETH EVERY DAY﹔聽著那兩個香港人的說話﹐也想起了陶傑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的一段文字。那一個給香港人的忠告﹕「除閣下的嗜好仍與十七歲在畫報上徵友時無異﹕愛對大海沉思﹑獨自欣賞日落﹑追尋煙雨中的康橋﹐以及在火爐邊細讀《小婦人》與《咆哮山莊》﹐否則英國絕對是閣下的人間地獄。」縱然是兩個國家﹐英國和愛爾蘭的確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在這樣的天氣底下﹐無疑是少了許多的戶外活動。不過﹐就我而言﹐都柏林的生活也不見得沉悶。

因為﹐劇院裡依然有很多不容錯過的好節目。

《RIVERDANCE》還在上演。直至八月三十一日。音樂劇《美女與野獸》亦然。

便是夏天的節目落畫了﹐今年冬天的劇目一樣讓人期待。

ABBEY THEATRE會上演王爾德的《理想丈夫》﹔隔鄰的那個年青人劇場則會公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奧林匹克劇院會演音樂劇《EVITA》﹔GATE THEATRE就有HAROLD PINTER的《無人地帶》和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佗》。莫忘記﹐還有那一年一度的都柏林劇場節﹐就是未知道今年會有什麼好劇目。

老實說﹐望著這樣的節目表﹐便是想想如何安排入場全部欣賞一遍﹐已經要花很多心思﹐哪還有時間覺得生活苦悶﹖

不過﹐聽著我如數家珍地介紹﹐他們都只是禮貌地微笑點點頭﹐並沒有說些什麼。似乎﹐眾多好戲碼裡﹐就是沒有一部能夠吸引這兩個香港人。或許﹐是我離開香港太久。我真的不知道﹐原來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會有更吸引人的節目。

我呷著啤酒。忽然收到了妹妹從倫敦發過來的短訊。她著我到劇院票房查看一下八月尾的票。她打算從英國首都跑過來看一場《理想丈夫》。

近日﹐在英國﹐有位大學教授有見大學生的語文水準日益低落﹐在論文裡經常有錯串的字﹐竟然在報上寫道﹕「週年複始地批改學生的論文﹐都要改正他們的串法。似乎是時候﹐要大家接受那些經常出現異變的字。」他口中那些所謂經常出現異變的字﹐其實就是那些經常給人串錯的字。

那天﹐在火車上﹐讀著那篇刊登在《泰晤士報》的文章﹐想到的﹐除了是這個世界的確是病得越來越嚴重﹐也記起了許多年前陶傑的兩篇作品。都收錄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裡。叫《作家的哀痛》和《必須的罪惡》。

文中提到的那件事情﹐發生在二十年前罷。那時候﹐陶傑該還在英倫旅居。

新一代語文能力衰退﹐既是全球共同的問題﹐也不是近年才引起大家關注。假如有人以為﹐這個問題是近十年才在香港出現﹐實在有點坐井觀天。畢竟﹐除了容許共產戰勝資本之外﹐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不過是重複著世界另一個角落曾經發生過的事。況且﹐沒有一個人是個孤島。

在資訊消費時代﹐當影像和圖片逐漸取代文字﹐斯文掃地﹐語文式微﹐學生語文水準日益低落﹐實在可以預期。

就在二十年前﹐當有統計發現英國大學生有四份三不懂得ITS和IT'S的分別﹑八份一學生不懂得使用逗號的時候﹐英國的中學教師就向教育部提出不再在十四歲學童的高中一年級教莎士比亞。理由是學生逐步視莎劇中使用的語文為「外語」﹐無法欣賞莎劇文字的精純與美感。

陶傑在文中提到了BERNARD LEVIN。他是位報紙專欄作家。知道了那些教師的提議後﹐便為文疾呼﹐「十四歲的英國少年視讀莎劇為畏途﹐是國家之恥。出現這種半文盲局面﹐應該解僱九成教師﹐炸毀英國教育部﹐然後靜坐而默默哭泣。」

想不到二十年後﹐又有人在提議一個「斬腳趾避沙蟲」的方法﹐去挽救學生語文能力衰退的問題。

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生了什麼病﹖竟然連文學遺產一度雄視西方文明的英國﹐也會有如此辱國的舉動。要知道﹐英國不是中國﹐不曾被共產獨裁政權統治過﹔英國人也不是中國人﹐他們不會容許自己出賣祖先遺產﹐敗壞傳統祖業。

還記得﹐陶傑寫道﹕「中國不幸遭逢五四後語文的惡性歐化與共產黨的歷劫﹐中國語文最先淪為污染的輻射廢墟﹐比英文的危機深重百倍。功利熏心的社會只追求經濟增長﹐語文漸成為即用即棄的衛生巾。一個民族的性靈﹐便隨著那一片血污﹐在抽水馬桶片刻的旋渦中沖向汪洋大海。」

我知道﹐就跟不教莎劇一樣﹐接受串錯字這個提議﹐只會在茶杯裡捲起一場小小的風波﹐最終都不會得到大家肯首。不過﹐竟然有人如此反智地提出這樣的建議﹐始終讓人有點擔懮。

就僅希望﹐那只是世界的一場小小的感冒。

要人類文明能夠持續繁榮發展﹐英語世界文化是不能給推倒的。

這個世界該是病了。還要病得很嚴重。

那天﹐在火車上翻著《泰晤士報》﹐我不禁搖頭嘆息。

有大學教授公開呼籲「改革」英國語文裡面某些字的串法。他在報上寫道﹐「週年複始地批改學生的論文﹐都要改正他們的串法。似乎是時候﹐要大家接受那些經常出現異變的字。」那些所謂經常出現異變的字﹐其實就是那些經常給人串錯的字。

這位犯罪學教授以為「改革」應該循序漸進。他提議首先由十個學生經常串錯的字開始﹐再加上那些違反英文串字規律的特殊個別例子。然後慢慢推廣下去。

他說﹐既然我們不會把「SURELY」串成「SURLY」,何解我們要把「TRUELY」串成「TRULY」﹖他又說﹐為何「MANAGEMENT」要保留那一個「E」﹐「ARGUMENT」則要刪掉那一個「E」﹖其餘這位教授認為要接受的串法就是﹕「IGNOR」等於「IGNORE」﹑「OCCURED」等於「OCCURRED」﹑「OPERTUNITY」等於「OPPORTUNITY」﹑「QUE」等於「QUEUE」﹑「SPEACH」等於「SPEECH」﹑「THIER」等於「THEIR」﹑「TWELTH」等於「TWELFTH」。當然﹐也包括「MISSSPELT」。

至於﹐那些違反英文串字規律的特殊個別例子就是﹐「WEIRD」﹑「SEIZE」﹑「LEISURE」﹑「NEIGHBOUR」和「FOREIGN」。都是「E」走在「I」前面的特殊例子。

對於每一個字的改革﹐這位大學教授都有很詳盡﹐亦仿彿很成理的見解。亦得到一些人的認同。有一個叫做「串字協會」的組織就很支持這個改革。《泰晤士報》補充說﹐原來﹐自1908年成立以來﹐這個協會便倡議簡化英國語文的串法。

早知道﹐很多英語世界裡面的人串字都有點困難。

記得妹妹說過﹐在大學做集體研究的時候﹐那些英國人都會把寫報告這項工作交給予留學生。他們會很坦白地說﹕「我不懂得串字。」要知道﹐那不是一所無名的大學。妹妹是跟威廉王子一起讀書的。

在公司裡﹐也偶然聽到一些愛爾蘭人大聲問別人那一個字究竟怎樣串法。我都會竊竊稱奇。我以為﹐那些字香港小學生也懂得如何的串。

我想﹐那是母語的問題。就正如我們中國人的錯別字。就正因為那是自己的母語﹐我們寫作的時候﹐都會很容易給那些字的發音矇騙﹐寫了別字﹐或串錯了字。所以﹐那些語文教育學者常言的「我手寫我口」﹐其實不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有些事情﹐總是要跳出框框﹐冷靜地從外面觀看﹐方能避免很多錯誤。寫文章是其中一件。

因此﹐在這方面﹐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是幸福的。他們講的是粵語﹐寫的卻是英文和白話文。因為都要先要在腦袋裡把句子重組過來才能下筆﹐所以能夠避免很多別字﹐很少會串錯字。

讀著那位大學教授的文章﹐我替英國人感到擔懮。難道他們看不到遠東那個古老民族的文化前途是如何黯淡﹖自大陸變了顏色後﹐那個農民政權竟然背棄祖宗﹐敗壞自己五千年的瑰麗文化﹐把傳統的方塊字完全推掉﹐大肆用另外一套醜陋無比的怪獸替代。從此﹐那個民族便慢慢步向滅亡。一個沒有傳統文化﹐只認得錢幣的民族﹐其生命不會太長久。

早陣子﹐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替電影《赤壁》護航﹐大罵那些大罵吳宇森的中國糞青。他寫道﹕

六十年來，中國的文化都處於「簡化」過程；簡體字取代正體，結婚的三書六禮，簡化為擺喜酒、度蜜月；文字簡化為白話，長江三峽的許多古鎮，由白帝城到張飛廟，全部沉江，炮聲一轟，都「簡化」為一道三峽大壩。中國文化早已在簡化之中點點湮沒，多一個吳宇森簡約版的曹操；長話短說，也很符合中國追求經濟效益。

有點大快人心的同時﹐實在道出了中國文化的悲哀。英國人如果選擇走上同樣的路﹐這個世界的確是已經病入膏肓。

《泰晤士報》舉辦了一個徵文比賽﹐要求參加者最多只能用三百字﹐以「愛」來做主題﹐寫一個短篇故事。為了吸引讀者參加﹐也為了給讀者一些靈感﹐報社便邀請了英語世界裡的六位暢銷小說作家﹐按著所定下的那個標準﹐來個示範。

那天﹐報社便一口氣把那六個故事﹐在副刊裡刊登出來﹐讓讀者比較一下。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個。作者是麥科恩(MATT THORNE)。

「在床上重新轉換位置的時候﹐CHRIS看到了我手臂上的紅斑。他有點關心地問﹕『這是什麼由來﹖』我搓一搓手臂﹐回答道﹕『都是寶寶的腳印。每天晚上﹐他就平放地睡在我和JOHNNY中間。有時候﹐這些紅斑就是整天都散不去。』

聽到了這個答案﹐我知道﹐CHRIS是有點氣憤。那不是因為我提及了我的丈夫﹔那是因為我再次在他面前談到我的孩子。雖然已近三歲﹐我依然喚他作寶寶。不過﹐也就是CHRIS這樣的反應﹐我明白﹐我們這段關係是不能長久。我不會拋低JOHNNY﹐然後跟他一起生活。和其他沒有孩子的人一樣﹐他就是不曉得﹐他的競爭對手並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的兒子。他們都不能完全理解什麼叫做愛。

