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在這個跟人共享的天地裡﹐張貼了一篇很具爭議的文章﹐捲起了一個茶杯裡的大風波。有天﹐下班回家﹐打開電腦﹐赫然發現電郵信箱裡﹐竟然裝著了三十個新到未讀的電郵﹐都是談論我那個很不近人情的觀點。

有些朋友扯上了陶傑。他們都覺得我越來越有點陶傑化。無獨有偶﹐跟雷競璇一樣﹐他們都曾迷上過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的專欄。

雷競璇說﹕「陶傑的專欄是香港文化圈的著名風景點，有一段時期我天天閱讀，後來覺得志趣不同，改為天天看標題，偶然讀內容。」老友則寫道﹕「至於陶傑，早年我也迷他的文章，但近來已經漸漸不看了。我比較刻薄，我覺得他越來越變本加厲，只不過是想『出位』，吸引某一類讀者，亦以之保持知名度，可以進行種種商業行為。」也有一位說﹕「十多年前, 當陶先生還在《明報》寫文章的時候，其觀點或行文很特別，題材亦多是我平常接觸不到的，覺得新鮮有趣。一段日子後，便看膩了。只因覺得文章辛辣有餘，感情不足。所謂幽默，也太着斧匠。不大合意。」

仿彿陶傑的文字﹐跟其餘那些英國人埋下的所謂地雷一樣﹐在殖民地時代﹐還會發出耀眼的光芒﹐一到了港人治港後﹐就會突變成不值一文的垃圾﹐之前沒有任何一絲徵兆。

跟他們不同﹐便是香港換掉了宗主國﹐我依然喜歡讀《黃金冒險號》。搬到歐洲生活後﹐得另一位朋友錯愛﹐每天不辭勞苦地給我送來陶傑最新的文章﹐故依然能夠天天讀。或者﹐我就是那群「某一類讀者」之一。不過﹐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夠讓他得到很多的商業利益。

假如我能夠讓他得到很多﹑很多的商業利益﹐我願意繼續做那一群讓他「出位」的小數讀者。因為有個題材﹐在陶傑以外﹐我至今依然未能夠找到一位寫得「合意」的作家。況且﹐文人也要吃飯。他們也應該能夠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好。只有這樣的誘惑﹐才能吸引人以寫作為職業。悲哀地﹐我們就祇得一個金庸。也許﹐還有一個林行止。從來﹐好像寒酸才是中國文人應該有的形像。

無疑﹐我喜歡讀「陶傑勇於鞭撻香港那些缺養、淺薄之人，和其層出不窮的淺薄之事」。不過﹐我更喜歡的﹐是他在外國生活的經驗。尤其在搬到歐洲生活之後。要知道﹐他曾旅居英倫十七年。他的首任妻子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就是所謂鬼妹﹐或者鬼婆。他寫的彼邦生活種種﹐實在不是一個在外國生活的中國人所能錯過。當然﹐尤指英倫三島。

他的成名文集《泰晤士河畔》﹐當然不能不讀。我明白﹐那是前英國殖民地時候的事情。不過﹐近年來﹐也有許多﹐都應該是大家在外國生活時的座右文章。

其中一篇題為《重建香港的外資殖民地》。裡面有以下的一段文字﹕

「例如打英國人的工，一切都講典章。入職的第一天，清清楚楚先擺在桌上，他先告訴你一切的福利：屬於哪一級的，公幹旅行，目的地飛行超過三小時，可以乘經濟艙還是商務艙；每天在外的三頓膳食，公司會付多少津貼，酒店住宿多少錢，只會有多沒少，一切都十分合理，超過了，想追求帝王享受，由自己掏腰包。

鬼佬工很注重遊戲規則。今天你還是見習生，鬼佬上司就會盡情使喚；明天你升為小主管，就應該行使小主管的權力，不必再揣摸哪一個太后太上皇的臉色。不可以濫權，只可以行使職權。

當然，打鬼佬工，晉陞機會有限，在歐美，亞裔的打工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吧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吧。」

另有一篇﹐叫做《在國際的雞尾酒杯裡》。文中﹐陶傑寫道﹕

「在任何一個國際酒會場合，手持一杯馬天尼，跟任何一個不相識的人，任意攀談上半小時，而不必令任何一方有發悶的感覺，就是一個快樂的國際公民了。

留學外國，其實最終是培養這樣的社交本領。例如，在倫敦的一個酒會，主人給你介紹一個西裝筆挺的黑人，原來他是阿爾及利亞駐英國領事。

該怎麼辦？最好先開口說兩句法文，以流利的法語交談。你不熟悉阿爾及利亞的歷史？不要緊，那麼有沒有看過著名的法國紀錄片《阿爾及爾之戰》呢？這就是你與陌生人這一點點共同的興趣了。你不必是影評家，只要記得以前看過的一兩個片斷，只要你知道，當時的法國總統是戴高樂，為了北非的獨立，戴高樂改組法蘭西的共和政體，而且另一部英國間諜小說《The Day of the Jackal》，講的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勢力謀刺戴高樂的陰謀。

話匣子一打開，環環相扣，沒完沒了。可以講到北非的一種叫Cous Cous的小米，進而談到北非人也愛吃沙律。北非的沙律，跟希臘和意大利的很相似。是羅馬時代入侵時帶過去的，還是後來地中海貿易交通發達的結果？一個北非的外交人員，會對一個認識他們的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感到有興趣。如果是香港人，更加不得了，他會很奇怪：以前他遇到過的中國人，言談之間，都沒有什麼趣味，只有閣下是例外。

這就是國際公民了。在這樣一種場合，如果開口就是Jackie Chan、李小龍，或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之類，是一種『香港中心主義』的話題，是很難叫人發生聆聽的興趣的。即使對方聆聽了半天閣下的地方故事，你總也要尊重對方，講一下你對北非的政治、文化、歷史、藝術的一點點認識吧﹖」

我想﹐我又再次大量大量地引用了陶傑的文字。無怪老友都說我中毒太深。不過﹐這些完全都是我繼續喜歡讀陶傑的原因。這些完全都是我不打算跑去戒毒的原因。

因為的確都很受用。真的﹐沒有騙人。這些都不是讀魯迅﹑讀李敖和讀徐復觀﹐所能夠領略得到的事。

當然﹐也得講清楚﹕我不過在歐洲生活了短短兩年。我的經驗可能有點謬誤。

[按﹕銀行假期﹐到倫敦欣賞音樂劇關係﹐此欄暫停四天。天安門大屠殺十九週年紀念日(香港時間)再續。]

早前﹐朋友送來一篇雷競璇的文章。題為《罵人之種種》。文章頗長﹐當年在《信報》刊登﹐也該分開兩天連載罷。

題目雖為《罵人之種種》﹐不過﹐雷競璇罵的只是《黃金冒險號》的作者﹕陶傑。也雖然﹐這位窮風流的作家一再強調﹐「我也幹過執筆罵人的勾當，雖然為數不多。目下撰寫此文，倒是心平氣和的，不準備罵人，反而有捱罵的準備。」

文章裡﹐雷競璇用上了魯迅﹑李敖和徐復觀﹐來跟這位「好罵」的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比較。他寫道﹕「陶傑之謾罵，一無魯迅式的文化意義，二無李敖式的勇氣，三無徐復觀恨鐵不成綱的懷抱，有的就只是毛奇齡那種『逞其私忿，負氣叫囂』。」為了方便讀者理解﹐雷競璇補充說﹕「其中『負氣』一詞，我一直不甚明白，直到日前讀《世說新語》，才無意中找到典故，〈言語第二〉第九十六則如下：『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朋友在電郵裡寫道﹐「文章論點頗為好趣及中肯。」或許﹐我中陶傑的毒太深﹐始終未能很確切理解這一句評語。況且﹐我讀書少﹐除了李敖外﹐我不敢說我對其他幾位文人﹐都有丁點兒的了解。所以﹐我也未能領略雷競璇那個看法。故不便多言。

不過﹐當讀到雷競璇說﹐陶傑喜歡罵女人﹐我想﹐我這個拜陶傑做偶像的人﹐似乎要開一開口﹐講些東西了。

那篇文章裡﹐有這樣的一段﹕

「我由於沒有全面考察，只能憑個人印象說話。陶君所罵，大抵集中三方面，...第三是女性，在這方面，準確點說是侮辱而不是謾罵，而又以中國女性為主，但能說法語或者和法國扯上點關係的可得豁免。我重申，我是憑印象在說話，但如果讀者不相信而又能夠給予我充分時間的話，我可以做量化的分析，我相信最終所得大抵就如上述。」

我不知道﹐何解雷競璇會有如此印象。沉醉在陶傑的文字裡十多個寒暑﹐我以為﹐香港文壇上﹐沒有一個男作家比他更能擅用男人身體裡面僅餘的女人觸覺﹐來觸動女性的心靈﹔中國文壇上﹐沒有一個作家比他更能了解香港的女人﹐更能深入香港女人的內心世界。當然﹐這裡的「香港女人」﹐泛指王迪詩那一類香港應該大量擁有的女人﹐這一類最值得香港人﹐以至全球中國人驕傲的女人。

隨手翻翻陶傑其中一本文集《風流花相》﹐都會很輕易地找到這些文字﹕

「女人是不講邏輯的。但是一切美的事情﹐又何需邏輯﹖正如一盞香濃的茉莉花茶﹐ 不要問為甚麼香﹐喝了它就是了。」

「要繫住男人的一顆心﹐熬一碗湯﹐最是有用。...一碗湯﹐是女人世代唱不完的悲歌。」

「中國許多男人一到中年﹐就失去了性徵﹐這真是女人的大不幸啊。」

我不是說陶傑不罵女人。他也罵女人。他罵呂秀蓮﹐他罵蔡素玉。敗壞中國女人形像的女人﹐難道不應該罵一罵﹐甚至有教養地侮辱一番嗎﹖

家族裡﹐除了我外﹐迷上陶傑的都是女人。陶傑寫共產黨的文章﹑寫中國語文的文章﹑寫國畫的文章﹑寫世界時事的文章﹐她們都不會感到很大興趣。她們迷上陶傑﹐單單因為這個「一無魯迅式的文化意義，二無李敖式的勇氣，三無徐復觀恨鐵不成綱的懷抱」﹐只曉得「逞其私忿，負氣叫囂」﹐只喜歡謾罵的人﹐總能夠道出她們的心聲﹐最能了解她們關門後的閏房心事。話來有點巧﹐其中一個倒是精通法語。

說我這位偶像喜歡罵女人﹐以至侮辱女人﹐依然是我最不能理解﹐也最不能同意的事。

不記得是什麼原因了。那天﹐在酒館裡﹐大家竟忽然談到「語文」這一個話題。

N一邊喝著伏特加﹐一邊道﹕「也許﹐你們有時候都會覺得奇怪﹐我們愛爾蘭人的英文有點古怪。皆因縱然我們口講的是英文﹐心裡想的倒是愛爾蘭語。由於它們的文法都不大相同﹐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英文都有點不符合英語的文法。愛爾蘭語是有點接近歐洲大陸的語言罷﹖」他頓了一頓﹐向著S問道﹕「你們法文怎樣說『一張白色的桌子』﹖我們愛爾蘭語使用形容詞的方法﹐跟法文有點相像。」

