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班回家。剛走出大門﹐看到隔鄰那座寫字樓的看更正在外面抽煙﹐便跟他打了個招呼。

其實﹐我認不到他。不過﹐我已習慣跟那些和我有眼神接觸的人打招呼。尤其在公司附近。

豈料﹐那個看更竟然帶著英文口音跟我講了個日文﹕KON-NI-JI-HWA。我有點不知如何是好。我是否應該再多講一次SEE YOU TOMORROW呢﹖最後﹐我跟他講了一句﹕KON-NI-JI-HWA。聽到我的答覆後﹐也許他以為自己的日文很正宗罷﹖他很滿意的對著我微笑。我也望著他笑了一笑。

我始終沒有失掉香港人的面子。

離開香港前﹐我發覺﹐我開始分不到香港人和中國人。他們的衣著是多麼的近似。他們的打扮又是多麼的相同。他們的談吐和舉止﹐無一能夠讓我分辨得到誰是在香港長大的人﹔誰是從中國大陸南來旅遊的人。在巴士裡﹐便是如何少人﹐他們的聲音都是那樣的響亮。在地鐵裡﹐便是如何擠擁﹐他們總能夠在人海裡找到一個位置蹲下。他們都很喜歡指手劃腳。他們都很喜歡隨地吐痰。不喜歡排隊。不喜歡守秩序。不知道自己有汗臭。不知道自己鼻毛很長。

我開始為自己的無知感到害怕。

是世界變得太快﹖還是我走得太慢﹖我記得﹐回歸以前﹐我是很容易便能分辨出那些是持雙程證的遊客。

JEREMY PAXMAN在THE ENGLISH一書裡面寫過﹐

Being English used to be so easy. They were one of the most easily identified peoples on earth, recognized by their language, their manners, their cloth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drank tea by the bucketload. It is all so much more complicated now. When, occasionally, we come across someone whose stiff upper lip, sensible shoes or tweedy manner identifies them as English, we react in amusement: the conventions that defined the English are dead.

我很明白這位名嘴的感概。

不過﹐我怕這位名嘴不明白我的感概。

因為我們講的﹐其實是兩碼子的事﹕一個是由下而上的淡化﹐另一個卻是由上而下的墮落。淡化是被逼的﹐可墮落卻是甘願的。被逼的淡化﹐總有挽救的方法。自甘的墮落﹐可是一條不歸路。

都柏林其實也有不少中國人。我慶幸﹐那些鬼佬沒有把我認做中國人。在這一個環節上﹐我甚至不介意做一秒鐘日本人。

陶傑說﹐假如在旅遊時﹐給人認作做日本人﹐我要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