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在即，幾部電影大製作便趕著推出。為的是要飲頭啖湯罷？觀乎近來周遭電影海報，也難怪這幾部所謂電影大製作要急著在考試季節才結束便上畫。要不，恐怕當另外那些暑假巨獻推出後，再不會有人提起勁兒走進電影院，觀看這一些所謂電影大製作。

在這當兒，準備推出的就是《變形金剛》跟《建黨偉業》。

《變形金剛》，看一次已經夠。因為那不過是為了看製作人如何把機械人變身的過程化作真人電影罷了。去年第二次，已經提不起勁。想不到，竟然還有第三次。或許，是我老得太快罷。電影製作趕不上我變老的速度。

至于那部講所謂中國近代史的電影，根本從來就沒有意思看一看。一來，太多明星（電影海報說是集齊了中港臺巨星），也太少明星（欠了湯唯，也欠了許多不賣共產黨賬，共產黨也買不了賬的真正明星）。二來，......不提也罷。

不提不提還需提，都因為讀了今天《蘋果日報》的一篇報導。

原來，這部講中國共產黨打贏內戰的電影裏面，是沒有一個角色叫蔣介石！

《蘋果日報》說，本來張震飾演的角色，就是中正先生。不過，到電影推出的時候，張震只是刺客甲，完全沒有交代出身和身份。雖然在電影公布人物時，官方都是說，張震飾演的就是國民黨的領袖。報紙更說道，整套《建黨偉業》中，完全沒有蔣介石這號人物。

假如電影要講建黨、成立新中國是一項偉業，故事裏頭就沒有可能沒有那個千方百計要鏟除共產黨的首腦出現。也不好談邏輯，那是很簡單的講故事技巧罷。

電影叫《建黨偉業》。其主線該是建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為什麼要成立共產黨？為什麼要成立新中國？都是舊中國太腐敗，太黑暗。唯有有了共產黨，有了新中國，中華民族才能得救，中國人的生活才能轉好。因此，建黨才是偉業。那是成立新中國的第一步。

電影有了忠義的這一面，就要有邪惡的那一方。可是，有了共產黨，竟然沒有在四九年以前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可不貽笑大方？這樣的講故事手法，笨拙得叫人提也不想提。

或者，因為電影人想說的是，忠義的是周恩來，邪惡的是毛澤東罷？

我是愛華頓球迷，當然經常關心這支英國西北部球隊的消息。縱然已經從歐洲搬回香港生活。

現在有了互聯網，身在亞洲要知道愛華頓的事情，實在不是什麼難事。其中一個我常常瀏覽的網頁，就是NSNO。那是愛華頓坐鎮球會的名句：NIL SATIS NISI OPTIMUM的字母縮寫。那是拉丁文。意思是NOTHING BUT THE BEST。

那個網頁裏，有留言板。許多球迷都會留言，或者發放一些道聽涂說的球會傳聞，或者交換意見。

那天，便有一個剛成為父親的球迷留言問道：如何可以下注，賭一賭新生的兒子以後會效力愛華頓。原來，只要向賭博公司問問，他們便會有職員跟你開出賠率。

這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因為不久將來，我會需要。

今天，在同一個網頁裏，看到了這一個片段。

http://es.truveo.com/fiebre-maldini-20042009-los-penalties-desde-la/id/2747259428

回想起了兩年前在倫敦目睹愛華頓擊敗曼聯，打進足總杯決賽的所有難忘片段。



我相信，下一屆球季，我們會再次打進打進足總杯決賽。這次，是我們成為最後冠軍！

(一）

癌病、愛滋，兩者要選其一，你會如何取捨？

困難罷？因為大家第一個反應必然是，可以不做這個決定嗎。可是，有時候，人就是做如此的一個決定。要在兩個極差的選舉裏，選取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差的。的確，不是選擇一個比較好的。

早陣子，《金融時報》便有篇文章以此比喻第二輪秘魯大選。

（二）

上周末，梁振英、唐英年與范徐麗泰一起出席辛亥革命人物真跡大展開幕禮，當然引起傳媒一陣哄動。唯哄動歸哄動，夠膽跟一眾等候多時的記者，就只有一個女人。都說香港勝在還有一些能夠擔大旗的女人。香港的男人真的越來越不濟。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香港已經沒有幾個可以叫做男人的男人。