我知道﹐便是我如何解釋﹐他都不會明白﹐孩子給我的擁抱﹐比起JOHNNY給我的任何一次擁抱﹐都更能讓我感受到愛。因為那就像我的初戀。我也知道﹐無論我怎樣講﹐他亦不會明白﹐我是如何享受跟我的孩子一起渡過的每個黃昏。看著他吃著我弄給他吃的食物﹐望著他欣賞著那些影碟﹐然後轉過頭跟我說﹕『我很喜歡這一張。』我都會立即忘掉生活上一切煩惱。我以為﹐跟與JOHNNY﹐或與CHRIS一起比較﹐我更喜歡和我的兒子單獨相處。因為只有在那一刻﹐我方能真正感受到真正的愛。那是我身邊所有成年男人都不能帶給我的。

當然﹐我清楚曉得﹐那也不是長久的。因為它不能長久。慢慢地﹐我的孩子會學懂不喜歡我﹔然後﹐討厭我﹔直至忘記我。不過﹐便是如此﹐我也深信﹐這比CHRIS能夠帶給我的﹐都來得重要。所以﹐就是這個原因﹐我只能喜歡他﹐同時候﹐也開始後悔搭上了他。我們根本沒有將來。」

當然﹐這是我的翻譯。

曾想過也只用三百個字﹐來把整個故事翻譯過來。不過﹐單就中文和英文兩種語文根本上的分別﹐我以為﹐這是有點不可能罷。

也許﹐我這個想法是錯的。我絕對樂意向別人請教。因為﹐我甚至可能翻譯錯了。

我同意﹐我是越來越喜歡翻譯。在歐洲生活了超過兩年﹐每當在報紙雜誌讀到一些很喜歡的文章﹐都有衝動把它們翻譯過來﹐好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夠有機會一讀﹐以求一開眼界。所以﹐我實在很希望有人能夠指教我一下。

話說回頭﹐在那篇短故事裡﹐最觸動我心靈的﹐其實是最後的那一段。原文是這樣的﹕

「Although it won't last, can't last, and he will learn not to like me and then to hate me and then to forget about me, it still means more than anything Chris can give and for this reason I can only like him, and regret our time together, already, because we have no future.」

還望有心人能夠指點一下迷津。

有位朋友很喜歡去旅行。不過﹐她從來不會為行程先安排打算一下。她就是這樣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她老是說﹐上天自有安排﹐何必苦苦另作一番的打算﹖

我未曾跟她一起去過旅行。聽別的朋友說﹐她就喜歡在市內完全沒有目的地隨處亂走﹐也喜歡任意跳上火車地鐵﹐隨心所欲地胡亂選一個站下車。所以﹐很多時候﹐她只會孤身上路。便是跟朋友一起﹐她也只會約定晚飯的地點﹐然後分開探探外國地方的奧秘。她怕朋友忍受不了她的任性﹐也怕自己忍受不了朋友的刻意安排打算。她道﹐在一個誰也不認識自己的國度裡﹐就應該好好放任一下自己。平常的生活﹐不是已經有太多的拘束嗎﹖

早陣子﹐有人給我寫了封信。裡面有這樣的一句﹕「想不到原來你也這樣任性。」我是有點摸不著頭腦。從來﹐也沒有想過「任性」這一個形容詞會適合我。正如﹐我未想像過會一個人跑去旅行。

不過﹐在半刻意安排﹐半陰差陽錯底下﹐我獨自到了德國的杜塞詩多夫和科隆。其實﹐本來就是獨自在異鄉生活﹐孤身隻影地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又有些什麼分別呢﹖

當機票﹑酒店都辦理妥當後﹐我便不其然想起了那一位朋友。忽然間﹐我也想感受一下她旅行時的感受。於是﹐這個德國之旅﹐我決定什麼也不管。既不翻翻旅遊書﹐也不預先跑去看看地圖﹐就讓一切都隨心﹐就讓一切都交給上天好了。

我發現﹐原來﹐這樣的旅行的確甚寫意。因為一切都會在意料之外。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會教人無比的興奮。始終﹐生命裡的最大快感﹐往往就是在沒有什麼預料下得到。我開始明白朋友旅行的心態。隨緣地碰上我們早已註定要碰上的人和事和地。

我是乘搭夜機返回都柏林。便決定到了機場方吃晚飯。當發現杜塞詩多夫機場C大樓那邊正在重建時﹐我想﹐吃過晚飯才過關會是正確的選擇。我怕就是一切連同餐廳也在重建裝修。

我選了間吃魚的餐廳。在德國的短短三天兩夜裡﹐我倒是什麼德國菜式也算嚐過了。除了魚。

鄰座是一對父母和他們的兒子。我不懂得德文﹐當然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不過﹐奇怪地﹐望著他們的舉動和表情﹐我又很明白他們在講些什麼。因為一切仿彿都很熟悉﹐熟悉得仿彿都是自己的親身體驗。過去連續兩年聖誕假期過後﹐在香港機場離境大堂的某一角﹐不也是發生著同樣的事情﹖

我的確很希望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著這一家人﹐好讓我在等候離境的時候﹐回憶的海洋裡有些東西忙碌著。從來﹐我都懷念過去。尤其是那些給特別強烈的情感包圍著的過去。

可是﹐當看著那條輪候過關的人龍變得越來越長的時候﹐我知道我是不能繼續待下去﹐等候那一幕一模一樣的分手場面。拿起行李排隊時﹐我知道﹐我是整個人都給一種傷感籠罩著。是從鄰座蔓延過來的﹐是從內心引發出來的。

世界上的確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言語來表達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如此的UNIVERSAL。

我又想起了那一封信。裡面寫道﹕「想不到原來你也這樣任性。可以拋下身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人﹐隨處任闖。」

碰巧﹐身上的iPOD正播放著何韻詩的《絕對》。

俄羅斯向格魯吉亞開戰﹐波羅的海局勢越來越緊張。有分析道﹐俄羅斯最終目標﹐就是要重新控制這一個地區。於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開始有點準備。

有見波羅的海的情形﹐東歐的那些前共產國家也紛紛開始替自己打算一下。上星期﹐在戰火底下﹐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和烏克蘭的總統都一起到過格魯吉亞。之後﹐他們跟記者說﹕「俄羅斯終於向世人顯示他們真正的一面。向格魯吉亞開戰﹐是邪惡的。」

畢竟﹐有點脣亡齒寒的感覺罷。假如俄羅斯要重新掌管波羅的海﹐的確很難相信其野心就僅止於此。較令人可信的﹐是在普京幕後策劃下﹐俄羅斯總統麥維迪夫要回復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的勢力範圍。

新一代冷戰可以預期。

不過﹐這一次較上一次複雜。因為當中加入了中國和伊朗兩個活躍的搞事分子。西方社會未能輕易再次贏得這一場冷戰。始終﹐假如這個世界祇得黑白兩面﹐中國和伊朗是比較接近俄羅斯那一個跟西方作對的陣營。

可是﹐同時候﹐經過了共產黨極權獨裁的年代﹐在蘇聯的陰影底下﹐波羅的海和東歐的國家卻都希望在新一代的冷戰裡﹐投靠到西方社會陣營這一邊。

早陣子﹐捷克已經主動向美國投誠﹐同意在其國境內﹐設立導彈防衛網。上星期五﹐波蘭政府也宣佈跟華盛頓達成協議﹐容許美軍在境內建立基地﹐和捷克那邊的導彈防衛網連成一線。

消息公佈後﹐俄羅斯立即取消下月外長到訪華沙的行程。報紙說﹐俄羅斯將會有一系列行動﹐以打擊波蘭政府跟西方結盟的計劃。

其中﹐大家都相信﹐俄羅斯將會大量減少向波蘭供應石油和天然氣。因為這是他們經常採用的手段。尤其在冬天快要來臨的時候。早前﹐波蘭拒絕了俄羅斯﹐把煉油設施賣給愛沙尼亞後﹐莫斯科便突然宣佈因為技術問題﹐停止了跟波蘭供應石油一段時間。

國際局勢在越來越明朗下﹐變得越來越不明朗。

新一代冷戰的勝利關鍵﹐似乎在於西方國家能否解決能源問題。假如我們以後十年的生活依然要依賴石油﹐自由民主將要給極權獨裁打敗。不過﹐我對西方科學家有信心。我知道﹐我們將會不用再依賴石油。他們不會讓我們失望。

自開始投資起﹐我是把那些金錢都放在西方能源公司上面。我相信﹐他們會好好利用我的血汗錢﹐為人類社會帶來更大的貢獻。我老是跟我的投資經紀說﹐誰能有效地發現新的能源﹐誰就能主宰整個世界。

那天﹐在火車上讀著那個東歐導彈防衛網的消息後﹐回到公司﹐便突然收到一位波蘭同事的電郵。標題是﹕「今天早上波蘭的一角」。我有點詫異地想﹐難道俄羅斯軍隊開進了波蘭境內﹖

那是一些照片。照片裡面﹐是一些雪景。原來﹐在這個八月的時候﹐歐洲下了今年的第一場雪。

冬天是來得有點早罷﹖

無疑﹐地球是病了。

從近幾天朋友電郵過來的文章看﹐我想﹐在香港和中國﹐這個奧運會裡鬧得最熱哄哄的﹐該是開幕典禮裡那一個「咪嘴」事件。

我是香港人﹐當然講「咪嘴」。這是近幾年來娛樂版記者教曉大家的一個詞語。我記得﹐小時候﹐我們講的是「播帶」。在錄音帶已經成為歷史文物後﹐我們的語文也當然要隨著時代進步的步伐﹐一起向前邁進。我同意﹐我們應該用「咪嘴」代替「播帶」。

不過﹐不明白的﹐倒是何解在娛樂版裡經常使用的「咪嘴」﹐一旦到了所謂的要聞版﹐就紛紛改成了有點八股味道的「唱假」。

那天﹐在公司留意著英國泳手REBECCA ADLINGTON的比賽消息時﹐無意間讓我在《泰晤士報》網頁﹐讀到這一宗「咪嘴」新聞。和開幕裡上的那些假煙花。

我查看了一下這兩篇新聞稿的日子。發現是即日的消息﹐便立刻傳送給幾個香港的朋友。我在那封電郵裡補充道﹕「也許﹐大家又會大喊﹐這是西方傳媒抹黑中國的最新證據。」

回歸後﹐許多香港華文傳媒報導新聞的手法﹐離西方的標準越來越遠的同時﹐卻跟中國大陸的慢慢地接上了軌﹐於是﹐香港人對週邊發生的事情的看法﹐也就跟中國大陸的民眾越來越接近。很多時候﹐我都希望把另外一個觀點帶回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我從來都以為﹐一個和諧的社會﹐需要有不同的意見﹐和激烈的辯論。