S來自法國西北部。不過﹐未及回答﹐J已經搶著說﹕「S﹐你也應該有著我們同樣的問題。」J是另一位愛爾蘭人。聽著了J的說話﹐我呷了一呷啤酒﹐也不執輸地﹐加上一句﹕「這個人已經不大記得法文了。他現在的第一語言是西班牙文。不過﹐在使用形容詞這個關節上﹐法文和西班牙文倒是一樣。所以﹐他也應該有著同樣的問題。」

J有點不可思議地說﹕「這個香港男生的說話倒是真的嗎﹖」仿彿沒有人會忘記自己的母語般。

S終於能夠開口回答。他點著頭﹐笑著說﹕「天﹗我有什麼時候會講法文了﹖除了偶然跟家裡撥個電話。不過﹐他們老是說﹐不明白我在說什麼。」S的女朋友是西班牙人。是早年在馬德里工作是認識。因為女友得到了獎學金到都柏林讀書﹐便一起搬到這兒來。他跟他的女朋友談話﹐講的都是西班牙文。

「D，那麼你還記得些少中文嗎﹖」M跟我問道。她是一個愛爾蘭的女生。

「所以﹐除了跟家裡打電話聊天外﹐我還會在網上寫專欄。用的都是中文。」我是這樣回答。

知道我還曉得些少中文後﹐N便問道﹕「我倒想問問﹐究竟中文裡面有幾多個字母﹖」

我老實地答道﹕「我不能同意地叫中文那些筆劃做字母。對於我來說﹐中文裡面是沒有字母的。每個字都要給牢記著它的字形和筆順。都不能串出來。」

聽到我的回答﹐大家突然對這個東方古國的文字很有興趣。畢竟﹐它跟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愛爾蘭語都極度不同。於是﹐我也簡單地在酒杯杯墊背面﹐寫上了「人」﹑「大」﹑「天」﹑「太」和「犬」這五個字﹐嘗試淺易地解釋中文字的變化。也順應要求地給一些英文詞語寫上了中文翻譯。

不過﹐我也記起了早年陶傑的一篇題為《在國際的雞尾酒杯裡》的文章。我記得他寫道﹕「在這樣一種國際酒會場合，如果開口就是Jackie Chan、李小龍，或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之類，是一種『香港中心主義』的話題，是很難叫人發生聆聽的興趣的。即使對方聆聽了半天閣下的地方故事，你總也要尊重對方，講一下你對北非的政治、文化、歷史、藝術的一點點認識吧﹖」

我老是以為﹐那是我在歐洲生活的其中一篇座右文章。

於是﹐也不待開始有點吃力地用英文去彰顯中文的美麗﹐我便嘗試轉移話題。我想﹐在都柏林的酒館裡﹐要談語文﹐愛爾蘭語該是一個極好的選擇。

也於是﹐我學曉了這一句﹕「ON WILL KEAD AGUM DULL GUH DEE ON LETH-RAS MAUSH AY DUH HULL AY」。

站在遠處的B聽到了﹐就向著我們這邊大聲高呼道﹕「D，你果然是一個傳奇﹗我批准你去。我知道你忍了很長時候。」

我跟B舉起拇指﹐然後便立即跑了去洗手間。

上月到倫敦去﹐我當然又是乘搭RYANAIR。畢竟﹐沒有這一間愛爾蘭廉價航空公司﹐我不能以英國首都做我的第三個家。

不過﹐當排隊登機的時候﹐我發覺﹐縱然近六個週末我是到了不少地方去﹐先是利物浦﹐然後到多倫多﹐再到巴黎小住了一個晚上﹐原來也有近兩個月未有幫襯這間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一切竟然有點兒陌生﹐好像要重頭適應似的。

乘搭RYANAIR，是沒有劃定座位的。先上機的便可以隨意選擇﹐後來的就只好填補剩餘的位置。

到倫敦去﹐很多時候我都會選擇最晚的航班。因為價錢問題﹐我會選乘星期五晚上在都柏林九時許開出的飛機﹔為了多留在英國片刻﹐我會選搭九時四十五分開往愛爾蘭首都的夜機。於是﹐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往往差不多是半夜。(來往英國﹑愛爾蘭兩地﹐機程的確不過一個小時﹐不過別忘記RYANAIR最出名的地方-不是價錢廉宜﹐而是誤點。乘搭這間航空公司﹐每個月也可能有四次﹐印象中準時起飛的可能一年才只得一次。)

為了儘快離開機場﹐或返回自己在都柏林的住所﹐或來到妹妹在倫敦市中心的住處﹐每一次我都會執緊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時間。我以為﹐其關鍵便是離開機艙的時間。所以﹐每一次我都會去搶2D拿一個座位。那是RYANAIR波音737-800飛機裡最方便的一個座位。

在這個型號的飛機裡﹐座位是每三個一排﹐左右各一排﹐中間一條窄窄的通道﹐門口則在左手邊。由於是每三個座位一排﹐可以想像得到C號和D號的座位都在中間通道兩旁。

無疑﹐左面第一排座位是最接近門口。所以﹐理論上﹐這幾個座位的乘客該最容易﹐也最快捷離開機艙。不過﹐問題倒是﹐這三個座位頭頂都沒有行李架。要放行李﹐便要放到第二排座位上。除非沒有隨身行李﹐坐在第一排﹐當飛機降落後﹐往往就要逆著人流走到後一排的位置﹐來取回自己的行李。於是﹐根本不可能首先踏出機艙。況且﹐在冬天的時候﹐坐在第一排座位其實非常不好受。因為就在門口﹐所以就要一邊等候乘客登機﹐一邊抵受凜冽寒風的襲擊。很不好坐。

因為航空公司的內部設計﹐飛機在右手邊的第一排座位都給拆掉﹐來做空姐的服務台﹐所以﹐2D﹑2E和2F實際上是右手邊第一排的座位。於是﹐每一次﹐我都會選上2D號的座位﹔每一次﹐我都會把行李放到對面那排座位的行李架裡面。這樣子﹐當首排座位的乘客都要逆流倒過來取回自己的行李時﹐我便可以一手執著行李袋﹐一邊藉著他們向後走﹐自動地閃到最前的位置﹐等候空姐打開機門。

莫要少看這一來一回。因為很多時候﹐這可以使你不用錯過倫敦最後一班地鐵﹐這可以使你不用錯過最後一班都柏林巴士。

還記得﹐董太爭的是A1；而我﹐爭的卻是2D。

去年回港渡假的時候﹐我如常去了幫襯阿丹﹐好為今年在彼邦的生活做點準備。阿丹是我的DVD影碟供應商。除了部份逛街時忍不住手買下來外﹐在都柏林住所裡的所有影碟﹐都是來自阿丹。

搬到歐洲生活後﹐首年聖誕回港探親﹐在阿丹那兒搜刮的﹐大部份都是以前的香港電視劇﹐有《新紮師兄》﹑《新紮師兄續集》和《過客》等。第二年﹐帶回來歐洲的﹐卻很多都是外國的電視劇。

為了方便我的DVD影碟供應商﹐我是早在回港前已經透過老友ADW﹐給阿丹送上一張我的選購名單。

我很明白﹐便是如何本事﹐這份名單確實有點難度。因為裡面有些愛爾蘭電視劇。那天﹐提貨的時候﹐阿丹跟我說﹕「已經盡了力。奈何真的沒有辦法找到那些愛爾蘭的電視劇。」我很明白。我以為﹐除了在愛爾蘭﹐世界上根本沒有可能會有地方售賣RTÉ的出品。RTÉ就是愛爾蘭的BBC。

「給我找到全套《LITTLE BRITAIN》﹐已經讓我很滿足了。」望著那全套的英國廣播公司喜劇﹐我是這樣回應阿丹。那是我繼《YES﹗MINISTER》和《YES﹗PRIME MINISTER》後﹐最喜歡的BBC劇集。也許「製作」這個詞語會比較合適。畢竟﹐那不是什麼連續劇。每集也是由數個沒有什麼關連的短章湊合而成。

許多年前﹐還未搬到歐洲去的時候。有天﹐舅父跟我講起他帶一位英國客人到阿丹那兒選購影碟的經歷。他說﹐那位英國人一看到整套《LITTLE BRITAIN》便立即愛不釋手。英國人跟舅父道﹕「那是近來英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那時候﹐我老是裝著對外國文化有一點認識。喜歡扮高格調。訂閱《金融時報》的同時﹐也每個星期買本《經濟學人》。訂購NOW電視的時候﹐除了體育台﹑ESPN外﹐我指定要BBC PRIME。舅父要我給他介紹一下《LITTLE BRITAIN》。我只好硬著頭皮回答道﹕「我沒有聽說過這個電視節目名字。」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沒有什麼難為情的地方。

猶記得﹐當NOW電視跟BBC達成轉播協議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發言人跟記者道﹕「基於文化理解差異﹐在亞洲地區﹐我們都只會挑選些不會引來爭議的節目來播放。」那天﹐記者問及BBC PRIME會如何處理那些可能帶點種族歧視的節目。

所以﹐便是訂購了BBC PRIME﹐也沒有聽過《LITTLE BRITAIN》﹐倒屬正常。畢竟﹐儘管全是譏笑英國人的無知和愚笨﹐不過當中的表達手法﹐並不容易得到亞洲傳統社會接受。很多時候﹐節目裡面都會以歧視那些少數民族﹐來嘲笑英國人自己的狂妄和白痴。

有一集﹐在那個減肥班裡﹐英國導師問及有什麼食物會導致肥胖。其中一個印度裔女人回答說﹐炸魚和薯條。因為口音問題﹐導師聽不清楚她的答案﹐要求她多說一遍。只是連續多次後﹐那位英國導師依然聽不到那位印度裔女人的口音。於是﹐便自行說﹕「必定是一些我們不會在這個國家找得到的食物。是咖里罷﹖」

也有一集﹐談及中國餐館。旁白說﹕「我也很喜歡到中國餐館去。我最喜歡的菜式就是16﹐32和41。」

老實說﹐從前﹐我都不覺得裡面有些什麼好笑的地方。尤其是看到那些男扮女裝。不過﹐現在只要一想起裡面的小故事﹐便會不其然笑出聲來。

我想﹐只有曾在大必烈顛住過些時候﹐才會同意這實在是一套極出色的喜劇節目。始終﹐有些事情是在某一個文化環境底下﹐方能徹底感受明白。不過﹐同時候﹐在另一個文化環境裡面﹐同樣的事情可能會變成侮辱。