雖然身為一個女人，范徐麗泰不單只不怕傳媒，竟然還敢公然談及二十三條。要知道，縱然政治氛圍已經變了樣，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已經變得跟中國城市沒有兩樣，二十三條依然是一個政治禁忌。

范徐麗泰說，未表明目前是二十三條立法的適當時候。這是《蘋果日報》的報導。

（三）

癌病、愛滋，兩者要選其一，實在不知道該如何選擇。突然多加一個仿似沒多大害的病毒，也許是解決困局的最佳辦法。可是，誰能肯定那病毒真的對人體沒有多大害處？曾幾何時，董建華和曾蔭權甚至都不像病毒。

當然，現在說什麼也是多餘。

人家秘魯真的要在癌病、愛滋兩者中選其一。我們香港人只不過是望北打卦，看看北大人會送來什麼樣的病毒而已。

不用面對那樣的困境，我們香港人也算得上是幸運罷。還要多謝中國共產黨啊！

重返出生地生活半年後，妹妹也跟著從倫敦調到公司在香港的分部。一時間舊居變得沒有什麼地方安置東西，於是，要立即清理一下，好騰出位置來。

收拾收拾間，找到了從前一位教授旅行時的照片。是他跟他妻子到甘肅旅遊時拍下來的。

還記得，那天夜晚，他跟我們一眾學生說，收拾舊物時重拾這張照片，實在太喜歡裏面那一句，於是帶回來跟大家分享分享。接著，他便跟我們每一個發了一張油印紙。上面就是那張照片。

照片裏，教授和他的妻子站在一條大柱旁。柱上刻了一句：

『問者永問問百世永問難明』

七年後，再次看到這一句，便不期然罵自己無知。我竟然從來未曾問過，這對聯的上聯究竟是什麼。便是那天收到張照片的時候也沒有。從前，我竟然如此沒有求知欲。

於是，立即走到電腦前面，搜索一下。

互聯網威力果然無窮。不消一分鐘，便知道該對聯乃甘肅省大佛寺裏的其中一對。其上聯為：『睡佛長睡睡千年長睡不醒』。

老實說，最近用心收集對聯，乃為了替新居找對來裝飾。找來找去，似乎，還是喜歡來自《紅樓夢》的這一句：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那天，很癡線地跟客人開了一個馬拉松會議。癡線地的當然不是我，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政府官員。在這個香港社會，竟然有政府官員跟你從早上九點半坐在一間房內直至夜晚九點半，怎能不是癡線？那可是比馬拉松還要馬拉松啊！

至少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在同一間房內工作十二個小時？有這麼多狗官跟你一塊兒玩。多爽！在酒館裏，有朋友聽到我的經歷後如此說道。

那倒有點道理。不過，叫喚人家做狗官好像有點過分。畢竟，人家願意跟我們一起奮戰十二個小時。我記得我是大概這樣子回答。

我竟然忘掉了這幫人那叫人可憎的面孔和說話語氣，有點同情心起來。許多時候，他們就當我們這些做顧問的狗一樣，呼呼喝喝，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對他們以言，我們只是他們的護身符——有什麼事情出了錯，都是我們做顧問的錯嘛！

朋友答道，你這個人有時候真的笨得很！不是說那幫官的首領快要調部門升職嗎？臨別秋波，這樣落力，不過是為了確保自己走了後，沒有屎跟得上身而已！你不是說在會議裏，他不斷地跟他的下屬說，這兒或許有點問題，那兒又或許有點問題。總之什麼都還要跟進，未能拍板嗎？

我已經記不起接下來的對話。或者我是在那個時候喝醉了。從來，我都不會記得喝醉後發生的事情。

只是，倒還記得那個馬拉松會議後，上司問我的一個問題：你會復活節時候放假嗎？

我想我是知道他的真正意思。他是一個在農曆新年依然會如常上班工作的人。今年，他便在公司渡過他的大年初二至四的公眾假期——沒有包括大年初一，因為我不大肯定。

我假裝聽不明白地回答道，我的年假都打算在年尾時候才放。

今天，讀了王迪詩的一篇文章，裏面有這樣的一句：公司賺了錢又不會益我，工作量卻不斷增加，討厭死了。

以前在都柏林的日子，我感受到我是公司的一分子，要為公司的光榮存亡盡力，我會因為看到公司的名字越來越響亮感到驕傲。現在，回到香港後，我只知道公司不過是一間發薪水給我的機構而已。沒有其他意義。是一丁點也沒有。

