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香港不一樣，愛爾蘭的電視新聞﹐除了在節目完結前﹐新聞報導員會簡概地提及倫敦和都柏林股票市場指數外﹐在近一個小時的節目裡﹐股票市場是佔不到一丁點的篇幅。香港和都柏林﹐哪一個是全球經濟動脈﹐不言而喻。

其實﹐便是在英國﹐除非遇上了股災這樣特別的事情﹐股票市場消息也不會佔上新聞報導超過十五秒的時間。更遑論會有一個特別叫做「財經新聞」的節目。難怪倫敦交易市場﹐早給香港交易所爬過了頭。

搬到歐洲生活超過兩年﹐所認識的英國人和愛爾蘭人﹐都不大關心股票價格。不會經常望著電腦熒光屏﹐留心那些上市公司的市場波動。銀行也沒有特別在大堂安裝一部電視機﹐來播放財經消息﹔或安裝一部電腦﹐讓大家即時查詢股價行情。

因為大家都甚至不會買股票。(香港人﹐又勝人一籌。)

於是﹐星期一晚上﹐當在洗手間裡聽到電視新聞談到RYANAIR股價暴跌的時候﹐我便立即奔跑出來看過究竟。因為﹐那的確是要留心一下的事情。更何況﹐那是我最關心的其中一間公司。

原來﹐這間廉價航空公司今年第一季的盈利下跌了超過85%。去年首季﹐RYANAIR錄得139M歐羅的盈利。今年﹐則祇得21M歐羅。總裁MICHAEL O'LEARY歸咎于不斷上漲的燃油價格。

在這樣利淡的消息底下﹐股價暴跌實在正常。星期一收市時﹐RYANAIR每股報2.58歐羅。跌了近20%。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他們那位經常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總裁﹐便發出了公司首個盈利警報﹐亦首次公開表示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燃油費用﹐RYANAIR也要決定加價。他說﹐所有票價要調高5%。

可是﹐萬料不到的﹐倒是當公司因燃油價格高漲﹐盈利下跌超過85%後﹐MICHAEL O'LEARY竟然宣佈﹐要大幅度減價﹐以提高乘客量的同時﹐也要使其他廉價航空公司提早結業。早有經濟專家預計﹐在燃油價格只升不跌底下﹐過了今年夏天﹐將會有多間廉價航空公司倒閉。MICHAEL O'LEARY此舉﹐便是要讓這個預期儘快來臨﹐好使RYANAIR能夠接收那些在這經濟氣候下﹐本來已經辛苦經營的廉價航空公司的乘客。

仿彿只要每一班航班都滿座﹐RYANAIR依然能夠以極低廉的機票價錢﹐打敗那日益恐怖的燃油費用。依然能夠成為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

我當然也希望MICHAEL O'LEARY的如意算盤能夠打得響。沒有了RYANAIR﹐我怎能經常跑到倫敦去﹖

不過﹐在這殘酷的戰場上﹐RYANAIR會否得到最後勝利﹐實在很難料。因為在燃油價格只升不跌底下﹐航空公司跟同行的競爭﹐已經進入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白熱化階段。其他也經營得不俗的廉價航空公司﹐如EASYJET者，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場航空公司的戰爭﹐其實很精彩。因為其中一方是不按常裡出招的MICHAEL O'LEARY。

可是﹐我不以為我是一個旁觀者。為了幫RYANAIR一把﹐或者﹐我是要多到其他地方旅行。

同時候﹐讀著報紙的報導﹐我又想起了孔少林和方卓如。他們必定能夠把這個故事寫得相當引人入勝。

早陣子﹐在上班途中﹐仰望火車廂外面的藍天白雲﹐腦海裡突然靈光一閃﹐湧現了這樣的一句﹕「猶如兩片白色的浮雲﹐偶然無聲地在空中相撞。什麼叫做悲慘世界﹖我是已經不再知道。就只曉得﹐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不一定不是另一個悲慘的世界。僅此而已。」

默默重複念著這樣隨口的一句﹐我竟然有眼不識泰山地以為﹐有丁點張愛玲收結《傾城之戀》的味道。當然﹐那不過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我的文字已經不可能跟祖師奶奶的相比﹐更遑論那當中的手法和意境﹖

可是﹐也就是這種妙想天開的自戀﹐勾起了我好好計劃一下寫一部小說的想法。

假如我真的曾經有過一個志願﹐那麼﹐我是自小就希望成為一個小說家。

寫小說謀生﹐是一件多麼浪漫的事情。可惜﹐我生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當全球出色的小說家都能夠名成利就的時候﹐在遠東那個古老民族裡頭﹐文人得到的依然最多只是名﹐從來談不上撈得到什麼利。仿彿生活寒酸潦倒﹐方能配合中國文人的形像。

我這個崇拜物質主義的人﹐當然認得清這一個關鍵。於是﹐寫作從來都只是我的興趣。是我的課餘和工餘活動。也於是﹐寫小說從來都只是我掛在口邊的口頭禪。是開始過﹐但是﹐就沒有完成過。

從火車站走到公司﹐我就只是想著如何去修飾那隨口念出來的句子。一切都變得很不重要。我以為﹐能夠寫出一句觸動人心靈的句子﹐足夠讓我樂上至少一個星期。我是寧願花時間挖空心思去修飾文字﹐也不情願去理會探究大自然的奧秘。的確﹐我實在不知道﹐我怎麼可能讀理科出生﹖怎麼可能在工程系畢業﹖

那年暑假﹐參加了學校舉辦的那個三峽工程交流團﹐在三峽大壩工地住上兩個月。當大家每天早上都在細心聆聽國家水文水利專家的講解時﹐我就呆呆地望出窗外﹐望著那滾滾的長江東逝水﹐在腦海裡想像一個又一個的小說世界。

我記得﹐有天﹐在那有點毒辣的陽光底下﹐我在那些筆記裡寫下了這一句話﹕「我不想走你走過的路。不過﹐原來我正在走著你走過的路。」所有三峽工程的筆記﹐我應該都丟了。除了那一張。我是好好的把它保存下來。我想﹐因為那是我人生裡面﹐其中一個重要的心路歷程。

畢業後﹐有點順理成章地加入了一間有名的顧問公司。每天上班﹐從火車站走回公司﹐都會經過一個在那個新市鎮裡面碩果僅存的村落。

有一天﹐是春天的時候罷﹐望到了一隻蝴蝶﹐孤單地在花叢間亂舞。返到公司後﹐我就在一張計算紙上寫道﹕「我又怎忍心讓蝴蝶獨舞﹖」

回想到了這一句﹐我發覺﹐原來﹐便是搬到了歐洲生活﹐我始終沒有改變。我依然是我。

望著信箱裡那一大群從香港飛過來的蝴蝶﹐我知道﹐我是依然不忍心讓蝴蝶獨個兒亂舞。希望你這一隻意外地遺留在香港的蝴蝶﹐也明白我此時此刻的心聲。

七月﹐總是讓人特別期待。

搬到歐洲生活後﹐可能是獨在異鄉關係﹐這種從小便習慣了的期待﹐只有越來越強烈。我發現﹐原來﹐我還沒有長大過來。也算在社會打滾了一些年頭﹐我竟然還像一個小孩子般﹐還會為一個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月份﹐心存一些不設實際的期待。究竟﹐還要多耗幾多青春﹐我方能變得穩重和成熟﹖

我常以為﹐我最大的個人問題﹐就是太輕易讓情緒脅持了我的思想。很多時候﹐我都是感性行先﹐理性行後。所以﹐我總不能控制得到自己喜怒哀樂的表達。快樂的時候﹐我臉上會有笑容﹔悲傷的時候﹐我會愁眉苦臉﹔憤怒的時候﹐我會咬牙切齒。這些都不是穩重和成熟的表現。

我經常希望能夠訓練得到自己喜怒不形於色。能夠冰冷地利用理性的頭腦﹐在處理身邊所有事情時﹐完全跟感性的思想絕緣。當世界一天一天步向滅亡﹐這就慢慢地成為了我們在社會生存的唯一之道。我們不能讓情感打擾我們做事外﹐我們也不能讓別人輕易猜得到我們的想法。我同意﹐我們臉上的喜怒哀樂﹐就是經常出賣我們的間諜。

望著那許多在身邊爬到很高位置的人﹐我知道這個想法沒有錯。他們就是最佳的證明。

我深明這個道理。可惜﹐直到現在﹐我依然未能做到。故此﹐我依然一事無成。

也所以﹐在這個從小便教我期待的月份裡﹐每天下班回家﹐都會懷著些興奮的心情﹐來打開屋裡面的那一個信箱。也所以﹐當發覺裡面空空如也的時候﹐我總會有點失望地﹐暗罵自己的小孩子氣。

我跟自己說﹐都活到了這一個年紀﹐竟然還會為那些本來就不設實際的期待而興奮﹐竟然還會為那些本來就不設實際的期待落了空而失望﹐實在枉耗了那許多許多來教自己長大的青春。

究竟何時我才會真正長大﹖

一天我不真正長大﹐我都只能繼續一事無成。

我不希望自己對這個世界沒有一絲貢獻。同時候﹐我也不希望自己平庸地過其一生。

不過﹐當又一個七月過去﹐我越來越感覺得到﹐我的那些所謂希望﹐其實不過是我一時的痴想和奢想。

畢竟﹐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沒有才華的人﹐就只能庸碌地過活。雖然他們經常白日做夢﹐妄想自己是如何天才橫溢。

為甚麼我硬是要自己好好理性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有些事情﹐我是註定辦不來的了。

七月﹐不僅是個讓人特別期待的月份﹐也是一個教人特別喜歡發夢的日子。可是﹐當八月慢慢來到﹐也該是睡醒的時候。

「猶如兩片白色的浮雲﹐偶然無聲地在空中相撞。什麼叫做悲慘世界﹖我是已經不再知道。就只曉得﹐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不一定不是另一個悲慘的世界。僅此而已。」

那天﹐如常乘火車上班。

車廂外﹐陽光燦爛。當火車沿著都柏林的海岸線﹐一直向南開往時﹐我決定暫時放下手上的報紙﹐好好欣賞外邊的景色。因為﹐確實也有一段時候﹐不曾有過這樣好的天氣。我實在記不起﹐自六月以來﹐有哪一天氣溫高過二十度﹑有哪一天不下雨。

大家見面﹐都喜歡談談天氣。這是英國人﹑愛爾蘭人的習慣。畢竟﹐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話題。一件多變的事情﹐當然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不過﹐自六月起﹐大家不時掛在口邊的﹐都是這句「夏天似乎已經匆匆的來﹐匆匆的走了」。想不到﹐在日照時間開始變短的時候﹐夏天的天氣終於駕臨到這個島國。大家都深感慶幸。都舒了一口氣。

原來﹐是來晚了。始終﹐遲到總好過不到。

望著車廂外令人興奮不已的藍天白雲﹐腦海裡竟然衝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究竟是什麼引發了我這樣的靈感呢﹖

