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二天清晨還要跑到老遠的一個縣開會﹐於是﹐看畢一集日劇《華麗一族》後﹐便準備爬上床休息﹐生怕因為睡眠不足而未能準時起床﹐害得同事在紅牛(RED COW)空等﹐累得大家在客人面前遲到。紅牛是都柏林西邊的一個地方。從住所出發﹐需要乘三十五分鐘的輕鐵。同事提議七時三刻在那兒等候我﹐然後駕車一起前往開會。平常上班的日子﹐那個時候﹐我應該還在住所裡面吃著早餐。

把影碟放回到盒子裡﹐正要關掉電視﹐愛爾蘭電視臺就剛巧開始播放一個時事特輯。講的是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那開場畫面裡﹐我認得香港那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管。我有點感嘆﹐他們終於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

下午的時候﹐我才在《時代週刊》裡認識了一個新名詞﹕NYLONKONG。那是「紐約」(NY)﹑「倫敦」(LONdon)和「香港」(hongKONG)的混合體。雜誌說﹐意思是當今世界經濟命脈。讀罷那幾篇專題文章﹐其實也不難想像﹐何解西方社會終於會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記者說﹐現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成為了中國在國際投資市場的經紀。

正陷入沉思裡面﹐就聽到節目主持人訪問一位正在北京工作的建築師。他負責的﹐便是那一個「鳥巢」。

建築師面對著鏡頭﹐談論起自己眼中的中國。他道﹐那無疑是一個尋夢家的樂園。因為無論設計如何天馬行空﹐工程造價如何的高﹐中國政府都很樂意支付所有賬單。他們一心就是要把這個奧運會搞得有聲有色。所以﹐許多在西方國家根本不可能實行的計劃﹐都能夠一一在這個共產國家裡實現。對於這些中國人來說﹐金錢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望著那副貪婪的嘴臉﹐我想起早前《泰晤士報》的一篇報導。講的﹐也是奧運會。不過﹐是2012年在倫敦舉行的那一個。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特別新聞。因為每幾個月﹐英國大小報社都會發掘到倫敦奧運會財務安排上一些不恰當的地方。除了當奧林匹克委員會宣佈倫敦「申奧成功」後的那一秒外﹐對於這個四年一度的所謂體壇盛事﹐英國人實在沒有一點多餘的亢奮。他們生怕這是一頭大白象﹔他們生怕這是政府斂財的伎倆。為了興建那些龐大的配套設施﹐住在倫敦的人﹐都要多交一些稅項﹐來幫補市政府的收入。

這一次﹐記者發現﹐原來在那份奧運會財政預算案裡面﹐對於運動場地地皮重售那一欄﹐政府是用上了一個天文數字。

不錯﹐肯辛頓﹑布嘉維亞等黃金地段﹐在樓市開始回落的時候﹐那兒的樓價依然不斷攀升。可是﹐東倫敦那一帶﹐是怎樣也不大可能跟那些黃金地段相提並論。英國首都東部從來都是比較貧窮的地方﹐治安也較壞。倫敦「申奧書」的最大賣點﹐就是藉著奧運會﹐去改善東倫敦居民的生活。因為絕大部份奧運場地﹐都會設在那一帶。

現在﹐政府用了一個不設實際的價錢﹐放到地皮重售收入裡面﹐也就表示實際舉辦奧運會的開支將是比想像更加龐大。也就表示每一個住在英國的人﹐都要付出更多﹑更多﹐去填補政府為了替自己臉上塗金的那些黑洞般的支出。同時候﹐在傳媒不斷揭發那些財務安排不妥的地方後﹐很多工程公司都不敢對倫敦奧運會的基建興建投標﹐怕以後收不到錢外﹐也破壞了公司的聲譽。重建溫布萊球場﹐已經給大家一個很大的教訓。

想到這裡﹐就不難明白那位建築師的說話。

畢竟﹐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政府都可以按著一己的意思﹐胡亂使用市民交給他們的辛苦血汗錢。他們既不怕天﹐也不怕地。因為就沒有人能夠把那些不妥的地方公諸於世。況且﹐在那個國家﹐在那個社會﹐根本就沒有監管政府做事的人。

因為搬運了大量DVD回愛爾蘭﹐實在不是一時三刻能夠看畢﹐便相繼借了一些給朋友﹐和大家一起分享。

有朋友是首次接觸內地盜版影碟。在那古老的腦袋裡﹐他還以為那些影碟質素都很差﹐甚至是在電影院裡摸黑偷偷錄下來的版本。他很驚訝﹐整張影碟就跟從HMV買回來的一模一樣。有天﹐我給了他全套《DESPERATE HOUSEWIVES》的BOX SET。他笑言﹐因為在大陸找不到﹐所以立即在HMV買一盒罷﹖不過﹐看得仔細點﹐似乎這個包裝比正版的還要漂亮。

