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說﹐尤其初次求職﹐一定要選擇大機構﹐因為大機構的制度穩健良好﹐昇遷的機會也比較多。

似乎﹐我是這個說服的信徒。自從象牙塔出來以後﹐無論在香港或愛爾蘭﹐都是在當地最大的一間顧問公司上班。規模小一點的﹐仿彿都看不上眼。

不過﹐也記得﹐丘世文曾經在其《明報》專欄《一人觀眾》裡寫道﹕

「事實上初做事的人如果肯選擇規模較小﹑歷史較短的機構做事﹐也許學習和昇遷的機會就要遠勝想像中大機構所能給予的。因為大機構的組織制度往往就是來得過份拘謹嚴明﹐任職其中的人只能因循既定的一切﹐而很難有機會透過摸索和創新﹐以求吸取更廣泛的實際經驗。」

對於這位前港大利馬竇堂的宿生的說話﹐我的看法是有點官僚的YES-AND-NO。那是因為﹐在香港的時候﹐我會說「YES」﹔在歐洲生活超過了兩年後﹐我會說「NO」。在都柏林﹐縱然公司是全國最大的那間顧問公司﹐裡面學習和昇遷的機會的確比想像中來得多。多得甚至讓人有點不能想像。

老實說﹐最近兩年的際遇﹐便是在香港那些規模較小﹑歷史較短的機構﹐也很難有機會遇上。每次回想當年給公司遞上辭職信前的猶疑不決﹐我都慶幸自己碰上了兩個可以信任的上司。兩個可以無所顧忌地盡情傾訴心事的上司。不約而同地﹐他們都鼓勵我到外面闖闖。

猶記得﹐其中一位跟我說過﹕「我相信你會更適合在外國生活。因為你不大像個香港人。老是單純地努力做好公司裡面每份工作﹐完全沒有一點香港人的黑暗面。甚至沒有一點機心。」直至現在﹐我還未弄清楚究竟這是否一個讚美。不過﹐有兩個人對我有著很重要的影響﹐他們甚至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一個是陶傑﹐另一個就是這位上司。

其實﹐除了起初跟他工作的一個月外﹐我都當他朋友。有什麼事情﹐都會找他商量。到外地去闖﹐當然不能不尋求他的意見。我也跟當時另一位上司談論過。至少﹐直到目前為止﹐他們也沒有點了一條錯路給我走。我亦很享受在歐洲的生活。

丘世文那個看法﹐無疑是從他的經驗得來。他那些在香港工作的經驗。

他以為﹐大機構難培植新進的人成為勇於獨立處事﹑長於創新應變的領袖﹐因為在大機構裡的官僚程序﹐大凡什麼重要的決策﹑困難的問題總得要層層上報請示﹐下級人員久而久之也因此養成慣於聽命候教的頭腦和心態。

這個問題﹐在都柏林實在不嚴重。可能因為他們老早就養成了獨立的性格。一方面不怕自行決定事情應付對策﹐另一方面也敢於讓下屬自己決定﹐然後責任一起承擔。就我所見﹐公司裡﹐聽命候教的頭腦和心態實在罕見。

不過﹐同時候﹐那些官僚程序也確實教我有點頭疼。也教我很討厭。

每次遇上電腦發生問題﹐打電話以至親自跑到電腦技術部﹐他們都不會受理。他們總是要我先到公司的內聯網填寫那張表格﹐然後由電腦分配誰來替你解決。於是﹐等到有人來看過究竟﹐往往就要花上半天。

最近﹐公司響應環保﹐把本來已經有點複雜的垃圾箱﹐變得更加複雜。縱然有許多電郵解釋每個垃圾桶處理的垃圾不同的地方﹐我開始不能在公司裡丟掉一件垃圾。因為實在有太多種類的垃圾桶了。少說也有六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