看罷《奪寶奇兵第四集》後﹐我以為﹐提議由史提芬史匹堡負責北京奧運會開幕閉幕儀式的官員﹑接納這位美國電影導演來監製共產中國接軌國際的官員﹐不是已經流放到窮鄉僻壤﹐便是已經給送了去勞改。

我想﹐史提芬史匹堡這部新作﹐該是近來大家一窩蜂東來淘金的同時﹐最反共產黨的電影。有人可能會不認同這個講法。我很理解。雖然喜歡看電影﹐看得並不算多﹐所以﹐這個說法可能有點錯誤。況且﹐反共產黨的電影又怎會這樣少﹖

我不知道﹐那時候﹐北京政府憑什麼準則﹐決定邀請史提芬史匹堡來負責今年奧運會開幕閉幕的儀式。似乎﹐他們就只憑那響噹噹的國際名聲﹐在人才濟濟的國際市場裡﹐挑選了這位美國電影導演。他們以為﹐史提芬史匹堡會把這個中國人的盛事﹐搞得像《大白鯊》﹑《奪寶奇兵》一樣﹐受全球歡迎﹔他們以為﹐史提芬史匹堡會把這個中國人的盛事﹐搞得像《舒特拉的名單》﹑《雷霆救兵》一樣﹐使中國人贏得全球的尊重。

我同意﹐這都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得不到證實。

不過﹐肯定的是﹐發出邀請前﹐執事的官員從來沒有考究過這位電影導演﹐正準備籌備開拍一部什麼樣的作品。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中國政府的辦事能力。一個政府能夠獨裁地統治一個有著長遠歷史﹑地大物博的國家超過五十年﹐必有其過人的地方。我相信﹐他們是知道史提芬史匹堡正計劃開拍第四集的《奪寶奇兵》。只是﹐他們誤以為﹐那是美國人為了在國際電影市場裡多挖點金﹐而開拍的電影。在那些執事的官員眼中﹐在開放改革的大氣候下﹐唯獨金錢方是衡量成功的標準。他們理解到﹐「錢賺得越多越成功」這種道理。不過﹐他們卻萬萬理解不到﹐一個典堂級的導演﹐開始籌備新作品﹐又怎會單單是一個商業的決定﹖況且﹐從第一集到第三集﹐《奪寶奇兵》都是如此通俗﹐如此老少咸宜。

於是﹐滿以為有著一個嚴格的審核制度﹐卻竟然找來了一個開拍反共電影的導演﹐壓著那些才氣橫溢如張藝謀之流的中國本土導演﹐來負責北京奧運會開幕閉幕儀式﹐來向全世界宣佈共產中國正式接軌國際的典禮。

在國家盛世太平的時候﹐弄來貽笑大方﹑使得領導尷尬的場面﹐這一種錯誤﹐在一個獨裁的國度裡﹐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幸好﹐史提芬史匹堡忍受不了良心責備的同時﹐也忍受不了中國共產黨處理事情的手法﹐自動請辭北京奧運會藝術總監一職﹐挽回了不少年青中國才俊的面子外﹐也替北京政府解決了一個危機。當然﹐犯錯的執事官﹐給流放到窮鄉僻壤﹐給送了去勞改﹐自是不能避免的事情。

看著夏里遜福﹑姬白蘭芝的演出﹐我想﹐那些偉大的憤青﹐應該找到了一個新的發泄對象。

假如《奪寶奇兵第四集》能夠通過那些嚴格審查﹐在國內大小電影院公演﹐那些偉大的憤青應該響應俄羅斯共產黨的抵制行動﹐變本加厲地群起火燒所有上演這部史提芬史匹堡新作的戲院﹐以表達美國中情局﹐透過荷李活這個夢工場﹐抹黑共產黨的不滿。在電影首映當天﹐共產國際的大哥警告了夏里遜福和姬白蘭芝﹐叫他們不好踏入俄羅斯境內半步﹐否則後果自負。

畢竟﹐天下共產一樣紅。

想起了電影裡頭出現了短短數秒的一句標語﹕DEAD IS BETTER THAN RED。

我知道﹐從來﹐我都是屬於幸運的一群。因為我認識了一班很要好的朋友。

自中學起﹐他們便經常是我了解世界的窗戶。我敢說﹐沒有了他們﹐我的世界觀一定要比現在還要狹窄﹔我敢說﹐沒有了他們﹐我不會接觸教科書以外的讀物。因為我知道的將會是教育署想要我知道的﹐因為我了解的將會是考試局希望我了解的。

他們總能很確切地告訴我﹐什麼書應該要讀。

忽然又再想起了這班老友﹐都是讀了早前森林在此留下的一段短短說話。當我從布魯塞爾返到都柏林後﹐他告訴我﹐柏楊死了。森林是我在這個天地裡認識的人。在此之前﹐我們都不曉得對方。想不到﹐他也跟我提及柏楊。

首次聽到柏楊這個名字﹐就是從那一班老友口中。是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不過﹐首次翻翻那本《醜陋的中國人》﹐倒要是幾年後的事情。

初中的日子﹐就只喜歡讀小說。因為愛幻想﹐愛雙腳離地擺脫現實。總愛在溫習過後﹐沉溺在小說家的幻想世界裡頭。對於那些散文﹑評論﹐完全提不起勁。老是以為太深奧﹐不是一個初中生所能理解。於是﹐朋友提及的什麼「大醬缸」﹑什麼「醜陋的中國人」﹐都只是輕輕地掛在心上﹐未有好好的深入了解過。

開始對歷史﹑社會科學等課題有興趣﹐是中四分了文理科後。我服從了大部份人對男生的看法﹐選上了理科。可是﹐就因為課堂上學到的就只有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我漸漸地感到生命老是像缺少了些什麼。

那時候﹐妹妹剛轉了鋼琴老師。就在荃灣地鐵站附近。每個星期天﹐母親都要我帶妹妹去上堂。等候她下課的那一個小時﹐我便跑到附近的那間書店打發。畢竟﹐我從小就只喜歡逛書店。

有天﹐不知怎地﹐或者是在做推銷﹐書店店員把柏楊的作品都放了在當眼處。望著那一系列的作品﹐便勾起了心裡邊的那一個輕輕的掛﹐想起了老友的說話。中學時﹐零用錢始終不多﹐未開始養成買書的習慣。不過﹐卻習慣了打書釘。我便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讀《醜陋的中國人》。每個星期讀一章。有時候﹐讀得慢了﹐或是有點想不通的地方﹐便會累妹妹在鋼琴老師呆等。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柏楊先生的一些說話。因為在當時來說﹐對於我這個香港理科生而言﹐這些說話無疑都來得很震撼。

什麼「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什麼「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百年的仇恨。沒有包容的性格，如此般狹窄的心胸，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獨獨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都讓我重新觀看自己的這個民族。或者﹐喜歡上陶傑﹐可能就是那時候播的種。

奇怪的是﹐正當提及最近柏楊先生之死﹐我正在讀的﹐是《蘇菲的世界》。一本老友早在高考前已經讀過一遍的書。我記得﹐他們都曾經大力推薦過這一本挪威哲學家的小說。

所以﹐我又怎能夠不忽然再想起這一班老友﹖

(按﹕這篇其實寫於這個有點多事的初夏之前。)

是五月初的時候。

有天﹐大家正吃著中飯。同事R忽然問道﹕「是昨天夏天正式來臨﹖還是今天﹖」她指的是一號﹐或者是二號。本來﹐我是打算這樣回答﹕「假如我有一個農曆的日曆﹐我該能很輕易告訴你﹐哪一天是『夏至』。奈何﹐你們的月曆都沒有這一個部份。」正要開口﹐心裡卻又想道﹕「我所謂的那個『夏至』﹐也不過只適用於中國罷﹖在這一個歐洲西北方的島國﹐他們該有自己的二十四氣節。」

因為有了這個想法﹐我決定還是愚笨地去遮掩自己的聰明。我深信﹐我那個想法該沒有錯。畢竟﹐農曆是一個觀察大自然變化而創立的曆法。在不同的經緯度底下﹐愛爾蘭和中國又豈能同日而語﹖

我知道﹐在英國和愛爾蘭﹐五月初確實是夏天正式降臨大地的時候。因為這個月的首個星期一都為法定假期﹐好讓大家一起慶祝夏季駕臨。

在歐洲生活了兩年後﹐我開始對夏天有了不同的定義。因為這已經不能單靠空氣的溫度來幫助自己理解的季節。況且﹐在全球氣候大變化的前提下﹐皮膚的感覺已經再不能是人類感應四季的標準。

我以為﹐在歐洲﹐夏天指的是可以在晚上九時後才開燈的日子。早幾天﹐上班途中﹐碰上了另一位同事E。打過招呼後﹐她擦著雙手道﹕「怎麼還如斯冰冷﹖」的確﹐除了早幾個星期連續數天﹐氣溫曾一度攀升到近二十度外﹐今年實在還未有一天空氣的溫度暖過十五度。大家開始笑言﹕「也許﹐夏天已經過去了。」

但願大家連續兩年也猜錯。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幾個月出奇地沒有下過一滴雨的同時﹐氣溫也高達二十五度﹐熱得很厲害。那時候﹐大家都估計﹐暑假的日子將熱得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可是﹐到了七﹑八月﹐沒有一天天晴外﹐空氣的溫度亦只在十八度上下徘徊。

在這個傳統上夏天來臨歐洲大陸的日子﹐我選擇了到布魯塞爾慶祝。這是比利時的首都﹐也是歐洲大陸的首府。歐盟總部便設在此。

我以為﹐這是一個所有人都會感到興奮的地方。也許﹐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座比布魯塞爾還要能夠使所有人興奮的城市。因為男的可以整天沉醉在一間又一間特色的酒館裡﹐享受著一杯又一杯不同味道的啤酒﹔女的則可以終日浸沒在一間又一間美輪美奐的巧克力店裡面﹐感受著一口又一口既甜亦苦的咖啡色小東西。

於是﹐在CHIMAY、ORVAL、ROCHEFORT、WESTMALLE、HOEGAARDEN、DUVEL的酒杯裡﹐我想起了你。

當我以為我已經能夠好好忘掉你的時候﹐你那舔著巧克力的笑臉竟然又在這座城市裡﹐一一在回憶的海洋裡湧現。

我知道﹐你將會在這兒樂而忘返。可惜﹐在你身旁的並不是我。

在廣場的露天餐廳裡﹐我喝著DUVEL。那是魔鬼的意思。因為這種比利時啤酒的酒精濃度近九個巴仙。我望望錶。原來﹐不經不覺﹐已經是十時許。太陽也開始下山了。

我想﹐我得講清楚﹕從來沒有一刻我曾嘗試去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血統。

雖然﹐可以選擇的話﹐我會跟別人說﹐我來自香港。只是﹐當全球也曉得香港是中國大陸的一部份﹐再記不起她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香港人跟中國人其實沒有一點分別。

雖然﹐理論上﹐我已經不能再在國籍上填上香港或者中國。除了在出生地和中國大陸的地方外﹐我唯一的身份證明﹐就是那一本英國公民護照。那是我到世界各地的通行證。不過﹐我知道﹐一個人的血統不應該由一本冷冰冰的身份證明書來證明。

