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七次相聚。主題定為「旅行」。乃是石先生的心思。

已經是第三天。我已經三天沒有離開過這一間房間。我的辦公室。

本來﹐這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每月﹐就總有兩三次。我更曾經連續五天沒有踏出過這一間房半步。都是公司非常繁忙的時候。我甚至可以忙得忘掉肚餓﹐只管一心一意地工作。雖然﹐我這間辦公室裡有一個廚房﹐廚房裡面經常放滿了新鮮的蔬菜和肉類﹐以至微波爐食物﹐我也可以隨時叫喚公司食堂那個廚師上來給我弄點吃的﹐可是﹐除了偶爾在睡房裡小睡醒來﹐跑去拿來兩個蘋果外﹐那間廚房其實是多餘的。

我早知道。

我的辦公室裡面﹐其實只要在辦公位置外面﹐多加一個套房便成。讓我可以洗一個熱水澡﹐換一換身上的衣服﹐或者躺下來休息片刻。廚房﹐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用途。況且﹐除了即食麵和那些微波爐食物外﹐我根本不懂得煮東西。

那是漪碧的主意。

那時候﹐我們快要結婚。我便給自己送了一份賀禮。我命人趁我們渡蜜月旅行的時候﹐替我的辦公室來一次大裝修。在衣帽間外﹐我要多闢一個位置來做睡房和浴室。漪碧就硬要我另添一個廚房。我不依。她便借用了我那句口頭禪﹐蠻有道理地語帶雙關道﹕「你不是老是投訴﹕做老闆的壞處﹐便是只要一上班﹐就永遠沒有下班的時候嗎﹖你這間辦公室多了一個廚房後﹐我才有藉口跑上來﹐燒點菜給你吃﹐好讓我多見你一面。我遲遲不答應嫁給你﹐就是怕做了你老婆後﹐我更少機會見得到你。我懂得你的心。對於未得到的事情﹐你會儘一切方法爭過來﹔可是﹐得到後﹐你便會只顧得新的挑戰﹐忘記了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

或者﹐在商場上﹐我真如其他人所言﹐是一隻不擇手段﹑沒有一點人性的豺狼。不過﹐在那背後﹐我其實還有半丁點溫柔。都是全送贈給漪碧的。於是﹐那天﹐聽罷她的說話﹐我望著那迷人的酒窩﹐一手撥著她那頭柔軟的烏髮﹐一手摟著她的腰﹐把嘴脣湊到她的耳邊﹐輕輕地道﹕「那麼﹐做了趙太太以後﹐你便要記緊好好看管我的秘書﹐要她經常在那個廚房裡﹐放滿一切你需要的東西﹐好讓你能夠隨時給我燒菜。」我沒有讓她答話。我把我的嘴脣放到她那兩片上面。然後﹐我們把舌頭互相交疊一起﹐來肯定那一個沾上了蜜糖的承諾。這就是我那些些少的溫柔。根本不能多擠半點來分給其他多餘的人。所以﹐從來﹐我都只得漪碧一個女人。

我樂意在我這間辦公室裡渡過二十四小時。四十八小時。七十二小時。以至更長更長的時候。因為這是我的企業王國的中心。唯有坐在這間倘大的辦公室裡﹐俯瞰外面那狹小的維多利亞港﹐我方能感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忙過不可開支﹐爭分奪秒地指揮著所有交易進行﹐我方能感受到真正的快樂。更何況﹐在一個只有金錢方是衡量成功的標準的社會裡﹐我更加需要樂于困在這一間房間裡去渡過一分一秒。

他們說﹐一個老闆能夠成功﹐就是懂得下放權力。只是﹐這一句話並不適合我這一間企業。我以為﹐我能夠成功是因為我沒有碰上一個我可以信賴的人﹐而公司裡面則實在有許多只得我才能過目的事。那些決定我成和敗的事。早陣子﹐我接受報紙訪問。其中一個剛出道的記者一進入我的辦公室﹐便脫口說﹕「果然﹐像傳聞般﹐是一個裝修得比家更像一個家的辦公室。是為了應付公司裡面那些需要你每天花上二十四小時的事情嗎﹖」我望著那位小妮子﹐也瞥見了她身後邊那個廚房。我想起了待在家裡的漪碧。我努力擠出一點笑容道﹕「我不介意你說這兒是一個家。老實說﹐一年裡面﹐我待在這兒的時間比在家還要多。」

可是﹐這三天跟以往很不一樣。

整整三天裡﹐我只是坐在寫字檯背後﹐沒有做過一些什麼來。因為我想了又想﹐始終想不到還能夠做些什麼。我再次重讀著檯面上那三份淡橘色的報紙。除了替報社擬好了明天﹐又或者後天那個頭條標題外﹐我已經做不到什麼。這個世界上面﹐終於有一件事情的發展﹐是我控制不了。始終﹐紙包不著火。那兩個記者是有備而來的。他們不知道從那裡得到點頭緒﹐開始知道那些只得我才能過目的事。

望著西邊那個快要沉入大海的火球﹐我終於決定把整件事情用我自己的文字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事到如今﹐這是我唯一能夠控制得了的部份罷。我不希望傳媒把這件醜聞越描越黑﹐添加了許多煽情的材料。我從抽屜裡拿出一疊印有「趙氏企業」四個金漆大字的雪白信紙﹐替墨水筆注滿墨水後﹐便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記憶化成一個又一個黑色的方塊字。

我明白﹐當登上我這篇故事時﹐那間報社總會遺失了一點點我的真正意思。那是中文和英文根本上的差別。不過﹐假如用上英文﹐就明顯是刻意寫給那一份英國報紙﹐就明顯代表我認輸。我沒有輸給任何人。除了我自己外﹐沒有人能夠打敗我。

這是我三天以來﹐第一件能夠做的事情﹐所以﹐我很努力地做﹐很努力地寫。或者﹐在我心深處﹐我還天真地相信我可以靠著這一篇文字扭轉乾坤。可是﹐我其實很清楚眼前的一切。我真的已經差不多走投無路。除了走上這一條路。

我繼續努力地寫。突然﹐辦公室的大門打開了。我沒有抬起頭來。我以為是商業調查科的人來取走我那份證供。不過﹐我只聽得到一個人的腳步聲。一個女人的腳步聲。

竟然是漪碧。從來﹐她都知道要在什麼時候在我眼前出現。她穿了一件麻紗旗袍﹐黑底子﹐蠻大蠻大的紅花﹐兩耳佩著金色的耳墮子。

「你已經三天沒有回到家裡來。」漪碧站著寫字檯前道﹐仿彿這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她的雙頰依然有著迷人的酒窩﹐只是﹐雙眼下面亦多了兩個黑袋子。我知道﹐她也讀了那份亞洲版英國報紙的獨家故事。那一個她其實三年前已經知道的故事。

「你也有三年沒有來過這間辦公室。」我有點語無倫次。看到她兩手攜著兩個行李袋﹐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來。我不會意外她最終選擇離開。我只是想不到﹐她離開的時候﹐還會跟我道別。畢竟﹐我們都做了四年夫妻罷﹖我當然知道她是愛我的﹐否則﹐早在三年前漪碧那份報紙已經刊登了這三天裡面那份英國報紙的獨家故事。只有深深愛上了﹐才會不介意他底子是如何的壞﹔只有深深愛上了﹐才會懂得如何避開看見他的壞。我記得﹐漪碧那天是這樣跟我說的。

「那天以後﹐我的確已經決定不再踏入這間房半步。因為唯有這樣﹐我才能看不見這房間裡面的文件﹐我才能教自己做你的一個好妻子﹐」漪碧嘆道﹕「我曉得﹐只有無知才能帶來幸福。所以﹐一個幸福的社會不應該有多管閑事的記者。他們只懂得破壞幸福和諧。」她頓了一頓﹐從其中一個行李袋裡取出了一個信封﹐遞到我的跟前。我接了過去﹐還未及答話﹐她便幽幽地道﹕「只是﹐我不能不上來一趟﹖我突然好想你帶我去旅行。可是﹐你已經三天沒有回到家裡來了。所以﹐自行買了兩張去印尼的單程機票後﹐便立即跑上來拿給你。是今晚上機的。」

我望著漪碧傻笑﹐問道﹕「我還能夠離開嗎﹖」

這是一個我早知道答案的問題。我當然還能夠名正言順地離開香港﹐然後遠走高飛。因為直到現在﹐雖然已經過了三天﹐警察方面明顯地還未能正式跟進得到報社呈上去的那些證據。不過﹐我能夠跑到哪兒去﹖難道要我隱姓埋名地過以後的日子﹖在這三天裡﹐我已想得很清楚。我已經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漪碧沒有立即回答。她放下那兩個行李袋﹐走到我身邊﹐雙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道﹕「我只想你帶我去旅行。去一個沒有歸期的旅行。自渡蜜月後﹐我們已經沒有一起去過旅行。這次算是補償罷。是我自己出錢的。因為我只要你和你的時間。我不要你的錢。你是有錢﹐還是沒有錢﹐都不重要。我又不是要你的錢。我只想跟你一起。我答應嫁給你﹐就因為要和你一起。四年前如此﹐四年後依然如此。帶我去旅行﹐永遠不回來﹐好嗎﹖」

我抬起頭來﹐觸碰到她那幽怨失望的眼神。我的心開始抽搐。我放下了那個信封。我把頭放到她的胸脯﹐雙手摟著她的腰。

「不要做這樣的傻事。我不要你捱苦。我娶你﹐是因為我要給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那個女人幸福﹐要她享盡世間的榮華與富貴﹐要她永遠再不用受苦。假如跟我一起將代表要你捱苦﹐我們分開好了。我不能讓你永遠不可以歸來﹔我不能讓你過著那些流離失所的生活。犯錯的人﹐是我﹐不是你﹐我不能要你一起承受這個懲罰。去一個沒有歸期的旅行﹖請打消這個念頭罷。」

「難道不跟你一起﹐就不是受苦嗎﹖」漪碧搶著道。

「至少﹐還能夠嚐到榮華富貴帶給人的快樂。」我苦笑說。

漪碧推開了我﹐後退兩步狠狠地問道﹕「你到底還不明白﹖......金錢真的對你如此重要﹖」

「難道你以為一個沒有歸期的旅行不用花錢﹖」我轉過臉道。我希望逃避得過漪碧那對眼睛。我沒有勇氣面對她。拾起檯面上的那支墨水筆﹐我繼續寫那一個故事。漪碧沒有再說其他話﹐只是靜靜站在一旁凝望著。

突然﹐她向我衝過來﹐摟著我。我正想避開﹐只覺得背後一陣冰冷﹐痛楚慢慢從背部蔓延全身。我沒有一點力氣。我倒了在地上。我嘗試伸手到背後去。原來﹐漪碧在我背後插了一把刀。

「我知道你已經打算自己一個人到那條不歸的路旅行﹐留下我在這兒獨自生活。為什麼你總是要自己一個解決所有困難﹖為什麼你總只是在享福的時候方想起我﹖為什麼你總不會在碰上困難的時候想起我﹖我不是旁人﹐我是你的妻子啊﹗」在完全失去知覺前﹐我聽到漪碧哭著道﹕「你沒有打算跟我去一趟沒有歸期的旅行。可是﹐我早就決定跟你去一趟沒有歸期的旅行。」

[按﹕其他報名參加派對的﹐請留意石先生。]

月初﹐在倫敦。正想從查寧十字路越過泰晤士河﹐到彼岸的滑鐵盧吃中飯。途經水石堂書店。原來﹐他們正在減價﹐許多剛出版的小說都半價發售﹐便抵著肚餓﹐跑了進去看看能夠找到一些什麼。

我從書架找來了JULIAN FELLOWES的新作《PAST IMPERFECT》。

記得﹐張愛玲說過﹐成名要趁早。很明顯﹐這一句話十分不適合那位英國作家。又或者﹐很合適。因為「JULIAN FELLOWES」這個名字得到了許多人認識﹐JULIAN FELLOWES這個人已經超過了四十歲。

認識JULIAN FELLOWES﹐全靠林在山。是零四年的一個週末罷。她在父親那份報紙的副刊裡寫書評﹐談到了兩本她早前出差英國時買下來的兩本新出版的小說﹕《PREP》和《SNOBS》。早已不記得她怎樣評論那兩本小說。不過﹐也就是因為讀過了她那篇書評﹐那天碰巧經過北京道時﹐便立即到晨衝買下了JULIAN FELLOWES的首部小說《SNOBS》。是一個很地道的《VANITY FAIR》式的故事﹐細膩地勾劃出英國人那些虛偽和造作。

因為是才女的推介﹐回家途中﹐我急不及待地在地鐵裡拿出了那本新書來讀。讀著扉頁上的作著介紹﹐我方知道﹐原來這個英國人就是電影《高詩福大宅謀殺案》(GOSFORD)的編劇。JULIAN FELLOWES就是憑這部電影給奧斯卡評選為最佳編劇。

我當然記得那一部電影。因為那是一部我差不多從開始直到結尾都在夢鄉裡渡過的電影。

那時候﹐電影剛上畫。有一天﹐一眾同事吃中飯時﹐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談起了偵探電影。大家都聽說﹐《高詩福大宅謀殺案》是一部很出色的電影。於是﹐便同意在星期六下班後﹐一起到電影院去欣賞。因為我們一行十多人﹐便預先訂好座位﹐好讓大家能夠坐在一起。我記得﹐我們霸佔了中間兩排座位。是《午夜凶鈴》後﹐我第一次跟這麼多朋友一起到戲院看電影。(十多人一起觀看那部日本恐怖電影﹐完全不是因為大家都有點害怕﹐而是為了慶祝大學畢業試完結。遞交了試卷後﹐便立即飛奔到銅鑼灣買戲票。)

那部講述英國上流社會生活的電影其實不是很悶蛋的。後來﹐我買了張影碟回家「重看」﹐倒覺得很有趣。現在﹐對英國更多了解後﹐我想會有多一層的體會。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了。

看電影前的一個晚上﹐也就是一個星期五夜晚。我們一班同事(其實﹐也是朋友)下班後﹐有點如常地跑到了酒館去。碰上了一些朋友的朋友﹐大家都很投契﹐於是﹐一杯又一杯後﹐我們便在那間酒館裡渡過了整個夜晚﹐直至天亮。(這是香港其中一個可愛的地方。酒館賣酒可以賣到天亮。)回家匆匆洗澡換過衣服後﹐便又上班去。那時候﹐大家還年青。居然沒有一個人遲到﹐大家也可以很勤力用心地在公司裡工作。直至一點鐘下班。

或者﹐我該說﹐直至戲院調暗了燈﹐開始放映那一部電影。因為電影一開始﹐我們便慢慢地一個接一個地一起墮進夢鄉。我想﹐那該是一個奇景罷。整個電影院裡﹐中間兩排觀眾一起抱頭大睡﹐怎能夠不是一個奇景﹖

因此﹐當知道《SNOBS》的作者便是《高詩福大宅謀殺案》的編劇後﹐我便老是覺得對不起JULIAN FELLOWES。始終﹐我們那天的行為是很沒有禮貌罷。我總希望能夠補償一點什麼的。雖然﹐我知道﹐我這樣的想法有點傻。不過﹐每次在報上碰上了他的訪問﹐我都會讀一讀。我會儘量教自己多知道這一位英國人一點﹐多認識這一位英國人一點。

我記得﹐張愛玲那一句名言「成名要趁早」。我希望能夠讓這位老人家都享點成名的好處。

上期的「兩周一聚」﹐我按著《泰晤士報》記者在加沙和以色列邊界幾天的報導﹐寫了一個母親在戰爭裡面的故事。

故事裡﹐從開始到結尾﹐我都不斷提到外面白矇矇一片的濃霧。甚至可以說﹐那才是故事的主角。沒有了那白矇矇一片﹐掩蓋了所有色彩的濃霧﹐不能把黛璃那些零零碎碎的想法串連起來。

我解釋道﹐那是煙幕彈的關係。是故事裡那個軍事強過為了掩護地面部隊進攻﹐發射出來的煙幕彈。

那其實是以色列軍方單方面的講法。至於﹐有沒有人相信﹐則是另外一回事。

聖誕假期完畢﹐首天上班的日子﹐我如常買了份報紙才跳上火車。這是自小養成的習慣。我要靠讀報紙來讓自己的腦袋從睡夢中清醒過來。我是不能自行駕車上班。因為收音機﹐以至電視﹐都不可以如報紙般﹐教我的腦袋跟身體一起返回現實的生活。我是不可能一天不讀報紙的。

那天﹐《泰晤士報》的頭條新聞﹐便是質疑以色列軍隊非法地使用那些會發出白矇矇一片濃霧的「煙幕彈」。「煙幕彈」只是以色列軍方使用的名詞。那一種武器的名稱叫做「WHITE PHOSPHORUS」。假如給這種砲彈打中﹐該處皮膚會立即向身體裡面燃燒起來﹐直入骨頭。傷者會痛苦得生不如死﹐很不人道。所以﹐一九八零年的時候﹐世界各國簽了一條日內瓦公約﹐禁止使用「WHITE PHOSPHORUS」來做攻擊武器。至於﹐利用其所產生的濃霧來做掩護﹐倒是合法的。

我老是以為﹐在戰爭裡頭講合法與不合法﹐實在很反智。戰爭本身就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在一件不合法的事情基礎上﹐討論裡面什麼是合法﹐什麼是不合法﹐不是很反智嗎﹖這就等於界定用刀殺人是不合法的﹐不過用槍殺人則屬合法。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荒謬的。既然我們定下了如此規矩﹐我們以後殺人就要按著這些規矩來辦。

莫以為沒有人知道自己不按規矩辦事。蒐集了一輪證據後﹐《泰晤士報》的記者開始懷疑以色列軍隊非法地使用那些「WHITE PHOSPHORUS」來攻擊加沙。他們跑了去質問以色列的軍官。那些以色列人一口否認﹐只說他們不過用「WHITE PHOSPHORUS」來做煙幕彈罷了﹐跟美軍﹑英軍的用法一樣。

望著自己手上的證據﹐《泰晤士報》的記者完全有理由相信以色列軍方開眼說謊。於是﹐繼續不斷追查﹐繼續不斷蒐集更多的證據﹐務求揭穿以色列人那一個謊言。他們跑到戰場上﹐收集那些空罐彈殼﹔他們跑到醫院﹐探望那些傷者﹐了解他們受傷的情況。然後﹐每天在報上大字標題抨擊以色列在戰場上的非法行為。

在那份歷史悠久的英國報紙不斷無火轟炸下﹐以色列軍方開始改變口供。當聯合國的辦事處也給那些「煙幕彈」炸毀後﹐以色列軍方知道不能再堅持下去。他們開始指責哈馬思組織經常利用平民百姓來做掩護。他們說﹐哈馬思的人經常在加沙平民區裡向以色列發射導彈﹐就是把那些無辜的巴勒斯坦人送上戰場。所有錯都是哈馬思的錯。他們發射「WHITE PHOSPHORUS」﹐的確是為了做掩護的。

《泰晤士報》記者不接受這種不合理的解釋。於是﹐繼續每天向以色列開火。

到了一月二十一日﹐以色列軍方終於宣佈﹐會調查何解那些「WHITE PHOSPHORUS」會給射到加沙的平民區裡面去。

每天讀著《泰晤士報》的報導﹐我感到很驕傲。我竟然有幸成為這份報紙的讀者。

[按﹕私人關係﹐兼農曆新年﹐此欄暫停四天。二十九日再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一月二十日(美國時間)﹐奧巴馬終於正式成為美國總統。他那位小女兒也正式成為自甘乃迪總統那一家人後﹐歷史上白宮裡面最年輕的住客。

翌日(英國時間)﹐《泰晤士報》當然大幅報導這位第四十四任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正聞版裡﹐不算社評﹐共八大版篇幅﹔副刊裡﹐不算專欄作家的文章﹐則更佔上了十二版。即整份報紙裡﹐至少三分一的版面都是奧巴馬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的新聞。畢竟﹐美國是英國最親密的夥伴。

早前﹐朋友悲嘆道﹐香港報紙的質素已經淪落到「章子怡跟男友在海灘調情」能夠成為頭條新聞的地步。其實﹐這未必是一件壞事。莫忘記那一句老掉了大牙的說話﹕「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可是﹐當全世界都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的戰爭的時候﹐當所有人都在談論津巴布韋疫症的發展的時候﹐當大家都關心零九年全球經濟狀況的時候﹐用上「章子怡跟男友在海灘調情」這樣的大事來做報紙的頭條﹐假如不是太幸福的話﹐香港人實在是無知得很可憐。

不過﹐縱然如此﹐「奧巴馬正式成為美國總統」應該如無意外會是那些華文報紙的頭條罷。始終﹐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是否繼續能夠「健康地」生存下去﹐實在有賴美國這個市場是否能夠撐下去。這位第四十四任美國總統當然是關鍵。

話雖如此﹐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究竟對以後世界發展有什麼影響呢﹖典禮裡﹐還不是有人唱歌﹑有人宣誓﹑有人慶祝﹐以至所有儀式﹖談到對世界的影響﹐還要看上任後的政策。所以﹐假如有香港華文報紙沒有選上了「奧巴馬正式成為美國總統」做頭條﹐也算是合情和合理的。在雅虎香港的網頁裡﹐頭條就是香港今年推行什麼國民教育﹐二條則是「第一夫人通過衣著測試﹐大家一致讚好」。

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真的只是有人唱歌﹑有人宣誓﹑有人慶祝等儀式嗎﹖

這一些﹐《泰晤士報》當然有報導﹔甚至連「第一夫人的衣著測試」﹐一樣有專人撰文。只是﹐放在副刊裡面罷了。畢竟﹐只是軟性的東西。

報社最看重的﹐佔了最大的篇幅﹐就是分析那一篇就職演辭。這份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邀請了三個不同的人﹐藉著奧巴馬那篇演講辭﹐在正聞版裡撰文﹐嘗試了解一下這位黑人總統以後的政策方向。一位是報社的美國總編輯﹐一位是以前替貝理雅撰寫演辭的人﹐一位是報社的外交事務專員。

這其實沒有什麼意外。每當有什麼重要演講﹐《泰晤士報》都會找一些人來分析一下那份講辭。像黨魁在政黨會議裡的開幕辭﹔像奧巴馬十一月勝出選舉後的演講。

我很喜歡讀那些文章。因為至少能夠學習到別人如何寫一篇有力的演講辭。有幸在外國生活﹐當然要學習一些只能夠在外國學習得到的事情。

只是﹐整份《泰晤士報》裡﹐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布殊兩個女兒的那一篇文章。我不敢說那是《泰晤士報》獨家刊載﹐不過﹐它就是刊登在專欄作家那些版面裡。應該是報社邀稿。我不相信﹐兩個美國少女會主動投稿一份英國報紙。

文章裡頭﹐布殊那兩個女兒向奧巴馬那兩個女兒提供了一些在白宮生活的提議和忠告。老實說﹐整篇文章可讀的地方實在沒有幾多。可是﹐那唯一可讀之處﹐就觸動了我的心靈。我甚至覺得眼眶裡有點眼淚在蕩漾。

那是結尾的部份。BARBARA AND JENNA BUSH如此寫道﹕

「Our dad, like yours, is a man of great integrity and love; a man who always put us first. We still see him now as we did when we were 7: as our loving daddy. Our dad, who read to us nightly, taught us how to score tedious baseball games. He is our father, not the sketch in a paper or part of a skit on TV.

Many will think they know your father, but they have no idea how he felt on the day you were born, the pride he felt on your first day of school or how much you both love being his daughters. So here is our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advice - remember who your dad really is.」

當想到布殊八年裡面的一切種種﹐讀著這兩段文字﹐能夠沒有一點感動嗎﹖

上餐館去﹐可以選擇的話﹐我喜歡選那些小的。尤其是那些小規模家庭式經營的。我喜歡裡面那親切和溫暖的感覺。因為座位不多﹐餐廳員工跟顧客總是能打成一片﹐經常喜氣洋洋﹐教人吃得很愉快。

那是許多許多年前在紐西蘭領略得到的道理。

那天﹐是我們在奧克蘭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冒著雨﹐按著旅遊書《孤獨星球》介紹﹐跑到了一個著名當地人消遣娛樂的地方吃晚飯。(名字是實在記不起來了。因為的確是許多年前的事情。那時候﹐我還喜歡帶著《孤獨星球》去旅行。)

星期五關係﹐許多餐廳都滿了座。當然﹐包括旅遊書介紹的那一些。我們邊走邊找。最後﹐我們碰上了一間才剛開門營業的小店子。裡面才大約十多個座位。老闆和老闆娘兩人還在整理店裡面一切﹐來迎接那天晚上的生意。本來﹐跟其他餐廳一樣﹐也是給人客訂滿了。不過﹐可能見我們濕著的身子實在有點狼狽﹐不忍見我們又要在雨中繼續尋找餐廳﹐於是﹐商量了一會兒後﹐便在一角多加了一張桌子給我們四個人。

老闆和老闆娘同時也是那間餐廳的廚師和侍應。廚房是開放式的。食客可以輕易地看到他們如何炮製那一道又一道可口味美的菜式。他們也很好客﹐經常跑來看我們需要些什麼。可能時候還早﹐許多訂了座位的食客還沒有來﹐他們便會跑過來跟我們聊一聊天﹔不過﹐同時候﹐他們也懂得不打擾我們用膳。我喜歡跟餐廳老闆聊天﹐聽聽他們的介紹﹐知道他們的一些小故事﹔只是﹐我亦很怕遇上那些很喜歡跟人聊天的餐廳老闆﹐我不知道該應酬他們﹐還是一口一口吃著面前那些菜。

晚了點﹐客人開始魚貫而來。雖然很忙碌﹐他們兩夫婦依然笑臉迎人地照顧所有客人﹐也不忘跟客人談天說地。當然﹐也沒有忘記不打擾客人用膳。跟他們菜式的火候一樣﹐對於應酬和打擾中間的位置﹐他們實在拿捏得很準確。望著所有食客開懷的笑容﹐望著他們兩夫婦如此合拍﹐我實在十分享受那一頓晚飯。直到現在﹐縱然是許多許多年後﹐我還是不能忘掉那頓晚飯裡面的開心和歡愉。

我愛上紐西蘭﹐這一間小餐廳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該是黃昏揚帆出海﹐在那小小的帆船上吃一頓海鮮晚飯的經歷。無獨有偶﹐帆船上亦只得船主兩夫婦和我們四人。)

那間店子雖然不大﹐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單靠他們兩個人既是廚師又是侍應地便打點得如此井井有條﹐讓所有客人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實在有點不能想像。我懷疑過自己是否記錯了一點點小細節。不過﹐我知道﹐我的記憶力雖然有點衰退(餐廳名字﹑地址是統統記不起來了)﹐可是﹐烙印在心裡面的事情﹐便是患上了老人痴呆症﹐也是永遠不能忘掉的。

老友結婚在即﹐會到紐西蘭渡蜜月。他知道我喜歡紐西蘭﹐便問我是否有些介紹。老實說﹐除了這一點點外﹐我已經講不出紐西蘭的什麼來。畢竟﹐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情。我只記得﹐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一次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旅行。

我相信﹐我那位老友將會很明白我這個想法。

(按﹕我知道下期「兩周一聚」的題目就是《旅行》。不過﹐這一篇從來都不是為了參加那個聚會而寫的。所以﹐不是早到了。只是﹐旅行這個題材實在很難避免不去接觸。)

那天﹐《明報》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新聞稿﹕「一名男子晚上八時許走出銅鑼灣維園道行人天橋並跨出欄杆，抗議的士『短加長減』方案，他其後被捕。現場消息指出，該名男子自稱是的士司機，他在晚上8時許，跨出行人橋欄杆，舉起反對的士『短加長減』方案標語。警察一直勸他下來但不成功，於是封鎖三條行車線，以便消防員鋪設救生氣墊。他在擾攘約半小時後返回地面，警方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把他拘捕。」

我想﹐《的士司機公開示威被捕》這個標題會比報社那一個什麼《男子反短加長減危坐被捕》好一點。至少﹐只看標題﹐我這一個在歐洲生活的香港人會比較容易理解得到那是一件什麼事情。「反短加長減」和「危坐」都不是中國人會共同使用的中文詞語。自稱知識分子的報紙尚且充斥著這種只局限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得到理解的詞語﹐難怪香港華文報紙許多年來也不能加一點價。它們面對的市場﹐根本就不容許它們加價。

越來越少人讀報紙﹐那是不爭的事實。是全球所有報社都在面對的問題。還沒有人想得到真正解決的方法。在年輕即食麵一代都因為天生惰性﹐不喜歡在文字裡頭多發揮想像底下﹐互聯網和影像媒體的確是越來越難以給擊敗。畢竟﹐用文字去了解一件事情﹐比用圖畫影像困難。那是因為閱讀需要腦袋多做些功夫﹐我們才能接收得到裡面的意思。圖畫和影像﹐則直接得多了﹐可以免卻那一種叫做「想像」的轉化過程。現在﹐大家都講求速度﹐越來越少人讀報紙﹐實在合情﹐也合理。

在這樣的環境裡頭﹐加上全球經濟大衰退﹐無疑﹐經營報社只會越來越艱難。在一代比一代更不喜歡用腦袋想像底下﹐我的確相信﹐報紙和一切文字傳媒會最終逃不過絕種的命運。在一個真正解決方法來面對那日益險峻的挑戰出爐前﹐大家談的所謂生存之道﹐也不過是嘗試把絕種的日子儘量拖延罷了。

在這方面﹐華文文字媒體應該有點優勢。因為中國人的數目實在很多﹐而且分佈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地方﹐你可能終於找不到一間愛爾蘭酒館﹐不過﹐你就是不可能找不到一間中國外賣店﹐以至中國餐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中國人。

那就是市場。那才是華文報社應該要面對的市場。一件商品﹐最重要的還是市場。

要爭奪這個全球中國人的讀者市場﹐報社就需要用上中國人都會共同使用的中文詞彙﹐要讓任何一個地方的中國人都能夠讀得懂報紙裡面的文字。畢竟要人家買自己那一份報紙來讀﹐就首先要讓人家讀得懂自己這份報紙。

在共產黨的統治底下﹐中國大陸的語文已經爛得只有中國語文的外殼﹐而沒有中國語文的實體。可能﹐那些海外的中國大陸人會接受得了那些紅色漢語﹐不過﹐只要有些讀起來啖啖肉﹐沒有膽固醇的中文出現﹐他們還會選擇中國大陸的報紙嗎﹖況且﹐加上那些嚴格的審查制度﹐中國大陸的報紙是不可能跟香港和台灣的華文報社爭奪那一個全球中國人的讀者市場。至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他們的中文水平本身就差﹐完全可以不用理會。

於是﹐香港報社要生存下來﹐那一個唯一的辦法其實也不是什麼困難的辦法。因為能夠跟我們爭奪的﹐其實就只有沒有一點國際視野的台灣。也因為台灣沒有一丁點的國際視野﹐所以其實也不用太過顧慮。雖然台灣人的中文可能會寫得比香港人流暢﹐少一點膽固醇﹐少一點生硬地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詞語。

可是﹐在越來越接近中國大陸的時候﹐香港的記者已經開始沾染了中國大陸那些爛得不能再爛的語文﹐開始習慣把一些詞語強行生吞地自我刪減﹐如什麼「反短加長減」和「危坐」﹐讓自己的文章只能夠在自己的地方通行。這是很不智的。

記者身為語文先鋒﹐卻不以身作則﹐不但不抗衛我們中國人越來越脆弱的語文﹐反而助紂為虐﹐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嗎﹖

今天﹐我當然要準時離開公司。因為是愛華頓作客利物浦的日子。球賽晚上八時開始。電視會現場直播。當然﹐我指的是這兒的有線電視。星期一的比賽﹐直播的那一間有線電視是SETANTA。

其實﹐那一間有線電視臺會直播這場比賽﹐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我只需要知道有電視臺直播便成。因為我的住所裡面﹐那部電視就祇接收得到那幾個最普通的電視臺。無論如何﹐要看球賽直播﹐我是要到附近的酒館去。匆匆煮了點吃的後﹐便冒著有點寒冷的空氣﹐跑到外面去。我要親眼見證愛華頓能夠在一個星期內連續兩次擊敗利物浦。今天是我們七天裡面首次碰面﹐是聯賽的比賽﹔星期天的那一場﹐則是足總杯淘汰賽。都是愛華頓作客。

我其實是一個很迷信的人。本來﹐選擇酒館觀看球賽有點難度。因為我不會選擇那些我每次去到觀看球賽﹐愛華頓都會敗北的酒館﹔我只會選擇那些我每次去到觀看球賽﹐愛華頓都能夠贏球﹐至少不會輸掉球賽的酒館。不過﹐今天晚上﹐這個問題沒有一點困難的地方。

附近四間酒館裡﹐三間會有電視足球直播。有一間﹐雖然三年內每次去看愛華頓晚上的球賽﹐都能夠興奮地離開(除了去年聯賽杯四強比賽對車路士)﹐可是﹐那是利物浦擁躉的酒館﹐所以﹐根本不在選擇之列﹔另一間﹐是去年才發現的﹐除了對利物浦那一場外﹐我們是未敗過一場﹐不過﹐那都是去年的事情﹐這一季﹐我該去了四次﹐每一次都輸波收場﹐所以﹐也不會在考慮之列。

於是﹐就只剩下一間。每天上班也會經過﹐不過﹐就從來沒有入過裡面喝一杯酒。

畢竟是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酒館裡﹐沒有太多的人。疏疏落落地﹐每一檯就只有一位人客﹐一邊喝著酒﹐一邊看著電視足球直播。看著他們的舉手投足﹐聽著他們的說話﹐原來﹐都是利物浦的擁躉。

我們最終還是未能自九九年以後﹐首次在利物浦主場贏得比賽。我們只能賽和。失掉了很寶貴的兩分﹐給阿仙奴和阿士東維拉拋開了聯賽榜的距離。

我當然有點失望。不過﹐總好過輸掉了球賽罷。我們表現得那麼好﹐全失掉三分是太殘忍了。當然﹐又要多謝TIM CAHILL。誰都知道他總能夠在關鍵時候替愛華頓入球。除了利物浦。慢鏡重播時﹐旁述問道﹕「究竟是誰看管TIM CAHILL﹖」我高舉雙臂﹐興奮地大聲回答道﹕「沒有一個人。」雖然酒館裡不是很多人﹐不過也是所有人都望著我。

我沒有覺得異樣。我習慣了。

完場後﹐坐在旁邊的一個老頭竟然問我道﹕「你支持哪一隊的﹖」我很意外。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問題。我答道﹕「五分鐘前﹐你總看到我振臂高呼罷﹖」

老頭說﹕「我從來不認識一個支持愛華頓的人。我是支持曼聯的﹐所以﹐很興奮利物浦再次失分。」

我一口喝下剩餘的啤酒後﹐道﹕「今天﹐你終於碰上了一個人民球會的人。很高興認識你。」然後﹐我便轉身離開酒館。

(P.S. It's nice to hear that Kaka is staying at Milan. Finally we have something, other than Everton, to prove that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in football.)

