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香港後，工作極度繁忙，竟然擠不出一點時間逛逛書店。坐下想想，原來，自離開都柏林後，我才在晨衝買過一本菲臘親王談環境保護的書。已經是第三個月。

於是，上星期六，當腦袋已經實得不曉得轉動，我決定提早六時許離開公司，到旺角那些樓上書店去。林大小姐經常引用王迪詩那句「精神排毒」來解釋自己不斷逛街購物。我便決定也親自嘗試一下，看看是否有效。

我買了林文月的《山水與古典》和胡適的《詞選》。

從來，林文月的文字，我都很喜歡。奈何總是沒有時間讀讀她翻譯的那部《源氏物語》。我經常以為，要我這一個不諳日語的人了解日本文學，中譯本該教英文翻譯合適。畢竟，日本文化跟中國文化有點相像；有些事情和想法，或許能夠借中文道來，卻未必能夠用英語說出。

至于那本《詞選》，當然是因為選詞的人叫胡適。

在地鐵裏，翻讀著那本《詞選》。讀到韋莊的一首《菩薩蠻》。裏面有這樣的句子：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突然，心生靈感，哼了這樣的兩句：

「未老莫還鄉，還鄉需做到隻積咁既樣」

原來，在新一季，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挑選了《凱撒大帝》這部劇目在倫敦上演。上演的劇院，自然是南岸的環球劇場。上星期，《金融時報》評論說，那是一部很精彩的製作；演員的演出，教人深深感受得到劇本裏那幾段演講的震撼。當然，包括MARK ANTHONY在凱撒大帝遭刺殺後的那一段。

從前，讀到這樣的評論，必定會立即跑到網上，查看一下從都柏林飛往倫敦的機票。何況，《凱撒大帝》就是其中一部我喜歡的莎士比亞作品。

從來，到倫敦去都不需要任何藉口；有著這樣的一部劇場製作，不過，是幫助自己解釋何解連續兩個周末都到英國首都一趟。我記得，上兩個月臨離開愛爾蘭返回香港前，那些朋友依然相信，我熟悉英國的地方比愛爾蘭多，縱然我在都柏林生活了五年。

現在，返回了香港生活，此調不能再彈矣。那不是因為來回香港倫敦需要二十小時機程，老實說，我不會介意花數千元只到倫敦住一個夜晚；只不過，工作困身，實在教人分身不下而已。

於是，讀畢《金融時報》那篇評論，便立即從書柜找來本《凱撒大帝》讀一讀，解一解心裏那種渴求，總算是聊勝于無罷。

也就教我記起了MARK ANTHONY的其中一句對白：WHEN CAESAR SAYS，DO THIS；IT IS PERFORM'D。下次有機會，或許我也可以試試把裏面的CAESAR變作大老板的名字，在公司裏大聲朗讀。都說多讀莎士比亞有益身心，這又是一個例證。

最近，實在忙過不可開支。留在家的時間不多，跟林大小姐見面的次數一個禮拜沒有多少，好好坐下來寫寫心裏所想當然變得更加沒有可能。

讀到GRAHAM SHEFFIELD離職的消息，我會想，或者我了解得到他想什麼。

老實說，忙得如此厲害，我以為，大部分原因都跟政府那些官僚制度有關。那些多得嚇人的制度與程序。有時候，縱然叫做GUIDELINES，或者指引罷，在那眾公務員眼中就是法律；因此對我們這些以政府為主要客戶的人而言，一切都要跟從，不容半絲偏差。

加上那些沒有一點民意基礎的所謂局長，所謂管制班子的一員，在任何事情的畏首畏尾底下，其手下的公務員便更加只會整理出一大堆制度與程序叫人遵守，好使自己不容對任何差池負責。一切便都變得僵化得恐怖。

除了中國人外，香港越來越不能夠容下其他國籍的人留下生活。我未敢說著是一個原因。（因為我相信英語差是主因。）不過，身居要職的外國人一個一個離任，按共產黨的說法，總不成沒有因由罷？

