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收到了一封題為「給工程師的十二封信之一」的電郵。看看那個下款﹐我知道﹐寫這封信的﹐是一個香港工程師。聽說﹐他已經準備在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裡﹐挑戰那位仿似不倒的傀儡老人。

那是一封對香港工程界現狀大表不滿的信。副題係「十一年悶局﹐還未夠嗎﹖」。心裡算算﹐原來香港也回歸中國十一年。

讀罷那封電郵﹐我相信﹐便是參加地區直選﹐這位工程師也能夠抓到張票尾﹐獲得一個立法會議席﹔我也相信﹐這位工程師將會在政治界裡有一個更光明的前途。因為他的文筆不差﹐至少通順易讀﹐沒有過多的文字膽固醇﹐亦沒有沾染上了北方紅色中國的文字毛病。更何況﹐這位姓黎的香港工程師﹐曉得一種許多畢生香港在那狹小政治圈裡打滾﹐卻依然不懂得的伎倆﹕在動人的辭藻裡﹐不斷陳倉暗渡地偷換那些虛無縹緲的概念。要知道﹐那是蠱惑人心的必殺技。尤其在一些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染缸裡頭。

陶傑點評過﹕「奧巴馬贏盡民望，因為他會說話。奧巴馬把『轉變』（change）這個字，玩得出神入化，玩得惑眾煽情，令二十五歲以下的選民以為，凡是變，就是好。奧巴馬懂得玩語言，把陳腐的字眼注入新活力。」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尚且可以如此﹐在香港這個極小眾的功能組別選舉裡﹐要讓那些未見過大蛇屙尿的人﹐沉醉在那些煽情魔幻文字裡頭﹐實在易如反掌。只要寫得一手真真正正的中文便成。中文﹐本來就是一種精簡淺易中又有深奧意境的文字。從不嘮嘮叨叨的同時﹐又能帶人投入那無限想像空間裡頭。只是﹐當中國大陸變了顏色後﹐在政府公文裡﹑在媒體裡﹐這種漂亮的文字已經很少有機會能夠以本來面貌見人。所以﹐很諷刺地﹐在現今中國人的社會裡﹐只要文章簡潔不嘮叨﹐大家都會視之為天人。

那封題為「給工程師的十二封信之一」的電郵﹐其文字也算得上是中文。不是那些紅色漢語﹐也不是那些照搬過紙的胡亂英文翻譯。可惜﹐那位黎姓工程師卻在稱謂那位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長時﹐露了底。他在DAVID ORR前面﹐強人所難地加上一個「Ir」的銜頭。那就如當頭棒喝一樣﹐我忽然走出了他的迷宮﹐爬到了更高處﹐俯瞰下來﹐看得到那封電郵內容其實空洞無物﹐邏輯含糊錯亂。跟那位傀儡老人的﹐其實沒有兩樣。只不過﹐他寫的是中文罷了。

「Ir」這個銜頭﹐其實是香港特有。是一群完全沒有自信的香港工程師﹐為了自我麻醉而滋生出來的產物。他們說﹐那是工程師的銜頭﹔他們說﹐當醫生在社交場合裡都會用上「Dr」這個稱謂﹐同樣是專業人士﹑比人高一等的工程師﹐也應該獨有一個銜頭﹐來彰顯自己在社會上的超然地位。

在歐洲也生活了兩年﹐跟許多愛爾蘭﹑英國的工程師都有往來。大家用上的﹐不是「Mr」﹐就是「Ms」的稱謂。每次看到「Ir」這個銜頭﹐我都會汗顏地想起老牌英國演員保羅史高菲的一件逸事。他在《日月精忠》裡飾演亨利八世的忠臣湯瑪士摩爾。六十年代，史高菲去莫斯科登台，演《王子復仇記》，英女皇想給他封爵，他堅決不要，反問：「銜頭叫做先生（Mister），有什麼不妥？我喜歡這個尊貴的名稱。」這是多麼高尚的情操。畢竟﹐出生於一個偉大的國家。