是聖誕前。有天﹐在住所裡到了雅虎香港的網頁遊逛﹐看看自己的出生地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我讀了一個標題後﹐百思不得其解﹐完全猜不到那是一件什麼事情。無疑﹐搬到歐洲生活後﹐我的中文有點退步。不過﹐標題裡面的每一個中文字﹐我還是認識的﹐也知道每一個字的意思。只是﹐當它們拼在一起合成那一個標題後﹐我就像完全不懂得中文一樣。

那是一段來自《明報》的消息。標題為﹕男子反短加長減危坐被捕。

我承認﹐說完全猜不到那是一件什麼事情﹐是有點魯莽。因為辛苦地讀罷那道標題後﹐我是猜得到﹐有一個男子被警察拘捕了。不過﹐這個男人究竟犯了什麼事給警察拘捕﹐又值得那一份自稱知識分子的報紙報導﹐則沒有一點頭緒。

真的一點也沒有。

從前﹐標題就是一段新聞報導的靈魂。可是﹐在中國大陸的辦報文化影響下﹐在中國大陸紅色漢語染污下﹐似乎這已經是一個過了時的理論。我一邊努力猜想那個標題究竟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一邊跟父親發表這一個又有點政治不正確的想法。

母親在廚房聽到後﹐也不待父親開口﹐便立即道﹕「我看還不是你待在歐洲太久﹐自己的中文理解能力差了﹐便找個堂會冠冕的藉口來為自己開脫罷。從來﹐你都是這樣偏激的。」

我當然聽得到說話裡面的另一層意思。不過﹐我不希望另闢戰場﹐所以﹐裝作不曉得母親其實最想表達的那個意思。我道﹕「那麼﹐你們看看是否知道那位記者說什麼好了。」

我便艱辛地喊了那個標題出來。的確有點艱辛﹐因為那道標題有點不好讀的同時﹐我也不知道該在哪兒稍為停頓。究竟是「男子﹑反短﹑加長減﹑危坐﹑被捕」﹖還是「男子﹑反短加長﹑減危坐﹑被捕」﹖又或者是另外的一些更教我意外的組合。

聽罷我的說話後﹐父親好像有點頭緒地說﹕「是否關於的士的﹖」

於是﹐我便跑了進去那道標題裡看看。果然﹐是一名的士司機因為公開示威﹐反對政府一項的士收費政策﹐而給警察拘捕。

《明報》記者是這樣寫的﹕「一名男子晚上八時許走出銅鑼灣維園道行人天橋並跨出欄杆，抗議的士『短加長減』方案，他其後被捕。現場消息指出，該名男子自稱是的士司機，他在晚上8時許，跨出行人橋欄杆，舉起反對的士『短加長減』方案標語。警察一直勸他下來但不成功，於是封鎖三條行車線，以便消防員鋪設救生氣墊。他在擾攘約半小時後返回地面，警方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把他拘捕。」原來﹐那道標題該是如此讀的﹕「男子﹑反短加長減﹑危坐﹑被捕」。

知道答案後﹐我當然要繼續發表我的理論。我跟父親和母親道﹕「假如標題為『的士司機公開示威被捕』﹐不是更教人容易理解﹐也能讓更多人理解嗎﹖不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如何能夠知道你在講什麼﹖香港報社的眼光就是這樣狹窄的嗎﹖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一間報社難道就只要照顧得了香港那七百萬名香港人﹐就能夠生存下去嗎﹖在互聯網的世代﹐假如我是報社社長﹐我的目標讀者﹐應該要是全球的中國人。」

當然﹐還有﹕那什麼『短加長減』不就正是給中國大陸紅色漢語嚴重污染了的產物來嗎﹖

這個聖誕﹐到了兩次劇院﹐看了兩套音樂劇。在紐約﹐看了《YOUNG FRANKENSTEIN》﹔在倫敦﹐則苦候多時﹐終於看了《HAIRSPRAY》。都很出色﹐都讓我開懷地笑足了整個晚上。

本來想多去一﹑兩趟﹐奈何時間所限﹐不得不遷就一下。當然﹐最可惜的還是無法欣賞到NO MAN'S LAND。愛爾蘭﹑英國兩地的評論都說﹐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製作。去年秋天﹐在都柏林公演的時候﹐我已經因為演期太短關係﹐錯過了一次﹔料不到﹐當他們搬到倫敦上演三個月時﹐我還是錯過了。遺憾未能藉此紀念那位英國近代最偉大的劇作家﹕HAROLD PINTER。我是在奧蘭多渡假的時候﹐知道他的死訊。

由於只在五光十色的紐約逗留四個夜晚﹐便是如何愛跑劇院﹐也實在不可能每天晚上都欣賞一套製作。這個大蘋果實在有太多教人興奮的事情要做﹑太多教人興奮的地方要去。百老匯不過是其中一個。所以﹐錯過的舞台製作也更多。像《WHITE CHRISTMAS》﹑《IN THE HEIGHT》和《SOUTH PACIFIC》這三套音樂劇。還有《SEAGULL》和《AUGUST》兩套舞台劇。(在倫敦﹐國家劇院也在上演《AUGUST》﹐不過﹐每個晚上也滿座。)

在紐約小住了四個夜晚後﹐我發現﹐百老匯的製作的確比倫敦西區的多﹐劇院也比較集中﹐也較大。難怪去年年初的時候﹐《時代雜誌》說﹐百老匯是華爾街後﹐紐約的最大僱主。

不過﹐買門票方面﹐則是倫敦比較方便。當然是針對我這類喜歡跑劇院﹐可是銀包卻不是很能夠應付得來的人而言。

在倫敦﹐單就是李詩特廣場﹐便只少有十間店售賣那些打了折扣的劇院門票。現在﹐連HMV也加入了戰團。況且﹐我對倫敦比較熟悉﹐我曉得那些劇院每天早上開始公開廉價售賣當晚首排座位的門票。我就只花了二十五鎊便買到《HAIRSPRAY》首排座位的票。所以﹐要不大花費去欣賞舞台製作﹐實在不是一件難事。

可是﹐在紐約﹐售賣那些打了折扣的劇院門票的店﹐就只有一間。在時代廣場中央的第四十六街。(在DOWNTOWN也有一間分店。)而且﹐只售賣當晚的票。沒有預售。他們是每天三時開始售票。於是﹐每天都擠滿了長長的人龍。那天﹐在寒冷的空氣裡﹐我便要從第五十街開始鑽進那團團轉的圓圈裡排隊。超過了個半小時後﹐方輪得到我。他們也已經沒有剩餘太多選擇。那張《YOUNG FRANKENSTEIN》的票﹐要六十七美金。坐前排旁邊第十四行。經濟不景氣﹐似乎對百老匯沒有太大的影響。

可是﹐回到倫敦後﹐發現許多舞台製作都快要落畫。包括我很喜歡的《AVENUE Q》和《SOUND OF MUSIC》。

看著地鐵裡面那張《AVENUE Q》的廣告﹐知道三月二十八日會上演最後一場。妹妹提議要多看一次。我很同意。那是我在倫敦西區的第二最愛。(第一當然是LES MIS。那是百看不厭的。也得說清楚﹐我還未欣賞過《LION KING》和《MAMA MIA》。)只是﹐我就怕找不到時間。二月的時候﹐我會返香港兩個星期。三月的時候﹐無疑我已經訂了機票到倫敦渡一個週末。不過﹐我卻打算乘火車北上利物浦﹐入場支持愛華頓。

實在有點兩難。

新年前﹐我也不發覺我是畏高的。

聖誕節﹐到了美國渡假。在紐約的時候﹐為了探望那一棵聖誕樹﹐和看看別人在那個廣場上溜冰﹐我們便選擇了去爬洛克菲勒大廈。在最高的瞭望塔上向下望﹐縱然是寒風凜冽﹐我也沒有一點畏懼的感覺。只想面對著那個倘大的中央公園﹐擺起連儂當年的姿勢﹐學著法蘭仙納杜拉的口吻﹐高唱一句「NEW YORK NEW YORK」。

畏高﹖那不是一個我能夠體驗的名詞。因為我在香港長大。我不能相信在這個石屎森林裡長大的人會畏高。一個自小便住在高樓大廈裡面的人怎麼可能會畏高﹖

當然﹐也得講清楚。不畏高﹐不代表有勇氣去玩笨豬跳﹑跳樓機。因為夠膽量跑去玩那些刺激玩意兒的﹐是不怕死﹐不是不畏高。

家族裡面﹐有些在外國長大的﹐回到香港的時候﹐他們的確很怕站在住所窗口旁。那高高在上的感覺教他們感到有點恐懼。因為仿彿是踏不著實地似的。

不過﹐放假完畢﹐重新上班後﹐我開始發覺我有點畏高。

新的一年﹐我終於可以參預公司那個每月一次的權利核心會議。上司說﹕「我看不到我們有拒你於門外的理由。也應該是時候讓你多知道公司內部的運作。」於是﹐我便加入了那一個俱樂部。

首次參預那個「俱樂部的聚會」﹐心情確實有點緊張。甚至是有點怕。因為在座裡面﹐我是最年輕的一個﹐亦即是最沒有經驗的一個﹔同時候﹐也是唯一一個非愛爾蘭人。我不知道其他會員會如何看待我。讀著他們上次的會議記錄﹐我唯有儘量做些準備。畢竟﹐在這個俱樂部裡面﹐大家關心的﹐只是錢和銀。是花了幾多錢和賺了幾多銀﹐以及還要花幾多錢和還能夠賺幾多銀。於是﹐我便立即為手頭上那兩個項目做一些財政預算﹐免得大老闆問到的時候﹐手忙腳亂地口啞啞﹐答不出話來。我知道﹐「不知道」不能夠是那個「俱樂部聚會」裡的答案。

或者﹐是因為連續幾個月填寫給大老闆參考的每月匯報報告裡﹐我都寫得很詳盡﹐大老闆是沒有問及我一些什麼。我按著那份會議記錄準備了的那些數字﹐算是用不上。

可是﹐我也發現﹐原來在那個「俱樂部聚會」裡﹐有些東西是不會落在會議記錄裡面的。講得清楚一點﹐是不會落在秘書謄寫後給會員傳閱的會議記錄裡面﹐不過﹐卻是會落在大老闆自己親自記錄讓他自己一個人閱讀的那份會議記錄裡面。他們談到資源分配﹑員工表現。誰很忙﹑誰很清閑﹑誰放了許多假﹑許放了許多病假等等。當中﹐他們提及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當然﹐還有一些公司的秘密資料。

我不斷偷望參預聚會的所有人。便是平常時候會談談足球的那幾個﹐突然也感到一陣陌生。從前﹐我以為愛爾蘭人比香港人簡單﹐以至單純。不過﹐我似乎要收回那一句說話。因為我錯了。單純的那一個﹐原來是我。我猜不到他們心裡面在想什麼。我甚至以為自己看到了一隻又一隻的豺狼。

會議結束後﹐離開會議室﹐我走到那塊向海的落地玻璃前向下望。雖然公司不過在二樓﹐我發現自己開始有點畏高。

同時候﹐我也感到有點寒意。那或者是因為有人打開了那塊落地玻璃上的一扇窗罷。

這次「兩周一聚」的故事﹐寫得有點差。

我記得﹐陶傑在課堂裡說過這樣的一句說話﹕「要知道自己那篇文章寫得好不好﹖自己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評判。文章寫好後﹐先擱在一旁﹐讓自己的腦袋休息休息﹐或看電視﹐或讀讀書﹐總之要讓自己忘掉那一篇文章。當自己真的忘掉那篇文章後﹐便拿回來重讀一篇。假如還能夠從頭到尾讀一遍﹐那篇文章不會差得到哪兒去﹔假如還能夠讀得津津有味﹐有欲罷不能的感覺﹐那篇文章一定可以得到別人喜愛。這個說法﹐或許大家會都有點意外。可是﹐的而且確﹐寫文章的人自己從來就是一位不偏不倚的評判。假如自己讀後也感覺到毫無趣味可言﹐怎能妄想別人會喜歡﹖」

老實說﹐早前那幾次在「兩周一聚」寫的故事﹐我是能夠來回讀幾遍﹐也沒有一點悶的感覺。不過﹐這一次﹐是有點辛苦地方能重讀一遍。所以﹐也沒有興致花點心思修改一番。因為我知道﹐便是用著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夠把一個失敗的短故事化成神奇。一起筆就失敗了。

我想過﹐是這次題目太有點難度罷﹖我完全不知道「色彩」會是些什麼﹔也未能夠替「色彩」下一個定義。想了良久﹐亦不能夠把「色彩」聯繫到另外一些事物上。因此﹐實在沒有靈感來用「色彩」做一個故事。這是我說這次題目有點難度的解釋。

想來想去﹐也沒有頭緒下﹐我便重翻那些報紙。因為報紙裡面經常有許多有趣的故事﹐等待我們去發揮。

在這個時候﹐最大的新聞當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每天﹐除了一定佔上了頭版外﹐《泰晤士報》至少還有三版篇幅來報導那加沙的戰事。讀著讀著﹐我不能不同情起住在加沙裡面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上星期四﹐在報上讀了一篇很有IRONY的新聞後﹐在毫無頭緒寫「兩周一聚」的故事下﹐我決定改篇那一個真人真事。在JEFFREY ARCHER的短篇小說裡﹐也有一些是真人真事來的。

這就是那個故事的來源。當然﹐為了遷就故事的發展﹐背景是完全脫離了現實。完全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拉不上任何關係。

或者﹐不限定篇幅﹐這個故事會寫得好一點。因為我的野心太大了﹐的確有許多東西想表達出來。在自限的篇幅底下﹐有幾條線開了﹐可是沒有發展下去。不過﹐我暫時沒有打算開始寫一些長篇故事。始終這是一件很花精神的事情。

於是﹐這次「兩周一聚」的故事就寫得很不好。

寫了這篇東西出來﹐其實是希望大家多關心一下加沙戰事的發展。因為我怕沒有人能夠完成那一篇故事﹔因為我怕故事裡面的反戰意識不是太強。至於那個煙幕彈﹐大家可以留意《泰晤士報》上星期兩天的報導。那其實是一種被禁止用作攻擊的武器﹐只能作掩護。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六次相聚。主題定為「色彩」。乃是MADDOG的心思。

(一)

兩個相鄰國家因邊界問題﹐再次開火。是三年裡的第十八次。其中一個因為得到世界軍事強國支持﹐本應很迅速地便可以拿下他們希望拿下的十個城鎮﹐早早結束這場本來就不應該開始的戰爭﹔可是﹐另外一個雖然戰略上和軍事設施上都遠遠不及﹐卻憑著民眾那道熾熱的愛國之情﹑那顆願意犧牲自己保衛國家之心﹐戰況竟然呈膠著狀態。三年來﹐那個軍事上比較先進的國家勉強算佔得著點甜頭﹐也只不過是因為在戰爭開始初期﹐在聯合國介入下﹐逼令得到鄰國同意割讓北部那個本來就有點爭議的城鎮出來罷了。在這種不勝不敗的情形底下﹐戰爭是不可能有停下來的一天﹐苦了的就完全是兩個國家的民眾。尤其是住在邊境城鎮那一些。

(二)

這故事﹐發生在該先進國家裡面一個接壤那北部淪陷區的城鎮。說是「淪陷區」﹐因為故事的主角來自那個比較落後的國家。假如主角是那個比較先進的國家的人﹐那就不會是「淪陷區」﹐而是「佔領區」﹔又或者﹐跟隨那個先進國家的政府文件﹐用上「一個熱切期待回歸祖國的新城鎮」這樣的一個古怪名詞。

(三)

躺在病榻上﹐黛璃努力睜開疲憊的雙眼望出窗外﹐只見白矇矇一片。她知道﹐從這個窗望出去﹐應該可以看到自己出生的那一個城鎮--那一個北部淪陷區。

應該可以。

春天已經來到﹐滿山都應該鋪滿了斑斕的色彩。因為這是萬花爭妍鬥麗的時候。要成功開支散葉﹐就要努力吸引蜜蜂和蝴蝶鑽進來﹐好讓她們把花粉傳播開去。不過﹐這都是黛璃孩童時的回憶。現在﹐滿眼所見﹐就只有那霸道非常的白色﹐其他顏色都給橫蠻地驅走了。黛璃知道﹐那是煙幕彈的關係。是用來掩護地面部隊進攻。那些顏色美艷的鮮花當然也就給煙幕彈放出來的濃霧遮蓋了。可是﹐在這烽火連天的日子﹐山上究竟還剩下幾多朵花﹖便是有幸殘存﹐都給採下﹐放到了那些英勇士兵的墓前罷。何況﹐那裡還有蜜蜂和蝴蝶替自己傳播花粉﹖自己也不希望下一代跟自己一起受著這樣的苦難。有著砲火轟隆做背景襯托﹐傳宗接代原來是一幕又一幕的悲劇創作。春天﹖還不過是冬天的延續。換個名字罷了。

悲劇。誰不曉得這是一場集體悲劇﹖只不過同時候﹐大家也相信在這場集體悲劇裡面﹐別人的才是悲劇的中心﹐自己飾演的那一幕其實有點喜劇成份。於是﹐黛璃週圍也不是沒有一點春天生氣勃勃的氣息。原來﹐也不是所有鮮花都給送到了士兵的墓前。在黛璃住進的那間鬧哄哄的產房裡面﹐就放滿了各式各樣色彩斑斕的鮮花﹐弄得那間住上了十個產婦的房間香氣洋溢。都是送給那些新做母親的女生的。丈夫送來的﹐父母親送來的﹐老爺奶奶送來的﹐其他親戚送來的﹐鄰居送來的﹐朋友送來的。不過﹐沒有一朵是屬於黛璃的。因為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朋友知道她和她的孩子就困在鄰國這一邊。

鄰國﹖這是不能喊出口的。法律上﹐三年前﹐這個國家已經再不是別人的國家﹐而是自己的國家。可是﹐三年了﹐跟身邊的人一樣﹐黛璃依然未能接受得到「自己的國家其實是別人的國家﹐別人的國家則是自己的國家」這種荒謬的改變。

這實在不能怪她們。無疑﹐在合法得到那個北部城鎮後﹐那個先進國家已經大力投放資源去改善城鎮裡面十分落後的基本設施﹐來爭取民心﹐以求贏得民眾支持。包括其餘九個要拿下的城鎮。不過﹐這三年來﹐黛璃她們其實生活在一個孤獨的圍城裡面。一個在兩個國家中間﹐給二十四小時接通上高壓電的鐵絲網團團圍繞著的圍城裡面。那個鐵絲網就是那個新定的邊界。可是﹐為了防止那個落後國家的人藉著「佔領區」之便﹐混入來搗亂﹐破壞軍事設施﹐以至偷取軍方資料﹐雖然法律上已經是自己的領土﹐那個先進國家還是把那接壤的地方封鎖了﹐派遣士兵把守﹐嚴格監管進出的人。在這樣處處防範下﹐他們不但贏不到太多的人心﹐反而助燃起了「淪陷區」的人的反抗之情。這一次﹐兩國再度開火﹐近因便是「淪陷區」地下反對組織的人刺殺了「佔領區」的首長。

(四)

窗外一片白矇矇﹐根本不能看得見什麼。不過﹐無論多困倦﹐黛璃依然努力地凝望著那一大片白色﹐像等到什麼似的﹐仿彿只要多花點心機﹐便能夠看得穿那煙幕彈的濃霧﹐看得到家裡面的兩個小孩子﹐看得到丈夫世民﹐看得到老爺和奶奶。他們應該都跟自己一樣擔心著對方。外面給濃霧緊緊鎖著﹐快接近七十二小時﹐還是沒有一點會退去的跡象。黛璃知道﹐只有這次駁火完結﹐那些煙霧才會散去﹔也只有那些煙霧散去﹐關卡才會重開﹐她才可以返回「淪陷區」。可是﹐看著週邊那些來探望的人的神色﹐這應該不是一個星期內會發生的事情。

黛璃的確很累了。自三天前醒過來後﹐她才合共睡了不夠十個小時。醫生護士都要她多休息﹐要她養足精神照顧那新生的女孩。因為這間在戰事前線的醫院已經沒有足夠人手照料那些傷兵﹐所以﹐照顧新生嬰孩的責任都要全部落在母親身上﹐沒有護士能夠幫忙。可是﹐在這別人的地方﹐在這個正跟自己國家交戰的地方裡面﹐她始終不能睡得甜。她有點怕。雖然﹐大家也沒有把她看作外人﹔雖然﹐大家也沒有把她看作殺害自己同胞的一份子。記得鄰床的那個少婦昨天便跟她說過﹐在戰爭裡頭﹐除了掌權的那幾個人外﹐大家還有什麼國籍的分別﹖都是受害的一群。

(五)

都是受害的一群。

黛璃躺在床上﹐望著身旁睡得正甜的女兒﹐心裡重複著那個少婦的說話。

這完全是一個意外。在這樣的局勢底下﹐她和世民都沒有打算多要一個孩子。家裡面已經有三個。他們不希望多製造一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受苦受難。可是﹐那天晚上﹐當世民射精那一刻﹐她也覺得有點異樣。果然﹐抽出來後﹐他們發現原來那個國產的避孕袋穿了個洞。打仗時候﹐百物騰貴﹐大家都偷工減料。當證實有了身孕後﹐他們曾經想過把胎兒打掉。不過﹐這始終是上天的恩賜﹐他們不敢不接受。況且﹐家裡面的那三兄弟早就想要一個妹妹。世民當醫生的工錢﹐也應該可以多養一個小孩。

想到這裡﹐黛璃記起了那個今年才四歲的三弟。他上洗手間洗澡﹐也去了近一個小時﹐怎麼還未有回來﹖該不會發生了什麼事情罷﹖黛璃很擔心﹐於是便立即站起身來﹐抱起初生女兒﹐走去洗手間看過究竟。她怕三弟又再昏倒在地上。

就是因為這個孩子的病﹐她才腹大便便一個人拖著他跑到鄰國來。這是世民提議的。他說﹐唯有這兒方有設備檢查一下三弟的腦袋﹐查看究竟為什麼他會突然昏倒。因為法律上都已經是同一個國家的人﹐而且為了贏得民眾支持﹐先進國家政府是容許「佔領區」的人過來醫病﹐所以﹐帶三弟過去檢查﹐完全不是一個問題。本來﹐世民打算親自帶三弟去。可是﹐臨出門時﹐卻給地下反對組織的人脅持了去﹐要他立即為一個首領開刀﹐取走身體裡面那些子彈。因此﹐黛璃唯有自己拖著三弟過關。也因此﹐碰上了兩國再度開火﹐關卡上鎖﹐她和三弟就此要滯留在這個別人的地方。

抱著初生的女兒﹐黛璃拖著沒有一點力氣的步伐﹐心急如焚地直奔洗手間。週邊色彩斑斕的鮮花一下子都突然變了顏色。是外面的煙幕彈的濃霧闖了進來產房嗎﹖

(六)

窗外依然白矇矇一片。沒有其他一點色彩。

[按﹕其他報名參加派對的﹐請留意MAD DOG。]

上班途中﹐在火車上碰上了一位同事。閒談間﹐赫然發現原來一月也差不多過了一半。時間溜走的速度﹐實在快得有點教人害怕。不經不覺間﹐新的一年已經耗了十多天﹐似乎實在是時候認真落實一下早前為今年定下的一些大計。

我跟自己說過﹐這一年﹐我不能讓自己有太多的遺憾。因為我已經到了一個不能裝載太多新的遺憾的年紀。

那是讀過老友在聖誕卡上的話後﹐我跟自己許下的承諾。老友寫道﹕「很記得某部電影談到新年的一句說話﹕『EVER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我想﹐每個人在過去一年﹐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遺憾。新年的來臨總帶給人一點希望。期待新的一年能把遺憾變成滿足。」這個老友的確很懂得我的心事。縱然相隔了八個小時的時差﹐竟然不用開口﹐也能夠讀得到我的心。有友如此﹐夫復可求﹖

在這個一月中旬的時候﹐再次翻開那張聖誕卡﹐不能說沒有一點感動。因為﹐我相信﹐那是我今年收到的唯一一張聖誕卡。

那天﹐放假完畢﹐從倫敦返回都柏林。回到住所﹐滿以為信箱裡面有一大堆信件﹐畢竟﹐到美國渡聖誕前﹐我今年還未有收到一封聖誕卡﹔可是﹐一打開來﹐除了幾封銀行信和一些外賣傳單外﹐就只有一封信是來自香港的。我認得信封上的字。就是那位老友上月初跟我提及﹐錯過了截郵日期的那張聖誕卡。

我打開床頭櫃的抽屜﹐把那張聖誕卡跟早兩年收到的那一堆放在一起。我突然感到有點諷刺。或者﹐是活該的。

搬到歐洲生活後﹐這是我的第三個聖誕。上兩年﹐我都趁公司聖誕休息兩個星期之便﹐返回香港一趟。明明知道我會在香港跟大家一起渡聖誕﹐我還是收到一張又一張的聖誕卡。兩年聖誕﹐我都想過帶回公司去﹐貼到自己那張寫字檯旁的壁報板上﹐弄一棵聖誕樹的形狀出來﹐算是一點裝飾。不過﹐因為數量有點多﹐我怕招人妒忌﹐所以﹐只有想像的份兒。始終沒有行動。跟許多我打算做的事情的命運一樣。

想不到﹐今年不回香港渡聖誕﹐反而就只收到一張聖誕卡。不是很諷刺嗎﹖

我本來就是一個古怪的人。來到彼邦生活後﹐在多樣不同文化的衝擊下﹐我的思想變得更加古怪。我喜歡每天下班回家﹐打開信箱的時候﹐會找到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因為我需要一些觸摸得到的東西﹐來證實自己的存在。所以﹐每次旅行﹐我都會寫許多明信片給朋友﹔我也喜歡跟一些老友寫信。我希望他們也能受我感染﹐會給我寫明信片﹐會給我寫信。我承認﹐我不斷地寫的出發點﹐其實是很自私的。

或者﹐大家也看透了我。知道收到我的聖誕卡﹐其實不是收到我那遙遠的祝福﹐而是我溫馨的提示﹐要大家記緊也好給我寄上一張。於是﹐今年﹐我就只收得到一張。

失望﹐固然是有點。不過﹐也可以換過角度來看這件事情。至少﹐我還有一個對我不離不棄的老友。縱然我是如此的自私﹐縱然我是如此的狂妄自大﹐縱然是如此不值得跟我交個朋友。這個老友還是明白到﹐我這一個獨自在海外生活的人﹐是如此看重每個朋友的親筆簽名。