客人喜歡每個星期三跟我們在他們公司開一次例會，於是，我們便習慣了九點鐘在附近那間鴻星酒樓，來一個一小時的早餐內部會議。老實說，雖然在同一間公司工作，這個早餐會是我們這幾個不同部門的人可以共聚一起談公事的時間。

已經連續第三個禮拜。

今天，我如常最早一個到達。跟部長要了一張四人檯。因為檯上才得兩份碗筷，侍應亦趕急地從鄰桌搬來另外兩份。

放置妥當後，那個侍應依然盯著其中一隻碗。猶疑了片刻，還是決定換過另外一隻。

可能因為看到那個侍應的舉動，我也順其自然地多望我面前那隻碗一眼。原來，碗裏面還有些食物殘渣黏貼著。是名符其實的中原一點紅。

我跟那位侍應遞上那隻碗，示意裏面的紅色食物殘渣。她當然立即給我換過一隻。

接過那隻新換過來的碗，我聽到那位侍應跟我道：「你也應該要自己洗一洗。」

我沒有答話，只努力跟自己說，這兒是工廠區，當然不能代表整個香港。

聖誕假期，跟家人到長洲走走逛逛。

相約好乘早上十一時半那班慢船——因為船票比快船便宜一半。不過，一如以往家中傳統，加上都知道港外線碼頭離地鐵站、巴士站頗遠，大家十一時上下便已齊集港外線碼頭。包括林大小姐。

到長洲去，要在五號碼頭乘船。

碼頭上當然掛有橫額，指示遊客哪個碼頭的船往什麼離島。

自電影《色·戒》大收旺場後，華文裏頭便多了「·」這個標點符號。其實，不只是多了，幾乎在任何情形底下，大家都會貿然用上「·」。像一句好好的「愛回家」變成了什麼「愛·回家」。仿佛多了一點，格調便可以高上幾倍。

碼頭上那塊指示遊客的橫額竟然也用上了那一點。「五號碼頭，去長洲」變成了「五號碼頭 去·長洲」。不倫不類。實在不明白那個點有什麼用途。

正要大發理論，我發現，在那句「五號碼頭 去·長洲」中文指示下面的英文翻譯竟然是：「PIER 5 GO·CHEUNG CHAU」。

我記得，以前時候，經常收到一些電郵取笑中國大陸的英文翻譯。經典的是以「BODY PIERCE」來翻譯「刺身」。想不到時至今天，我會在香港看到這樣的英文。余欲無言。

老實說，除了搖頭嘆息外，還能做什麼？

還在都柏林生活的時候，偶爾會在上班途中跟一些留在香港朋友電郵互通消息。

香港比愛爾蘭快八個小時。可是，幾乎每次，當我還差一個小時後便下班，依然收到朋友在公司發的回覆。或者，我不應該驚訝；畢竟，我也曾經在這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上過班。我記得，每一次我都會回答道，希望你不好比我還要晚下班。

是風水輪流轉罷？至少，他們都是如此說。有人甚至道，這叫做有多久風流，便有多久折墮。

返回香港才兩個月。在公司裏，也會跟以前愛爾蘭的同事互通消息。我竟然開始收到以前自己跟別人發的那一句：希望你不好比我還要晚下班。

望著辦公桌上的一堆堆文件，我想起了這一首歌：



我發現自己沒有理會周邊的同事，哼起了這幾句歌詞：

All around me are familiar faces
Worn out places, worn out faces
Bright and early for the daily races
Going nowhere, going nowhere

When people run in circles it's a very, very
Mad World, mad world.

