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月光寶盒》裏，周星馳有這樣的一句對白：「假如硬要我在對你的愛加上一個限期，我要那是一萬年。」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終結的時候。也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限期。包括我們對一個人的愛。當我們不再愛那一個人，也就是那一個愛已經過期。當然，那個限期可長可短。一天、一年、十年、一萬年、十萬年、一億年、十億年。都是一個限期。

不過，我不同意電影裏的那個說法。因為我們對別人的愛的限期，不是我們後來加上去的；那個限期是早就存在，早在我們愛上那個別人之前。

那就像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一樣。

我們推著購物車在那長廊上走，左顧右望，滿眼所見，貨架上都是各式各樣的食物。那些食物上面都貼有一個標籤，標籤上面印上一個限期。理論上，過了限期，這件食物便會變壞，我們吃了便會生病。那些標籤都不是我們從貨架上拿下那件事物時，超級市場，又或者生產單位才派職員貼上。那些標籤早在我們走進超級市場前，早在那件食物離開出產地時，已經給貼上了。

那些食物就是我們對別人的愛。每件食物就是我們對一個人的愛。我們到超級市場購買食物，也就是在人海裏尋覓一個伴侶。

我們當然不希望買一件過期的食物。我們當然希望買一件有著適合限期的食物。所謂的適合限期，在愛人這一方面，我想，那應該是越長越合適罷。

無疑，許多人都能夠找到一件有著適合自己限期的食物。可是，也總有些人老是尋覓無果。不是拿下一件過期的，便是選了一件離限期已經不遠的。結果，除非決定從此挨餓下去，過了一些時候，又要再走進超級市場，再次推著輛購物車，再一次去選購貨架上的食物。

拿下一件過期的，是因為自己不小心，一時大意疏忽，沒有留意限期。要知道，便不是刻意銷掉那些過了期限的食物，超級市場也會犯錯，忘記拋棄掉那些過期食物。

選了一件離限期已經不遠的，也是因為自己不小心，因為貪便宜，一時大意疏忽，沒有留意限期。要知道，為了賣得最多，賺得最多，超級市場老是會把那些快過期的食物，放到顯眼容易拿取的地方，又或者減價促銷。

所以，從貨架上拿下食物，放進購物車前，我們的確要檢視清楚標籤上那個限期。除了查看是否過期，我們也要想清楚那個限期是否適合自己。不好因為就手，不好因為價好，便編造故事起來，荒謬地強令自己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些食物的限期是可以更新。

任何事情，包括所有食物，都有一個限期。一個不可能更新的限期。一個只會隨著歲月飄走越來越接近的限期。假如我們如此草率魯莽，最終受害的都是自己。莫忘記，吃了過期變壞的食物，是會拉肚子生病。

在超級市場逛了一圈又一圈後，我想，我已經檢查清楚了我所選擇的。標籤上面印著的那個限期，就是一萬年。

希望林大小姐也有著相同的想法。

披頭四（THE BEATLES），是我首支認識的英國樂隊。

那全都因為在中學時候認識了一位好友。因為他很喜歡披頭四，在他影響底下，我也喜歡上了這隊來自利物浦的樂隊。其實不單止是我。周邊的朋友都開始喜歡上那支在我們還未出世時候成名的樂隊。

後來，我們湊上了四個人，模仿著披頭四，嘗試一下組織樂隊。我們叫自己做MOSQUITOES，仿佛蚊子跟甲蟲有點關連。

我們各自在披頭四四個成員裏找了一個模仿對象。那時候，雖然年少，也未曾認識林大小姐，沒有她經常在耳邊提醒，不過我也有自知之明，我這樣的長相當然不可能爭得到做JOHN，或者PAUL，所以我選了做RINGO。一個完全不懂打鼓，只懂得唱歌的RINGO。

每年音樂比賽，在舞臺上，我們都翻唱披頭四的名曲；在舞臺下，我們嘗試把披頭四的歌曲譜上新詞。

我們也學著披頭四唱片封套造型，拍過幾輯硬照。我們笑說，是為將來的唱片封套做準備。

只是，直到現在，我們第一首歌還未錄音得成。不過，我倒還記得，我們的第一首歌，就是改編《YELLOW SUBMARINE》的《YELLOW BUS WONG》。是我譜的詞。講一個姓黃的男生在學校讀黃色雜誌的經過。那時候，兒童雜誌《黃巴士》剛剛出版。記不得是誰的主意，在學校裏我們全班男生都借用了那個名字，統稱所有黃色雜誌做「黃巴士」。

綠洲樂隊（OASIS），則是我第二支喜歡的英國樂隊。

那是高考時候的事情。在家裏溫習得有點累，便跑出客廳，扭開電視看看。要知道考試時間的電視節目特別吸引。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我迷上了MTV臺。那時候，他們經常播放OASIS。開始喜歡上這支來自曼徹斯特的樂隊，是因為這一首歌。或者，是這一個音樂電視。



直到現在，我還很喜歡這一首歌。在愛爾蘭住所裏，電腦iTUNE便經常播放著。不過，話得說回頭，雖然老是聽著《DON’T LOOK BACK IN ANGER》，可是，我還是未成熟得到可以做到如此。

第三支喜歡的英國樂隊，是PULP。

那其實是跟綠洲樂隊同時候喜歡上的。也就是高考時候的事情。明顯地，是同樣原因。

是因為在MTV臺看到這一個音樂電視。

人越大，越喜歡辯論。因為我越來越相信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人家自三千年前古希臘開始的那一套：心中相信A，嘴巴從B的角度來否定A，明天又嘗試由C的論點質疑B，正來反去，在矛盾之中激發思考，我們才不會愚昧，才發掘得到智慧。

有時候，林大小姐會罵我傻，不過，我的確經常如此自我辯論。至少，在公司裏，每發一封信前，我都會從另一個角度，以至幾個角度，去挑戰自己在信裏面的觀點，直至再找不到給別人有機會反過來攻擊的詬病，才會在那條橫線上簽下我的名字。

我以為，邏輯思考是極度重要的事情。是人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所以，我經常跟林大小姐說，我也會如此去教我的孩子。我會不斷製造問題，要我的孩子去說服我。

也所以，我很怕要我的孩子在香港生活。

因為生活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越來越不懂得邏輯思考。有時候，他們以為是邏輯。看穿了，其實不過是一種偽辯，甚至是陶傑經常所言的強盜辯。

兩年前，當那位民建聯新星當眾叫人「TRY YOUR BREAST」後，有人如此替這位曾蔭權曾用上月薪七萬聘請的行政助理辯護道：「諸位有份加入嘲笑的朋友們，也不妨撫心自問：自己的英語發音又是否很到位呢？假如有一天在街上，有外籍遊客忽然走過來問路，你們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做到從容不迫，對答如流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這豈非五十步笑百步？」

現在香港社會裏，不是經常湧現類似的說話嗎？像「只管批評，從來沒有建設性建議」、像「你咁叻，不如你來做」等等。

這一種搶白，統統是名副其實的強盜邏輯。那天，陶傑已經清楚地講出了當中謬誤的地方：

首先：「有份嘲笑的，你們的英語是不是很到位？」這是一個「偽問題」。照這位先生的意思，政府醫院切錯了乳房，全香港的輿論也不應該責難：「有份抨擊醫生開錯刀的市民，如果今天叫你來操刀，你有沒有辦法保證你一定一刀到位呢？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最近，在雅虎香港讀到一篇刊登在《明報》的前香港足球先生譚兆偉專訪。他對記者說道：「現時足總選人偏重南華，差不多整隊港隊都南華球員，如果球員踢其他球會的話，即是沒有機會？」