原來﹐香港的華文傳媒也有報導這一個「咪嘴」新聞。

其實﹐當中國大陸的傳媒亦爭相報導時﹐這怎可能會沒有一點危險。不過﹐在消息出街前﹐報社的總編輯都應該曾有過一個考慮﹐一個疑惑罷。畢竟﹐壞了中國名聲這個罪名﹐已經再不是一個香港人可以承擔得來。

消息暴光也有一個星期了。只是﹐當香港大眾都在七嘴八舌地談論這一件「咪嘴」新聞的時候﹐我也可以跟大家保證﹐在國際上﹐這件事情沒有壞了中國的名聲。

在西方傳媒眼中﹐花一天去報導這宗新聞也嫌多。在爆出「咪嘴」事件後一天﹐報紙裡就只有一個角落談到這一件事。大家提不起興趣的同時﹐也以為毫無新聞價值可言。

所以﹐讀過朋友電郵過來的文章後﹐我實在希望香港人和中國人放過那兩位小女孩罷。她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她們需要的不是一個道歉。她們需要的是一個寧靜。這件事情﹐會永遠跟著她們。因為早已在她們弱小的心靈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印。我們何苦要繼續在她們那個傷口裡挖﹐甚至撒上一把鹽﹐讓那個傷口永不結巴的同時﹐也讓那兩個小女孩受著更大的痛苦。

真的﹐在國際社會裡﹐北京奧運會開幕裡的「咪嘴」﹐的確激不起一星水花。

畢竟﹐在西方﹐人咬狗方能算是新聞。當然﹐這不是在極權社會裡的傳媒所能夠明白的事情。因為對他們而言﹐狗咬人才是能夠報導的事。

那天晚上﹐當愛爾蘭電視臺記者總結了一天的花絮後﹐主持人對於「咪嘴」和假煙花﹐就只投以簡簡單單的一句﹕「很正常嘛。」

的確﹐何必大驚小怪。

本來﹐我是對奧運沒有多大興趣。自小經已如此。跟是否由北京主辦無關。記得當年﹐便是李麗姍奪得了香港歷史上的首面奧運金牌﹐我也沒有太大的興奮。奧運會始終及不上世界杯。

不過﹐當看到英國連續兩天擲到金牌後﹐在公司的時候﹐我竟然開始一邊工作﹐一邊打開奧運會的網頁﹐留意REBECCA ADLINGTON是否能夠在那個三米深的泳池裡﹐完成一個小小的大滿貫。在今屆奧運會﹐才十九歲的BECKY參加三個游泳項目。

那天﹐男子4x100自由式接力決賽﹐無疑是很刺激。法國人是差丁點兒便能粉碎MICHAEL PHELPS的大滿貫美夢。不過﹐同日舉行的那場女子四百米自由泳決賽﹐也絕不遜色。金牌和銀牌的分別﹐就是那0.07秒。小妮子BECKY在一致看淡下﹐力壓大熱門美國的KATIE HOFF﹔繼NICOLE COOKE的單車公路賽第一名後﹐再次為大不列顛拿得一面金牌。

她更是近半世紀以來﹐首位替贏得奧運游泳金牌的英國人。

當接受記者訪問時﹐BECKY天真地笑道﹕「獲得金牌的原動力﹐都來自母親的承諾。因為出發前﹐她答應過我﹐假如我贏到比賽﹐她會送我一對JIMMY CHOO的高跟鞋。」她頓了一頓﹐望望那塊掛在胸前的奧運金牌﹐繼續道﹕「真好﹐可以有一對新鞋了。母親說過﹐假如拿到第二面金牌﹐我可以另得一對CHRISTIAN LOUBOUTIN。」

望著電視機﹐我也忍不住笑了。我的確有點喜歡這位可愛的女生。

何必看重奧運成敗﹖更無需把奧運會裡的得失跟民族興衰等同。一面奧運會金牌﹐不過是換取自己心頭好的獎券罷了。BECKY說﹕「我很喜歡鞋子。我想﹐我已經有超過三十對。不過﹐你是永遠都覺得不夠的。我希望每一套衫﹐都有跟其配襯的鞋。」

跟在場的記者一起﹐我搖著頭﹐笑不攏嘴來。

那是一個讓人很開心的訪問。

沒有什麼「民族大義」﹑沒有什麼「英國運動員不是垃圾」之類的說話。在眾多鎂光燈底下﹐掛上了那閃亮的金牌﹐BECKY依然是一個實實在在活在這個世界的女孩子。始終﹐哪有一個女生不喜歡JIMMY CHOO的高跟鞋﹖我以為﹐每一個女生都要為擁有JIMMY CHOO的高跟鞋而努力。

這就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原動力。

當BECKY贏得金牌後﹐她的父母便決定從諾定咸飛到北京﹐去替女兒在其最佳項目裡打氣。本來﹐他們早就訂好了一切住宿。可是﹐在奧運開幕前﹐跟其他人一樣﹐他們發現﹐原來自己是給那個假網頁欺騙的受害者之一。於是﹐只能在家裡﹐遙遠地替女兒打氣。

不過﹐也許是上天眷顧﹐縱然官方公佈所有項目的門票都已售罄﹐他們還是能夠買到兩張廉價的票﹐好讓他們可以在現場為BECKY在八百米自由泳決賽吶喊。和慶祝。

我想﹐在那個暴發的社會裡﹐JIMMY CHOO會有分店。也有CHRISTIAN LOUBOUTIN罷。

我想﹐自奧運會開幕以來﹐這是最多人關注的一場比賽罷。

這不是什麼決賽﹐比賽的運動員也不是家傳戶曉的名字。突然﹐引來了世人的關注﹐都只因對壘的兩個國家﹐一個叫做俄羅斯﹐另一個則是格魯吉亞。那是女子沙灘排球的一場分組賽。

在幾千里外﹐這兩個國家也正在開戰。是真真正正的開戰。槍聲和砲彈聲才停止了不過二十四小時﹐俄羅斯的軍隊又再次向那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進發。假如局勢持續如此﹐西方政府依然不直接軍事介入﹐的確很有理由相信﹐今屆的奧運會將會是格魯吉亞最後一次參賽。四年後﹐他們那面跟英國國旗有點相似的白底紅十字旗﹐能否在倫敦飄揚﹐實在是個大疑問。正如﹐總統薩卡詩維尼所言﹕「這是格魯吉亞生死存亡的時候。」

在這樣的國際形勢底下﹐大家都很關注那一場沙灘排球的比賽。縱然﹐北京主辦單位經常提醒世人﹐奧運會應該不牽涉任何政治。

結果﹐格魯吉亞贏得了那場比賽。

或者﹐體育運動的確跟現實政治沒有一絲關連。在砲火連天的戰場上﹐面對著強大的俄羅斯軍隊﹐細小的格魯吉亞是完全沒有還擊之力。不過﹐在運動場上﹐在公平競技的大原則底下﹐體育比賽絕對提供了一個良佳機會﹐讓細小的國家也可以贏得比自己強大千多倍的對手。

可是﹐在球場上贏得了俄羅斯又怎麼樣﹖對格魯吉亞人而言﹐現在最重要的﹐還是要把俄羅斯的軍人趕走。

在女子沙灘排球隊擊敗俄羅斯當天﹐格魯吉亞的國歌是在北京奏響了兩次。仿彿在提醒大家﹐莫要忘掉這個在黑海附近的細小國家。

但是﹐在千里以外﹐俄羅斯軍隊正一步一步向首都第比里詩進發﹐快要兵臨城下。真的不知道﹐格魯吉亞還能抵得多久﹖

雖然有著一段BTC輸油管在自己境內﹐格魯吉亞還是未能吸引到以美國為首的直接軍事介入。就只有布殊公開宣佈﹐會調動飛機和艦隊﹐向在戰火中的格魯吉亞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似乎﹐總統薩卡詩維尼是押錯了注碼。BTC輸油管﹐不足以讓格魯吉亞繼續生存。

的而且確﹐那一條輸油管可以讓格魯吉亞一親北約和歐盟的香澤。可是﹐油管裡面的石油始終未夠多﹐不能滿足西方社會對石油的渴求的同時﹐也就未能讓西方政府擺脫對俄羅斯和中東的依賴﹐故此﹐要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好讓自己的運動員能夠帶著自己國旗﹐參加四年後的奧運會﹐本身沒有石油生產的格魯吉亞﹐就只能靠自己和幸運女神的眷顧。北約和歐盟﹐還不至於會為了這樣的一個細小國家﹐跟俄羅斯反面。

大家在觀看奧運比賽的時候﹐就請替格魯吉亞的運動員打氣。因為﹐你將可能再沒有機會聽得到那首自由的國歌﹐在國際場合裡奏起來。

我想﹐中國政府應該要跟俄羅斯交涉一下。

滿以為能夠藉著奧運會開幕﹐霸佔全球報章頭版的時候﹐料不到竟然途中殺出了個盟友俄羅斯﹐奪去了至少半頁版位。

正如《愛爾蘭時報》所言﹐這個世界在上星期五上演了一幕名符其實的「戰爭與和平」。正當象徵和平和友愛的奧運會在北京正式開始的時候﹐中國那個盟友就向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宣戰。

於是﹐要全球傳媒鋪天蓋地報導北京奧運會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因為﹐對西方來說﹐俄羅斯向格魯吉亞開戰﹐有著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影響﹐不得不大事報導。況且﹐那樣的一個奧運會﹐七十二年前﹐大家都在柏林看過一遍了﹐沒有太大的新鮮感﹐不得不給那場有點突如其來的戰爭讓路。

在這個油價高企﹐百物騰貴﹐全球經濟開始衰退的時候﹐在西方社會眼中﹐格魯吉亞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因為全球唯一一條不途經俄羅斯﹐直達地中海的BTC輸油管﹐有一段就是在這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境內。

還記得﹐六年前﹐當開始動工﹐這條輸油管的消息﹐每天都是《金融時報》的頭條新聞。那時候﹐我還在香港生活。是那份橙色報紙亞洲版的讀者。

因為透過那條輸油管﹐西方的油公司(包括日本)﹐可以從阿塞拜疆的BAKU﹐把裏海油田出產的石油﹐經格魯吉亞的TBLISI﹐轉送到土耳其的一個地中海城市CEYHAN﹐故此喚作BTC。它不用經過俄羅斯﹐亦不用經過伊朗﹐完全在西方政府控制之內﹐所以﹐他們都很重視這一條輸油管。有了這一條輸油管﹐西方社會便可以減少對俄羅斯和中東的依賴。縱然冷戰早就結束﹐不過﹐俄羅斯卻越來越不能信任。伊朗是邪惡軸心﹐更加沒有可以商量的餘地。

