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巴士從貝爾法詩特回都柏林。因為車程超過兩個小時﹐於是﹐便在巴士站附近的便利店﹐買來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泰晤士報》帶上車啃。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是習慣了在週日不買報紙。比平常的價錢貴超過一倍﹐或多或少是一個原因。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那份報紙實在太厚了。那是要花上一個星期光陰的讀物。短短的一個星期天﹐根本不可能把一半內容讀畢。我不想白白浪費了編輯和記者的精力和心思。

其實﹐不論長途或短途﹐從小便養成了在臨出門口前帶上一本讀物的習慣。可是﹐這一次到貝爾法詩特渡週末﹐我倒是在臨出門口前﹐從行李袋裡﹐放回那本《魔戒》到床邊的架上。都怪自己一時貪便宜﹐買來了一個三合一的版本。自喜歡上週末時候到外地逛逛後﹐我就不喜劇帶上太重的行李隨行。這一次﹐準備離開住所時﹐就硬覺得行李袋有點笨重。

於是﹐在北愛爾蘭的那一個週末﹐我被迫暫停一下剛開始了一個星期闖蕩MIDDLE EARTH的旅程。

也因為要趕著離開住所﹐來不及在書架上找來一本有趣的短篇小說集。星期五下班後﹐乘巴士北上貝爾法詩特﹐我還有當天的那一份報紙。星期天返回都柏林﹐我是一點可以讀的東西也沒有。

路途上沒有什麼讀物在身﹐總是有點不自然。我不明白﹐怎會有人能夠眼光光地坐在車裡面﹖生命如此短促﹐我們怎能如斯浪費﹖便是睡覺﹐去補回一個星期以來失去了的睡眠﹐也是有點不該。或者﹐我是有點食古不化。

不過﹐就在這個極度偶然的機會下﹐我讀到一篇很好的人物專訪。在隨報的那份雜誌裡﹐《星期天泰晤士報》的記者CHRISTINA LAMB有一篇英國保守黨黨魁DAVID CAMERON的專訪。

那篇文章實在不短。在那四開的雜誌裡﹐密密麻麻佔上了九大版。始終﹐記者是花上了整整一個星期﹐形影不離﹑伴隨左右地去訪問那位兩年後搬進唐寧街十號的大熱門。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保守黨遠遠拋離執政的工黨。

讀著那些生動淺易的文字﹐我想﹐假如陶傑還在中文大學教授寫作﹐教授如何寫人物專訪的話﹐這一定會是其中一篇範文。

還記得多年前﹐上陶傑的課。便是在教中文作文﹐這位《黃金冒險號》的作者﹐就經常拿英國報紙的文章來做例子示範。畢竟﹐正如他有天在課堂上有點感嘆地說﹐讀華文報紙學習寫作的時代﹐早已遠去。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已經沒有一個華文記者能夠用真真正正的中文來寫文章。在報刊雜誌裡﹐不是那些刻板無義的紅色漢語﹐就是那些生硬的外文直接翻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根本就談不上寫一手好文章。

在那篇DAVID CAMERON的專訪裡﹐記者完全運用了陶傑經常掛在口邊的那一個理論﹕「讓事實說話」。陶傑說﹐寫人物專訪﹐最忌用上形容詞。因為那就等於要讀者硬生生地接受作者的觀點。這樣的手法﹐很難得到讀者認同作者觀點外﹐甚至會讓讀者反感。要描寫一個人﹐應該從他身邊的一切﹐如衣著﹑言談﹑舉止﹑生活環境等﹐來選取題材﹐然後讓讀者按著取材﹐自行判斷對那個人的感覺喜惡。

以下是那篇專訪的幾段擇錄﹕

「Ready for the day in a dark-blue Paul Smith suit, he grabs his overnight holdall, handful of ties and gaping black briefcase of papers, and we just about get in the car before he can keep quiet no longer.」

「He snacks on egg-mayo sandwiches, crisps and KitKats in the back of the car, keep us entertained with funny voices, stop at petrol stations for comfort breaks.」

「It is not easy asking tough policy questions of a man who is telling you about a messy incident with some Bod the Builder pants, so I look around......The abstract paintings on the wall are by his wife, Samantha. By the fireplace hangs a framed photograph of Cameron in which a hoodie brandishes an imaginary gun behind him, under the headline 'I suppose a hu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就只憑著這短短的三段文字﹐大家都很容易在腦海裡對DAVID CAMERON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了。也很滿意地接受了作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