我回答說﹐你實在不認識正版DVD生產的過程。要知道﹐中國大陸是世界工廠。無論是什麼區域的影碟﹐都是來自這一個共產國家。為了賺得更多的錢﹐那些工廠都會另開一條生產線來製造盜版。以前的盜版﹐的確是在戲院裡偷錄。不過﹐有著這樣的工廠﹐還有誰會買那些質素如此差的碟﹖

聽罷我的解釋﹐朋友像很明白似的。他說﹐所以有些還在上演的電影﹐你是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了。

我點頭道﹐這是那個供應商跟我說的話。

我那個所謂影碟供應商﹐就是阿丹。她是老友ADW介紹我認識的。

ADW是一個影痴﹐很喜歡看電影。很喜歡看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電影。要支持這樣的嗜好﹐當然花費不菲。幸好﹐在深圳認識了阿丹﹐於是﹐每個星期買影碟的費用可以大大減低﹐口袋裡也就可以多點金錢﹐去應付其他不同種類的高消費活動。

幫襯阿丹﹐除了因為她的影碟比HMV、TOWER RECORD售賣的便宜至少二十倍外﹐最重要的﹐是她還能夠給你找到在那些影碟店裡找不到的電影。當香港地區的《暗殺戴高樂》DVD還未推出市面的時候﹐阿丹早已為老友找來了一張。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這部給石琪形容為「史上最佳暗殺電影」的港區影碟﹐我是在準備搬到歐洲生活前﹐才在HMV尖沙嘴舊店首次看到。那是二零零六年。

還記得張專說過﹕「恕我孤陋寡聞﹐我還未看到一個地方的DVD出版﹐有內地盜版DVD這樣的專業和齊全。記得當初我從學校校門後面一間叫『影帝』的音像店裡﹐淘到格里非斯(D.W.GRIFFITH)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捧為至寶。我在課堂上給學生看的資料室錄像帶﹐因為年代久遠﹐已經模糊如氣象衛星雲圖。在這個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店﹐我找到了我的『西方電影史』課程所需要的所有電影。」

這一個湖南人﹐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曾任北京廣播學院副教授。

本來﹐早已適應了愛爾蘭電視台的節目。晚飯的時候﹐都會追看那些超長壽的肥皂劇。像《EMMERDALE》﹑《EASTENDERS》和《CORONATION STREET》這些英國製作。跟美國那些電視劇不一樣﹐英國的是沒有分季度。它們是每星期至少播放三集。《EMMERDALE》更加是每天播映半小時﹐年中無休﹐三百五十六日裡從沒有間斷。

不過﹐聖誕假期完畢﹐返回歐洲後﹐因為從深圳那兒運來了大量影碟﹐從電影到電視劇都有﹐故此﹐這一個月裡面﹐我就只看了一集《EMMERDALE》。陪伴我吃晚飯的﹐已經換了是周星馳。我跟阿丹買了一套《他來自江湖》。

其實﹐早一個聖誕﹐我已經搬過一套《他來自江湖》回愛爾蘭。可是﹐因為幾張碟有點問題﹐完全播放不到。唯有待這次聖誕假期﹐到深圳為今年在歐洲的生活做準備的時候﹐順便跟阿丹換一換。

我以為﹐這套劇集確實是近二十年來﹐最好的一套電視劇。直到現在二零零八年﹐重溫裡面的對白和情節﹐其精彩的地方一樣沒有褪色。依然能夠使人無緣無故般大笑起來。星爺的威力﹐確實非同凡響。奈何今年人在都柏林﹐未能搶先一睹《長江七號》。這實在是未有在香港過舊曆年的唯一遺憾。

《他來自江湖》當然很好。也很適合在晚飯的時候播放。因為不用追看字幕﹐可以專心吃飯。只是﹐老實說﹐在那大堆電視劇影碟裡﹐我最喜歡的﹐是那一套日本製作《華麗一族》。

每個週末﹐只要在住所裡面﹐無論時候已經多晚﹐我都忍不住手要播放一集來看。當一集完結後﹐不其然便想繼續追看下去﹐仿彿停不了一樣。讓人想起了當年花一晚時間把《悠長假期》﹑《戀愛世紀》看畢的日子。亦是木村拓哉。每次﹐都要用很大很大的決心﹐方能說服自己不要一口氣看完整套電視劇。畢竟﹐現在人大了﹐再不能輕易捱更抵夜。況且﹐也明白到﹐遇上太好的東西﹐就應該要拖長慢慢去享受。