Do I deserve a second chance? 希望大家的答案不是「PROBABLY NOT」。

那天﹐跟朋友到餐廳吃過晚飯後﹐便來一回WINDOW SHOPPING。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日子﹐這該是最有益自己身心(因為多走路)﹐也有益銀包健康(因為只看不買)的活動。

在這方面﹐都柏林當然是值得一讚。除了星期四那天﹐店鋪會晚一點關門外﹐其他日子(當然包括星期六及星期天)﹐假如過了晚上六點鐘﹐要SHOPPING的話﹐也唯有WINDOW SHOPPING。所以﹐我喜歡在愛爾蘭生活。在倫敦﹑在紐約﹑在香港﹐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在街上走﹐總能夠遇上機會花錢購物﹔要多儲一點錢﹐不會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因為外面就是有太多誘惑。在愛爾蘭﹐到了夜晚﹐只要不流連酒館﹑夜總會﹐要花錢才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便是戲院﹐八時許的場次﹐已經是當天放映的最後一場。吃晚飯吃晚了點﹐隨時連這樣的娛樂也錯過掉。落後的城市就是有其落後的好處。(話雖這樣說﹐我也不是沒有困難去儲錢。因為一有空﹐我總會跑到其他國家去。當然﹐倫敦是我的首選。我不能相像自己整個月都留在都柏林。我始終是一個香港人。)

我和朋友沿著河畔漫走。經過一間旅行社﹐櫥窗外寫滿了許多到英國觀看足球賽的旅行團。價錢都不多於五百塊。假如是包機票﹑住宿﹑接送和球票﹐我認為是一個合理的價錢。因為寫出來的球賽裡面﹐有一些平常人實在是很困難才找到一張票子的。像默西塞郡打比﹕愛華頓對利物浦。沒有多一點到現場觀看球賽的證據﹐根本就沒有資格排隊買門票。

下次默西塞郡打比是星期一夜晚﹐我是不可能到現場支持愛華頓的了。因為二月的時候﹐我將要放假兩個星期﹐返回香港。總不好意思放假放得太密罷﹖

我繼續在那大堆球賽中尋找﹐終於給我找到一場我也有興趣的比賽﹕愛華頓作客曼聯。我當然想去奧脫福球場﹐親眼目睹叛徒榮亂妮(WAYNE ROONEY)如何遭愛華頓教訓一頓﹑羞辱一餐。望著那個價錢﹐我禁不住大喊起來。才不過一百九十九塊。我跟朋友道﹕「明天早上﹐我要到這裡查看一下。」

才說畢﹐朋友便指著那櫥窗說﹕「那個時候你不是返了香港嗎﹖」

我按著朋友所指﹐再望望那塊櫥窗﹐赫然發覺那個比賽日子是二月九日。

我喊道﹕「不可能的。早兩天﹐我才到愛華頓的網頁逛過一逛﹐查看一下餘下來的賽程﹐好讓我安排飛到利物浦看一場比賽。我肯定愛華頓作客曼聯是二月第一個星期。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們會對利物浦兩次﹐然後主場迎戰阿仙奴﹐跟著就是曼聯。我記得﹐我跟自己這樣說﹐只要我們全贏這四場比賽﹐我們應該再次可以挑戰參賽歐洲冠軍球會杯的資格。所以﹐不可能是二月九日。......啊﹗一百九十九塊實在太吸引人了......」我發現朋友已經沒有理會我﹐獨自一人走開﹐於是﹐便急步走上前去。

「怎麼走得這樣快﹖你不打算跟我一起去嗎﹖」我問道。

「要看你如何全球投入地去擁護愛華頓﹑如何瘋癲地去咒罵榮亂妮﹐在酒館點杯啤酒便成﹐實在不用多花一些無謂金錢。」朋友扮作很有道理般回答說。

我意識到﹐這個話題應該是時候結束。於是﹐便不答話﹐繼續我們的WINDOW SHOPPING好了。

兩年前﹐朋友知道我去了巴塞羅那和馬德里旅行後﹐都猜我這個足球迷一定參觀過魯營球場和班納貝球場。或者﹐至少到了其中一個。不過﹐當知道我兩個球場也沒有去過時﹐他們都很詫異﹐有點不大相信。

有人猜﹐是因為我跟兩個女生同行的關係。其實不然。我從來就沒有打算參觀球場。因為球場不是給人參觀的﹐球場是給人觀看球賽的。既然我在巴塞羅那的那幾天﹐巴塞羅那到了其他城市作客﹔在馬德里的日子﹐皇家馬德里甚至去了另外一個國家踢歐洲冠軍球會杯的比賽﹐我還有什麼到那兩個著名球場去的理由﹖倒不如留在市裡﹐陪陪那兩個美少女到處遊逛。

同樣原因﹐這次到紐約去﹐縱然知道紐約市兩大棒球會﹕洋基(YANKEES)和大都會(METS)﹐都因為同時會在新一屆球季起﹐在新落成的球場比賽﹐他們那兩個著名棒球場(尤其是有百年歷史的洋基球場)都要關門大吉﹐我還是沒有打算去遊一遊。這是冬天的時候﹐棒球球季早已結束。

或者﹐的確是有點可惜。可惜﹐始終未能在舊洋基球場看過一場比賽。未能近距離感受一下DIMAGGIO和BABE RUTH曾經呼吸過的空氣。無論洋基班主如何稱讚那個新洋基球場﹐在我看來﹐新球場欠缺的就是那傳奇般的歷史味道。以後的洋基比賽﹐跟以往的不再一樣。

說沒有到過那兩個棒球場去﹐其實也不大正確。

這次紐約之行﹐我們在曼克頓租了一間房子。屋主見我們乘早機返回倫敦﹐便托她的朋友駕車送我們到機場去。途中﹐我們便經過了那兩個球場。

那位屋主的朋友是個黑人﹐來自BRONX。當知道我們三天裡面都只在MIDTOWN和DOWNTOWN出沒後﹐縱然太陽還沒有爬出頭來﹐他還是很努力地沿途不斷介紹第五十五街以北那些地方給我們認識。

「那邊就是新澤西了。那一條便是通往新澤西的佐治華盛頓橋。」他指著左邊隔岸那黑漆漆的一團東西道﹔「這些大廈都是DONALD TRUMP的產業。」他又指著右邊那堆建築群道。

可能是我敏感﹐當駛過洋基球場時﹐這位來自BRONX的黑人確實有點興奮。他指著那兩座發光的山道﹕「洋基球場。一新一舊。很宏偉罷﹖」剛巧﹐電臺廣播提及洋基隊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依然大花金錢增兵﹐希望重溫十年前奪冠的美夢﹐ 我便扮作有點認識地﹐跟那位黑人談談那兩位剛加盟的投手﹕CC SABATHIA和AJ BURNETT。我說﹕「CC其實很不穩定﹔AJ則太容易受傷了。都不該是洋基為慶祝新球場落成﹐要簽下的球員。」他沒有說些什麼。可能知道我其實有點外行﹐根本犯不著跟我討論。

路過QUEENS的時候﹐那位黑人沒有偏心﹐也指了一指遠處兩座黑沉沉的山﹐介紹道﹕「大都會隊的球場。也是一新一舊。不過﹐為了省回些金錢來簽球員﹐他們不得不關掉球場所有的燈。交得了電費﹐便買不到球員。」我輕輕笑了一笑﹐並沒有說些什麼。因為我知道他對足球沒有一點認識﹐跟他談愛華頓﹐就如對牛彈琴一樣。我只默默希望大都會隊在新一屆球季的成績會比只懂花錢的洋基出色。

從前﹐海港城那兒有一間賣洋娃娃和擺設的店子。名字是記不起來了。每次經過的時候﹐我都要走入店裡面逛逛。因為我很喜歡他們售賣的一種木刻人物造型擺設。

那其實是一個給人放零錢的木筒。筒外面寫上了這些零錢的用途﹐如﹕PUB MONEY﹔木筒上面﹐則是一個按照那個預定用途而彫刻出來的公仔。我記得﹐PUB MONEY就是一個雙手捧著酒杯大口大口飲著啤酒的大漢。造型很生動﹐很傳神的。有三種尺碼。最大的那個可有半個人那麼高。

有一年﹐有位老友生日﹐我便在他男朋友面前送了一個WEDDING MONEY給她﹐要她每天放些零錢入內﹐好好的儲錢﹐為將來嫁人準備一下。一年復一年﹐今年她也終於儲夠了錢﹐好教她那位也是我老友的男朋友答應迎娶她過門。

我最喜歡的還是那個MONEY TO BURN。是一個英國紳士頭頂高帽﹐執著手仗﹐用紙幣替自己燃點雪卡。

我當然很愛那個彫刻。唯妙唯肖的﹐很愛不釋手。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那三個英文字﹕MONEY TO BURN。我以為﹐那是我們在陳俗世界裡的最高境界。說白點﹐我們努力工作﹐無非也是為了替自己多掙點可以作點火用的錢。

每次走入店裡面﹐我都要看一看那一個MONEY TO BURN。每次也很想買一個回家放。那個有半個人那麼高的回家裡放。尤其在灣仔自置業之後。可惜﹐銀包裡面就總是沒有一點可以作點火用的錢﹐所以﹐每一次也只有想像的份兒。

至於﹐那一間店是否還在。我亦不知曉。兩年前聖誕回港渡假的首個星期一﹐本來打算到海洋中心的晨衝買份《泰晤士報》。可是﹐在商場裡轉來轉去﹐始終找不著。問問管理員﹐方知道原來為了迎合那些自由行的旅客﹐這間書店早已關門大吉。沒有了英國人﹐SWIRE竟然決定留只有售貨員的PAGE ONE，而棄BOOK SELLERS晨衝﹐實在很教我失望。於是﹐我也決定不再在這個自小便經常進出的商場多留連一會兒。

突然想起了那個我很喜歡的木刻人物造型擺設﹐都因BANK OF ENGLAND跟隨美國之後又再宣佈減息。雖然未至差不多相等於零的利率﹐不過﹐也是一百三十四年歷史裡面最低的一次。才只有1.5%。《泰晤士報》有記者便很抵死地寫了一篇短文﹐題為﹕GOT GBP100 TO BURN﹖PUT IT ON DEPOSIT AND WATCH IT SHRINK。

在經濟這樣不景氣的時候﹐燒銀紙最「潮」的方法﹐原來就是放進銀行裡面。

早前﹐《泰晤士報》在副刊裡刊登了一篇劇作家JOHN CLEESE的訪問。他說﹐他花上了畢生時間去了解女人。不過﹐當他跟第三任妻子離婚後﹐他發現﹐做一個六十八歲的單身男人的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假如他確實曾經花上畢生時間去了解女人﹐我明白何解他會發現﹐他樂于做一個單身男人。因為女人不是給男人研究的。跟男人這一種動物不一樣﹐女人是一種不可以給人了解的動物。跑去研究女人﹑跑去了解女人﹐就是自尋煩惱﹐怎能夠得到快樂﹖

當然﹐我不是在推廣獨身主義。因為我不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假如獨身是一件合乎常理的事﹐那麼﹐這個世界就應該只得男人。又或者祇得女人。(明顯地﹐我也認為同性戀不是一件合乎常理的事情。同理。)

我不過是說﹐男人根本就不應該去研究女人。也不應該嘗試去了解女人。唯有這樣﹐大家才能夠在男女關係上得到快樂。這個男女關係倒是泛指所有男性動物跟女性動物的關係。像父女﹑母子﹑姊弟等等。

教我有這樣的想法﹐皆因我有一個女上司。

從前的經驗告訴我﹐一個過了四十的獨身女人﹐其心理總是有點問題。很多時候﹐那個心理問題甚至大得教人討厭﹐很難相處。不過﹐自碰上這一個上司後﹐我這個理論不攻自破。

她是一個過了四十依然樂于助人﹑依然跟人容易相處的獨身女人。

在香港生活的時候﹐我見過一個四十開外的獨身女人。她總是喜歡拿公司裡面那些年輕女生來折磨。又經常喜歡對其他男生拋媚眼。我在都柏林碰上的這個獨身上司﹐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她倒很願意提拔那些年輕女生﹐對其他男生也一視同仁。

我跟她也算很合拍罷。

因為我曉得不去研究﹐也不去嘗試了解一下她。因為我知道﹐女人是不能了解的。

早陣子﹐承建商遲遲未能遞上設計圖給我們審閱。直到開會前的兩個小時﹐我們才陸續收到他們用電郵傳送過來的資料。上司說﹕「一會兒開會的時候﹐我決定扮作什麼也未收到﹐繼續向他們發炮。」不過﹐到跟承建商開會的時候﹐人家還未提及那些設計圖﹐上司已經趕著提出她對那些圖則的意見。幸好﹐我早料到此。於是﹐立即把那些新鮮熱辣的圖則放上會議桌。也緊接著上司﹐開口講出我的想法。

這不是第一次。

在短篇故事集《戀愛習慣》裡頭﹐DORIS LESSING寫過這樣的一句﹕「Sometimes boys say a thing, and they don't mean it the way we think. They feel they have to say it. It's not they don't mean it, but they mean it different.」那是一個母親教導女兒的說話。

這確實是一個很透徹的見解。

也不好說不同國家。就是同一個國家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不同的口音。也就是因為這種說話的口音﹐所以只要我們一開口說話﹐別人便能夠猜得到我們來自何地。是騙不倒人的。

所以﹐上週末在BAYSWATER那邊的皇朝裡面﹐那幾個一邊吃飯﹐一邊不理會旁人感受﹐只管高聲闊論的星加坡人﹐一開口講英語﹐便立即露出馬腳﹐原形畢露。原來﹐只是一些能夠講流利港式粵語的星加坡人。(我相信﹐香港人不曉得﹐也不會模仿講星加坡英語。畢竟﹐便是回歸中國超過十載﹐香港人依然有值得自己自豪的地方。雖然﹐偶爾也有些媚共媚過了頭的人會TRY-HIS-BEST地TRY HIS BREAST來娛樂大家。)

也有一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聖誕假期﹐在奧蘭多渡過了一個星期後﹐我們便飛往紐約去。

我們在曼克頓租了一間房子。屋主本來打算托她的朋友到甘乃迪機場接我們。可是﹐碰上大霧關係﹐許多甘乃迪機場的飛機都未能如常起飛或降落。為免要過份延遲航班﹐航空公司決定轉飛紐約另一個機場LA GUARDIA﹐然後安排旅遊巴士接送要在JFK轉機的乘客到甘乃迪機場。因為我們的目的地就是紐約﹐我們當然舉腳贊成航空公司這樣的安排。至少﹐不用在奧蘭多機場浪費時間。我們留在紐約的時間本來已經不多。才得整整的三天。

可是﹐也因此﹐屋主要我們自行乘搭的士到曼克頓去。因為她突然聯絡不上她那位朋友﹐要他駕車轉去LA GUARDIA。這當然也不是什麼的大問題。因為我們本來就預備乘的士到她那所房子。我們也不希望為了要等候她那位朋友﹐白白在機場浪費時間。

紐約的士當然沒有倫敦那些舒服。所以﹐也便宜得多。可能因為沒有倫敦的士那樣舒服﹐紐約的士司機也比較多言。至少﹐我們碰上了一個很喜歡說話的印度裔的士司機。

「你們從哪兒來的﹖」的士司機問道。

「奧蘭多。」我老實地回答。我知道沒有必要隱瞞什麼。不過﹐聽到我的答案﹐那位的士司機臉上竟然有點詫異。他頓了一頓又問道﹕「奧蘭多很好天氣罷﹖陽光燦爛﹖是第幾次來到紐約﹖」

「也算不上很熱。不過﹐的確是陽光燦爛﹐」我借故望一望窗外道﹕「至少﹐比這灰暗暗的天空好得多。這才是我第二次來到紐約。我以為會很冷的。不過﹐似乎今天有點溫暖。」

「對﹗電臺說﹐今天有六十多度。」那位的士司機回答說。我不曉得轉換華氏和攝氏﹐所以數字上實在不知道究竟有多熱。不過﹐外面的空氣的確有點暖。聽著那電臺廣播﹐原來﹐就是因為本來寒冷的空氣碰上了突如其來的溫暖空氣﹐所以整個紐約都給霧鎖著了。變得有點像倫敦。

想著英國那邊的足球比賽﹐突然聽到那位的士司機又問道﹕「你們本來是什麼國籍﹖」

「香港。」

「在香港哪兒﹖」的士司機竟然有點興奮地繼續問道。不過﹐我其實不大懂得他的意思。什麼「在香港哪兒」﹖一個紐約的士司機不可能會曉得香港那些地方罷﹖

「我曾在香港做生意。曉得一些地方。像尖沙咀﹑油麻地。你們住在哪兒﹖」他似乎聽得到我的自言自語。

「不﹗我現在住在都柏林。」我繼續老實地回答。

聽到了我這個答案﹐的士司機拍一拍他的大腿道﹕「聽罷你那腔英國口音﹐早就不相信你們來自奧蘭多。果然如此。原來﹐來自愛爾蘭。」

口音這東西﹐的確是騙不倒人的。

還記得歌舞劇《窈窕淑女》嗎﹖的確﹐很多時候﹐無論外表衣著如何裝扮﹐只要一開口﹐一個人的出身﹐以至家底﹐便要原形畢露。中國人的傳統智慧裡有所謂「言多必敗」﹐其實也有這一層的意思。

話雖如此﹐要做到一聽對方說話﹐便猜得到講者的底世﹐也不是一件易事。至少﹐聽者要有一定的閱歷﹐知道什麼人會講什麼話。假如對外來週邊的文化沒有一點認識﹐就算講者說話露了底﹐聽者依然一頭霧水﹐摸不著頭腦。

要靠聽別人說話﹐來知道對方的一點﹐最簡單又最容易掌握的﹐當然﹐就正如那一套著名歌舞劇所言﹐是從對方說話的口音﹐猜到講者在哪兒生活﹑長大。因為這不大需要多曉得別人的文化。只要多聽﹐然後懂得把不同的音調和抑揚頓挫分門別類便成。甚至不用知道對方說話的內容。

在《窈窕淑女》裡﹐女主角起初一開口﹐便教人猜得到她來自貧窮的倫敦東部﹔在JEFFREY ARCHER新作《PRISONER OF BIRTH》裡﹐那位主角能夠成功逃獄﹐關鍵不在於他的身形和相貌跟快要出冊的NICK十分相像﹐而在於他能夠辛苦地把自己那腔東倫敦的口音改掉成伊頓公學的口音。NICK是貴族出身。

上週末﹐本來打算到NOTTING HILL那邊的一間西班牙餐廳吃晚飯。我們是早訂了座位。可是﹐卻碰上了地鐵故障﹐最後﹐便在BAYSWATER下車﹐到皇朝去。可能是經濟不景關係﹐竟然用不著等位。甫進入酒樓﹐知客便引我們到一張二人桌去。

鄰桌坐了五個華人。三男兩女。正用粵語大聲高談闊論。於是﹐我們不得不「偷聽」他們的說話。

聽著他們的高聲闊論﹐我不禁再次搖頭嘆息。做了英國殖民地超過百年﹐竟然未能學懂英國人的禮儀。現在回歸中國十一個年頭﹐實在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香港人才曉得在餐廳裡放低聲浪﹐以免騷擾別人用膳。

其中一個女生﹐應該只聽得懂粵語﹐不懂得講。因為每次聽罷其他人的說話﹐她都是用英語作答。她說話聲音最小﹐也坐得離我最遠。我其實聽得不大清楚她的說話。忽然﹐她身邊的一個男生也用上了英語答話。

聽著他那些英語﹐我有點寬容。

原來﹐他們都不是香港人。至少﹐那幾個只懂放大喉嚨說話的男生﹐都不是香港人。可能是多看香港的電視節目和港產片﹐他們那腔粵語的確能騙得到人。(至少﹐騙倒了我。)不過﹐他們那腔英語﹐就教他們這群星洲騙子原形畢露。星加坡人的英語﹐老是要加重每個字的尾音。世界上就只有他們會這樣子講英語的。

他們竟然這樣大膽冒認香港人﹐讓人以為香港人這樣討厭﹐用膳時候如此不懂禮儀。不過﹐果然﹐「言多必敗」。他們最終還是露出了馬腳。

每次放假前夕﹐總覺得手頭上有許多許多工作還未辦妥﹐心裡面老是有一把聲音跟自己說﹕「我又選了一個不適當的時候放假。」雖然﹐在社會打滾也近十年﹔雖然﹐也開始明白到「公司裡的事情是永遠沒完沒了」的道理﹐可是﹐我始終無法消滅放假前心裡面那一種罪惡感。我依然覺得有點對同事﹑老闆﹐以至公司不起﹐竟然未能夠在放假前把手頭上那些老早希望完成的工作辦妥。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望著月前自己給自己寫下的那個「每月要完成的事」的備忘錄﹐那罪惡感又隨然而生。或者﹐也覺得我太過緊張﹐聽著我交代我自己手頭上那幾個項目的進度時﹐老闆不禁要暗串道﹕「你也不過是早我們兩日半放假罷了。況且﹐全世界都在準備聖誕。所有事情都要留待新年後才可以解決。」無疑﹐我也知道我是緊張得有點過份。可是﹐我實在不能夠讓放假心情提早來臨。畢竟﹐這是我的家教﹕「吃君之祿﹐擔君之憂。」

不過﹐每次假期完結前﹐我也會暗嘆假期的短促。畢竟﹐自小最能夠體驗「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個道理的時候﹐總是假期結束之前。想著想著檯頭上那一份又一份未完成的工作﹐我不禁盼望能夠多放一個星期的假。放假教人最興奮的地方﹐就是能夠讓自己幸福地遠離煩惱。每天睡醒起來﹐要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哪兒嬉戲﹑到哪兒花錢﹐那不是煩惱﹐那是幸福。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準備從奧蘭多飛往紐約時﹐我便開始為我的假期倒數﹐也開始後悔竟然讓自己睡得那麼的多﹔準備從紐約飛到倫敦時﹐我繼續在倒數﹐同時候﹐也開始想起那些放假前未完成的事情。當然﹐更加後悔自己未能練成不眠不休的神功﹐去好好享受大蘋果這一個迷人的不夜之城。於是﹐在倫敦的幾天裡﹐我逼令自己睡得更少。我要在限的時間裡延長那個短短的假期。

一切也終於完結了。兩個星期的假期也終於完結了。當然﹐是幸福地完結了。因為﹐還要上班。在這個年頭﹐依然能夠上班﹐是幸福的。跟在一個短短的假期裡﹐每天醒來﹐「苦惱」要到哪兒嬉戲﹑到哪兒花錢一樣。

從來﹐幸福就是能夠擁有一些別人希望得到卻沒法子享有的東西。

承蒙 上天眷顧。我知道﹐我是幸福的。

這個月﹐未有如常每天在這個跟人共享的天地裡談談自己對週圍事物的看法。回望一下﹐原來才登了六篇。當然﹐那不是因為沒有什麼值得一談的事情。(沒有事情是不值得一談的。這是在搬到歐洲生活後學懂的道理。)不過﹐由於一點幸福的私人原因﹐實在沒有辦法抽空寫寫東西。

這篇該是今年最後一篇了。聖誕外遊美國關係﹐這個天地要到明年初才會回復正常。

昨天晚上﹐電視臺又再重播《LOVE ACTUALLY》。(這該是每年聖誕必放的其中一部電影。)於是﹐便決定用此作零八年TOFFEELAND的終結篇。

X FACTOR終於塵埃落定。我喜歡的參賽者又再一次未能奪冠。(DIANA VICKERS在半準決賽給淘汰了。)

冠軍是ALEX BURKE。她其實三年前已經參加了。(就是那個半紅半黑的SHANE WARD參加的那一年﹐就是大紅大紫的LEONA LEWIS參加的前一年。)可是﹐給評判之一的WESTLIFE經理人在初賽最後階段踢走﹐未能入圍。不過﹐皇天不負有心人﹐今年在一致看好下﹐終於成為了X FACTOR歷史上第二個奪冠的女生。

也於是﹐如無意外﹐她的首張個人SINGLE將會成為今年聖誕第一。也於是﹐LEONARD COHEN的名曲又再次在英國街頭不斷奏起。(甚至上了《泰晤士報》的社評。)



願大家都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無憂無慮的新年。

明年再見。

(下期兩週一聚是要錯過了。)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四次相聚。主題定為「禮物」。乃是讀與吃的心思。

我叫若馨﹐在英國蘭開夏郡出世﹐執的是英國公民護照。不過﹐母親經常提醒我﹐要我牢記著自己是中國人。

我記得﹐以前母親常說﹐總有一天她會帶我返北京。總有一天。印象中﹐每次提起要去那個遠東的國家﹐母親都會有點激動﹐紅起了鼻子﹐雙眼泛起一星星閃亮的淚光。看到母親那神情﹐我會立即跑去摟著她﹐用中文安慰她道﹕「既然媽媽這樣喜歡中國﹐待若馨將來儲夠了錢﹐便第一時間帶媽媽到中國旅行。你說好不好﹖」

那時候﹐我的確以為是家庭經濟問題﹐負擔不起遠東旅行的費用。因為我們整個家都是靠母親替報紙雜誌寫稿﹐一手撐起來的。有時候﹐還有些電視訪問﹐不過﹐次數著實不多﹐而且越來越少。曾經幾個月便有一﹑兩次﹔後來﹐則一年才得一﹑兩次﹐都是五﹑六月的時候。至於﹐她寫的是什麼﹐那時候﹐我真的一無所知。《泰晤士報》是她唯一讓我讀的報紙。小學開始﹐她便逼我每天讀報紙。可是﹐每次報社刊登了她的文章﹐她都會立即把整版撕掉﹐生怕我不小心讀了。

的而且確﹐我的家就只有我和母親兩口子。除了床頭那張跟母親在影樓拍下的照片外﹐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母親也很少在我面前提起。我的腦袋對「父親」這個名詞近乎沒有一點認識。記得小學有一天﹐老師問我父親的名字。我回答道﹐我的父親便是史密夫先生﹐引來全班大笑。那時候﹐我確實以為跟我們同住在一間房子的男人﹐就有另一個稱謂叫做「父親」。

知道我在學校鬧下這樣的一個笑話後﹐母親教訓我道﹕「若馨﹐你要記著﹐你姓林。是中國人。你的爸爸也是中國人。一個希望國家強大的勇敢中國人。因為趕不上那一班火車﹐給壞人捉了去﹐用槍打死。所以﹐你是再不能看得見他。不過﹐他在天之靈﹐必定會保祐我倆。至於史密夫先生﹐不過是收容我們兩母女的英國紳士。你不能胡亂跟人說﹐他就是你的爸爸。你也沒有什麼繼父。」

那天晚上﹐母親心情很壞﹐所以沒有到樓下燒飯。史密夫先生便敲門給我遞上些麵包。我不敢接。我隔著門縫悄悄對他說﹕「因為我闖了禍﹐弄得母親很傷心﹐所以﹐我要自己懲罰自己﹐不准自己吃晚餐。」我已經很細聲﹐不過﹐還是給母親聽到。她立即爬起床跑過來﹐接過史密夫先生的麵包﹐道了聲謝後﹐關上門﹐便抱著我痛哭起來。

後來﹐待我長大了些﹐母親便跟我多講一些以前她沒有跟我說過的故事。不過﹐總是零零碎碎。當中﹐也有許多留白的地方。

原來﹐我們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從北京經香港來到英國。本來打算在倫敦住下來。是史密夫先生提議那時腹大便便的母親搬到曼徹詩特去。因為他的房子正有一間空餘的睡房。況且﹐好歹也算有個照應。史密夫先生曾在北京住過三年﹐是父親大學裡面的朋友。也是在八九年夏天決定搬回英國老家。對此﹐我當然沒有一絲印象。因為那時候我還住在母親的肚子裡面。母親是在那年聖誕前才產下我。

不用寫稿的時候﹐母親會拖著我到附近的公園散步。有天﹐躺在青翠的草地上﹐她哼起了一些古怪的旋律。母親說﹐那些都是中國傳統的兒歌民謠。是她兒時外祖母經常唱給她聽的歌。她輕輕用手指梳著我那頭烏黑的長髮﹐帶點感觸地道﹕「若馨﹐我多麼希望你能夠有一個無拘無束﹑毫無牽掛的童年。我實在不希望我們大人的事情﹐影響了你的成長。」我爬起身來﹐親了一親母親的臉﹐笑說﹕「媽媽﹐你放心好了。我現在不是一個很快樂的小孩子嗎﹖」然後﹐我便在草地上跳起舞來﹐用英文唱著那首我最喜歡的歌﹕「當我還小時，我問母親，我長大了會怎樣？我會美麗嗎？我會很有錢嗎？母親這樣告訴我：QUE SERA﹐SERA﹐將來怎樣，且由他吧，我們看不見將來，將來怎樣，且由他吧。」看著我的歌舞表演﹐母親笑得很燦爛。回家路上﹐我依然哼著那輕快的音樂。母親說﹕「自你懂性而來﹐你就只喜歡那些英國民謠。尤其是這一首。這也是好的。依我看﹐將來你做了母親﹐一定會教曉你的女兒唱這首歌。」我給她做了一個鬼臉道﹕「QUE SERA﹐SERA。」那是我首次想像自己做了一個母親。

要做一個母親﹐我當然只有想像的份兒。那年暑假過後﹐眼見班裡面一個又一個女生都開始長大﹐都開始有著女人的煩惱﹐我便越來越苦惱。因為我依然是一個小女孩。課餘時候﹐已經亭亭玉立的老友蘇姍便常跟我投訴做女人的壞處。我以為﹐她是找錯投訴對象。因為我倒很羨慕她可以受著胸圍的束縛。當然﹐還有每個月那些不方便的日子。有時候﹐我會趁母親不為意﹐偷偷試戴她的胸圍。有一次﹐給母親發現了。她摟著我道﹕「傻孩子﹐怎麼裝扮起大人來﹖你還未有這樣的需要啊﹗」聽到母親那溫婉的聲音﹐我立即控制不了自己﹐哭喪著臉道﹕「媽媽﹐我好像是長不大。我快十三歲了。班裡面就只有我......」我哭得再講不下去。母親一邊替我抹乾臉上的淚痕﹐一邊安慰我道﹕「孩子﹐你實在犯不著趕去長大。你應該好好珍惜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日子。因為以後還有蠻長的時候要你去受做女人的苦。」我把頭偎在母親的懷裡﹐輕輕的問﹕「難道你不怕我長不大嗎﹖」母親笑了起來。她柔柔地拍著我的背﹐替我脫下那個不稱身的胸圍後﹐道﹕「我為什麼要怕﹖難道怕你老是要吃我的奶不成﹖我的好孩子﹐你放心﹐你總會長大成人﹐然後好好照顧我這一個老媽子。別發傻了﹐我還有幾篇稿要趕著謄。」