林大小姐說，自返回香港生活後，我變得很爆燥。還幸爆燥的舉動未波及到她。因為她是一個我在返回香港前已經認識的女人。

爆燥，不過是對回到香港後遇到的人和事很不滿。像假裝睡覺不曉讓座予孕婦的大男人。像懂得清洗自己飯盒卻不懂之後清理昇盆的同事。像到處都是食字（其實錯別字百出）的海報廣告。像一個毫無用處的政府。還有許多、許多、許多。

從前，我認識的香港不是這個樣子的。

或者，那是我以前對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認識不深。不過，我更相信，那是因為我離開過，知道世界可以有另一個版本，所以，經常找到可以跟現在遇到的人和事做比較。我不是說外面的世界比香港美好得多——我在愛爾蘭的時候，便時常跟人訴說香港人的效率與變通能力——只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確有許多需要學習別人的地方。

在都柏林生活時，我當然需要經常跟不同政府官員開會。因為我幹的這一行，政府幾乎是唯一的客人。香港外國如是。只是，我從來沒有動過氣。我承認，某程度上，跟我英語差有關系——聽不出別人的冷嘲熱諷，感受不到別人的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回到香港未及半年，不下數次我在跟那些公務員開會時動氣。

我知道，我不該動氣。但看到那些才開會便要教你知道我們工程顧問不過是他們政府養活的狗的公務員，我按不住自己的怒火。因為我不甘示弱，所以會議裏經常擦出火花。

那天，開會過後，跟公務員裏其中一個異數聊天。她是我其中一個項目的對頭人。每次跟政府其他部門商議事情，她當然也要出席。所以，我每次動氣，她都在場。她跟我說，你實在不可能入政府工作。不然，兩天內，你必給人激得爆血管死。

我笑著道，這個道理難道我不曉得？畢業的時候，還曾想過加入政府。只是，打滾了幾年後，我有點慶幸政府當年沒有相中我。

話雖如此，聽畢那話，我記起每次動氣後，林大小姐跟我說的話。我真的知道，我不該如此輕易動氣，我該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怒火。因為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我們為他動氣、發怒，傷了自己身體，壞了自己前途。

我是明白的。我知道，我是明白的。早陣子讀《麥田捕手》，讀到了那句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後，我摺起了那一頁。

只不過，明白跟做得到可是兩碼子的事情。因為我還未成熟。

當《泰晤士報》宣布其電子版要收費，我想也沒有想便訂閱了。那時候，我還住在都柏林，雖然我每天我也會花一塊歐羅買一份。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一份報紙。

從歐洲回到香港生活，當然更加要靠著電腦才能讀《泰晤士報》。皆因一份《泰晤士報》售價超過五十港幣；皆因報紙檔賣的只是昨天的那份報紙。

因為訂閱了電子版，於是讀到有趣的文章，可以輕鬆地移植過來。正如這一篇一樣。

那是篇關於英國足球國家隊領隊FABIO CAPELLO的文章。作者是SAM MUNNERY。

早陣子，卡比路跟傳媒揚言道，他只需要懂得100個英文字，便可以帶領英國國家隊。於是，SAM MUNNERY便立即猜猜究竟是那一百個英文字。那篇文章是如此：

Fabio Capello says that he needs only 100 words to do the job as England manager, which may explain why the team’s lack of fluency is comparable only to that of his English.

We have already had a stab at guessing which 100 words he has needed to learn to make a stab at the job – you’ll be un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WAGs, prostitutes, air and pistol all make the cut – but now we want to know what you think is the required lexicon for an England manager.

Clearly, when coaching a team of such luminaries as Wayne Rooney and John Terry, you may feel that 100 words is 75 too many. “Launch it” and “concentrate” should cover tactics, “taking the positives” and “learning from mistakes” will do for press conferences, while “behave yourself”, “no nightclubs”, and “actually, just don’t go out” might be the best advice for off-field activities. And for issues of captaincy, he could need “phone call”, “common courtesy” and “very sorry, Rio”.

That might address the basic issues - but it’s hardly our place to tell the England manager the key words to help him do his job.

No doubt you will have a few ideas of your own. What vocabulary do you feel Capello needs in his locker if he is to make his life easier at the helm of the national side? Could you even deliver tonight’s team talk in just 100 words?