此外﹐早陣子﹐一個懶洋洋的週日下午﹐在住所裡放了一部日本電影。那是一部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大讚特讚的日本電影。看罷後﹐竟然抵受不了戲中那連鐶高潮和那懸疑氣氛﹐不得不立即播放下集來追看結局。

我講的﹐就是那部曾瘋魔全城的《死亡筆記》。(其實﹐瘋魔與否﹐我都不知情。因為那個時候﹐我早已搬到了歐洲生活。只是﹐道聽陶傑說罷了。)

我明白﹐我實在有點OUT。竟然到了這個時候﹐才跑來講這部由漫畫改編的電影。不過﹐這都是阿丹的錯。錯在她的QC做得不好。跟去年那套《他來自江湖》一樣﹐那張《死亡筆記》的碟也有問題。DVD機完全未能讀到裡面的資料。我不得不在一年後﹐才欣賞到夜神月跟L的鬥法。

既然早已過了討論《死亡筆記》的時候﹐我也唯有不好在這個天地裡詳談這一部戲。要知道﹐我是用了很大的決心﹐方能叫自己跳過這一個有趣的題目。

這一個月﹐實在有太多電影想看。

千呼萬喚﹐《色戒》是終於在歐洲上畫了。也有高安兄弟和添布頓的新作﹕《NO COUNTRY FOR OLD MEN》與《SWEENEY TODD》﹑改編同名著名小說的《THE KITE RUNNER》﹐以及湯漢斯和茱麗雅羅菝詩主演的《CHARLIE WILSON'WAR》﹐都是我想入場欣賞的電影。此外﹐我倒還是未看畢比特那部超長名字的戲﹕《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它在聖誕前已經上演﹐卻還未落畫。

不過﹐跟讀書一樣﹐想看的電影太多﹐然而時間又實在所限﹐於是﹐假期完畢回到都柏林後﹐我還只是到過電影院一趟。真的﹐就只一趟。看的﹐是去年康城影展最佳電影《四個月﹐三星期﹐兩天》(4 LUNI，3 SAPTAMANI SI，2 ZILE)。它擊敗了王家衛的《藍莓之夜》。這也是零七年歐洲最佳電影。是羅馬尼亞導演夢橋(CRISTIAN MUNGIU)的作品。

朋友很奇怪我的選擇。在眾多想看的電影裡挑一部出來﹐我竟然會選這部講在壽西斯古年代墮胎的電影。老實說﹐讀畢所有電影的故事簡介後﹐我也奇怪我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一部最沒有故事情節的電影。那只是一個女大學生跑去幫襯黑市醫生墮胎的一天經歷。當中肯定沒有什麼高潮﹐也沒有什麼跌墮起伏。

也許﹐我真的是在裝扮有藝術氣質罷。還記得評論是如此寫道﹕With long takes sustaining undiluted emotional authenticity, not to mention an uncannily immersive sound-mix, this is unquestionably brilliant film-making, yet it's far more than a mere triump of techinique.

曾經嘗試翻譯這段說話﹐不過始終無法成功。畢竟﹐寫電影﹐我是外行。況且﹐喜歡看電影﹐就只因為喜歡看裡面的故事情節。對於那些所謂鏡頭運用﹐光暗調配﹑音響設計等﹐沒有很深研究﹐實在沒有辦法把那段電影評論的說話﹐簡單易明地翻譯過來。於是﹐唯有原原本本如文抄錄一次。

其實﹐我這一個選擇﹐也很容易理解。因為這根本不是我的選擇﹐我只不過跟從了我那個中國大陸影碟供應商的選擇罷了。更正確點說﹐該是跟從了我那個中國大陸影碟供應商的不選擇。

聖誕回港期間﹐當然要到深圳走一趟﹐為來年異鄉的生活做一個準備。

今次﹐我是有備而去。早在十二月初﹐便透過老友ADW﹐給阿丹送來一張WISH-LIST。上面都是我希望要的DVD。都是一些電影和電視劇。當中﹐有兩套電影﹐是愛爾蘭的作品。一部叫《ONCE》﹐另一部則是零六年康城影展最佳電影《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我不知道香港戲院是否曾上演過這兩部電影。不過﹐可能因為在紐約爆冷地大收旺場關係﹐阿丹是能夠給我找來了一張《ONCE》的影碟。碟上面寫有一個中文戲名﹐叫《曾經擁有》。至於那部講述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阿丹抱歉地跟我說﹐實在恕難從命。望著那一大堆DVDs，我也明白她確實盡了人事。跟那些荷李活出品比較﹐歐洲電影從來都是冷門﹐更遑論愛爾蘭這個小島的作品。