眾所周知，我迷死英國廣播公司的《LITTLE BRITAIN》。無論看多少遍，我都依樣笑得像個倒地葫蘆。只要看到MATT LUCAS和DAVID WILLIAMS，只要聽到他們的抵死對白，我便會樂死。

最近讀《泰晤士報》，發現原來這個聖誕節，這兩個英國孖寶會有新作品在BBC1播映。節目用上了FRANK SINATRA的一首歌曲名字，叫《FLY COME WITH ME》。顧名思義，說的都是航空公司、機場的事情。

在YOUTUBE找到了一些預告片段：







不知道幾時香港BBC才會播放。要知道望著香港電視臺的節目，就教人很懷念歐洲的生活。

畢竟，在歐洲生活了五年，重返香港，或多或少，文化語言上有點衝突。

有天，到一個政府部門開會。人家遞上張飲料紙。上面有咖啡、奶茶、檸檬茶、和其他汽水。

咖啡、奶茶利尿，我預計那個會議會開超過兩個小時，我怕途中要去洗手間，所以，不敢選。檸檬茶，也是他們茶房親自泡製，是熱的，不是外來的紙包或罐裝，我從來不喝熱檸檬茶，所以，也不選。汽水，當然免問。我怕說話中途會不其然地吐出一些氣。

於是，我點了杯清水。老實說，在公司裏，我每天都只喝清水。足兩公升。在愛爾蘭，在香港，皆如是。

豈料，他們竟然給了我一杯熱水。我想過要他們換一換，可是，會議早已經開始。況且，會議將會長達兩個多小時，到了那時候什麼熱水也會變涼，入得口。

也許，我不應該驚訝。因為這不是首次。

早陣子，到一間酒店餐廳用膳。甫坐下，便著侍應先給我杯清水。他們也是先給我杯熱水。人家經常面對外國遊客，遞上清水也是先來熱水，政府部門茶水部送上熱水實在不應該詫異。

以後幾次出外吃飯，要清水，侍應也是遞上熱水。除了到一些外國人光顧的餐廳。像赤柱那一些。我發現，唯有那些餐廳的侍應方曉得什麼叫清水。

我記得，以前要熱水，要先跟侍應講清楚是要暖水；要不他們必定先送來冰水，或者室溫的水。

那天，邁克在報紙裏談到披頭四那張叫《橡膠靈魂》的專輯。他寫道：「假如要點一首披頭四作品請渡邊君細心留意歌詞，我的選擇是《橡膠靈魂》的《無處人》，而不是《胡椒沙展寂寞心俱樂部樂隊》任何歌曲。」

渡邊君，就是小說《挪威的森林》裏男主角的名字；至于《橡膠靈魂》、《無處人》和《胡椒沙展寂寞心俱樂部樂隊》，當然就是《RUBBER SOUL》、《NOWHERE MAN》和《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

其實，《橡膠靈魂》是我最喜歡的一張披頭四唱碟。因為裏面許多首歌我都很喜歡。像《DRIVE MY CAR》、《GIRL》。

明顯地，那張唱碟裏的第七首歌，更曾經是我的心頭愛。那時候，每當那個女生跟我撥電話，我的手機都會奏起那首歌的旋律。

此調當然久未彈矣。也沒有重彈的需要。畢竟，此時此刻，我發現那不過是一曲過客的調子而已。

現在，要我再次選首披頭四作品替代，該會選上《NORWEGIAN WOOD （THE BIRD HAS FLOWN）》。湊巧地，又是《橡膠靈魂》裏的一首歌。

那是因為林大小姐曾經用她那本《挪威的森林》夾著我寫給她的一封情書。而且，林大小姐的名字不是MOLLY。

那天下班回家已經夜深。節省電源關系，兩部電梯管理公司只維持一部上落。無疑，等候時間會變長，不過，為了我的孩子，還有我的孩子的孩子，和他們的下一代，我願意犧牲一點。

