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泰晤士報》還是未有刊登我第一封投到其讀者專欄裡的給編者的信。

畢竟﹐是世上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畢竟﹐人家每天行銷百萬，讀者遍佈全球。豈能容許我這個殖民地的孤兒﹐含混地擠進那個臥虎藏龍的版面裡﹖正如陶傑所言﹕「《泰晤士報》的主編，每次任命，在英國和世界，多少都是大新聞。因為英國有兩百家大學，有兩百多位大學校長，即使名校也有劍橋和牛津兩家，但《泰晤士報》，三百年來卻只此一店。一名《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地位與牛津大學校長差不多。」我那篇既不幽默精警﹑見解亦不讀到﹑沙石又多的短文﹐便是故意留下了一個香港的地址﹐也難得到總編輯的一眸。

當電郵那篇短信到報社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很明白這個道理。只是抱著無妨一試的心態。刊登了固然值得興奮﹐名落孫山也不是沒有什麼面子的事情﹐因為總比文章給《星島日報》總編賞識要強得多。我以為﹐有文章刊登在那份比《文匯報》﹑《大公報》還要媚共的報紙裡面﹐是極為丟假的事﹐以後根本沒有面目見人。

那天﹐在往布魯塞爾的飛機途中﹐翻開報紙﹐我更加明白到﹐我那封短信根本不可能會有刊登的機會。信裡面﹐我提及到我的擔懮。我擔懮﹐當奧運火炬來到香港的時候﹐沒有一個生活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會盡一盡世界公民的責任﹐勇敢地走出來高呼反對北京政府﹐以提昇香港的國際印象。在西方社會裡頭﹐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在奧運火炬巡遊中﹐有沒有大規模反對中國的示威﹐已經是成為國際城市的標準。

在候機室裡﹐我匆忙地跟書店職員要了一份週末的《泰晤士報》。她勉為其難地搬開了附近的幾幢愛爾蘭本地報紙﹐方能辛苦地為我遞上一份剛剛送到的《泰晤士報》。本來﹐週末的時候﹐我很少買報紙。不過﹐我確實很想讀讀報社如何觀看和分析英國工黨在地區選舉的慘敗。

於是﹐便看到了那幅放在一小角的照片。一幅展示了香港人如何跟中國大陸裡面那些人一樣熱愛北京奧運的照片。照片裡﹐只見一群黃皮膚﹑黑頭髮的人揮動著中國國旗﹐拉著支持北京奧運的橫額。奧運火炬仿彿不存在。要不是讀了照片下面的那一句解讀﹐我還不知道那群人﹐原來都是香港人。我不禁暗嘆一聲﹕「香港確實已經回歸大陸十一年。」

跟報導奧運火炬在倫敦﹑巴黎﹑三藩市等地巡遊很不同﹐《泰晤士報》不再動用兩大版來講述巡遊時的情形﹐報紙裡就只有那一張照片和照片下面的那一句解讀﹕香港市面熱烈迎接火炬。我記得﹐當火炬在平壤的時候﹐這份英國報紙還會登上一篇新聞稿﹐談談火炬在市內巡遊時的平靜。原來﹐我們還不如那些生活在極權底下﹑捱餓的北韓人。難怪北京政府不容許我們普選我們的政府。

早前﹐《泰晤士報》還估計香港將會是最後一個在火炬巡遊時﹐會有大型示威的城市。記者說﹕「這是火炬進入中國境內前的最後一個機會。」

可惜﹐香港人再一次讓世界失望。

於是﹐《泰晤士報》唯有面對現實﹐很顧及以前英國殖民地的面子﹐極低調地宣佈「香港之死」。

不過﹐我以為﹐那都是因為相信制度的西方社會﹐還錯誤地曾經相信過﹐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依然是以前的香港。他們不曉得中國人的醜陋﹐不清楚中國人DNA裡那蠶食所有維持公義的制度的能力。他們期待香港會舉行大型反對北京的示威﹐只是一廂情願的痴想。

香港人始終是世界上最曉得見風使舵的一群自私人。只顧自己﹐不理會自己以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