我的確從來未有一刻曾嘗試去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血統。

在巴黎聖馬田運河區﹐跟一個萍水相逢的法國人﹐我可以騙他我住在倫敦﹐但是無論如何﹐我也要糾正他﹐不能讓他誤以為我來自日本。

在都柏林﹐每遇上一些從中國大陸來的人﹐做著些羞辱國體的事情時﹐就像乘搭火車不買票﹐給別人大罵「中國人都是賊」的時候﹐或許﹐我是未有盡過力去替自己的民族辯護﹐拿著那張有效的車票﹐大聲高呼「我是中國人」。不過﹐我至少未有加入群眾﹐在公眾地方一起破口大罵。

我不會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血統﹐正如我不會否認自己的姓氏一樣。

無獨有偶﹐幾個朋友最近都給我寫上了類似的一句說話﹕「自己的父母有事，心裏的關心一定比鄰舍的兩位老人有事來得強烈深刻一點；同樣自己的國民受災，感情比鄰國受災強烈一點也是很自然的。」

我很同意這一點。因為我的確關心自己的父母﹐比別人以至女友的父母更多。誰不會最關懷自己的父母﹖

可是﹐也要講得清楚點。于我來說﹐中國大陸只不過是我的叔伯親戚。香港﹐方是我的父母。當然﹐我對自己親戚的關懷總會比其他陌生人來得自然親切。只是﹐始終親疏有別。我總不可能把自己對父母的感情﹐完完全全地投放到其他親戚身上。

從小﹐對中國大陸的感情﹐都是以香港為出發點。正如晚飯聚會﹐大家總會很客氣對待其他家族成員﹐因為生怕落了父母的臉﹔也正如當發生了事﹐大家都會很關心其他家族成員﹐生怕丟了父母的架。小時候起﹐去愛中國﹑去關心中國﹐就是為了不讓其他人看不起香港﹐暗笑香港人沒有家教﹐不懂得禮儀。

同時候﹐我也很希望香港是整個中國的驕傲。正如﹐大家也希望自己的父母的這一支是整個家族裡最輝煌的。

中國好不好﹐老實說﹐我真的不是怎樣理會。香港好不好﹐才是我最關心的。

上星期﹐在《泰晤士報》裡﹐彭定康寫道﹕「中國依然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不過﹐她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她的經濟實力確實有著很大的政治效應。到了現在﹐假如沒有中國參預﹐我們差不多不能解決任何一個國際問題。」(China is not a superpower. ...Yet China has become a hugely significant world player. Its economic might has political consequence. There is hardly a world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unless China is invloved.)

那天﹐這位牛津大學校長﹑前香港總督在那份英國傳統報紙裡﹐寫上了一篇題為「何解我們要害怕又大又壞的中國﹖完全沒有因由」(WHY ARE WE AFRAID OF BIG﹐BAD CHINA？THERE'S NO REASON)的文章﹐公開替中國辯護﹐要大家接受這個重新崛起的遠東國家。

星期一。如常乘火車上班。如常在途中讀著《泰晤士報》。不過﹐很不尋常地﹐首先翻到的不是體育版﹐而是正聞。我刻意地跳過了那些關於緬甸災情的新聞﹐迅速地找尋四川地震災區的報導。

我讀到了一篇讓人驕傲的新聞稿。標題為﹕「志願軍闖去災區」(ARMY OF VOLUNTEERS HEADS FOR QUAKE ZONE)。

記者說﹐這個地震慘劇在中國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志願軍。他們穿著「我愛中國」的T恤﹐協助救護人員運送傷者﹔他們駕駛著自己的HONDAS和AUDIS，為無家可歸的災民﹐送上食水。(Wearing "I Love China" T-shirts, they unloaded the injured from ambulances. Driving their Hondas and their Audis they deliver water to the homeless.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in China has given birth to a phenomenon unseen before in the country: a volunteer army.)

報導說﹐數以萬計的人都搶著去為生還者做一點事。(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Chinese have raced to do what they can for the survivors.)

讀畢了這一篇報導﹐我便重新翻回前面緬甸災情的新聞。我以為﹐這是更加教中國人驕傲的新聞。

那篇新聞稿的標題係「英軍準備空投救濟品予風災災民」(BRITAIN READY TO BACK AIR DROPS TO DELIVER AID TO CYCLONE VICTIMS)。

因為緬甸軍政府生怕引入西方救援人員﹐便如同牽進歷史故事裡屠城的木馬﹐所以﹐久久不接受救援組織協助的同時﹐他們甚至罔顧自己人民的生命﹐把災區封鎖起來。沒有人清楚知道當地的情況如何嚴峻。只估計已經死了十三萬人。

在聯合國介入下﹐緬甸軍政府立場似乎有點軟化﹐大概會接受那個較為使他們接受的辦法﹕容許以中國為首的救援人員到風災災區拯救。

不過﹐英國政府表示﹐假如以中國為首的亞洲救援人員未能徹底幫助到那些災民﹐英軍願意冒險空投救濟品到災區。《泰晤士報》社論同意說﹕我們的確要有如此準備。因為似乎那是唯一能夠救助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災民的方法。

我想﹐他們都忘記了彭定康上星期的那篇文章。

這就是我希望香港人能夠明白的一點﹕以香港為基地﹐向緬甸送上中國的援助。我以為﹐正因為我們處於中西文明的臨界點﹐我們都應在替四川同胞出力的同時﹐也要能夠撥出一分去幫助同屬亞洲的緬甸人。那是一個國際社會應該要做的事。

或者﹐我應該忘掉緬甸﹐全心全意去為中國的災民做一點事。這樣做﹐至少﹐這幾天我心裡會好過很多﹑很多。

不過﹐幸好在中國大陸裡頭﹐有一班人能夠不理會自己的心裡感受﹐正等候一聲號令﹐撇下自己國家當前的災難﹐出發前往緬甸﹐全力救援那些風災災民。

中國是真正重新崛起了。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正如那天讀了彭定康的文字後﹐我在這裡所說﹐我這個中國人的確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點改觀。只是﹐香港這個曾經是中國接觸世界的櫥窗﹐卻在這個國際大氣候裡﹐慢慢消失得無形無蹤。

這篇其實寫於星期天。

我知道﹐從來﹐我都是屬於幸運的一群。因為我認識了一班很要好的朋友。他們總會在我開始誤入歧途的時候﹐適當地給我當頭的棒喝﹐好讓我能及時回頭。我同意﹐這就是我們需要朋友的原因。

早幾天﹐在這個跟大家分享的天地裡張貼了一篇文章﹐談及最近在亞洲發生的兩宗天災。那天﹐當我按下「發送」那一個鈕時﹐我知道﹐這將會引起一些回響。畢竟﹐我的觀點確實有點爭議。不過﹐真的沒有想過﹐回響原來會這樣的大。

星期天。約了朋友到球場觀看愛爾蘭足球(GAELIC FOOTBALL)新一年的比賽。臨出門前﹐收到了一位老友的電郵。

相識了近二十年。只是﹐畢業後﹐並沒有過多的通訊。畢竟﹐各有各的繁忙。可是﹐我知道﹐大家都沒有忘掉大家。因為我們都把對方放在心裡面。我記得他講過﹐朋友是放在心﹐不是放在口。能夠跟我做老友的﹐對於情感﹐當然比較含蓄。況且﹐最重要的還是能夠在最重要的關頭出現。

雖然趕著出門﹐不過﹐看到了他的電郵﹐實在忍不住不打開來讀讀。只是﹐也因為趕著出門﹐匆匆的讀了一遍後﹐便關掉了電腦。

那是一年一度的省錦標賽。每個郡都會從其球會裡選來一班在郡裡面出生和居住的球員代表出賽。即是﹐假如你在都柏林出生﹐不過﹐現在卻搬到了第二個郡生活﹐便是你是一個球王﹐你是也不能夠代表都柏林參賽。同時候﹐也不能夠代表現居住的那一個郡。在愛爾蘭﹐大家倒很看重自己的根。很看重自己所屬的那一個郡。

入場觀看的那場比賽﹐是WICKLOW對KILDARE。都是都柏林南部的兩個鄰郡。因為工作關係﹐我支持的是WICKLOW。當然﹐也有鋤強扶弱的心理。自1911年起﹐他們在錦標賽裡碰頭十次。每一次都是KILDARE獲勝。

球賽很刺激。比分拉鋸。看著各屬不同郡的愛爾蘭人﹐為錦標爭過頭破血流﹐我大聲地為WICKLOW吶喊助威﹐也隨同週邊來自WICKLOW的人﹐一起向KILDARE報以噓聲。只是﹐同時候﹐心裡面就是想起了老友那封電郵的內容。其實﹐自離開住所後﹐就一直惦記著老友的說話。

WICKLOW是終於取得了歷史以來的第一場勝仗。小妮子提議到酒館慶祝。我竟然推掉了。我跑會住所裡去。

再次打開電腦﹐我發現﹐信箱裡又多了幾封電郵。都是因為那篇文章而送過來的電郵。同時候﹐也發現﹐原來MyC亦在留言版裡留下了兩段說話。
大家都很不同意我的觀點。老友甚至說「失望」。

於是﹐我重讀了那篇文章一遍。又一遍。也重複讀著幾個朋友的說話。

想了很多﹐所以﹐心裡面有很多話。只是﹐也因為想了很多﹐思想依然有點亂。一時間﹐整理不來。

今天﹐我只想用這個問題作結﹕是我偏激地對現代中國的所有人和事﹐都有著無緣無故的討厭﹖還是因為身在外地﹐避開了那大量華文悲情報導的同時﹐使得自己面對大自然災害有著過份的冷靜﹐以至變得不近人情﹖

我記得﹐當電視新聞報導說﹐四川發生了地震的時候﹐我正回覆著另一位老友LrT的電郵。她在國際慈善組織工作。她問我是否知道緬甸的災情。我把我從報紙上得知的告訴了她後﹐加上了一句﹕聽說中國也發生了地震。那時候﹐我怕北京會因為奧運會舉行在即﹐封鎖了災情﹐阻礙了救援。

我在想些什麼呢﹖

搬到愛爾蘭生活兩年了﹐當然開始能夠融入社會裡頭。最明顯的證據﹐是我漸漸很容易地便會在街上﹐跟一些陌生人攀談起來。

早前﹐在法國首都的一個週末。剛走出聖馬田運河區那兒的一間時裝店﹐便聽到背後有人用英語大聲地跟我說﹕「兄弟﹐願你在巴黎有個難忘的週末。」

轉過身來﹐我看到剛才在店裡傾談過一會兒的法國男生。他伸出了右手﹐要跟我握握手。我笑著道謝﹕「也希望你在倫敦有一個好開始。再會。」我記得﹐這位年齡跟我相若的男生跟我提及過﹐三星期後﹐他將會搬到英國首都生活。那是他聽到了我那一個謊言之後。我說﹐我住在倫敦。