正在電梯大堂耐心等候，看見另一個應該也是下班回家的男生，疲憊地按下大門密碼後走進來，站在一旁，跟我一起等候電梯。

電梯終於來了。我們亦有點急不及待地走入去。畢竟，已經過了十二點，第二天可還要一早起來上班，大家都希望立即洗過澡，跑上床倒頭大睡罷。

我的確是這樣想的。可是，那位男生似乎有另外一個想法。

按下樓層後，他竟然從袋子裏拿出一部iPAD，聚精會神地望著那塊熒光屏。我奇怪地看看他按的層數。是十二樓。住高我一層。

我忍不住道，很忙罷？很要緊的事情？我經常很佩服別人有一目十行的能力。要我一分鐘讀完一篇文章，我真的做不來。

我沒有等他回答，便踏出電梯。電梯打開大門，我沒有理由不走出去罷？

那天，上司跟我說，你應該將會沒有睡眠時間。

那是兩星期前的事情。

到了今天，慶幸每天晚上依然能夠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倒頭大睡。不過，能夠花在這個跟人共享的天地，實在變得少之又少。在都柏林獨居的時候，我幾乎可以每天晚上都寫一篇；重返香港後，雖然依然有許多事情、許多想法，希望能夠發表一下，可是不得已地只可以盡量隔天登上一篇；到了這個星期，縱然才逢週一、三、五貼上文章，也無法子不脫期。

話雖如此，書我還依然有讀。都是從公司回家途中；都是臨睡前的那半個小時。

終於讀畢《THE PILLARS OF THE EARTH》。不愧給人譽為近代英國最佳小說。千頁餘紙的小說，幾乎沒有冷場。每一章都很緊湊。高潮迭起，教人無法子不一頁一頁地翻過去，追看故事那些角色的遭遇。

以前，每讀畢一本精彩小說，都會有點失落，若有所失。這一次，我竟然沒有如斯感覺。

以前，每讀畢一本精彩小說，我都要花很長時間，方能選擇得了接下來剛讀那一本書。這一次，我完全沒有這個煩惱。

都因為我一下飛機回到家，看到房裡的那個書櫃，我已經決定讀畢《THE PILLARS OF THE EARTH》後，接著的就要是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都因為這部《唐寧街歲月》的確也是一本很精彩的書。我發現，書中有很多做人智慧。

其中，裡面有這樣的一句：Other private secretaries, specialising in economic or foreign affairs, also quickly acquired judgement, expertise and a knowledge of my thinking which allowed me to rely on them.

那不就是說，要得到上司信任，不能單靠才能和決斷，我們也要很清楚上司的想法。

所以，我想，我應該是時候學習一下戴卓爾夫人的工作模式——每天才睡四個小時了。

談到走火警，實在不得不提一則軼事。

那天，離管理公司敲響火警鐘還有五分鐘，同事甲跑到了同事乙的座位，提醒她快要走火警。

同事乙赫然道：「這個我倒記不起來。」說畢，便趕急地到INBOX翻翻，找找早前管理公司跟所有人發出的那封電郵。

同事甲道：「也不用找吧？我剛剛記得，才再讀過一遍。他們說，十一點半警鐘便會響起。我跑過來便是著你一起走。」

同事乙放棄了搜尋那封電郵，看看腕錶，道：「多謝你提醒。還有時間讓我換掉這對四寸高的高跟鞋。假若我一早記得今天走火警，我便不會穿這雙鞋上班。要知道這兒是十三樓啊！」

正要換上那雙出地盤用的安全鞋，同事乙便看見同事甲依然穿著一雙高跟鞋，道：「怎麼你還不換鞋？難道你不怕一會兒走樓梯的時候，扭雙腳跟？」

同事甲回答道：「我當然怕。穿著這雙鞋，教我怎樣走樓梯？我走過來，便是著你一起趁警鐘未響，早點乘電梯到樓下去。」

香港地，果然光怪陸離。原來，走火警也可以自願參加。

早陣子，收到公司所處的那幢商業大廈的管理公司發出的一封電郵。裏面說，某年某月某日，將會舉行走火警，敬希垂注云云。電郵末端，管理公司加上一句：大家可自行選擇參加與否；不過，我們會鼓勵大家參與。