早前﹐JEFFREY ARCHER在其專欄裡寫道﹐因為要完成新作《THE PATH OF GLORY》的初稿﹐他決定停寫那個專欄幾個月。知道這位我最喜歡的小說作家﹐又準備有新作品推出﹐固然感到興奮。我以為﹐讀JEFFREY ARCHER的小說﹐是一個絕佳的娛樂。也是一個學寫文章的好機會。這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的文字﹐就是陶傑經常講的「啖啖肉﹐沒有膽固醇的文字」。是多一份嫌多﹐少一分嫌少。這是寫作的最高境界。

可是﹐讀著這個決定﹐我實在不能說沒有一點失落。自知道了JEFFREY ARCHER的專欄後﹐我是像上了癮般﹐每天都要跑去讀一讀。縱然﹐裡面所講的﹐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家常便飯的事情。像看過那些舞台劇﹐碰上些什麼人。不過﹐跟那些追星族的心態一樣﹐我就是喜歡跟自己的偶像﹐有更接近的接觸。他停寫那個專欄後﹐我們是又再一次回復以前那遙遠的距離。

我也記起多年前﹐詹德隆亦為了完成一部小說﹐停止了《信報》裡面《中通外望》這一個週末專欄。自那時候起﹐我開始覺得星期六的《信報》沒有多大吸引人的地方。那時候﹐孔少林和方卓如的專欄﹐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刊登。

似乎﹐要完成一部小說﹐專欄是要停寫的。因為會有點分身不暇的同時﹐也會有點精神和性格上的分裂罷﹖

我老是想跑去寫小說。那是我小時候唯一的願望。可是﹐每次總只開了頭﹐都完成不了。於是﹐這一次﹐我決定來點突破﹕先替那部小說寫好那最後的那一句。至少﹐也算做有個結尾的部份。

我已經給這部小說﹐定下了一個名字﹕《悲慘世界》。

似乎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音樂。就正如MyC所言罷。在那張卡上﹐她倒花上了點心思﹐用了我的名字裡面的每一個字母做起首﹐寫上了七個關於我的字。其中一個﹐就是MUSIC LOVER。同時候﹐或者大家也猜到我這個喜歡唱歌的人﹐已經跟香港的流行樂壇有點脫節。於是﹐在這一個有點特別的月份裡﹐我是不斷收到從香港寄來有關音樂的東西。從裝滿了MP3的記憶手指﹐到CD唱盤和演唱會影碟。

除了感謝外﹐我想不到還能說些什麼。

大家都真的很了解我。

的確﹐我是已經完全沒有留意香港的流行歌手。或者﹐甚至說﹐我已經沒有留意香港的娛樂圈。陳弈迅﹑何韻詩有些什麼感動人的歌﹖哪一部港產片比《無間道》﹑《投名狀》更加出色﹖那些答案﹐我都已經不再太過關心。

或者﹐我該這樣說﹕我是刻意地命令自己不好去關心香港那些芝麻綠豆的事情。

因為﹐對於陶傑的說話﹐從來我都是很聽從的。

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裡﹐陶傑寫道﹕「英國大學裡的香港留學生生活圈狹小﹐文化本位意識太重﹐不大跟校園內英國及其他國籍同學溝通﹐生活起居全在一堆﹐發展成幾乎每家大學必有一條唐人街的趨勢。校園宿舍許多時聞黎明﹑梅艷芳之歌聲悠揚終日﹐許多香港子弟課餘不讀《泰晤士報》﹐只定期訂閱《中華英雄》﹐連金庸也漸看不懂了。」

於是﹐我經常都提醒自己﹐陶傑在同一篇文章裡所引用國父初度出國赴檀香山的那一句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間﹐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我不能自己替自己築起一座圍城﹐自己就坐在圍城中央。

在香港生活﹐給那些有點無知的大眾和傳媒包圍下﹐當然很多時候﹐都會錯把那些芝麻綠豆的事﹐誤作為天下大事。在無奈地同情的同時﹐那還是值得原諒。畢竟﹐沒有人是一個孤島。在一個反智的社會裡﹐互相影響下﹐人當然變得越來越笨鈍。那是很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當跳出了那一口淺陋的井後﹐在那一個彩色繽紛的大世界裡﹐依然不曉得什麼才是天下的大事﹐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接受。

我當然不能成為一個世上獨有的孤島。

要打進其他人的圈子﹐當然要有些共同趣味。在別人的社會裡生活﹐當然要對那一套流行文化有點興趣。所以﹐在我的iPOD裡﹐我是一邊刪掉容祖兒﹑TWINS的歌﹐一邊加入CARRIE UDNERWOOD﹑KELLY CLARKSON﹑RIHANNA﹑LEONA LEWIS她們那些唱到街知巷聞的作品。

最近﹐本來不斷播放的﹐是MADONNA的《GIVE IT 2 ME》。不過﹐當聽著那些新收到的MP3﹐那些新唱盤的歌曲時﹐我開始問自己﹕是我這些日子太過刻意去把香港從生活裡刪掉﹖還是我畢竟也是一個文化本位意識有點重的香港人﹖

似乎﹐我是找不到一個平衡的落腳點。

從來﹐都沒有什麼志願。因為我不是一種喜歡為未來好好計劃的人。總喜歡隨遇而安。生活在現在﹐已經夠辛苦了﹐假如還要為未來設想一下﹐那就是百上加斤。可幸﹐求學時期﹐竟然未曾碰上過《我的志願》這樣的作文題目。否則﹐我可能要遞交上一張雪白的原稿紙。

我喜歡懷緬過去﹐又或者後悔從前﹔我樂於為現在尋求快樂﹐也甘於只享受一霎那的歡愉。不過﹐我就是不願意為將來計劃打算。

有時候﹐也許我會把目光放遠一點﹐望一望那不可預知的未來。可是﹐我會這樣做﹐都只因為要得到那現在式的快樂和歡愉。我應該用詞準確一點。簡而言之﹐那就是白日做夢的時候。我以為﹐做白日夢是一個即時享樂的過程﹐完全跟將來無關。更不是為未來籌劃一下。

假如硬要我在那雪白的原稿紙上﹐填上一個志願﹐我想﹐我會寫上「作家」。的而且確﹐自小學開始﹐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情﹐便是寫小說。直至現在﹐這依然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

小學追讀金庸小說的時候﹐我下過筆寫過幾頁武俠小說﹔中學開始讀阿嘉莎克莉詩蒂後﹐便嘗試過構思一個偵探故事。人大了﹐多讀了其他類型作品﹐於是﹐腦海裡就有更多﹑更多的念頭。想過寫一個劍客決鬥的故事﹐也想過一個黑金﹑政治暗殺的長篇。亦曾考慮過有一個有點似《斷半山》的同性戀題材。還有一些在腦海裡匆匆閃過的靈感。

當然﹐都沒有一個是完成的作品。因為﹐他們都屬於未來。而我只是一個活在過去和現在的人。我跟我的將來﹐並沒有什麼東西聯繫著。

也許﹐是在歐洲生活了一些時候。除了想過寫小說外﹐我也想過寫劇本。是上劇院上得有點多的關係罷﹖

我有時會想﹐因為都是人和人的對話﹐是生活中的剪影﹐所以﹐劇本是更能生動地體現現實生活裡面的衝突和矛盾。不過﹐也因為這樣﹐劇本比小說更難下筆。故事背景﹑人物性格等等﹐都不能靠一段又一段長篇大論的文字來交代﹐而只能通過人物間的對話﹐來把這些事情講過一清二楚。

我未曾開始動過筆。只是在構思罷了。

讀著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作﹐我大膽地想過把《說岳全傳》改編做舞台劇本﹐來談談愛國這一個嚴肅話題﹔也想過寫一寫以廖化為中心的悲劇﹐討論周遭環境控制命運這個看法。

早陣子﹐如常在上班途中讀《泰晤士報》。讀著津巴布韋當權政府殘害反對派的新聞﹐讀著加拿大溫歌華海灘不斷發現人腳的報導﹐讀著許多許多世界消息﹐我想到一個類似電影《真的戀愛了》﹑《我愛巴黎》的劇本。劇名就叫做《今天》。是一天裡面﹐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去尋求一下究竟我們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頭。

想著這些不設實際的事情﹐當然﹐我又是在白日做夢了。

乘巴士從貝爾法詩特回都柏林。因為車程超過兩個小時﹐於是﹐便在巴士站附近的便利店﹐買來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泰晤士報》帶上車啃。

搬到歐洲生活後﹐我是習慣了在週日不買報紙。比平常的價錢貴超過一倍﹐或多或少是一個原因。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那份報紙實在太厚了。那是要花上一個星期光陰的讀物。短短的一個星期天﹐根本不可能把一半內容讀畢。我不想白白浪費了編輯和記者的精力和心思。

其實﹐不論長途或短途﹐從小便養成了在臨出門口前帶上一本讀物的習慣。可是﹐這一次到貝爾法詩特渡週末﹐我倒是在臨出門口前﹐從行李袋裡﹐放回那本《魔戒》到床邊的架上。都怪自己一時貪便宜﹐買來了一個三合一的版本。自喜歡上週末時候到外地逛逛後﹐我就不喜劇帶上太重的行李隨行。這一次﹐準備離開住所時﹐就硬覺得行李袋有點笨重。

於是﹐在北愛爾蘭的那一個週末﹐我被迫暫停一下剛開始了一個星期闖蕩MIDDLE EARTH的旅程。

也因為要趕著離開住所﹐來不及在書架上找來一本有趣的短篇小說集。星期五下班後﹐乘巴士北上貝爾法詩特﹐我還有當天的那一份報紙。星期天返回都柏林﹐我是一點可以讀的東西也沒有。

路途上沒有什麼讀物在身﹐總是有點不自然。我不明白﹐怎會有人能夠眼光光地坐在車裡面﹖生命如此短促﹐我們怎能如斯浪費﹖便是睡覺﹐去補回一個星期以來失去了的睡眠﹐也是有點不該。或者﹐我是有點食古不化。

不過﹐就在這個極度偶然的機會下﹐我讀到一篇很好的人物專訪。在隨報的那份雜誌裡﹐《星期天泰晤士報》的記者CHRISTINA LAMB有一篇英國保守黨黨魁DAVID CAMERON的專訪。

那篇文章實在不短。在那四開的雜誌裡﹐密密麻麻佔上了九大版。始終﹐記者是花上了整整一個星期﹐形影不離﹑伴隨左右地去訪問那位兩年後搬進唐寧街十號的大熱門。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保守黨遠遠拋離執政的工黨。