Tell us what you would say to Gareth Barry, Andy Carroll and Co before you send them out to meet Ghana at Wembley. And maybe give Rio a quick call, if you like.

都說英國人尖酸刻薄。這篇文章可見一斑。

這一次，終於有人出來挑戰他的領導地位。

我說的，是國際足協會長選舉。他，自然是白禮達；希望擊敗這位三屆會長的，是現人亞洲足協會長Mohamed Bin Hammam。

我得老實點說，我非常討厭這位自1998年開始便掌管國際足協的瑞士人。跟我在政治上的喜惡一樣，我討厭不喜歡改革的人。

我不單討厭白禮達，我是非常討厭他。因為他明知道足球世界裏有太多事情需要改變，像電視裁判、像球門線技術，不過，這個瑞士人面對著巨大要求改變聲音，只是做了一些門面討論功夫，依然不打算有什麼實際行動。於是，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每次大型足球賽事都有教人發笑的錯誤。打進了球門的，給判沒有打進；沒有打進去的，則給算為入球。全世界透過電視直播都看到的球證錯判，都因為這個三屆會長的頑固堅持，永遠沒有得到更正。

於是，在科技越來越發達下，足球比賽變得越來越沒有公平。我經常以為，正因為如此，跟其他有隨著科技進步的運動比賽——像欖球——不一樣，足球員經常不服從球證判決，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地欺騙球證，好讓自己球隊得益。

面對著那些巨大要求改變的聲音，白禮達最喜歡的回答是，有著這些爭議，足球比賽才變得有趣。

這是什麼道理？

明顯地，白禮達不是一個沒有邏輯的人。因為一個有絲絲邏輯頭腦的人，都不可能講出這樣的話語。

在Mohamed Bin Hammam宣布出來挑戰白禮達的領導地位後，三屆會長公開拉票說道，他是會退下來的，不過，那是贏得這次選舉，完成新一屆任期後。那即是2015年。

我很不明白這句說話。假如會終於退下來是一個吸引選民的地方，那麼，那些選民為什麼還要等四年後才要你退下來？他們會立即在這次選舉裏來你下來。

多讓白禮達留下一天，足球運動只會越來越退步。

住所樓下有一個小花園，為食環署管轄。跟其他食環署管轄的地方沒有兩樣，這個花園外面也高掛了一幅鮮黃色的橫額。上面寫道：請勿攜帶狗隻入內。

當然，我相信，這幅橫額掛在這個當眼地方已經很長時間。甚至在我搬往歐洲生活前，已經給人揚起。只是，我的確是在今天才留意那句說話。是我從歐洲搬回香港後五個月。

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鑽牛角尖的人。看見了橫額上那句說話，我不禁問一聲，假如我的狗狗自行走進這個花園，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罷？

因為沒有人攜帶牠走入這個花園，也就表示沒有人犯法——假如這是一句有法律約束效力的說話；要知道，回歸後，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裏面有著越來越多規條要人遵守。我們從來都沒有民主，現在是連自由也越來越少。幾乎什麼也不能夠幹。所以，我相信，攜帶狗隻那個花園是犯法的。是會給那些權力比秘密警察還要大的香港警察抓的。

可是，這樣的語句不是很有問題嗎？不是寫得很笨嗎？

在花園外面掛上幅橫額，寫道：請勿攜帶狗隻入內，當然是要人不好讓狗隻進入花園。不過，假如狗隻自行走入內便可以逃過這個約束，這樣的規條不就是如同虛設？

於是，我不其然再抬頭望望那幅橫額。上面果然還有一段英文字：NO DOGS ALLOWED。

多簡潔，也解決了中文語句裏自找的煩惱。

其實，從前的時候，在香港一些高級地方，門外都有這樣的字眼：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為什麼現在華人當家作主後，反而寫不出這些沒有歧義的中文字句呢？

從都柏林回到香港生活後，每天都忙得不可開支。

曾經試過以前愛爾蘭那邊的同事下班回家，我卻還在香港這一邊的公司裏搏鬥。同樣是前英國殖民地，在都柏林生活，除了工作外，我還有許多空間調劑生活，像讀讀書研究一些學問、到劇院欣賞話劇、到戶外感受一下大自然；在香港，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和工作和工作。過去五年，每一個月，我總會至少有一個星期離開生活的國家，到其他地方逛逛；現在，我已經四個月沒有離開過香港一步。