記得以前在都柏林，公司每一層樓都要推選一個走火警大使。每次管理公司舉行走火警，這位大使便要確保全層員工快捷和正確地離開辦公室。完畢後，這位走火警大使又要按管理公司要求，寫份報告，告訴大家什麼地方做錯了，什麼地方需要改善。

那時候，我們那幢商業大廈才四層樓高。現在，在香港，公司位處的這幢則高二十三層。

我不明白這當中的分別。那是因為香港人的命比西方人還要賤？還是香港人相信，自己忙死的機會比被火燒死的機會還要大？

雖然我搞不明白這當中道理，不過，我還是跟隨大家，當警鐘響起來的時候，依舊照常工作，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般。畢竟，我是一個生活在中國人社會的香港人。

我記得，他們經常掛在口邊說：棒打出頭鳥。那是中國人的生活智慧。

似乎，我已經很適應返回香港的生活。

以為大家面對陌生人才不會有一丁點公德心。可是，我發現，原來在公司裏，一樣有人完全不曉得什麼叫做公德。

上班已經一個月。許多時候，吃過中飯回到公司後，都會先到洗手間去。幾乎每一次，都會看見三個洗手盆，總有一個給堵塞了。看著那有點油膩的水，加上些肥皂泡沫和一些食物殘渣，明顯地，洗手盆堵塞了，是因為有人清洗過自己的午餐盒後，沒有同時清理好盆裏那些自己吃剩下來的食物。

假如一個月裏面才只得一次，我會相信，那是一時大意之故。不過，那倒是經常發生的事情。我實在不能說服自己，教自己相信同事裏面有一些很缺德的人。

同時候，我希望這只不過是一個人的所為。可是，每當發現三個洗手盆有兩個給堵塞了，我便唯有跟自己說，全層百多人裏才得兩個害群之馬，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有時候，我會想，也許那是另外一層樓的同事幹的好事。不過，還不是自己的同事？

於是，現在在洗手間裏，每逢遇上有人清洗午餐盒，我都會先認一認他的樣貌，然後再留意他如何清洗。我打算親手擒下這些不曉得什麼叫做公德的人。未知是幸還是不幸，暫時我還未發現那些很討人厭的同事。

我很不明白那些人究竟在想什麼？

假如連他們自己看到那盆污水，也覺得嘔心，不願意清理好自己剩餘的食物殘渣，他們又怎可能期待別人會為他們清理？難道就因為人家是受薪管理洗手間、受薪負責公司清潔，就要為你這個不曉得公德的人處理掉那些教人作嘔的事情？

我跟自己說，便是不能夠親手擒下那些公司敗類，我也要喚起大家的公德心。當我再次發現洗手間有洗手盆給食物殘渣堵塞，我一定會自行貼上一張海報，提示同事清理自己的食物盒的同時，也別忘記清理掉到洗手盆裏自己吃不掉的食物。

或許，我是有點多事。不過，我實在看得很不過眼。

讀了《信報》介紹，便立即上網買下兩張中國古裝版《王子復仇記》的戲票。也於是，可以再次到中文大學走一趟。上次到中大去，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罷。是自己的畢業禮。想不到再次重返這個校園，自己已經在歐洲轉了一個五年的圈。

畢竟是本科畢業乃是在香港大學。從來，我也沒有真真正正認過自己是一個中大學生。又或者中大畢業生。我對這間坐落在馬料水的校園，認知實在有限。認得的，就只有六年前經常上課的新亞校園。

平心而論，中大校園的確比港大漂亮。香港大學，不過是由薄扶林道上幾幢建築物合并成而已，根本沒有什麼校園不校園。我站在港鐵站等候校巴，望著霸占整個山頭的校園，周末閑情，拖著林大小姐來此走走，確實比到港大去適宜。況且，林大小姐是中大畢業生——一個真正的中大畢業生，我不用怕會迷路。