母親真的毫不擔心我的身體。當週邊所有人都開始發現我完全不像一個快十五歲的女生時﹐她只是笑著道﹕「幹嗎你們硬要我的女兒快大不成﹖女孩子一長大﹐便是插了翅膀的小天使﹐再不喜歡待在家裡﹐聽媽媽講故事。況且﹐史密夫先生屋前的花園又太細小了﹐裝不下幾多個等候約會若馨逛街的男生。待我儲夠錢買了間大屋﹐我們的若馨就會立即長大成人。」

在人前﹐話雖這樣說﹐母親其實很明白我的不安。所以﹐她決定送我一個TRAINING BRA做生日禮物。我是這樣以為的。因為報紙是這樣寫。可是﹐我不知道她看上了什麼款式﹔我也不知道她打算幾時帶我去試戴。因為報紙沒有交代清楚。

上月﹐等候我放學的時候﹐母親在市內一間少女內衣店遭人開槍打死。《泰晤士報》引警察發言人的話說﹐凶器是中國大陸製點三五口徑自動手槍。動機未明﹐一切仍然在調查階段。他們不排除是因為言論開罪了別人。

是史密夫先生趕往學校的曲棍球場﹐把母親遇害的消息告訴我。我竟然沒有哭。便是在停屍間裡﹐我也沒有流過一滴淚。我知道﹐這實在有點古怪。我不斷努力嘗試﹐可是始終未能成功擠出一滴眼淚。我一邊氣憤地暗罵自己﹐一邊想辦法安慰自己﹕我不懂得哭﹐或者那是因為我的腦袋依然未能完全理解得到這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於是﹐以後幾天﹐我只是不停的啃報紙﹑聽電視電臺廣播。不過﹐我依然未能哭得出來。原來﹐我的淚腺早已枯乾。

葬禮過後﹐回到住所﹐史密夫先生給我遞上了一疊又一疊手稿。那些中文的﹐我認得是母親的真跡。也有一些英文的。史密夫先生說﹐有部份是他協助翻譯過來﹐其餘都是母親的原稿。史密夫先生又跟我道﹐那些文稿全部都在世界各地的報章雜誌刊登過。是母親要他代保存下來的。不過﹐他覺得是時候轉交給我。

那天晚上﹐我挑著燈﹐坐在以前母親寫稿子的書桌上﹐讀著那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我首先選讀那些英文的。因為我會讀得比較快﹐也比較容易理解。細嚼著母親的文字﹐我竟然開始感受得到身體內中國人的血液在沸騰﹐我也開始有點明白以前母親那些說話的背後意思。只是﹐同時候﹐我也不明白﹐既然母親要我牢記著自己是中國人﹐何解她從來都不容許我讀她的作品。我真的很不明白。

今天早上﹐我如常七時起床梳洗﹐準備上學。爬起床的時候﹐我已經覺得身體有點古怪。我以為是著了點涼。在洗手間的時候﹐我赫然發現﹐在那純白色的內褲上﹐綻放了一朵鮮紅色的小玫瑰。我望著那一片片的花瓣﹐我興奮得很想大叫。然後﹐我便想起了母親﹐一切都卡在喉嚨裡﹐講不出話來。這本來是母親和女兒的秘密。因為這是每個女人一生裡面第一個重要日子。可惜﹐這個世界上﹐除了我自己外﹐已經再沒有一個人能夠跟我分享這一個秘密。

我脫下那條內褲﹐親了一下那朵小小的紅玫瑰﹐然後疊好把它放進一個細細的透明膠袋裡面。望著鏡中倒影﹐我跟自己說﹕「我要生一個中國人的孩子﹐然後要他接下外祖母遺留下來的棒子。」

今天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十五歲生辰。我想﹐這是母親在天之靈給我的一份生日禮物。

[按﹕其他報名參加派對的﹐請留意讀與吃。]

早陣子﹐愛爾蘭足總安排了一場國際友誼賽﹐給國家隊做練習之用。他們邀請了波蘭來到都柏林。

九月的時候﹐當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場比賽﹐公司裡的一眾男生都嚷著要搞一個NIGHT OUT。我當然舉手舉腳贊成。自B決定環遊世界後﹐我們這班男生已經一段時間沒有搞過什麼活動。(星期五下班後到酒館把酒聊天當然不能算數。雖然B最出名的一個節目就是DARTRUN。那又是一個飲酒的節目。那是沿著都柏林那條叫做DART的火車線﹐從南到北﹐每個車站去一間酒館飲一品脫﹐誰最快完成﹐誰便贏得那一晚的獎項。)

當然﹐到球場看球賽﹐最後還是會變成一個飲酒的節目。始終﹐這個國家叫愛爾蘭。(這樣說﹐好像有點不妥。因為到球場觀看球賽﹐不過是一個出外飲酒的藉口。)

一個月又一個月的等。愛爾蘭足總始終未公佈售票詳情。可是﹐離開比賽日子還只得一個多星期。TICKETMASTER裡面﹐甚至沒有這一場比賽。

其實﹐嚴格來說﹐也不能講愛爾蘭足總沒有公佈售票詳情。因為他們的確在其網頁裡公佈了一些資料。那是為了在愛爾蘭生活的那些波蘭人。跟英國一樣﹐波蘭佔了愛爾蘭人口的很大比例。那幾個波蘭同事一邊讀著網頁上那些波蘭文﹐一邊替我們翻譯道﹕「這些票只供波蘭人購買。愛爾蘭人持有這些票﹐不能入場。」我立即笑道﹕「那麼﹐我這一個香港人又如何﹖」

因為講明愛爾蘭人不能手持那些票入場﹐所以我們也沒有購買。這次NIGHT OUT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加深公司裡面波蘭人和愛爾蘭人的鴻溝。假如他們不能坐在一起為各自國家吶喊打氣﹐便完全失去意義。於是﹐我們唯有繼續等下去。

終於﹐給我們等到公開售票的日子。可是﹐票價竟然是五十五塊。那不過是一場友誼賽。也就是練兵關係﹐愛爾蘭陣中沒有幾多個在頂級聯賽效力的球員。實在不能想像明年當意大利作客都柏林﹐角逐世界杯外圍賽出線權的時候的價錢。

假如大家都決定付五十五塊看一場友誼賽﹐我也是願意拿出來的。因為這一場比賽有點有趣。每天在公司裡﹐總是充斥著雙方互相叫囂的電郵。可是﹐最後因為沒有一個波蘭人願意付五十五塊入場﹐所以﹐這個節目是取消了。

可是﹐早就說過﹐到球場觀看球賽﹐不過是一個出外飲酒的藉口。很快﹐大家便決定那天下班後一起到酒館看球賽。

我老是嚷著我是中立的。其實﹐我心裡面還是希望波蘭能夠打破查帕東尼的不敗之身。算是少數民族團結一起的緣故罷。不過﹐那天上班﹐我還是在批上了一件綠色的外衣。因為J說﹐既然你沒有到過波蘭﹐你就應該要支持愛爾蘭。於是﹐我做了一個典型的香港人 - 牆頭草。

眼看聖誕燈飾已經亮起﹐便想起了去年公司的那張禮券。應該差不多到期限﹐可裡面還有二十多塊餘額。於是﹐決定跟往年一樣﹐把那剩餘的金錢統統花在一些新書﹐或者一些書店減價永遠輪不到﹐而亦不是經常會在舊書店出現的書上面。去年﹐我便買了一堆劇本回家啃。

也許﹐我該說明一下那一張禮券。

那其實是一張儲值卡。是名符其實的儲值卡。只儲了某一個限額的金錢﹐或五十﹐或一百。聽說﹐最多的是二百。永遠不能增值。也不能提取現金。拿著那張禮券﹐便可以到那些認可的商店﹐當現金一樣使用來購物。不過﹐那是有期限的。就是一年。

我當然早決定了買些什麼書。就只差如何才能夠最有效地用完那張禮券裡面的二十多塊餘額 - 既能買下所有希望買下的書﹐也不用花上自己的一分一文。於是﹐上週末﹐我在都柏林市中心來了一次書店大巡遊。我的意思是﹐格價。

最後﹐我決定在「水石堂」花光那些餘額。因為那本《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以半價出售﹔同時候﹐我也找到了「人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IRÈNE NÉMIROVSKY的短篇小說集。

上月﹐當公佈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的首部作品獲得了今年MAN BOOKER PRIZE後﹐《泰晤士報》便刊登了一篇對《白老虎》的介紹和分析。我覺得﹐那會是我的一杯茶。在書店翻過頭兩章後﹐我便把這本給選為2008年最佳英語小說的書﹐列入了我那個「要讀的書」的名單上。至於﹐第幾位﹐倒一時沒有考究。可因為正沉醉在《戰爭與和平》裡﹐實在不急于一時買下來﹐就讓它留在書店等我好了。況且﹐晚些時候﹐可能有幸能在舊書店碰上﹐價錢會便宜一點。

至於IRÈNE NÉMIROVSKY﹐則是早陣子讀了《紐約書評》才有興趣。在十一月號﹐J.M.COETZEE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位最後死在奧思維辛集中營裡面的法國女作家。我當然曉得那本《SUITE FRANCAISE》。那是幾年來一直放在書店當眼處的小說。不過﹐我向來是個古怪的人。當大家都盛讚某一本書的時候﹐我會無知地扮作孤僻﹐避之則吉。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未讀過那部以二次大戰時期巴黎淪陷為背景的未完小說。可是﹐當讀了《紐約書評》那篇文章後﹐我對這位努力希望成為法國人的俄羅斯女人的一生很有興趣。也於是﹐閒逛書店的時候﹐我開始翻閱她的作品。我喜歡上了那部短篇《舞會》(LE BAL)。在「水石堂」﹐我找到了「人人出版社」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說集﹐收錄了《LE BAL》外﹐也有《DAVID GOLDER》﹑《SNOW IN AUTUMN》和《THE COURILOF AFFAIR》。一本書的價錢﹐是三本書加在一起的一半。(《LE BAL》和《SNOW IN AUTUMN》本身已是收錄在一起。)正符合經濟原則。

這兩本書《白老虎》和《IRÈNE NÉMIROVSKY短篇小說集》共二十六塊六毫五仙。我那張禮券的餘額則是二十三塊四毫五仙。我當然要多拿出三塊二出來﹐繳付那差價。因為褲袋裡沒有太多零錢﹐遞給售貨員那張禮券的同時﹐也遞上了兩個兩塊﹐道﹕「我這張卡裡面才得二十三塊四毫五仙。那差價我付現金好了。」

豈料﹐那位售貨員用他的愛爾蘭口音回答說﹕「這是不可以的。你這張卡裡面的餘額至少要等於我收銀機顯示的數目方有效用。」

「這兒不就是四塊嗎﹖就是來繳付那三塊二的差價。」

「那麼﹐你應該先給我這四塊。待我收好了﹐才再給我遞上那張禮券。」那位售貨員竟然有點氣地對我說﹕「我現在先收下你這四塊。然後﹐我再在你這張卡扣除二十二塊六毫五仙。」

「不﹗不﹗不﹗」我忙著道﹕「我要花光這張卡裡面的餘額。即是二十三塊四毫五仙。你得找回八毫給我。」

「啊﹗我已經計算妥當了。再不能改。」售貨員強忍著他的脾氣﹐給我送來一張收據和我那張禮券說﹕「多謝光臨。」

我望著那張收據﹐也忍著我的怒火﹐問道﹕「你是不是英國人﹖」

那位售貨員料不到我有此一問﹐愕然地回答道﹕「我是愛爾蘭人。」

我一邊離開﹐一邊道﹕「可是你很像LITTLE BRITAIN那些英國人。」

首次聽到「南水北調」這個名詞﹐是在大學二年級的夏天。

那年﹐學校首次跟三峽工程總公司合作﹐在長江三峽大壩工地宜昌﹐舉辦了一個為期兩個月的所謂參觀實習團。我們工程系的學生﹐到了二年級的暑假﹐便硬性給分派到政府工務部門﹑或者外面的私人公司去。美其名為「實習」﹐實際乃是為我們的師兄師姊提供一些廉價勞工﹐做一些公司裡沒有人願意做的工作。有見及此﹐雖然要自費參加﹐又沒有在香港實習領得到的薪金﹐我還是立即報名去長江三峽。畢竟﹐朝九晚五的生活﹐以後多的是﹐沒有必要提早體驗。那是我的最後一個暑假﹐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白白浪費。我要在學校容許下﹐好好享受學生生活裡的最後一個夏天。

我果然沒有猜錯。那的確是一個美其名為「實習」的旅遊活動。在三峽工程總公司的安排下﹐我們到了許多許多長江三峽附近的地方去。當然﹐包括那些將要在水壩蓄水後給永久浸在水底的地方。像白帝城。

無疑﹐那是大學生活裡頭最開心的日子。跟一班老友到外地闖蕩﹐是最逍遙不過。(這句話說得有點魯莽。大學裡頭所認識的許多老友﹐其實都是在長江三峽時候才成為老友。)

因為美其名為「實習」﹐三峽工程總公司當然也給我們安排了一些課堂﹐好教我們這班香港學生多了解一下那個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外﹐也對中國大陸的幾個水利工程有多點認識。其中一個就是「南水北調」。

顧名思義﹐那就是一個把南方的水調到去北面去的工程。實在點說﹐是把黃河水輸送到經常乾旱的北京去。他們說﹐因為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國家首都將要嚴重缺乏食水﹐影響以後的增長。把黃河水輸送到去北京﹐既可供應首都食水﹐也可以解決黃河氾濫的問題。實在是一舉兩得。

那時候﹐聽著那些國家水利﹑水文專家的介紹﹐縱然我的國語很不靈光﹐我也有點明白白先勇所謂的「浪漫思想」。

不過﹐離開長江三峽後﹐我再沒有興趣研究那個三峽工程。更加沒有接觸那個「南水北調」。我只知道﹐那都是為了解決一些人的問題﹐另外一些人要無可奈何地被逼離開自己的家園。或者﹐那就是所謂的雷鋒精神。

最近﹐再次想起「南水北調」這個名詞﹐因為愛爾蘭那個「西水東調」的工程正式進行廣泛資訊﹐收集全國市民對這項工程的意見。在這個同樣是為了解決首都缺水的問題的工程裡面﹐我的公司正是政府的顧問。

我們設了一個網頁http://www.watersupplyproject-dublinregion.ie/﹐讓大家多些了解這個工程﹐了解一下我們提出的那十條解決都柏林缺水問題的「西水東調」的路線。

也許﹐香港人都不大關心這個「西水東調」的工程。畢竟﹐愛爾蘭跟香港沒有什麼聯繫。不過﹐那的確是一個很精彩的網頁。便是為了看看這個島國那些美麗的景色﹐就值得到那個網頁逛一逛。

當然﹐我更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一個民主國家會如何處理一個影響全國的工程。大家不是說中國要慢慢學習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嗎﹖這就是很寶貴的一課。

我們是不能強行要一些人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犧牲。所以﹐「南水北調」從來都只得一條路線﹐而「西水東調」則要從原本的三條﹐演變成現在資訊的十條。

話也的說回頭。或者﹐這樣費時失事的舉動﹐這樣浪費金錢的行為﹐就是有些人以為西方民主不是中國國內同胞所希望得到的東西的原因。他們會如此以為﹐都只因他們不是在國家沒有自由民主底下受損害的一群。

我迷《LITTLE BRITAIN》。是越看越喜歡。假如有天我會因為未有重溫這套英國廣播公司的趣劇而未能入睡﹐我不會感到意外。這完全是英國人自嘲的典範製作。對于英國人的所有白痴和教人不屑的行為﹐實在諷刺得淋离盡致。

以下是我最喜歡的一幕。這該可以算是經典的一幕。(中文翻譯關係﹐稍稍有了些修改。)

場景﹕旅行社
人物﹕旅行社職員一名﹐顧客一名

職員 [給顧客遞上機票。]：史密夫先生﹐這是你到多倫多的來回機票。

顧客 [接過機票。檢查妥當。]：太好了。已經接近三年未有探望我的女兒。她知道後﹐一定會很高興。麻煩你了。再見。[站起身﹐離開旅行社。忽然想起一事﹐轉過身來﹐再次坐下來。]

顧客﹕我忘記了。我希望我的飛機餐是素食。

職員 [有點煩厭的表情。忙碌地按著桌面上的電腦。]：那麼﹐你是要取消這張機票﹐另行再訂過一張罷﹖

顧客 [慌忙地]﹕不﹗不﹗我不過要素食......

職員 [繼續不耐煩﹐繼續忙碌地按著桌面上的電腦。]：已經取消了。[頓了一頓﹐繼續忙碌地按著桌面上的電腦。]你是要下星期六起行罷﹖

顧客 [無奈地點頭]﹕對﹗

職員 [繼續忙碌地按著桌面上的電腦。]啊﹗很抱歉﹗那天所有飛往多倫多的航班已經爆滿。

顧客 [一臉無奈﹐也有點不滿]﹕怎麼會突然爆滿﹖我......

職員 [繼續不耐煩﹐繼續忙碌地按著桌面上的電腦。]：因為最後一張機票都給人買了。

顧客 [不滿地]﹕我不過要素食罷。

職員 [忙碌地按著桌面上的電腦。]：假如你是要素食的話﹐我建議你去希臘。那些航班都會提供蔬菜沙拉。

顧客 [氣憤地]﹕那不是有點問題麼﹖

職員 [停止按桌面上的電腦。]：假如你不喜歡蔬菜沙拉﹐你可以去溫歌華。那些航班有素菜通粉。

顧客 [無奈接受]﹕去溫歌華也許是一個辦法......

職員 [搶著道]﹕ 不過﹐電腦說﹐也爆滿了。

顧客 [氣憤地]﹕你怎麼知道﹖你還沒有輸入電腦。

職員 [胡亂地按下一個鍵]﹕電腦說﹐所有航班都已爆滿。

早陣子﹐朋友的同屋搬走。於是﹐朋友便打電話去客戶服務部轉換有線電視的用戶名字。那位客戶服務員跟他說﹐用戶名字是不能轉換的。

朋友跟他講明了情形。那位客戶服務員聽後道﹕「我再多講一次﹐用戶名字是不能轉換的。至於你的情形﹐唯一辦法就是先取消現有的服務﹐然後重新申請。過幾天﹐我們會有人跟你聯絡﹐看看什麼時候方便上門取走那部解碼器。不過﹐我現在會立即幫你重新申請﹐大概一個星期後﹐便會有人通知你﹐我們會什麼時候給你重新安裝過解碼器。」

有點不可以想像罷﹖這是真人真事啊。我的朋友真的要請兩天假等候有線電視的人上門取走那部解碼器﹐和重新安裝解碼器。

那天﹐在酒館裡﹐聽著朋友的說話﹐我立即想起了《LITTLE BRITAIN》裡面這經典的一幕。

讀了朋友的一封電郵﹐便想起中學時候老師的一次作文批改。

我在文中寫了「米高峰」三個字。她竟然說我寫錯字。她不是不滿意我捨揚聲器而取米高峰。她說錯寫了那一個「峰」字。讀畢她的紅字﹐我立即跑去跟她討論。因為我以為她的批改完全沒有道理。那是一個外來詞語﹐從拼音而來﹐根本沒有什麼錯字對字之分。她不接受我的理論﹐可是﹐也提不出什麼有力證據﹐只是一味推說什麼約定俗成之類的話。對於那些只看結論﹐不看推敲立論過程的人﹐我根本沒有心情跟她討論。於是﹐我唯唯諾諾地答上一些話便離開了教員室。生命苦短﹐我們不應浪費時間。

那封電郵裡﹐朋友說我的專欄老是有許多錯別字。

這是我承認的。有些錯別字﹐是自己無知。有些﹐則是不小心所致 - 在電腦輸入中文﹐我用的是漢語拼音。這是我唯一懂得的中文輸入法。大意地錯按下那些數字鍵﹐又不花時間重讀一遍﹐所以文章裡滿是錯字和別字。

不過﹐朋友口中有些錯別字﹐我不大認同。她講的﹐就是「米高峰」那類外來的拼音詞語。她說﹐「拉詩維嘉詩」該寫成「拉斯維加斯」﹐「查理詩」該是「查理斯」等。

假如那是真的有錯對﹐何解是我寫錯了﹐不是你錯寫了﹖是因為要少數服從多數嗎﹖

假如是要少數服從多數﹐那麼「碧咸」﹑「布殊」等都是錯字。在中國大陸裡頭﹐他們用的是「貝漢姆」和「布什」。

都是外來的拼音詞語﹐有什麼錯或對。

只是﹐同時候﹐我也想起了許多年前讀過彭定康的一段說話﹕「我不明白何解北京叫做BEIJING。她應該是PEKING。正如羅馬﹐我們不會稱她做ROMA。我們叫羅馬做ROME。PEKING和ROME都是英文。」因為早已忘掉了原文﹐這不過是憑記憶把大意翻譯過來而已。其中可能有謬誤的地方。

這是「米高峰」裡面那個「峰」字寫錯了的原因嗎﹖

假如這是我當年要得到的答案﹐那麼﹐我們應該不好強行要講英語的國家把我們國家的首都稱做BEIJING﹐都要喚PEKING。廣東該是CANTON。

再多想了一些。假如北京是BEIJING﹐為什麼中國是CHINA﹐不是ZHONGGUO﹖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三次相聚。主題定為「朋友」。乃是筆路的心思。

首次碰見黛薇﹐是在她的婚宴。

那年﹐仲舒環遊世界回來﹐便說要擺喜酒。其實﹐也算不上是什麼「喜酒」。不過隨便宴請親朋﹐給大家介紹一下他那位在阿歷山大港認識的妻子。

我和仲舒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們在戲劇班認識﹐一見如故。因為班裡面就只有我倆不發明星夢。每逢週末﹐我都會跑到他的住所﹐一起討論劇本﹑研究演技﹐直至天亮。我初出道時﹐有幸碰上一個好角色﹐贏得些少名氣外﹐也贏得一些小報記者注意和跟蹤。他們曾多次暗示﹐我和仲舒的朋友關係有點超出尋常。不過﹐當我老是只能演上一些閒角後﹐我和仲舒的友誼終於能夠逃出那些鎂光燈的照耀。

仲舒沒有我那樣幸運。戲劇班畢業後﹐賦閒在家的日子比他那對退了休的高級公務員父母還要多。很偶然下﹐才能弄來一個沒有對白﹐甚至鏡頭也未必捕捉得到的角色。縱然如此﹐他依然對電影充滿熱誠。他開始學習寫劇本。總算能夠維持生活。也儲了一些錢。至少﹐買得到一張去倫敦的單程機票。他說﹐生活單調得再沒有題材﹐他要好好看看這個世界。

仲舒浪跡天涯期間﹐我是唯一一個收到他的明信片的人。便是他的父母﹐也要在我這兒打聽那個獨生子的下落。可是﹐他從來沒有提及過黛薇 - 一個也是因為厭倦生活而決定到世界遊蕩的人。是他說要請我吃飯﹐要我務必出席﹐我才知道﹐原來他跟黛薇早在拉詩維嘉詩註了冊。

喜酒設在蓮香樓。老侍應用屏風間了酒樓一角給仲舒那五檯客人。這該是這間古舊酒樓幾十年來的首次。

仲舒一看到我﹐便拖著黛薇跑過來招呼﹕「想不到你這個舞台劇小明星會如此準時。」我給他遞上禮包﹐笑道﹕「就希望跟你打好關係﹐預先知道你下部電影劇本﹐好教我在那些監製老闆前弄得一個男主角來演。」

仲舒當然是回答了另外一些話。不過﹐我都沒有聽入耳裡。除了「她是我內子」這一句。因為我整個人就給那新娘子迷住。跟她的丈夫一樣﹐黛薇也是便裝一道。她是一個纖長而體態極其動人的女子﹐拗黑的膚色﹐稍稍敷一點胭脂﹐不搽粉﹐很媚﹑很健康。幾個月後﹐我們一眾男生到酒館把酒聊天﹐談到了仲舒那個婚宴。他們爭說黛薇幾個朋友都是很標致的美人兒。我竟然答不上口來。因為那天晚上﹐我就只看得見黛薇。整個晚宴裡﹐我的視線就老是不自主地偷偷隨著黛薇的身軀遊走。奇怪地﹐每次看到她的臉﹐她都有點驚惶失措﹐好像已經偷望我很久﹐突然被我發現一樣。

婚後﹐仲舒依然跟父母同住。我也再次成為了他們家的常客。次數甚至比以前讀戲劇班的時候還要多。

原來﹐黛薇也燒得一手好菜。於是﹐我這個王老五便多了一個藉口去探望他們。她說﹐那是從前中學時候那位家政老師的功勞。到了現在﹐整個中學生活裡頭﹐她就只記得那位老師的一句「要繫著一個男人的心﹐還是要靠一碗熱湯」。黛薇也樂意燒我喜歡的菜。我老是覺得﹐她對我很照顧。或者﹐因為我是她丈夫最要好的朋友罷。那時候﹐我的確是這樣想。

可能見我連年孤家寡人﹐黛薇總是很努力替我做媒。她是緊張得便是仲舒也很怕她提及這個話題。有天﹐仲舒向她抗議道﹕「老婆﹐你已經提供了很足夠的材料﹐給我寫一個老是失敗的媒人婆的角色。請放過我們罷。」不過﹐黛薇最後還是成功了。她介紹了我認識她的一個中學摯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妻子蘭君。自此以後﹐我知道得黛薇的事更多﹐認識得黛薇也越深。

原來﹐黛薇和蘭君都是她們那一屆最出色的學生。黛薇是田徑隊的隊長﹐蘭君則是合唱團的召集人。中學會考﹐她們同時考獲十科全優。曾經﹐老師們都很頭痛﹐不知道該選上誰做領袖生。也怕傷了兩小妮子的感情。後來﹐他們無意中發現黛薇跟隔鄰男校的一位教師相戀﹐難題才迎刃而解。蘭君輕嘆道﹕「黛薇以前就是會不顧一切地去愛。結果﹐傷了其他人的同時﹐也弄得自己傷痕纍纍。」

黛薇的確是我和蘭君閑談時的主要話題。有一次﹐蘭君裝著有點氣道﹕「依我看﹐你似乎對黛薇更有興趣。」望著蘭君那紅蘋果般的臉﹐我知道我不能否認。她真的裝得很憤怒般。於是﹐我唯有努力扮作自然地辯護道﹕「因為我要從你的朋友中多認識你。人本來就是無性格的。都是給周遭環境塑造出來。朋友﹐尤其是摯友﹐是重要一環。難道你不記得了嗎﹖那天晚上﹐黛薇就說過﹐好像能夠在我身上找到仲舒的影子。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我的戲很真﹐真得連自己都騙倒。也騙倒了仲舒兩夫婦罷。在黛薇積極鼓勵下﹐一個月後﹐我決定向蘭君求婚。

可能是我的錯覺﹐有了蘭君做妻子﹐我似乎更容易接觸得到黛薇。便是單獨兩個人一起﹐黛薇對我連以前的那一點拘謹也沒有。

可是﹐好境不常。三年前﹐仲舒交通意外身亡後﹐黛薇便在我和蘭君的生活裡消失了。她再次跑去浪跡天涯。她說﹐要在世界各地尋回仲舒的一點一滴。因為在世界到處遊蕩的日子﹐是他倆最開心的時候。聽著她說那句話的時候﹐我這個職業演員莫明其妙地覺得黛薇不過在演戲。機場送別時﹐看著她有點異樣的眼神﹐我猜我們是以後再也不會遇上。因為她根本不會讓我們再次相遇。蘭君同意道﹕「因為一看到我倆﹐便會教她想起仲舒。」無疑﹐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點不妥。

世事難料。想不到多年不見﹐再次碰上﹐竟然又是一個喜宴。是她們中學那位家政老師的八十壽宴。

蘭君因為外出公幹三月未返﹐便著我去送一份賀禮。她的中學朋友﹐雖然不是太熟悉﹐到底也算作認識。何況﹐有幾個是以前黛薇幫我做過媒的。不過﹐那些不結果的所謂緣份﹐這些有了丈夫兒女的女生都理所當然地忘掉得一乾二淨。一輪招呼後﹐我便看到黛薇。跟其他人一樣﹐她也穿上一襲旗袍。藍色的﹐外加件湖色織錦緞短皮襖。她在跟一些老師傾談。她消瘦了﹐面色有點蒼白﹐不過﹐依然迷人。

我站在一旁﹐雙眼就只望著她。我知道她們提及了蘭君。因為有人要黛薇向我這邊望一眼。她終於看到了我。她猶疑地走過來﹐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句話﹕「印象中﹐我們這間女校從來沒有一個男生。」顯然三年未見﹐我們之間多了一點陌生的冷漠。我努力微笑回答道﹕「蘭君趕不上。她要明天才回來。想不到﹐你卻趕上了。」黛薇仿彿是這時候方知道蘭君不會出席一樣。望著她奇異的表情﹐我弄不清那是否有點失望。她勉為其難地道﹕「本來希望給她一個驚喜。」原來﹐黛薇是專程跟老師慶祝生辰。前晚才從倫敦回到香港﹐正在酒店下榻。

雖然我們之間是隔著了一層奇怪的空氣﹐可是﹐整個晚上﹐我都留守在黛薇身旁。她也沒有離開過我半步。畢竟﹐整個讌會廳裡﹐我最熟悉她﹐她也最熟悉我。沒有蘭君在場﹐我應該是黛薇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這三年裡面﹐總發生了許多事情罷。於是﹐在酒精作用底下﹐我們慢慢開始談了許多話題。從攝影到繪畫﹐從電影到小說﹐從旅遊到生活。她依然是以前的那個黛薇。不過﹐我們就是沒有談到仲舒。我們都刻意避開這個名字。

晚宴後﹐我堅持要陪黛薇返酒店。她竟然讓我送到她的房門前。我本來打算就此開口跟她道別﹐可是﹐我卻聽到自己說﹕「你不打算讓我入內飲杯白蘭地嗎﹖」我不待她回答﹐就伸出雙臂摟著她。正要親一親她的臉﹐便聽到遠處有人從房裡走出來的聲音。於是﹐黛薇立即推開門﹐拉我入房裡面。

我們相對而笑。她從酒櫃找來一支白蘭地﹐給我們各倒了一杯。她一飲而盡﹐然後又多倒了一杯。連續三杯。我勸她慢慢的飲﹐怕她傷了身體。她便幽幽地道﹕「我希望在我倆後悔前﹐放肆一下。否則﹐我們都會終身後悔。」