我想，從前《明報》的記者不會不鞭撻這樣荒謬的說話。

假如我是那位記者的話，我會立即答道：「南華現在是香港球壇最頂尖的一隊球隊，已經連續贏了四屆聯賽冠軍，亞洲賽事也有很好的成績，香港隊球員大部分都是南華的球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當年東方雄霸香港足球的時候，香港隊大部分球員也都效力東方。難道挑選代表香港出外比賽，不應該挑選最好的嗎？難道挑選代表香港出外比賽，也要符合均衡參與這個原則嗎？」

可惜，在那句謬論後，那位記者只接下寫道：「不過，譚兆偉稱讚南華近年的包裝做得不錯。」完全沒有點出這位前香港足球先生說話不合邏輯的地方。

香港社會裏已經有太多這樣的強盜邏輯。做記者的，把守著那個關口，實在需要讓民眾明白什麼叫邏輯，不能只讓那些廢人的說話完全刊登了出來便算完事。我們的孩子經常讀著那些強盜邏輯，又怎可能不變得愚昧？又怎能發掘得到智慧？

早已得到許多警告。大家都說，這是一部賺人眼淚的電影。

《星期天泰晤士報》的影評便說：THE GREAT WEEPIE OF THE DECADE。

專欄作家LIBBY PVRVES寫道：那些大隻如牛的男人也要含淚離開電影院。

看過首映後，名嘴JONATHAN ROSS便在《泰晤士報》裏投訴道：「明知道自己這部電影會教許多人掉眼淚——不是眼濕濕，而是那種會讓成年男人尷尬的嚎啕大哭——便請不好做立體電影效果。假如真的要順應潮流，也請提供一些設有像車頭玻璃那條水撥的3D眼鏡。」原來，在電影中途，這位剛在其BBC最後一集清談節目裏訪問了成龍的名嘴，便除掉那副眼鏡不下四、五次。

到電影院去的時候，林大小姐已經提醒我多帶點紙巾入場。自小，我都是一個眼淺的男人。結果，在電影完結前，我的淚腺果然不受控制，眼淚如泉水般湧出來。我讓那些眼淚沿著我的臉龐流下。因為我沒有聽從林大小姐的提醒。其實，便是多帶了點紙巾入場也無補於事。的確，有點洶湧。難怪JONATHAN ROSS說「that can leave a middle-aged man both embarrassed and breathless」。（我知道。我知道。在上一段，我是刻意把MIDDLE-AGED MAN翻譯作成年男人。）

要不是片末的那些嬉笑片段，我必定邊哭著離開戲院。

這果然是THE GREAT WEEPIE OF THE DECADE。所以，我不是唯一一個看得哭起來的人。坐在我背後的那個男人，我聽到他在抽泣。又或者坐在我前面跟孩子一起來的那個父親，我看到他那雙哭得紅腫起來的眼睛。

談及的那部電影，當然就是《TOY STORY 3》。實在想不到在近十年還有那部電影可以稱得上「THE GREAT WEEPIE」。

自去年起，便一直在等候這部第三集。這是今年夏天值得期待的原因。

無可置疑，《TOY STORY》是我最喜歡的卡通。BUZZ LIGHTYEAR則是我最喜歡卡通人物。今年，我的母親還打算送一個巴斯光年玩具給她的成年兒子作生日禮物。當我有點哭笑不得的時候，母親道：「你可以留待以後跟你的孩子一起玩。」

我知道，許多父親家裏都珍藏著三集《教父》的影碟。我相信，我的孩子的父親未必會珍藏三集《教父》（只頭兩集而已），不過，他必定有全套《TOY STORY》影碟在家，好讓他能夠閒時跟孩子一起重溫。

只是，我不知道會否在孩子還小的時候便讓他看《TOY STORY 3》。

無疑，《TOY STORY 3》則是整個系列裏最精彩的。跟前兩集不一樣，這其實是一部給成年人欣賞關於兒童的電影。

正如少年人不會明白《暴風雨》，一個幸福的孩子怎會輕易明白《TOY STORY 3》裏面那種痛失之情？

最近，竟然迷上了《EASTENDERS》。下班後，一邊吃晚飯，一邊收看這一部英國廣播公司的長壽肥皂劇。曾經，我無法子投入此間的電視劇。是節奏太慢。是劇情老套。不過，經過了四年，我又怎能適應不來？

其實，曾經未能投入的，只是那些長壽肥皂劇而已。所謂長壽，是已經連續播放了超過二十年的意思。早陣子，《EASTENDERS》才現場直播地揭開誰是殺死其中一個主要角色的兇手，來慶祝二十五周年。

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電視劇，我喜歡的也不少。像《LITTLE BRITAIN》、像《YES MINISTER》。

《YES MINISTER》該是我最先接觸的英國廣播公司作品。喜歡上這套英國八十年代的電視劇﹐是大學畢業剛出來社會工作後的事情。是香港回歸初期的日子。那是這一套講及英國大臣跟公務員鬥法的喜劇。大臣JIM HACKER老是要扭盡六壬來應付公務員SIR HUMPHREY的官僚作風。

劇本寫得很出色。劇裏從來沒有指名道姓地講出是哪一個政黨執政、哪一個政黨在野。裏面永遠就只得執政黨、反對黨和公務員。因為無論是工黨上臺，還是保守黨入主唐寧街十號，劇中情節依然會無日無之地發生。記得戴卓爾夫人曾經說過，當躺在首相府裏的沙發上收看《YES MINISTER》，是她最輕鬆的時候。她說，一天辛勞之後，那是最好的減壓方法。

為了阻止大臣改革現行的官僚制度，為了繼續控制得了整個政府部門，SIR HUMPHREY經常振振有詞卻委與虛蛇﹐咬文嚼字卻不知所云﹐嚴重緊張的局面被巧言委曲說成若無其事﹐追究責任的情況也被敷推搪弄得查無實據。JIM HACKER卻因為初上任，在一切都不大熟悉底下，經常弄出笑話，經常給SIR HUMPHREY玩弄於手中。唯有後來上任久了，開始掌握得到方法，局面才有點扭轉。

最近，無意間讀了一個現實版的《YES MINISTER》式笑話。

九七年大選大勝後，工黨正式取代保守黨，上臺執政。搬進唐寧街十號後不久，貝利雅聽了一個由HOME OFFICE那些公務員主講關於其部門的演講。經過一輪報告後，那位公務員總結說，因為經濟環境富裕，這將會帶來較多罪案。因為都比以往更多東西偷。

聽後，新任首相貝利雅問道，那麼，假如英國突然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增呢？

那位公務員回答道，罪案當然會上升。因為那時候人們發覺自己需要犯罪來維持自己生活。

早陣子，想起大學時候的一課通識，憶起了黃文放先生。於是，便在互聯網上鍵入了這個前新華社的人的名字，希望重溫一下他的文字。結果，卻找到了這篇惦念文章。

黃文放逝世前的一個晚上，我和他一起吃醉貟。他跟我說：「民主黨不認識中國，對中國的批評，拔槍快，射不準。」這個比喻很有趣，大家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到香港大學聽放叔的一個講座。在此之前，他三番四次打電話約我，「你一定要來，我的演說有著中英談判的內幕，從中讓你知道中國收回香港，決策背後的考慮和思量」。

講座共有兩節，我只去了一節，放叔就離開了，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課。不過，在我來說，他的觀點是耳熟能詳，然而，每一回見到放叔，他都有新鮮故事，很是熱鬧，有時也令人深思。

他經常對我說：「為什麼你們只批評中國，難道中國真的一無是處？」當然不是。民主派也是愛國的，愛之深，責之切而已。其實，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走向開放，走向富強，又有誰不認同呢？難道我們希望中國繼續過去那封閉和貧窮的歲月麼？

然而，我和放叔最大的分歧是六四。他希望民主黨能放下六四的包袱。這一點，我實在做不到。如果民主黨仍然有著可貴的地方，就在乎它的信念和堅持。六四是大是大非，豈能含糊？豈能放棄？