於是﹐在電影院裡﹐想著那有限的時間﹐望著其他那些美國電影﹐選擇《四個月﹐三星期﹐兩天》﹐實在既合情﹐也合理。下一個聖誕﹐我還是會回香港渡假的啊。況且﹐因為沒有期待﹐反而覺得電影的確不俗。雖然要選最佳外語電影﹐我還是會挑那部德國作品《THE LIVES OF THE OTHERS》。

當水手拉下踏板﹐我便徐步離開小輪。我發覺﹐這個碼頭似乎沒有什麼變樣。

依然殘舊如昔。每一道鐵鏽裡﹐都隱藏著一個又一個香港從小漁村變身做大都會的小故事。回歸後﹐當一座又一座見證過這段光榮歷史的建築物﹐都給那些在殖民地時候遭受普羅排擠的人﹐為了泄一泄心頭怒憤﹐化身做了飛揚的塵土飄到不知去向時﹐這一個屹立在尖沙嘴海旁的碼頭﹐跟身邊的那個鐘樓﹐竟然就此成為了見多識廣的大佬。

依然有人擺著地攤賣報紙和雜誌。是兩檔。一個在往中環的入口﹐一個在往灣仔那邊。走近看﹐除了本地報章﹐和那幾份早一刻鐘前在BOOKAZINE找到的外國報紙外﹐這兒還有《衛報》﹑《獨立報》和《星期天泰晤士報》。曾幾何時﹐他們說﹐住在港島那邊的人總是比較高貴。觀乎此﹐這個說法開始有點站不住腳。隨著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相繼隕落﹐那個小島變得越來越北角化。死人馬力之流﹐是終於等到出人頭地的時候。

我問婆婆﹐還有沒有星期一那份《泰晤士報》。她搖頭道﹐「就只這些。」於是﹐跟她買了一份《蘋果日報》。

從碼頭走去喜來登酒店﹐不過五分鐘路程。望望手錶﹐我應該會早到二十分鐘﹐便決定轉入海運大廈裡走﹐順道經過晨衝﹐看看找不找到那份英國傳統報紙。也好到那個特價櫃位﹐翻翻有什麼合意的書。

去年這個時候﹐這個有點年紀的商場正在做裝修﹐好去迎接一浪又一浪北來的暴發戶。今年﹐所有工程都已經完成了。從碼頭向著海運大廈直走時﹐我發現﹐這個曾是我最喜歡逛的商場﹐似乎也沾上了一點點從港島那邊飄過來的北角氣。以前聖誕那些新奇迷人的燈飾佈置﹐都已經不復見。只剩下一些聊勝於無的應節裝飾。自北老爺大發慈悲﹐不斷容許那些財大氣粗的貪官奸商﹐湧進香港這個小市場後﹐每個商場的經理都深深明了一個道理﹕要吸引這群北方豪客的方法﹐就是在商場裡擺滿一堆又一堆的高價名牌貨。貨物價錢越高﹐越能吸引人流。

也於是﹐整個海運大廈裡面我最喜愛的那間店鋪﹐也步上了跟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相同的命運。我記得﹐那個管理員很不耐煩地回答我的查詢﹐「什麼書店﹖早就沒有了。這層賣電器﹐下層賣成衣。」

「因為他們決定不租給我們﹐」晨衝老闆這樣跟我解釋。「也難怪。在這個年頭﹐租給賣電器的﹐總好過租給賣書的。更何況是我們這一種書店﹖當整個商場其他鋪頭都人頭湧湧﹐裡面吱吱喳喳七嘴八舌的時候﹐唯獨我們這間店靜得掉下一支針也聽得見﹐商場經理當然覺得難看。」

我聽著她的說話﹐點著頭帶點神傷道﹐「從前﹐我最喜歡逛那兒的特價書架﹐因為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是匆匆從海防道離開了海運大廈﹐轉去了北京道這間老牌英文書商的總店。找不著那間分店後﹐我怕這間總店也會消失於建築塵土之中。