讀著那些生動淺易的文字﹐我想﹐假如陶傑還在中文大學教授寫作﹐教授如何寫人物專訪的話﹐這一定會是其中一篇範文。

還記得多年前﹐上陶傑的課。便是在教中文作文﹐這位《黃金冒險號》的作者﹐就經常拿英國報紙的文章來做例子示範。畢竟﹐正如他有天在課堂上有點感嘆地說﹐讀華文報紙學習寫作的時代﹐早已遠去。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已經沒有一個華文記者能夠用真真正正的中文來寫文章。在報刊雜誌裡﹐不是那些刻板無義的紅色漢語﹐就是那些生硬的外文直接翻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根本就談不上寫一手好文章。

在那篇DAVID CAMERON的專訪裡﹐記者完全運用了陶傑經常掛在口邊的那一個理論﹕「讓事實說話」。陶傑說﹐寫人物專訪﹐最忌用上形容詞。因為那就等於要讀者硬生生地接受作者的觀點。這樣的手法﹐很難得到讀者認同作者觀點外﹐甚至會讓讀者反感。要描寫一個人﹐應該從他身邊的一切﹐如衣著﹑言談﹑舉止﹑生活環境等﹐來選取題材﹐然後讓讀者按著取材﹐自行判斷對那個人的感覺喜惡。

以下是那篇專訪的幾段擇錄﹕

「Ready for the day in a dark-blue Paul Smith suit, he grabs his overnight holdall, handful of ties and gaping black briefcase of papers, and we just about get in the car before he can keep quiet no longer.」

「He snacks on egg-mayo sandwiches, crisps and KitKats in the back of the car, keep us entertained with funny voices, stop at petrol stations for comfort breaks.」

「It is not easy asking tough policy questions of a man who is telling you about a messy incident with some Bod the Builder pants, so I look around......The abstract paintings on the wall are by his wife, Samantha. By the fireplace hangs a framed photograph of Cameron in which a hoodie brandishes an imaginary gun behind him, under the headline 'I suppose a hu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就只憑著這短短的三段文字﹐大家都很容易在腦海裡對DAVID CAMERON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了。也很滿意地接受了作者的觀點。

那天﹐跟朋友到酒樓飲茶。大家談到今年夏天旅行的安排。

當知道除了九月會到阿姆斯特丹渡中秋節外﹐我整個夏天應該都會留在愛爾蘭的時候﹐朋友是有點詫異。在她心目中﹐我的旅行計劃應該是安排得密密麻麻的。

無疑﹐我是喜歡旅行。更何況﹐獨在異鄉﹐有什麼理由不到處逛逛闖闖﹖不過﹐就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今年七﹑八月﹐我的確沒有打算離開愛爾蘭這個小島。或許﹐是時候多花點時間遊一遊這個島國。正如小妮子所言﹐在都柏林也住上超過了兩年﹐可是在愛爾蘭裡面﹐我竟然還有到很多地方未有去過。畢竟﹐搬到歐洲生活後﹐我經常遊逛的地方是英國。也許﹐就是這樣﹐讓人錯誤地以為﹐愛爾蘭是一個沒有什麼值得一遊的國家。

早陣子﹐就有一個無名氏在這兒留言道﹕「偶然發現你這個專欄。原來﹐你住在都柏林。讀著讀著下﹐似乎愛爾蘭是一個很悶的國家。」

我真的未曾想過去誤導別人。就引用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MY COUSIN RACHEL》裡面的一句話﹕I HAVE NO INTENTION TO MISLEAD YOU。這是我近來很喜歡的一部小說。

我未有經常在愛爾蘭週圍遊逛﹐那完全是我個人的問題﹐跟這個島國的旅遊設施根本沒有關係。

當然﹐我們是不可能拿都柏林跟倫敦相比。正如﹐我們不能拿香港跟紐約比較一樣。假如因此以為都柏林是一個悶蛋的城市﹐那麼﹐我敢說﹐香港實在比這個愛爾蘭首都更加悶蛋。在那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除了吃喝和逛街外﹐大家平常還會幹什麼事情﹖也許﹐還有唱K。

可是﹐在都柏林﹐我們還可以上劇院。在市中心﹐有點歷史的劇院﹐便不下五﹑六間。在同一時間內﹐它們都會上演不同劇場的作品。這個夏天﹐GAEITY THEATRE會上演讓愛爾蘭人最自豪的《RIVERDANCE》﹔OLYMPIA THEATRE會上演音樂劇《美女與野獸》﹔ABBEY THEATRE則會上演契柯夫的《三姊妹》和王爾德的《理想丈夫》。我以為﹐這些都是不容錯過的節目。在香港﹐很偶然方能遇上一些國際級的製作。沒有場地外﹐也沒有市場。

也不好忘記﹐愛爾蘭最值得遊的地方﹐不是城市﹐乃是鄉村和郊外。尤其﹐跑到大西洋岸邊去。我同意小妮子的說話﹐沒有到過那些古樸的鄉村﹐不能算來過愛爾蘭。縱然﹐就如之前所講﹐在這個島國上面﹐我是還有很多地方未去過。

不過﹐那的的確確完全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想﹐認識我的人﹐都應該猜得到那是什麼問題。所以﹐就心照不宣好了。

可是﹐正當我打算多花點時間在這個島國週圍逛逛的時候﹐卻碰上了愛爾蘭航空做暑期減價。我就再敵不過那引誘﹐替八月的那個銀行假期。安排了一個德國之旅。我會到德國西部的萊因河去。

老實說﹐要不是用了一半飛行里數來換取聖誕假期從紐約飛回倫敦那程機票﹐我早就換來了到馬賽和尼斯的機票。

上星期﹐國際間最矚目的新聞﹐莫過於以色列和黎巴嫩交換人質了。

當然﹐我知道﹐我這個說法有點語病。因為雙方交換的﹐其實都不應該稱為「人質」。

以色列政府送回給黎巴嫩的﹐都是冷血的囚犯。尤其是那個SAMIR QANTAR。在1978年4月22日﹐他跟其三個同黨竄到了以色列海邊城鎮NAHARIYA後﹐不單止殺死了一個警察﹐也送掉了一個平民和他的女兒的生命。目擊者說﹐這個冷血的人就在眾多孩子面前擊斃他們的父親。同時候﹐也把其中一個女兒推往大石﹐撞破頭腦而死。在監獄的三十年裡﹐SAMIR QANTAR從來沒有一點悔意。他依然以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至於﹐黎巴嫩政府送回給以色列的﹐或者還能說是人質。至少﹐他們曾經都是人質。兩年前﹐就是因為他們給黎巴嫩擄走了﹐於是﹐兩國便開始交戰。持續了三十四天。可是﹐兩年後﹐返回以色列的﹐卻已經是兩具入了棺的屍體。

還記得﹐以前上陶傑教寫作的課。他說道﹐文章要吸引人﹐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儘量運用那些IRONY。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喜歡衝突﹑荒謬和諷刺。他們很容易地在衝突﹑荒謬和諷刺裡面﹐找到當中的趣味。

我不知道﹐這是否一個對IRONY很貼切的翻譯。

不過﹐《泰晤士報》對這宗以色列和黎巴嫩交換人質的新聞的報導﹐就完全是一個如何淋离盡致地好好演繹IRONY的教科書例子。

那天﹐那份英國傳統報紙是這樣寫的﹕

「......A Regev family member add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watch celebrations being prepared across Lebanon, as the family readied for a funeral.

In contrast to the festivities in Lebanon, a sombre mood enveloped much of Israel. Nowhere was the gravity of the day felt stronger than in the small costal town of Nahariya, where the home of the Goldwasser family stands a few minutes' drive from the apartment building where Mr Qantar killed Danny Haran and his daughter, aged 4. The killing was for ever seared into the nation's consciousness as one of the most brutal acts of terrorism in Israel's history.」

REGEV和GOLDWASSER﹐便是那兩個給送回來的以色列士兵。

在那短短的一段文字裡頭﹐雖然作者沒有親口說出自己的立場﹐不過﹐讀者很容易便了解得到作者站在那一邊。

也記得﹐陶傑說過﹐寫文章的時候﹐永遠不好低估讀者的智慧。應該經常點到即止﹐讓讀者有聯想的空間。一篇好文章﹐就是能夠被動地給讀者帶來訊息的同時﹐也能夠讓讀者主動地參預尋求裡面的訊息。當中的平衡﹐就是文章是否耐讀的主要原因。太顯淺和太深奧的﹐讀者都會很容易放棄。

就不知道﹐香港的記者是否懂得按著教科書﹐跟那個國際大都會的市民﹐報導這宗全球關注的新聞。

從來﹐七月都是旅行的季節。

於是﹐《泰晤士報》副刊便連續一個星期﹐邀請了些著名作家﹐以及一些名人﹐為《夏天讀物》這個題目寫篇文章。因為﹐正如作家KATE MOSSE所言﹐我們在外地旅行時帶在身上的小說﹐是假期重要的一環。那天﹐她寫道﹕「一個假期難忘與否﹐不在於天氣﹐不在於食物﹐不在於旅伴﹐而在於伴隨在身的那一本書。」她的那本《LABYRINTH》﹐該是《達文西密碼》後﹐最暢銷的一本同類型小說。

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紙開闢這個特別專欄﹐目的當然就是不想讀者在這個旅行的季節﹐讀了一本很壞的書﹐影響了心情之餘﹐也過了一個很想忘記的假期。

這又是外國報紙比香港報紙優勝的地方。為何人家在天星碼頭賣五十元港幣一份﹖我想﹐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印象中﹐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裡﹐除了林在山偶然會在週末的《信報》﹐介紹一些她近來喜歡的小說外﹐香港是沒有一份報紙會有一角﹐談談讀書。更遑論書評。

可是﹐我們又怎能怪那些報社﹖在一個沒有閱讀文化的社會裡﹐那些報紙雜誌又怎可能會有一個談論讀書的版面﹖

我這個人﹐當然很認同KATE MOSSE的說話。所以﹐每次旅行﹐出發前一個星期﹐甚至更早之前﹐我都會花上很長的時間﹐去挑選一本合意的書﹐在旅途上陪伴我左右。

的而且確﹐一個假期難忘與否﹐跟伴隨在身的那一本書很有關係。

上次去紐西蘭﹐已經是近八年前的事情。不過﹐至今﹐那個旅程依然歷歷在目。

那次旅行﹐帶在身上的﹐就是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那是我首次接觸這個台灣人的作品。於是﹐一個星期的假期裡面﹐都感覺到如雷貫耳的震撼。在那漂亮迷人的景色襯托下﹐我的腦袋就像得到許多新鮮的空氣﹐沒有一刻感到疲累﹐整個身體都有點脫胎換骨的感覺。我愛上了那個南半球的國家的同時﹐我也歡喜上了李敖。旅行之後﹐我不斷地啃他的作品。直至他開始跟中國共產黨互拋媚眼。我不容許我喜歡的人﹐跑去跟那個會屠殺人民的政府交朋友。

在登上報紙的那篇文章裡﹐KATE MOSSE跟大家提議帶上偵探女皇的作品一起旅行。她說﹕「Always I return in the long afternoons to Agatha Christie. Her novels are drenched with the spirit of time and place and period, and spark in me a nostalgia, more gently.」多番嘗試後﹐依然未能滿意地把這句話翻譯過來﹐於是﹐只好原文登出來。

