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很癡線地跟客人開了一個馬拉松會議。癡線地的當然不是我，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政府官員。在這個香港社會，竟然有政府官員跟你從早上九點半坐在一間房內直至夜晚九點半，怎能不是癡線？那可是比馬拉松還要馬拉松啊！

至少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在同一間房內工作十二個小時？有這麼多狗官跟你一塊兒玩。多爽！在酒館裏，有朋友聽到我的經歷後如此說道。

那倒有點道理。不過，叫喚人家做狗官好像有點過分。畢竟，人家願意跟我們一起奮戰十二個小時。我記得我是大概這樣子回答。

我竟然忘掉了這幫人那叫人可憎的面孔和說話語氣，有點同情心起來。許多時候，他們就當我們這些做顧問的狗一樣，呼呼喝喝，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對他們以言，我們只是他們的護身符——有什麼事情出了錯，都是我們做顧問的錯嘛！

朋友答道，你這個人有時候真的笨得很！不是說那幫官的首領快要調部門升職嗎？臨別秋波，這樣落力，不過是為了確保自己走了後，沒有屎跟得上身而已！你不是說在會議裏，他不斷地跟他的下屬說，這兒或許有點問題，那兒又或許有點問題。總之什麼都還要跟進，未能拍板嗎？

我已經記不起接下來的對話。或者我是在那個時候喝醉了。從來，我都不會記得喝醉後發生的事情。

只是，倒還記得那個馬拉松會議後，上司問我的一個問題：你會復活節時候放假嗎？

我想我是知道他的真正意思。他是一個在農曆新年依然會如常上班工作的人。今年，他便在公司渡過他的大年初二至四的公眾假期——沒有包括大年初一，因為我不大肯定。

我假裝聽不明白地回答道，我的年假都打算在年尾時候才放。

今天，讀了王迪詩的一篇文章，裏面有這樣的一句：公司賺了錢又不會益我，工作量卻不斷增加，討厭死了。

以前在都柏林的日子，我感受到我是公司的一分子，要為公司的光榮存亡盡力，我會因為看到公司的名字越來越響亮感到驕傲。現在，回到香港後，我只知道公司不過是一間發薪水給我的機構而已。沒有其他意義。是一丁點也沒有。

林大小姐說，自返回香港生活後，我變得很爆燥。還幸爆燥的舉動未波及到她。因為她是一個我在返回香港前已經認識的女人。

爆燥，不過是對回到香港後遇到的人和事很不滿。像假裝睡覺不曉讓座予孕婦的大男人。像懂得清洗自己飯盒卻不懂之後清理昇盆的同事。像到處都是食字（其實錯別字百出）的海報廣告。像一個毫無用處的政府。還有許多、許多、許多。

從前，我認識的香港不是這個樣子的。

或者，那是我以前對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認識不深。不過，我更相信，那是因為我離開過，知道世界可以有另一個版本，所以，經常找到可以跟現在遇到的人和事做比較。我不是說外面的世界比香港美好得多——我在愛爾蘭的時候，便時常跟人訴說香港人的效率與變通能力——只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確有許多需要學習別人的地方。

在都柏林生活時，我當然需要經常跟不同政府官員開會。因為我幹的這一行，政府幾乎是唯一的客人。香港外國如是。只是，我從來沒有動過氣。我承認，某程度上，跟我英語差有關系——聽不出別人的冷嘲熱諷，感受不到別人的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回到香港未及半年，不下數次我在跟那些公務員開會時動氣。

我知道，我不該動氣。但看到那些才開會便要教你知道我們工程顧問不過是他們政府養活的狗的公務員，我按不住自己的怒火。因為我不甘示弱，所以會議裏經常擦出火花。

那天，開會過後，跟公務員裏其中一個異數聊天。她是我其中一個項目的對頭人。每次跟政府其他部門商議事情，她當然也要出席。所以，我每次動氣，她都在場。她跟我說，你實在不可能入政府工作。不然，兩天內，你必給人激得爆血管死。

我笑著道，這個道理難道我不曉得？畢業的時候，還曾想過加入政府。只是，打滾了幾年後，我有點慶幸政府當年沒有相中我。

話雖如此，聽畢那話，我記起每次動氣後，林大小姐跟我說的話。我真的知道，我不該如此輕易動氣，我該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怒火。因為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我們為他動氣、發怒，傷了自己身體，壞了自己前途。

我是明白的。我知道，我是明白的。早陣子讀《麥田捕手》，讀到了那句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後，我摺起了那一頁。

只不過，明白跟做得到可是兩碼子的事情。因為我還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