也就因為如此﹐自興建起﹐俄羅斯便大力反對這一條BTC輸油管。損失收入還是小事﹐引入西方列強來到裏海﹐這個自己原本的勢力範圍裡面﹐卻是一件大事。為了要保護如此重要的一條輸油管﹐西方政府是派遣了反恐部隊在阿塞拜疆﹑在格魯吉亞﹑在土耳其防衛。俄國當然不能不視之為對自己的威脅。在經濟上﹐在軍事上。

此外﹐格魯吉亞藉著這條BTC輸油管﹐每年替庫房進賬六千二百萬美金外﹐也得以靠攏著西方政府﹐來保障自己這一個新興國家。格魯吉亞是其中一個在蘇聯解體後﹐重新宣佈獨立的國家。

俄羅斯當然很看不過眼。兩年前的那個冬天﹐俄羅斯便曾透過油公司GAZPROM，向格魯吉亞發出警告﹐威脅停止供應天然氣﹐用以能夠控制得了這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政府。

可是﹐格魯吉亞總統薩卡詩維尼卻依然經常揚言要加入歐盟和北約組織。他說﹐就是因為有了BTC輸油管﹐格魯吉亞方能夠依然生存下來。

於是﹐到了北京奧運會開幕那一天﹐俄羅斯終於按捺不住﹐正式跟這個鄰國開戰。

這的確是一宗重要的新聞。希望大家不好因為華文報章鋪天蓋地報導奧運消息時﹐遺留了這一件轟動全球的大事件。在奧運會舉行的同時﹐世界是依然轉動的。

中國只不過是這個世界上其中一個國家。

銀行假期後﹐在酒館裡﹐大家的話題﹐都離不開旅遊。

因為剛到過德國﹐於是﹐不其然地﹐我便提到在那兒的所見所聞。言談間﹐我發現﹐原來大家都對這個國家有點喜愛。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只要到過德國跑跑﹐都能輕易發現其教人歡喜的地方。正如﹐只要到過日本去﹐有誰不會不喜歡那一個國家﹖聽著大家的一言一語﹐我以為﹐愛爾蘭人喜歡德國之情﹐就跟香港人喜歡日本的﹐一模一樣。

他們問我德國之旅如何﹖我只是有點行貨地回答說﹐很好很好。我呷了一口啤酒﹐然後道﹕「至少﹐那兒的啤酒比這裡的廉宜得多。才兩塊多﹐便有半公升。甚至比可口可樂還要便宜。怎能不每天以酒待水﹖一有點口渴﹐便立即鑽進一間酒館裡便成。太使人興奮了。」

大家都連聲點頭同意。

我接著道﹕「那兒的火車也令人難忘。很久很久未有碰上過這麼準時的火車。他們說十時正駛進月臺﹐火車便是十時正駛進月臺﹔他們說十一時十五分到達﹐火車便是十一時十五分到達。沒有遲到一秒﹐也沒有早到一分。一切都這麼正確無誤。」

聽到我的說話﹐C抗議道﹕「他們會早到的。不過﹐假如早到了﹐火車都不會提早離開火車站。火車司機會在車站等候﹐直至月臺上的時鐘﹐顯示著時間表裡火車離開的時間。便是巴士也如是。」

其他人立即笑著和議。他們都有相同的經歷。K道﹕「上一次﹐我的巴士就在站裡等候了兩分鐘。不過﹐他們沒有遲到誤點﹐這倒很正確。」

其實早就知道德國人很準時。很久以前﹐便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一位德國人在家裡宴請朋友。在邀請信裡﹐寫得很清楚﹕晚上七時開始。在六時五十五分﹐那位宴請朋友的德國人的家外面﹐已經堆滿了許多車﹐有點水泄不通。都是被邀的朋友。不過﹐他們都只靜靜地留在車子裡﹐沒有打算去打擾主人家。當教堂七時正的鐘聲響起﹐所有賓客都立即走出車子﹐魚貫地排隊走進宴會的地點。

兩年前﹐我向一個德國人﹐求證這個故事的可信程度。那位德國朋友說﹕「這是絕對正確。我們是一個很講守時的民族。」他口中的那個守時﹐便是對時間的不偏不倚。

C說﹕「也不好忘記﹐德國人的地方是多麼的清潔整齊。」

的確﹐在我到過的歐洲國家裡﹐德國是最清潔和最整齊的。

我們談著談著﹐忽然間﹐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道﹕「在我看來﹐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似乎非那兩個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莫屬。有點讓人意外罷﹖」

K回答道﹕「也不能叫做意外。畢竟﹐要贏得全世界﹐首先就要先失去一些東西。就因為戰敗了﹐所以他們可以重頭再來過。」

奧運會舉行前﹐英國和澳洲的體育部長打賭﹐都說自己的國家會在北京比對方拿得更多獎牌。

讀著那篇報導﹐我的確覺得GERRY SUTCLIFFE太過勇敢。我怕﹐下次英國欖球隊在奧脫福球場迎戰澳洲時﹐他要穿上對方那件黃色的球衣做座上客。這兩個政府內閣成員同意﹐假如自己的國家最終在獎牌榜落後對方﹐他們將會在下一個國際大型運動比賽裡﹐穿上對方國家的顏色。

我想﹐第二朝起來﹐GERRY已經後悔自己在美麗女人面前的一時口快。澳洲的體育部長是個女人﹐叫KATE ELLIS。

當奧運會來到第三天後﹐GERRY可能更加悔不當初。因為兩個在奧運會前﹐給傳媒捧到上天的獎牌熱門﹐都要提早收拾包袱。一個是網球員ANDY MURRAY，另一個則是參加跳水的年輕小伙子TOM DALEY。他才得十四歲。報紙說﹐是一個跳水神童。

幾個月前﹐首次讀到一篇TOM DALEY的訪問﹐我已經有點懷疑﹐這一個英國小男生是否能夠打破中國人在跳水項目的壟斷。老實說﹐我是樂於見到中國不能全取跳水裡面所有八個金牌。因為﹐太沉悶了。不過﹐我深知道﹐這是難度極高的事情。

當其他共產獨裁國家相繼倒臺後﹐中國就是唯一一個依然能夠使用那些外人以為很殘忍的方法去訓練運動員。而那些方法在訓練那些單靠個人技術的運動項目﹐確實很有效。跳水﹐當然沒有例外。情形就跟體操一樣。

因為要尊重人權﹐也要把兒童當作人看待﹐西方國家是不可能用上同一個方法去訓練運動員﹐以提高他們的個人技術。況且﹐西方國家富有﹐兒童都不能捱苦。所以﹐從來﹐在體操﹑跳水等這些光靠技術﹑要從小便開始訓練的項目裡﹐西方運動員是很難跟那些來自共產獨裁國家的比拼。

也許﹐在西方國家眼中﹐TOM DALEY確是一個跳水神童。可是﹐在國際大汪洋裡﹐他是完全的不入流。傳媒追捧﹐實在有點「未見過大蛇屙尿」的感覺。

果然﹐TOM DALEY這位英國小男生﹐在雙人十米高臺跳水裡﹐包尾而回。

不過﹐GERRY SUTCLIFFE其實還不用太過擔心。至少﹐曲麗古繼續在毫不受人關注下﹐再次在國際運動舞台上﹐為英國爭光。在滂沱大雨下﹐這位環法單車賽冠軍﹐為英國贏得今屆首個金牌。

星期天﹐剛爬起身﹐電視便正直播那個女子單車公路賽。當聽到曲麗古的名字後﹐我知道﹐我要替這位女生打氣。

去年年初﹐我就在這個天地﹐給這個威爾詩人寫過篇文章。我替她未能得到英國國內的體育大獎﹐感到不值。

那天﹐我寫道﹕

「一個幾乎任何人都知道BECKHAM兒子名字的國家﹐在一個NOBODIES都可以成為名人的八卦時代﹐究竟有幾多人知道曲麗古(NICOLE COOKE)這個名字﹖

她是新一屆環法單車賽(TOUR DE FRANCE)冠軍。

在國家足球隊敗走德國後﹐在國家板球隊連輸五場給澳洲後﹐在欖球隊也輸得一敗涂地的2006年﹐在沒有運動英雄的時候﹐曲麗古的確是英國的民族英雄。因為她在法國贏得了一個從來沒有英國人染指過的冠軍。一個浪漫的冠軍。一個WORTH WINNING的冠軍。

只是在一個幾乎任何人都知道BECKHAM兒子名字的國家﹐在一個NOBODIES都可以成為名人的八卦時代﹐曲麗古的確是一個孤高的名字。很多人都希望她能夠得到今年英國國內的體育大獎。只是到最後﹐一切卻又歸於平凡。得到獎項的﹐又不是那幾個家傳戶曉的名字。」

英國的傳媒﹐其實也一樣的低俗。

只希望﹐這一次有點不同罷。

早陣子﹐《泰晤士報》再次獨家訪問了任天堂總裁SATORU IWATA。讀著那篇專訪﹐竟然勾起了許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跟很多年青人一樣罷。畢業出來社會打滾了幾年後﹐開始有一個自己做老闆的想法。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底下﹐發現原來在公司裡認識的兩位朋友﹐也有相同的想法。於是﹐在打鐵趁熱下﹐我們便連續幾個星期都在下班後﹐跑到了酒館相談我們心目中的大計。

我們的而且確談了許多許多事情。也談得很深入。不過﹐就因為談得有點深入﹐到最後﹐我們還是決定不去實行。因為我們都沒有把握那會是一盤賺錢的生意。我們都有一份正職在身﹐實在想不到一個理由說服自己﹐去用自己的工餘時間﹐和那些辛苦賺來的血汗錢﹐來打一場完全沒有把握的仗。

用著任天堂總裁的說話。我們就是找不到我們那一個藍色的海洋。

我以為﹐SATORU IWATA該是《泰晤士報》最敬重的一位商人。在半年時間裡﹐這份英國最悠久的報紙﹐就獨家訪問了這位任天堂總裁兩次。當然﹐同樣地﹐也可以說﹐《泰晤士報》該是SATORU IWATA最敬重的一份報紙。

那是識英雄重英雄罷。

SATORU IWATA是把市場分為紅色和藍色兩類。他以為﹐只有不斷地往藍色的海洋裡闖﹐生意才能夠無限地發展。因為在他口中的那一個藍色的海洋﹐是一個沒有同行競爭的世界。在自己是自己的唯一競爭對手底下﹐整個世界便都是你的市場。理論上來說﹐整個世界的人都會是你的客戶。不斷地開拓藍色的海洋﹐就是合法地不斷為自己製造一個又一個由自己壟斷的市場。在商業世界裡﹐壟斷方是生存的保證。

至於﹐所謂紅色的海洋﹐就是一個要跟其他同行血戰的市場。大家要不斷在多方面競爭。在價錢上﹐在品質上﹐在任何一切想像得到的範疇裡﹐都要跟其他同行拼個你死我活。那是一場無止境的戰爭。所以﹐便是在大大小小的戰場上﹐浴血過無數許多次﹐我們是依然不能夠保證得到一個在商業世界裡生存的保證。

