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把酒聊天﹐我喜歡到酒館去。對﹗是酒館﹐不是酒吧。明白兩者分別的﹐當然明白我的意思﹔假如不明白﹐就裝作是英﹑美文化的分別罷。拜《泰晤士報》所賜﹐無疑﹐我這一個假洋鬼子鐘情的還是英國人的那一套。

於是﹐上月回港渡假的時候﹐我會跟老友跑到那些可以讓人舒舒服服地聊天的酒館去。畢竟﹐也有一段時候沒有見面﹐我們都不希望給一些不相干的人打擾了我們的短聚。酒吧裡﹐總是有些銷酒的人完全不顧及客人地穿梭往來﹐鄰座猜拳的聲音也震耳欲聾﹐不懂得唱歌的則借嘴狀著膽子跑到檯上拿起米高峰﹐放肆地虐待檯下的每一雙耳朵。

跟老友相聚﹐說話內容當然遼闊得沒有邊際﹐時南時北﹐忽東忽西﹐都是興之所至。不過﹐同時候﹐大家也會有一種無形的默契﹐什麼該長談﹐什麼該匆匆略過﹐不表自明。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形底下﹐跟老友相聚都是一種短聚 - 短暫得教人重新學習時間永遠會無情地在我們身邊悄悄溜走這一個大道理。正如星爺所言﹐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那天夜裡﹐我們忽然談到寫履歷。

我喝了一口啤酒﹐有點無知地跟席上一位醫生和一位公務員道﹕「我想﹐你們總不需要寫履歷的罷﹖」那位公務員指著那位醫生﹐回應道﹕「我不清楚他心裡想什麼。不敢代他講。不過﹐我總有轉工的可能罷﹖」他頓了一頓﹐呷了一口雞尾酒﹐笑著澄清說﹕「我指﹐另外一個政府部門的職位。」

「例如﹖」大家似乎都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搶著問道。

「早陣子﹐我的確申請了一份圖書館館長的職位。只是﹐一直沒有回音。」這是殖民地政府跟特區政府其中一個重要分別罷。我記得﹐以前的時候﹐假如申請一個政府職位不成功﹐申請人總會收到一份千篇一律卻很有禮貌的致謝信﹐大方得體地告訴你申請不成功。

聽到老友的說話﹐我竟然自把自為地轉了話題﹕「我倒想知道『圖書館館長』要做些什麼﹖」

一位畢業後便全職表演和教授音樂的老友回答說﹕「我聽人講過﹐圖書館館長的主要職責的確是決定要買哪一些書。所以﹐到公共圖書館去﹐你會發覺有些圖書館會比較多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明顯地﹐那是館長的偏好。」

也許就是這樣﹐所以﹐每一間圖書館都應該有其獨立的性格。

聚會完畢﹐回到家裡﹐因為心裡著實有點興奮﹐竟然許久未能入眠。便開了書房的燈﹐在那排書櫃裡尋找一本突然很想讀一讀的書。

我沒有成功。我沒有成功地找到一本。因為書櫃裡面都是久違了得心愛的書。

逐本拿下來翻翻﹐回憶著買下每一本書當時的心情和當時的原因。可是﹐有一些﹐無論如何多努力在茫茫的回憶的汪洋裡尋找﹐我總是無法子記得那時的心情和原因。因為原來我早就忘掉了有過這一本書。我記得的﹐倒是在灣仔(或倫敦﹐或都柏林)那些書櫃裡的那個版本。像勒卡雷的《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初到都柏林的時候﹐我便在一個地攤買了一本。原來﹐我忘掉了那本在荃灣封了塵的美國版本。

或者﹐我也該找一個圖書館館長為我整理一下香港﹐倫敦和都柏林的藏書﹐給我編一個書目。我心目中當然已經有了一個理想的人選。一個唯一的人選。就不知道你這一個突然下凡的仙子是否願意考慮申請這一個職位。

[按﹕到倫敦渡週末關係﹐此欄暫停五天。十九日(香港時間)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