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讀工程出身。可是，三年大學本科課程裏，教我最難忘的，卻是一課通識。

是回歸中國大陸後首年。那時候，香港大學還未要求所有本科生都要選修通識。不過，學校倒設有許多通識課讓有興趣的學生自行報名修讀。那些通識課都不設考試，也沒有功課；選修了那些，也不會登在成績表裏。

工程科的功課當然壓得人透不過氣。幾乎沒有一個星期是不用交功課。不是只交一份，是兩、三份。所以，許多同學都抽不到時間上通識。那是可以理解的事情。都說香港人是聰明的動物。跟畢業無關的事情，何苦要理會？因為上這些通識，害得自己沒有時間做那些功課，是沒有人可憐的。

從來，我都是一個愚笨的人。所以，我從來都是一個失敗的香港人。假如做一個香港人要考試，我必定拿不到一個合格的成績。

是學期初，我如常找來一張通識課的章程來看。我給一個講師的名字吸引了。

是黃文放。

那時候，我還有讀《明報》的習慣。每天副刊裏，有兩篇文章我是必讀。陶傑的《黃金冒險號》當然是其一。另一個，就是黃文放的那個專欄。專欄叫什麼？實在記不起了。老實說，印象中，那不是一個天天刊登的專欄。都記得不清楚了。

回歸前後那幾年，我對香港還有點信心。我不相信，香港會因為回歸中國大陸而慢慢步向死亡。這些信心，就是黃文放給我的。他是新華社的人。那時候，中聯辦還叫做新華社。

看到每個星期五五點半，黃文放都會來開一課通識，我當然立即報名。（幾年後，也因為陶傑這個名字，我報讀了中文大學的一個碩士課程。）

那天，黃文放談到香港特首。他不是在說董建華。他只是很概括地談談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香港特首。

他說：「一國兩制，當然存有許多矛盾的地方。畢竟，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只是，一個成功的香港特首，應該在香港的利益跟中國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永遠站在香港人這一邊。因為他是香港的特首。」

離開象牙塔已經超過十年，許多課堂裏的知識早忘得一乾二凈，依然不時記得的，還是黃文放這句說話。可惜，對於很多人而言，黃文放這個名字早已淹沒在茫茫人煙裏面，當然，也包括他生前講過的說話，寫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