就舉電子遊戲市場為例。PLAYSTATION和X-BOX就在那個紅色的海洋裡﹔Wii則是在那個藍色的海洋裡。世嘉當然就是紅色海洋裡的戰敗者。

我相信﹐SATORU IWATA這一個理論﹐該是每一個商人都要時刻記在心的說話。因為﹐唯有這樣他們自己的生意方能長存外﹐世界也才能夠不斷地高速發展﹐不會停下來。

我想﹐這就是我為何如此喜歡日劇《華麗一族》的原因罷。我敬重所有願意為全球發展貢獻自己的人。

在訪問裡﹐任天堂總裁透露﹐他們正在研究推出一部能夠閱讀腦電波的機器﹐作為Wii的最新控制器。所有初步測驗結果都很讓人興奮。SATORU IWATA說﹐假如研究成功﹐他當然同意讓這種科技用於醫學上面。

何解這一位日本人如此得到《泰晤士報》敬重﹖大家是有目共睹罷。

我成為了《泰晤士報》超過兩年﹐我就是未曾讀過一篇中國商人的訪問。是這份英國報紙有點有眼不識泰山﹖還是中國商人只管把自己的目光投在那些金錢上面﹐完全不會理會其他事情﹐不會去自行創造﹖也許﹐紅色的商人﹐只會在紅色的海洋裡過活。

RIVERDANCE的確是不能錯過的。

早陣子﹐一個懶洋洋的星期五下午。當大家都開始收拾檯頭上的一切﹐準備迎接週末的時候﹐電腦裡忽然傳來了一個電郵。是愛爾蘭南部城市CORK那邊的一個同事發出來的。原來﹐他有兩張週末RIVERDANCE的票出讓。因為已經過了五點﹐時候實在有點晚﹐所以﹐為求脫手﹐他決定半價出讓。

我想﹐他也曾經嘗試在CORK那邊找過買家。可是﹐畢竟都柏林跟CORK相隔了三個小時的火車車程﹐要住在愛爾蘭南部的人突然專程北上到首都看一場舞台表演﹐應該會有點難度。於是﹐他唯有向都柏林這邊的同事埋手。

搬到都柏林生活後﹐我早就想看一場RIVERDANCE。奈何每次上演的時候﹐都找不到合適的時間。亦找不到適合價錢的票。故一拖再拖﹐遲遲未能欣賞這個愛爾蘭近十年來最出色的一部舞台製作。

本來﹐我是打算在週末的時候﹐到劇院看《三姊妹》。那是俄羅斯劇作家契柯夫的一部名劇。講述三個希望重回莫斯科生活的姊妹。不過﹐當同事的那個電郵後﹐我決定放棄《三姊妹》。縱然﹐我知道﹐我將要錯過那一部俄羅斯的劇作。因為那是最後的一個星期在ABBEY THEATRE公演。八月開始﹐劇院開始上演王爾德的《理想丈夫》。

可是﹐半價的吸引力始終比較大。一輪電郵後﹐我得到了那兩張半價的票。都是eTICKETS。

座位的確如電郵所言般那麼好。就在那些廂座外面。於是﹐既擋不了別人的視線﹐也不會給別人擋了視線。亦很接近舞台。我想﹐除了底層第一排的座位外﹐我們的座位是最接近舞台的了。

老實說﹐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稱呼RIVERDANCE。

從前﹐我以為那是一個純跳舞的製作。就跟那些芭蕾舞一樣。RIVERDANCE，只不過是把芭蕾舞變成了愛爾蘭的傳統舞蹈罷了。也就是這個原因﹐我是很渴望看一場。我本身是不喜歡欣賞跳舞的。不過﹐在都柏林住上了超過兩年了﹐愛爾蘭傳統文化裡面最吸引我的﹐卻是他們那些傳統舞蹈。我很喜歡欣賞那些女生靈巧地踏著那些實在很複雜的舞步。我以為﹐那是探弋之後﹐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一種舞蹈。

裡面當然有點故事。除了舞蹈外﹐其實還有唱歌和樂器表演。我想﹐算得上是愛爾蘭傳統文化的大雜燴。當然﹐這個名稱是有點失禮。不過﹐市井點來說﹐也不失為一個貼切的形容詞。畢竟﹐我在香港出生。

就正如總統在場刊裡所言﹐這是愛爾蘭人向世人展示瑰麗的愛爾蘭傳統文化的最佳例子。在那些優美的舞步下﹐那些仿似千篇一律的愛爾蘭音樂﹐變得特別與眾不同。記得去年初夏﹐帶了一個英國人到一間古老酒館聽愛爾蘭音樂。在酒館裡﹐他悄悄地問我﹕「那些人好像整個晚上也在彈奏著同一個樂章。」

我以為﹐使到整個製作變得很出色﹐還是因為它帶出來的背後意義﹕在現實世界不斷的衝擊下﹐我們的傳統文化該何去何從﹖

那是每一個文化都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RIVERDANCE的確是不能錯過的。

奧運會開幕前夕﹐兩雙英美大學生成功突破北京政府所謂的天羅地網﹐在主場館外面那條一百二十尺高柱上﹐掛上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讓西藏獨立」的橫額。這一件事﹐當然成為了此間報紙的頭條。

當北京宣佈一系列措施﹐去防範那些「會破壞奧運會和諧氣氛的恐怖襲擊」後﹐大家都等著看﹐幾時候有人能夠突破重圍﹐在全球注視下﹐向那個學著納粹德國舉行奧運的政府﹐大聲呼喊反對的聲音。因為大家都覺得中國政府實在太不講情理。

正如《經濟學人》所言﹐雖然一方面很希望向全球展示那磅礡的國勢﹐可是卻因為其身不正﹐當全球焦點都對准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中國政府反而成為了一隻驚弓之鳥。在杯弓蛇影底下﹐那些所謂的保安措施完全不問因由地﹐阻止了許多在國內經營生意的商人入境﹐搞到怨聲載道。越來越多人被逼梁山地﹐走上了反對北京舉行奧運的路。

十九年前﹐那張一個人檔著坦克的照片﹐成為了國際新聞界的其中一張經典照片﹔十九年後﹐那張一個公安在主場館前單手檔著攝影鏡頭的照片﹐也將會成為另一個經典。每天﹐我都會在其中一份報紙裡﹐看到那一張照片。上週末﹐在德國﹐我也發現同樣的事情。

對於那兩雙英美大學生的行為﹐大家都是拍手叫好的。尤其是他們的父母。對於自己子女因為公開反對中國政府﹐而給那個殘暴不仁的政府逮捕﹐都感到高興和自豪。

那位英國女孩子的母親驕傲地對記者說﹕「我的女兒能夠用自己的雙眼去觀看這個世界。」升上大學前﹐露西跑了到尼泊爾的窮鄉僻壤﹐用一年時間教那兒的小孩子讀書。其間﹐她自費到西藏旅遊。之後﹐便比許多的中國人更關心西藏。

至於﹐那位英國男生的父親則說﹕「他很熱衷社會運動。我們一家都很支持他。」在愛丁堡大學一級榮譽畢業後﹐伊恩就成為了地球之友的活躍分子。

那天﹐在火車上﹐讀著《泰晤士報》的報導﹐我也替英國人感到自豪。

英國教育雖然百病叢生﹐千瘡百孔﹐經常為人垢病﹐不過﹐依然出產了這些能夠獨立思考的大學生﹐可見爛船還有三分釘。

整個示威﹐更值得人學習的﹐是其精密的部署。

他們當然要成功示威﹐向世人展示那張橫額。不過﹐他們也知道﹐不能成為烈士﹐也不能讓北京政府有什麼藉口向他們使用暴力。於是﹐他們一邊爬上高柱﹐一邊用電話記錄著自己的每一句說話。當公安到來後﹐他們自動走下來﹐好讓他們從容逮捕自己。整個過程﹐從開始到被公安帶走﹐他們也有同黨(被捕四人以外)在遠處拍下每一分每一秒﹐然後向全球發放。

他們也懂得選擇時間。就在布殊駕臨前夕。於是﹐除了驅逐他們出境外﹐北京政府是沒有其他選擇。雖然﹐從來中國政府只會對反對自己的中國人動粗﹐永遠不敢動外國人的一條汗毛﹐不過﹐面對的始終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不仁政府﹐這四位學生實在不得不謹慎行事﹐清楚計算每一步。

為什麼要送自己的子女到外國留學﹖這又是一個原因。至少﹐他們能夠學懂如何激情和理智兼顧地去示威﹐跟自己看不過眼的事情說一句「不」。

香港的大學生呢﹖就躲在電視機面前﹐透過電視臺的鏡頭﹐跟大眾一起﹐模仿著七十二年前的納粹黨黨員﹐為奧運會大聲喝彩。

閒來的時候﹐我就只想到書店去。在那些書海裡﹐我是能夠得到生活裡頭最大的樂趣。老實說﹐吸引我在歐洲生活的﹐不是到處旅行的方便﹐乃是這兒的讀書文化。大家都愛讀書。所以﹐週圍都有許多舊書店。

早兩個星期的週末﹐如常跑到住所附近的那間舊書店逛逛。在經典名著那幾個書架上﹐赫然發現了它後﹐我便決定跟開始了幾個星期的《魔戒》之旅告別。畢竟﹐我還是不大喜歡科幻故事﹔畢竟﹐我還是比較喜歡發生在真實世界的故事。

那一個「它」﹐就是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癌症病房》。倚在書架旁﹐翻著故事的第一章﹐我便深深被吸引了。儘管有條長龍等候付錢﹐儘管是約了朋友一起到劇院去﹐我還是毫不猶豫地便跑到龍尾排隊。我怕﹐假如不立即把這部小說買下來﹐轉過身後它便會給帶回到別人的家裡。

那是蘇維埃時期的文學作品。

小說的名字﹐是聽過了一段時候。不過﹐就是從來沒有在書店碰見過。於是﹐也就無緣翻一翻。

我越來越以為﹐俄羅斯人寫小說確實有一手。從前﹐我只讀杜詩托禾詩基﹑托爾詩泰和屠格涅夫。因為那時候﹐我就只懂得這三位大家。現在﹐我也讀契柯夫。和蘇真尼辛。

也許﹐就正如兩年前﹐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評論電影《竊聽者》所言﹐「影片中那個黑白顛倒令人窒息的極權社會，英語世界的人幸運地，從來沒有經歷過。......德國人拍得出如此深沉含蓄的感情，美國人和英國人羨慕不已，但是，英語世界的公民，永遠也不必經歷這樣的歷史，他們創作不出如此的血淚小品，人性巨鑄，美國和英國的創作人和觀眾，實在還是很幸福。」

