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瑯(JEROME GROOPMAN)是一個醫生。行醫經已三十載。在美國醫學界﹐是一個權威人物﹐無人不曉。現在是哈佛醫學院的教授。

只是﹐三十五年前﹐一件初出道時發生的事情﹐他至今依然未能遺忘。

那時候﹐他在麻省的一間醫院駐診。差不多每天上班﹐都看到一個中年女人輪街症。謝瑯知道﹐這個女人﹐就是大家經常掛在口邊﹐有講不完病痛的婦人。他們說﹐假如那些病痛不是心裡作用﹐便都是一些極普通的事情。世界上﹐總有些人很喜歡看醫生。

有天﹐終於輪到謝瑯「迎接」這個女人。中年婦人說﹐胸口對上有點痛。照謝瑯理解﹐這倒是一個新的病痛。她從未跟以前的醫生提及過。謝瑯快速地做了些檢查後﹐便斷定她是消化不良。開了張普通的藥方﹐就打送這位醫院門診部常客離開。婦人似乎對這個診斷有點不滿。

謝瑯回憶道﹐望著她走出門口﹐聽到她那像用指甲劃黑板的聲音﹐我的確開始討厭她。

幾個禮拜後﹐謝瑯給急召到急診室去。原來﹐那個中年婦人的一條大動脈有點撕裂。那是一條輸送血液從心臟到身體各部份的的大動脈。經搶救後﹐病人還是返魂無術。

從此﹐謝瑯就背著這一次誤診﹐繼續走下他在醫學界的旅程。縱然大家都說﹐便是他一早發現那個撕裂﹐婦人都未必能夠捱得過接下來的手術﹐但是﹐謝瑯明白﹐假如在門診的時候﹐他能夠多花點精神到這個有講不完病痛的婦人身上﹐她至少有一丁點機會給救活過來。所以﹐三十五年來﹐他都未敢忘記這件事情。他都未能原諒自己。

他總希望替自己贖罪。總希望世界上面﹐再沒有誤診。於是﹐當上了哈佛醫學院的教授後﹐他一直在這方面做研究。他希望從醫生的心裡方面著手。

經過了三十五年來的行醫生活﹐謝瑯了解醫生斷症時候的心路歷程。為了求證自己這個想法﹐他從達拉斯到北面的加拿大﹐走訪了幾百個醫生。他發現﹐醫生是太早下判斷。據他的調查﹐當病人講自己的故事講到第十八秒﹐醫生便會從聆聽的角色介入。很多時候﹐這也表示醫生已經診斷完畢。

謝瑯清楚知道﹐斷症的時候﹐走捷徑是必須的。因為醫生有很大的時間壓力。同時候﹐在太少資料﹐太多未知數的情形下﹐醫生實在不能不走捷徑。很多時候﹐走捷徑的方法﹐就是相信最早遞上來的資料。二十年前﹐在希伯萊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簡文(DANIEL KHANEMAN)就分析過這個現象。大市前路茫茫的時候﹐我們都相信最先遇上的﹐就是我們的救生圈﹑就是我們的明燈。在醫生這個情形﹐那可以是病人以前醫生的幾句說話﹐或者一些檢查的結果。又或者﹐甚至是醫生的主觀願望。

謝瑯同意簡文的研究﹐所以﹐他以為﹐要減少誤診﹐關鍵還在病人身上。他建議﹐看醫生的時候﹐病人要多問醫生一些問題﹐讓醫生可以在另一個角度去想清楚他的診斷﹐讓醫生有機會走出誤診的陷阱。這就是謝瑯提議的三個問題﹕

一) 還可能是什麼﹖

二) 有什麼不符合推斷的地方﹖

三) 會不會是多過一個病症﹖

在書店裡，翻閱著謝瑯醫生這本書﹐我覺得蠻有意思。也想起了早前一個老友的說話。他也是一個醫生。他說﹐近來讀的﹐都是醫學課程的書﹐時間都給功課和考試佔去了。再沒有什麼閑情和時間﹐去翻翻另外一些有趣的書。或者﹐這一本﹐是其中的一個平衡罷。

書名叫HOW DOCTORS TH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