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明報》網上版讀了篇關於中國大陸裏面一個調查的報導。記者說，「從炒股炒樓到炒茶炒蒜，內地近年掀起各式各樣『炒風』，不少年輕人加入『炒錢族』行列。一份最新的調查更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認為腳踏實地工作不如投機更易致富。」

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罷。一個不善生產，只活在一個又一個泡沫裏的民族，有什麼前途可言？

很喜歡那部暢銷全球的瑞典偵探小說《一個有飛龍紋身的女孩》裏面的一段文字。一段批評股票市場的文字。小說作者生前是經濟版記者，對經濟有其一定認識。

那是主角反擊控告他誹謗的人成功之後﹐接受傳媒訪問的一段對話。電視節目主持剛問他為何以為「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對瑞典經濟打擊甚大」之說無稽。

小說作者寫道：

你該要分清楚兩樣東西﹕瑞典經濟跟瑞典股市市場。瑞典經濟是指所有每天在這個國家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總和。例如Ericsson電話﹑Volvo汽車﹑Kiruna和Skövde的運輸。這些就是瑞典經濟。今天瑞典的經濟﹐跟一個星期前的﹐同樣強勁﹐或者同樣的差。

瑞典股市市場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裡面沒有經濟﹐因為沒有貨物和服務的生產。一切只不過是一些人想像一﹑兩個小時後﹐市場上面那些公司的市值如何的遊戲。根本跟現實和瑞典經濟無關。所以﹐股市大跌不會影響國家經濟。

斯得歌爾摩股市大跌﹐那只表示一班投機者會把資金從瑞典公司轉至德國公司而已。所以﹐記者應該找出這些人﹐然後標籤他們為叛徒。就是這一班人為了顧及他們那些客人的利益﹐妄顧給瑞典經濟帶來的傷害。

我讀的是英文版。以上當然是我按著那英文譯本的中文翻譯。

當全國人民都花上本來實際工作的時間來投機，這一個國家還可以生產什麼貨物、出產什麼服務？這一個國家有什麼經濟可言？所以，當一個國家越來越多人跑去全職炒樓炒股票，這個國家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越來越多中國人相信「找工作難不如去炒股」、「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少壯不炒股，老大徒傷悲」這些智慧，都是因為二十一年前國家暴力地否決了來一場政治改革。天安門大屠殺後，政府為了疏導民怨，大力推行「讓一些人先富起來」政策，希望當許多人都有了舒適生活後，大家便不會記得起政治上的不滿；也希望大家把精力都花在追逐金錢上面，忘掉去尋求政治上的那個烏托邦。

明顯地，這個政策是成功的。說是成功，因為政府的目的達到了。

經常記得龍應臺記錄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面的一件事情：

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龍應臺是這樣評道：「中國的『進步』，在她（那個上海女性）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於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炒錢族」就是這一個政策底下的產物。在現代中國人眼睛裏頭，就只認得錢。由於先富起來的那些中國人基本上都不是通過勤勞工作而來，其他民眾看在眼裏，當然有樣學樣。基於政策的真正目的——叫中國人都親近金錢遠離政治，便是知道不妥，政府也唯有硬著頭皮，不能做上一些事情來改變這一種風氣。也於是，投機風氣越來越盛。盛到一個地步，大家除了錢，已經認不到其他東西，像道德。在那些先富起來的城鎮裏住上了許多跑來賣肉的農村女孩，工業意外（煤礦、機動遊戲等）、假食物不斷發生，都是人民只追逐金錢的結果。

報紙記者訪問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叫周孝正。他說：「幹活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幹活，年輕人看到的就是這麼個社會，能不浮躁麼？以珠三角為例，最低工資調高後仍僅每月1100元人民幣。貧富差距大，社會分配不公，要平息浮躁炒風，恐怕要資產泡沫破掉，工人繼續罷工（討加薪），經濟崩盤重新洗牌，甚至改朝換代。」

也許，當年中國人并未能夠叫野蠻的政府推行政治改革；也許，那場屠殺的確讓那個野蠻政府能夠繼續執政下去；只是，正如《誰，不是「天安門母親」》裏所言，六四，是中國這個巨人身上一個淌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行程，不會真的遠大。

讀著那一個調查結果，望著一個一個中國人放棄生產，跑去成為「炒錢族」，我想，究竟會是共產黨垮臺先？還是平反六四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