她把頭偎在我的頸脖上﹐哼起歌來。我情不自禁地偷吻了她那頭柔軟的烏髮一下。她伸出手來摟住我的腰部﹐把紫丁香味的嘴脣湊到我的耳邊﹐輕輕呼出一口又一口暖氣。我一手輕輕撥著她那頭秀髮﹐一手放在她的胸脯上。我把我的嘴脣放到她那兩片上面。我讓我的舌頭給她送上壓抑在我心頭這許多年的愛慕。

關了燈﹐我們躺到床上去。當我進入了她的身體﹐我聽到黛薇一點快感也沒有地勉強低吟著仲舒的名字。

天亮。黛薇比我早起。她坐在床上﹐左手兩隻手指夾著一支修長的煙﹐右手捧著一本小說。我才轉過身來﹐她便冷冷地道﹕「你是時候起來﹐回家換件衣服﹐然後到機場迎接蘭君。我也要出去買點東西﹐準備明天晚上返倫敦。」

她沒有讓我開口答話﹐雙眼依然盯著那本小說﹐繼續道﹕「忘掉我罷。正如我會從此忘掉你一樣。待了這麼多年﹐我們這樣的開始﹐不就是一個很美滿的結束嗎﹖從前﹐你不會搶走仲舒的妻子﹔現在﹐我也不會奪走蘭君的丈夫。你和仲舒是好朋友﹐我和蘭君也是。」

我凝望著她。我再次看到當年在機場送別時黛薇那個有點異樣的眼神。

[按﹕報名參加派對的看筆路]

上星期﹐MICHELLE不大相信我會追看《DESPERATE HOUSEWIVES》。真的﹐其實我也很「八婆」。不過﹐最新一輯﹐我卻已經連續五個星期錯過了。也許﹐沒有五個星期這麼多﹐才錯過了四個星期。沒有記下來的必要罷。不過﹐就因為斷了節﹐所以已經提不起勁追看下去。此間電視台在星期五凌晨時候是會重播剛過去的那一集﹐可是﹐我也懶得去看。錯過了﹐就由它錯過好了。何必苦苦追回早前得不到的。現在就是有現在要做的事情。

縱然我明白這個道理﹐搬到歐洲的第三個冬天﹐有一個電視節目﹐錯過了﹐我是會在重播時收看。假如連重播也錯過了﹐還有YOUTUBE。那就是《X FACTOR》。一個模仿《AMERICAN IDOL》的英國唱歌比賽。夏天時候﹐代表倫敦在北京奧運閉幕裡獻唱的LEONA LEWIS﹐便是兩年前的冠軍。

我喜歡看《X FACTOR》﹐都因為我喜歡唱歌罷。我是喜歡唱歌﹐不是喜歡唱卡拉OK。中學生活裡頭﹐最難忘的﹐要算是每年的音樂比賽。能夠跟幾位老友一起在台上唱歌表演﹐便是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依然回味無窮。

早幾個星期﹐《X FACTOR》的主題是英國音樂。那一隊給捧為將會繼WESTLIFE後最成功的BOYSBAND - JLS就有這樣的演出﹕



看著他們的表演﹐我能夠不想起我那一隊蚊子樂隊(THE MOSQUITOES)嗎﹖他們根本就是抄我們當年的演出。預科畢業那一年的音樂比賽決賽﹐我們四人就是在學校禮堂表演了一次披頭四的MEDLEY - A HARD DAY'S NIGHT﹑GET BACK﹑ALL MY LOVING﹑I WANT TO HOLD YOUR HANDS和EIGHT DAYS A WEEK。(很可惜﹐我們當年沒有錄影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那個舞台上表演﹐所以我們都希望延長我們在臺上的時間。可是﹐也正如《X FACTOR》裡面其中一個評判CHERYL所言﹐MEDLEY的確有點難度。那年﹐在沒有太多時間排練下﹐我們斷送了那個冠軍。我們是第一名進入決賽的。不過﹐我們沒有後悔那個選擇。至少﹐我沒有。因為拿不拿得到冠軍﹐實在不緊要。我看重的﹐是在台上跟我的老友一起唱歌的時間。

我知道﹐我那些老友至今依然是如此想的。因為我們都是老友。

話說回頭﹐我其實不是不喜歡JLS。不過﹐今年的比賽﹐我有更喜歡的參賽者﹕DIANA VICKERS。一個漂亮的可愛女生。以下是直至現在為止﹐她的所有比賽片段。

Audition


Bootcamp Audition 1


Bootcamp Audition 2


Judges' House Audition


Week 1


Week 2


Week 3


Week 4


Week 5 (DIANA病了﹐失了聲)


Week 6


Week 7


前兩年﹐我最喜歡的那一位參賽者最後都只能得到第三名。兩年前﹐我起初的確是比較喜歡BEN的。(不過﹐現在當然不能不喜歡LEONA LEWIS。)去年﹐我則喜歡那對兄妹組合SAME DIFFERENCE。希望今年會有所改變﹐DIANA能夠贏得冠軍。

因為還不到一個月便是聖誕﹐所以﹐寫點無聊的東西罷。

也因為聖誕在即﹐私人關係﹐此欄將變成不定期專欄。直至明年一月。不過﹐那個「兩周一聚」是一定參加的。(除了下月三十日。聖誕外遊關係。)筆路所定的題目《朋友》﹐也已經寫好了。就待三十日那天刊登。

(續前文)

早陣子﹐是十月尾的時候罷﹐閑談間﹐我是猜到老闆希望在聖誕前給客人遞上一個供水計劃的設計和施工合同的草稿﹐好能夠在今年收到一部份顧問費用。可是﹐同時候﹐我也記起「楊修之死」的故事。縱然是在彼邦工作﹐縱然讀過許多陶傑談及外國人老闆的文章﹐我始終不敢輕舉妄動。於是﹐一等再等下﹐就到了這個十一月中的時候。老闆也終於正式批出一個「急」字。

也許﹐我是不應該等的。也許﹐我實在不應該老是用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來度外國人君子之腹。這兩年來﹐許多許多次證明了外國人工作的頭腦比較單純。至少﹐在我這一個行業是如此。記得有人(好像是孔少林)說過﹐外國商業社會裡不是沒有豺狼﹐只是都在華爾街﹐都在金融城。可是﹐我身上流著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這種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一時三刻是改不了。就因為如此﹐翻翻月曆﹐要在聖誕前給客人遞上一個供水計劃的設計和施工合同的草稿﹐仿彿成為了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

我知道﹐在香港﹐那絕不是天方夜譚。那是可能的。既然我們的先輩能夠把一個本來寂寂無名的漁村﹐變成一個響噹噹的國際大都會﹐在香港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不過﹐這兒是愛爾蘭。他們的工作模式跟香港人的有點不同。我實在不知道香港的那一套是否能夠在此間應用。不過﹐現在既然老闆批下一個「急」字﹐我這個香港人當然要想辦法應付過來。

我頓了一頓﹐想想該如何包裝來推銷我那一個充滿香港特色的辦法。我跟老闆說﹕「我是打算用最短時間來完成那些水管的草稿。或許﹐一個星期。因為我是把那些工作往以後推。老實說﹐那些草稿不可能有人花時間詳細研究。我們就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那些別人一定會留意的地方。其餘的﹐就留待明年FINALISE時才一併完成。就因為增加了明年的工作量﹐就因為把應有的支出撥到明年去﹐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最短時間來完成那些草稿﹐以多留些儲備。我跟L談過﹐他應該可以應付得來。要聖誕前完成﹐這是我的建議。」

我其實還未跟L討論過。不過﹐那只在於我如何定義「那些別人一定會留意的地方」。應該沒有太大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得到老闆首肯這樣的辦法。我不希望到明年﹐在FINALISE前﹐當客人留意到一些我們以為別人不會留意的地方時﹐她會大發雷霆﹐因為她事前毫不知情。畢竟﹐這種工作方式﹐不是此間的人能夠輕易想像得到。記得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裡的一個故事﹕

「我在香港拍過一部美國電影。美國的設計師要做一個佈景檯子﹐叫香港的道具師幫他做。他每天來問做好沒有﹐香港道具師都回答他﹐不要緊﹐到時一定會做好的。等到開拍那天﹐果然那張檯子及時被搬進來了。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不錯﹐但仔細一看﹐檯子的後面是沒有油漆的﹐而且只能放著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國設計師不明白﹐為甚麼我早就請你們做個檯子﹐要到最後一刻才交貨﹐並只有前沒有後。香港的道具師也裝不明白﹐你要我們做個道具﹐不是及時交貨了嗎﹖而且是幾秒鐘鏡頭一晃就過去的那種﹐為甚麼要做得太全呢﹖在鏡頭裡看﹐效果是不錯的﹐況且不收貨的話﹐也沒有時間改了。這是我們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曾經﹐有老友很正經地問我﹕「你這個在工程上一點專長也沒有的人﹐在外國市場﹐究竟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你曉得的知識﹐他們很多人同樣曉得﹔他們很多人都曉得的知識﹐你卻一概不曉。我實在想不通這個算盤究竟如何打響。」老友說的是實話。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答案。

不過﹐當看到老闆滿心歡喜我那一個充滿香港特色的解決辦法後﹐我似乎是替老友找到了一個答案。

因為我是香港人。是那一代的香港人。

只希望不會教壞愛爾蘭的下一代。

最近﹐我常想起陳冠中那篇《我這一代香港人》。我常想起他所講的香港人的特質。

年尾關係﹐老闆要我交數。那是今年賺了幾多的意思。當然﹐那一個數可以是一個正數﹐也可以是一個負數。當我們的支出比收入的多﹐那一個數自然是一個負數。

手頭上有幾個工程項目。望著那些試算表和跟客戶早協議定的財政安排﹐明顯地﹐有一個供水項目並未能夠按原定計劃﹐收得到一部份的顧問費用。因為我們還未能夠給客人遞交上一個設計和施工合同的草稿。未交到貨﹐自然未能向客人發一張賬單。

延誤了﹐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一個﹐是外在經濟環境。早陣子﹐政府財政預算還有點不明朗。當我跟老闆報告﹐準備開始替那些草稿動工時﹐她頓了一頓﹐考慮了一會兒後說﹐她希望等候一下才再算。這一個等候﹐也就等到了這個年尾的時候。

我知道﹐她很希望在今年收到那筆完成草稿的費用。那不是什麼MAKE-OR-BREAK的原因。按照現時公司的財政狀況﹐應該還未出現這樣DESPERATE的情形。老闆希望今年收到那筆完成草稿的費用﹐因為縱然明年郡政府又決定拖緩那個供水計劃﹐我們也算收下了部份顧問費。到他們又再拍板去馬的時候﹐我們便可以有機會找到些藉口﹐例如﹕人口發展改變而要重新審定計劃內容等﹐來增加那個顧問費。假如未完成那份草稿﹐我們根本無從托辭。當然﹐會不會這樣做﹐還有待商榷。至少﹐我們現在就要有此安排﹐播下種子。

這其實是我這個香港人的想法。老闆從來沒有明言。不過﹐她很希望在今年收到那筆完成草稿的費用﹐倒是千真萬確。早前﹐她便問我﹐究竟E和L開始擬訂那份草稿沒有﹖因為她希望我能夠在聖誕前向客人多發一張賬單。很明顯﹐她又忘記了自己一個月前的說話。她是批了一個「等」字。

我當然沒有重提那個批文。顯然那已經是歷史。因為最新批下來的是一個「急」字。不過﹐我知道﹐我也要替E和L辯護一下。怪罪於他們兩個﹐也就是怪罪於我。只是在我面前﹐唯有提及旁人的名字罷了。

我隨手在辦公桌上找來些設計圖﹐一邊翻著一邊道﹕「其實﹐那個水塘的設計草稿已經搞得七七八八。早陣子﹐你不是問過何解E和L花了這麼多時間處理那個發展申請﹖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多走了一步﹐替現在賺了些時間。我想﹐多兩三天功夫﹐應該可以完成。至於﹐那兩個泵房﹐由於規模不大﹐一個星期時間應該可以弄妥。」

望著老闆的表情﹐我知道﹐她相信EVERTHING'S UNDER CONTROL。可是﹐我也明白﹐辯護還辯護﹐假如一切的確如我所形容般順利﹐豈不是暗示她剛批下來的那個「急」字是批錯了﹖況且﹐她是一個喜歡發表意見的人。我應該要留些地方讓她指點。

於是﹐我停下幾秒後道﹕「不過﹐我還未能確切預計到那些水管草稿圖的完成時間......」

老闆果然立即插入說﹕「我最擔心的﹐就是那些水管。從來﹐那都是最花時間的工作。老是要左改右改。」

我回答﹕「對啊﹗因為牽一髮動全身。不過﹐我倒是想到一個辦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那些水管草稿圖。就不知道你同意否﹖」

(未完﹐待續。)

上星期﹐竟然無知地在此跟人打筆戰。雖然我老是跟自己說﹐那不過是一場討論﹐但是我不能否認﹐討論的氣氛是越來越差。用「戰」一字來形容﹐實非太遠。

那都是我的錯。

打從新鮮人的第一篇留言開始﹐我便不應該跟他深入討論下去。我實在應該輕輕帶過便算。正如英國人的傳統智慧所言﹐有些事情是不應該在請客時談論的。政見便是其中之一。我知道﹐除非有人願意自動停止﹐否則只好繼續糾纏下去﹐既傷神﹐也浪費時間 - 近來﹐碰上一些事情﹐很想在此寫幾筆。不過﹐就因為那一場筆戰﹐始終無法抽空下筆。

多謝新鮮人主動提出停止討論。這應該是我首先做的事情。早前﹐筆路說我有英國君子之風﹐實在是錯讚了。假如因為如此一場筆戰而失去一位網友﹐實在有點可惜。縱然素未謀面﹐能夠在虛擬的空間裡相遇﹐也算得上是一種緣份。從來﹐緣份是用來珍惜﹐不是用來蹧蹋。

週末時候﹐如常逛舊書店。在書架上找到一本《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我更加有點汗顏。初讀這部FITZGERARLD的名著時﹐便要自己牢記裡面那一句訓言。那的確是做人的金石良言。可惜﹐事與願違。到了這一個年紀﹐竟然越來越喜歡跟人熱烈討論。也許﹐那是因為要重溫昔日的青蔥歲月。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希望證明自己還年輕。畢竟﹐除了民主社會裡的政客外﹐只有年青人才會衝動地跟人熱烈討論。人大了﹐見多識廣﹐就不會輕易衝動。因為懂得﹐所以憐憫。

假如我沒有在新鮮人的第一篇留言後﹐輕輕回應一下便算﹐我也應該在我自己的第一篇回應後﹐自動停止討論下去。正如我那天所言﹕「因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私家感受。沒有我那個背景﹐沒有我遇到的人和事﹐或許不能輕易感受得到。」

何必討論﹖

重溫那場筆戰裡我的文字﹐實在有點不堪入目。我竟然如此沒有一點風度。畢竟﹐過門也是客。我怎能如此待客如此﹖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在英國人的社會裡﹐也不容許如此無禮。真是失禮。

重溫那場筆戰裡新鮮人的文字﹐我只想多說一點。

眾所週知﹐香港政府官員裡﹐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職的﹐差不多人人的子女都在英﹑美留學生活。他們有公務員的津貼。出入中南海的人其實也懂得這一個道理。他們當然沒有什麼政府津貼。不過﹐就因為沒有政府的津貼﹐他們選擇的學校就更加沒有限制。英國伊頓公學﹑哈羅公學裡面﹐就有一些出入中南海的公子在讀書。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其家庭背景未必就如一般人所想像。

那天﹐你問我「近十年有沒有親人去過內地深入了解」。假如中國政府真的能夠跟民眾一起呼吸﹐那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個人反對中國共產獨裁統治﹐並不代表他跟出入中南海的人不可能沒有關係。當那些關係是與生俱來。

或許﹐我又多言了。

我只覺得世事往往如此諷刺。我們的看法竟然如此不同。不其然想起了錢鍾書《圍城》裡面的一句說話﹕城裡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當然﹐其實有點不大恰當。

因為參加「兩週一聚」那個派對﹐早前﹐在這兒刊登了一個短篇故事。印象中﹐這是我第二個寫畢的故事。第一個﹐就是半個月前參加首個「兩週一聚」的那個時光機的故事。當然﹐這裡寫畢的意思﹐就是起了頭後﹐好歹也算有一個結尾。

想不到你竟然也有興趣一讀。你給我發了個電郵﹐問我何解寫上一個傷感的故事。你怕我發生了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故事本身﹐我的確很喜歡。當決定傚法《泰晤士報》來定第二次「兩週一聚」的主題後﹐我便決定寫一個不多於七百字關於父愛和母愛的故事。

父母的愛﹐是偉大得只要能讓自己的兒女活下去﹐便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辭。故事中那對父母就為了究竟誰先犧牲而爭吵起來。他們都願意把自己剩餘的生命﹐送給患上絕症的女兒。他們相信﹐只要一息尚存﹐女兒還是能夠等待得到痊癒的方法。畢竟﹐科技日新月異。世界或許是越來越多奇難雜症﹐只是同時候也應該越來越少不治之症。至少﹐這是他們的希望。

因為故事中那個父親壽命較短﹐所以便先由他犧牲。假如先由母親犧牲﹐假若在十年間醫學界真的找到治療那個絕症的方法﹐那位長年躺在病榻上的女兒縱然痊癒﹐也會立即成為一個孤兒。這就是故事中那句「梅生說﹐病癒後﹐宛兒這個小女孩還需要母親親自教導」的意思。

也許﹐有人會問﹕「為甚麼不跟死神每年﹐又或者每五年﹐做一次交易﹖」我想﹐這是有點不大可能。死神哪有空每年﹐又或者每五年﹐來跟你商討一下是否繼續跟女兒獻出自己的生命。跟死神做交易﹐應該是毫無商量餘地的DEAL OR NO DEAL。人類害怕死亡﹐就正是這個原因罷。也所以﹐故事裡的死神是準時到達那座房子。

那位母親其實早已決定讓女兒離去。經過了十年等待﹐她知道﹐再多五年﹐也不過是白等。她和丈夫的希望﹐原來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始終﹐女兒的病症實在太過罕有﹐醫學界根本不會花金錢和時間去研究治療的方法。因為便是找得到治療方法﹐受益的﹐全球也許不過十位。完全不合符經濟效益。眼見女兒每天受苦﹐她決定再一次讓自己承受失去至親的痛楚。所以﹐當猜到死神已經拿走了女兒的生命時﹐她是如此「冷靜」﹔所以﹐她安慰盧媽說﹕「這十年來﹐我們不就是等待這一天﹖」

雖然她早已決定讓死神在丈夫死忌那天帶走自己的女兒﹐不過﹐她還是不忍心多看女兒一眼。她始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況且﹐這樣的看著女兒離開﹐某程度上來說﹐跟謀殺有點相像。畢竟﹐她是可以保存得到女兒的生命至少多五年。於是﹐她希望死神趁自己給丈夫死忌買拜祭品時悄悄帶走女兒﹔於是﹐她努力麻醉自己﹐讓自己沉溺在回憶裡﹐不用知道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這也就是所以她不希望盧媽聽得到她跟死神的對話。

結尾時﹐盧媽那句「我亦曾做過母親。我也寧願看著自己女兒死﹐不願意看她活著處處受痛苦」﹐其實就是那位母親的心底說話。或者﹐我該說﹐那是世界上每一位母親的心底說話罷。這其實跟犧牲自己生命來保存女兒「異曲同工」。

至少﹐我是如此以為。當然﹐其他母親可能有另一番看法。

這些都是寫那個故事時所想的一切。

是花過心機的。可惜﹐就是寫得不大好。浪費了一個「值得一寫的故事」。你放心﹐我這邊一切還好。

早陣子﹐朋友到英國旅行﹐投宿青年旅舍。回來後﹐跟我說﹕「終於明白以前你說西班牙人太『嘈吵』的意思。」

朋友提及的﹐是夏天的事情。我們一行四人到北愛爾蘭渡週末。在貝爾法詩特等候巴士返回都柏林的時候﹐我們碰上了一班西班牙學生。他們也在巴士總站大堂等候。我一邊讀著報紙﹐一邊細細聲地跟我那位朋友道﹕「拜託請不要讓這班學生跟我們同車。否則﹐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將不會有寧靜的一刻。他們西班牙說話的聲音實在太嘈吵了。」得上天保祐﹐我們如願以償。那班學生沒有登上我們的巴士。

中國人嘈吵﹐是眾所週知的事。尤其是從中國大陸那兒來的人。他們喜歡放大喉嚨高喊﹐仿彿那是自信心的表現。於是﹐當國家越來越富強﹐中國人在公眾地方越討人厭。只要一輛旅遊巴士駛到﹐那些先富起來的中國人魚貫鑽出來﹐本來恬靜怡人的環境便完全變了顏色。讀書的不能再專心讀書﹐談情的再聽不到情人的絲絲情話﹐偷閒的再不能好好享受一己想像中的詩境。(當然﹐也可能因為在國內始終不能肆無忌憚地講東聊西﹐所以﹐一離開國家便不斷地把鬱在心裡幾十年的話吐出來。)

西班牙人的嘈吵﹐卻完全不同。那不是人的問題﹐那是語言本身的問題。西班牙語就是這樣嘈吵。便是如何努力控制聲浪﹐西班牙人說話的聲音也大如洪鐘。因為西班牙語的拉丁節奏感太重了。這也解釋了何解西班牙是一個熱情奔放的民族罷。他們就是不能竊竊細語。在那強勁的音節上落帶動底下﹐西班牙人說話自然充滿奔放的感情。也一定要充滿奔放的感情。莫忘記﹐就是跟情人說悄悄話﹐他們都不能輕聲細語。也所以﹐就因為話語節奏強勁﹐說話感情豐富﹐西班牙人總是教人覺得一點城府也沒有。跟英國人﹑德國人大不相同。和中文一樣﹐講英文與德文的聲浪都是既可大﹐也可小。

朋友說﹐能夠明白我的意思﹐是因為他投宿的那間青年旅舍住滿了西班牙人。跟他同房的﹐就有三個。每晚當他希望好好睡上一覺的時候﹐他便聽到那些西班牙人在高談闊論。他們也曉得我那個朋友想休息﹐所以都走到房間外面聊天。可是﹐他們說話的聲音就是能夠穿牆而過。

朋友道﹕「假如你說的『嘈吵』是聲浪太大關係﹐我不同意。他們的『嘈吵』﹐是因為那些強烈的節奏。」

我點頭道﹕「我同意。所以﹐我現在已經完全忘掉如何講西班牙語。我不是一個喜歡說話時讓感情輕易外露的人。要講那些強烈節奏的說話﹐必定要投入真感情。一點也不能收藏。」

我討厭中國人的嘈吵。至於﹐西班牙人的﹐則要看情形而定。

幾星期前﹐終於可以到倫敦諾丁山那兒的一間西班牙餐廳吃一頓飯。名字叫GALACIA。在《TIMEOUT》倫敦CHEAP EAT之列。以前﹐老是時間關係﹐只能過其門不入。不過﹐望著裡面的氣氛﹐我便深深愛上這一間餐廳。

那是一間由西班牙人經營的餐廳。從老闆到侍應﹐清一色西班牙人。其實﹐甚至顧客也大都是西班牙人。也許﹐是熟客關係﹔也許﹐是他鄉遇故知的關係。每檯食客都能夠跟其他食客﹑老闆和侍應﹐打成一片。

喝著酒﹐吃著那些可口的TAPAS，在那『嘈吵』的氣氛底下﹐我想起了去年秋天在巴塞羅拿的那間餐廳。LA COVA FUMADA。

那年﹐張愛玲替其短篇小說《色.戒》做了一個簡短辯護後﹐她說﹕「我最不會辯論﹐又寫得慢﹐實在勻不出時間來打筆墨官司。」可是﹐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下那篇《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短文。不過﹐她明言「下不為例」。

縱然我也不會辯論﹐也寫得慢﹐但是這次跟新鮮人在網上討論﹐我是有點興奮。原來﹐自己還年輕。這樣說法﹐其實有點魯莽。因為實情乃是跟別人討論得臉紅耳赤﹐才教我想起以前的青蔥歲月。很幸運地碰上一位如此有心的網友。假如新鮮人也不再年輕﹐但願他也能藉此重拾昔日學堂裡的情懷。

民族大義﹐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講的那種民族大義﹐的確很容易蒙蔽眼睛﹐叫人沖昏頭腦。到新鮮人的專欄去讀他的文字﹐你會發現他不是一個不謹慎的人。可是﹐每次他感嘆我那些荒誕文字裡頭對國家民族的冷淡時﹐他總是有點大意。

早陣子﹐我談到火鍋。他留言道﹕「用『SHABU SHABU』日文簡直貶低了中國飲食火鍋文化」。無疑﹐我覺得日文「SHABU SHABU」的確比「HOTPOT」可取。不過﹐文章裡頭﹐我倒是很清楚地寫道﹕「我們實在不該叫火窩做『HOTPOT』。或者日文『SHABU SHABU』可以是一個選擇。當然﹐最好的一個，還是『DABINLOW』。」

昨天﹐我談到他那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我指出那句說話不正確的地方﹐並重申了香港該是中國龍頭大阿哥的講法。我補充說﹕「當然﹐我這個講法其實都放在一個假設上面。那就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比香港落後﹐都不如香港。曾經﹐這不是一個假設。這是一個事實。可是﹐到了這個年頭﹐在回歸後第十一年﹐我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一個事實。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還成立。」也許﹐有人以為我有點滑頭﹐甚至是張愛玲批評域外人的「自己預留退步」一樣。不過﹐那的確是我那個想法的流程和根據。讀畢我的說話﹐新鮮人便留言道﹕「我們時常以自己為西方思想先軀自居﹐想給於內地實施教化萬民的思維實在太自大了。」

也許﹐在民族大義上﹐我這樣自大和狂妄﹐是有點不該。畢竟﹐我要顧全中國人的面子。可是﹐太輕易讓那所謂的愛國情操燒得旺熱﹐讓那高漲的民族情緒控制自己﹐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讀著新鮮人昨天的留言﹐我開始明白香港的燈泡為什麼不亮。我似乎為龍應台找到了另一個答案。

幾年前﹐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談香港的國際化。文章的標題就是《為什麼燈泡不亮﹖》。在香港作客了一段日子後﹐這個台灣人留意得到﹐跟其他西方國際大都會的報紙不一樣﹐「香港報紙裡面國際新聞的量極少。而在極少量中﹐不是雜碎的國際報導﹐便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就是有點正經的﹐也不過是浮面瞬間的事件。至於﹐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極為欠缺。」

根據新鮮人的理論﹐這不但沒有什麼出奇之處﹐更加是平常不過。況且﹐龍應台這個人對香港有幾多認識﹖對香港實情了解有多少﹖竟然如此自大地希望以西方的一套教化香港七百萬人﹐不是太狂妄﹑太可笑了嗎﹖

按新鮮人的講法﹐那些嚴肅正經的國際新聞和分析是否適合全盤在香港報紙裡刊登﹖香港民眾所希望知道的國際新聞是否跟西方人一樣﹖無疑﹐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由於歷史所提供的多種族﹑多元共處環境﹐以及作為中西交匯點的地理條件﹐香港人很自然地感覺與國際同一脈動。但他們口中的國際新聞就是西方民眾所言的國際新聞嗎﹖香港人需要的是那些嚴肅正經的國際新聞和分析嗎﹖

在香港辦報的人﹐都是生意人。他們當然不會跟我一樣浪漫地空談理想。所以﹐他們很清楚了解香港民眾的想法﹐他們不會自大和可笑地強行把西方辦報的模式套用在香港。他們知道﹐那些雜碎的國際報導和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方適合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實際狀況。他們知道﹐在日本《讀買新聞》裡面的國際新聞﹐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裡面的國際新聞﹐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的國際新聞﹐在美國《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統統不適合香港這個特別的市場。沒有香港人對津巴布韋﹑剛果﹑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新聞有興趣。能源危機﹑海盜猖獗等事情都不合香港人的口味。那些辦報的人是都跟市民大眾溝通過的。他們都曾以謙虛和務實的態度去和香港普羅大眾溝通過。因為只有互相了解﹐方可以知道如何賺得到錢。畢竟﹐假如連對客戶的口味和要求也不清楚﹐便是口才如何了得﹐所推銷的產品如何出眾﹐推銷員所講的一切都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反覆讀著新鮮人的說話﹐再次肯定香港是容不下一個夢。從這一方面看﹐外國的月亮的確是比香港的圓。

早前﹐回應新鮮人的留言時﹐我重申了自己對香港和中國的寄望。我寫道﹕「香港該是中國的龍頭大阿哥。是我們領導中國邁向世界﹐是我們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都應該是中國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主動跟我們靠攏﹐而不是我們低賤地向他們拋媚眼。我們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讀了這段文字後﹐新鮮人很有心﹐又留言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

那天晚上﹐因為觀看球賽時多飲了幾品脫﹐頭腦有點昏脹﹐思想有點錯亂﹐實在不應多言。於是﹐我既沒有再談新鮮人早前留言裡面一些我未及回應的地方﹐也沒有回應他那些最新的意見。只是﹐禮貌地來一個簡單回覆。不過﹐有一點是無論如何也要再次肯定。那就是我對香港和中國的寄望。我說﹕「我堅持這個想法﹐其實都是為了中國好。」

我以為﹐新鮮人那個講法﹐似乎有點問題。想深一層﹐那個問題甚至可能是香港﹐以至中國﹐為何還不能推行民主的路障。

新鮮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表面上﹐這仿彿跟陶傑在《泰晤士河畔》裡面那段悲嘆中國人從來不團結的文字有點相像。那時候﹐陶傑旅居英國十六年後剛回到香港﹐他寫道﹕「一入唐城﹐舉目環視﹐除了遮天蔽日的飯館招牌外﹐便是狀如七國的什麼同鄉會會址的牌匾。......再看各大學的留學生群﹐明明是華夏兒女﹐硬要各自成立『中國同學會』﹑『香港學生會』﹑『馬華學生會』。......於是我們誦『四海之內皆兄弟』誦了千百年﹐唱『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唱了四十年﹐力竭聲嘶之餘﹐愈發人格分裂。」

其實不然。因為「分高低」不等於「分門分派」。一個團結的民族其國人也要有分高低的時候。就像美國。套用奧巴馬贏得總統大選後的一句講詞﹐他們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假如新鮮人那個講法正確﹐我們香港人﹐的確再不用再爭取普選﹔我們中國人﹐的確再不用努力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因為既然大家都是香港人﹐胡大牛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不都是一樣嗎﹖因為既然大家都是中國人﹐誰來做國家的領導都沒有關係罷﹖他們為何還要跑出來競選﹖我們為何要花時間啃他們的政綱﹖為何要花精神去衡量他們哪一個最能帶給香港好處﹖我們為何要在烈日當空下在票站外面排長龍等候投票﹖他們都是香港人嘛。都是為了香港好才出來競選特首。最後由誰來做﹐有什麼分別﹖為何硬要分個高低﹐決一個勝負﹖

