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錯了。

早前﹐讀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大聲疾呼﹐希望有人把這個悲慘的歷史事實﹐拍成電影﹐以作紀念。因為今年十二月十三日﹐便是南京淪陷的七十週年。

最近﹐翻閱《倫敦時報》。我方知道﹐我是一個後知後覺的人。

報紙說﹐從荷李活到香港﹐便最少有六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電影在拍攝。

在那塊土地變了顏色之後﹐我以為﹐唯有香港人方能為自己的民族做一點事。讀著這個報導﹐我的想法又再一次得到肯定。無論﹐政府如何要我們委屈地﹐跟中國內地的城市看齊﹐如何要我們自貶身價﹐去跟中國內地的城市加強聯繫﹐在民間﹐香港依然是中國的龍頭大阿哥。

鴉片戰爭後﹐那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是我們領導著中國邁向世界﹐是我們帶領著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都應該是中國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主動跟我們靠攏﹐而不是我們低賤地向他們拋媚眼。我們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所有反方向的行為﹐都是退步的徵兆。

只是﹐有一些媚共的人﹐竟然借了回歸之名﹐脅持著中國大陸光靠平價市場冒起的氣勢﹐硬要把香港從龍頭大哥的位置上拉下來﹐好讓北京名正言順地當他的中國首都。他們老是說﹐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中華兒女洗掉歷史遺留下來的羞辱的大日子。他們把自己無限放大地﹐擺到了民族尊嚴的道德高地上面﹐利用一個祖籍上海的人﹐高壓逼使香港自動退位讓愚。

情形竟然跟《天龍八部》裡面的竹子林叛變﹐有點相像。九七年前﹐我們是喬峰。九七年後﹐我們叫蕭峰。

沒有鴉片戰爭﹐香港如今可能還跟海豐一樣﹐是個無名的漁港。在世界地圖上面﹐也沒有什麼HONG KONG。假如碰巧有一點的經緯跟香港一樣﹐你會發現那地方叫做XIANG GANG。沒有人清楚那是什麼。只知道那是中國大陸南面一個荒蠻之地。

這就是我們香港人跟中國大陸人要有分別的根本。

鴉片戰爭不是恥辱。那是我們光榮的開端。沒有那場中國輸得慘不忍睹的戰爭﹐就沒有香港的冒起。就沒有這個亞洲的國際城市。讀著那段中國近代史﹐我們香港人都應該有自己的一套觀點。中國大陸的一套﹐根本就不適合我們。我們怎能硬要自己接受「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恥辱」這一個說法﹖假如我們承認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我們就應該恥於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就應該恥於叫自己做一個國際大都會。

其實﹐只要看看中國人現在的那些嘴臉﹐你就知道﹐他們的那一套觀點﹐是有很多破綻。明明打敗了仗﹐卻收回了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雞。在那個金錢萬能的暴發世界裡面﹐這又怎能是中華兒女的羞辱﹖他們還在抱怨祖先為何不多打敗幾場仗﹐多割讓些土地﹐為後世多留點庇蔭呢。

從來﹐揚著紅旗的游擊隊﹐就只知道如何搶奪別人艱苦經營的成果。他們就是不知道如何從零開始建立。因為他們只認得錢。

我們是給人陷害了。正如喬峰給人搶走了丐幫幫主的位置一樣。

今年七月的第一天﹐是竹子林叛變的十周年紀念。也就是我們開始接受別人叫我們做蕭峰的第一個十年。

我不希望我們是蕭峰。因為蕭峰的出路就只有死路一條。那是外面世界製造出來的悲劇﹐也是他自己為自己製造出來的悲劇。而且﹐在小說裡面﹐蕭峰的確比喬峰失去了點顏色。

只是﹐望望這十年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又怎能否認﹐自己不是那個回歸母親﹐改回姓氏的天下第一大幫幫主﹖

喬峰是我最喜愛的金庸小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