讀著《LABYRINTH》作者在《泰晤士報》刊出的文字﹐我也很想跟大家介紹一本近來我很喜歡的小說。從來﹐我都不會吝惜地跟人介紹我喜歡的書和電影。

今年﹐其實也讀畢了許多本小說。不過﹐最喜歡的﹐莫過於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MY COUSIN RACHEL》。董橋說過﹐「我真心拜服這位女作家說故事的本領。」每個晚上﹐捧著這本小說﹐我就是不想墮進夢鄉。匆匆地讀過一遍後﹐我竟然有衝動想立即重讀。

可是﹐慚愧地﹐我竟然寫不出何解這是我喜歡的一本小說。我也實在說不準我喜歡這部小說那些地方。總之﹐這就是我近來最喜歡的一部。我是整部小說都很喜歡。

請相信我﹐你也會愛上這本小說的。請相信我﹐把它帶同一起旅行﹐你將會有一個終身難忘的假期。

請相信我。

閑談間﹐同事問道﹕「何解你們中國人竟然會這樣自私﹐眼巴巴地看著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津巴布韋人民不顧﹖為甚麼中國人可以這樣冷血﹖我不明白。」

我們是在談論上星期中國在聯合國投票反對制裁梅加比和他的官員一事。

聽著這樣的指控﹐我有點不知所措。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方能在西方人面前﹐勉強地保住中國人的面子。畢竟﹐身上流著的﹐好歹也算是中華民族的血。便是如何不滿這個古老民族在當代社會的一切種種﹐我實在不應該在外人面前太過鞭撻自己﹐以保存國人在西方社會僅餘的些少尊嚴。更何況﹐就因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承擔的羞恥和罪惡感﹐我理應也要承擔一份。

於是﹐我頓了一頓﹐便有點口吃地回答說﹕「中國人不是冷血的。冷血的﹐是那個不經民選的中國政府。要一個會屠殺人民的政府﹐去支持抵制另一個殘害反對派的政權﹐不是有點荒謬嗎﹖就正如要非洲聯盟的所有成員國去公開指責梅加比一樣。同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我的英文程度比較差﹐要表達心裡面那有點複雜的思想﹐確實有點難度。這樣的回答﹐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義務﹐去為中國這一個不知所謂的國家辯護。希望大家能夠把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分開來評論。一個沒有經過普選出來的政府﹐沒有資格去代表她在管治的人民。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都不過是掌權的那些少數人去為自己而做罷了﹐中國人都未必一定同意。

我這個歪理﹐似乎有點效用。至少﹐大家都不再指責中國人﹐轉而責罵那個冷血不仁的中國共產政府。甚至有人開始同情起同樣活在獨裁者底下的中國人。

顯然﹐一時間﹐他們都未能透徹地看清楚﹐我說的那一番話﹐其實是一個歪理。

真的可以如此憑一句「沒有選舉」﹐就能夠輕鬆地把國家的所作所為﹐跟自己劃清楚一條界線﹖我們真的可以因為一句「這些人都不是我們選出來」﹐便能夠推翻國家官員和領導代表我們的資格﹖

我想﹐沒有如此簡單罷。

我們都沒有公開過去反對那些自以為能夠代表我們的那個政權﹐那不就是公開地去默認那個不經過普羅大眾合法地選舉出來的政府﹖我們都沒有跟那個暴力地去脅持著社會資源的政權說不﹐那不就是容許他們在國內國外任何一個舞台上去代表自己﹖

沒有說支持﹐當然不代表反對。沒有說反對﹐就是代表不反對。

想到這裡﹐我便匆匆跑進了洗手間﹐一邊用冷水洗著臉﹐一邊默默念道﹕「中國人都是冷血和自私的。他們都只顧及一己的利益罷了。為了不損害自己的利益﹐他們甚至可以妄顧歷史﹐以至推翻歷史﹐讓那些在二十年前枉死的同胞﹐成為自己今天暴發的無名英雄。對於非洲黑色大陸的大眾﹐中國人又怎會有一丁點的同情心﹖」

天﹗為甚麼我身上流著的是這個古老民族的血﹖那些可以容許自己出賣良知的血。那些可以容許自己跟壞人結交的血。

每天讀著報紙兩﹑三大版關於津巴布韋的新聞﹐我的心就越來越痛。我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羞恥。

[按﹕到北愛爾蘭渡週末關係﹐此欄暫停三天。二十二日(香港時間)再續。]

根據陶傑的說法﹐我應該是一個很適合在英國生活的人。

在其成名作《泰晤士河畔》裡﹐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寫道﹕「除閣下的嗜好仍與十七歲在畫報上徵友時無異﹕愛對大海沉思﹑獨自欣賞日落﹑追尋煙雨中的康橋﹐以及在火爐邊讀《小婦人》與《咆哮山莊》﹐否則英國絕對是閣下的人間地獄。」

老實說﹐未曾試過在前香港的宗主國住超過一個星期﹐實在不能輕易地認同這個講法。不過﹐在其鄰國愛爾蘭住上了超過兩年後﹐我敢說﹐陶傑的說法沒有太大的錯誤。至少﹐直到現在﹐我依然未覺得都柏林是一個人間地獄。縱然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在生活起居文化上﹐英國人跟愛爾蘭人都有很多相同和類似的地方。

或者﹐我沒有真正喜歡過對大海沉思﹔也不會經常獨自欣賞日落﹔追尋煙雨中的康橋亦不是我的嗜好﹔只是﹐能夠靜靜地坐下來﹐捧讀著一本又一本的小說﹐的確是我人生裡頭最快樂的事。當然﹐能夠有閑情來寫寫文章﹐記錄一下心裡想法﹐發發牢騷﹐也是我喜歡上在歐洲生活的原因。

雖然床頭和書架上還有許多未讀完的書﹐不過﹐剛過去的半年﹐該是我讀書讀得最多的半年。差不多每兩個星期﹐便會讀畢一本。依然有著堆積了如山的書債﹐只因為買書的速度確比讀書的速度﹐快上一倍或者以上。我是每個週末都會在書店裡﹐至少帶走一本回家。

有著如此驚人的買書速度﹐都只因為我有越來越多喜歡的作家。這是搬到歐洲生活後的事。都怪這兒的報紙。跟香港的報紙不一樣﹐便是那些免費報紙﹐每個星期都會介紹一些新出版的小說和非小說。歷史悠久的《泰晤士報》當然更加不只如此。他們不單止每天都有一版書評﹐評論那些新出版和舊出版﹐間中還有作家專訪。讀著讀著這些文章﹐自然多認識了許多從前都不認識的作家。

不過﹐這幾個星期讀的﹐都是很久以前已經喜歡的作家介紹的作家。

早陣子﹐喜歡上了印度作家南華仁。近來﹐捧讀的則是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的作品。南華仁是JEFFREY ARCHER推薦的﹔Daphne Du Maurier則是讀畢董橋的一篇文章後﹐重新鼓起勇氣讀的。

那天﹐董橋在其《蘋果日報》的專欄裡寫道﹕「小滿先生沉迷英美小說，愛看英美電影，聽他細數流風，娓娓月旦，受益良多。西洋小說他研讀不倦的是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希區考克拍過電影的短篇小說《The Birds》。他說電影語言處理得比小說更細膩。《Jamaica Inn》、《My Cousin Rachel》和《The House on the Strand》他都寫過密密碼碼一大本讀書筆記：『大膽說一句，沒有讀過她的《Rebecca》算不得進過英國文學的堂奧！』嚇得我趕緊找那部小說逐頁玩味，一個星期讀完了我真心拜服這位女作家說故事的本領。」裡面的「希區考克」﹐是希治閣的國語翻譯。

早知道《Rebecca》是一本不容錯過的小說。況且﹐那種細膩的文筆也是我喜歡的一種。不過﹐就是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自中學時代開始﹐縱然重頭開始過許多遍﹐可是﹐沒有一次能夠讀畢。

讀了董橋的話後﹐我決定先翻翻Daphne Du Maurier的其他作品﹐然後才再次大膽嘗試進一進英國文學的堂奧。我找來了《The Birds》和《My Cousin Rachel》。

可能是那部電影的確使我印象很深刻﹐我不是太喜歡那部原裝短篇小說。可是﹐《My Cousin Rachel》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每天晚上﹐沉醉在那秀麗的文字裡頭﹐我實在捨不得把書放下來﹐關燈睡覺。只嘆良夜太短。

從來﹐七月都是個特別的月份。所以﹐當上星期讀畢《MY COUSIN RACHEL》後﹐我確實花了些時間﹐好好去選擇接下來要讀的那一本書。我不希望不能在這個特別的月份盡興。我經常以為﹐能夠讀一本好書﹐就是最佳的娛樂。這個想法﹐在搬到歐洲生活後﹐更加強烈。

為這個月份去選上一本書去讀﹐實在有點難度。尤其﹐是在那本DAPHNE DU MAURIER作品之後。我敢說﹐那一定在我最喜歡的小說排名榜裡頭五名之內。要我講出比《MY COUSIN RACHEL》更鐘愛的一本﹐的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真的很喜歡《MY COUSIN RACHEL》這本小說。我甚至恨不得立即跳上飛機﹐跑到英國西部的CORNWALL，住上幾個星期。因為故事背景﹐就是這個景色怡人的地方。還記得﹐去年老友離開英國返回香港前﹐便專程要到這個地方走一趟。很有未到過CORNWALL﹐枉在英國生活過的味道。也莫忘記﹐故事發生的另一個地方﹐就是我最喜歡的翡冷翠。一個我很想跟你把臂漫遊的地方。

於是﹐在這種種原因下﹐的確不能輕易地選上一本書﹐去接替《MY COUSIN RACHEL》﹐做我睡前的讀物。我甚至想過重讀這本英國女作家DAPHNE DU MAURIER在1951年寫成的作品。我以為﹐這本小說值得一讀再讀﹐再讀。

其實﹐我是未能在《黃金筆記簿》和《魔戒》兩者中擇其一。

《黃金筆記簿》是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DORIS LESSING的成名作。還記得在這位旅居英國的作家得獎那天﹐《泰晤士報》是這樣形容這一本小說﹕「這應該是每一位母親留給女兒的嫁妝。」至於《魔戒》﹐我則越來越覺得﹐那是每個英國人都不能錯過的一部作品。我這個手執英國護照的偽洋鬼子﹐當然不能不讀一讀。

究竟我要選那一部小說呢﹖

我站在書架前﹐左思右想下﹐忽然聽到iTUNE奏起了這一首歌。默念著裡面的歌詞﹐竟然覺得跟今年的這個七月有點配襯。

「GUES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EE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I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ALING WITH A KISS」

外面依然下著雨。跟去年一樣﹐今年這個夏天有點冷﹐也沒有太多陽光。每天都總是雨點紛紛。或許﹐我們早已經跟告別了這個夏天。我很想跑到樓下﹐再次查看一下信箱。不過﹐我還是決定留在住所裡。因為我不想再讓自己失望。