面對著這樣子的生活，除了不斷欺騙自己，不斷跟自己說那是為了更美好的將來，我真的不知道能夠怎樣？其實，不是如此不斷自我麻醉，我真的解答不了心裏那條問題：我這樣子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

唯有不斷自我麻醉，我方能有時候相信，我這樣子生活是為了有個美好的將來。

林大小姐當然知我工作很繁忙。因為我們見面的時候實在不多。下班固然已經很晚，許多個周末下午（包括星期天），我也竟然選擇回到公司去。

她知道我喜歡曹子建。早陣子，她便跟我抄寫了曹子建的一首《七哀》。

明月照高樓，
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
悲嘆有餘哀。
借問嘆者誰，
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
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
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
會合何時諧？
願為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
賤妾當何依？

執著這首詩，我讀了又讀。難道我真不知道林大小姐心情？她也當然明白我知道她的心情。她也當然明白我不會容許我倆分別變成清路塵與濁水泥。

因為我真的不會讓她成為一個愁思婦。因為我真的不會要五樓的住客經常聽見樓上有餘哀的悲嘆聲。

我不會。

他們說，外國人做得到的，咱們中國人也能夠做得到。那些媚共的人特別喜歡說這樣的話兒。還記得，香港轉換宗主國前後，幾乎每天都聽得見類似說話。

現在，還偶然聽見有些人大聲講出一模一樣的話。不過，的而且確是少聽了。

或者，大家都終於清楚明白，外國人做得到的，咱們中國人不單止未必能夠做得到，有時候，是一定不能夠做得到。

今天，《金融時報》副刊有篇文章標題為：

WHY THE CHINESE ARE NOT INSPIRED BY EGYPT


中國人，認同了吧？世界上的確有些事情是別人做得來，我們就是做不來。

二十二年前的中國人做不來，今天換上這一代只認得金錢的中國人，更加不可能做得來了！

這個世界就是有些人種比較優勝。當中包括埃及人。

網上《泰晤士報》有這樣的一段新聞：

最近，英國兩個城市PORTSMOUTH跟ROCHESTER起了爭端。事因PORTSMOUTH打算明年二月七日為英國大文豪狄更斯豎立一尊銅像,以紀念這位寫下不少膾炙人口作品的作家二百歲冥壽。ROCHESTER反對,因為這位維多利亞時期作家生前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個KENT郡城市度過,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ROCHESTER寫成。PORTSMOUTH要豎立銅像,因為狄更斯乃在該英國南部城市出生。

各執一詞下,記者發現,原來狄更斯在離世前一年立下遺囑,清楚地請求朋友在任何情形下,不好為他建立什麼紀念碑,紀念像等等。其原文為:I conjure my friends on no account to make me the subject of any monument, memorial, or testimonial whatever.

在遺囑末段,大文豪更加加上這一段文字:

I rest my claims to the remembrance of my country upon my published works, and to the remembrance of my friends.

那是多麼的瀟灑啊!難怪一生裏寫下了那麼多教人不捨釋卷的偉大小說。唯有這樣的胸襟,方能創作出《DAVID COPPERFIELD》,《GREAT EXPECTATION》罷?

記者還發現,狄更斯早在1861年,即他離世前八年,在一封給友人的信裏已經寫道:這些形式上的紀念,只會教我心裏悲哀。四年後,他又在另一封信裏寫道:我以為,莎士比亞已經以他的作品,替自己豎立起紀念碑。

讀畢這篇報導,突然有股衝動去重讀《雙城記》。

那天，《金融時報》說，這一季，倫敦的舞臺上正有兩個李爾王。一個是由MICHAEL GRANDAGE擔演，另一個則是DAVID FARR。MICHAEL的演出來自DONMAR WAREHOUSE劇團，DAVID的就是皇家莎士比亞。