但我將永遠懷念放叔，他的幽默、坦誠、親切和開放，使我們無拘無束地暢論國家大事，那些日子實在令人懷念。如今，放叔已去了，民主派失去了一個真誠的朋友，一個使人如沐春風的長者。

作者是誰，倒不大清楚。該是一個傳媒人。一個依然有理想的傳媒人。

黃文放辭世已經許多年。這篇文章似乎也是許多年前寫成。因為裏面有這樣的一句：「如果民主黨仍然有著可貴的地方，就在乎它的信念和堅持。」

我常說道，假如你投訴英國的火車服務差，你肯定未到過愛爾蘭。

在英國，至少，火車還算是四通八達，我們可以依賴火車到許多地方去。周末時候，球迷就是如此追隨球隊到其他球場去。那位六十一號座位先生便經常跟人介紹乘火車周游英國、蘇格蘭和威爾斯。不單止那些大城市，許多城鎮，以至鄉村，都有火車到達。

在愛爾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暢遊這一個在英國西邊的島國，實在不能不自行駕車。因為許多有旅遊價值的地方，都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從首都都柏林出發勉強還能到達許多大城鎮。只是，要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那就是問題。

早陣子，跟朋友聊天，談到火車。他問我，要排名次的話，我會放愛爾蘭火車服務在哪個位置。

朋友是愛爾蘭人。在人家面前，總要給點面子罷？正苦惱該如何禮貌地回答，可能見我臉有難色，朋友笑道，我當然不是要你跟那些先進地方比較。像日本和德國。這樣比較，對我們有點不公平。

天！聽到朋友這句說話，我更加不知道如何才能很禮貌地回答。我確實曾想過用上香港、日本和德國的火車服務來跟愛爾蘭的比較。當然，這個島國會包尾。不過，那是跟世界上最好的比較，包尾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會教人很失望。只是，當跟那些落後地方相比，愛爾蘭的火車服務還大有不如，那就很傷人的心。

我也不能想得太久。因為這樣出來的答案會很假。

於是，我決定老實地講出我心裏所想。

我說，愛爾蘭政府還要投資很多很多，方能叫這個國家的火車服務變得合格。大問題是，火車根本不方便，去不了很多地方。太多城鎮沒有火車站。可是，如此去不了許多地方的火車服務，依然經常不準時，那也是教人很失望罷。有著這樣的服務，怎能要人保護環境，少點駕車？

也記起上月到英國PEAK DISTRICT旅行。人家旅遊局是這樣寫的：要欣賞這兒美麗的景色，最好方法就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愛爾蘭的郊外景色都很美麗。未知道何時也能夠跟旅客講這樣的一句說話呢？

去年二月，我們跟同市死敵利物浦接連在聯賽和足總杯裏碰頭。頭兩場比賽我們都戰成平手，勝負未分。到了第三場，重返葛迪臣球場，愛華頓終於不負我們所望，擊敗了那支穿紅色球衣的球隊，在足總杯晉級另一圈。

因為是足總杯重賽，安排了在平日夜晚舉行，所以，沒有相約我那幾個支持利物浦的朋友一起出來看球賽——我是很有信心能夠在他們面前示威一下。始終，第二天還要上班，大家都不大希望太晚回家休息。於是，吃過晚飯後，便獨自走到住所附件的那家酒館觀看球賽直播。

當我們在加時一百一十八分鐘，射入奠定勝利的一球後，我給我那些支持利物浦的朋友發了一個短訊：一個新星誕生了。我知道，他們都在不同地方觀看著那場比賽。

今年二月，我們在聯賽給安排要連續跟聯賽榜頭兩名比賽。我們後來居上擊敗了從倫敦北上的車路士後，然後便迎戰到訪的曼聯。

跟對車路士那場比賽一樣，我們也是在上半場十來分鐘便先給對手射入一球；跟對車路士那場比賽一樣，我們也是在上半場已經扳成平手，是1-1完半場。

到了下半場，我們調入兩名年青球員。結果，我們就憑這兩名年輕球員的入球，3-1擊退那支上屆冠軍。

明顯地，這兩個球員都成為了新一代愛華頓球星。

其中一個，在曼聯、車路士等球會爭相羅致的消息底下，跟愛華頓續了約。他跟記者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開，因為這是最適合我的球會。他就是JACK RODWELL。上次到葛迪臣球場現場觀看球賽，便得到他在其首次接受《泰晤士報》訪問的報導上簽了名。拿著那張剪報，我跟朋友說道，那是未來英國國家隊隊長在一篇我很深愛的訪問裏的親筆簽名。我知道，我將要裱起掛在牆上。

在訪問裏，這位才滿十八歲的球員跟記者提到那些考進了大學的朋友。他說，他很明白，有些事情他是無論如何都幹不來。就是這種LEVEL-HEADED的性格，教我喜歡上了這一個小伙子。

談到自己的性格，JACK RODWELL說道，這可能是我的家教關系。我知道，許多年輕球員都不是這樣子——這當然不代表是一件壞事，只不過我們的長大環境不相同而已。在我的家庭裏，我要經常清楚認識自己，同時候，也要保存謙虛學習之心。

現在重讀那篇訪問，JACK當然知道許多年輕球員都不清楚認識自己，也沒有一點謙虛學習之心。因為其中一個，就是跟他一起在對曼聯那場比賽下半場上陣後入球的那個年青球員。也就是在一年前，射破利物浦的那一個所謂新星——我是錯看了。

那一位才二十歲的球員竟然利用球會的行政錯誤，未有在限期前把早前跟他傾談妥當的口頭合約變成白紙黑字，上書超級聯賽總會，要求推翻那個口頭合約，好讓自己離開，變成自由身的球員，可以隨自己心意跟其他球會相談合作。因為那些球會不用支付轉會費給愛華頓，給予這一個年輕球員的條件自然可以比較好。

要培養一個年青有為的孩子，家教是如何的重要。

我越來越喜歡金馬倫。因為我很同意他那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理念。在他領導下的英國，越來越適合人類居住。雖然在這個非常時候，那些稅項實在有點駭人。不過，有著一個叫人如此興奮的政府，多交點稅也是值得的。面對一個會屠殺自己人民的政府，我是連一仙也不願意給他們。

所謂「小政府、大社會」，就是政府不會事事都管，許多時候，政府都是站在幕後，讓市民隨自己所想，任由市民自己發揮，去管理自己身邊的一切事情。只有在非常時候，政府才會站出來，去排解糾紛，做一個公證人，去撥開煙幕，引出一個清晰方向。

要知道，市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政府不過是市民欽點出來，替自己管理一些公家事情而已。

從來，我都相信「小政府、大社會」。

金馬倫上任後不久，湖區發生連環槍殺事件。兇徒執著自家擁有的槍械，駕著車任意對路上行人開槍。事發後，當然有人要求政府加強對擁有槍械的管制。金馬倫回應道，無疑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不過，我得說，我們國家對擁有槍械的管制已經十分嚴格。我們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個精神錯亂的人，浪費時間去檢討現有管制，浪費時間去研究如何加強管制。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最近，金馬倫政府宣布將要取消所有食物的有限售賣（或展示）日期標籤。那即表示，以後在英國出售的食物，將不會再有售賣限期，或者展示限期。其目的，就是要減少浪費食物。因為許多掉進垃圾筒的過期食物其實還很安全食用。調查顯示，每年英國人拋掉接近七百萬噸沒有變質、依然可以食用的食物。政府相信，市民應該重新運用古老方法去斷定食物究竟有沒有變壞，不應該過份依賴那些標籤。那些古老方法，就是我們的視覺、臭覺和味覺。只要我們重拾那些與生俱來的本領，一個安全使用日期實在已經非常足夠。