輕哼著那首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時的歌曲﹐我決定自私地開始我的MIDDLE EARTH旅程。

也許﹐對你而言﹐歐洲是遠了一點兒。

假如香港還算得上是一個國際都會﹐住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都應該立即站起身來﹐跟全世界正義的國際公民一起指責那個冷血不仁的中國政府。

上星期五﹐當從電視新聞裡得知﹐中國和俄羅斯一起在聯合國﹐否決美國動議的制裁梅加比和他的官員的方案後﹐我真的感到很憤怒。甚至恨不得立即砸爛那一部電視機。

我以為﹐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縱然也算在社會裡打滾了近十個年頭﹐我依然天真地相信﹐邪不能勝正。看著世界上邪惡勢力越正強大﹐正義力量則不斷受到內外不同的攻擊﹐我仍然深信﹐建設一個民主地球村﹐是合理解決世界各種紛爭的最佳辦法。

也許﹐總會有一天﹐梅加比和他的所有官員﹐會因為駕馭不了國內那瘋狂的通脹﹐給轟下臺。根據經濟學家估計﹐到了今年九月﹐這個非洲南部國家的通脹會高達100M%。那將會是一個平常人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國度。一個個津巴布韋的人民都成為了兆萬富翁。可是﹐他們都不能夠負擔得起任何一樣日常生活用品。那個殘暴的獨裁者能夠用盡許多駭人聽聞的方法去偷走全國選舉﹐在經濟問題面前﹐他是如此束手無策。

我也相信會有這樣的一天。不過﹐我們還有等多久﹖悲慘的津巴布韋人民還要等候多久﹐方能拈掉這個殺人如麻﹑無惡不作的梅加比﹐和他的政權﹖

跟那個用殺人方法去恐嚇選民來來票的方法不一樣﹐那個瘋狂的通脹﹐根本不是近來發生的事情。早在去年夏天開始﹐全球傳媒便很關注那個前英國非洲殖民地的經濟。沒有一個國際公民不曉得那個以前叫做羅德西亞的國家的經濟困局。為了協助津巴布韋的人民解困﹐大家都不斷免費地獻上一個又一個的良方。可是﹐那個冷血的梅加比﹐卻巧妙地用著遠東那個古老民族經常嚷著的口號﹕「干預內政」﹐來謝絕所有國際幫忙。

也許﹐這個冷血的獨裁者以為﹐他也能夠跟隨那個遠東的殘暴政權一樣﹐屠殺掉自己的人民後﹐經濟就會高速增長。在那個龍的傳人的國度﹐那些沿海的暴發戶都深深相信﹐沒有天安門大屠殺﹐國家今天不會如此繁榮。

或者﹐正如海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裡所言﹐歷史不過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裡重複著。於是﹐中國繼為得到廉價石油﹐提供大量軍火協助蘇丹政府進行種族清洗後﹐再次借他人之手在那個黑色的大陸屠殺非洲人民﹔也於是﹐為免陷入索馬里﹑伊拉克等困局﹐英美政府決定不軍事介入這個非洲南部國家。

當那天《經濟學人》在高呼用和平手段去解決梅加比﹐當大家也奢望能夠用非軍事方法來解決那個殘暴不仁的獨裁者時﹐津巴布韋的人民就只有一天一天地在那個恐怖的國度裡艱苦地生活下去。首先﹐非洲聯盟竟然荒謬地間接承認那個史上最血腥的選舉結果﹐承認梅加比的政權﹔然後﹐便輪到中國和俄羅斯冷血地在聯合國運用他們的特權﹐否決那個制裁梅加比和他的所有官員的方案。

早陣子﹐現任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在《泰晤士報》裡寫道﹕「在這個世紀﹐假如沒有中國的參預﹐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得到解決。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國。」

我同意這一句話。所以﹐看著上星期五在聯合國裡面發生的事情﹐我有預感世界末日快要來臨。這個世界竟然要聽著那個自私的國家的話﹐這實在是全球的悲哀。

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假如要我們容許種族清洗﹑屠殺人民等這些天理不容的罪行﹐我這個中國人會第一時間希望中國不能強大起來。

每天讀著報紙幾大版津巴布韋的新聞﹐心裡都會很痛。

實在不能想像﹐到了這一個世紀﹐如此殘忍地對付反對者的事情﹐依然能夠這樣明目張膽地發生。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都說地球病了。我想﹐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要建設地球村﹐讓世上每個人遇到困難時﹐都能夠不論種族﹑膚色等環境﹐得到其他人協助幫忙的日子﹐似乎還遙遠得很。

早陣子﹐在公司裡讀過同事轉寄過來的一封電郵後﹐我寫了一篇談及津巴布韋的文章。在這個共享的天地裡刊登後﹐收到了森林的留言。他說﹐津巴布韋的事情﹐在香港是不可能得到注意。

這實在不難想像。這也是我能夠預見得到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專欄裡﹐多談一些在那個本應自由開放的社會裡沒有人去理會的事情。至少﹐好讓認識我的香港人﹐不好錯過一些國際公民都應該知道的事。我總是希望能為保持香港國際城市的聲譽﹐盡一點綿力。

我當然希望多寫。畢竟﹐做得幾多﹐就得幾多。世界這樣大﹐要知道和了解的事情﹐怎麼可能少﹖可惜﹐無奈我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對世事都有著後天培養的遲鈍反應。在沒有太多基礎知識下﹐我不可能寫得太多。所以﹐很多時候﹐也不過是把我在歐洲裡讀到的事情﹐生硬地翻譯過來罷了。對香港沒有太大的貢獻。不過寥勝於無。

我很不願看見我們的下一代﹐跟我們一樣對世界沒有一點認識﹑沒有一點興趣。

其實﹐在社會不斷繁榮進步下﹐我們理應越希望知道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一切。可是﹐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恰恰卻是相反。在回歸中國後﹐在國家經濟起飛帶動下﹐香港依然能夠保持欣欣向榮的同時﹐聰明的香港人竟然越來越不再對世界有興趣。大家關心的﹐就只有中國裡面發生的事情。他們盲從地相信了那些類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言論。他們忘記了中國不過是世界上其中的一個國家。他們忘記了﹐沒有了中國﹐世界是依然能夠生存下去的﹔不過﹐沒有了世界﹐中國便是能夠生存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以為﹐回歸後的這一切種種﹐就是那些土共所謂的「開倒車」。莫忘記﹐我們曾是中國接通世界的窗戶。我們應該在那個基礎下﹐不斷繼續向上爬﹐而不是無條件地放棄中國龍頭大哥的地位﹐甘願委身去做一個中國沿海城市。

有天﹐在倫敦﹐途經泰法格拉廣場﹐看到一大群朝氣勃勃的英國年青人﹐跟許多穿著起民族服裝的非洲人﹐一起呼籲街上民眾簽名﹐以上書政府﹑歐盟和聯合國﹐去抵制那個津巴布韋的獨裁者和他的政府。那幾個攤位﹐都擠滿了人。無它﹐每天讀著那些新聞﹐又怎能不勾起大家的惻忍之心﹖

忽然﹐有幾個奇裝異服的青年騎單車路過。看到那堆人海﹐便用著他們那極濃的英國北部口音大叫道﹕「梅加比萬歲﹗我支持梅加比繼續執政。」

聽到他們的叫聲﹐我向他們做了一個不文手勢。不過﹐同時候﹐也為英國感到自豪。不愧是個泱泱大國。便是那些邊緣少年﹐也對世界另一角落發生的事情﹐有丁點的認知。我開始奇怪﹐香港怎麼可能跟倫敦和紐約齊名﹖

望著那群不遲勞苦﹐大聲疾呼梅加比罪行的年青人﹐我深知道﹐二十一世紀不會是中國的世紀。也望著天上那個有點毒辣的太陽﹐我很想知道﹐在這個時候﹐香港的大學生又躲在哪兒﹖

在社會打滾了許多個年頭後﹐我以為﹐沒有搞過社會運動的﹐實在枉為做過一個大學生。尤其在一個國際城市裡面。大學生活是應該這樣浪漫的。所以﹐我從來也沒有視自己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因為﹐我過的﹐不過是中學教育的延續罷了。

[按﹕週末閒來在愛爾蘭到處浪遊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五日(香港時間)再續。]

那天﹐在其《泰晤士報》的專欄裡﹐MATTHEW PARRIS寫道﹕在津巴布韋裡面﹐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推翻梅加比的政權﹐而是挽救那瀕臨崩潰的經濟。津巴布韋的人民最需要的不是一個民主選舉﹐而是一個沒有那瘋狂通脹的社會。

不知怎的﹐我老是覺得這位專欄作家﹐跟陶傑有點相似。是相貌嗎﹖是文字風格嗎﹖我也不知道﹐亦說不准。就是覺得有點相似。所以﹐每當遇上他的專欄﹐我都會抽空細讀一下。跟香港的報紙不一樣﹐《泰晤士報》的專欄不是每天見報的。

的確﹐津巴布韋這個國家最急需解決的不是梅加比﹐而是那個一百五十萬巴仙的通脹。那是兩星期前的數字。有人估計﹐最新的數字應該很接近8.5M%。這是有統計以來﹐世界史上最差的通脹。甚至比戰後的匈牙利還要差。

這個經濟問題﹐從去年年尾開始﹐已經是一眾西方傳媒爭相報導的新聞。大家都對梅加比不斷地印銀紙﹐以解決那燃眉之急的做法﹐很是譁然﹔大家都對那個獨裁者殘暴地對付那些違抗政府命令﹐擅自加價的店主的做法﹐很是不滿。有見津巴布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全球經濟學家便立即在各大論壇﹑各大報紙裡面﹐免費地為這個非洲國家疹症﹐給那個不曉得做任何事情的政府﹐提供了不少可行的解決方法。

可是﹐梅加比卻以為西方國家不過是想干預他的政府﹐以至推翻他的政權﹐於是完全視那些經濟學家的意見無睹﹐就只一意孤行地不斷印銀紙﹐來支付那些價位每天不同的賬單。

在瘋狂通脹底下﹐所有津巴布韋的人民都成為了沒有經濟能力去維持生活的億萬富翁。

一個月薪五十億元的打工仔﹐他今天還可以買得到兩塊肥皂。可是﹐過了三天後﹐他那五十億元就只能夠買得一塊。上月支薪的時候﹐那五十億元還等於二十五塊美金。兩星期後﹐那五十億元就只相當於兩塊美金。同時候﹐很多店鋪也沒有什麼貨物放在架上面。

為了打擊通脹﹐政府規定每人到銀行提款﹐每天最多只能提走二十五億元。那些有點錢的人﹐在公司裡買了五百一十四億元的貨﹐便唯有用信用卡簽賬﹐結果他就要簽五十七次賬單。因為那部刷卡機每次最多只能夠輸入到九億元。於是﹐很多人都被迫使用支票。可是﹐也由於那瘋狂的通脹﹐很多店鋪都拒絕收支票。因為當他們拿去銀行兌現的時候﹐支票上面的數字又已經少了許多價值。