「你們日本人的確很喜歡到倫敦定居。不過﹐我也快要搬到那兒去。」這個法國男生是這樣回應。

我知道﹐我要糾正他﹐雖然我已經跟這個萍水相逢的人講了一個謊話。始終﹐有一些謊話是無論如何不能講的。於是﹐我說﹕「曾經在英國殖民地生活的人﹐更喜歡搬到前宗主國的首都去。我想﹐你應很明白這個道理罷。我來自香港。」

法國男生抱歉後﹐道﹕「按這個講法﹐越來越多非洲人湧進這個國家﹐我們法國人應該越感到驕傲。」想不到﹐他竟然看穿了我那句潛臺詞。

本來﹐我們只是因為同時候看中了一件毛衣﹐才開始交談起來。想不到卻慢慢講到那個有點敏感的話題上。

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免得過也不該跟陌生人討論。於是﹐我便頓了一頓﹐轉移了個話題﹕「這個區的確有很大的變化。三年前﹐我首次到巴黎﹐便是住在這兒附近。印象中﹐除了那兩個火車站外﹐沒有什麼值得一遊的地方。」

那個男生點頭道﹕「的確如此。近年來﹐大家都集中發展這一帶。既保存著歷史一切的同時﹐也替這個舊區注入了新的生命。現在﹐成為了巴黎人假日最喜歡遊逛的地方。」

聽著他的介紹﹐我指著手上的那本《TIME OUT SHORTLIST 2008》說﹕「這本書便是這樣介紹﹕要數巴黎最潮的地方﹐不得不講聖馬田運河區。」

自去年巴塞羅那之旅後﹐我愛上了帶著《TIME OUT SHORTLIST》去旅行。因為它最能緊貼潮流的同時﹐也能夠給你介紹本地人的熱點。我以為﹐去旅行﹐最重要的還是能夠體驗當地人的生活和風土民情。畢竟﹐我老是惦記著那句老掉了大牙的說話﹕WHEN IN ROME，DO WHAT ROMANS DO.

不過﹐同時候﹐我也得承認﹐從《孤獨星球》到《目擊旅遊》﹐再由《目擊旅遊》到《TIME OUT》﹐很明顯是人老了﹐我是越來越重視享樂。

我承認﹐我是有點冷血。假如這的確叫做冷血的話。

朋友在其專欄裡談到「四川地震」。她說﹐當人的生命變成了一堆堆的數字﹐就不禁悲從中來。她講的是那個每天遞增的死亡人數。的確﹐死亡人數從第一天的八千七﹐到第二天的一萬二千﹐再到五萬﹐實在令人有點心寒。我知道﹐一如既往的所有中國天災橫禍﹐香港演藝界會舉行一個籌款演唱會。其他人也開始了募捐運動﹐希望能夠替四川的災民盡一點綿力。早幾天﹐便收到了劉遵義校長的一個電郵。他呼籲大家踴躍捐輸﹐幫助地震的災民。

或者﹐是身在歐洲關係。便是每天讀著報紙的報導﹐我依然未能感受得到災民的苦況。我也未能同意香港人何解會獨關心四川的災民。

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在地震發生幾天前﹐緬甸剛受到暴風侵襲﹖難道他們都不知道﹐風災過後﹐那個同在東南亞的國家﹐超過十二萬人喪失生命﹐係四川死亡人數的一倍以上﹖難道他們都不知道﹐緬甸軍政府已經封鎖了災區﹐不容許救援隊伍到訪﹖讀著朋友的專欄﹐我知道﹐溫家寶才探訪過四川的災民。

每天﹐讀畢記者對緬甸災民的報導後﹐對於四川的災情﹐實在很難有一點感觸。因為有點小巫見大巫。何況﹐中國天災連年﹐不是水災﹐就是旱災﹐眼淚早已經流乾。

也記起早年前的新奧爾良風災。那時候﹐望著電視畫面的一片哀鴻﹐有人提議捐輸到美國去。有很多中國人忽然站起來﹐大聲道﹐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不可能要我們援助。

當奧運火炬巡遊全球以彰顯自己國力﹐向世界高呼中國已經崛起來的同時﹐中國這樣的一個國際大國﹐是否還需要我們的幫忙呢﹖我很懷疑。

當歐洲名店裡面充斥著大量從中國到來的大豪客的同時﹐這樣的一個經濟巨人﹐是否還需要我們的幫忙呢﹖我很懷疑。

於是﹐那天﹐我回覆了劉遵義校長那個中英對照的電郵。我寫道﹕「身為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大學校長﹐假如你以為要呼籲你的學生﹑舊生和同事踴躍捐輸﹐以幫助四川地震的災民﹐那麼﹐你也應該要發出一個一模一樣的電郵﹐去呼籲你的學生﹑舊生和同事踴躍捐輸﹐去幫助緬甸風災的災民。遺憾地﹐直到這一刻﹐我還未收到這樣的一個電郵。」

很慶幸﹐我沒有收到香港大學校長的電郵。畢竟﹐港大才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最頂尖的大學。校方不會好管不管。所以﹐也不會有弄出這麼多笑話。

血濃於水﹖

的確。所以﹐我們要幫助的是緬甸的災民。我們大家都是生活在地球村的人。

我這樣叫做冷血嗎﹖假如這的確叫做冷血的話﹐那麼﹐只顧四川﹐不理會緬甸的﹐難道又不是冷血﹖

原來﹐這個世界還有一個政府比北京政府更應該給推翻。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

本來﹐這一晚是屬於愛華頓的。自球季開始﹐我早已把目光投放到這一晚。投放到對岸那個島國的曼徹詩特城。因為﹐這是歐洲足協杯的決賽。愛華頓以去年聯賽第六名的資格﹐代表英國參加這項賽事。

當球隊以全勝姿態打進三十二強淘汰賽後﹐我更開始留意這一天飛往曼徹詩特城的機票﹔當球隊在淘汰賽首圈大敗對手後﹐我更開始不時到歐洲足協的網頁去﹐留意決賽門票售賣的時間。

我以為﹐這是我們有所突破的一年。我以為﹐這是我們以後數十年再次稱霸球壇的開端。

可惜﹐事與願違。我們在十六強射十二碼﹐輸掉了給佛羅倫詩。畢竟﹐我們都是英國的球隊。加時候依然未能分勝負﹐我們是註定不能過這一關了。

當看見那支來自聖彼得堡的球隊贏得今年的歐洲足協杯後﹐我的確很明白領隊莫耶斯的感受。早前﹐他接受電視訪問。面對著鏡頭﹐他說﹕「我知道﹐在家裡看著今年的歐洲足協杯決賽﹐實在有說不出的感受。是有點不忿﹐也有點妒忌。」不過﹐同時候﹐我深信﹐我們將會是明年決賽的得勝者。要知道﹐聖彼得堡在今年賽事裡只敗過一仗。就是在分組賽階段敗給愛華頓。那天﹐這班俄羅斯人以0-1敗走葛迪臣公園。

我明白﹐足球比賽是不能用數學邏輯來解釋。不能說因為A贏B，而B又贏C，所以﹐A會贏C。只是﹐我以為﹐那也有一點點的啟示﹕我們已經是贏得冠軍的材料。

在沒有什麼大水喉支持下﹐在沒有什麼金錢底下﹐莫耶斯已經慢慢用一些較為廉宜的本土球員﹐加上幾個出色的外援﹐堆砌了一支可以跟其他歐洲球隊爭一日長短的球隊。

當其他英國球隊都能夠大灑金錢﹐到世界各地挖角﹐引入一大批其他國籍的球員的時候﹐莫耶斯的做法實在可取。至少﹐我以為﹐在那些年青有為﹑有志氣的英國球員裡面﹐愛華頓已經是他們首選加入的球會。因為他們知道﹐在葛迪臣公園﹐他們可以得到落場比賽的機會。始終﹐剛出道的球員﹐最需要的便是比賽。在今年聯賽頭五名的球隊裡面﹐就是愛華頓陣中擁有最多英國本土球員。近兩年加入愛華頓的英國球員﹐像LESCOTT、AJ和JAGILKA﹐現在都能夠入選英國國家隊了。可記得﹐在得到莫耶斯垂青前﹐他們不是效力降班球隊﹐便是在次一級聯賽打滾。

莫耶斯就是有點石成金的能力。

所以﹐今個暑假﹐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跟這一位蘇格蘭人續約。

我經常以為﹐莫耶斯就是下一個費格遜。當然﹐愛華頓快將是下一隊曼聯。十多年前﹐曼聯開始雄霸球壇﹐靠的也就是一群剛出道的﹑年青有為的英國本土球員。他們的名字叫﹕碧咸﹑史高斯﹑尼維爾。

最終﹐《泰晤士報》還是未有刊登我第一封投到其讀者專欄裡的給編者的信。

畢竟﹐是世上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畢竟﹐人家每天行銷百萬，讀者遍佈全球。豈能容許我這個殖民地的孤兒﹐含混地擠進那個臥虎藏龍的版面裡﹖正如陶傑所言﹕「《泰晤士報》的主編，每次任命，在英國和世界，多少都是大新聞。因為英國有兩百家大學，有兩百多位大學校長，即使名校也有劍橋和牛津兩家，但《泰晤士報》，三百年來卻只此一店。一名《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地位與牛津大學校長差不多。」我那篇既不幽默精警﹑見解亦不讀到﹑沙石又多的短文﹐便是故意留下了一個香港的地址﹐也難得到總編輯的一眸。

當電郵那篇短信到報社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很明白這個道理。只是抱著無妨一試的心態。刊登了固然值得興奮﹐名落孫山也不是沒有什麼面子的事情﹐因為總比文章給《星島日報》總編賞識要強得多。我以為﹐有文章刊登在那份比《文匯報》﹑《大公報》還要媚共的報紙裡面﹐是極為丟假的事﹐以後根本沒有面目見人。

那天﹐在往布魯塞爾的飛機途中﹐翻開報紙﹐我更加明白到﹐我那封短信根本不可能會有刊登的機會。信裡面﹐我提及到我的擔懮。我擔懮﹐當奧運火炬來到香港的時候﹐沒有一個生活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會盡一盡世界公民的責任﹐勇敢地走出來高呼反對北京政府﹐以提昇香港的國際印象。在西方社會裡頭﹐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在奧運火炬巡遊中﹐有沒有大規模反對中國的示威﹐已經是成為國際城市的標準。

在候機室裡﹐我匆忙地跟書店職員要了一份週末的《泰晤士報》。她勉為其難地搬開了附近的幾幢愛爾蘭本地報紙﹐方能辛苦地為我遞上一份剛剛送到的《泰晤士報》。本來﹐週末的時候﹐我很少買報紙。不過﹐我確實很想讀讀報社如何觀看和分析英國工黨在地區選舉的慘敗。

