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柏林﹐有時候﹐在酒館裡新認識了一些人，當知道我不是從日本來﹐他們都會有點好奇地﹐問問我九七後香港有什麼不同。每次﹐我都會「很政治正確地」跟他們說﹐實在沒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他們把香港叫做特別行政區。不過﹐有意無意間﹐我都會在最後加上一句﹕共產黨隱藏的魔爪還不是輕易可見。

我想﹐我說的倒是實話。表面上﹐回歸後﹐香港依然一切如舊。隨意在街上找一個香港人﹐一時間﹐除了帶頭大哥懂得講廣東話外﹐他也不能告訴你回歸後﹐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有什麼變化。似乎﹐的確是馬照跑﹐舞照跳。

只是﹐真的一點變化也沒有嗎﹖

面對這個問題﹐一個DECENT一點的香港人﹐總覺得有些不妥罷﹖只是﹐除了那幾年建華之亂﹐香港市面還不是一樣太平安定﹖解放軍未有到處橫行﹐報章雜誌未有變成簡體字﹐皇后大道東依然是皇后大道東。

究竟為什麼說香港回歸後沒有變化﹐我們會覺得有點不妥呢﹖

因為變化都在城市的內裡。

早前﹐跟一個愛爾蘭的朋友RAY通過一個電郵。他跟我談到他在香港的經歷。我失望地有點驚訝。

年初﹐RAY向公司請辭。因為他要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環遊世界。他首先到了印度。然後轉飛星加坡。再越過馬六甲海峽﹐去到香港。

跟許多西方人一樣﹐他覺得香港是一座動力澎灞的城市。任何時候﹐到處都是人。仿彿大家都不用休息。是一個沒有夜晚的地方。在酒樓的櫥窗﹐看到那些油雞和叉燒﹐他和他的女朋友都很想一試。便是望著﹐他們都已覺得很美味。不過﹐失望地﹐在香港的短短三天裡﹐他們還是未能一試﹐也未試過什麼地道的菜式。因為他們發現﹐餐廳酒樓裡面的侍應﹐都不能講英文。餐牌裡面亦沒有英文翻譯。

在那個電郵裡﹐他說﹐聽過你的介紹﹐我的確很期待到香港去。在星加坡的大排當吃過海南雞飯後﹐我更期待那些香港的油雞和叉燒。我後悔﹐未有收好你寫給我的那幾個中文字。

那天﹐跟他送行。在酒館裡﹐RAY著我教他寫幾個中文字﹐方便他去香港。我記得﹐其中一個是「雞」。我在杯墊上面寫了給他。他嘗試臨摹﹐當然都不像樣。我笑著安慰他道﹐你去的是香港﹐不是中國大陸。香港人都懂得英文。你根本不用臨急學寫中文。

顯然﹐我是錯了。

早陣子﹐《倫敦時報》經濟版探討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文章有這樣的一段文字。其大意如下﹕

在PEKING政府庇護下﹐香港人越來越不以為英文是一個重要的語言。證據顯示﹐九七年後﹐香港人的英語實在越來越差。那兒的年輕人跟西方溝通開始有點困難。店鋪裡面的售貨員﹐他們都只願意花錢﹑花時間上普通話的課。因為近年來﹐從中國來的旅客﹐已經成為香港旅遊業的重要客源。這個趨勢也開始蔓延到金融業上面。在大量中國公司到這個特別行政區上市下﹐去年﹐香港交易所已經爬過倫敦的頭。無可置疑﹐要跟無數的中國人做生意﹐香港人必定要學好普通話。英文的地位當然就要退下。不過﹐假如中國共產黨真的放心把國家的金融事務﹐全交妥給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不暗中扶起上海﹐讓她有朝取代香港﹐便是以後香港人都不懂得講和寫英文﹐這也應無損她那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愧是世界裡面一份出色的報紙。一失中的﹑有條不紊地點出了當今香港的要害。也知道你們不大接受苦口的良藥﹐於是﹐便很婉轉地在那苦藥上面添加了一點點的糖衣﹐好讓你入口。畢竟﹐香港曾經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倫敦時報》也不希望香港以後在世界地圖裡消失。只是﹐在中國仿似無條件的護蔭下﹐有幾多香港人能夠曉得一份英國報紙裡面講的大道理。

縱然﹐那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我們總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裡面罷﹖

也許﹐有人覺得我錯誤理解了《倫敦時報》那篇文章﹐這並不奇怪﹐畢竟我是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