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其《泰晤士報》的專欄裡﹐MATTHEW PARRIS寫道﹕在津巴布韋裡面﹐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推翻梅加比的政權﹐而是挽救那瀕臨崩潰的經濟。津巴布韋的人民最需要的不是一個民主選舉﹐而是一個沒有那瘋狂通脹的社會。

不知怎的﹐我老是覺得這位專欄作家﹐跟陶傑有點相似。是相貌嗎﹖是文字風格嗎﹖我也不知道﹐亦說不准。就是覺得有點相似。所以﹐每當遇上他的專欄﹐我都會抽空細讀一下。跟香港的報紙不一樣﹐《泰晤士報》的專欄不是每天見報的。

的確﹐津巴布韋這個國家最急需解決的不是梅加比﹐而是那個一百五十萬巴仙的通脹。那是兩星期前的數字。有人估計﹐最新的數字應該很接近8.5M%。這是有統計以來﹐世界史上最差的通脹。甚至比戰後的匈牙利還要差。

這個經濟問題﹐從去年年尾開始﹐已經是一眾西方傳媒爭相報導的新聞。大家都對梅加比不斷地印銀紙﹐以解決那燃眉之急的做法﹐很是譁然﹔大家都對那個獨裁者殘暴地對付那些違抗政府命令﹐擅自加價的店主的做法﹐很是不滿。有見津巴布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全球經濟學家便立即在各大論壇﹑各大報紙裡面﹐免費地為這個非洲國家疹症﹐給那個不曉得做任何事情的政府﹐提供了不少可行的解決方法。

可是﹐梅加比卻以為西方國家不過是想干預他的政府﹐以至推翻他的政權﹐於是完全視那些經濟學家的意見無睹﹐就只一意孤行地不斷印銀紙﹐來支付那些價位每天不同的賬單。

在瘋狂通脹底下﹐所有津巴布韋的人民都成為了沒有經濟能力去維持生活的億萬富翁。

一個月薪五十億元的打工仔﹐他今天還可以買得到兩塊肥皂。可是﹐過了三天後﹐他那五十億元就只能夠買得一塊。上月支薪的時候﹐那五十億元還等於二十五塊美金。兩星期後﹐那五十億元就只相當於兩塊美金。同時候﹐很多店鋪也沒有什麼貨物放在架上面。

為了打擊通脹﹐政府規定每人到銀行提款﹐每天最多只能提走二十五億元。那些有點錢的人﹐在公司裡買了五百一十四億元的貨﹐便唯有用信用卡簽賬﹐結果他就要簽五十七次賬單。因為那部刷卡機每次最多只能夠輸入到九億元。於是﹐很多人都被迫使用支票。可是﹐也由於那瘋狂的通脹﹐很多店鋪都拒絕收支票。因為當他們拿去銀行兌現的時候﹐支票上面的數字又已經少了許多價值。

這就是在瘋狂通脹底下的生活。

不過﹐由於舉行了那個更加瘋狂的選舉﹐殘暴的事情不斷發生﹐傳媒於是把注意力從津巴布韋的經濟問題移走了。這幾個月來﹐大家都在談論那個所謂的選舉﹐大家都在談論那些殘害反對派的事情。仿彿那個通脹問題已經成為過去。

其實都不然。經濟學家猜說﹐到了九月的時候﹐津巴布韋的通脹應該接近100M%。

經濟問題跟政治問題﹐其實又怎能夠清楚地分割開來﹖就正如那些反對派所言﹐那個瘋狂通脹能夠做著選舉不能做的事情﹕推翻梅加比。也許﹐這個獨裁者能夠在光天化日下﹐偷走選舉結果﹐不過﹐他就是不能夠解決那些已經變得有點沒有意義的經濟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