報紙說，雖是同一部莎士比亞悲劇，兩個演員的演出都大不同。唯一相同的是，都很精彩。

這正正驗證了大家經常說的，在莎翁的劇本裏頭實在有無限個可能。

畢竟，莎士比亞的劇作完全是人生的倒影。人生又怎會只得單一解釋？

諷刺地，在遠東那個前英國殖民地，也演出了一套似乎很精彩的真人版KING LEAR。

其實，這個真人秀比莎士比亞那套大悲劇更加復雜。要知道，劇本裏的李爾王才得三個女兒，我們這位真人李爾王便有四個老婆，至少十五個孩子。

每天從報攤看到各大報章頭條，不禁不說句：還是莎翁說得好。

猶記得，莎翁在李爾王裏有這樣的一句對白，How sharper than a serpent's tooth it is to have a thankless child。

返回香港後，工作極度繁忙，竟然擠不出一點時間逛逛書店。坐下想想，原來，自離開都柏林後，我才在晨衝買過一本菲臘親王談環境保護的書。已經是第三個月。

於是，上星期六，當腦袋已經實得不曉得轉動，我決定提早六時許離開公司，到旺角那些樓上書店去。林大小姐經常引用王迪詩那句「精神排毒」來解釋自己不斷逛街購物。我便決定也親自嘗試一下，看看是否有效。

我買了林文月的《山水與古典》和胡適的《詞選》。

從來，林文月的文字，我都很喜歡。奈何總是沒有時間讀讀她翻譯的那部《源氏物語》。我經常以為，要我這一個不諳日語的人了解日本文學，中譯本該教英文翻譯合適。畢竟，日本文化跟中國文化有點相像；有些事情和想法，或許能夠借中文道來，卻未必能夠用英語說出。

至于那本《詞選》，當然是因為選詞的人叫胡適。

在地鐵裏，翻讀著那本《詞選》。讀到韋莊的一首《菩薩蠻》。裏面有這樣的句子：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突然，心生靈感，哼了這樣的兩句：

「未老莫還鄉，還鄉需做到隻積咁既樣」

原來，在新一季，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挑選了《凱撒大帝》這部劇目在倫敦上演。上演的劇院，自然是南岸的環球劇場。上星期，《金融時報》評論說，那是一部很精彩的製作；演員的演出，教人深深感受得到劇本裏那幾段演講的震撼。當然，包括MARK ANTHONY在凱撒大帝遭刺殺後的那一段。

從前，讀到這樣的評論，必定會立即跑到網上，查看一下從都柏林飛往倫敦的機票。何況，《凱撒大帝》就是其中一部我喜歡的莎士比亞作品。

從來，到倫敦去都不需要任何藉口；有著這樣的一部劇場製作，不過，是幫助自己解釋何解連續兩個周末都到英國首都一趟。我記得，上兩個月臨離開愛爾蘭返回香港前，那些朋友依然相信，我熟悉英國的地方比愛爾蘭多，縱然我在都柏林生活了五年。

現在，返回了香港生活，此調不能再彈矣。那不是因為來回香港倫敦需要二十小時機程，老實說，我不會介意花數千元只到倫敦住一個夜晚；只不過，工作困身，實在教人分身不下而已。

於是，讀畢《金融時報》那篇評論，便立即從書柜找來本《凱撒大帝》讀一讀，解一解心裏那種渴求，總算是聊勝于無罷。

也就教我記起了MARK ANTHONY的其中一句對白：WHEN CAESAR SAYS，DO THIS；IT IS PERFORM'D。下次有機會，或許我也可以試試把裏面的CAESAR變作大老板的名字，在公司裏大聲朗讀。都說多讀莎士比亞有益身心，這又是一個例證。

最近，實在忙過不可開支。留在家的時間不多，跟林大小姐見面的次數一個禮拜沒有多少，好好坐下來寫寫心裏所想當然變得更加沒有可能。

讀到GRAHAM SHEFFIELD離職的消息，我會想，或者我了解得到他想什麼。

老實說，忙得如此厲害，我以為，大部分原因都跟政府那些官僚制度有關。那些多得嚇人的制度與程序。有時候，縱然叫做GUIDELINES，或者指引罷，在那眾公務員眼中就是法律；因此對我們這些以政府為主要客戶的人而言，一切都要跟從，不容半絲偏差。

加上那些沒有一點民意基礎的所謂局長，所謂管制班子的一員，在任何事情的畏首畏尾底下，其手下的公務員便更加只會整理出一大堆制度與程序叫人遵守，好使自己不容對任何差池負責。一切便都變得僵化得恐怖。

除了中國人外，香港越來越不能夠容下其他國籍的人留下生活。我未敢說著是一個原因。（因為我相信英語差是主因。）不過，身居要職的外國人一個一個離任，按共產黨的說法，總不成沒有因由罷？