胡大牛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真的是沒有分別嗎﹖那麼﹐余若薇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又有沒有分別﹖何解我堅持香港要做中國的龍頭大阿哥﹐要領導中國邁向世界﹐要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這就是答案。

在所有中國城市裡面﹐香港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要知道﹐唯有龍頭大哥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下面的人才會懂得哪個方向才是大家要大踏步向前走的方向。布殊在任八年﹐美國變得怎麼樣﹖

當然﹐我這個講法其實都放在一個假設上面。那就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比香港落後﹐都不如香港。

曾經﹐這不是一個假設。這是一個事實。可是﹐到了這個年頭﹐在回歸後第十一年﹐我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一個事實。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還成立。

去年年初﹐我曾在這兒寫道﹕「一些媚共的人﹐竟然借了回歸之名﹐脅持著中國大陸光靠平價市場冒起的氣勢﹐硬要把香港從龍頭大哥的位置上拉下來﹐好讓北京名正言順地當他的中國首都。他們老是說﹐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中華兒女洗掉歷史遺留下來的羞辱的大日子。他們把自己無限放大地﹐擺到了民族尊嚴的道德高地上面﹐利用一個祖籍上海的人﹐高壓逼使香港自動退位讓愚。情形竟然跟《天龍八部》裡面的竹子林叛變﹐有點相像。九七年前﹐我們是喬峰。九七年後﹐我們叫蕭峰。」

裡面講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悲哀。

休息兩天後﹐星期一回到公司﹐除了要繼續上星期未做完的工作外﹐也要為這個星期三個完全不同的會議做準備功夫。老闆早表明﹐週二那個跟郡政府的會議﹐她一點也不知道要談些什麼。因為我是唯一一個知道詳情的人。(那個會議倒是她召開的啊﹗)

不過﹐便是如此﹐還是完成上週五未完成的那些工作要緊。因為合約規定﹐這個星期三一定要給承建商發出那張「沙紙」。是不能遲。可是﹐我依然未收到地盤同事送來的資料﹐完全動彈不得。所以﹐當時鐘搭正九點﹐便立即跟地盤撥個電話﹐希望他們從速乖乖送來我要的東西。那張「沙紙」是要大老闆親自簽署的﹐而秘書說﹐大老闆可能只有星期一會在公司出現。

才放下電話﹐便想起另一個趕著要出街的報告。還有那幾封應答未答的信。

行外人以為工程師的工作便是計數。那是大錯特錯。除了畢業後頭兩年還有一些工程上的數要計算外﹐我想不到一個工程師還有什麼時候要做一些複雜的運算。便是要計算﹐也不過只是「加」和「減」﹐「乘」和「除」也很少用得著。那是向客人建議該發多少錢予承建商的時候。

寫信﹑寫報告才是工程師的首要工作。尤其是我們這些做顧問的。記得初畢業的時候﹐上司坦言﹐他的工作就是從早到晚寫信﹑寫報告。文字﹐方是工程師最熟悉的東西。不是數字。我早已忘掉學校裡所教的什麼結構﹑流體力學的方程式。畢竟﹐只知道在哪一本書找到便成。確切點說﹐是知道在哪兒找得到例子可以用來「抄考」便成。你給我一條方程式﹐我可能不知道裡面那些符號代表什麼。

正在給承建商回信的時候﹐老闆突然走了過來﹐有點興奮的道﹕「郡政府同意讓我們那兩個項目去馬。」我還未反應得過來﹐坐在身旁的C便急不及待說﹕「上星期的進度會議後﹐我還怕他們因為財政問題要我們暫停那兩個計劃。現在﹐總算可以舒一口氣。」

的確﹐可以舒一口氣。因為其中一個供水計劃是我負責的項目。從現在開始設計﹐明年年中招標﹐應該最快也要兩年後才完成。到時候﹐希望一切雨過天晴。大家都說﹐過了零九年﹐一切便會好。當然﹐那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不過﹐很明顯﹐現在大家的目標就是捱過明年才再作打算。

可是﹐話也得說回來。其實﹐我從來不覺得郡政府會要我們暫停那兩個計劃。雖然﹐在那個進度會議裡﹐他們的確說過要排一排手頭上所有水利工程項目的次序。(縱然愛爾蘭政府決定多放資源到水利工程上面。)在金融危機底下﹐急切的﹐當然排先﹐可以容後的﹐便要向下面擠。或者﹐那是我的英文太爛關係。我真的聽不出他們言外之音﹐是可能要暫停我們那兩個計劃。不過﹐既然同時參預會議的兩個愛爾蘭人都有點擔心﹐我也唯有擔心一份。

誠然﹐大家實在應該擔心的。報紙每天都在報導裁員的消息。在這人心徨徨之際﹐為了保住飯碗﹐我當然明白要努力尋找商機。(這是偉大的董建華教導的。)上星期﹐跟一個郡政府的官員傾電話﹐談到手頭上其中一個供水計劃裡面的一些新加工作。這一次﹐我聽得到他的口氣有點猶豫﹐似乎不希望多撥些金錢。於是﹐便立即發揮一下工程師最重要的一項技能 - 「吹水」。得上天保祐﹐最終是說服得了那位官員同意那些新加工作是必需的﹐不立即開始做不行。

給那位官員發了個電郵CONFIRM我們所談的一切後﹐我竟然想起了從前在孔少林在《信報》裡面的一篇文章。那是香港在談論開徵銷售稅的時候。他寫道﹕

「反對銷售稅的其中主要理由，是其行政費十分高，好比『水瓜打狗』；而且愈是加入減免機制以減輕對低下階層的影響，行政費比例就愈高。行政費對你和我是成本，但對會計師來說卻是龐大的新商機。會計師高唱香港有需要擴闊稅基，也就是希望政府有更多收稅機會，而每個收稅機會代表收稅者和交稅者都可能須要聘請會計師幫忙，他們作為中間人，必定得益。會計師唱好銷售稅的同時，有沒有可能主要是為自己的業界盤算？

同樣情況，在公平競爭立法討論上也出現。民生派議員贊成，商家派反對，表面上合情合理。但一些法律界人士打中立客觀的旗號支持立法，似乎沒有任何避嫌之意。外國經驗顯示，反壟斷法的官司往往一打經年，最終消費者有否得益成疑，但肯定控辯各方都養肥了不少律師；而且每個國家都往往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調查和處理投訴，於是又創造另一批肥缺。所以，政客和律師支持訂立公平競爭法，不管是否算是直接利益衝突，起碼有瓜田李下之嫌。

雖然我有不少當會計師和律師的好朋友，我也要奉勸各位：專業人士對政策的意見，未必一定適合你和我。本來賣花讚花香無可厚非，但香港人對專業人士向來特別尊敬，有時連獨立思考能力都會因而忘記。就算大家不相信我，也應聽聽林行止先生的意見：『收取費用的專業人士，不管是會計師、律師、經濟學家的原則相當具彈性，有時甚至待價而沽，零售批發都行。』」

前言﹕早陣子﹐有網友問道﹐何解我的留言老是英文。我回答說﹐方便關係。至於﹐那個「方便」是如何定義﹐我不打算解釋﹐有心人各自推敲好了。另外﹐也有人問道﹐何解我的文章老是沒有題目。我想﹐網友筆路那篇《限與不限》是提供了答案。

本來﹐曾打算破例給今天這篇命一個題﹐叫《給新鮮人》。只是﹐想深一層﹐這其實不是一篇只寫給他讀的文章。縱然﹐那是因為讀了他昨天的留言﹐一時興起而胡亂揮筆。所以﹐還是作罷。

不過﹐我也破例一次例 - 用了中文來回應別人的留言。(所以﹐晚了一點刊登。)

我從不相信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不過﹐許多人都以為﹐我是那個說法的信徒。別人有此錯覺﹐也許是因為在我那些荒誕的文字裡頭﹐老是散發著享受彼邦生活的情懷。有時候﹐甚至無意間流露了一點對香港生活的討厭。

我有這樣的想法都很正常罷﹖邏輯上﹐假如A和B是對立的﹐是可以互相替補的﹐喜歡A當然就表示不喜歡B。我愛現在的妻子﹐就表示我不愛我的前妻。我講的﹐就是同樣道理。

老實說﹐跟在香港的比較﹐我是喜歡在歐洲的生活多了。縱然﹐許多我愛的人和許多愛我的人﹐其實都還在香港。

或者﹐有人會立即問道﹕「在這樣的情形下﹐怎能會說喜歡﹖」

我的確一時答不上口。因為我自己也搞不清。不過﹐當讀畢《戰爭與和平》VOLUME II PART IV CHAPTER 1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那天晚上﹐坐在床上﹐讀著NIKOLAY ROSTOV在軍營收到母親來信﹐希望他立即返家時﹐我的心靈有點震撼。我在托爾詩泰的文字裡頭﹐找到了心裡頭那種喜歡彼邦生活的解釋。

ANTHONY BRIGGS是如此把NIKOLAY的想法翻譯成英文﹕

「Reading these letters, Nikolay felt dismayed that anyone should want to extricate him from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was living so quietly and comfortably, cut off from all the complexities of existence. He felt that sooner or later he might have to plunge back into that maelstrom of life, with all sorts of things going wrong and having to be put right, stewards' account, quarrels and intrigues, ties, society, to say nothing of Sonya's love and the promise he had made to her.」

我是如此觀看自己這幾年在都柏林的生活。這絕不是什麼媚外思想所能助燃的﹔這也不是什麼民族大義所能推翻的。因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私家感受。沒有我那個背景﹐沒有我遇到的人和事﹐或許不能輕易感受得到。不過﹐這的的確確就是我所謂「喜歡」的意思。追讀《戰爭與和平》﹐眾多人物裡面﹐我本來最愛PRINCE ANDREY。可是﹐當讀到NIKOLAY那段心情﹐我發覺我變了心。畢竟﹐我不是一個喜歡討厭自己的人。

也許﹐就是這種我自己方能完全領會的私人感覺﹐讓別人錯以為我是那些盲目相信外國月亮一定特別圓其中一員。我當然不用特別澄清。只是﹐碰巧讀到了那一段文字的同時﹐也遇上了新鮮人的留言﹐才無聊起來寫上這幾筆。

不過﹐我的確以為香港正在死亡。假如她繼續容許自己沉淪為中國其中一個沿海城市。

我當然認為香港正在死亡。否則﹐我也不會選擇離開。始終﹐我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碰上國難(我知道﹐香港談不上是一個國﹐可是﹐我想不到另一個詞語﹐唯有胡亂用上「國難」一詞)﹐我只是跟隨別人以往的智慧﹐選擇去做一個逃兵。

香港該是中國的龍頭大阿哥。是我們領導中國邁向世界﹐是我們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都應該是中國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主動跟我們靠攏﹐而不是我們低賤地向他們拋媚眼。我們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所有反方向的行為﹐都是退步的徵兆。回歸後的一切種種﹐就是那些土共所謂的「開倒車」。莫忘記﹐我們曾是中國接通世界的窗戶。我們應該在那個基礎下﹐不斷繼續向上爬﹐而不是無條件地放棄中國龍頭大哥的地位﹐甘願委身去做一個中國沿海城市。

一座城市眼白白讓一個又一個從前毫不起眼別的鄉村漁港爬過頭來﹐不是步向死亡是什麼﹖

當然﹐我得承認﹐這樣的看法有點謬誤。畢竟﹐那是隔空的指指點點。不過﹐也不失為現在主流香港人以外觀看香港的另一種看法。況且﹐許多時候﹐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至於﹐割讓香港那個課題。可能是我無知﹐我真的不曉得何解英國人當年會在云云眾多中國沿海城市裡相中香港﹖是哪一個英國人有如此「慧眼」﹖他們的根據又是什麼﹖在英國國會討論期間﹐要成為英國在遠東的一個殖民地﹐香港又有什麼對手呢﹖

對于這些歷史﹐我這個香港人真的很無知。是一概不曉。

也許﹐有人以為這沒有一點趣味。不過﹐我不以為然。因為這是香港歷史的開端。假如有人以為只要籠統地把這一切歸納為民族之恥﹐或殖民主義作祟這一類結論便成﹐那是太不尊敬香港這顆東方之珠了罷。

後記﹕也許﹐我真的是一概容易發怒的人。從我的文字也可輕易看到。否則﹐怎麼可能這麼多人在這個專欄裡留了一些衝著我而來的意見後﹐老是要在最後補加上一句「希望不會得罪閣下」之言。第一個是SNOWDROP﹐近來的有新鮮人。

我只想講一句﹕請不好把自己想像得如此厲害。能夠得罪我的人﹐不可能讀畢我的廢話後﹐還在留言箱裡寫下一篇比我的文章更長的文章。MR WAYNE ‘FAT ASS’ ROONEY不懂得中文﹐民建聯的人不懂得用真正中國白話文寫文章。

況且﹐正如SNOWDROP所言﹐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該明白什麼叫討論罷﹖

討論當然會有相反意見。假如連這些話也接受不了﹐怎樣去幹大事﹖

新鮮人﹐時候有點晚﹐過兩天找些時候﹐再談你的意見裡面今天一些我未有觸及的地方。請見諒。不過﹐你倒累我又錯過了一集DESPERATE HOUSEWIVES。

把時鐘撥回正常時間﹐也有大半個月。可是﹐我依然未能習慣四點鐘便天黑。尤其是週末的時候。老是以為已經很晚﹐望望手錶﹐原來還未過六點。週末休憩的時間好像縮短了許多。才一眨眼﹐便又要從倫敦返回都柏林。

倫敦﹐是一個永遠不會叫人生悶的地方。記得在英國曾讀過這樣的一句話﹕認為倫敦索然無味的人﹐對人生也必感到厭倦。無疑﹐那是有點英國人的傲慢。不過﹐也不是太過沒有道理。至少﹐每個人總能在這個英國首都﹐找到一件適合自己的娛樂。

我的確是這樣想的。直到現在﹐我依然是這樣想的。我承認﹐或者﹐那是因為我還未曾正式在倫敦定居。假如我在那個地方住下來﹐說不定我會覺得一切精彩都太過教人生厭。也許﹐那時候﹐我會希望歸於平淡。

可能﹐我遲遲不肯搬到倫敦去﹐就是不希望在心裡毀滅這一座一切都十分精彩的城市。畢竟﹐假如我做了一個倫敦人﹐我應該不會每個週末都上一趟劇院﹐我應該不會閒來無事便跑到TATE MODERN去。

我怕做這樣的一個倫敦人。一個不會每個週末都上一趟劇院﹐不會閒來無事便跑到TATE MODERN去的倫敦人。所以﹐我決定不去做一個倫敦人。暫時為止。

況且﹐我還未試過在大西洋的另一岸生活過。在眾多講英語的地方裡﹐紐約是另一座我嚮往的城市。理由﹐跟倫敦的很相似。其實﹐是相同。

在決定到英國首都定居前﹐我會讓自己在大蘋果生活一些時候。我要叫自己今生無悔。未嘗試過在紐約住上些時候﹐便貿然長居倫敦﹐是有點魯莽罷。雖然﹐我深知道﹐無論如何﹐我最終還是會選擇倫敦。因為我不希望辦理那些叫人煩厭的移民手續。(因為愛爾蘭是歐盟成員﹐在都柏林生活﹐算不上是移民。)

當然﹐對于我這個雙重國籍的人來說﹐返回香港定居也是一個選擇。不過﹐當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越來越像中國大陸裡面的城市﹐我便越來越不願意去想這一個選擇。我不希望太近去目擊香港之死。我希望我還能夠在心裡保存著對香港的美麗回憶。

那天﹐在諾丁山那間西班牙餐廳吃過中飯後﹐無所事事﹐便決定乘地鐵中央線到大英博物館走走。印象中﹐今年未有去過一趟。

到達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半。星期天關係﹐博物館六時關門。於是﹐唯有到附近的書店逛逛﹐打發等候上機的時間。當然﹐許多都已經落了閘休息。除了倫敦書評那一間店。

在近門口處﹐我找到了一本談論香港的書。作者該是一個香港人罷。姓曾﹐叫施第府。

我想起了我另一個希望在倫敦定居的原因。

因為我想研究何解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會要中國割讓香港出來。這是一個我很渴望研究的課題。

倫敦﹐該是一個很適合研究這個課題的地方罷。

早陣子﹐老友邀請到其劍橋的家作客。她提議吃火窩。既然主人家不怕麻煩﹐我們做客人的當然立即叫好。始終﹐在家吃火窩﹐最教人苦惱的地方﹐就是事後那些清洗功夫。幾個月前﹐我便是這個原因﹐拒絕了朋友提議到我都柏林的住所吃火窩﹐跟一位朋友慶祝生日。我算不上是一個好客的人。

老友說﹐也是時候重新教導她的英國男朋友打邊爐。她怕他忘記了「HOTPOT」是什麼。因為的確有一段時候沒有在家吃火窩。

聽到她講「HOTPOT」這個英文字﹐心生一念道﹕「我們倒不如吃『SHABU SHABU』﹖無論如何﹐我都是從倫敦上劍橋。我可以先到比卡地利廣場上的那間日本超級市場買點材料。」

我不喜歡「HOTPOT」這個字。太過英文了。不能顯出一點中國文化的精神。畢竟﹐火窩是中國飲食上的一種傳統。把它翻譯作「HOTPOT」﹐既失去了其中國傳統味道﹐外國人讀後也依然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當「蝦餃」﹑「燒賣」已經正式成為英文字後﹐我們實在不該叫火窩做「HOTPOT」。或者日文「SHABU SHABU」可以是一個選擇。當然﹐最好的一個，還是「DABINLOW」。

(在英國﹐「蝦餃」的確已經不再是SHRIMP DUMPLING，而是HARGOU﹔「燒賣」也再不是PORK DUMPLING，而是SHIUMAI。我猜﹐那是ALAN YAU的傑作。至少﹐在倫敦的英國人都曉得這些名字。因為那些名店如「客家樣」﹑「丘記茶苑」和「乒乓」都是這樣叫的。便是較為傳統的「皇朝」﹐也沒有例外。)

於是﹐那天上火車前﹐我買了日本火窩牛肉﹑日本火窩豬肉各兩排﹐和一包麵豉醬來做湯底。至於其他東西﹐則由老友在劍橋那間韓國人開的店購買。

從來﹐我都不會用豬肉做火窩材料。因為怕放在湯裡久久依然不熟。跟牛肉﹑羊肉不一樣﹐豬肉總是要多煮一點時候罷。印象中﹐到店子吃SHABU SHABU，也不曾試過吃豬肉。也該是這個原因。

日本牛肉當然好吃。這是意料之內的事情。因為切得極薄﹐只要輕輕在那熱湯裡帶過幾秒﹐便能放進口裡。雖說不上入口即溶(畢竟才七英鎊便有十片)﹐也教人回味無窮。

可是﹐整個晚上我最喜歡的﹐卻還是那些豬肉。想不到原來用豬肉做火窩材料﹐可以如此美味。或者﹐我該這樣說﹐這是我吃過最好味道的豬肉。我承認﹐這是有點大鄉里。不過﹐倒是實話。

因為是火窩材料﹐跟牛肉一樣﹐那些豬肉也是薄薄的一片﹐好使大家不用把它泡在熱湯裡過久﹐讓它變硬之餘﹐也失去了那些鮮肉的味道。跟牛肉不一樣﹐豬肉是不可能入口即溶﹐因為那是較為有質感的肉類。亦就是那質感﹐我喜歡上了用豬肉做火窩材料。

在這個CREDIT CRUNCH的日子﹐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因為那些日本火窩豬肉比牛肉便宜一半。一排十片﹐每排不過四英鎊。

重讀那些收錄在《傳奇》的作品後﹐張愛玲寫道﹕「我總認為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寫的﹐可惜被我寫壞了。」重讀自己昨天那篇不多於七百字的故事後﹐我也有同樣感覺。(當然﹐張愛玲的是自謙﹔我的﹐則是老實話。)難怪海明威說﹕「寫完稿我總是覺得空空蕩蕩又悲又喜彷彿剛做完愛，我斷定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到底有多好倒要等我第二天再讀一遍才知道。」我是一覺醒來再讀自己那篇超短篇﹐就曉得寫壞了。

故事本身我是很喜歡的。我也確實曾用心經營過一字一句。畢竟﹐一個不多於七百字的故事﹐遣詞造句方面更加要精彫細琢﹐不能浪費了字數。可惜﹐文字功力所限﹐不能好好寫出心裡所想的同時﹐也蹧蹋了整個「值得一寫的」故事。

心目中﹐我是希望細緻緊湊中帶點冰冷。套上張愛玲的另一句說話﹐是平淡而近自然。這當然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結果﹐我只是胡亂堆砌了三幕場景﹕跟死神面談之前﹑跟死神面談﹐和跟丈夫梅生爭辯該讓誰去犧牲來挽救女兒﹐中間連接上似乎出了一點問題。每次冷靜地重讀後﹐都想改動一下。豈料﹐不知不覺間﹐又墮進了自己想像裡頭﹐讓那故事本身的情感阻礙了自己的觀察﹐結果﹐老是改不了。

於是﹐也就這樣子刊登了﹐教大家發笑。

我常以為﹐「愛」這個主題不是是次派對關鍵的地方﹐那七百字數限制方是有趣之處。在這個到處都是廢話噪音的現代社會裡﹐我們的確要重新學懂珍惜一字一言。莫忘記﹐曾幾何時﹐中國語文是世界上最精簡的文字。那是中華文化在人類歷史裡最瑰麗的原因。

我不是準備否定「五四運動」。我同意﹐我們需要推行白話文。假如西方的民主自由社會是人類社會最進步的體制。唯有白話文﹐我們方能完全擺脫那三千年君主帝制的束綁。有著那沉重的歷史包袱﹐文言是不可能引領中華民族邁向那一個進步的目標。要民主﹐要自由﹐我們需要的﹐的確是那個跟西方文字有點類似的白話文。我不能想像人家那些清清楚楚的法律條文﹐如何能夠用我們那些一字多義的文言表達出來。

本來﹐推行白話文確實可以給我們的國家引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惜﹐內戰勝利後﹐吸取了民國政府失敗的教訓﹐中國共產黨把白話文推向另一極致。為了妨礙新思想在民間流通﹐以方便自己獨裁統治﹐共產黨把中國語文變成一種叫人一讀便大打呵欠的文字。裡面沙石充斥﹐廢話連篇。例如﹕「總書記指出，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在實踐中繼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而神聖的使命。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緊密結合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以人為本，實現科學發展、建構社會主義和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任務，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這是一個我喜歡舉的例子。自兩年前﹐每次談及中國大陸的中文水準﹐我便會抄上這段文字。可是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耐性讀畢整段引文。正中了共產黨的圈套。

白話文不是這樣子的。演講寫作﹐也不是鬥長篇﹑鬥多字數。「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該是改革中國語文教育的方向。可惜﹐回歸後﹐香港人這種見風使舵的動物﹐也開始趕上那個共產中國語文的行列。他們錯以為那是時興。有時候﹐我會想﹐中國共產黨禁止《色﹑戒》上演﹐不是因為戲裡面那些做愛鏡頭﹐乃是怕中國民眾會重新愛上張愛玲的作品﹐重新學過中國白話文。

這就是我命題限字數寫故事的原因。

或者﹐我也是多言了。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MICHELLE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二次相聚。主題定為「愛」。是廣泛的愛。參加者只能用上七百個中文字(包標點符號)﹐來寫一個關於「愛」的短篇故事。

從市場回來﹐便覺得一切都不對樣。果然﹐才放下籃子﹐管家盧媽便一臉愁容鑽進廚房。看她欲言又止﹐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終於帶走了宛兒﹖」我出奇冷靜地問。

盧媽搖頭淒涼地道﹕「小姐還在睡房......他......他希望先跟你面談......今晚......」她再講不下去﹐因為眼淚已經奪眶而出。我給她遞上手帕﹐安慰道﹕「這十年來﹐我們不就是等待這一天﹖」吩咐盧媽打點好籃子裡的祭品後﹐我便走出廚房﹐在梅生靈前裝了一柱香。

我停在女兒房外躊躇。正要推門入內﹐聽得裡面的呻吟仿彿比以往更悲淒﹐眼眶後便傳來一陣熱﹐我於是頭也不回直奔書房﹐靜候日落。

跟十年前一樣﹐死神依舊準時晚上九點到訪。我邀他到書房。我不希望盧媽聽見我們的對話。雖然她已經不是什麼外人。假如沒有盧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熬得過這十年。

「你是否跟丈夫有同樣決定﹖」才坐下﹐死神便開門見山地說﹕「你該記得﹐你還可以多活五年。」

我當然記得。就是這多餘的五年﹐梅生決定先放棄自己最後十年生命﹐來讓女兒多賺些年月﹐等候醫學進步﹐尋找得到治療那個病的方法。梅生說﹐病癒後﹐宛兒這個小女孩還需要母親親自教導。

我刻意再次墮進回憶的汪洋。完全不知道死神已經悄悄離開。

是盧媽把我帶回現實罷。我聽到她在我身後幽幽道﹕「他已經帶走了小姐。」

我望出窗。縱然是農曆十五﹐外面一片漆黑。

「夫人﹐恕我多言。我其實很明白。我亦曾做過母親。我也寧願看著自己女兒死﹐不願意看她活著處處受痛苦。」

比起沒有了女兒的母親﹐沒有母親的女孩苦更多。那天﹐梅生是這樣結束我們的爭辯。

(連標點﹐全文共六百四十四字。)

[按﹕報名參加派對的有﹐
筆路,
Michelle,
Mad Dog,
揚眉女子,
OUT OF TRACK 思 想 出 軌,
媽媽阿四,
小孜媽,
athrunz,
Zero,
芸,
Readandeat]

年初﹐到多倫多探親。在書房裡翻著舅父母的藏書﹐舅母便問道﹕「在彼邦生活的日子﹐是否有時候會突然很想讀中文書﹖」

離開香港的時候﹐我確實曾以為如此。不過﹐可能因為有朋友每星期不辭勞苦地給我送來陶傑和董橋刊在報上的文章﹐在都柏林的這兩年﹐我倒沒有突然很渴望讀一些中文書。住所裡那些中文書 - 或自己從香港返來時帶上身的﹐或朋友到訪時送贈的 - 縱然不過十本﹐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可能就只得兩本。搬到愛爾蘭生活﹐我方開始真正懂得英語世界裡的作家。因為這兒的報紙裡面有書評﹔因為這兒依然有許多舊書店。況且﹐我本來讀書就讀得不快﹐望著那一個又一個作家的名字﹐希望一讀的那些英語作品已經堆滿住所﹐哪還有空掛念中文書﹖

只是﹐可能實在很久未有翻過一本中文書﹐最近有意無意間在書架裡拿下那本張愛玲文選﹐竟然再次愛不釋手。說「再次愛不釋手」﹐遣詞用句方面明顯並不審慎。因為我是更喜歡這一個古怪的女人。重讀那幾篇談及在紐約﹑在紐英倫生活的文章和書信﹐我似乎有了新的體會。我甚至細細嘴嚼另外幾篇從前沒有興趣因而匆匆跳過的散文。明年二月回港﹐我要在家的書房多找幾本返來歐洲。

這一年﹐我越來越喜歡女作家的文字。從DAPHNE DU MAURIER到IRISH MURDOCH，再到DORIS LESSING。我真的不明白﹐何解以前在香港生活的時候可以這樣無知。那時候﹐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我竟然未讀過這三個英國女作家的作品。除了《REBECCA》。DAPHNE DU MAURIER這部名著﹐我是翻過頭幾章。我是喜歡那部小說的。只是﹐實在不記得什麼原因沒有讀完。該是英文太爛的緣故罷。(當然﹐現在也不是太好。要不﹐我讀書就不會讀得不快。)早陣子﹐董橋借別人的口說﹐未讀過《REBECCA》﹐算不得進過英國文學的堂奧。

我真的很喜歡那三位英國女作家。至於﹐最喜歡的是哪一位﹐真的不好說。也說不出來。或者﹐我是較喜歡DORIS LESSING。至少﹐在追讀《戰爭與和平》的時候﹐我還會抽點時間翻翻這位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那些短篇小說。不過﹐假如真的有最喜歡的一位﹐也就是多喜歡那些少。就只有那少許。

也許﹐是性別歧視。從前﹐除了張愛玲外﹐我並不喜歡讀女作家的文字。總覺得有點拖泥帶水之餘﹐情感太過顯露。(這也是我這個男生的毛病。)畢竟﹐細水方能長流。無疑﹐我偶然也會讀李碧華﹑亦舒和黃碧雲。不過﹐談得上真正喜歡的﹐就只有張愛玲。英語世界裡﹐更加沒有一位。可是﹐那是當時無知的關係﹐算不得。其他語文﹐則因為不曉得﹐不能說。

當讀過DAPHNE DU MAURIER、IRISH MURDOCH與DORIS LESSING的作品後﹐我發覺﹐只要夠冷靜﹐控制得了內心豐富的感情﹐女性作家的文字比起男性作家的文字更可讀。因為天生母性關係﹐她們的筆觸比較細膩。也就像張愛玲。很多時候﹐觀察力會受到內心情感阻礙﹐要細膩也細膩不成。

事有湊巧﹐在越來越喜歡女作家文字的一年﹐我竟然在十一月的時候﹐重新找回張愛玲﹐並且對她的文字有多一層的體會。算得上很美滿罷。

話也說回頭。在書架裡拿下那本張愛玲文選﹐皆因突然想起了她母親的一句話。十一月十五日「兩週一聚」我那個不多過七百字關於愛的故事﹐靈感便是來自那一句說話。(所以﹐故事人物名字都有點張愛玲﹖﹗那是民國風範罷。)

很期待大家的精彩故事。希望各自刊登後﹐能夠告知一聲﹐好能夠貼在此上連結﹐一起分享。因為這是一個派對。

那天﹐在收音機裡聽到一首歌。是JOHNNY LOGAN的名作。很喜歡裡面的歌詞。因為仿彿說穿了自己的心事。於是﹐便從互聯網下載了那首歌﹐在住所裡連夜不斷播放。

說來也有點奇怪。早陣子﹐此間麥當勞的廣告歌便是這一首。不過﹐每次在電視機看到那一個廣告﹐我倒說不出有什麼特別鍾意的地方。可是﹐那天在收音機聽到後﹐卻愛上了。

是那一天。一個我想我會記得的日子。是你的生辰。

自此每天都會播放至少一遍。越聽得多﹐便越喜歡﹐也就越聽得多﹐越來越喜歡。

聽著聽著﹐便很想把那些歌詞翻譯過來。

「不好閉上你的心 不好封鎖你的內心感受
繼續夢下去罷 不好怕夢境不真實
閉上眼睛 想像這兒再次只得我倆
請相信這刻光陰會長存

請撫摸我的身軀 就像以往一樣
我知道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夜
自此以後 陪在你身邊的 將要換作別人
所以 我們要替這最後一次
留下一個美好回憶

就立即緊抱我罷
不要哭 也不好多說一句
就只緊抱我好了
我會知道
縱然天各一方 我們其實依然一起
永遠相愛對方
還用說些什麼 再沒有字詞能夠表達得來

我們分開後 日子將或會變得好過
你的心將裝不下你的一滴眼淚
你離開以後 我多麼渴望能夠跟你講聲 我是如此想念你
我對你的愛將要一天一天的繼續下去

就立即緊抱我罷
不要哭 也不好多說一句
就只緊抱我好了
也請嘗試明白
我其實多麼希望 你最後能夠找到你所追尋的
或者 我已經不再在你左右
我其實依然深愛著你

就立即緊抱我罷
不要哭 也不好多說一句
就只緊抱我好了
我會知道
縱然我們天各一方 我們其實依然一起
永遠相愛對方
還用說些什麼 再沒有字詞能夠表達得來

我還能再說些什麼
我再找不到字詞來表達我內心的感受」

老是記得一位老友許多年前的一句說話。喜歡上一首歌﹐只因為她能夠觸動你的心靈。或是旋律﹑或是歌詞。或者﹐是歌手的聲音。

我想﹐我倒算能夠藉著翻譯這首歌的歌詞﹐講出了自己一些想講的說話。

或者﹐是我講出了我希望你心裡面想講的說話。

這首歌叫做《HOLD ME NOW》。

許多許多年前﹐丘世文在《一人觀眾》裡寫道﹕

「想起昔日學生時代﹐同學們大家委實也曾因作文這一課困擾非常。坦白說﹐印象中似乎就沒有誰正式教過我們作文的方法。從小學造句開始﹐接著就是中小的抒情文及記敘文的習作。通常是老師在黑版上些上幾個題目﹐諸如『我最難忘的人物』﹑『憶亡友』﹑『一個銅幣的自述』﹑『春日郊遊』等﹐雖說是任由我們選擇其中之一﹐然而字數卻老限著不能少于六百字。......