「你們還有賣THE TIMES嗎﹖」

「不就在你後面嗎﹖」

我轉過身來﹐望著那本美國《時代週刊》﹐搖頭道﹐「不﹗我說的是《泰晤士報》。」

「這個倒沒有。」

「可知道在哪兒找得到﹖」

「你不如往碼頭走走。他們應該有賣。」

那天﹐在雲海裡﹐我一邊吃著拖羅手卷﹐一邊講述這一個買報紙的故事。我苦笑道﹐「就不知道NADAMAN那邊的﹐是否還及得上這一個﹖」

(買報紙雜記 下)

[另按﹕有人私訪關係﹐此欄暫停兩天。星期一(香港時間)再續。]

聖誕回港渡假。有人在雲海宴請吃飯﹐算是給我接風。

那天﹐在匯豐總行辦理好一切事務後﹐見還有點時間﹐便決定乘渡輪過海﹐好看看香港的空氣污染有多嚴重。況且﹐亦想買份星期一的《泰晤士報》。搬到歐洲生活後﹐習慣了讀這份英國傳統報紙的體育版。尤其是他們每場足球比賽後的報告。我要看看他們評論愛華頓的表現﹐也要看看他們如何寫剛過去的那個超級星期天。從前﹐在香港﹐要買一份外地報紙﹐天星碼頭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穿過那條行人隧道後﹐方記得過去的碼頭已經不復存在。要搭船到尖沙嘴﹐需再多走一段路。我一心想買份報紙﹐於是﹐便繞過中央郵局走去。

新的碼頭在新填海區。是一座仿古的現代建築物。地面再沒有人架起攤檔賣報紙。二樓那兒有些店鋪。南華早報書店是沒有了﹐換上的是BOOKAZINE。店子不大﹐才得以前太子大廈那邊的五份一。這個年頭﹐便是在中環﹐也沒有太多人讀英文書和雜誌。

那天﹐負責看鋪的﹐是一個菲律賓人。本來只顧著跟同鄉講電話﹐不過﹐見我這個唯一顧客多番轉圈﹐依然未能找到想要的東西﹐便停了下來﹐好心開口查問一下。當然﹐也可能嫌我像盲頭烏蠅般亂飛﹐妨礙了她講電話的雅興。我走到了她指的角落去﹐但見報紙架上面﹐有《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今日報》﹑甚至《讀賣新聞》﹐偏偏就沒有一份《泰晤士報》。售貨員補充說﹐她們不賣。

我有點失望。很多時候﹐都很不明白﹐明明曾是英國殖民地﹐何解美國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比日不落帝國的還要大﹖至少﹐言語上﹐我們習慣的是美國口音﹔文字上﹐我們習慣的是美國人的串法。電視上播放的西方劇集﹐都是從太平洋另一岸空運到來。《LITTLE BRITAIN》﹑《EMMERDALE》﹑《CORONATION STREET》等﹐對香港人都很陌生。

在渡輪上﹐當然看不到什麼景觀。外面一片朦朧。我終於明白﹐旅遊發展局為何不再推廣渡海小輪﹔我終於明白﹐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為何都得不到政府的保護。誠然﹐獻醜不如藏拙。無謂讓更多更多的人知道香港的空氣﹐快到了一個多吸一口便會死人的地步。

靠著那硬木椅背﹐迎向那微微海風﹐我知道﹐配合著那些龐大的填海計劃﹐這些殘舊的小輪﹐亦會慢慢給淘汰﹐得不到替補。其實﹐只要望望船上的水手﹐也能夠預期﹐便是因為突如其來的經濟問題﹐那些填海計劃給延遲﹐渡海小輪也快要完成她的歷史使命。從前﹐在這一個前英國殖民地﹐天星﹐就代表了碼頭﹐也等於小輪。失去了這兩樣東西﹐那將會是一個讓人悼念一會兒的歷史名詞而已。

假如我是天星的老闆﹐看著公司那黯淡的前途﹐我會決定放棄經營渡海小輪這盤雞肋生意。在那個記者招待會上﹐我會讀出這段簡單的道別辭﹕經過一輪學者研究﹐發覺乘客搭小輪渡海的時候﹐會吸入過多有害的維多利亞港上空空氣。為了香港市民著想﹐為了盡一盡地球村公民的義務﹐天星小輪將從此停行。

那算是為香港的未來積一點福﹑積一點德。在這個搶SOUND-BITE的時代﹐這段說話總能夠給傳媒炒作一些時候罷﹖至少﹐「天星」這個名字﹐不會無聲無息地獨自走入墳墓裡面。但願有一個好心地的人﹐能夠接棒下去﹐使得香港政府終於敢跟現在的宗主國﹐在空氣污染問題上反檯。始終﹐香港特首的職責﹐不是去確保中國經濟繁榮﹐而是要保障每位香港公民的身體健康。