早陣子，在雅虎香港讀了一件消息。那位喜歡搓人家胸口的立法會議員，大聲「建議政府設立一條樹木辦的通報專線以統一收集病樹情報、於十八區設立『一區一樹隊』以精簡及統籌相關人手、盡快為全港樹木進行第二輪檢查，及盡快公布早前指有2000棵病樹的名單，希望令民眾『不立於危樹之下』」。

我知道早前有人因為公園塌樹給壓死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對公眾說，風雨導致樹木倒塌難以避免。這番言論給人批評為涼薄。遭人如此批評，政府立即改口風，講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說話：「唐司長對沙田圓洲角公園被塌樹壓死一名男子表示十分難過，司長有關打風落雨會塌樹的言論，是對樹木管理理工作所面對實際情況的一種表述，絕對不是針對有關個案。」

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做事便是如此艱難。只要民間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教政府成為驚弓之鳥。什麼事情也做不來。做什麼都要隨風擺柳。最悲哀的，還是要給那些不學無術的笨蛋指指點點。

老實說，塌樹壓死人跟連環槍殺事件，其實都是一樣。一個有自信的政府就會說，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大家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不過，我得說，我們已經很完善地檢查樹木健康。我們實在不應該因為一場暴風雨，浪費時間。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政府決定不立即普選特首，害了的其實是自己。

做了《泰晤士報》讀者超過四年，有些記者的文章我是必讀的。因為我喜歡他們的文字，也喜歡他們的報導手法。BEN MACINTYRE是其中一個。

早陣子，前貝理雅的政治化妝師ALASTAIR CAMPBELL出版了新一冊唐寧街歲月日記。裏面有篇寫在英國九七年大選前夕。貝理雅飛往愛丁堡拉票。同行當然少不免有記者。畢竟，那時候，大家都幾乎能夠肯定貝理雅將會成為新一任首相。ALASTAIR CAMPBELL在那篇日記裏寫道：I didn't take to many of them, but Ben Macintyre was there for The Times. The Guardian and Indy had wankers on board. 可見，這位《泰晤士報》記者的地位。

早前，逛書店，無意間碰上了BEN MACINTYRE一部作品。是一部關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候英國一名雙重間諜的傳記。叫《AGENT ZIGZAG》。都說我本來就喜歡BEN MACINTYRE的文章，加上勒卡雷（JOHN LE CARRÉ）大讃一句「SUPERB」，我實在忍不了手不買下來。要知道，許多人都認同，勒卡雷是英語世界裏最出色的一個特務小說作家。

才開始墮進二次大戰的世界裏頭，國際上便發生了俄羅斯特務遭美國逮捕的新聞。碰巧那名漂亮女特務也是姓CHAPMAN。《AGENT ZIGZAG》記述的那個特務也有著同樣一個姓氏。起初，從報紙裏讀到那個姓氏的時候，我還傻傻地以為他們有點關連。

翻看著那部雙重間諜傳記，讀到了一個關於《泰晤士報》的小故事。

為了要讓德國方面相信那個雙重間諜依然為他們工作，英國情報機關故意弄假地教一家兵工廠發生爆炸。所謂「弄假」，就是說那家兵工廠其實并沒有受到破壞，生產線繼續生產那些教德軍頭痛不堪的小型木製戰機，一切爆炸都是化妝出來。那位雙重間諜收到德軍給予的任務，就是去破壞那家兵工廠。

一切化妝工作都準備就緒後，英國情報機關便聯絡《泰晤士報》，希望他們同意報導這一件事情。聯絡《泰晤士報》，因為他們知道德軍特務組織頭目習慣讀那份歷史悠久報紙來了解和認識英國。

無疑，那是國家存亡攸關的事情。英國希望利用那名德國間諜，反滲入德軍裏面，為英國提供德國的情報。所以，他們希望德國能夠完全信任那名間諜。「破壞那家兵工廠」就是一件可以教德國完全信任那名間諜的事情。

在這樣的關頭底下，《泰晤士報》拒絕了英國情報機關的要求。那時候，報紙的總編輯是ROBERT BARRINGTON-WARD。他對自己國家的情報機關說，他也希望能夠幫得上忙。只是，要他在《泰晤士報》登上一段假新聞，不單止會破壞《泰晤士報》的聲譽，也違背了他們辦報的宗旨。 他實在不能夠同意在自己編輯的報紙上，刊登一宗他自己也不相信是真實的新聞。

一份報紙的公信力便是這樣得來。一份報紙為什麼會得到全世界尊重，這就是原因。

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要經常無懼。

我常以為，自那天我們上書中南海，要求人大釋法，來解決港人內地出生子女居港權的問題，一國兩制便正式宣布失敗。所以，我從來不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搞跨了這一隻曾經懂得生金蛋的雞。香港之死，其實是自殺。是我們首先破壞一國兩制。要知道，沒有了一國兩制，我們不過是一個中國沿海城市。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曾經有著光輝歷史的中國沿海城市。

想起人大首次釋法，因為英國法庭最近的一個裁決。

早陣子，是工黨還在執政的時候，一個喀麥隆男人和一個伊朗男人不約而同地以其性取向，跟英國政府申請為難民。他們說，因為他們是同性戀，他們的生命在其原居國家會受到威脅。當時英國政府否決了他們的申請，并要遞解他們出境。政府的理據為，假如在其國家同性戀者的生命會受到威脅，他們應該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不讓其他人知曉。

那兩個同性戀者不服，訴諸法庭。最後，高等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認為，這樣的難民申請，只要查證屬正確，都要得到批準，英國政府不能遞解他們出境。

在判詞裏，法官寫道，同性戀者的基本人權跟異性戀者的基本人權，都要得到保護。要一個同性戀者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假裝自己是異性戀者，都是違反基本人權的事情。也是違法。因為在1951年定下的難民條約說明，每個申請成為難民的人，都要給確保能夠公開地自由生活。當然，也就包括同性戀者。

這個判決當然引起民間很大回響。莫忘記，今年大選的時候，移民政策就是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社會普遍同意要控制移民到英國的人。明顯地，控制就是大幅減少的意思。尤其是那些來自非歐盟國家的人。假如會因為性取向教生命受到威脅，那個國家都不會是歐盟成員。

有人高呼道，這個法庭判決會替英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我們將會成為同性戀者天堂。只要證明得了自己是同性戀者，那些來自同性戀乃非法行為的國家的人便可以大量來到英國。我們的社會容納不了突如其來這麼多的人。

這樣的說話，是多麼的似曾相識。那年，當香港終審庭判決所有港人內地出生子女都自動擁有居港權後，市面不就是充斥著這樣類似的說話嗎？

保守黨從來都很反對大量移民到英國。不過，知道法庭這一個判決後，金馬倫內閣成員竟然跟記者道，政府很歡迎法庭的裁決，因為遞解那些同性戀者出境，并期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隱藏起自己的性取向，都是不能接受的。然後，便列出入境人員會如何調查這些難民申請。

一個法治文明社會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無疑，法庭的判決可能會替社會帶來很大問題，不過，只要法庭是按照列明的法律來判決，我們都要尊重。會引起巨大問題，便引起巨大問題，我們勇敢面對去解決那個巨大問題便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庭會公平判決每一個訴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庭是按照法律來判決，不會衡量過後果後才做寫判詞。因為唯有這樣，社會上每一個公民才能夠得到法律保護。

在一個社會裏，不是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得到法律保護，那才是一個大問題。一個比其他問題都要大很多的問題。一個不能解決得了的問題。

中國人有句說話：勝不驕。

才短短三個字。不過，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尤其是贏得一個又一個冠軍後。可是，我們的確要不讓勝利沖昏頭腦，才能繼續贏得一個又一個冠軍。

贏得今年法國公開賽後，拿度再次取代了費達拿，成為世界第一。月初在英國贏得今年溫布頓男子單打冠軍後，大家開始同意，這一次，拿度是真真正正的世界第一了。兩年前，當這位西班牙網球員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大家，甚至他自己，都同意這是從費達拿手上借來的，遲早要還。這一次，似乎連費達拿都要承認自己可能在不可以成為世界第一。