於是﹐便看到了那幅放在一小角的照片。一幅展示了香港人如何跟中國大陸裡面那些人一樣熱愛北京奧運的照片。照片裡﹐只見一群黃皮膚﹑黑頭髮的人揮動著中國國旗﹐拉著支持北京奧運的橫額。奧運火炬仿彿不存在。要不是讀了照片下面的那一句解讀﹐我還不知道那群人﹐原來都是香港人。我不禁暗嘆一聲﹕「香港確實已經回歸大陸十一年。」

跟報導奧運火炬在倫敦﹑巴黎﹑三藩市等地巡遊很不同﹐《泰晤士報》不再動用兩大版來講述巡遊時的情形﹐報紙裡就只有那一張照片和照片下面的那一句解讀﹕香港市面熱烈迎接火炬。我記得﹐當火炬在平壤的時候﹐這份英國報紙還會登上一篇新聞稿﹐談談火炬在市內巡遊時的平靜。原來﹐我們還不如那些生活在極權底下﹑捱餓的北韓人。難怪北京政府不容許我們普選我們的政府。

早前﹐《泰晤士報》還估計香港將會是最後一個在火炬巡遊時﹐會有大型示威的城市。記者說﹕「這是火炬進入中國境內前的最後一個機會。」

可惜﹐香港人再一次讓世界失望。

於是﹐《泰晤士報》唯有面對現實﹐很顧及以前英國殖民地的面子﹐極低調地宣佈「香港之死」。

不過﹐我以為﹐那都是因為相信制度的西方社會﹐還錯誤地曾經相信過﹐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依然是以前的香港。他們不曉得中國人的醜陋﹐不清楚中國人DNA裡那蠶食所有維持公義的制度的能力。他們期待香港會舉行大型反對北京的示威﹐只是一廂情願的痴想。

香港人始終是世界上最曉得見風使舵的一群自私人。只顧自己﹐不理會自己以外的世界。

都活到了這一把年紀﹐我想﹐我應該很明白﹐這個世界運作的機製﹐不外乎是大家互相利用。所以﹐我們既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很灰﹖不過倒是事實。只要發覺能夠互相在對付身上找到利益﹐今天還鬥得你死我活的一對敵人﹐明天將會好得活像一對青梅竹馬﹔假如發現原來出賣對方可以使到自己獲得重大利益﹐今天的一對青梅竹馬﹐明天也可以是一對鬥得你死我活的敵人。

星期二。如常乘火車上班。如常在途中讀著《泰晤士報》。翻到了專欄那一版﹐赫然看到一張很熟悉的臉。一張十多年前﹐經常在香港各大小報紙出現的的臉。一張到了這個時候還會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引起哄動的臉。

原來﹐他今天在這份英國傳統報紙上投了稿。

報紙編輯是這樣介紹他﹕牛津大學校長﹑前香港總督。當然﹐缺少了他那個中文名﹕彭定康。

我想﹐在遠東的那個國度﹐那些野蠻的人無論如何也沒有想過﹐這個千古罪人竟然會在一份最多讀者的英國報紙裡﹐寫上一篇題為「何解我們要害怕又大又壞的中國﹖完全沒有因由」(WHY ARE WE AFRAID OF BIG﹐BAD CHINA？THERE'S NO REASON)的文章。這一個前英國保守黨主席竟然會公開替中國辯護﹐要大家接受這個討人厭的國家﹐的確使人有點意想不到。尤其﹐記起當年他受到那些沒有教養的人的咒罵﹑羞辱。

畢竟﹐人家出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都寬宏大量。至少﹐沒有龍的傳人的胸襟那樣狹小﹐那樣經不起別人的辱罵。想到這裡﹐便記起了柏楊先生的一句說話：「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

在報紙裡﹐彭定康寫道﹕「中國依然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不過﹐她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她的經濟實力確實有著很大的政治效應。到了現在﹐假如沒有中國參預﹐我們差不多不能解決任何一個國際問題。」(China is not a superpower. ...Yet China has become a hugely significant world player. Its economic might has political consequence. There is hardly a world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unless China is invloved.)

他又寫道﹕「我有點困難去理解為何會有人視中國的崛起為威脅。中國的成功對世界都有好處。」(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some people regard the rise of China as a threat. China's success is good for the world.)

我也想起了張愛玲的那句名言﹕「因為懂得﹐所以憐憫。」對於中國人﹐這個前香港總督實在了解得太清楚。

讀著這個牛津大學校長的文字﹐我這個中國人的確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點改觀。這個修讀歷史的人提醒我﹐在過去的二十個世紀裡面﹐有十八個世紀﹐中國都是世界上面經濟最強大的國家。我們的確沒有理由害怕這個遠東國家重新崛起。更何況﹐正如肥彭所言﹕「在這一個世紀﹐中國難免要與美國競爭。...但我深信﹐自由不會在這和平競技下輸掉。」(The century ahead will inevitably see a hegemonic struggl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 do not myself believe that freedom will lose in that peaceful encounter.)

難怪陶傑老是說﹐肥彭是一位語文大師，他的英語除了見血封喉，還會迷香撲鼻，在對手面前伸開五指晃一下，一陣幽氛令對手以為如入女兒國，瞬即全身酥麻，迷糊失覺，醒了發覺全身光脫脫，已被肥彭扒光了衣服，還摸掉了荷包，裏頭除了現金，還包括閣下的身份證和信用卡。

那天﹐香港華文報紙的網站都沒有刊登彭定康那篇文章的內容。是有點汗顏﹐不敢向中國同胞報告這一個天大的喜訊﹖

請好好記住﹕既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早陣子﹐知道陶傑在其專欄裡﹐連續幾天談及JEFFREY ARCHER﹐便趁剛讀畢《圍城》的空檔﹐從書架裡拿來《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算做響應一下香港才子的呼籲。

這位前英國保守黨副主席的長篇小說﹐除了那兩本較近期的《SONS OF FORTUNE》和《FALSE IMPRESSION》外﹐我是應該全部有齊。不過﹐在愛爾蘭的住所﹐就祇得這本以暗殺美國總統為材的作品。和那本短篇小說集《A TWIST IN THE TALE》。至於﹐在往多倫多途中買下的那部全新作品《THE PRISONER OF BIRTH》﹐看罷後﹐給了妹妹由她帶返倫敦的家。

這是JEFFREY ARCHER的第二部小說。對﹐是第二部。寫在《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之後。

假如你也響應了陶傑的召喚﹐開始翻翻這個英國作家的作品﹐也許﹐你會以為﹐我是寫錯了。因為在《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裡﹐那一個總統可就是《KANE & ABEL》裡ABEL的女兒啊﹗怎麼可能這會寫在那部成名作之前﹖更應該要是《THE PRODIGAL DAUGHTER》以後的事情。在《THE PRODIGAL DAUGHTER》裡﹐ABEL的女兒成為了美國第一位女總統。

我當然沒有寫錯。

因為在《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裡﹐那個給暗殺的總統﹐本來姓「甘乃迪」。現在﹐大家能夠在書店裡找到的都是新版。那就是女總統的那個版本。是JEFFREY ARCHER成名後﹐為了遷就自己的作品而改動的版本。

就像金庸後來改動他的那些偉大小說一樣。

難怪那幾天﹐陶傑不斷比較金庸和JEFFREY ARCHER。因為他們都各自創造了他們的完美小說世界。

要找那個舊版本來讀﹐唯有到舊書店尋寶了。

當然﹐這件事情﹐在香港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首先﹐香港人根本不熟悉這個暢銷小說作家。很奇怪﹐縱然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大家都對英文小說有點抗拒。便是接受得了讀英文小說﹐大家讀的又都是美國作家的作品。在香港人的腦袋裡﹐他們認得的英國作家﹐就只有CHARLES DICKENS、JANE AUSTEN、GEORGE ORWELL等。都是在中學時候﹐從強制英文科讀物裡認識的。

況且﹐在香港﹐有什麼舊書店﹖在一個沒有讀書傳統的地方﹐怎可能有一間值得不時閒逛的舊書店﹖

所以﹐在愛爾蘭的日子﹐我就喜歡到那些舊書店尋寶。也所以﹐我在愛爾蘭住所的那本《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裡面的那個總統當然是姓「甘乃迪」的。

早前﹐到劍橋作客。朋友選了間意大利餐廳一起午膳。

可能大家都在歐洲生活了超過兩年﹐(四個人裡面﹐我倒是在歐洲生活了最短時候的一個)，加上朋友的男朋友是英國人﹐我們都入鄉隨俗地自己點自己的菜。也開了一支紅酒。還記得﹐三年前﹐跟幾個老友到意大利旅行。在餐廳裡﹐望著鄰座的那對男女﹐竟然都各自點了同樣款式的薄餅﹐我們都暗笑了起來。想不到三年後﹐我也習慣了在非中菜的餐館﹐做著這件曾以為是很傻的事。

朋友問﹕「這次到英國來﹐沒有什麼音樂劇要看嗎﹖」她倒很清楚﹐除了葛迪臣公園﹐倫敦西區的劇院﹐是英國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笑著道﹕「本來﹐我是為了慶祝春天來臨才渡海過來。」

那其實不是虛話。

早幾個月前﹐買了到倫敦的機票後﹐我便立即提議到劍橋郊外旅行野餐。那時候﹐我以為﹐四月中的天氣﹐應該會有點暖意。於是﹐有點急不及待。我記得﹐去年初夏﹐我們便乘著微風﹐一起撐著船﹐走到如茵的草地上﹐一邊喝酒﹐一邊弄三明治﹐一邊聊天。是一個甚為寫意的懶洋洋下午。

到英國首都去的前一個星期﹐氣溫的確爬升了不少。在下午的時候﹐可以高達十七﹑八度。滿以為如意算盤打得響之際﹐突然一個冷鋒從北極圈吹來﹐一切又變回冬天一樣。戶外活動當然並不適宜。所以﹐朋友才選上一間餐廳﹐一起吃中飯把酒談天。

既然安排了到劍橋去﹐當然沒有打算看什麼音樂劇。或其他舞台劇。

況且﹐最想看的﹐就依然未能買到一張週末晚上的票子。已經是不理會價錢這一個關卡﹕便是願意付八十英鎊﹐也未能找到一張。都已經售罄。這情況其實不難想像。要知道﹐在還未囊括所有英國音樂劇獎項前﹐《HAIRSPRAY》是已經常常全院滿座。那時候﹐大家都說﹐那是近來西區最出色的一部製作。縱然那是一部重新製作的音樂劇。

另外﹐王爾德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和阿嘉莎克莉詩蒂的《THE MOUSETRAP》﹐都重新登陸西區劇院﹐一樣難找票子。預訂也難。

說沒有什麼音樂劇要看嗎﹖其實不盡然。而且﹐也有這兩套舞台劇。無疑﹐我是在都柏林看過一次《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也看過了早前尊特華拿達主演的《HAIRSPRAY》電影版本。不過﹐有些劇是百看不厭的。更何況﹐這是另一個製作﹐另一個版本。