客人喜歡每個星期三跟我們在他們公司開一次例會，於是，我們便習慣了九點鐘在附近那間鴻星酒樓，來一個一小時的早餐內部會議。老實說，雖然在同一間公司工作，這個早餐會是我們這幾個不同部門的人可以共聚一起談公事的時間。

已經連續第三個禮拜。

今天，我如常最早一個到達。跟部長要了一張四人檯。因為檯上才得兩份碗筷，侍應亦趕急地從鄰桌搬來另外兩份。

放置妥當後，那個侍應依然盯著其中一隻碗。猶疑了片刻，還是決定換過另外一隻。

可能因為看到那個侍應的舉動，我也順其自然地多望我面前那隻碗一眼。原來，碗裏面還有些食物殘渣黏貼著。是名符其實的中原一點紅。

我跟那位侍應遞上那隻碗，示意裏面的紅色食物殘渣。她當然立即給我換過一隻。

接過那隻新換過來的碗，我聽到那位侍應跟我道：「你也應該要自己洗一洗。」

我沒有答話，只努力跟自己說，這兒是工廠區，當然不能代表整個香港。

聖誕假期，跟家人到長洲走走逛逛。

相約好乘早上十一時半那班慢船——因為船票比快船便宜一半。不過，一如以往家中傳統，加上都知道港外線碼頭離地鐵站、巴士站頗遠，大家十一時上下便已齊集港外線碼頭。包括林大小姐。

到長洲去，要在五號碼頭乘船。

碼頭上當然掛有橫額，指示遊客哪個碼頭的船往什麼離島。

自電影《色·戒》大收旺場後，華文裏頭便多了「·」這個標點符號。其實，不只是多了，幾乎在任何情形底下，大家都會貿然用上「·」。像一句好好的「愛回家」變成了什麼「愛·回家」。仿佛多了一點，格調便可以高上幾倍。

碼頭上那塊指示遊客的橫額竟然也用上了那一點。「五號碼頭，去長洲」變成了「五號碼頭 去·長洲」。不倫不類。實在不明白那個點有什麼用途。

正要大發理論，我發現，在那句「五號碼頭 去·長洲」中文指示下面的英文翻譯竟然是：「PIER 5 GO·CHEUNG CHAU」。

我記得，以前時候，經常收到一些電郵取笑中國大陸的英文翻譯。經典的是以「BODY PIERCE」來翻譯「刺身」。想不到時至今天，我會在香港看到這樣的英文。余欲無言。

老實說，除了搖頭嘆息外，還能做什麼？

還在都柏林生活的時候，偶爾會在上班途中跟一些留在香港朋友電郵互通消息。

香港比愛爾蘭快八個小時。可是，幾乎每次，當我還差一個小時後便下班，依然收到朋友在公司發的回覆。或者，我不應該驚訝；畢竟，我也曾經在這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上過班。我記得，每一次我都會回答道，希望你不好比我還要晚下班。

是風水輪流轉罷？至少，他們都是如此說。有人甚至道，這叫做有多久風流，便有多久折墮。

返回香港才兩個月。在公司裏，也會跟以前愛爾蘭的同事互通消息。我竟然開始收到以前自己跟別人發的那一句：希望你不好比我還要晚下班。

望著辦公桌上的一堆堆文件，我想起了這一首歌：



我發現自己沒有理會周邊的同事，哼起了這幾句歌詞：

All around me are familiar faces
Worn out places, worn out faces
Bright and early for the daily races
Going nowhere, going nowhere

When people run in circles it's a very, very
Mad World, mad world.

眾所周知，我迷死英國廣播公司的《LITTLE BRITAIN》。無論看多少遍，我都依樣笑得像個倒地葫蘆。只要看到MATT LUCAS和DAVID WILLIAMS，只要聽到他們的抵死對白，我便會樂死。

最近讀《泰晤士報》，發現原來這個聖誕節，這兩個英國孖寶會有新作品在BBC1播映。節目用上了FRANK SINATRA的一首歌曲名字，叫《FLY COME WITH ME》。顧名思義，說的都是航空公司、機場的事情。

在YOUTUBE找到了一些預告片段：







不知道幾時香港BBC才會播放。要知道望著香港電視臺的節目，就教人很懷念歐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