我想﹐這也是俄羅斯文學作品與眾不同的原因。

週末時候﹐跑到了德國萊茵河去。帶隨在身的﹐就是這一本蘇聯小說。

想不到﹐真正認識他的文字才不過兩個禮拜﹐這位七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九。從德國返回都柏林後﹐《泰晤士報》就用上了五大版去報導這一位震撼世界的蘇聯人。的而且確﹐他是一個蘇聯人。他是在十月革命後出生的。

讀著那五大版的報導﹐我跟自己說﹐難怪我會因為他那部《癌症病房》﹐而捨棄《魔戒》。我決定讀《魔戒》﹐是因為大家都說﹐那是每一個英國人都要一讀的作品。可是﹐原來﹐俄羅斯人的小說的確有著一些英語世界作家的作品所欠缺的元素。

也許﹐有時候﹐歷史不一定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裡重複著。

英語世界的公民﹐比起地球另外一個角落裡的人﹐總是比較幸運。

星期天﹐外面陽光普照。於是﹐看罷《蝙蝠俠》後﹐便跑到了公園灑太陽。

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邊讀書﹐一邊給你寫封信。我很希望你也能夠感受到愛爾蘭的燦爛陽光。假如香港那毒辣的太陽還未能把你週邊的陰霾驅走﹐我想﹐愛爾蘭那來晚了的燦爛陽光﹐會有點效用。

我的確希望如此。也但願如此。就不知道你是否容許這線從歐洲遠道而來的陽光﹐投進你的心坎裡。

環顧四週﹐我該是唯一個在公園裡寫信的人罷。在這個年頭﹐喜歡寫信的人確實不多。這是全世界的通病。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一些美麗的事情﹐只能在回憶裡尋找。寫信那千里迢迢的甜蜜等待﹐最終也逃不過這樣的一個命運。

在公園裡﹐在那燦爛的陽光底下﹐大家不是聊天﹐便是讀書。於是﹐給你寫完了那封信後﹐我便跟其他人一樣﹐往書裡去奔跑。我讀的是那本蘇聯文學名著《癌症病房》。

我想﹐我是不喜歡科幻神怪小說的。這是再一次得到肯定。經過近三個星期的旅程後﹐我放棄了《魔戒》。

當聽到他們說﹐《魔戒》是每個英國人都要一讀的書後﹐我是下定過決心要完成那一個MIDDLE EARTH之旅程。老實說﹐那也是重溫了一次《魔戒》首部曲的電影版本後的事情。

是月前的一個星期天。天空如常地下著大雨﹐朋友的板球比賽取消了﹐便決定留在家裡休息休息。在那大堆DVD影碟裡頭﹐我竟然找來了《魔戒》首部曲。

我也感到有點意外。因為在戲院裡看過這部電影後﹐我是決定不會再花金錢和時間﹐去看別人都會很期待的其餘兩集。在漆黑的電影院裡﹐我是差點墮進夢鄉。我在座位裡不停地左移右動去打發時間。我完全搞不清楚何解那一班人要到處跑來跑去。或者﹐因為從來我都喜歡那些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

可是﹐奇怪地﹐那一個星期天﹐當重看了半個小時後﹐我竟然有點喜歡那部電影。以至那個故事。於是﹐我決定不再繼續看下去。因為我不希望電影影像局限了我讀小說時的想像空間。我常以為﹐要讀過書後﹐方好去看電影。否則﹐會減少了許多讀書的趣味。

無疑﹐我是覺得《魔戒》比那部前傳《哈比人》有趣。可是﹐一直讀下去的時候﹐腦海裡總是勾起了去年讀《哈比人》時的想法﹕跟《西遊記》很相似﹐不過﹐卻比那部中國名著有點失色。所以﹐我確實越讀越慢。當從貝爾法詩特渡假回來後﹐每個晚上﹐我都有點停滯不前。甚至又有放棄的念頭。我是沒有把《哈比人》讀畢。

不過﹐每次當有著放棄的念頭時﹐我會突然發現故事精彩的地方。於是﹐就這樣繼續下去。

直到週末。那一個週末。閒來到住所附近的舊書店逛逛。給我找到這部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癌症病房》。是企鵝版的翻譯。在書店裡﹐讀過了首章後﹐我再一次地「貪新厭舊」。回到住所﹐當把《魔戒》重新放回書架的時候﹐我跟自己說﹐畢竟﹐我還是較喜歡發生在真實社會裡的故事。

在小說裡﹐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你對那個學科有興趣﹖」

「還未決定。不過﹐我很喜歡歷史和文學。」

「工程呢﹖」

「不﹗」

「奇怪。你竟然跟我們古老人一樣。在這個年頭﹐男孩子都跑去讀工程了。」

「我不喜歡工程。我關心所有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我想﹐你該學學如何裝拼一個收音機。讀工程﹐不會讓你惹上太多麻煩。」

我重複唸著這段對話。望望公園四週﹐想起兩年後﹐這裡將會是一個龐大的地盤。因為公園地底將要興建地下鐵總站。那時候﹐在夏天﹐大家將要到哪裡讀書呢﹖

每天離家上班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買份報紙。那是從小養成的習慣。

自小學開始﹐直至高中預科畢業﹐父親每天都會親自駕車送我上學﹐我就在後排座位裡翻著當天的報紙。如此翻著翻著﹐我便一直在每個早上都要讀一讀報紙。大學時候如此。出來社會﹐在香港工作時候如此。搬到了歐洲生活後﹐當然也不能改變。

就因為有著這個超過二十年的習慣﹐我知道﹐我是不可能駕車上班的。上課之前﹑工作之前﹐不讓我讀讀報紙﹐我總會渾身不自在﹐整天提不起勁的。如像癮君子忘記了嚐嚐毒品一樣。我同意﹐我是上了讀報紙的癮。是很深的癮。

曾經有朋友道﹐駕車上班﹐早點回到公司﹐到互聯網上跑跑﹐不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不﹗那的確不能解決得了我的問題。在讀報紙這一方面﹐我絕對是上一代的人。甚至是上兩代。還記得﹐祖父在生的時候﹐每天都要讀四份報紙。兩份早報﹐兩份晚報。

我當然不是一個科技白痴。當然可以在網上得悉許多消息。不過﹐無論如何﹐互聯網是不可能取代報紙在我心中的地位。我想﹐就正如美沙桐始終不能替代毒品一樣。或者﹐我需要的﹐是報紙那實實在在的質感。沒有了那些黑字白紙﹐那些新聞故事都有點虛幻﹐不能盡信似的。

早陣子﹐上了一個教管理的課。講者說﹕「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我們寫信的時候﹐總會小心翼翼的。在信紙上簽名前﹐總會重複多看一遍又一遍。唯恐錯過了一些錯漏的地方。可是﹐當今社會﹐我們都會很輕易地便發送一個電郵出去。按鈕之前﹐都不會像寫信般謹慎小心。於是﹐在這個互聯網的世代﹐我們總比以前容易出錯﹑容易得罪人。都因為發電郵太過輕易。」我以為﹐她講的﹐也是黑字白紙這一個道理。

在都柏林﹐我每天都要買一份《泰晤士報》﹐才乘火車上班。翻著這份歷史悠久英國的報紙﹐我都會很興奮。我想﹐在解決了癮起的問題的同時﹐我是能夠找回小時候讀報紙的樂趣。能夠知道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發生著什麼事情﹐怎能不教人興奮﹖

有時候﹐我都會很同情現在香港的小孩子。他們都已經不能在本地的報紙裡找到那一種獨特的興奮感覺。許多年前﹐香港的華文報紙已經放棄了國際版。便是有﹐那所謂的國際版﹐其實都是以前的國際花粹。也就是那些無關痛癢﹐大可以不知的新聞。

在公司裡﹐給一位印度同事﹐發了個電郵﹐問候一下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安全後﹐我似乎發現了香港華文報紙放棄國際版的原因。那天﹐印度遭到恐怖襲擊。發生的城市﹐就是那位同事的家鄉。

我想﹐都因為大多數香港人都不用關心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只需要知道香港和中國便成。因為九七年後﹐在那個國際大都會裡﹐許多公司裡頭都只有香港人和中國人。都再沒有其他國籍的人。於是﹐大家在公司裡﹐都不用談談香港和中國以外的事情。

他們不用跟來自印度的同事﹐談談印度的最新市面狀況﹔他們不用跟來自馬來西亞的同事﹐談談安華再次被捕後政局的動蕩﹔他們不用跟來自巴基斯坦的同事﹐談談阿富汗和塔里班﹔他們不用跟來自法國的同事﹐談談薩歌齊。也再沒有英國人和美國人。更沒有來自非洲大陸。

在供求定律底下﹐香港的華文報紙又怎樣需要報導那些全球矚目的大事﹖

那天﹐從貝爾法詩特乘巴士回都柏林﹐讀著《星期天泰晤士報》裡面一篇DAVID CAMERON的專訪﹐便想起了陶傑兩年前在《黃金冒險號》的一篇文章。

記者CHRISTINA LAMB花了整個星期﹐形影不離﹑伴隨左右地去訪問那位英國保守黨黨魁。無他﹐在白高敦變得比董建華更董建華的時候﹐DAVID CAMERON這位兩年後搬進唐寧街十號的大熱門﹐當然是大眾傳媒爭相專訪的對象。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保守黨遠遠拋離執政的工黨。

那篇專訪實在不短。在隨報那份四開紙的雜誌裡﹐佔上了足足九大版。不過﹐絕對值得一讀。在香港跑政治新聞的記者﹐更不能錯過。好學學別人如何不偏不倚地替自己支持的政客﹐名正言順地化妝。讀者讀畢整篇專訪﹐自然會跑到保守黨的那一邊﹐以為DAVID CAMERON就是帶領英國的走向未來的明燈。

可是﹐話得說回頭﹐香港的政治圈裡﹐有哪一位能夠配得上這樣的化妝﹖同時候﹐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又有什麼真正的政治新聞﹐讓那些夢想見證時代的記者去跑﹖

那篇專訪的開首﹐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準備上車的時候﹐金馬倫終於按捺不住﹐開口道﹕『知道嗎﹖讓你跟著我們到處逛﹐我們很怕把你悶倒。』對於我的採訪履歷﹐他倒知道有點詳盡。平常時候﹐我是跑國際新聞的。對上兩次伴隨訪問的反對派領袖﹐就是巴基斯坦的貝娜芝(BENAZIR BHUTTO)和津巴布韋的茶雲基內(MORGAN TSVANGIRAI)。訪問貝娜芝的那天﹐就是她遇刺的那一個下午﹔訪問茶雲基內的時候﹐他就剛剛避開了三次暗殺。」

(We just about get in the car before he can keep quiet no longer. "Remember we were worried it would be boring for you following us around?"he says, referring to my usual beat as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 the last opposition leaders I travelled with were Benazir Bhutto in Pakistan on the day she was bombed, and Zimbabwe's Morgan Tsvangirai, who has narrowly survived three assassination atteempts.)