談回那部中國古裝版《王子復仇記》。那是何文匯翻譯的劇本。據場刊所寫，原來首次公演為1977年。

這個翻譯劇本當然比中英劇團早前的那個《威尼斯商人》好。因為完全沒有一丁點翻譯氣味。我常以為，翻譯不僅是翻譯，那應該是把原文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寫過一遍。像把DEAR CUSTOMER譯成親愛的顧客，便不是翻譯。因為在中文裏面，我們也有公函的啟首。那是敬啟者。

可是，由于演出的都是大學生而已，并非職業演員，演出不過一般。（這是我有點惱怒《信報》的原因。在那篇介紹裏，他們并沒有提及那是學生的演出。）坐在臺下，我感受不了王子TO BE，OR NOT TO BE的掙扎。

當然，我知道，我的要求不能太高。可是，學生演出也不一定要代表差劣罷？

那個劇本，我是喜歡的。我便在場外便買了一本，供日後有空可以跟英文原著拿來一起研究一下。假如將來中英劇團會演出這個劇本，我也會再買票入場欣賞。

其實，如此改編莎劇，這當然不是首次。上世紀五、六是年代，黑澤明便把整個《MACBETH》搬到日本幕府時代去。電影叫做《蜘蛛巢城》。奈何老是找不到這部黑白電影的DVD影碟。希望明年在香港藝術節觀賞那部蘇格蘭劇前，可以在中國大陸找得到。

返回香港生活後，的確不時遇上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於是，經常要勞煩林大小姐安慰我。她最常說的一句該是，根本事不關己，何苦因為一些無謂的人弄得自己時常憤怒？

我不以為那都是與我無干的事情。我也不以為那些都是無謂的人。

因為那些都是香港人的事情。因為那些都是香港人。因為我愛香港。我不願意看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淪落至比一個中國大陸沿海市鎮也不如的城市。

我發覺，香港人越來越沒有家教。這是教我最憤怒的事情。也許，是因為我們已經回歸十三個年頭罷。一切都已經與中國大陸看齊。包括我們的公德心。

有天如常坐巴士上班，我坐在倒頭車的座位讀報紙。正要翻到另一版，手肘碰撞到一團肉，才轉過頭陪過不是，我發現，原來那是一個孕婦。我立即讓座，亦不斷道歉。同時候，我看見坐在我對面的那個男人竟然立即裝作睡覺。

另一天，我坐地鐵回家。一個中年男人看見一個老伯一拐一拐地從南昌站走進來，便立即讓座。我看見附件的那幾個本來還喋喋不休談過不停的年輕人又立即墮進夢鄉裏面。

我又發現，香港人推門出入，放手前，都不會轉過頭先看看是否有人就在背後。他們都不怕那扇門會撞到背後的人。明顯地，他們也不會打開門，讓後面的人先走。

也許，這都是偶然碰見的事。不過，這個偶然竟然跟每天實在沒有大異。

人家說，五嶽歸來不看山。或者，這是對的。不過，對一個喜歡行山的人而言，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那是他的最大娛樂。景色壯麗不壯麗，反而其次。

在歐洲生活五年後，重返香港社會，泡劇場（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有的只是劇場，不是劇院）的次數比離開這個出生地前密許多。從前，一年才一、兩次；現在，方三個星期，我已經看了兩套劇。下周末，又會到中文大學，看何文匯翻譯的《王子復仇記》。歐洲的生活，教我深深愛上話劇與音樂劇。我以為，那是生活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連同年初回港渡假時欣賞的，今年在香港看過的製作，原來已經五套。都是本土作品。自行創作的有：《潮性辦公室》、《江青和她的丈夫們》與《我愛阿愛》；翻譯的則有《背叛》（BETRAYAL）和《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五套劇裏面，對話都是粵語。沒有國語，也沒有英文。

最愛《我愛阿愛》（四度重演，果然有其理由）；最不濟的，當然是那部《江青和她的丈夫們》（當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作品，垃圾是理所當然的事罷。在紅色統治下，哪有創作可言？）。