也記得陶傑早前在《黃金冒險號》裡的一篇嬉戲文章。他寫道﹕「中文的許多詞彙，會為使用這種語文的人鼓動許多莫名其妙的亢奮。例如『學士』這個名銜，英文只叫Bachelor，意思可作『討不到老婆的單身漢』，考取一個Bachelor學位，是什麼天大的殊榮？讀到碩士，也不過成為『主人』（Master），『主人』有什麼好威水的？只要付三千六百元月薪給一個菲傭，她就可以每星期一、三、五，都叫你做主人；星期二、四、六，她可以叫你做『爵士』（Sir），然後下一個月，單雙數倒過來叫，只要主人和爵士肯繼續付錢即可。......Bachelor，Master，Doctor，本來叫着好玩──英美的學者，有一點點學術地位，還可以封為Fellow呢──Fellow的意思，That fellow，就是『那傢伙』、『嗰條友』，但中文卻譯為『院士』，莊嚴肅穆，與英語原文舉重若輕的瀟灑不符。」

的確﹐中國人就喜歡逐鹿那些教人亢奮的名銜。他們說﹐那是地位的象徵。也就是社會的尊重。於是﹐那些本來舉重若輕的名銜﹐都成為了重於泰山的戰利品。

在回歸前﹐在設立什麼大紫荊章之前﹐香港的工程師已經懂得自行創製一個自我提高地位的方法。可是﹐在眼紅醫生的同時﹐他們卻不懂得當中關鍵的分別。

跟工程學不一樣﹐醫學不純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哲學，因為醫生在生死搏鬥的前線，醫生要時時面對死亡，優秀的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出幽入冥的哲學家，他對生離死別有一套不凡的見解。我以為﹐醫生的那個「Dr」﹐是出走幽暗冥道的通行證。沒有了這樣的稱謂﹐那些把守著地獄門的牛頭和馬面﹐會抓著經常來往生死兩界的醫生不放﹐要他們跟隨著他們的病人﹐在那無間的地獄裡頭流離浪蕩。

在沒有任何哲學的意境支持下﹐何解硬要自創一個銜頭出來﹖何解要這樣丟人現眼地老是抱著這個小圈子的銜頭不放﹖除非他們都以為﹐香港的地盤每天都有工業意外。所以﹐在此間工作的工程師﹐每天都一樣在生死兩界的邊緣遊走。

其實﹐都怪在中國人的DNA裡頭﹐基於千百年來的饑荒和戰亂﹐從來沒有「事業」的概念，只有「謀生」，找一碗飯吃。一個職位，叫做飯碗，看得非常實在。在這樣的心理狀況之下，大學當然不過是謀生技藝的高級訓練所，醫生也不外乎是謀生賺錢的天梯。工程師亦然。

電郵結尾﹐那位黎姓工程師說﹕「在香港，我們理應可成就更多。」

說穿了﹐大家所謂的專業﹐不過是一個較名貴﹐較堂皇的飯碗罷﹔建設社會﹐也不過是獲得超凡待遇的冠冕。大家早已忘記大學第一課的精髓﹐也就是三年大學課堂裡最重要的一點﹕「CIVIL」是民用的意思。又或者﹐從來根本沒有人把教授劈頭的第一句說話掛過在心裡。畢竟﹐香港依然是一個只曉得用金錢衡量成就的社會。賺得到錢﹐就能賺得到地位﹔賺得到地位﹐也就能賺得到尊重。因為她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一個只懂得尊重金錢的社會。

於是﹐從功能組別選舉獲得立法會議席的﹐關心的都只是如何使到業界賺得更多﹑更多的金錢。其他議題﹐不過是附屬品而已。

[按﹕銀行假期到布魯塞爾旅遊關係﹐此欄暫停四天。故含糊其詞地多寫了些不大中聽的說話。還望見諒。或請多留意見。七日(香港時間)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