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假期後﹐我從香港帶來了兩本中文小說返都柏林。一本是高陽先生的《粉墨春秋》﹐另一本則是錢鍾書先生的《圍城》。

開始翻讀《粉墨春秋》﹐是電影《色，戒》的緣故罷。那天﹐陶傑在其《壹週刊》專欄《坐看風雲時》裡寫道﹕

「四十年代汪偽的上海，參考書不多，除了後來流落香港的記者金雄白所著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這部巨著實為真正的曠世文獻，令人讀來掩卷唏噓——還有就是高陽根據金著另寫的小說《粉墨春秋》。但考究認真的高陽，在《粉墨春秋》也犯了粗疏的毛病——他寫汪妻陳璧君呼喚丈夫，叫他『兆銘』。陳璧君出身嶺南望族，民國時代大戶人家的太太很少以名字呼喚丈夫，陳璧君當年叫汪精衞，不叫『兆銘』，也不叫『精衞』，而是喚他『三哥』，因為汪氏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何況革命時期，兩人曾以兄妹相稱。由此可見，歷史細節考據之難。」

從來﹐陶傑介紹的﹐我都不會錯過。只是﹐《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有點難找﹐便找來高陽先生那一部三冊的作品。

我是一個不喜歡帶行李上路的人。因為怕行李多了纍贅。於是﹐在香港的時候﹐我是很努力地去啃《粉墨春秋》。可惜﹐畢竟時間太短﹐三冊的小說就只完成了首冊。所以﹐不得不一起放進行李袋裡。也因此放棄了本來想帶返愛爾蘭的幾本董橋先生的作品。

至於《圍城》﹐則是很希望重讀罷。去年年尾﹐臨返香港前﹐也記不清是什麼原因﹐突然好想重新翻翻這部錢鍾書先生的名作。於是﹐在香港渡假的時候﹐在書店裡買下《粉墨春秋》的同時﹐我也把它一併買下。

想不到﹐你竟然還記得我曾讀過《圍城》。亦記得我對高陽先生那莫明其妙的看法。

那天﹐從書店下來﹐便約了你茶聚。你打開我的購物袋﹐拿出了這兩部小說﹐有點詫異地笑著道﹕「印象中﹐你對高陽是有點偏見。你不大熱衷翻他的歷史小說。究竟是什麼人﹑什麼事情﹐改變了你那個頑固的想法﹖也要告訴我﹐是否彼邦的生活﹐讓你再次投入到《圍城》的世界裡。我倒記得﹐你不下兩次從圖書館借來這本小說回家。」

對於你的記憶力﹐我也有點點詫異。我老是以為﹐在你的生命裡面﹐我只不過是一個匆匆的過客。有如此的一個知己﹐夫復何求。那天﹐我跟你說了些什麼話﹐都顯得不大重要了。因為我們都能夠讀到對方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