這就是在瘋狂通脹底下的生活。

不過﹐由於舉行了那個更加瘋狂的選舉﹐殘暴的事情不斷發生﹐傳媒於是把注意力從津巴布韋的經濟問題移走了。這幾個月來﹐大家都在談論那個所謂的選舉﹐大家都在談論那些殘害反對派的事情。仿彿那個通脹問題已經成為過去。

其實都不然。經濟學家猜說﹐到了九月的時候﹐津巴布韋的通脹應該接近100M%。

經濟問題跟政治問題﹐其實又怎能夠清楚地分割開來﹖就正如那些反對派所言﹐那個瘋狂通脹能夠做著選舉不能做的事情﹕推翻梅加比。也許﹐這個獨裁者能夠在光天化日下﹐偷走選舉結果﹐不過﹐他就是不能夠解決那些已經變得有點沒有意義的經濟數字。

上司是一個超級熱愛網球的女強人。夏天的時候﹐她每個星期都有一個晚上﹐跟教練練習﹔另一個晚上便是代表屬會參加比賽。於是﹐當知道我專程跑到了倫敦﹐觀看溫布頓後﹐在音樂和旅遊之外﹐我們之間便突然多了一個話題。

不過﹐也很快地﹐她發現我不是一個適合跟她談論網球的人。她是在技術﹐以至物理學層面上去講這種運動﹔我則依然只在感性的關卡裡徘徊。對我而言﹐所有運動比賽就只有喜歡和不喜歡﹐沒有好與不好。

那天﹐到了鄰郡跟地盤的同事開過會後﹐便如常一起到附近的一間酒館吃中飯。自那個供水計劃動工以來﹐沒有一次例外。每一次﹐也是上司埋單。因為她有那些應酬津貼。

酒館裡﹐放置有幾部電視機。都在重播天空電視上季歐洲聯賽冠軍杯四強的比賽。

各自點好菜後﹐上司望著頭頂的那部電視機道﹕「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還有足球直播﹖」聽過了我的解釋後﹐她看了看錶說﹕「那麼﹐他們應該轉臺。今天溫布頓的比賽剛剛開始。」的確﹐剛剛開始。是下午一點鐘。中央場館和第一號場館的比賽﹐都是一點鐘開始的。

縱然如此說﹐她並沒有要求酒館侍應轉臺。因為是一個工作天的中飯罷﹖太過投入欣賞比賽﹐會完全放鬆了工作的情緒。畢竟﹐最近特別的忙﹐實在不能過早有下班的心情。既然不能投入欣賞比賽﹐倒不如不看罷了。

那時候﹐我是這樣想。

吃過中飯﹐喝著咖啡的時候﹐我們突然談到日本人的紀律。是上司剛從日本渡假回來的原因。她道﹕「日本公司是有很多規矩要員工遵守的。裡面一點活潑也沒有。便是早個多小時下班﹐也要預早填表申請。」

「那麼﹐他們是不能夠在公司上網到其他悠閑的網頁去了罷﹖」地盤的同事問道。

「我想﹐跟我們公司一樣﹐他們也有那些防止員工到一些網頁去的軟件。」上司回答說。她頓了一頓﹐笑著道﹕「幸好﹐我們公司並沒有禁止在工作時間上溫布頓的網頁。」

地盤的同事笑著說﹕「是因為有些董事太過熱愛網球罷﹖」我正喝著咖啡。聽到了這句說話﹐便立即望一望他。他也意識到自己似乎講錯了話﹐立即補充道﹕「我指﹐那個資訊科技部門的頭目。」要知道﹐上司正是公司的其中一個董事﹐在我們這個部門坐第二把交椅。

「工作時候﹐公司電腦是禁止上那些體育運動網頁罷﹖」上司似乎沒有理會那個補充﹐突然轉過頭來問我。

倒沒有提防這突如其來的一問﹐腦袋於是立即加速轉動﹐想想該如何明哲保身地回答。我放下了咖啡杯﹐自以為有點聰明地道﹕「中飯﹑下班的時候﹐倒是沒有禁止的。」我實在猜不透上司什麼胡蘆賣什麼藥。

離開酒館前﹐因為有一大段車程才能返回公司﹐便上洗手間去。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上司正在入神地觀看著電視溫布頓的直播。原來﹐酒館的侍應剛轉了臺。

「似乎﹐費達拿又可以輕鬆過關。」離開酒館時﹐公司這位女強人跟我道。

很久以前﹐這一個國家叫做羅德西亞。自梅加比上台後﹐她的名字就變成了津巴布韋。

跟法國不一樣﹐英國人在非洲沒有許多殖民地。羅德西亞是其少數的一個。不過﹐當名字用上了「Z」做開頭後﹐一切都成為了歷史。

的確﹐一切都成為了歷史。一切美好的時光都成為了歷史。換上的﹐是那無窮無盡的苦難日子。沒有了英國人在高堂﹐原來﹐悲慘的生活既是現在式﹐也是未來式。為了一時的民族亢奮﹐把殖民者驅趕出去﹐讓殖民主義變做一個歷史名詞後﹐得到的就只有一天又一天的受苦受難。以前所談論的民族遠景﹐完完全全變成一個泡影。每個在前殖民地生活過的人﹐都覺得有點悔不當初罷﹖當然﹐除了那些驅走了殖民者後﹐得到許多利益好處的人。

有人受苦﹐就有人享福。這是不變的定律。

要知道﹐這個世界裡面﹐就只有一個神﹐能夠憑空創造。我們都是人﹐不是神。世上萬物也不是神﹐都沒有那種憑空創造的本領。所以﹐世界上沒有一樣事情不是守恆的。那是一個物理學上的名詞。就是說東西不會忽然被消滅﹐亦不會忽然被創造﹐它只是不斷演化成另一種形態﹐以至幾種形態﹐在我們眼前出現。

就像我們在大廈頂樓放下一個球。因為地心吸力﹐球自然向下墮。當碰到地面後﹐它會反彈到一個高點﹐然後又再向地面墮下。循環下去﹐直至完全在地面停下來。表面上﹐仿彿那個球是突然有了能量向下墮﹐碰到地面後﹐那些突如其來的能量又會消失掉。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們逆著地心吸力的方向﹐把球帶上去大廈頂樓﹐就是把能量儲藏了在球裡面。把球從高處放下﹐就是把這些收藏起來的能量釋放出來﹐變做了動能。當球向下墮跟空氣磨擦﹐或當球碰到地面﹐那些藏起來的能量又會把週圍的一切加熱了少許﹐又或者變做了些聲音。能量就是這樣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沒有多﹐沒有少。這便是能量守恆定律。

世界上一切都是如能量這樣地守恆的。所以﹐有人受苦﹐就有人享福﹔有人在股市裡賺上了不少金錢﹐就有人在股市裡蝕掉不少金錢。

我以為﹐要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理想的國家﹐就是要讓多數人享福﹐讓受苦的人數控制得越少越好。我們絕不能容許只有社會上的某一少部份人﹐才能夠享受著國家帶給來的利益﹔我們要不斷利用社會和國家的資源﹐去改善正在苦難當中的人民的生活﹐讓他們也有向上爬的機會。

這就是何解我們要有一個民主社會。

畢竟﹐人總是自私﹐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個人自身的利益。高堂的人﹐假如知道自己能夠永遠處身在這個地位﹐能夠永遠有權去控制資源的分配﹐怎會不時時刻刻惦掛著自己的好處﹖於是﹐在世上一切都是守恆的定律下﹐一個獨裁的社會﹐就經常是少數人享受著本應大多數人能夠享受的福﹔也所以﹐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裡﹐就經常都是那些在建制裡得到好處利益的人﹐跟大家說「民主要慢慢來﹐都急不來」的說話﹐向群眾散播「民主會造就社會分裂」的謬論。

就像梅加比一樣﹐沒有人會願意失去掉那些快樂地享受著榮華富貴的生活。不過﹐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要不失掉這樣的利益和好處﹐就是要讓大多數的人都跟自己一樣﹐快樂地享受著那些榮華富貴的生活。

奈何﹐也許是天生的宿命﹐在那些「X」﹑「Y」﹑「Z」橫行當道的前英國殖民地﹐都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就是為了去保障那些少數人的既得利益。

按人均生產值來算﹐愛爾蘭是全球第四富裕的國家。所以﹐實在很難想像﹐這個國家的首都竟然沒有一樣東西叫做「地鐵」。我以為﹐集體運輸系統﹐是一個先進的國度裡頭﹐必須擁有的東西。尤其在這個何時何地都在談論環境保護的年代。西方國家實在有責任帶頭把汽車變做歷史。

愛爾蘭出奇地沒有地下鐵路網絡﹐都因為這個島國積弱太久。十年前﹐愛爾蘭還是西歐國家裡面最貧窮的一個。還記得上司曾回憶道﹕「那時候﹐大學畢業就等於失業。便是連一份麥當勞的工也不輕易得到。所以﹐根本沒有人會留在島上。都紛紛跑到了英國﹑美國尋求機會。」於是﹐這個島國的基建比其他西歐國家是落後了一大段。隨著近十年的經濟起飛﹐愛爾蘭政府才開始慢慢花上金錢﹐去追回那失去了的時間和年月。

也於是﹐「地鐵」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終於有解決的一天。

都柏林要興建地鐵了。

這亦是公司今年的重頭項目。那天﹐上司跟我道﹕「大老闆對此是有點志在必得。他已經宣佈﹐所有手頭上的計劃都要給地鐵讓路﹐務求在眾多財團中脫穎而出﹐成為負責設計這個島上首條地鐵線的顧問公司。」

上司從來都是一個喜歡幫助別人的人。於是﹐在她的「推薦」下﹐我再次成為特別行動組的成員。從來﹐每次有人向她求救﹐希望多找些幫手的時候﹐她也會想起我的名字。這次﹐也沒有例外。縱然﹐她深知道﹐我已經不可能有空餘時間﹐多接手新的工作。

那天﹐人力資源會議後﹐她立即跑到了我跟前。聽著她的一大段「論文」﹐我當然知道﹐我根本沒有選擇。這是她老早定下了的安排。更何況﹐她甚至說﹐她會在特別行動組工作期間﹐多花點時間去處理我手頭上的工作。除了點頭道「我看不到這個安排有什麼問題」外﹐我想不到我還能夠如何回答。

不過﹐當開過這個地鐵特別行動組的首個會議後﹐我突然很想奪得這個設計合約。

原來﹐香港地鐵公司是我們財團的其中一份子。假如我們這個財團得到了那個「設計-興建-營運-移交」(DBOT﹕DESIGN-BUILD-OPERATE-TRANSFER)合約﹐香港地鐵公司將會負責經營都柏林的首條地鐵線﹐直至愛爾蘭鐵路局接手為止。