因為在倫敦比賽，當然要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況且，拿度跟這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交情實在不淺。他不時替《泰晤士報》寫專欄。

記者開門見山地要這位世界第一談談勝利感受。如何做到勝不驕。

拿度答道，贏得冠軍當然教人很興奮。尤其贏得一個夢寐以求的錦標。不過，無論贏得如何漂亮，那也不過是一次冠軍罷了。不足以讓自己成為一個成功的網球員。假如你讓勝利沖昏頭腦，以為自己比任何球員都要優勝，你將會失敗收場。首先，你會失去大眾支持。沒有人會喜歡自以為是、目中無人的人。便是你的球技如何出眾，也贏不了觀眾的心。此外，教自己相信自己如何厲害，只會害了下次贏得冠軍的機會。贏得冠軍，要集許多因素。自己在一個錦標賽出色的表現不過其一。那還有其他對手的表現。和比賽環境。不理會其他因素，只自以為是，只會讓自己不能充足準備去贏下一次冠軍。

接著，記者問拿度如何做到勝不驕。

這位世界第一說，這其實跟做人一樣。首先要公開親切地恭喜對手，同時私底下找出對方的弱點，好讓自己能夠好好發揮自己的優點。然後，勤力地練習。當然，也要顧及那些外在因素。不斷反覆練習，直至那些曾經會影響自己表現的問題再不是一個問題。要有決心。要告訴自己成功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終點。

我為什麼喜歡拿度？這就是原因。

原來，已經五十年。果然，時光飛逝。

五十年前，法國的電影院正式上映《斷了氣》（原名為À Bout De Souffle，英譯則為Breathless）。那是高達的首部電影。在電影歷史裏，他們叫那是法國新浪潮的開始。



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一個壞男人決定從馬賽返回巴黎，希望跟欠他債的人討回那一筆錢後，便和他那心愛的女人往意大利渡假。在回法國首都途中，因為駕駛的車乃是偷來，遭到警察追捕，那個男人便殺了其中一個警察。返到巴黎後，一邊逃避警察，一邊說服那個到法國留學的美國女生跟他一起去意大利。最後，那個女生出賣了他，供了他藏身地點予警方。逃走時，那個男生也就給警察開槍幹掉。

早便聽說過這部黑白電影，可惜，老是沒有機會欣賞。還是去年此間的電影中心舉辦了一個法國新浪潮電影節，我才終於可以一嘗心願。

結果，愛上了這部電影。當然，也愛上了電影裏的那位女主角JEAN SEBERG。這都不是很意外的事情罷？我想，沒有人看過這部高達的處女作後，不愛上這部電影？不愛上JEAN SEBERG？

十月尾的銀行假期，重遊花都。經過一間賣電影劇照的小店，便買下店裏所有《斷了氣》的劇照和一張電影海報。也到了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去拜祭一下JEAN SEBERG。

本來也打算帶回一張影碟回都柏林。可是，因為沒有英文字幕，唯有作罷。幸好，幾個星期前，此間HMV減價，一張《斷了氣》的DVD不過五塊。於是，幾個星期後，我已經重溫了這部電影兩遍。從來，碰上我喜歡的電影，我會百看不厭。像《AN EDUCATION》。

為了慶祝其五十周年紀念，英國和愛爾蘭的電影院決定重新播放這部電影。九月的時候，BLU-RAY版的影碟會在市面出現。

在倫敦，他們還會舉行一個《斷了氣》劇照展覽。舉行地點是JAMES HYMAN GALLERY。在裁縫街SAVILLE ROW附近。碰巧周末會到英國首都看音樂劇《WICKED》，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劇照展覽。

我很怕欠了別人。我情願別人欠我，也不要自己欠了別人。

這是我的家教。

因此，從第一天在社會打滾開始，我至少會早半個小時返到公司，開始工作。上班時間，跟同事閒聊，我會覺得有點不自在。人家給錢予我，要我幫忙替他辦事，我一定要他心甘情願地給我我所要的價錢，我不會要他覺得我有一絲不值那個價錢的地方。合約上列明的工作時間，從來，我都只會做多。我是把人家給我的工作當作自己的生命看待——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到最好，做到最多。

我不要欠別人。

早陣子，到了愛爾蘭西部的一個叫INISHMORE的離島渡周末。INISHMORE，是愛爾蘭語，最大的島的意思。

是星期天。吃過B&B提供的早餐後，趁上船離開前的一段空檔，走了出去閒逛。才一個小時多的時間，我們都沒有打算走得遠。只在B&B附近的地方走走而已。在這一個離島，沒有自行車的話，根本不能走遠。的確有點大。大概14公里乘3.8公里。島上就只有居民自己可以駕車。除了自行車外，要找代步的，遊客還可以乘馬車。

我們隨意在田野間閒逛。突然，遇上一輛馬車。司機是準備到碼頭兜生意罷。見到我們二人漫無目的地遊走，便停下來，提議帶我們到島的另一邊去。馬車來回一個小時。因為時候還早，他願意減價。才二十五塊兩個人。

一來我們沒有到過那一邊去，二來我也想試試在田野間乘馬車的滋味，於是，便跳了上車。

一個小時後，馬車司機送了我們回B&B。因為身上沒有足夠硬幣，也沒有一張五塊紙幣，便遞上三十塊予那位司機。可是，那位司機竟然說沒有帶上零錢開工，沒法子找贖。

那麼，五十塊呢？

更加不可能。

似乎，他要不是真的沒有帶上任何歐羅在身，就是打算騙我五塊。可是，因為要趕船離開，我也不好跟他理論。很不願意地說服得了自己把那五塊當作打賞。

也許，因為看到我一臉不滿，那位司機提議送我們到碼頭。他說，「我也要去碼頭，正好順路。」仿佛是給我們好處似的。

既然打賞了五塊，我當然接受他這番好意。便著他在門外等候。

回到房間，收拾好一切後，竟然給我們連毫子在內湊得到五塊。立即走出B&B，那位司機正想幫我們安放行李，我便遞上那堆硬幣說：「太麻煩你了。不用客氣。這兒是五塊。方便你跟其他客人找贖。」他有點愕然。點算了一會兒後，很不情願地給回那張十塊給我。

把錢放回錢包後，我便轉身拖著行李離開。那位司機在背後嚷道：「我也可以送你到碼頭啊！」

我只顧一直走，沒有回轉過頭，答道：「多謝。真的不用了。我們想走走。」

我不要欠別人。

那天，在住所裏重溫了一遍林海峰的一場棟篤笑。裏面有這樣的一句：「每個老板都只關心員工上班時間：已經是九點零一分，你已經遲到了一分鐘。他們不會緊張員工幾點下班。你幾時見過有老板會說：『五點半啦！趕快走罷！』？」

我見過。

因為我那位上司就是這樣的人。

許多遍，當她離開公司的時候，看到我還在努力工作，她會跟我說，趕快下班罷！我們的生命不單單只得工作。我們不是為工作而活，我們只是為活而工作。

當然，我沒有聽從這一位公司董事的說話。畢竟，我是一個香港人。我曉得，上司的話不能盡信。尤其是那些很中聽的。要知道，在這個現實社會裏頭，上司的讃賞和愛護，應該表現在那張糧單上，不該來自口裏。工作，就是工作。況且，我再不是一個剛從象牙塔走出來的小伙子——我同意，一個方出社會打滾的，為了多學一點，不應該只計較薪金。