的確﹐相比之下﹐訪問金馬倫實在是一件悶蛋的事情。

不過﹐也足夠讓香港那些跑政治新聞的記者﹐樂上一生。這的確是香港記者的悲哀。

猶記得那天﹐陶傑寫道﹕

「方今這個社會，有點令人憐憫的行業，是所謂政治版記者。一個政治版女記者，從大學走出來，耗半生的青春，吊在這幫酒會和議事堂常客什麼哥某姐的屁股後面『追新聞』，如果我是女記者的父母，會隱隱有點心痛。

為什麼要陪伴這號男女虛耗光陰，做他們的公關綠葉？政治新聞，在殖民地時代，是記者學本領的良機，因為其中一方是英國人。他們何時把新聞曝光，字眼如何斟酌，英語的外交詞令話中有話地有什麼餅裡帶餡的天機，當一個政治記者，能跟彭定康這一級人物及其手下周旋，是一種福氣。

他不是誰的走狗或喉舌，他從來不報道這位議員冬天攜同子女去哪裡度假，或那位女高官今天上班換了哪一套Prada新衣。當一個城市的『政界』的上位之路，給上頭的主人用水泥封了頂，他們變成在泥漿裡打滾浮沉的一群泥鰍，不見天日，你罵我不『愛國』，我指責你不民主，這個奇怪的圈子，眼看著這個哥那個姐一年比一年蒼老，在電視新聞的螢幕前瞟一眼就夠了，犯不著用Full-Time的青春，追隨在他們後面親自來驗證。

政治女記者變成這樣的靚妹仔生涯：在閃光燈的公關場合，這個大叫：『唐唐，望望左邊！』那個大叫：『當奴，望望右邊！』在一大堆咪高峰閃光燈之間，被稱為唐唐和當奴的兩位名人，像時裝節的名男模，站在一塊宣傳板前，望望這邊，微笑著，然後望望那邊。

當初誤入歧途，中了一種毒，叫做『見證時代』，入行要謹慎啊。叫唐唐『望呢邊』，他望了，攝影師拍了照，你也『扑了咪』，交了功課，但夜深人靜時，你會覺得：What a life，真是好冤好冤 。」

很久未有這樣大段大段地節錄陶傑的文字。不過﹐當讀到Christina Lamb的那段文字後﹐我的確立即想起了陶傑的這篇文章。

近來﹐到雅虎香港的網頁去﹐經常看到一個很刺眼的詞語﹕奧馬。

從哪時候起﹐香港人會容許這樣的字眼在生活裡面出現﹖

當香港還是一個英國殖民地的時候﹐住在這個小島的人尚且懂得珍惜保存中文秀麗之處。料不到﹐當回歸中國後﹐香港人開始變得數典忘祖﹐跟中國共產黨一起幹著一切只有漢奸才會做的事情﹐敗壞祖宗所有瑰麗的遺產外﹐也把優秀的中華文化完全推翻。

到了這一個世紀﹐中國的確越來越強大。為了能在那龐大的市場裡分得到一杯羹﹐越來越多外國人跑去學習中文。

可是﹐他們學到的都不是中文。他們學到的﹐只是那些能夠在中國大陸跟那些漢奸溝通的語言。

也許﹐這樣說有點過份。畢竟﹐他們總算學懂怎樣說中文。

我同意。我也不同意。

的確﹐他們是能夠講中文。不過﹐他們寫的都不是中文。我依然不能認同那些共產黨創造出來古靈精怪的符號﹐能夠叫做中文。從來﹐我都以為﹐那些都是怪獸。是那個漢奸文化的奠基石。那些怪獸完全污辱了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那些怪獸完全污辱了我們本身優雅瑰麗的文字

可惜﹐這個世界從來都是劣幣驅逐良幣的世界。於是﹐全世界的人都以為﹐中文字都是這樣的醜陋。假如那些外國網頁附設有中文版面﹐裡面的那些中文都是那些怪獸。那些以為學曉了中文的外國人﹐寫的都是那些怪獸。

其實﹐想深一層﹐他們也不能夠算學懂講中文。他們口裡說的﹐都是「奧馬」這樣一類花非花的詞語。

當「皇家馬德里」變成「皇馬」﹐「巴塞羅那」變成「巴塞」﹐「國際米蘭」變成「國米」後﹐經過一段時間﹐我總算能夠說服自己接受。我跟自己說﹐為了方便那些沒有學識﹐也沒有教養的人參預那個賭波遊戲﹐我們的確不能不使用一些市井流氓方會使用的語言。可是﹐我實在不能說服自己說﹐使用「奧馬」﹐乃是為了好讓全名參預這個國際體壇盛事。就因為這是一個國際體壇盛事﹐我們絕對不能容許那些市井流氓混入其中。正如北京政府也在奧運會舉行前﹐大力掃蕩市內所有有礙觀瞻的人和物和事。

假如我們香港人也未能好好珍惜保存秀麗的中華五千年文化﹐中華民族是註定要給滅亡的了。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一個民族還能叫得上是一個民族嗎﹖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一個民族還能有什麼文化可言﹖

香港是瑰麗中華文化的最後一個堡壘。

翻著報紙﹐讀到奧巴馬在歐洲捲起的旋風﹐我是這樣想﹕在這個時候﹐沒有奧巴馬出席的事情﹐根本不能稱得上是一件盛事。於是﹐有些政府智囊便決定用著「奧馬」這一個詞語﹐好讓香港辛苦哀求中南海得來的馬術比賽﹐精神上能夠得到這位受著全球萬民敬仰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出席和祝福。

[按﹕到萊茵河渡假關係﹐此欄暫停四天。六日(香港時間)再續。]

跟香港不一樣，愛爾蘭的電視新聞﹐除了在節目完結前﹐新聞報導員會簡概地提及倫敦和都柏林股票市場指數外﹐在近一個小時的節目裡﹐股票市場是佔不到一丁點的篇幅。香港和都柏林﹐哪一個是全球經濟動脈﹐不言而喻。

其實﹐便是在英國﹐除非遇上了股災這樣特別的事情﹐股票市場消息也不會佔上新聞報導超過十五秒的時間。更遑論會有一個特別叫做「財經新聞」的節目。難怪倫敦交易市場﹐早給香港交易所爬過了頭。

搬到歐洲生活超過兩年﹐所認識的英國人和愛爾蘭人﹐都不大關心股票價格。不會經常望著電腦熒光屏﹐留心那些上市公司的市場波動。銀行也沒有特別在大堂安裝一部電視機﹐來播放財經消息﹔或安裝一部電腦﹐讓大家即時查詢股價行情。

因為大家都甚至不會買股票。(香港人﹐又勝人一籌。)

於是﹐星期一晚上﹐當在洗手間裡聽到電視新聞談到RYANAIR股價暴跌的時候﹐我便立即奔跑出來看過究竟。因為﹐那的確是要留心一下的事情。更何況﹐那是我最關心的其中一間公司。

原來﹐這間廉價航空公司今年第一季的盈利下跌了超過85%。去年首季﹐RYANAIR錄得139M歐羅的盈利。今年﹐則祇得21M歐羅。總裁MICHAEL O'LEARY歸咎于不斷上漲的燃油價格。

在這樣利淡的消息底下﹐股價暴跌實在正常。星期一收市時﹐RYANAIR每股報2.58歐羅。跌了近20%。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他們那位經常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總裁﹐便發出了公司首個盈利警報﹐亦首次公開表示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燃油費用﹐RYANAIR也要決定加價。他說﹐所有票價要調高5%。

可是﹐萬料不到的﹐倒是當公司因燃油價格高漲﹐盈利下跌超過85%後﹐MICHAEL O'LEARY竟然宣佈﹐要大幅度減價﹐以提高乘客量的同時﹐也要使其他廉價航空公司提早結業。早有經濟專家預計﹐在燃油價格只升不跌底下﹐過了今年夏天﹐將會有多間廉價航空公司倒閉。MICHAEL O'LEARY此舉﹐便是要讓這個預期儘快來臨﹐好使RYANAIR能夠接收那些在這經濟氣候下﹐本來已經辛苦經營的廉價航空公司的乘客。

仿彿只要每一班航班都滿座﹐RYANAIR依然能夠以極低廉的機票價錢﹐打敗那日益恐怖的燃油費用。依然能夠成為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

我當然也希望MICHAEL O'LEARY的如意算盤能夠打得響。沒有了RYANAIR﹐我怎能經常跑到倫敦去﹖

不過﹐在這殘酷的戰場上﹐RYANAIR會否得到最後勝利﹐實在很難料。因為在燃油價格只升不跌底下﹐航空公司跟同行的競爭﹐已經進入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白熱化階段。其他也經營得不俗的廉價航空公司﹐如EASYJET者，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場航空公司的戰爭﹐其實很精彩。因為其中一方是不按常裡出招的MICHAEL O'LEARY。

可是﹐我不以為我是一個旁觀者。為了幫RYANAIR一把﹐或者﹐我是要多到其他地方旅行。

同時候﹐讀著報紙的報導﹐我又想起了孔少林和方卓如。他們必定能夠把這個故事寫得相當引人入勝。

早陣子﹐在上班途中﹐仰望火車廂外面的藍天白雲﹐腦海裡突然靈光一閃﹐湧現了這樣的一句﹕「猶如兩片白色的浮雲﹐偶然無聲地在空中相撞。什麼叫做悲慘世界﹖我是已經不再知道。就只曉得﹐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不一定不是另一個悲慘的世界。僅此而已。」

默默重複念著這樣隨口的一句﹐我竟然有眼不識泰山地以為﹐有丁點張愛玲收結《傾城之戀》的味道。當然﹐那不過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我的文字已經不可能跟祖師奶奶的相比﹐更遑論那當中的手法和意境﹖

可是﹐也就是這種妙想天開的自戀﹐勾起了我好好計劃一下寫一部小說的想法。

假如我真的曾經有過一個志願﹐那麼﹐我是自小就希望成為一個小說家。

寫小說謀生﹐是一件多麼浪漫的事情。可惜﹐我生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當全球出色的小說家都能夠名成利就的時候﹐在遠東那個古老民族裡頭﹐文人得到的依然最多只是名﹐從來談不上撈得到什麼利。仿彿生活寒酸潦倒﹐方能配合中國文人的形像。

我這個崇拜物質主義的人﹐當然認得清這一個關鍵。於是﹐寫作從來都只是我的興趣。是我的課餘和工餘活動。也於是﹐寫小說從來都只是我掛在口邊的口頭禪。是開始過﹐但是﹐就沒有完成過。

從火車站走到公司﹐我就只是想著如何去修飾那隨口念出來的句子。一切都變得很不重要。我以為﹐能夠寫出一句觸動人心靈的句子﹐足夠讓我樂上至少一個星期。我是寧願花時間挖空心思去修飾文字﹐也不情願去理會探究大自然的奧秘。的確﹐我實在不知道﹐我怎麼可能讀理科出生﹖怎麼可能在工程系畢業﹖