老實說﹐除了日本的鐵路公司外﹐我想不到世界上有一間地鐵營運公司比香港地鐵更好。當然﹐那可能是因為我見識少。從未見過大蛇屙尿。

不過﹐我依然深信﹐香港地鐵公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鐵路營運公司。從來﹐都是如此準時﹑可靠﹑安全﹑快捷和方便。那是英國﹑愛爾蘭的所無法相比。下臺前﹐倫敦市長李雲詩頓﹐便親自欽點香港地鐵公司﹐來管理倫敦的OVERGROUND。

我希望﹐愛爾蘭人有機會見識一下香港人的驕傲。看看怎樣才能讓鐵路服務吸引。看看怎樣能夠使人甘願放棄私家車。

在我心目中﹐香港有三間公司最值得我自豪。香港地鐵當然是一間。另外兩間﹐是國泰和匯豐。他們在愛爾蘭這個島國上面都沒有什麼生意。

到倫敦觀看溫布頓﹐朋友專程從劍橋南下﹐跟我一起到一間新開的酒樓飲茶。在帕丁頓的小威尼斯附近﹐名字叫「漂亮」。是妹妹以前的同屋介紹。他說﹐這兒的叉燒酥﹐比「皇朝」的還要出色。

「皇朝」是我喜歡的一間中菜館。我以為﹐它不單只是英國﹑愛爾蘭兩地最出色的一間﹐便是香港那些有點名氣的酒樓﹐也未必有「皇朝」的水準。我不以為「漂亮」的點心﹐比「皇朝」的好。不過﹐也絕不比「皇朝」的遜色。假如把酒樓裝修﹑食物價錢都一拼計算﹐「漂亮」甚至會在我心裡有點佔先。那天﹐我們一行三人飲茶吃中飯﹐食得飽飽下﹐每人才不過十英鎊。在倫敦這個大都會裡﹐這是有點不可思議罷。

不過﹐相比起多倫多的「名門」﹐歐洲的廣東茶樓始終還差一段距離。

復活節期間﹐跑了到那個北美洲東部城市﹐探望那邊的家人。知道外祖母喜歡到「名門」飲茶﹐便趁一天天氣有點好﹐沒有下雪﹐亦沒有下雨下﹐乘巴士到那間茶樓去。

那是一間獨立屋。可能前身是間西餐廳關係﹐內外裝修都有點西化。牆上掛的不是中國的山水畫﹐而是一幅副的西洋油畫。有點古靈精怪﹐不倫不類。實在讓人懷疑老闆的判斷能力﹐以為也是一個只懂賺錢的茶樓老闆﹐沒有一點本領。只是﹐吃過了那些熱騰騰的蝦餃和燒賣後﹐我不得不承認﹐這間多倫多茶樓的食物的味道﹐的確是一流的。

是有一段時候未試過這樣美味的點心。其實﹐要我點出一間香港酒樓的點心﹐來跟「名門」的媲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思索良久﹐我想起的﹐是北京道一號對面那間酒店的中菜廳。只是﹐酒店的名字﹑中菜廳的名字﹐都一一記不起來了。那是因為老闆轉了手﹐名字早就換掉了。況且﹐我也確實至少四﹑五年未有到過那間曾經要早一個星期前訂位飲茶的中菜廳。

除此之外﹐我已經想不到一間香港酒樓的名字﹐它的點心能夠讓我無窮回味。

從前﹐香港有個美譽﹐叫「美食之都」。不過﹐到了這一個世紀﹐要吃美味的廣東點心﹐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未必再是大家心目中的首選。至少﹐我是如此以為。記得﹐早陣子﹐跟朋友到「皇朝」飲茶的時候﹐她也同意﹐現在香港酒樓的點心﹐也未必比「皇朝」的更好味。

這都多得十一年前回歸共產的威脅。

那時候﹐人心徨徨。尤其﹐看罷那個殘暴的政權﹐如何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後。有點本領的﹐都爭先恐後地跟自己的出生地﹐講聲再會﹐或奔向太平洋的另一邊﹐或跑到大西洋的兩邊去。當然﹐還有那大量湧向南半球那兩大島國的人。

點心師傅當然是一項特別技能。都能夠在移民申請上﹐得到很高的分數。

於是﹐廣東點心的美味﹐就此得到世界的認同。想不到﹐竟然是毫不尊重歷史的中國共產黨﹐間接地把這項廣東人最驕傲的文化事情﹐推廣到全世界去。

我其實很喜歡打扮﹐總愛穿得漂漂亮亮。所以﹐也很喜歡逛街買東西。

早知道這一間店就在高雲花園。可是﹐卻不知道什麼原因﹐老是沒有機會逛逛。我記得﹐《TIMEOUT》介紹道﹕「這是一間ADIDAS迷不用錯過的店。裡面很多貨品﹐全球唯獨這一間店有售。」

畢竟﹐是倫敦。

去年初夏﹐獨個兒在英國首都遊蕩﹐就想起了這一間店。四圍尋找下﹐只碰上了ADDIDAS那間專賣跑步用品的店。至於﹐這間以時裝為主的ADIDAS ORIGINAL，卻未有見到。

今年六月初的銀行假期﹐為了欣賞音樂劇《飄》﹐我又到了倫敦去。

那個週末﹐在附近的一間壽司店吃過中飯後﹐妹妹便提議逛逛高雲花園。我當然贊成。從來﹐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愛逛這兒兩個古玩﹑手工藝品的市場。也愛欣賞那些街頭賣藝的表演。在這兒一邊翻翻那些古籍﹐一邊聽著那個浪跡天涯的落魄青年﹐抱著吉他﹐感觸地唱起《倫敦街頭》﹐確實別有一番風味。

當然﹐也要到那條跟巴黎RUE DU JOUR極之相似的小巷走走。在法國首都那條短短的街道﹐一邊盡是AGNÈS b﹔在倫敦的這條小巷﹐則全是PAUL SMITH的店。也還有對面那間TED BAKER。都是我喜歡的品牌。

吃飽飯到處逛逛下﹐終於讓我找到了那一間ADIDAS ORIGINAL。原來﹐在高雲花園的另一邊。

裡面的確有很多在外面未有見過的貨﹐都掛上了獨家專賣的牌。便是有見過的﹐都只在東京原宿那兒的那間ADIDAS專賣店見過一次。

我看中了一對金色鑲邊的運動鞋。可是﹐要九十英鎊。我捨不得花這麼多的錢去買一雙運動鞋。況且﹐減價在即﹐用不著趕急。而且﹐三個星期後﹐我會再到倫敦一趟。為的是一年一度的溫布頓網球賽。在英國﹐六月尾﹑七月初都是公司減價的時候。

這次到英國觀看溫布頓網球賽﹐便順道再去ADIDAS ORIGINAL。的而且確﹐他們已經開始減價。而且﹐都是半價。我便立即找找上次看中了的那一對運動鞋。可是﹐卻尋不到。我細心地找了多遍﹐依然未有發現。便問一問售貨員。

假如他們回答說﹐都售罄了﹐我不會覺得奇怪。因為那的確是一對漂亮的運動鞋。可是﹐那位售貨員竟然跟我道﹕「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對運動鞋。」我有點不相信﹐便再細緻地描述那一雙鞋一次。那位售貨員回答道﹕「我在這裡工作了一段時候﹐就是未有見過你所描述的那一雙。」

待那位售貨員跑到了不知去向後﹐我找來了另外一位來查問。她竟然也說著同樣的話﹕「就是未有見過你所描述的那一雙。」

我和妹妹都面面相覷。難道三星期前﹐我們都看見了一雙不應該給我們看到的運動鞋﹖

雖然有幾位成員都作了古﹐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表演依然精彩。新引入的那幾個年青小伙子﹐完全沒有被那些老前輩比了下去。於是﹐整場九十分鐘的音樂會裡﹐沒有一刻的掌聲不是如雷貫耳。當表演完畢﹐全場觀眾都站了起身﹐報以最熱烈的掌聲﹐向這一班充當著古巴音樂文化大使的老人家﹐表達了最崇高的敬意。長達三分鐘。

是有點欲罷不能。在年青人的攙扶下﹐這些老人家又再次走到舞台上面﹐拿起自己的樂器﹐再多表演一首樂曲。觀眾都樂壞了。因為大家心裡都明白到﹐下次這隊樂隊再次巡迴歐洲的時候﹐又有幾多個奉命回到上帝身邊﹐跟那幾個早走的老友﹐替全能的天父在天宮普奏一受又一受本應天上才有的樂章。一想到這裡﹐心裡有點暗嘆那生老病死四常之外﹐我們做觀眾的又怎能不樂壞﹖

望著台上的演出﹐聽著那悅耳悠揚的音樂﹐我恨不得立即跑到夏灣拿去。

我當然很喜歡這一晚的表演。不過﹐我以為﹐還是欠缺了一些古巴獨有的浪漫激情的氛圍。

我老是想﹐這些音樂都是屬於大眾的﹐都是屬於街頭的。只有在那些古老的建築底下﹐在加勒比海的浪濤聲底下﹐坐在一輛五﹑六十年代的鐵皮小汽車裡﹐依偎在愛人的懷抱裡﹐一起咬著同一條冰棒﹐方能真真正正享受得了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音樂最動人心醉的地方。

無疑﹐這些都不是演奏廳能夠提供的。

我又想起了到夏灣拿小住至少一個星期的打算。

在我的想像中﹐那是一個極迷人的國度。在美國政府的抵制下﹐古巴陰差陽錯地成為了一個迷失在時光旅程的國家。一切都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是如此的TIMELESS。當世界在科技日新月異下變得再沒有一點獨特個性﹐當世人都坐困在燈紅酒綠的名利場裡﹐迷失了自我的時候﹐古巴就成為了我們這些只懂懷古﹐不懂得向前望的人的仙境樂土。

其實﹐我們不是不懂得向前望。只不過﹐我們都不忍心向前望。因為我們都深信﹐世界是變得越來越壞。在我們純真的幼稚腦袋裡﹐我們深信﹐只有從前是美好的。於是﹐我們只會欣賞過去﹐不會期望將來。

未來有什麼值得期待的事﹖人類最終逃不過自我毀滅。燃油﹑食物價格高企﹐天氣變得反常﹐戰爭﹑種族屠殺無日無之﹐一天一天的邁向將來﹐我們只不過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滅亡。未來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發現從前的一切變得越來越美麗。

也許﹐正如小妮子所言﹐我們都應該盡早到世界上那個獨一無二的仙境走走﹐我們都應該盡快享受一下人間唯一的共產樂土。在紅色中國變得越來越強的時候﹐這無疑就是向全球僅餘的獨裁共產國家﹐提供了一條所謂光明的出路。於是﹐在不久的將來﹐古巴將會跟世界一起沉淪。直至我們完全被自己毀滅。