不過，我也不是每次都不聽從。

每次星期五下班乘飛機到倫敦的時候，我都會很聽從她叫我速速離開公司的命令。

到倫敦去，許多時候，我都選擇七點鐘那一班飛機。因為從機場出來，到達英國首都中心，還是九時許。

要乘七時起飛的那班飛機，比正式下班時候早半個小時——即五點鐘——離開便成。從公司到機場，火車加上巴士，才個多小時車程。只是，每一次，我那位上司一過四時一刻便會著我離開。她比我更害怕我會錯過我的飛機。因此，每一次，我都有點難為情地在四時半便關掉電腦，離開公司，前往機場。不過，話得說回來，我每天都早半個小時返到公司，開始工作。合約上的工作時間，從來，我都只會做多。

當然，我不是在投訴。我這一個打工的，怎麼可能會投訴這樣的事情？我只是說，這個世界的確有老板關心員工幾點下班而已。

的確僅此而已。

英國今年大選後，沒有一個政黨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最後，自由民主黨決定支持保守黨。兩個本來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政黨一起合組政府。要知道，保守黨是一個偏右的政黨，自由民主黨則是偏左。

所以，從前兩個政黨互相攻擊，實在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其實，兩個理念不相同的政黨不互相攻擊，才是意外的事情啊！不單只意外，而且恐怖。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需要的不是大家想法一致；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需要的是不同意見互相摩擦。

那天，是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合組政府後，兩個黨魁首次會見記者。

有記者來了一個大整蠱，在發問時間，問了一個可能會教新任首相金馬倫很尷尬的問題。一個甚至乎會影響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合作的問題。

那位記者問道：「首相先生，你現在是否有點後悔曾經說過，NICK CLEGG是你最喜歡的一個大笑話？」

在遠東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假如有記者膽敢如此放肆，他必定會給當權派批評為「破壞社會和諧的人」。兩個政黨才剛正式宣布破天荒合作，這個記者竟然翻起舊賬，挑起兩黨黨魁不和。那些地產商必定立即抽起刊登在那份報紙的所有廣告，以懲罰這個口不擇言的記者。

不過，這兒是英國。

聽了這個問題，自由民主黨黨魁NICK CLEGG立即轉過臉，望著金馬倫，問道：「你這樣講過？」

金馬倫低下頭，望著自己的那雙皮鞋，承認道：「我的確講過。」

NICK CLEGG便轉身，裝作離開記者招待會。金馬倫立即道：

Come back!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hings we said thrown back at us. There's a serious point in this.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next five years finding Lib Dem politicians who slightly disagree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bout a slightly nuanced policy, you can find lots. But we're looking at bigger picture. If it means swallowing some humble pie and eating some of your words, I can't think of a more excellent diet with which to provide the country with good government. (曾想過翻譯這段說話，只是譯來譯去都不甚滿意，故唯有原文抄錄在此。)



雖說全世界政治人才凋零，因此才不斷有年輕小伙子贏得選舉，領導國家。不過，聽畢這個百年來最年輕的英國首相的說話，人家便是差，也比我們的強許多倍。

竟然真的給那隻八爪魚再次猜中。

德國敗給西班牙後，世界杯終於再次有一個新的冠軍。這兒「新的冠軍」的意思，就是一個歷史上首次成為世界杯冠軍的國家。因為西班牙在決賽面對的是荷蘭。也是從來未曾染指過世界杯。說來也奇怪，今屆決賽的兩個國家在足球歷史上都只曾贏過一個冠軍。都是歐洲國家杯。荷蘭在1988年贏得國家歷史上唯一一個足球冠軍，西班牙則是在兩年前。

德國敗陣後，今屆我希望能夠贏得冠軍的球隊正式全部出局。（其實才得兩隊。美國、南韓、日本都不能算作可以贏得冠軍的材料罷？巴西出局後，我喜歡上德國那些年青人。我跟林大小姐說，這一隊德國很有下屆愛華頓的影子。直至現在為止，愛華頓簽下的新球員都是年青的——我算那個二十八歲才首次在頂級聯賽比賽的也屬年青球員。我經常想像他們會一鳴驚人。）

要我在荷蘭跟西班牙兩隊選一，我會選荷蘭。至少，我曾經追捧過他們。那是三劍俠的時代。也就是1988年。還不好忘記，他們陣中有一個效力愛華頓。況且，在葡萄牙以外，西班牙就是另一隊很討我厭的熱門球隊。

談到西班牙，有件事情其實自世界杯開始便想重提一下，可老是苦無機會。也經常忘掉。

說是「重提」，因為三年前，我曾在這兒寫過一遍。

要「重提」，因為我終於記得留意。

當然，看過六場西班牙的比賽後，你也可能已經發覺了。

跟所有大型比賽一樣，世界杯比賽開始前﹐球場裡面都會奏起兩個比賽國家的國歌。很多時候﹐球員都會跟著旋律唱起來。

不過，當西班牙國家隊比賽前﹐你是總不可能發現他們會唱出自己國家的國歌。正選的球員只是靜靜的站在球場上。後備的球員和教練也只是靜靜的站在後備席那兒。也許﹐你會聽到觀眾席上有西班牙球迷唱歌﹐可是，只要你細心留意﹐他們其實也只不過胡亂地按著旋律﹐發著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CHUNDA、CHUNDA、TACHUNDA、CHUNDA」。

因為沒有一個西班牙人懂得唱自己的國歌。因為西班牙國歌ROYAL MARCH是沒有歌詞的。

這個講法其實有點不妥當。

在1931年前﹐當國王阿方素十三世還在位的時候﹐西班牙國歌是有歌詞的。在獨裁者法蘭高將軍執政的四十年﹐西班牙國歌也是有歌詞的。雖然跟之前的那一首完全不同。不過﹐隨著法蘭高將軍給長埋地下﹐西班牙國歌的歌詞也給埋藏在一個再沒有人找到﹑也沒有人願意找的地方。現代的民選西班牙政府當然曉得這裡面的尷尬。曾多翻請人填起新詞來。只是﹐直至現在﹐西班牙人依然未能一致同意國歌裡面的歌詞。

假如你不相信，星期天的決賽，你可以留意一下。

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當然會為英國首相製造蠟像。畢竟，在君主立憲底下，他雖不是國家元首，倒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理論上，英國還是英女皇的國家，可實際上，一切都是由首相決定。

早陣子，蠟像館終於完成了金馬倫的蠟像，公開展出。

展出首天，蠟像館邀請了首相夫人出席。

望著身旁那個丈夫蠟像，金馬倫夫人笑道：「的確是鬼斧神工。的確很相像。真的一樣。孩子見了，必定很興奮。」

在眾多記者要求底下，首相夫人始終不肯吻一下那個蠟像，只同意跟蠟像合照。她怕唇膏會破壞了蠟像館的出色手藝，也不希望在這個金馬倫蠟像留下一個唇膏印。也許，她也怕其他遊客會有樣學樣，跑去親吻蠟像。她應該讀了早前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討論這幾年一窩蜂出外旅遊的中國大陸人對世界的影響。

原來，製造這個金馬倫蠟像，花上了蠟像館師傅四個月時間。

四個月？

那麼，在白高墩宣布大選前，蠟像館已經開始製造蠟像了。我想，那時候，蠟像館都有為三大政黨黨魁度身罷。即包括白高墩。

需要為白高墩度身嗎？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不是會為每個英國首相都製造一個蠟像嗎？白高墩是上任首相啊！

不過，假如你細心逛逛，你會發現在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裏，從來沒有擺放過那個蘇格蘭人的蠟像。

是歧視蘇格蘭人嗎？

的確是歧視。不過，當然不是歧視蘇格蘭人。那是歧視那些不是由選民選出來的首相而已；那是歧視那些沒有經過大選洗禮的首相而已。

不是由選民選擇的首相，沒有給蠟像館塑造蠟像這樣的一個權利。便是如此簡單。

上星期天，沒有世界杯比賽關系，跑了到電影院，看了一部很輕鬆的法國愛情小品《L'arnacoeur》。英文翻譯為《Heartbreaker》。影評說，比荷里活的那些好看得多，難怪在法國大收特收。