那年暑假﹐參加了學校舉辦的那個三峽工程交流團﹐在三峽大壩工地住上兩個月。當大家每天早上都在細心聆聽國家水文水利專家的講解時﹐我就呆呆地望出窗外﹐望著那滾滾的長江東逝水﹐在腦海裡想像一個又一個的小說世界。

我記得﹐有天﹐在那有點毒辣的陽光底下﹐我在那些筆記裡寫下了這一句話﹕「我不想走你走過的路。不過﹐原來我正在走著你走過的路。」所有三峽工程的筆記﹐我應該都丟了。除了那一張。我是好好的把它保存下來。我想﹐因為那是我人生裡面﹐其中一個重要的心路歷程。

畢業後﹐有點順理成章地加入了一間有名的顧問公司。每天上班﹐從火車站走回公司﹐都會經過一個在那個新市鎮裡面碩果僅存的村落。

有一天﹐是春天的時候罷﹐望到了一隻蝴蝶﹐孤單地在花叢間亂舞。返到公司後﹐我就在一張計算紙上寫道﹕「我又怎忍心讓蝴蝶獨舞﹖」

回想到了這一句﹐我發覺﹐原來﹐便是搬到了歐洲生活﹐我始終沒有改變。我依然是我。

望著信箱裡那一大群從香港飛過來的蝴蝶﹐我知道﹐我是依然不忍心讓蝴蝶獨個兒亂舞。希望你這一隻意外地遺留在香港的蝴蝶﹐也明白我此時此刻的心聲。

七月﹐總是讓人特別期待。

搬到歐洲生活後﹐可能是獨在異鄉關係﹐這種從小便習慣了的期待﹐只有越來越強烈。我發現﹐原來﹐我還沒有長大過來。也算在社會打滾了一些年頭﹐我竟然還像一個小孩子般﹐還會為一個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月份﹐心存一些不設實際的期待。究竟﹐還要多耗幾多青春﹐我方能變得穩重和成熟﹖

我常以為﹐我最大的個人問題﹐就是太輕易讓情緒脅持了我的思想。很多時候﹐我都是感性行先﹐理性行後。所以﹐我總不能控制得到自己喜怒哀樂的表達。快樂的時候﹐我臉上會有笑容﹔悲傷的時候﹐我會愁眉苦臉﹔憤怒的時候﹐我會咬牙切齒。這些都不是穩重和成熟的表現。

我經常希望能夠訓練得到自己喜怒不形於色。能夠冰冷地利用理性的頭腦﹐在處理身邊所有事情時﹐完全跟感性的思想絕緣。當世界一天一天步向滅亡﹐這就慢慢地成為了我們在社會生存的唯一之道。我們不能讓情感打擾我們做事外﹐我們也不能讓別人輕易猜得到我們的想法。我同意﹐我們臉上的喜怒哀樂﹐就是經常出賣我們的間諜。

望著那許多在身邊爬到很高位置的人﹐我知道這個想法沒有錯。他們就是最佳的證明。

我深明這個道理。可惜﹐直到現在﹐我依然未能做到。故此﹐我依然一事無成。

也所以﹐在這個從小便教我期待的月份裡﹐每天下班回家﹐都會懷著些興奮的心情﹐來打開屋裡面的那一個信箱。也所以﹐當發覺裡面空空如也的時候﹐我總會有點失望地﹐暗罵自己的小孩子氣。

我跟自己說﹐都活到了這一個年紀﹐竟然還會為那些本來就不設實際的期待而興奮﹐竟然還會為那些本來就不設實際的期待落了空而失望﹐實在枉耗了那許多許多來教自己長大的青春。

究竟何時我才會真正長大﹖

一天我不真正長大﹐我都只能繼續一事無成。

我不希望自己對這個世界沒有一絲貢獻。同時候﹐我也不希望自己平庸地過其一生。

不過﹐當又一個七月過去﹐我越來越感覺得到﹐我的那些所謂希望﹐其實不過是我一時的痴想和奢想。

畢竟﹐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沒有才華的人﹐就只能庸碌地過活。雖然他們經常白日做夢﹐妄想自己是如何天才橫溢。

為甚麼我硬是要自己好好理性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有些事情﹐我是註定辦不來的了。

七月﹐不僅是個讓人特別期待的月份﹐也是一個教人特別喜歡發夢的日子。可是﹐當八月慢慢來到﹐也該是睡醒的時候。

「猶如兩片白色的浮雲﹐偶然無聲地在空中相撞。什麼叫做悲慘世界﹖我是已經不再知道。就只曉得﹐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不一定不是另一個悲慘的世界。僅此而已。」

那天﹐如常乘火車上班。

車廂外﹐陽光燦爛。當火車沿著都柏林的海岸線﹐一直向南開往時﹐我決定暫時放下手上的報紙﹐好好欣賞外邊的景色。因為﹐確實也有一段時候﹐不曾有過這樣好的天氣。我實在記不起﹐自六月以來﹐有哪一天氣溫高過二十度﹑有哪一天不下雨。

大家見面﹐都喜歡談談天氣。這是英國人﹑愛爾蘭人的習慣。畢竟﹐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話題。一件多變的事情﹐當然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不過﹐自六月起﹐大家不時掛在口邊的﹐都是這句「夏天似乎已經匆匆的來﹐匆匆的走了」。想不到﹐在日照時間開始變短的時候﹐夏天的天氣終於駕臨到這個島國。大家都深感慶幸。都舒了一口氣。

原來﹐是來晚了。始終﹐遲到總好過不到。

望著車廂外令人興奮不已的藍天白雲﹐腦海裡竟然衝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究竟是什麼引發了我這樣的靈感呢﹖

早前﹐JEFFREY ARCHER在其專欄裡寫道﹐因為要完成新作《THE PATH OF GLORY》的初稿﹐他決定停寫那個專欄幾個月。知道這位我最喜歡的小說作家﹐又準備有新作品推出﹐固然感到興奮。我以為﹐讀JEFFREY ARCHER的小說﹐是一個絕佳的娛樂。也是一個學寫文章的好機會。這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的文字﹐就是陶傑經常講的「啖啖肉﹐沒有膽固醇的文字」。是多一份嫌多﹐少一分嫌少。這是寫作的最高境界。

可是﹐讀著這個決定﹐我實在不能說沒有一點失落。自知道了JEFFREY ARCHER的專欄後﹐我是像上了癮般﹐每天都要跑去讀一讀。縱然﹐裡面所講的﹐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家常便飯的事情。像看過那些舞台劇﹐碰上些什麼人。不過﹐跟那些追星族的心態一樣﹐我就是喜歡跟自己的偶像﹐有更接近的接觸。他停寫那個專欄後﹐我們是又再一次回復以前那遙遠的距離。

我也記起多年前﹐詹德隆亦為了完成一部小說﹐停止了《信報》裡面《中通外望》這一個週末專欄。自那時候起﹐我開始覺得星期六的《信報》沒有多大吸引人的地方。那時候﹐孔少林和方卓如的專欄﹐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刊登。

似乎﹐要完成一部小說﹐專欄是要停寫的。因為會有點分身不暇的同時﹐也會有點精神和性格上的分裂罷﹖

我老是想跑去寫小說。那是我小時候唯一的願望。可是﹐每次總只開了頭﹐都完成不了。於是﹐這一次﹐我決定來點突破﹕先替那部小說寫好那最後的那一句。至少﹐也算做有個結尾的部份。

我已經給這部小說﹐定下了一個名字﹕《悲慘世界》。

似乎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音樂。就正如MyC所言罷。在那張卡上﹐她倒花上了點心思﹐用了我的名字裡面的每一個字母做起首﹐寫上了七個關於我的字。其中一個﹐就是MUSIC LOVER。同時候﹐或者大家也猜到我這個喜歡唱歌的人﹐已經跟香港的流行樂壇有點脫節。於是﹐在這一個有點特別的月份裡﹐我是不斷收到從香港寄來有關音樂的東西。從裝滿了MP3的記憶手指﹐到CD唱盤和演唱會影碟。

除了感謝外﹐我想不到還能說些什麼。

大家都真的很了解我。

的確﹐我是已經完全沒有留意香港的流行歌手。或者﹐甚至說﹐我已經沒有留意香港的娛樂圈。陳弈迅﹑何韻詩有些什麼感動人的歌﹖哪一部港產片比《無間道》﹑《投名狀》更加出色﹖那些答案﹐我都已經不再太過關心。

或者﹐我該這樣說﹕我是刻意地命令自己不好去關心香港那些芝麻綠豆的事情。

因為﹐對於陶傑的說話﹐從來我都是很聽從的。

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裡﹐陶傑寫道﹕「英國大學裡的香港留學生生活圈狹小﹐文化本位意識太重﹐不大跟校園內英國及其他國籍同學溝通﹐生活起居全在一堆﹐發展成幾乎每家大學必有一條唐人街的趨勢。校園宿舍許多時聞黎明﹑梅艷芳之歌聲悠揚終日﹐許多香港子弟課餘不讀《泰晤士報》﹐只定期訂閱《中華英雄》﹐連金庸也漸看不懂了。」

於是﹐我經常都提醒自己﹐陶傑在同一篇文章裡所引用國父初度出國赴檀香山的那一句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間﹐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我不能自己替自己築起一座圍城﹐自己就坐在圍城中央。

在香港生活﹐給那些有點無知的大眾和傳媒包圍下﹐當然很多時候﹐都會錯把那些芝麻綠豆的事﹐誤作為天下大事。在無奈地同情的同時﹐那還是值得原諒。畢竟﹐沒有人是一個孤島。在一個反智的社會裡﹐互相影響下﹐人當然變得越來越笨鈍。那是很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當跳出了那一口淺陋的井後﹐在那一個彩色繽紛的大世界裡﹐依然不曉得什麼才是天下的大事﹐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接受。

我當然不能成為一個世上獨有的孤島。

要打進其他人的圈子﹐當然要有些共同趣味。在別人的社會裡生活﹐當然要對那一套流行文化有點興趣。所以﹐在我的iPOD裡﹐我是一邊刪掉容祖兒﹑TWINS的歌﹐一邊加入CARRIE UDNERWOOD﹑KELLY CLARKSON﹑RIHANNA﹑LEONA LEWIS她們那些唱到街知巷聞的作品。

最近﹐本來不斷播放的﹐是MADONNA的《GIVE IT 2 ME》。不過﹐當聽著那些新收到的MP3﹐那些新唱盤的歌曲時﹐我開始問自己﹕是我這些日子太過刻意去把香港從生活裡刪掉﹖還是我畢竟也是一個文化本位意識有點重的香港人﹖

似乎﹐我是找不到一個平衡的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