談到重看﹐我倒是還很想再看《AVENUE Q》和《LES MISÉRABLES》。都是我最喜歡的那兩套音樂劇。尤其《AVENUE Q》。每次在住所裡播上那現場原聲大碟﹐我都禁不住大笑一番。

當然﹐讀了《經濟學人》的介紹後﹐我也期待著《GONE WITH THE WIND》這部全新音樂劇。是《LES MISÉRABLES》的導演的最新製作。

每逢想到這些音樂劇和舞台劇﹐我便有點渴望搬到倫敦去。畢竟﹐能夠在英國首都生活是幸福的。

我不過是一個孤陋寡聞的典型香港男生。很多生活上的許多事情﹐只知道果﹐不知道因。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

至少﹐我知道﹐我們都這樣無知﹐皆因學校裡從來沒有人重視過我們的歷史教育。我們的文化裡﹐亦沒有尊重過去的傳統。他們說﹕「創新﹐就是要把歷史的一切拉倒。羞辱的﹐固然不能殘留在任何一代的腦袋裡﹐便是光榮的﹐也要一併棄掉。」不過﹐很奇怪﹐人家老是說﹐我們香港人沒有一點創意。

我也知道這一個典故。

我們香港人﹐都秉承著廣東人的傳統﹐閒來都喜歡到茶樓品茗﹐吃點心。我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到了海外去。「蝦餃」﹑「燒賣」都已經成為了英文和法文裡面的名詞。假如你還用著「SHRIMP DUMPLING」等這樣的字眼﹐你是很趕不上世界的潮流。你是跟世界脫了節。

我們叫到茶樓品茗吃點心做「飲茶」。因為才坐下來﹐侍應首先問的就是「飲什麼茶」。當你還未決定要吃什麼點心﹐他們已經給你送上一壺滾熱的茶。

當茶壺裡面再沒有茶的時候﹐我們習慣擱起茶壺的蓋子示意。侍應見狀﹐便會立即添加熱水﹐好讓我們能夠繼續一邊吃點心﹐一邊品茗。畢竟﹐飲茶飲茶﹐茶水當然不能間斷。

記得吳昊先生講過﹐原來從前我們都沒有這樣的習慣。至少﹐在清朝以前。把茶壺蓋子擱起﹐示意添加熱水﹐都是近代的事情。

都是起源於一班公子哥兒的惡作劇。

那時候﹐那些仗著家勢的男生都很喜歡撚雀。閒來無事幹﹐便拿著心愛的鳥兒上茶樓去﹐互相比拼一番。

一天﹐為了整蠱一個欺人甚甚的公子﹐其他哥兒便趁那位公子上洗手間的時候﹐把他的鳥兒藏在一個空著的茶壺裡。可是﹐茶博士不知所以曉得是添加熱水的時候﹐便立即拿起那個蓋子﹐把滾熱辣的沸水倒進那個茶壺裡。於是﹐便活生生燙死了那隻可憐的鳥兒。(對﹗那時候﹐茶樓裡都有一個專管茶水的人﹐叫「茶博士」。他們不是普通侍應。都有一項特異功能﹐曉得什麼時候替客人的茶壺添水。當侍應都能夠管起茶水﹐這項特異性也就失傳了。)

那位經常欺人太甚的公子知道自己的鳥兒給燙死後﹐竟然不問何解牠會躲在茶壺裡﹐一口咬定是茶博士的過失﹐要求茶樓賠償。茶樓當然不肯退讓﹐拒絕了公子的要求。公子便持著自己財雄勢大﹐打壓起這一間不肯就範的茶樓。

在那個年代﹐中國人還有點良知。其他茶樓看到這個情形﹐便群起杯葛那一位公子﹐不容許他踏入任何一間茶樓半步。

公子哥兒本來就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不能夠上茶樓去﹐他們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於是﹐最後﹐那位公子熬不過去﹐同意不追究。同時候﹐茶樓都立下了一個規矩﹕「任何客人要茶博士添加沸水﹐都要自行擱起茶壺的蓋子﹐好讓茶博士檢查裡面有沒有藏著鳥兒。」

我是上月在巴黎的時候﹐想起了這段典故。

那天﹐我們到了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老店LAUDRÉE吃下午茶。不遠處﹐正坐著四個香港人﹐談論著LOUIS VÜITTON。就見他們都忽然一起打開了茶壺蓋。侍應當然覺得古怪﹐只是一來因為不明所以﹐二來也不好打搞客人吃茶的雅興﹐完全沒有加以理會。其中一個中年女人等候得不耐煩﹐便揚手示意。我聽到她用英語跟那位侍應說﹐「請替我們添加沸水。」

我忍著笑﹐望著那個侍應奇怪不屑的表情﹐除了搖頭嘆息外﹐我想不到什麼。

[按﹕公司旅行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三日(香港時間)再續。]

早前﹐跟老友傾電話。談到了去年在意大利湖區避暑的事。我跟她說﹕「難怪意大利男人如此吸引。我倒是在比拉知奧(BELLAGIO)﹐理了一個三十年來最滿意的髮。」比拉知奧﹐是科木湖上的一個小鎮。英國詩人雪萊講過﹐科木湖是歐洲最美麗的一個湖﹐而比拉知奧則是湖裡面的珍珠。

最近﹐我也終於在愛爾蘭理了一個最滿意的髮。

其實﹐去年年尾的時候﹐我是在都柏林找到了一間合意的理髮店。那是一間連鎖店式經營的店。就是PETER MARK。這兒「合意」的意思﹐指我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況且﹐原來收費已經比我在香港幫襯的那個髮型師便宜。

我是選好了店子。因為住所附近有一間。不過﹐我可還未有選上一個固定的髮型師。因為我還未有遇上一個滿意的。我以為﹐沒有不滿意的地方﹐並不代表滿意。

直至這一次。

這次﹐她們派了一個女的給我。

按照慣例﹐開始前﹐髮型師都會跟我在接待處的沙發上﹐了解一下我的要求﹐或者談談髮型的問題。我跟這位女生道﹕「我的要求其實很簡單。給我剪短便成。夏天將近﹐我不介意清爽一點。至於其他﹐你給我主意好了。」其實﹐每一次﹐我都是這樣跟髮型師說。在香港的時候﹐是這樣﹔之前幾次在都柏林的理髮店﹐是這樣﹔在比拉知奧那次﹐也都是一樣。我以為﹐如果我能夠詳盡地解釋一次我的要求﹐我自己本身應該是一個髮型師。

可能﹐這一次是一個漂亮的女生﹐理髮的時候﹐我竟然沒有閉上眼睛。要知道﹐因為除掉了眼鏡﹐所以我喜歡別人跟我理髮時﹐便獨自沉醉在夢鄉裡面。有時候﹐我甚至一邊發夢﹐一邊留口水。煞有點尷尬。

我望著她﹐很細心地把那烏黑的頭髮弄成一小撮﹐然後逐寸逐寸地剪短﹔她也望著我在鏡中的倒影﹐很認真地量度我的臉型﹐心裡快速地盤算著該如何處理我這頭三千煩惱絲。我喜歡看著她那一絲不苟的神情﹐我也喜歡看著她的手指輕快地在我的頭髮海裡遊走。我想起了比拉知奧﹐我想起了那間細小的理髮店。

「滿意這個髮型嗎﹖」她一邊幫我塗上髮泥﹐一邊笑著問。

「那麼﹐你喜歡嗎﹖」我是這樣答非所問地回答。

「我喜不喜歡﹐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還是要你自己喜歡罷。」

「不﹗那至少讓我知道﹐除我之外﹐世上還有一個人喜歡我這個新髮型。就只有自己喜歡自己﹐不是太悲哀了麼﹖況且﹐假如你喜歡﹐我有什麼理由不喜歡﹖」我故意頓了一頓﹐道﹕「因為你是我的髮型師。」

我望著這個愛爾蘭女生。她笑得有點甜。

甘泉航空宣佈破產當天﹐老友第一時間便從香港發了個電郵予我。

我記得﹐我是這樣回覆﹕「這是大家早料得到的結局罷﹖」

這間香港廉價航空公司啟航當天﹐我在這裡寫道﹕「實在想不透他們的BUSINESS MODEL。RYANAIR能夠成功﹐因為他們把飛機看待成巴士一樣。才剛降落﹐便又立即載同另外一批乘客到另一個地方。一架飛機一天可以飛七﹑八轉。也因為他們飛的都是歐洲短途航線﹐於是他們可以把飛機停留機場的時間縮短至半個小時以內﹐節省了不少開支，大大減低了成本。因此﹐可以提供低過一塊歐羅的飛行，深受歐洲人的歡迎。這一間愛爾蘭公司﹐現在已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不過﹐OASIS提供的可是LONG HAUL FLIGHT。而且還有免費餐飲﹑椅背電視和枕頭被鋪。跟RYANAIR倒是大大的不同。真的不明白他們如何控制成本。況且﹐在環境保護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候﹐我怕BUDGET AIRLINE再不是一門容易賺錢的生意。」

那是零六年十一月的事情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未能想得通甘泉航空的運作模式。

那天﹐我曾嘗試學學孔少林和方卓如﹐在這個專欄裡談談一些報紙經濟版的故事。當看淡甘泉的生意前景的同時﹐我卻對另一個新型航空公司的運作模式﹐多少抱點希望。

那就是那幾間看准了近幾年來跨越大西洋商務客位的大幅需求﹐而紛紛成立的航空公司﹕EOS，MAXJET﹐SILVERJET和L'AVION。

二零零五年十月﹐EOS開始營業。老闆是前英國航空公司行政人員DAVID SPURLOCK。他在短時間內便籌集了近212M美金﹐讓他發展這個有點創新的航空公司運作模式。

根據廣告﹐EOS的飛機都是波音757型號﹐每架本來可以容納二百二十個乘客﹐不過﹐這間航空公司只會接待四十八位。因為他們要每個乘客都有至少21平方尺的空間﹐也有一張六尺六寸長的床。他們提供的﹐只有頭等服務。

其餘的MAXJET﹐SILVERJET和L'AVION也是打著類似的旗號。他們都以為﹐富貴客人永遠都有一個市場。

可是﹐早陣子翻開報紙的經濟版﹐我發現﹐無疑﹐我不是孔少林和方卓如。

原來﹐EOS已經申請破產。原來﹐去年聖誕前﹐MAXJECT亦已經停止服務。據消息說﹐SILVERJET正在尋覓買家﹐股價意從兩英鎊跌至14p﹐而來往巴黎和紐約的L'AVION相信一樣經營困難。

也許﹐在這個年頭﹐並不按傳統辦法去經營航空公司﹐只能註定是一盤賠本的生意。莫忘記﹐年初的時候﹐RYANAIR總裁MICHAEL O'LEARY也發出了公司歷史以來首個盈利警告。