至于，兩部翻譯劇，演出不是不好，可是，我嫌劇本的翻譯氣味太濃，演員的對話除了發音是廣府話外，基本上跟英語無異，語法、句式都不是我們廣東人講的說話，總是怪怪的，很難教人全情投入故事情節裏。

在香港欣賞舞臺劇，叫我最摸不著頭腦的，還是香港政府康文署職員做的事情。

我不打算再討論康文署不準觀眾在半場休息時在劇場裏吃喝這件傻事。雖然我還是很不明白。尤其全世界唯獨香港不容許觀眾吃喝。

我覺得最反智的，是開場前提醒觀眾關掉手提電話的那段說話。既然演出的語言是粵語，我想不到為什麼那段說話要用國語、英語各重復一遍。香港這個社會實在太吵鬧了，任何地方都有一大段提示廣播不斷播放。像扶手電梯的請緊握扶手（粵語）、請緊握扶手（國語）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S；像地鐵火車上到站、開門、關門、下一站的廣播。完全不能能有一刻的安靜。仿佛所有香港人都是白癡一樣。

有時候，提示是需要的。不過，提示一遍便夠了。多過一遍，便變得像命令，教人感到煩厭，亦不會願意服從（說是服從，因為那些提示已經變成命令）。

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有各式人等居住來往，所以提示也要用三種語言？假如這道理正確，那麼何解不再加上其他語言，像菲律賓話、印尼話、日文呢？

假如那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何解我們不就只用英語了事？

開始有點離題。其實，我不過是說，在一個完全是粵語演出的節目前，又用英文，又用國語來提示觀眾關掉手提電話，不是很反智嗎？

原來，都柏林二號客運大樓靜悄悄地在上星期五開幕了。

跟大小這對概念一樣，嘈吵與寧靜，也是相對的。在一卡英國火車車廂裏，一群高談闊論的西班牙遊客是嘈吵；可是，場景換轉了到香港茶樓，同一群高談闊論的西班牙遊客便是寧靜。

所以，說愛爾蘭首都二號客運大樓靜悄悄開幕，不過是因為對全世界而言，那個島國的銀行財政問題才是關鍵。那是一件關乎歐羅，以致全歐洲命運的大事情。（或者，除了香港；因為縱然那是全球焦點，本地報紙竟然鮮有大幅報導）

二號客運大樓開幕，首相當然有出席。

總不可能不出席罷。況且，三個國會議席補選快將舉行，為了茍且殘存餘下任期，執政聯盟實在很需要贏得這三場補選。因為在議會裏頭，他們的議席數目只比一半多三席而已。

為了這個二號客運大樓，我也貢獻過一點綿力。五年前，當設計還在初步階段，二號客運大樓外頭那些雨水收集設施都是我這個香港人負責。只因後來那兩個供水計劃實在太繁忙，不得不離開那個機場擴建小組。

一轉眼，便五年。二號客運大樓終於開幕。不過，一切完全改變了。

五年前，愛爾蘭是全歐洲生活指數最高昂的城市之一；五年後，這個島國正要跟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手拿錢，挽救國內一敗涂地的銀行。

五年，的確不是一段短日子。我在愛爾蘭便是生活了五年。

周末，讀《金融時報》，讀到一些都柏林街頭訪問。有人說道，現在看來，興建新客運大樓，是為了方便年青人移民海外；有人說道，這幢新客運大樓開幕，正好用來歡迎準備接管愛爾蘭的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

我記得，離開都柏林那天，望著那幢新型建築，望著那塊開幕日的橫額，我問自己道，也不知什麼時候，我會用一用那個我曾經貢獻過一點點綿力的都柏林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都說現實不過是歷史的重演。當愛爾蘭人再次為了生活離開家園遠走海外，我也再次在香港生活起來。

（按：要多點了解愛爾蘭經濟來龍去脈，《紐約書評》今年第十七期裏一篇題為IRELAND：THE RISE & THE CRASH的文章是一個很好的讀物。上周末《金融時報》第十頁的全頁分析，亦很概況地記述了一遍從十月尾到今天，一切影響了愛爾蘭經濟的事情。都很值得細讀。）