故事橋段其實很老土。所謂的HEARTBREAKER是一個以破壞情侶為職業的人。破壞的方法就是教那個女生愛上自己。當那個女生愛上了那個HEARTBREAKER，她便會發覺身邊原來的那個他實在很不堪。那個叫ALEX的HEARTBREAKER有句口頭禪：I open a woman’s eyes, not her legs。他不會跟那些女生發生關系。他也不會破壞那些很幸福、很快樂的情侶。他只會教那些不曉得自己拍拖拍得很快樂的女生明白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好男人。有天，負債累累的ALEX給一個父親聘請去阻止女兒跟一個自己不喜歡的男生結婚。只是，他發現，這一次有點難度。因為那對情侶似乎真的很愛對方。

老實說，故事發展如何，大家未入電影院也能猜得八九。正如《泰晤士報》所言，這是一部不用帶腦看的電影。

不過，我的確看得很開心。我知道，在那一百分鐘裏，電影院裏就充滿著我的大笑聲。從來，看喜劇，我都不會吝惜我的笑聲。無論是在哪兒觀看。在住所裏、在電影院裏、或者在飛機上。

這是法國的預告片。


這則是英國的預告片。


明顯地，為了吸引觀眾，在英國播放的預告片刻意把重點放在電影裏那些模仿《DIRTY DANCING》的片段。也用上了男女主角在車上唱GEORGE MICHAEL的《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那一幕。畢竟，要用上大家熟悉的事物方能吸引大家的注意。

所以，我想，我喜歡這部電影，或多或少是因為電影把《DIRTY DANCING》奉作男女主角結合的催化劑。

一年前，我跟林大小姐在倫敦看了一場《DIRTY DANCING》舞臺版。那是我們首次一起欣賞的音樂劇。

去年聖誕，如常返了香港渡假。印象中，除了兩年前跟家人一起到了奧蘭多和紐約外，每一個紀念耶穌降生的日子，我都在我自己的出生地渡過。

當然，少不免到一些新建成的地方逛逛。

一天，我便跟父母到了HULLET HOUSE去。那是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所謂活化古跡的罕見例子。她的前身為水警總部。在保存下來的那個維多利亞式建築裏，發展商變出了一間酒店和幾間餐廳。

因為父親還未離開公司，我跟母親便到那幾間餐廳門外走走，看看他們的餐牌。我們打算在那兒吃頓下午茶。在那古色古香的英國氛圍底下，蠻有風味似的。畢竟，在香港，除了往自己的記憶裏找，已經很難尋回一點英國殖民地的色彩。

有一家餐廳，叫ST GEORGE。不過，門外、牆上都沒有掛上一面英國白底紅色十字旗。侍應都忙於整理餐廳佈置和餐桌擺設。明顯地，晚上有人會在那兒擺喜酒。他們是不可能招呼我們下午茶的了。只是，既然來到，也不妨翻翻餐牌，看看他們供應什麼菜式。當然，還要查看一下價錢。

果然不菲。一道主菜動輒四、五十歐羅。因為在歐洲生活了超過四年，對於價錢，我是需要把它化為歐羅，才能衡量孰貴孰廉。

正要細看一下會有什麼貨色，餐廳經理便走了出來。他跟我們道：「這個餐牌過了今天後便會轉換。」

我環顧一下餐廳周圍，道：「似乎，今天晚上你們也不會有晚市。」

「對！有人客包了整間餐廳擺喜酒。」那位餐廳經理回答道：「所以，這個餐牌其實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原來，他不喜歡我們站在門外翻看那本餐牌。

「那麼，你可以換上一本新的給我們看看嗎？」我問道。

「新的餐牌要明天才送到來。」這是我得到的答覆。我當然不滿意。要知道，這是一間吃三道菜便要花上一百歐羅的餐廳。還未計算酒水。這樣的服務實在不能說服得我光顧。不過，我這個好人自然會給機會他們更正和改善。於是，我問道：「你總可以跟我講講，明天晚上，你們會供應什麼菜式罷？」

「新的餐牌要明天才送到來，」那位餐廳經理很不耐煩地重覆說：「我還不知道。」

似乎，那位餐廳經理不曉得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一間高級餐廳要提供的不僅僅是美味食物，還有服務，還有許多許多。例如：餐具，擺設。

幸好，他們沒有掛上一面英國旗幟。

早前，在《明報》網上版讀了篇關於中國大陸裏面一個調查的報導。記者說，「從炒股炒樓到炒茶炒蒜，內地近年掀起各式各樣『炒風』，不少年輕人加入『炒錢族』行列。一份最新的調查更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認為腳踏實地工作不如投機更易致富。」

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罷。一個不善生產，只活在一個又一個泡沫裏的民族，有什麼前途可言？

很喜歡那部暢銷全球的瑞典偵探小說《一個有飛龍紋身的女孩》裏面的一段文字。一段批評股票市場的文字。小說作者生前是經濟版記者，對經濟有其一定認識。

那是主角反擊控告他誹謗的人成功之後﹐接受傳媒訪問的一段對話。電視節目主持剛問他為何以為「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對瑞典經濟打擊甚大」之說無稽。

小說作者寫道：

你該要分清楚兩樣東西﹕瑞典經濟跟瑞典股市市場。瑞典經濟是指所有每天在這個國家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總和。例如Ericsson電話﹑Volvo汽車﹑Kiruna和Skövde的運輸。這些就是瑞典經濟。今天瑞典的經濟﹐跟一個星期前的﹐同樣強勁﹐或者同樣的差。

瑞典股市市場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裡面沒有經濟﹐因為沒有貨物和服務的生產。一切只不過是一些人想像一﹑兩個小時後﹐市場上面那些公司的市值如何的遊戲。根本跟現實和瑞典經濟無關。所以﹐股市大跌不會影響國家經濟。

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那只表示一班投機者會把資金從瑞典公司轉至德國公司而已。所以﹐記者應該找出這些人﹐然後標籤他們為叛徒。就是這一班人為了顧及他們那些客人的利益﹐妄顧給瑞典經濟帶來的傷害。

我讀的是英文版。以上當然是我按著那英文譯本的中文翻譯。

當全國人民都花上本來實際工作的時間來投機，這一個國家還可以生產什麼貨物、出產什麼服務？這一個國家有什麼經濟可言？所以，當一個國家越來越多人跑去全職炒樓炒股票，這個國家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越來越多中國人相信「找工作難不如去炒股」、「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少壯不炒股，老大徒傷悲」這些智慧，都是因為二十一年前國家暴力地否決了來一場政治改革。天安門大屠殺後，政府為了疏導民怨，大力推行「讓一些人先富起來」政策，希望當許多人都有了舒適生活後，大家便不會記得起政治上的不滿；也希望大家把精力都花在追逐金錢上面，忘掉去尋求政治上的那個烏托邦。

明顯地，這個政策是成功的。說是成功，因為政府的目的達到了。

經常記得龍應臺記錄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面的一件事情：

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龍應臺是這樣評道：「中國的『進步』，在她（那個上海女性）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於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炒錢族」就是這一個政策底下的產物。在現代中國人眼睛裏頭，就只認得錢。由於先富起來的那些中國人基本上都不是通過勤勞工作而來，其他民眾看在眼裏，當然有樣學樣。基於政策的真正目的——叫中國人都親近金錢遠離政治，便是知道不妥，政府也唯有硬著頭皮，不能做上一些事情來改變這一種風氣。也於是，投機風氣越來越盛。盛到一個地步，大家除了錢，已經認不到其他東西，像道德。在那些先富起來的城鎮裏住上了許多跑來賣肉的農村女孩，工業意外（煤礦、機動遊戲等）、假食物不斷發生，都是人民只追逐金錢的結果。