要讓TIMELESSNESS永久在古巴保留下去﹐我們只能期待中國不能這樣強大起來。可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實在是時候計劃一下該在什麼日子﹐帶著幾本海明威的小說﹐跑到夏灣拿的海邊﹐聽著浪濤泊岸﹐欣賞著街頭音樂。

當我們還能夠親身感受美好過去的時候。

四年前的歐洲國家杯﹐我是到了球場﹐親眼目擊那一幕希臘神話在葡萄牙首都上演。在賓菲加的球場﹐我看著希臘人如何以一球擊敗主辦國﹔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我看著希臘人如何霸佔了整個葡萄牙首都慶祝那意外的勝利。

想不到﹐四年後﹐雖然搬到了歐洲生活﹐我卻錯過了今屆的決賽。未能再次幸運地找到票子到球場的同時﹐也因為我選擇了到倫敦觀看溫布頓網球賽。我是買了機票後﹐方發覺原來從英國首都返回都柏林那天﹐就是今屆歐洲國家杯決賽舉行的日子。當球賽進行時﹐我卻在我的旅途上。

這是歐洲的比賽﹐當然要照顧歐洲人。於是﹐跟在香港生活時不一樣﹐我都不用在凌晨時候從床上爬起來﹐摸黑走到客廳扭開電視欣賞球賽。可以一邊吃晚飯﹐一邊替自己擁護的球隊打氣。其實﹐自搬到愛爾蘭後﹐已經再沒有什麼抵著睡魔引誘看球賽的事。所以﹐我是差不多沒有錯過一場今屆歐洲國家杯比賽的直播。

的確﹐只是差不多。不算決賽﹐那幾場下午五時開始的比賽﹐我最多只能夠看到最後那十五分鐘。因為還未下班。不過﹐便是在晚飯時候舉行的﹐我是也錯過了德國淘汰葡萄牙那一場八強比賽。

因為﹐我跑了去聽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音樂會。這是幾位成員離世後﹐他們的首次巡迴世界演出。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這一群古巴人。也許﹐「樂隊」(BAND)是一個合適的名詞。至少﹐小妮子是如此以為。

那天﹐當在報紙裡看到了那個廣告後﹐我便立即登上網買票。因為我不想再次錯過他們的音樂會。許多年前﹐當電影《樂滿夏灣拿》上演時﹐這隊古巴樂隊是曾經到過香港表演一場。印象中﹐是藝術節的時候。那時候﹐除了在身邊發生的事情外﹐我對世界是沒有一點認識。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不單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更正確點說﹐是聞所未聞。畢竟﹐古巴﹐是一個女排強國罷了。

是老友ADW介紹這隊樂隊給我認識。

那天﹐我在他公司的寫字檯上找到了幾張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唱片。我知道﹐他喜歡電影﹐不知道他也喜歡音樂。好奇心下﹐跟他借了一張。是IBRAHIM FERRER。我是立即便深深愛上了。ADW說﹐他們的那場音樂會﹐更加精彩。在那些音樂聲地下﹐人是會不其然搖動著身體﹐去釋放生靈上的能量﹐去擺脫心靈裡的一切枷鎖。就是那種所謂拉丁狂熱罷。他是那場音樂會的座上客。他看到那時候還是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也跟所有觀眾一起從座位裡站了起來﹐一邊搖擺身體﹐一邊去感受那悠揚的古巴傳統樂章。

為了彌補因為自己的無知而錯過了的一場音樂會﹐我便一口氣從HMV裡買下了幾張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唱片﹐在家裡日夜播放。那時候﹐我正在學西班牙文。聽著那些震撼人心的歌聲﹐讀著印在唱片封套上的歌詞﹐我的西班牙文也有著了很大的進步。

我是更加迷上了古巴。我也在書店裡﹐買下了幾本關於這個中美洲共產國家歷史的書來啃。當然少不了卡西特羅和哲古懷拉的傳記。也有哲古懷拉少年時候的電單車日記。我跟自己說﹐我一定要找些時候﹐在古巴小住至少一個星期。老實說﹐假如所有共產國家都能像古巴這樣激情和浪漫﹐我會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

也許﹐這是我一廂情願的純真想法。不過﹐在那些悅耳悠揚的樂聲底下﹐我寧願這樣幼稚地生活下去。

佐治奧維爾有這樣的一句名言﹕「每個笑話都是場小小的革命。」

在公司裡﹐讀著同事轉寄過來的電郵﹐便不其然地想起了這一句說話來。

我同意﹐那封電郵可能是西方社會盜用了津巴布韋人民之名向全世界發送﹐企圖抹黑那個非洲南部國家的獨裁者。因為在那個極度恐怖的國度底下﹐究竟還有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寫下那些譏弄梅加比的笑話﹖況且﹐在那個通脹高達一百五十萬巴仙的國家裡頭﹐除了掌權的人外﹐還有誰能夠接通得了互聯網﹖

我在歐洲生活﹐接觸的當然都是那些土共所謂的「西方傳媒」的報導。尤其是《泰晤士報》。我對世界的認識﹐了解地球每個角落裡發生的一切﹐通通都來自那份歷史悠久的英國報紙。

每天﹐讀著報紙兩﹑三版的津巴布韋消息﹐我妄想過自己化身做一個正義勇士﹐連同世界各地的義軍﹐一起跑到那個南非的鄰國﹐去打一場正義的仗﹐活捉那個視人民生命如無物的獨裁者﹐送他去海牙法庭受審。梅加比不僅是津巴布韋人民的敵人﹐他也是全世界的公敵。他的政權多活一天﹐就是對民主公義的社會多一分侮辱。

我這個少爺兵﹐老是有著這樣浪漫的思想。老是紙上談兵地希望能為全世界多做一件好事﹐為現在和將來的人類建立一個合理的居住地方﹐為建設地球村盡一分綿力。不過﹐讀著那些慘不忍睹的報導﹐又有誰不會動一動那惻忍之心﹖不去為津巴布韋人民的未來設想一下﹖我以為﹐我不過是幹著大家都會做的事情﹐想著大家都在想的念頭﹕我們一定要把梅加比這個暴君拉倒下來。

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當然有點無知﹐對世界歷史近乎一概不曉。除了在遠東那個會屠殺人民的政權外﹐我想不到在世界近代史裡﹐還有一個執政者會比梅加比更加兇殘地對待國內反對自己的聲音。

根據《泰晤士報》記者的報導﹐這位津巴布韋的獨裁者會活生生燒死支持反對派的人﹔這位推翻了月前大選結果的非洲總統﹐會斬下所有投票反對派的人的手。在第二輪選舉前夕﹐當權派揚言﹐絕不能容許有一張反對票。在這樣極度恐怖的國度底下﹐反對派決定推出大選﹐以保護每一位弱小的津巴布韋人民。在梅加比執政下﹐大家也不過是活在一個不可能想像的通脹世界裡頭﹐做著全球最苦的人。至少﹐生命不會無時無刻受到威脅。畢竟﹐只要能夠多活一天﹐就多一分機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假如津巴布韋的人民還能夠擁有一樣叫做「希望」的東西。

那封電郵裡面﹐都是些譏弄梅加比的笑話。有一個是這樣的﹕

駕車回家途中﹐忽然遭警察路障欄住。一個警員上前說道﹕「梅加比總統遭人綁架了。綁匪要求九萬億贖金。否則會用汽油淹死總統。我們是募捐的。」聽到了這個消息﹐一時不知道如何應對﹐便問道﹕「其他人捐了多少﹖」警員盤算著道﹕「每人大概都捐出了兩﹑三公升。」

另有一個是這樣的﹕

問﹕「使用蠟燭前﹐津巴布韋人民究竟用什麼來照明﹖」
答﹕「電燈。」

想著津巴布韋國內的情形﹐幽默感都自自然然地蒸發得無形無蹤。

其實﹐打算把這個想法寫下來﹐是在歐洲國家杯決賽之前。不過﹐到刊登之日﹐冠軍獎盃亦已落在西班牙人手上了。

那不是什麼稿擠問題。在這一個你和我共享的天地裡﹐怎可能會有稿擠這個問題﹖莫忘記﹐投稿的人﹐跟負責刊登的人﹐都是同一個人。

遲到今天方才刊登﹐都怪週末的時候﹐跑了到倫敦觀看溫布頓網球賽關係。我只會在都柏林的時候﹐才在這裡每天登上一篇文章。有時候﹐我會想﹐我其實不是透過這個天地﹐跟全世界講我心裡的想法﹔也不是在這裡大發牢騷。我只不過是跟關心我的人﹐報一個平安﹐講一聲「你好」。

可是﹐就因為一時大意﹐訂機票前﹐忘了查看一下決賽舉行的日期﹐於是﹐我是連這場整個月來最關鍵的重頭大戰都錯失了。當雙方球員在維也納互相比拼的時候﹐我卻是在愛爾蘭海上空的九霄雲外。正在從倫敦飛返都柏林。從來﹐我都不是一個謹慎的人。

四年前﹐還能夠親身到現場看著希臘如何上演神話﹐打敗主辦國葡萄牙﹐登上歐洲冠軍寶座。想不到﹐四年後﹐我是連電視直播也會錯失了。

在歐洲生活關係﹐其實不容易錯失歐洲國家杯的電視直播。尤其是首兩輪比賽過後。因為都在晚飯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一邊吃飯﹐一邊欣賞足球比賽﹐為自己擁護的球隊打氣。雖然今年在英倫三島﹐確實少了很多熱鬧氣氛。正如同事DB所言﹐沒有一支參賽國家是講英語﹐看起球賽來硬是有點古怪似的。當然﹐這只限發生在歐洲西北的兩個島國上面。在歐洲大陸﹐氣氛是一樣熾熱。

對於我這個來自香港的人而言﹐其實也沒有多大影響。從來﹐或世界杯﹐或歐洲國家杯﹐支持的都是別人的國家。我是早習慣了。參賽國家裡面﹐沒有一個講英語﹐不是什麼特別的地方。

八強比賽過後﹐賽會決定休息兩天﹐方舉行四強大戰。於是﹐突然感到約有所失。畢竟﹐連續十五個晚上都有足球直播陪伴吃晚飯。

感覺有點怪怪下﹐便從架裡找來了香港電視臺幾年前的一套劇集來放﹐繼續十五個夜晚前的故事。

電視劇叫做《甜酸爺爺》。是從妹妹在倫敦的住所裡帶回來的。她介紹說﹐很好笑。看罷首十集後﹐我也有點同意妹妹的說話。

那天晚上﹐停看了十五個夜晚後﹐再次播放﹐卻突然聽到了這一首歌。一首近來特意在網路上下載到電腦的歌。記得﹐是許多年前﹐一首電視劇的插曲。歌詞是這樣的﹕

「從不懂得借故親近
面上或許太深沉
我一個人沉溺孤單的氣氛

從不懂得應對追問
自問沒打開我心
活在人煙中﹐獨我是我知音」

是有點巧合嗎﹖

我在說什麼﹖明白的﹐早已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