老友到MCKINSEY見工。碰巧，同一天，《金融時報》有篇文章，談到這間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裏三位頭目剛出版的一本書，叫《VALUE：THE FOUR CORNERSTONES OF CORPORATE FINANCE》。

何謂四個企業財務的基礎呢？

我本來中英文皆差。為免LOST IN TRANSLATION，不得不做一次文抄公。

1. 「CORE OF VALUE」:Companies create value by investing capital to generate future cash flows at higher rates of return than the cost of capital.

2. 「CONSERVATION OF VALUE」:Companies crate value by generating higher cash flows, not by rejigg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3. 「EXPECTATIONS TREADMILL」:Expectations drive a company's stock price as well as its actual performance, so the higher one's expectations, the faster one must run to keep up.

4. 「BEST OWNER」:The value of a business depends on who is managing it and the strategy they pursue.

明顯地，這四點其實跟「你阿媽係女人」差不多。尤其對那些管理階層而言。按道理，這本書的銷售對象乃是那些管理階層。所以，記者忍不住問道，假如這就是整本書的主旨，出版這本書有什麼意義？

其中一個作者TIM KOLLER回答說，這是一個提醒，提醒他們究竟什麼事情緊要，也叫他們聆聽投資者時候要細心一點。因為許多時候，他們都會給一些噪音滋擾，影響了他們的邏輯思維。（They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noise rather than reason. This book serves as a helpful reminder of what matters and is intended to convince companies to be more thoughtful when they listen to investors.）

很喜歡「REMINDER」這一個詞。因為，的而且確，尤其在分秒必爭的時候，我們會很容易忘記了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做錯一些很基本的事情。我們確實經常需要REMINDERS。

這是我的經驗。所以，我經常提醒自己臨殺莫急。我想，那就是書中作者提到的「MORE THOUGHTFUL」的意思。

五年後，再次返回香港上班，當然有些很不習慣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電郵。確切點說，是電郵裏的稱謂。

在這個急速社會裏，一天收下近百封電郵不是很驚奇的事情。在都柏林工作的時候，我便嘗試過整天沒有停頓地閱讀與回覆客人和承建商的電郵。現在回想起來，那天，連自己發的在內，大概有百五封罷。

重返香港，我最不習慣的，是那近百封電郵裏，上款都是DEAR D-。

電郵，本來就不是什麼正式的書信往來。在現今商業社會裏，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是會寫信。至多，是在投寄前，把那封信用電腦素描一下，然後ATTACH到電郵裏，跟收件人發一個預件。

既然不是正式公函，又只是為了速度起見才運用，稱謂僅用對方名字，實在非常足夠。在名字前面添上一個DEAR，反顯得造作虛假。是禮貌得有點過分。按我們中華民族的說法，是失禮。

況且，假若視電郵為公函，真的要用上DEAR，後邊便不應直呼對方的名字，而該只提及收件人的姓氏，稱呼對方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DEAR JOHN，是寫私函的上款，不適用于公函裏面。

對人客多客氣一點，也無可厚非。只是，同事間相互討論公事，也DEAR前、DEAR後，我實在有點受不了。在這不斷湧過來的DEAR裏面，我找到的不是親切的笑容，而是虛假與冷漠。

談開DEAR，今天收到匯豐寄來的一封信。是英中對照。

說英中對照，不說中英對照，因為明顯地，那是先用英文寫成，然後再用大陸中文（假如那還算得上是中文）翻譯過來。

其破綻乃，英文上款為DEAR CUSTOMER，中文上款竟然是親愛的顧客！

天啊！說五十年後世界上再沒有真正中文，只有那些方塊字，我不會感到驚訝。從前，小學生也知曉中文公函的上款該是敬啟者。現在，我們只知道如何把外語生硬地翻譯過來，完全忘記自己本來的文字。很可悲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