評判的結果是怎樣的呢﹖多年中小學的經驗總是﹐老師發還習作時半帶諷刺﹑半帶尖酸的語調說﹕你們一班裡有半數人作文字數不及規定的一半﹐其餘的一半無論寫抒情文﹑寫記敘文也好﹐怎可能大部份起句都是﹕『香港是一個小島﹐四面環海﹐水深港闊﹐恰是一個天然的商港』﹗」

那天﹐這位港大利馬竇堂宿生的結論是﹕「我們需要好好教導下一代作文之道。」

那當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丘世文已經撒手塵寰十載。不過﹐這位跟我父親同輩的人的中小學經驗﹐竟然跟我的有點相似。是香港語文教育沒有進步﹖還是因為太好所以不用改變﹖

畢竟﹐燦爛的生命總是短暫的。丘世文遺留下在人間的作品不是很多。這一篇談論作文課的﹐倒是印象最深刻。

的確﹐自小便沒有誰正式教過我們作文的方法。小學沒有。中學也沒有。仿彿那是與生俱來的能力。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開始學習作文﹐是畢業幾年後的事。

那年﹐因為「陶傑」這個名字的關係﹐我膽粗粗地跑到中文大學報讀碩士。我很希望上他的課。入學試的時候﹐學院要我們寫一篇短文﹐談談他們要取錄我的原因。在那雪白的答案紙上﹐我只寫上一句﹕「老實說﹐從任何一方面看﹐我也看不到你們有取錄我的原因。」結果﹐我成功以一個理科生的資格﹐入讀中文大學那個文科生的碩士課程。

我如願上到陶傑的課。也因此﹐終於有人正式教我作文。

當然﹐我的文筆依然不好。這麼晚才起步﹐好不到哪兒。不過﹐在陶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我的文章比以前的確有很大的進步。(可想而知﹐以前是如何的差。)老實講﹐少說我也算讀了二十多年書﹐上陶傑的課﹐是我唯一享受上課的時候。我會因為缺席一課而感到不快。從來﹐沒有一位老師的課﹑沒有一位教授的堂﹐會使我有如此感覺。

課堂裡﹐我最記得的是他這一句﹕「近來﹐大家都稱我做『才子』﹐似乎是都不曉得『才子』為何物。他們讚我寫得一手好文章﹐實在有點見笑。我寫的中文﹐只不過是最普通﹑最淺白的中文。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寫得出來的中文。假如『陶傑』就代表文筆好﹐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是『陶傑』。因為那些『好文筆』是一個中國人最起碼要做到的事。」

為了改善中國人的中文﹐他是不遺餘力的。記得他講過﹐只要寫作時遇上什麼問題﹐都可以給他一個電話談談。許多年後﹐有天讀了《黃金冒險號》﹐發現有些寫作問題﹐便給他發了一個短訊請教。他是不可能還記得曾有過我這一個學生。我只記下了他的電話﹐並沒有留給他我的電話。在短訊裡﹐我也沒有留下名字。豈料﹐收到那個短訊後﹐他竟然給我撥個電話來跟我討論。

我知道﹐越來越多人不喜歡他。甚至討厭他。我不打算替他講好說話。他也不會喜歡別人替他講好說話。讀了早前幾位網友的留言後﹐我不過想寫一寫我所認識的陶傑罷了。

因為讀書不多﹐所以寫起東西來老是詞不達意。往往花上了幾百個字﹐不單止未能確切地把心裡意思簡單地表達出來﹐甚至會讓人誤會了其他意思。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實早已有很多人談論過許多遍。只要我們多讀﹐不但能夠扼要地掌握到當中意思﹐更能輕易地在那鞏固根基上面建立起自己的想法。

我的問題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我的問題是﹐我的想法沒有一個鞏固的根基。

搬到歐洲生活後﹐因為每天都讀《泰晤士報》﹐也勤跑劇院和舊書店﹐眼光是擴大了﹐亦認識了許多以前未曾碰見過的想法。自己的思想的確受著很大的衝擊。在這樣的環境底下﹐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不是難事。正如黑格爾所言﹐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正理。辨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面﹔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面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

可是﹐因為小時候懶惰﹐不勤讀書﹐只甘心做一部考試機器﹐弄得自己底子不好﹐於是﹐現在所產生的正﹑反﹑合﹐其實都建基於一個毫不牢固的地基上面。也就由於都建築在那不甚牢固的地基上面﹐所以我不能夠簡單清楚地講得到自己的想法。

想起這樣的事﹐因為近來讀了英國當代作家魯詩迪一段關於SAMUEL BECKETT的文字。魯詩迪就是那位因為《撒旦的詩篇》而遭穆斯林下格殺令的作家。

早陣子﹐我在這裡談過串字問題。我寫道﹕

「早知道﹐很多英語世界裡面的人串字都有點困難。......那是母語的問題。就正如我們中國人的錯別字。就正因為那是自己的母語﹐我們寫作的時候﹐都會很容易給那些字的發音矇騙﹐寫了別字﹐或串錯了字。所以﹐那些語文教育學者常言的『我手寫我口』﹐其實不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有些事情﹐總是要跳出框框﹐冷靜地從外面觀看﹐方能避免很多錯誤。寫文章是其中一件。

因此﹐在這方面﹐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是幸福的。他們講的是粵語﹐寫的卻是英文和白話文。因為都要先在腦袋裡把句子重組過來才能下筆﹐所以能夠避免很多別字﹐很少會串錯字。」

只是讀著魯詩迪那段文字﹐我不禁大叫一聲﹐那其實是我想講的話。他是這樣寫SAMUEL BECKETT﹕

「A man speaking English beautifully chooses to speak in French, which he speaks with greater difficulty, so that he is obliged to choose his words carefully, forced to give up fluency and to find the hard words that come with difficulty, and then after all that finding he puts it all back into English, a new English containing all the difficulty of the French, of the coining of thought in a second language, a new English with the power to change English forever.」

同時候﹐也想起了丘世文的一段說話﹕

「未來世界全球化的發展﹐雙語乃至多語並用勢將成為尋常慣見得現象。在這方面香港這國際城市無疑是有著示範實驗的作用﹐很值得不囿於一時文化偏見的人予以應有的了解和認識。」那是丘世文在香港回歸前一年講的話。

我知道﹐我要繼續多讀書。只希望未為晚也。

九七後﹐每年香港人最應該要到英國的日子﹐該是十一月初。因為這是紅色小罌粟花盛放的時候。

這是我最喜歡英國的時候。這也是英國人最教我驕傲的時候。

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前的星期天﹐就是英國的國殤日。學校社團都會在幾星期前開始公開售賣紙製的紅色小罌粟花﹐供人佩帶襟前﹐紀念兩次大戰為英國捐軀成仁的將士。此禮近百年傳統﹐人人自覺﹐歷久不衰。

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陶傑對英國的國殤日有這樣的描寫﹕

「國殤日的清晨﹐倫敦唐寧街外的白廳大街必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由皇太后與英女皇率領首相﹑各大反對黨領袖﹑國會議員﹑內閣﹑文武百官等在大街上的國殤碑前敬獻花圈。兩次大戰殘存的一眾老兵也從全國各地趕來倫敦﹐穿上最莊嚴貴重的服飾﹐以上賓的身份一同出席。是日的紀念隊伍一概無分等級﹐在肅殺灰沉的秋景裡敬悼先烈﹐場面動人。

當日的紅花如海﹐成為最生動鮮明的一節歷史課。沒有人在那天嘶叫什麼愛國口號﹐各報也沒有發表鋪天蓋地清算德國歷史的民族主義砲彈鴻文﹐但沉重的愛國情操﹐對逝者懷念﹐一切盡在不言中。」

記得以前﹐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一到了這個時候﹐學生﹑老人在街上售賣的﹐也再不是那些貼紙般的所謂「旗」﹐而是那些紙製的紅色小罌粟花。不過﹐回歸後﹐這一切都不復見了。因為在這個小家子氣的所謂國際社會裡﹐什麼都要政治正確。始終﹐那些紅色小罌粟花﹐是為了紀念兩次大戰為英國捐軀的將士。當宗主國變做了共產黨的中國大陸後﹐這些前殖民地的習俗﹐自然要給遺忘。

可是﹐在這個我搬到歐洲生活後的第三個十一月﹐我依然未能弄清楚﹐何解在那個曾被日本侵犯的前英國殖民地﹐紀念兩次大戰為英國捐軀成仁的將士﹐是政治不正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進犯香港。此後兩星期﹐一個加拿大兵團在黃泥涌寡不敵眾﹐全體殉難。還有那些踞喀兵。他們與香港人都無親無故。雖為僱傭﹐亦為保衛香港人而犧牲。我們敬重的﹐都該是那些盡忠職守﹐甘願犧牲自己生命﹐以保衛香港這個小島的人。難道在這大前提下﹐還要設下一個迂腐且無聊的國籍關卡嗎﹖難道跟日寇血戰到底而陣亡的英國人﹐都不值得我們香港人一拜嗎﹖

在宗主國變做了中國的時候﹐維持英國國殤日的傳統﹐在襟前那些紙製的紅色小罌粟花﹐以表示對這些為港捐軀的勇士的敬意﹐實無不妥。香港特首更應該如以前的港督一樣﹐在十一月十一日前的星期天﹐連同駐港解放軍司令﹐在皇后像廣場外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代表全港市民向那些無名英雄﹐那些真真正正保護香港的人致敬。

假如這個星期天你未能跟我一起在倫敦紀念那些英勇的將士﹐假如這個週末你未能在香港街頭找到一顆紅色小罌粟花﹐我希望當你在電視機前收看英國超級聯賽直播的時候﹐會想起我這篇文章﹐望著英國人襟前的那朵紅色小罌粟花﹐默哀一分鐘。

當然你甚至可以捐出些少金錢﹐改善那些曾英勇地保衛香港的踞喀兵退役後的生活。那個組織叫THE GURKHA WELFARE TRUST。在英國的慈善團體註冊號碼為1103669。詳情可到www.gwt.org.uk查看。

假如因為近來全球經濟問題不能捐出一些﹐也希望你會到www.gurkhajustice.org.uk簽一個名字﹐給英國政府壓力﹐從速聽從高院判決﹐立即更改法例﹐使所有在香港回歸前退役的踞喀兵都得到居英權﹐享有所有英國人都能夠享有的福利。

他們曾甘願犧牲自己生命﹐以保衛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難道現在我們香港人為他們多做一些事情也不能﹖

[按﹕到倫敦渡國殤日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一日(香港時間)再續。]

朋友提議看一場芭蕾舞。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她是立陶宛人。可能因為自小受到俄羅斯影響﹐十分喜歡芭蕾舞。可是﹐由於從來對舞蹈﹐我都沒有多大興趣﹐所以推掉了。

我是一個怪人。我不相信身體語言。正如我不相信圖像一樣。除了那兩天談及弈棋外﹐這個專欄裡面沒有刊登過一幅圖片。

我以為﹐唯有文字和語言﹐方能把情感好好的表達出來。因為唯有文字和語言才可以既實實在在的描寫一樣東西﹐又容許人有著無限的想像。

無疑﹐身體語言和圖像都能夠讓觀眾有更大的自由想像空間。不過﹐這個自由度實在太大了。大得不靠得住來徹底地表達一下情感。因為這種表達方式實在太過依賴觀眾的想像力。然而﹐每個人的想像力都不一樣。於是﹐創作者和表演者所希望表達的情感﹐往往未能無誤地傳達到觀眾心裡。

這是我所講的虛幻的意思。

這就是我不喜歡欣賞舞蹈的原因。我不希望感受不到創作者和表演者想表達的情感。也不希望錯誤地解釋了創作者和表演者想表達的情感。

畢竟﹐我還是一部考試機器。

在社會打滾了這許多個年頭﹐我當然明白到世界上沒有什麼標準答案這一回事。就只有合理的答案。一切只要言之成理﹐有根有據﹐便可以是問題的答案。縱然曉得這個道理﹐在內心深處﹐我依然不經意地會為每事每物尋找一個標準答案。

從小便受著如此訓練﹐根本是不可能改得掉。找尋標準答案已經成為一個面對問題時的自然反應。

也許﹐香港社會老是不能發展藝術﹐跟那個製造考試機器的教育制度實在有莫大關連。

藝術創作和欣賞﹐本身就是尋找「美」的過程。何謂是「美」﹖人言人殊。

假如這個世界有一種標準的美﹐我們人類可能會少一點紛爭。不過﹐在一個沒有紛爭的社會生活﹐不是太過恐怖了嗎﹖我其實同意黑格爾的那一個理論。他說﹕「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正理。辨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面﹔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面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沒有紛爭﹐就因為沒有矛盾﹐於是也就沒有進步。生活在一個不會進步的社會﹐不是很恐怖嗎﹖

就因為這個世界裡面沒有一種所謂標準的美﹐所以﹐習慣尋找標準答案的香港學生﹐從來都沒有辦法欣賞藝術﹐以至創作藝術。藝術不能在香港發展﹐實在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也於是﹐要在香港這個文化沙漠裡面發展藝術﹐首先要著重的﹐就該是文學和戲劇。因為在文學和戲劇的世界裡面找尋「美」﹐是不用過份利用一己的想像力。這較容易得到那些一個又一個的考試機器接受。

早陣子﹐如常逛書店﹐百無聊賴下﹐隨手從新書推介那個書架裡拿來一本書翻翻。無意中在扉頁﹐讀到這樣的一句說話﹕「那條黃金定律依然是﹐幫助我們所愛的人去逃避我們自己。」(The golden rule is to help those we love to escape from us.)

那是一本什麼書﹐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作者是誰﹖當然也不記得。只不過﹐那一句話卻深深地烙在心坎裡。直到現在﹐依然忘不掉。

自小受訓練的緣故﹐我這件考試機器的記性其實不弱。可是﹐年紀越大﹐記性是開始變差。近年來﹐我漸漸發覺自己不是太容易去記得一些事情細節。於是﹐為免自己因為老是記不牢事情細節而不開心﹐我決定只去記著事情的大概好了。空白部份﹐就讓自己自由想像發揮。自此﹐世界變得更加美麗。

不過﹐話得說回頭﹐早已牢記在心裡的一事一物﹐卻無論如何都沒法子去忘掉。或者﹐就如別人所言﹐有些事情﹐我們是一輩子都不會忘掉的。

就像那一句話。

就像你。那一個我愛的人。

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讀到了那一句話。只知道是早陣子。早到什麼時候呢﹖是在我幫助你去逃避了我之前﹐還是之後﹖究竟是我去替那個所謂黃金定律做了一個活生生的驗證﹐還是我找到了那個黃金定律來解釋你的反應﹖

實在記不起。亦不知道。

只是﹐那又什麼分別﹖

從來﹐你都不喜歡給我一個答案。

也許﹐我應該堅持要有一個答案﹖也許﹐我應該再多問你一次﹖也許。也許。

幾年前﹐在回家路上﹐我不是再多問了你一次嗎﹖我不是說請你好歹也給我一個答案嗎﹖ 我記得﹐你的回答竟然是﹕「我不想在這個時候談這個話題。」我沒有想過這可以是我的問題的答案。於是﹐我呆了。一時腦袋轉不了﹐口亦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望著你頭也不回﹐匆匆地奔進電梯裡去。

那一夜﹐我沒有給你一個電話。整夜無眠後﹐我決定以後不再在你面前﹐談論那個你不想在那個時候談論的話題。我無謂如此自討沒趣。況且﹐從別人口中﹐我也知道了假如你希望談論那個話題時的答案。

「我不想在這個時候談這個話題。」

我明白的。歷史不過在重覆著。

我有點不明白的是﹐何解我老是會在你不想談論那個話題時首先開口談論那個話題﹖

[按﹕到英國盧頓公幹參觀關係﹐此欄暫停一天。六日(香港時間)再續。]

那是七月的時候。

朋友老是問杜塞爾多夫和科隆有什麼特別一遊的地方﹐我總是答不上口。於是﹐後來﹐當有人問及我八月初那個銀行假期的安排後﹐我只是回答「萊因河」﹐隻字不提那兩個位於河流中游位置的城市。似乎﹐這樣的答案比較使人滿意。畢竟﹐在此間﹐大家對旅行別有一番看法﹕我們都應該多接觸鄉郊和大自然。假如要到別的城市去﹐除了那幾個世人皆曉的大都會﹐其他的都不應該浪費時間。始終﹐生命有限。

在歐洲生活也超過兩年﹐我開始明白這樣的想法。我也越來越同意這一番對旅行的獨特見解。當平常日子已經擺脫不了商業社會的種種﹐我們應該實在好好珍惜放假的時候﹐讓自己整個身體完完全全地跟久違了的大自然接通。我們的生活的確需要這樣的一種平衡。

我們不斷地讓都市向外發展﹐不斷低賤地用大片大片鄉郊土地﹐來換取那些所謂的社會繁榮發展。仿彿我們人類最終追求的﹐就是完完全全跟大自然脫軌。

正如海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裡所言﹐歷史只是不斷地在世界不同角落裡重複著。當西方社會終於夢醒﹐重新發現鄉郊大自然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那些發展中的國家就依然努力地擺脫鄉村在生活裡的角色。他們仍然以為﹐那是落後的象徵。

無疑﹐他們總會有醒來的一天。就像我也醒了過來一樣。

不過﹐那一次到德國旅行﹐我依然選擇了兩個城市。縱然﹐我深知道﹐人們到萊因河渡假﹐就是到沿河那些小村莊﹐休閒地生息﹐好讓自己在短短的假期裡﹐重新認得到自己跟大地連繫著的根。

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不希望獨自去尋找自己的根。要找回自己跟大地聯繫上的根﹐就是要讓我跟你一起去找尋我們共有的那一條根。

於是﹐便是來回科隆和杜塞爾多夫﹐我也選擇了乘火車。沒有跳上那些在萊因河行走的小汽船。

始終﹐有些事情是要我們一起去做的。

於是﹐我便在杜塞爾多夫的小運河畔﹐寫下了這一篇短短的文章﹐記錄了此時此刻的所想外﹐也很想告訴你﹐在德國的短短兩個夜晚﹐我都夢見了你。

都是醒過來後﹐方知道原來只是場夢。

原來﹐跟你一起的時光﹐縱然是在虛幻的夢境裡面﹐也如此真實。

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和你這一隻以外地遺留在香港的蝴蝶﹐一起把臂漫游歐洲﹐幹著我們應該一起去做的事。

像去尋找我們共有的那一條跟大地相連著的根。

那天下班後﹐在酒館裡﹐跟施第奮談到語文。他呷著啤酒﹐有點概嘆地說﹕「要通曉三種語文﹐的確不容易。在此間生活了接近兩年﹐英文還是沒有多大進步。」

那是自謙的話。他是法國人。畢業後﹐曾在塞維爾﹑馬德里住過一段日子。因為西班牙女朋友考到獎學金來愛爾蘭讀書﹐便一起搬到這個島國生活。我當然不會懷疑他的法文。也不會懷疑他的西班牙文。從來﹐跟別國女子調情﹐都是外文的終極考試。無疑﹐施第奮講的英文總是帶著濃濃的法國口音。不過﹐就正如一位愛爾蘭女生所言﹐那些鄉音反而把英語提昇上一個更性感的層次。早前﹐陶傑寫道﹕「英語口音，不必追求純正，因為英文早已是世界語言，帶有津巴布韋、斯里蘭卡、印度西部的果雅口音，反而令英語帝國的版圖多姿多采。」那是同樣道理。

我當然知道通曉三種語文是如何困難。自小學起﹐學過的語文倒有五種。不過﹐算做沒有障礙能夠用上來跟別人溝通的﹐還是只得中文和英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因為太晚才起步﹐早已忘掉得一乾二淨。至於法文﹐倒還能認得一些生字﹐懂得數數字。聽過我從一數到二十後﹐施第奮取笑道﹕「你的發音很準確。尤其是那些『R』音。你其實不需要上什麼課﹐你需要的是一位法國女朋友。」他頓了一頓﹐喝了一口啤酒後繼續說﹕「你有所不知﹐那的確是學外文的最佳良方。認識了L後﹐法文變成了我的第二語言。」L是施第奮女朋友的名字。

我敲了敲他的酒杯﹐笑著回應道﹕「那麼﹐你該是時候搭上一位操英語的女生。」

豈料﹐這位法國男生竟然一臉滿意地點著頭說﹕「為了學好英文﹐我的確要開始留意一下身邊有什麼喜歡我的愛爾蘭女生。」他不顧女友在旁﹐多翻顧盼在週邊來來往往的那些漂亮女生。

聽得這話﹐我想起了《泰晤士河畔》一書裡面那幾篇文章。

在那部成名作裡﹐陶傑經常暗嘆﹐沒有幾多個香港留學生夠膽泡洋妞。他寫道﹕「由於英語未精﹐外型不濟﹐泡洋妞欠缺本事﹐只好向香港女生中挑選性伴﹐下課後大被同眠。......年輕人本應心靈開放﹐留學是與外國青年加強了解的好機會﹐一生與鬼妹至少發生一次感情﹐是增進文化交流的合法途經之一﹐......但今天的香港留學生﹐礙於香港本位意識﹐在這方面卻保守出奇﹐最主要的原因是與鬼妹缺乏共同興趣。」

這些文字﹐表面上跟施第奮的說話很不相同。仿彿那是中西文化差異的地方。西方人碰上難題會勇敢面對解決﹐中國人碰上難題就會另找辦法解決﹔西方人會去面對面克服困難﹐中國人就避重就輕地去克服困難。

不過﹐只要想深一層﹐其實兩者講的是兩個不能比較的事情。一個是因﹐另一個是因和果。一個是因為語言問題﹐所以要泡一個操英語的洋妞﹔一個則是因為語言問題﹐所以不能泡一個操英語的洋妞。兩者其實都有泡一個操英語的洋妞的願望。施第奮的說話﹐就止于慾望上面﹔陶傑的﹐則更深一層地講到結果﹕就是泡不上。

當然﹐看著施第奮和他的女友﹐在因果關係上面來討論﹐陶傑的說話似乎有點不大正確。

原來﹐一切又回到中西文化差異這個關節裡頭。

早兩天﹐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在這個有點虛幻的互聯網上﹐開了一個有點不平凡的派對。(的確﹐發起人米雪兒是用「派對」來稱呼這個活動。)派對名字叫「兩週一聚」。顧名思義﹐這將會是一個每兩星期舉行一次的活動。我是其中一位參加者。

或許﹐大家有點意外。畢竟﹐我不是什麼派對動物。對互聯網上的什麼聯誼交友活動﹐如﹕MSN、FACEBOOK等﹐完全沒有興趣。早前﹐有老友竟然以交換秘密作條件﹐來要脅我加入FACEBOOK的行列。我當然沒有就範。我上網﹐不過是為了電郵﹑專欄﹑購買機票和門票﹐以及愛華頓。無疑﹐我不是一個跟得上時代步伐的人。不過﹐何解我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參加了那一個互聯網上的派對﹐皆因那其實是一個寫文章的活動。大家決定在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起在其專欄裡寫同一個題目。就是如此簡單。我想不到一個不去參加的理由 - 這就是我參加的理由。

參加這個派對是不需要預先報名的。只需在那些指定日子裡﹐按著那個指定題目來寫自己的專欄便成。當然﹐為了跟其他參加派對的人交流一下﹐或者也讓其他參加派對的人欣賞得到自己的作品﹐參加者不妨跟發起人發個訊息﹐好讓她能夠在「派對會場」貼上你那個專欄的名字。

不過﹐假如希望能夠下一次活動時命題﹐就請及早報名。因為只有最先報名的那一位﹐方可以得到那個權利。

在「兩週一聚」的首個聚會裡﹐我其實不是第一個報名參加的人。我也沒有打算為第二次派對名題。只是﹐當收到米雪兒通告﹐知道首位報名的決定放棄這個權利後﹐我想﹐我這個第二位報名參加的人﹐是應該嘗試一下去為第二次聚會﹐定一個有趣的題目。因為首個派對《我有一部時光機》﹐確實有點成功。

可是﹐就因為如此﹐我感到有點壓力。我開始明白﹐為何讀書時候的作文題目老是千篇一律。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顧及自己﹐更要顧及其他人。

於是﹐我想起了《泰晤士報》。因為開始知道許多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的專欄﹐都是從讀與吃在這裡留言開始。

夏天的時候﹐那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舉辦了一個徵文比賽﹐要求參加者最多只能用三百字﹐以「愛」來做主題﹐寫一個短篇故事。為了吸引讀者參加﹐也為了給讀者一些靈感﹐報社便邀請了英語世界裡的六位暢銷小說作家﹐按著所定下的那個標準﹐來個示範。

那天﹐我把麥科恩(MATT THORNE)的那個故事﹐用中文翻譯了出來﹐在這裡刊登。因為六個當中﹐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故事是這樣的﹕

「在床上重新轉換位置的時候﹐CHRIS看到了我手臂上的紅斑。他有點關心地問﹕『這是什麼由來﹖』我搓一搓手臂﹐回答道﹕『都是寶寶的腳印。每天晚上﹐他就平放地睡在我和JOHNNY中間。有時候﹐這些紅斑就是整天都散不去。』

聽到了這個答案﹐我知道﹐CHRIS是有點氣憤。那不是因為我提及了我的丈夫﹔那是因為我再次在他面前談到我的孩子。雖然已近三歲﹐我依然喚他作寶寶。不過﹐也就是CHRIS這樣的反應﹐我明白﹐我們這段關係是不能長久。我不會拋低JOHNNY﹐然後跟他一起生活。和其他沒有孩子的人一樣﹐他就是不曉得﹐他的競爭對手並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的兒子。他們都不能完全理解什麼叫做愛。

我知道﹐便是我如何解釋﹐他都不會明白﹐孩子給我的擁抱﹐比起JOHNNY給我的任何一次擁抱﹐都更能讓我感受到愛。因為那就像我的初戀。我也知道﹐無論我怎樣講﹐他亦不會明白﹐我是如何享受跟我的孩子一起渡過的每個黃昏。看著他吃著我弄給他吃的食物﹐望著他欣賞著那些影碟﹐然後轉過頭跟我說﹕『我很喜歡這一張。』我都會立即忘掉生活上一切煩惱。我以為﹐跟與JOHNNY﹐或與CHRIS一起比較﹐我更喜歡和我的兒子單獨相處。因為只有在那一刻﹐我方能真正感受到真正的愛。那是我身邊所有成年男人都不能帶給我的。

當然﹐我清楚曉得﹐那也不是長久的。因為它不能長久。慢慢地﹐我的孩子會學懂不喜歡我﹔然後﹐討厭我﹔直至忘記我。不過﹐便是如此﹐我也深信﹐這比CHRIS能夠帶給我的﹐都來得重要。所以﹐就是這個原因﹐我只能喜歡他﹐同時候﹐也開始後悔搭上了他。我們根本沒有將來。」

我決定傚法《泰晤士報》﹐把「兩週一聚」第二次派對的主題定為「愛」。是廣泛的愛。參加者只能用上七百個中文字(包標點符號)﹐來寫一個關於「愛」的短篇故事。(曾想過也只用三百個字﹐來把那個少過三百個英文字的故事翻譯過來。不過﹐單就中國白話文和英文兩種語文根本上的分別﹐我以為﹐這是有點不可能。我用上了近七百個字。故此﹐我定字數為七百。)假如用英文行文﹐我想﹐三百字為限是一個有趣的條件。至於﹐法文以及其他語文﹐因為不曉得﹐所以不敢說。

希望這不是只有我自己才覺得有趣的題目。

[按﹕就讓我來做第二次派對的HOST罷。要報名的﹐請在這個專欄裡留言。也因為既然我是第二次派對的HOST﹐時間當然指愛爾蘭的時間。那是愛爾蘭的十一月十五日啊﹗多謝支持。]

(續前文)

......