想到這裡﹐原來船已經泊岸。我也到了九龍。

(買報紙雜記 上)

在歐洲生活﹐我絕不是對世事不聞不問。因為每天上班﹐我都會先到報紙檔買下一份《泰晤士報》才上火車。這是自小養成的習慣。一天早上沒有買份報紙來讀﹐渾身總是有點不自然。便是時代如何進步﹐對於我這種頑固的人﹐網路永遠取代不了報紙。

不過﹐縱然我是如何緊跟世界的步伐﹐聖誕假期在港﹐從傳媒裡面聽到的說話﹐實在有點讓我詫異。他們大聲疾呼﹐二零零八年﹐是中國年。他們的理據﹐是因為今年九月的時候﹐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會在北京舉行。老實說﹐要不是放假回港渡假﹐我真的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面﹐竟然有些人有著這樣的想法。

中國年。讀起來﹐不僅使人汗顏﹐實在讓人毛骨聳然。

回歸後﹐為了生存﹐香港傳媒的確越來越追得貼大陸同業﹕面皮越來越厚。我想﹐沒有十吋厚的面皮﹐也不能躲在家裡﹐悄悄地望著鏡子﹐跟自己的影子講一句﹕今年是中國年﹐更遑論在大眾面前大聲高喊﹖

假如因為奧運會的關係﹐使得零八年成為一個屬於炎黃子孫的年份﹐那麼﹐明年零九年﹐也更加是一個中國年。因為那是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紀念。

按照大陸政府的講法﹐沒有當年的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武力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那就表示﹐中國現在的經濟繁榮﹐完全是因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群眾和學生願意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不死﹐中國不能全速邁向市場經濟﹔他們的血不流成河﹐中國人追求不了現在的物質享受。那群示威的學生﹑那群膽敢挑戰政權的人民﹐就是現在中國欣欣向榮的基礎石。他們用他們的生命﹐去為以後幾代的中國人﹐換來大陸變色後﹐從未出現過的暴發世界。

單是這個原因﹐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紀念﹐就緊要過那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更何況﹐中國人民不是終於站起來﹐奧林匹克委員會會贊成北京舉辦奧運嗎﹖還不是因為有那群學生和人民﹐去讓中國解放軍射殺﹐方能「申奧成功」﹖因此﹐中港兩地政府﹐都應該合力搞好這一個紀念活動。那是中國富強後的第一個二十年。

世界經濟學家早就說過﹐假若不是因為有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為世人提供廉價貨物﹐各國政府根本沒有辦法去壓制通脹﹔假若不是中國人民富了起來﹐各大公司根本就想不起原來這是一個龐大市場﹐很多大企業都會因為貨物成本高﹑利潤少而倒閉。中國的進步繁榮﹐實在挽救了世界。所以﹐繼續按照大陸政府的講法﹐全世界都應該去紀念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沒有當年那群示威的學生﹑那群膽敢挑戰政權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東西可以鎮壓﹐也就沒有今天的進步﹐世界經濟也許早就垮了。

觀乎此﹐二零零九年﹐更加是中國年。

因為那是中共屠殺人民二十週年紀念。

早陣子﹐朋友給我轉發了一個電郵。通篇簡體字怪獸。始作俑者﹐乃是一個叫「愛爾蘭華人專業人士協會」的組織。

從未聽見過這個名字。當然﹐那跟我絕少和中國人交往有關。還記得去年秋天﹐MyC來探訪。當在街上碰上了很多黑頭髮﹑黃皮膚的臉孔後﹐她很出奇。她向我投訴道﹐似乎﹐你的專欄有點欺騙人。讀著你的文字﹐總是以為都柏林裡面沒有太多中國人。

搬到歐洲生活後近兩年﹐我依然還只認識一個香港人﹕我自己。也認識幾個中國人﹐都來自馬來西亞。僅此而已。去年﹐公司是新來了一位馬來西亞華僑。我相信﹐她在此認識的中國人﹐應該比我的多。她曾經提議我一起參加他們的聚會。她說﹐裡面也有些香港人。不過﹐我就老是提不起勁。

我很怪。在外地的時候﹐我會很討厭遇上陌生的香港人。和中國人。不好問我原因﹐我實在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在倫敦街頭﹐在東京的巷尾﹐就是一聽到有人大聲說著港式粵語的時候﹐便無論如何都收藏不了自己那鄙視的眼神。在愛爾蘭的首都﹐當然一樣無異。