難道有些事情真的只有一個辦法去做﹖

早陣子﹐收到了一封題為「給工程師的十二封信之一」的電郵。看看那個下款﹐我知道﹐寫這封信的﹐是一個香港工程師。聽說﹐他已經準備在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裡﹐挑戰那位仿似不倒的傀儡老人。

那是一封對香港工程界現狀大表不滿的信。副題係「十一年悶局﹐還未夠嗎﹖」。心裡算算﹐原來香港也回歸中國十一年。

讀罷那封電郵﹐我相信﹐便是參加地區直選﹐這位工程師也能夠抓到張票尾﹐獲得一個立法會議席﹔我也相信﹐這位工程師將會在政治界裡有一個更光明的前途。因為他的文筆不差﹐至少通順易讀﹐沒有過多的文字膽固醇﹐亦沒有沾染上了北方紅色中國的文字毛病。更何況﹐這位姓黎的香港工程師﹐曉得一種許多畢生香港在那狹小政治圈裡打滾﹐卻依然不懂得的伎倆﹕在動人的辭藻裡﹐不斷陳倉暗渡地偷換那些虛無縹緲的概念。要知道﹐那是蠱惑人心的必殺技。尤其在一些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染缸裡頭。

陶傑點評過﹕「奧巴馬贏盡民望，因為他會說話。奧巴馬把『轉變』（change）這個字，玩得出神入化，玩得惑眾煽情，令二十五歲以下的選民以為，凡是變，就是好。奧巴馬懂得玩語言，把陳腐的字眼注入新活力。」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尚且可以如此﹐在香港這個極小眾的功能組別選舉裡﹐要讓那些未見過大蛇屙尿的人﹐沉醉在那些煽情魔幻文字裡頭﹐實在易如反掌。只要寫得一手真真正正的中文便成。中文﹐本來就是一種精簡淺易中又有深奧意境的文字。從不嘮嘮叨叨的同時﹐又能帶人投入那無限想像空間裡頭。只是﹐當中國大陸變了顏色後﹐在政府公文裡﹑在媒體裡﹐這種漂亮的文字已經很少有機會能夠以本來面貌見人。所以﹐很諷刺地﹐在現今中國人的社會裡﹐只要文章簡潔不嘮叨﹐大家都會視之為天人。

那封題為「給工程師的十二封信之一」的電郵﹐其文字也算得上是中文。不是那些紅色漢語﹐也不是那些照搬過紙的胡亂英文翻譯。可惜﹐那位黎姓工程師卻在稱謂那位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長時﹐露了底。他在DAVID ORR前面﹐強人所難地加上一個「Ir」的銜頭。那就如當頭棒喝一樣﹐我忽然走出了他的迷宮﹐爬到了更高處﹐俯瞰下來﹐看得到那封電郵內容其實空洞無物﹐邏輯含糊錯亂。跟那位傀儡老人的﹐其實沒有兩樣。只不過﹐他寫的是中文罷了。

「Ir」這個銜頭﹐其實是香港特有。是一群完全沒有自信的香港工程師﹐為了自我麻醉而滋生出來的產物。他們說﹐那是工程師的銜頭﹔他們說﹐當醫生在社交場合裡都會用上「Dr」這個稱謂﹐同樣是專業人士﹑比人高一等的工程師﹐也應該獨有一個銜頭﹐來彰顯自己在社會上的超然地位。

在歐洲也生活了兩年﹐跟許多愛爾蘭﹑英國的工程師都有往來。大家用上的﹐不是「Mr」﹐就是「Ms」的稱謂。每次看到「Ir」這個銜頭﹐我都會汗顏地想起老牌英國演員保羅史高菲的一件逸事。他在《日月精忠》裡飾演亨利八世的忠臣湯瑪士摩爾。六十年代，史高菲去莫斯科登台，演《王子復仇記》，英女皇想給他封爵，他堅決不要，反問：「銜頭叫做先生（Mister），有什麼不妥？我喜歡這個尊貴的名稱。」這是多麼高尚的情操。畢竟﹐出生於一個偉大的國家。

也記得陶傑早前在《黃金冒險號》裡的一篇嬉戲文章。他寫道﹕「中文的許多詞彙，會為使用這種語文的人鼓動許多莫名其妙的亢奮。例如『學士』這個名銜，英文只叫Bachelor，意思可作『討不到老婆的單身漢』，考取一個Bachelor學位，是什麼天大的殊榮？讀到碩士，也不過成為『主人』（Master），『主人』有什麼好威水的？只要付三千六百元月薪給一個菲傭，她就可以每星期一、三、五，都叫你做主人；星期二、四、六，她可以叫你做『爵士』（Sir），然後下一個月，單雙數倒過來叫，只要主人和爵士肯繼續付錢即可。......Bachelor，Master，Doctor，本來叫着好玩──英美的學者，有一點點學術地位，還可以封為Fellow呢──Fellow的意思，That fellow，就是『那傢伙』、『嗰條友』，但中文卻譯為『院士』，莊嚴肅穆，與英語原文舉重若輕的瀟灑不符。」

的確﹐中國人就喜歡逐鹿那些教人亢奮的名銜。他們說﹐那是地位的象徵。也就是社會的尊重。於是﹐那些本來舉重若輕的名銜﹐都成為了重於泰山的戰利品。

在回歸前﹐在設立什麼大紫荊章之前﹐香港的工程師已經懂得自行創製一個自我提高地位的方法。可是﹐在眼紅醫生的同時﹐他們卻不懂得當中關鍵的分別。

跟工程學不一樣﹐醫學不純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哲學，因為醫生在生死搏鬥的前線，醫生要時時面對死亡，優秀的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出幽入冥的哲學家，他對生離死別有一套不凡的見解。我以為﹐醫生的那個「Dr」﹐是出走幽暗冥道的通行證。沒有了這樣的稱謂﹐那些把守著地獄門的牛頭和馬面﹐會抓著經常來往生死兩界的醫生不放﹐要他們跟隨著他們的病人﹐在那無間的地獄裡頭流離浪蕩。

在沒有任何哲學的意境支持下﹐何解硬要自創一個銜頭出來﹖何解要這樣丟人現眼地老是抱著這個小圈子的銜頭不放﹖除非他們都以為﹐香港的地盤每天都有工業意外。所以﹐在此間工作的工程師﹐每天都一樣在生死兩界的邊緣遊走。

其實﹐都怪在中國人的DNA裡頭﹐基於千百年來的饑荒和戰亂﹐從來沒有「事業」的概念，只有「謀生」，找一碗飯吃。一個職位，叫做飯碗，看得非常實在。在這樣的心理狀況之下，大學當然不過是謀生技藝的高級訓練所，醫生也不外乎是謀生賺錢的天梯。工程師亦然。

電郵結尾﹐那位黎姓工程師說﹕「在香港，我們理應可成就更多。」

說穿了﹐大家所謂的專業﹐不過是一個較名貴﹐較堂皇的飯碗罷﹔建設社會﹐也不過是獲得超凡待遇的冠冕。大家早已忘記大學第一課的精髓﹐也就是三年大學課堂裡最重要的一點﹕「CIVIL」是民用的意思。又或者﹐從來根本沒有人把教授劈頭的第一句說話掛過在心裡。畢竟﹐香港依然是一個只曉得用金錢衡量成就的社會。賺得到錢﹐就能賺得到地位﹔賺得到地位﹐也就能賺得到尊重。因為她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一個只懂得尊重金錢的社會。

於是﹐從功能組別選舉獲得立法會議席的﹐關心的都只是如何使到業界賺得更多﹑更多的金錢。其他議題﹐不過是附屬品而已。

[按﹕銀行假期到布魯塞爾旅遊關係﹐此欄暫停四天。故含糊其詞地多寫了些不大中聽的說話。還望見諒。或請多留意見。七日(香港時間)再續。]

在公司﹐跟老友交換電郵。

當知道我會跑到倫敦渡週末時﹐他以為﹐我又有銀行假期。我糾正他說﹕「跟香港不一樣。這兒沒有太多公眾假期。只不過因為找到了廉宜機票﹐便利用週末去轉一個圈。有兩個月沒有到過倫敦了。可是﹐其實也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辦。要到匯豐處理些銀行戶口的事。」

朋友覺得有點詫異。他以為﹐在歐洲﹐沒有銀行會在星期六開門營業。

老實說﹐當聽到英國匯豐那邊的職員說「我們是有些分行會在星期六辦公」時﹐我也以為自己聽錯了。在電話裡﹐那位小姐更說﹕「你在肯辛頓高街的那間分行﹐他們在週末從早上九點﹐工作至晚上五時。」怎能沒有一點意外﹖當香港在鼓吹五天工作天的同時﹐前宗主國那邊原來在推動六天工作天。

「所以﹐不愧倫敦是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老友是這樣回應。

我知道﹐我又要再次糾正他。他的推論在邏輯上有點問題。那不是一個SUFFICIENT的原因。更加不是NECESSARY。我記得﹐我在電郵裡是這樣回答﹕「銀行工作六天﹐不足以讓英國首都登上世界金融中心的寶座。」

他們要工作六天﹐皆因唯有這樣﹐他們才能跟其他世界金融中心(包括香港)看齊。那是將勤補拙。

對於香港匯豐的服務﹐我是經常讚不絕口。跟國泰一樣﹐他們都是香港人的驕傲。

香港匯豐不會因為我在歐洲生活﹐而無事找事做地﹐要求停止我所有信用卡戶口。去年﹐東亞銀行便因為發覺要多付空郵郵費去寄月結單給我﹐說要取消我港大畢業生信用卡戶口。他們說﹐根據發卡條例﹐只有在香港生活的人才能擁有他們的信用卡。經過一輪討論後﹐東亞銀行最後要跟我道歉。不過﹐從此﹐我取消了所有這張卡的自動轉帳。在沒有任何交易下﹐他們依然要空郵月結單給我。算是對他們的懲罰罷。

香港匯豐更會因為我在歐洲生活﹐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讓我可以在海外二十四小時處理自己的銀行戶口﹐所有長途電話費用全部由匯豐負責﹐我不用繳付一分一文。

當香港匯豐知道我兩個月依然未收到任何英國戶口方面的消息時﹐他們實在很積極替我跟進。他們會連續幾天跟我報告進展。

也因為未能登記到使用英國那邊的電話理財服務﹐每次要求香港匯豐把我接駁到在倫敦的辦公室時﹐他們毫不猶疑地很樂意替我辦妥。

只是﹐想不到﹐英國匯豐跟香港匯豐完全是兩回事。

當開了戶口三個月也未收到提款卡密碼﹔當開了戶口三個月也未收到信用卡的同時﹐卻收到他們的通知﹐表示因為我近十二個月內沒有使用一次那張信用卡﹐所有他們要取消我那個戶口﹐英國匯豐的職員跟我提議﹕「要解決這些問題﹐唯一辦法是要你親身來英國一次。」

是香港的服務太過好﹖還是英國的服務屬正常﹖

(按﹕匯豐在愛爾蘭共和國是沒有分行。雖然他們老是說自己是WORLD'S LOCAL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