我一邊吃著那雙太陽煎蛋﹐一邊想起了我們的女兒。這是她最喜歡的早餐。似乎﹐伊也同時候想起了我們那個獨生女。她忽然放下手上的《泰晤士報》﹐呷一口茶道﹕「吃罷早餐後﹐我們不如到未來走一趟。」自醫生斷定有了身孕後﹐伊便再沒有自己的未來。她的未來變成了女兒的未來。她放棄了如日方中的事業﹐一心一意留在家裡養大那一塊跟自己相連在一起十個月的腹中肉。我想﹐這是為人父親和為人母親的分別。亦自那天起﹐我們正正式式可以用心靈溝通。於是﹐我們便決定為我們的同居生活﹐補辦上一張證書。

收拾好早餐的一切後﹐我們按著女兒的歲數﹐胡亂選了一個前去探索的日子。畢竟﹐未來就是未知。對於未知的事情﹐不大膽地加上些假設﹐我們永遠沒法子向前走上一步。只是﹐卻萬萬想不到﹐我們竟然到了女兒成為英國第一位黃皮膚﹑黑頭髮的首相的那一天。當見過英皇佐治七世後 -《經濟學人》果然猜中查理詩王子登基後﹐不會用上查理詩三世。畢竟﹐在英國歷史裡﹐叫查理詩的皇帝都不是好人 - 在到唐寧街十號途中﹐女兒給我和伊撥了個電話。她用純正粵語道﹕「或許﹐我終於可以做著一些從前沒有一個中華民族成員可以來改變中國的事。為了英國的未來﹐為了世界的未來﹐我一定要推翻那一個獨裁的政權。」

晚上﹐女兒從牛津回來探望我們。伊便燒了許多她喜歡的菜。因為功課忙碌﹐女兒已經一段時候沒有回來倫敦。她一邊吃﹐一邊問道﹕「你倆好像有些很興奮的事情隱瞞著我。」我和伊都只回答道﹕「有些事情過早知道了﹐反而不好。」我們再沒有多說什麼﹐女兒也再沒有問下去。她倒很清楚父母的性格。

自此﹐我和伊每天都用一次那部時光機﹐或回到過去每一個紀念日﹐或超越時空去探索一下未知。我們的生活有了點改變。至少﹐我們仿彿變得很年輕。

從來﹐我們都不去占卜問卦。便是在年少的時候﹐望著那茫茫前路﹐不知道所向的時候﹐我和伊也沒有試過一次。因為知道得比上天要我們知道的多﹐不是一件賞心樂事。不過﹐在科技進步下﹐我和伊也最終竟然走上了自有歷史以來﹐人類便不斷努力嘗試去走的路。

有一次﹐我們選了一個其實不是很長久以後的日子。可是無論我們如何拼命去想﹐如何用力按著那一個鈕﹐我們始終到達不了我們想去的未來。也許﹐是那部時光機壞了。那是我們最初的想法。也是我們最希望的想法。不過﹐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不去記起說明書裡的那句說話﹕「縱然能夠穿梭時空﹐用者只能到達自己在世的時候。」心頭一陣寒氣不其然襲來。果然﹐有些事情﹐過早知道了﹐反而不好。

那天晚上﹐我和伊都沒有說上一句話。靜靜地讀書﹐靜靜地聽音樂﹐靜靜地睡覺。這是伊買了那部時光機回來後的首次。

從此以後﹐我們也不再樂此不疲地把玩那部新產品。偶然無聊底下﹐才會跑去重溫一些往昔快樂片段﹐幫助一下記憶開始有點衰退的腦袋。

有天﹐我和伊各另有想法。結果﹐雖然我們是一起按下那一個鈕﹐可是﹐我還是獨自一人跑到了我們首次吵架的夜晚。無疑﹐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熟悉﹐都曾經歷過﹔不過﹐沒有了伊在身旁﹐一切又仿彿很陌生。望著那些過去片段﹐我記起了那次我如何傷了伊的心。我不想再多留片刻。我要立即返到現實﹐跟伊講聲「我愛你」。可是﹐沒有了伊﹐我竟然記不起返回現實世界的方法。我很害怕。我怕從此要獨自遺失在這個時光交錯的影像隧道裡頭。我拼命的想﹐我拼命的找。也許﹐伊就在不遠處。只是﹐無論多努力﹐依然一無所獲。

我有點沮喪。突然﹐聽到了伊的一聲大喊﹐我便醒了過來。在床上坐起身﹐全身冒著汗。我也感到伊那顫抖的身軀。我把她抱入懷。她竟然全身冰冷。她柔柔地道﹕「我發了一場可怕的夢。一場不像夢的夢。我們忽然有了一部時光機﹐可以一起穿梭時空﹐回到過去﹐到達未來。可是﹐在那條時光隨道裡﹐我卻忽然失去了你。沒有了你在旁﹐我回不到現在。我很怕。」

我頓了一頓。然後﹐把伊抱得更緊。我一邊聞著她那頭如絲一樣的長髮的香氣﹐一邊輕聲地說﹕「不好怕。我們不需要什麼時光機。我們不需要回到過去﹐也不需要穿越未來。因為最重要的﹐還是現在這一刻有你伴著我﹐有我伴著你。」

後記﹕此故事乃為參加「兩週一聚」派對而寫。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首個派對的題目為《我有一部時光機》。可是﹐由於未搞清楚時間關係﹐我決定在香港的三十日登故事的上半部﹐在愛爾蘭的三十日登故事的下半部。其餘參加派對的人有﹕師奶筆記 ; 無限思語 ; 無書不歡，無食不樂 ; ANYWAY ; Fresh Coffee Shop ; Blah Blah Blah

另外﹐下次「兩週一聚」的題目將會明天在此公佈﹐多謝留意。

前言﹕參加了網友「兩週一聚」的活動。每月十五日﹑三十日﹐我們這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假如按香港時間計算﹐今天該是這個派對(發起人MICHELLE是這樣稱呼的)首次舉行的日子。題目為《我有一部時光機》。為了慶祝這個歷史時刻﹐我竟然見笑地寫了一個短篇故事。可是﹐由於未搞清楚時間關係﹐我決定在香港的三十日先登上半部﹐在愛爾蘭的三十日再登下半部。

晚飯後﹐我如常像大爺般躺在書房的長沙發上﹐一邊呷著白蘭地﹐一邊讀書。我在讀阿西莫夫的《機械人》。伊洗過碗後﹐也靜悄悄的鑽進書房裡面﹐坐在我的身旁。她不客氣地拿走了我手上的書﹐神秘地問道﹕「你可知道今天我在店裡買了些什麼回來﹖」

我輕輕撥了一撥伊那頭依然像絲一樣的長髮﹐親了一親那廿年未變的臉龐後﹐說﹕「我不想猜。難道你不打算告訴我嗎﹖」其實﹐我早看到她手上的那個按鈕。

伊吻了我的嘴脣一遍﹐然後也把身子躺到長沙發上面。「為什麼你老是如此討人厭﹖」她裝著發怒的樣子道﹕「我終於買了一部時光機回來。」說罷﹐便給我遞上了那一個按鈕。

那的而且確只是一個按鈕。才手掌般大小。

早前﹐在一個聚會裡﹐老友K便跟我介紹過。他說﹐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玩意兒。只要一邊按著那個鈕﹐心裡一邊想著一個想要到的日子和時間﹐我們便可以穿梭時空﹐或回到過去﹐或超越未來。當然﹐我們只能到我們還生存在這個世上的時候。因為那是電流透過那些殖入了到按鈕裡面的DNA﹐跟腦電波和宇宙射線混合一起﹐把影像投射到那些DNA的人的腦袋裡面。這是老友K的解釋。不過﹐我完全聽不明白。我只知道﹐簡而言之﹐這是一部容許我們或回顧或展望自己一生的機器。

「我要店員殖入了你和我的DNA到這個小小的按鈕裡面。在記憶力開始衰退的時候﹐我們終於有一個方法可以一起去探索回憶我們的人生。那不是太美妙嗎﹖」伊興奮地道﹕「你說﹐我們該先到什麼時候去好呢﹖」

那又是一個不用開口回答的問題。因為我早知道伊心裡面的答案。當然﹐她也早知道了我心裡面的答案。我們是能夠用心靈溝通的。不能用心靈溝通﹐怎能成為夫妻﹖這是我們晚婚的原因。畢竟﹐那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訓練的高難度動作。

於是﹐我們便一起按著那個小小的鈕﹐心裡面一邊想著那一個夜晚。

那是伊第一次到都柏林探望我的時候。在英國首都定居前﹐我在愛爾蘭生活過一些時候。那年秋天﹐伊從香港到巴黎公幹。她提早了一天來到歐洲。她說﹐她希望到法國首都前﹐在喬伊詩的出生地小住一個晚上。我當然曉得那只是一個藉口。她不過希望能夠讓我見她一面。在機場等候她的時候﹐我好像突然體會得到當年泰德曉詩在倫敦那所房子裡﹐等候犀扉亞帕拉芙從劍橋南下的心情。因此﹐縱然有點不吉祥﹐在床上﹐我依然輕輕在伊耳邊唸著《淚筆街十八號》。這是我們的前戲。

回到現實後﹐我從書櫃裡找來泰德曉詩那本詩集《生日信箋》﹐重溫了一下同樣紀念著我們的第一夜的那首詩。第二天早上起來﹐伊伏在我的胸膛道﹕「原來﹐你還可以如此溫柔。」接著﹐她給我弄了一個很豐富的英式傳統早餐。印象中﹐那是女兒出世後的第一次。

......

故事未完﹐明天代續。

[按﹕其他參加了這個派對的有﹐師奶筆記 ; 無限思語 ; 無書不歡，無食不樂 ; ANYWAY ; Fresh Coffee Shop ; Blah Blah Blah etc.]

我喜歡發夢。所以﹐每一個晚上﹐我都會發夢。

或者﹐有人覺得這句話邏輯上有點問題。不過﹐我不盡如此以為。要不﹐我就不會寫下這一句話﹐來做今天的開端。

自曉得什麼叫做「夢」後﹐印象中﹐的確沒有一個晚上不發一場夢。

當然﹐那不是說我知道什麼叫做「夢」後﹐才開始每晚發一場夢。不過﹐在這之前﹐便是每一個晚上發了三場夢﹐恐怕我也不知道自己就在夢境裡面罷。因為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夢」。正如你總不會問一個一歲的小孩﹐他昨晚發了一個什麼的夢罷。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可是﹐我真的知道什麼叫做「夢」嗎﹖也不盡然。我根本就不知道何解睡覺的時候會發夢。記得以前讀過一篇科學文獻談及「夢」。作者好像很科學似的﹐用著許多生物和物理理論﹐來解釋為何我們會發夢。雖然表面上是讀理科出生﹐其實﹐我只不過是一部考試機器。我當然不可能會運用那些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知識﹐自行學懂那些不包括在考試範圍裡面的事情。

我是一個很典型的香港學生。

所以﹐直到現在﹐我只記得讀過那樣的一篇文章﹐裡面究竟講的是什麼﹐真的沒有一絲印象。以前沒有﹐現在當然更加沒有。(其實﹐倒是記得有一個名詞﹐喚作R.E.M.的。全寫是RAPID EYE MOVEMENT罷。那是什麼﹖不好說笑罷。我怎麼可能知道。)

對於我來說﹐睡覺時腦海裡所遇見的一切﹐就是夢。

這是我對「夢」的定義。

我喜歡發夢。因為我總能夠在夢裡做到一些現實生活裡不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可以時光倒流到那些跟你一起的快樂日子﹔例如﹐可以重新做過一些現在後悔的事情。早陣子﹐迷上日劇《求婚大作戰》﹐就是這個原因罷。在劇裡面﹐男主角得到精靈幫忙﹐可以返回從前﹐嘗試改變一下自己跟女主角的感情發展。

在現實生活裡頭﹐我當然不可能有得到什麼精靈幫忙﹐於是唯有憑著自己的能力﹐在夜間睡覺的時候﹐好好地為自己製造一個快樂時光。有時候﹐是嚮往的快樂時光﹔有時候﹐是久違了的快樂時光。

我同意﹐「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個講法。畢竟﹐古代中國人的智慧比現代中國人優勝。莫忘記﹐從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現在﹐中國還在努力向上爬﹐務求有天能夠跟其他大國並排而坐。

至少﹐我知道﹐我是可以控制得到自己的夢境。因為最近﹐我發了一個怪夢。

這樣說其實有點魯莽。因為實際上那不能算是發了一個怪夢。只是在發夢途中﹐突然覺得故事不能合理地發展下去。設法想了許多個方案﹐沒有一個說服得了自己。於是﹐便跟自己說﹐既然未能有一個合理的發展﹐我就不好浪費時間﹐要立即停止發這一場夢﹐現在起床好了。說畢﹐我便從睡夢中醒了過來。

我實在不曉得那是否屬於夢境的一部分。

不過﹐顯然地﹐我是能夠按照自己所想﹐為自己製造一個夢。

所以﹐我說「我喜歡發夢。所以﹐每一個晚上﹐我都會發夢。」邏輯上﹐絕對沒有一點問題。

讀書的時候﹐有年夏天﹐跟一眾老友乘火車去北京旅行。

那是一個年青浪漫的逍遙日子。我們在火車上住了兩個夜晚。到達後﹐才背著那沉甸甸的背囊﹐在那惡毒的太陽底下到處找住宿。現在回想起來﹐都不得不暗嘆時光的飛逝。到了這個年頭兒﹐旅行的時候﹐我雖然會任性地漫無目的地隨處亂走﹐也喜歡任意跳上火車地鐵﹐隨心所欲地胡亂選一個站下車﹐不過﹐住宿我是會在出發前早安排好。

我們是在清晨時候抵達中國首都。中飯前﹐我們在菜市口那邊的一條衚衕﹐找到了一間廉宜的旅館。安頓好一切後﹐便立即外出找點吃的。自晚飯後﹐已經沒有什麼下過肚子裡面。我們在衚衕裡亂走﹐誤打誤撞下﹐竟然到了康有為的故居。

那不是什麼的旅遊景點。至少沒有大肆裝修過。也沒有什麼售票處。依然是一座古舊的四合院﹐跟週邊的無異﹐只在那灰黑色的外牆上面﹐掛上了一塊三尺長一尺寬的牌匾﹐用綠色的墨寫上「康有為故居」幾個大字而已。

也沒有理會是否政治正確﹐我們這班香港學生就在那座四合院門外﹐憑吊了一下這位曾希望引入「明治維新」到中國來的先鋒。

要跟世界接軌﹐中國是曾經如此接近。況且﹐有著三千年的君主底制歷史傳統﹐要走上真正現代化的路﹐中國是最適合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只可惜在那歷史重要的關頭﹐康有為和他的學生都錯信了袁世凱。於是﹐中國直到現在還在走著冤枉路﹐依然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國家。除了人民更貪錢外﹐什麼也沒有改變。

也許﹐是到北京後的第一個「名勝」﹐十幾年後的今天﹐我還能清楚記得在康有為故居前拍下的照片。誇張點說﹐甚至比故宮和長城的印象更尤深。提起那兩個遊北京必到的景點﹐我只記得都走得很累。

自那年夏天以後﹐我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首都。經過了今年那一個成功的奧運會﹐實在不曉得那一座四合院是否還能夠保存下來。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現代化就是忘掉以往的歷史﹐只一直望向前。畢竟﹐內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有許多要中國人忘掉的事情。

老實說﹐在這一方面﹐他們是成功的。至少﹐到了現在﹐大家都已經相信沒有那一場屠殺﹐國家不可能有這樣的經濟繁榮。我相信﹐我們的下一代將要在外國的教科書裡﹐方能曉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其中一個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在香港受教育的原因。

有點悲哀罷﹖竟然要到外國去﹐要用外文﹐才能夠真真正正認識自己的國家。不過﹐自戊戌政變後﹐中國就註定是一個悲劇。中國人都是悲劇中的人物。

假如那座四合院已經給拆卸掉﹐就希望中國人還會學上英國人一樣﹐在遺址鑲上一塊小小的藍瓷圓碑﹐好讓大家在人潮中偶然瞥見﹐能夠紀念一下在世界文明﹑民族歷史裡有過貢獻的人物。

在倫敦舊城﹐這樣的藍色圓碑共用一百六十多處。這次到英國首都﹐我就想跑去看看在淚筆街十八號(18 RUGBY STREET)是否也掛上了這樣的一塊藍瓷圓碑。那是詩人泰德曉詩(TED HUGHES)的故居。那年﹐SYLVIA PLATH首次從劍橋南下倫敦﹐便是在那兒跟詩人渡過一夜。

突然想起這對悲劇戀人﹐都是因為最近在《泰晤士報》裡﹐讀了兩首未被詩人收錄在詩集《生日信箋》(BIRTHDAY LETTERS)裡面的詩。卻竟然教我有點無緣無故地想起了那年的北京旅行。當然﹐把康有為跟泰德曉詩與帕拉芙拉在一起﹐似乎是更加無里頭。

或者﹐我的確有點痴線。

[按﹕銀行假期返回倫敦關係﹐此欄暫停四天。二十九日(香港時間)再續。]

最近﹐收到一張從英國牛津寄來的明信片﹐想起了許多年前在香港的一件小事。

那時候﹐我是一個控制不了自己情緒的人。每遇上不滿意的事情﹐都會立即發怒﹐大罵起來。尤其﹐多飲了幾杯酒之後。

經常看不過眼的﹐是餐廳酒樓裡的服務態度。曾經﹐我天真地以為那叫做「不平則鳴」。那是消費者的權利。也是消費者的義務。我們總不希望香港的侍應成為世界上最惡劣的一群。便是跟許多朋友一起﹐我竟然都會不顧及其他人﹐盡情放肆大罵起來。憑著那酒精幫上一把﹐面對著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侍應部長﹐我當然持勢凌人。我還以為自己有點英雄。

現在回想起來﹐都不禁臉紅。世界上﹐有些道理是年長了方能曉得的。憐憫﹐是其中一樣。因為懂得﹐所以憐憫。沒有多點人生經歷﹐我們都不會曉得這個道理。不過﹐在這一個大道理上﹐我是有點晚熟。

一看到那張明信片﹐我不單止知道是從牛津寄過來的﹐我更知道是在那一間店買的。因為整個城鎮裡面﹐就只得那間店售賣這種明信片。

那是一間專售《愛麗詩夢遊仙境》紀念品的店。牛津﹐便是那部名著的原產地。

不過﹐那不是一張《愛麗詩夢遊仙境》的明信片。上面沒有愛麗詩﹑沒有兔子﹑沒有門球﹑也沒有樸克牌。那是一張教人做一個英國人的明信片。去年夏天﹐到訪那一間店的時候﹐便對那一疊教人做英國人的明信片愛不釋手。因為很有點《LITTLE BRITAIN》的味道。對於那部英國廣播公司的製作﹐我是著了魔的。

我收到的這一張﹐是講飲啤酒。它的標題是「BRITISH BEER OF INSTANT ENGLISH」。下面寫道﹕

「一品脫﹕你的英文依然很爛﹔

二品脫﹕你的英文升了一級﹔

三品脫﹕你的英文再升一級(不過﹐已經沒有文法可言)﹔

四品脫﹕你的英文極度流利﹐只是會混入你本身的語言﹔

五品脫﹕你已經能夠用英文唱歌﹔

六品脫﹕你已懂得不少粗言穢語(幸運地﹐沒有人能夠聽得明白)﹔

七品脫﹕你不再懂得講英文(你也不再懂得講自己本身的語言)﹔

多過七品脫﹕你開始講美國人的英文。」

我記得﹐那天凌晨時候﹐在一間相熟的卡拉OK酒吧裡﹐客人已經沒有剩下幾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竟然站起身來﹐面對面用英文指著酒館老闆的弟弟來罵。印象中﹐接近五分鐘罷。之後便倒在沙發上睡起覺來。至於﹐罵些什麼事情﹐倒沒辦法記起來了。朋友以後提起﹐都說聽得不明白﹐只知道是英文﹐裡面夾著了些粗言穢語。從此﹐當在酒館裡聽到我開始講英文﹐朋友都知道我差不多飲醉。

望著那張明信片﹐也不其然想起了那班最佳損友。

供應商打算安排我們和郡政府一起到英國盧頓﹐參觀幾個裝有他們生產的氯化食水系統的工場。他們說﹐最快可以在十月尾那個銀行假期前成行。

讀著供應商電郵裡面的建議﹐上司對我說﹕「假如他們能夠安排得到星期五去﹐不是太完美嗎﹖那麼你就可以順便留在倫敦渡一個長週末。免費地。」我搖著頭苦笑道﹕「我倒不希望他們安排在星期五。因為我早已經買了機票。」我沒有再多說什麼。盧頓就在倫敦外圍。

在上司眼中﹐我是一個住在倫敦到都柏林工作的人。每個星期五下班前﹐她都會循例地問我週末是否會到倫敦去。當聽到我會留在愛爾蘭﹐她會顯得很驚訝。有一次﹐她笑道﹕「我不相信你會連續幾個週末留在這個島國。」

的確﹐我自己也不能夠相信。

搬到都柏林生活快三年﹐整個月都留在愛爾蘭的﹐實在不超過三個。只要跳出了那一個固有的框框﹐我們將不希望再受著另一個框框約束。世界這樣大﹐有什麼地方不能去﹖人生苦短﹐假如不每個月都至少去一次旅行﹐我們怎能走遍世界各地﹖

話雖如此﹐也得承認﹐無疑﹐倫敦是我經常渡週末的地方。假如都柏林是我的第二個家﹐那麼英國首都便是我的第三個。未來三個週末﹐我便會到倫敦兩次。

十月尾的銀行假期﹐本來打算到另外一些地方去。每次長週末﹐我都會到一些較遠的歐洲城市。畢竟﹐我用不上在英國首都住三個夜晚。可是﹐這陣子﹐西區的製作實在太吸引。又碰上了電影節。於是﹐我不得不選擇到我的第三個家去。況且﹐我希望探望那位剛從香港返回英國的老友。

就因為曾想過到另外一些地方去﹐於是﹐這次到倫敦的機票是印象中最昂貴的一次。因為我選錯了日子﹐要多付上些金錢去改機票。我選了星期六夜晚。

到歐洲大陸的城市去﹐我會選搭星期六清晨的飛機。因為可以省回一晚旅館費。在這個累積著年假的年頭﹐我是不會胡亂請假。去旅行﹐都是不用上班的日子。所以﹐每一次我都是星期六一大早啟程﹐星期日(或星期一﹐假如碰上銀行假期)乘晚上最後一班航機返回愛爾蘭。早陣子﹐朋友到瑞士公幹﹐提議我也到日內瓦渡一個週末。可是﹐當知道最早一班從都柏林開到日內瓦的飛機也要過了中午時候才起飛﹐我唯有打消那個念頭。

不過﹐到倫敦去﹐卻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星期五下班後便起行。因為那是我的第三頭家。

於是﹐就因為之前查過許多到歐洲大陸城市的航班價錢﹐到真正買機票的時候﹐我竟然忘了更改日子﹐也忘了再檢查一下月曆。到在日記本裡寫下航班資料的時候﹐方發覺自己今次這樣冒失。

算做買一個教訓罷。我是這樣跟自己說。因為我不可能週六晚才來到倫敦。每個在英國首都的星期六夜晚﹐都是我上劇院的時候。跟百老匯不一樣﹐倫敦西區的劇院星期天關門。所以﹐我要上劇院﹐就只得星期六這一天。我不能不付錢更改航班日子。

也所以﹐真的不好安排得到在銀行假期前那個星期五到盧頓去。因為﹐我不單止早買了機票到倫敦﹐我更是早買了一張昂貴機票到英國首都。在這個年頭﹐我不能接受自己這樣浪費金錢﹕買了機票後﹐卻決定不上飛機。

英語世界暢銷小說作家裡面﹐我最喜歡的是JEFFREY ARCHER。

他是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幾年前﹐因為防礙司法公正﹐判入獄三年。他獄中的生活﹐都記錄在那三冊《獄中日記》裡面。出獄後﹐他重執紙筆﹐再次投入小說創作生涯。作品依然出色。最新一本是《PRISONER OF BIRTH》。我只花上短短三天便讀畢。因為只要開始了﹐便不能放下。他依舊是大家所謂的「PAGE TURNER」。

偶然機會下﹐找到了他在網上的專欄。於是﹐每天都能夠知道他生活上的一切。仿彿跟他拉得很近。原來﹐他最喜歡上劇院。每個星期﹐他都會有三個晚上到劇院去。在劍橋的﹐在倫敦的。

讀著他的專欄﹐我更能掌握倫敦西區那些新劇的資料。哪一部好﹑哪一部壞﹐都瞭如指掌。我相信我喜歡的作家的眼光。他們喜歡的﹐我都會喜歡。開始喜歡上JEFFREY ARCHER﹐就是因為知道他是陶傑最喜歡的作家。

也於是﹐我更嚮往搬到倫敦去。英國實在有太多出色的舞台製作。在這位前保守黨副主席的文字裡頭﹐幾乎所有他欣賞過的新劇都是不容錯過的。

最近﹐他介紹了《PIAF》和《THE GIRL WITH EARRINGS》(就是那部暢銷小說的改編)。

他對《PIAF》尤其鐘愛。他預言﹐這部講述EDITH PIAF一生的歌舞劇將會獨攬今年度所有舞台獎項。他說﹐這是他一生裡頭看過最出色的演出。所以﹐當決定月尾到倫敦時不北上看愛華頓對曼聯後﹐便立即在網上買了《PIAF》的票。只要每天追讀JEFFREY ARCHER的專欄﹐我就要每個月至少到英國一次。否則﹐我將要錯過一些他很喜歡的製作。那些演期才得幾星期的製作。

近來﹐除了要顧及倫敦的劇院外﹐也忙於了解一下紐約百老匯那邊的劇院﹐看看它們在聖誕時候有些什麼上演。因為今年聖誕﹐我將會跑到美國。在奧蘭多小住一個星期後﹐也會在紐約逗留四個夜晚。就是因為時間太短﹐我的確要好好選擇。縱然是如何喜歡跑劇院﹐我大概只會花一晚在百老匯。始終﹐紐約有太多太多吸引人的地方。百老匯劇院不過是其中之一。

或者﹐我該選擇那些未曾在倫敦西區上演的劇目。我在留意《白色聖誕》和《史力加》。但是﹐可能由於經常出入倫敦西區的緣故﹐我更有興趣的﹐其實是那幾套經常滿座的製作﹐也就是那些在李詩特廣場上的半價票站經常沒有廉價票賣的製作。例如﹕《HAIRSPRAY》﹑《JERSEY BOYS》﹑《LION KING》和《MAMA MIA》。

的確有點頭痛。

不過﹐幸好我喜歡的舞台製作﹐只限於音樂劇和舞台劇。不然﹐我將更加不知如何安排是好。年初﹐《時代週刊》說﹐百老匯是紐約繼華爾街後﹐僱用人數最多的地方。在這個CREDIT CRUNCH的日子﹐可能更加已經成為紐約最大僱主。

早陣子﹐朋友打算邀我一起看一場芭蕾舞。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她是立陶宛人。可能因為受到俄羅斯影響﹐十分喜歡芭蕾舞。可是﹐對於舞蹈﹐我的確沒有興趣。我這個人還是以為﹐唯有文字和語言﹐方能切切實實地把情感表達出來。

舞蹈是有點虛幻了。

早陣子﹐聽到友公司捲起了第二波的裁員後﹐心情難免沉了一沉。原來﹐經濟環境的確如此的差。

幸運地﹐我是一個只喜歡在大機構上班的人。自從象牙塔出來以後﹐無論在香港或愛爾蘭﹐都是在當地最大的一間顧問公司上班。規模小一點的﹐仿彿都看不上眼。

無疑﹐丘世文曾經講過﹕「事實上初做事的人如果肯選擇規模較小﹑歷史較短的機構做事﹐也許學習和昇遷的機會就要遠勝想像中大機構所能給予的。因為大機構的組織制度往往就是來得過份拘謹嚴明﹐任職其中的人只能因循既定的一切﹐而很難有機會透過摸索和創新﹐以求吸取更廣泛的實際經驗。」不過﹐便是從來都覺得這位港大師兄的說話很有道理﹐他這一句卻偏偏不能聽得入耳朵裡面。

有時候﹐我會以為﹐要到大機構上班﹐或多或少是要去補償小時候未能考入名校的創傷。只是﹐老實說﹐我自己也不大清楚。假若真的是這樣﹐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銀行危機底下﹐我似乎要多謝一下那些製造那個荒謬升中制度的官員。

每天上班下班。要不是接觸到其他小型公司的同行﹐我真的會無知地以為我們是少數能夠躲避得過這場大風暴的行業。

其實﹐當銀行也不相信自己同業的時候﹐還有什麼人能夠跟銀行借錢。當借貸服務接近癱瘓﹐有哪一間公司能夠僥倖生存下去﹖從來﹐經濟活動都是一些數字遊戲。只要你相信﹐所有銀行和公司都有錢﹔假如你不相信﹐就沒有一間銀行和公司有錢。便是如此簡單。我當然很明白個中道理。我只不過喜歡選擇逃避接受這個現實罷了。

可是﹐話也得說回頭。我當然也有理據教我逃避接受這個現實。

那天﹐到小妮子的公司開會。開了接近四個小時。從會議室走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兩點半。把文件放回座位後﹐小妮子笑著跟我道﹕「我就快餓死了。你會打救我罷﹖」望著她那蘋果般的笑臉﹐我當然捨不得不顧而去。況且﹐已經有段時候沒有跟她好好的吃過一頓飯。於是﹐我們便驅車到了附近的一間餐廳去。

等候上菜的時候﹐我們當然在閒話家常。

「要趕著回公司嗎﹖」小妮子突然問道。也許﹐她看到我下意識地不斷看錶。

「倒是答應了郡政府在下班前給他們遞上一份以後三年的財政支出安排。」我知道沒有必要隱瞞什麼。

「為什麼不早跟我說﹖」

「因為希望和你吃中飯。」我頓了一頓﹐喝了一大口白開水後道﹕「我們很久沒有談過一些非工作上的事情。」

「你知道我快轉公司嗎﹖」

「我們的確很久沒有談過非工作上的事情。」我儘量掩飾自己的驚訝。

「這兒太悶了。不適合我。我想﹐我還是喜歡跟一大班人一起工作。我會轉到鐵路公司去。況且﹐薪金比現在還要多。」

「那是一件好事。」我口不對心地說。

「DW也在外面找到份新工。只是不知道他如何取捨。」小妮子告訴我一件她不應該告訴別人的秘密。DW是她現在的同事。我們正合作興建都柏林東南部的供水計劃。

「那麼﹐下個月開例會的時候﹐可能已經人面全非。那時候﹐你老闆應該已經到新公司上班去了罷﹖」

回到公司﹐一邊忙著替郡政府計算以後三年的財政支出﹐一邊留意著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原來﹐政府決定繼續推行那幾條鐵路計劃。也會增加撥款改善愛爾蘭的一切水務。

乘火車下班時﹐我想﹐我是有理由相信我們可能是少數能夠躲避得過這場金融風暴的行業。我好像看到了遠處的一絲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