讀著那封電郵﹐看到那個組織的名字﹐便自然地心生厭惡的感覺。從來﹐都很怕「專業人士協會」這樣的名稱。專業與否﹐由誰來界定﹖我常以為﹐什麼都是專業﹐什麼也不是專業。那不過是一個用來托高自己﹐貶低別人的名詞。更何況﹐既然大家都在異鄉生活﹐還分什麼專業不專業﹖

中國人﹐跟香港人一樣﹐就是沒有一點團結的精神。只懂狗咬狗骨。記得陶傑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寫過﹕「猶太人沒有這副德性﹐只要是源自希伯萊文化﹐無論國籍皆是天下一家。中國國情不同﹐小小一個江蘇省﹐上海人也歧視以剃頭賣鹽為業的蘇北人﹐何況大江南北﹖」很明顯﹐這個什麼「愛爾蘭華人專業人士協會」﹐就是那些自持專業的中國人﹐用來歧視那些流落異鄉出賣勞力的同鄉的組織。

那封電郵﹐其實是一個邀請。邀請大家出席月底舉行的會員大會暨新年聯歡會。

對於這樣的活動﹐我當然避之則吉。不過﹐當讀到「無論你這個週末是否已有安排，這裡有你盡可能來參加這次活動的幾大理由」時﹐我竟然禁不住禁住了立即刪掉這封電郵的誘惑。我倒想看看這一群不懂得傳統中文的所謂華人﹐究竟會用什麼來利誘其他人﹐去棄明投暗。

當讀到放在最前頭的那個「理由」時﹐我想﹐一個DECENT一點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會參加這樣的一個專業人士協會。電郵裡面寫道﹕「一．履薪不久的劉碧偉大使將親臨會場並發表精彩的演講。剛到任的使館教育一秘董會慶先生也將出席。相信他們將為我們帶來許多新消息！比如說誰將在奧運開幕式上燃點火炬等等」。

天﹗現場收聽中共黨員演講﹐竟然是活動最大吸引人的地方。這一些專業人士實在夠專業。專業得有異於常人的品味﹐專業得能夠視沉悶為精彩。

我也很不明白﹐究竟「誰將在奧運開幕式上燃點火炬」有何重要﹖既然是愛爾蘭的華人專業人士﹐要知道這些中國的新消息何干﹖身在異地的華人﹐除了六四給平反﹑自己的家人給公安無緣無故抓了去外﹐一切來自中國大陸的消息其實都不用理會。北京奧運會﹖不過是政府斂了窮人的財﹐去替自己臉上貼金的樣板宣傳活動罷了。沒有值得高興的地方﹐也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為何老是提不起勁參加一些華人活動﹖似乎﹐我是找到了其中一個理由﹕我這一個香港人﹐歧視那些遠在外地也要專業地跟中共賣屁股的人。

張愛玲有一篇文章﹐叫《論寫作》。裡面有一句這樣的說話﹕「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

我想﹐便是偶爾才到這個專欄走走﹐相信也很同意這個講法。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的文字﹐有點孤芳自賞的味道﹐就是這個原因。那個「孤芳自賞」﹐其實是美化了的「無病呻吟」。同時候﹐也是「自得其樂」的同義詞。

獨在異鄉的日子﹐在這個我和你共享的天地裡無病呻吟﹐的確是我搬到歐洲生活後的最大娛樂。

早陣子﹐跟一位老友在電話裡閑聊。不其然地﹐我們談到了這一個專欄。老友說﹐有天在公司裡﹐忽然忘記了TOFFEELAND的網址﹐便去GOOGLE一下。豈料﹐竟然讓我發現﹐在這個網路世界﹐有人引述了你曾經寫過的說話。

我有點不相信﹐便按照老友的指示﹐自行GOOGLE一次。原來﹐老友的說話果然不虛。真的有人在其個人專欄裡﹐引用了我的說話。那天﹐他(她﹖)也在說「紅色漢語」。文章裡面寫道﹐「在TOFFEELAND裡﹐......」。

讀著那篇文章﹐心裡不禁有點興奮。我常以為﹐那些較嚴肅的題材﹐吸引不到讀者。因為﹐從來好像都沒有人讀罷那些文章後﹐會留一留意見。我想﹐是大家都不喜歡罷。不過﹐老實說﹐那些其實都是我較為用心經營的文章。當然﹐我亦很明白﹐一片苦心﹐未必能夠得到一個人的體諒。世事往往如此。因此﹐當知道有人很同意我對「紅色漢語」的反感後﹐我能夠不興奮嗎﹖至少﹐算是有一個知音。雖然直到現在﹐我還未知道他(她﹖)姓甚名誰﹐大家也沒有通過話。