報紙記者訪問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叫周孝正。他說：「幹活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幹活，年輕人看到的就是這麼個社會，能不浮躁麼？以珠三角為例，最低工資調高後仍僅每月1100元人民幣。貧富差距大，社會分配不公，要平息浮躁炒風，恐怕要資產泡沫破掉，工人繼續罷工（討加薪），經濟崩盤重新洗牌，甚至改朝換代。」

也許，當年中國人并未能夠叫野蠻的政府推行政治改革；也許，那場屠殺的確讓那個野蠻政府能夠繼續執政下去；只是，正如《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所言，六四，是中國這個巨人身上一個淌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行程，不會真的遠大。

讀著那一個調查結果，望著一個一個中國人放棄生產，跑去成為「炒錢族」，我想，究竟會是共產黨垮臺先？還是平反六四先呢？

我有另一個理論，是關於運動比賽的：一隊球隊連續輸得越多，下場能夠贏得球賽的機會越大。

因為我相信，世界上沒有永遠不勝的道理。只要沒有永遠不勝，球賽連續輸得越多，下場比賽贏的機會自然比今場比賽大。

所以，我不奇怪荷蘭終於在世界杯打敗巴西。在九四年的美國，在九八年的法國，荷蘭都是巴西的手下敗將。今年，兩國再次在淘汰賽階段碰頭，半個主場的荷蘭在半場落後一球下，反勝2-1。

我沒有正正式式觀看這場比賽。因為球賽在下午三時舉行。是上班時候。

說是沒有正正式式觀看這場比賽，因為自三時開始，我的電腦其實早已接上了互聯網，好讓我能夠不時查看一下比賽情形。是文字版的。對於足球，我沒有太大定力。我怕接駁到愛爾蘭電視臺的網頁後，我會放低所有工作不理。（在這個島國，除了在電視外，電視臺每場比賽也作網上直播。好方便那些上班族罷。）老實說，今年世界杯，我都是如此留意那些三時開始的比賽。至於，中飯時候比賽的那些，當然可以欣賞整個下半場。

才想好如何回答客人的電郵，便突然聽到背後那位同事跟我說道：「1-0，巴西。」

我支持巴西，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跟我擁護愛華頓一樣。我想不到一個理由不能夠讓別人知道自己所愛的。

我便轉過身，在同事那部電腦裏看了羅賓奴那記入球的重播。另一個同事知道我們在討論足球，便站起身，隔著屏風，道：「很差的中路防守啊！」然後，就聽到遠處那位剛剛因為踢足球弄傷了腳跟的喊道：「便是我這樣的狀態，也比那位守衛強。」

明顯地，大家都是衝著我這一個愛華頓擁躉來。因為荷蘭中路那位守將效力愛華頓。

也明顯地，原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電腦裏觀看著巴西對荷蘭。

始終，是星期五的下午。

當荷蘭打進第二球後，我的上司便走到我的座位，跟我說：「似乎，你要擁護另一隊了。」

我苦笑道：「我還刻意穿上一件黃色襯衫上班。」

我有點不明白。她應該是在看溫布頓直播。是梅里對拿度。怎麼她也知道這場足球比賽的情形？

林大小姐經常投訴我理論多多。對於這一點，我不會反對。或者，我應該說，我很同意。（邏輯上，不反對不等於同意，正如不同意不等於反對。這是兩個不同概念。）從來，我都喜歡嘗試解釋這個世界。有時候，我想，我也適合做一個經濟學家。

其中，我有這樣的一個理論：假如有餐廳會提供ALL-DAY BREAKFAST，這一個民族應該不大懂得烹調技術。

我那些理論不是什麼學術上的理論。邏輯推論都不是十分嚴謹。更多時候，都不過是純碎一己觀察所得的結果。沒有認真考究，也沒有反復驗證。這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便是其中一個如此的結論。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經常招惹得來林大小姐投訴。

我當然沒有走遍全世界，沒有見識過所有民族。不過，就我所見過的、所認識的，我實在找不到一個例子來推翻我這一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

顧名思義，「ALL-DAY BREAKFAST」就是無論早、午或晚都會提供的食物。一個一天三餐都可以吃著同樣食物的民族，其對食物的要求顯然不高；對食物要求不高，其民族的烹調技術自然不可能超凡。對於烹調，他們依然停留在果腹那一個最基本的層次上，還未提升到追求美味那一個較高的境界。假如他們是分辨得了美味與否，他們就是沒有心思花在是這一個層次上面。

我當然見識淺薄。「ALL-DAY BREAKFAST」這一個名詞，我只能夠在英國、愛爾蘭找得到。同時候，我也發現，這個世界其實沒有英國菜、愛爾蘭菜。無他，因為這兩個民族根本不懂得烹調。地理環境所限，他們根本沒有法子去鑽研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方法。

要鑽研烹調，其首要條件必定是要有大量各式各樣的食物供應。食物要大量，因為鑽研烹調技術必定是填飽了肚子之後的事情。連果腹這一個最基本的層次還未達到，就談不上去追求美味。食物要各式各樣都齊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著不同種類的嘗試和配搭，領域才能夠廣闊，才能夠找到讓食物變得美味的最好方法。

所以，都是那些不溫不寒的國家的民族才懂得烹調。在歐洲，是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 - 的確是如此次序；在亞洲，就是中國。

早陣子，我跟一些香港人提及到我這一個「ALL-DAY BREAKFAST」理論。有人嘗試提出一個反例子，道：「也許，你已經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不大清楚那兒的情形。現在，香港那些西餐廳也會供應ALL-DAY BREAKFAST的。都在周末。為的是給那些太晚起床的人提供早餐。」

不難想像，都是那些裝扮成有著歐陸風情的餐廳的主意。始終，在香港這一個前英國殖民地，歐陸風情是有其龐大市場。翻開華文報紙，讀讀那些樓盤的名字，便可略知一二。從前那些美麗的中國名字早已淹沒在這一個高速靠向中國大陸的城市裏面。為了賺錢，我們可以不斷出賣我們的文化。

供應ALL-DAY BREAKFAST，不過又是一個假（PSEUDO）「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倒退例子。

終於出來了。

等候多時，這部電影的預告片終於出來了。這一年來，一有空，我便會到YOUTUBE鍵入這部電影的名字，每次都失望而回。到GOOGLE去，竟然也沒有太多消息。曾幾何時，我還以為這不電影胎死腹中，完成不了。要知道，在經濟不景底下，商人都很小心投資在娛樂事業上。新一部占士幫電影便已遭擱置。

自去年夏天，從報章得知KIERA KNIGHTLEY正在拍攝這部改編小說的電影，我已經很期待。因為女的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演員——那時候，《AN EDUCATION》還未上畫，我還未認識CAREY MULLIAGAN；因為故事來自我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只要碰上喜歡讀書的，我都會大力介紹那部很浪漫的科幻小說。

我記得，那天，我在此宣布，二零一零年我有兩部必看的電影。這是其中一部。（另一部，當然是《TOY STORY 3》。我是巴斯光年的粉絲。家裏擺放了四、五個不同大小的巴斯光年。）

看罷《AN EDUCATION》後，喜歡上了CAREY MULLIGAN。這一位英國演員甚至教KIERA KNIGHTLEY退到我心目中的第二位。（對！我喜歡的演員，首兩位都來自英國。）

也因此，更期待這一部電影。因為其女主角就是CAREY MULLIGAN。原來，KIERA KNIGHTLEY在戲裏演的是第二女主角。

這一部電影，就是《NEVER LET ME GO》。



看著這段預告片，我以為，電影很近乎原著。給剪接下來放進了預告片的那幾幕，跟我讀書時腦海裏所想像的幾乎一模一樣。一看到那幾個片段，我便立即記起小說裏的那幾章。

只是，似乎，要在電影院欣賞第二部改編KAZUO ISHIGURO作品的電影，還要待些時候。因為電影公司還未決定電影上畫日子。

我猜，那是因為他們還跟倫敦電影節商討，是否可以讓這部電影成為開幕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