上星期﹐我在這裡提及到「客家樣」餐館。我說﹐「客家樣」和「丘記茶苑」的成功﹐實在在於能夠徹底去中國化地推銷中國菜。

第二天﹐在《黃金冒險號》裡﹐陶傑寫道﹐

「客家人」的設計，由法國人督導，老闆不干預──付了昂貴的工錢，你買的，就是人家的專業判斷，而不像其他一些唐人老闆：他重金聘用的「形象顧問」，叫他穿這件衣服、改這個髮型，他眉頭一皺，覺得不順心，他會駁嘴，「教番你轉頭」──在他的潛意識裏，他覺得他才是老闆，他忘記了付給你重金，是因為你這一行的知識他不懂。菜式重要，設計的創意更值錢，「客家人」賣得四億七，因為它不像一家唐人餐館。

那個「客家人」﹐也就是「客家樣」(HAKKASAN)。一間在倫敦市中心的中國餐館。(其實﹐一眾老顧客更喜歡叫她做「客家仔」。)

當然﹐我不會相信﹐才子因為讀了TOFFEELAND，得到靈感﹐故寫下那篇《客家人之謎》。他根本不可能有閑情逸致﹐在網路上隨處走走﹐讀讀那些業餘爬格仔的人的作品。不過﹐讀罷那天的《黃金冒險號》﹐我真的真的很想說服自己﹐去相信這個讓人有點飄飄然的錯覺。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活在想像裡的人。

我想﹐至此﹐你終於很同意祖師奶奶的那一句說話了罷﹖

裝上了計算瀏覽人次的機器後﹐朋友最近發覺﹐原來自己的專欄每天都有過十人閱讀﹐於是﹐越寫越起勁。尤其﹐當知道其中有一些人﹐本來只是偶然路過﹐可是﹐拜讀了朋友的文字後﹐竟然欲罷不能﹐像上了癮一樣﹐每天都要到那個網頁上走走。她的心情﹐我很明白﹐也很替她開心。畢竟﹐我也是一個業餘在網路上爬格仔的人。

朋友提議我也替TOFFEELAND裝上一個這樣的機器。我確實有點心動。不過﹐亦有點膽怯。就怕發覺﹐原來﹐每天就只得我自己這一個讀者。畢竟﹐我老是覺得﹐這一個專欄裡面的文字﹐總帶著點孤芳自賞的味道。我怕接受不了那個殘忍的事實﹐最後把心一橫﹐狠狠地把這個曾經是我和你共享的天地毀滅掉。那時候﹐獨在異鄉﹐我還能有什麼娛樂﹖還是繼續讓我活在自己的想像好了。

自小﹐我都喜歡想像。想像身邊一切都很美好。

前幾天﹐朋友在其專欄裡﹐寫下了早前一個姊妹聚的對話內容。讀罷﹐便想起了張愛玲的一個超短篇。記述的﹐是兩個女人在電車上的說話。祖師奶奶堅持﹐那絕不是一篇小說﹐因為裡面句句真言﹐沒有經過一點剪裁與潤色。

第一個女人是這樣的﹕

「電車這一頭坐著兩個洋裝女子﹐大約是雜種人罷﹐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裡的女打字員。說話的這一個偏於胖﹐腰間束著三寸寬黑漆皮帶﹐皮帶下面有圓圓的肚子﹐細眉毛﹐腫眼泡﹐因為臉龐的上半部比較突出﹐上下截然分開為兩部。她道﹕『......所以我就一個禮拜沒同他說話。他說哈羅﹐我也說哈羅。』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連帶地把整個的上半截臉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倔強的。是我有理的時候﹐我總是倔強的。』」

第二個女人則是這樣﹕

「電車那一頭也有個女人說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戀人而是兒子﹐因為這是個老闆娘模樣的中年太太﹐梳個烏油油的髻﹐戴著時行的獨粒頭噴漆紅耳環。......她道﹕『我要翻翻行頭﹐伊弗撥我翻。難我講我銅鈿弗撥伊用哉﹗格日子拉電車浪﹐我教伊買票﹐伊哪哼話﹖......伊撥我十塊洋鈿﹐我就搭伊買﹗壞咈﹖』這裡的伊﹐仿彿是個不成才的丈夫﹐但是再聽下去﹐原來是兒子。兒子終於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親﹕『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來﹐伊定規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個末講﹕「定規要儂跪。跪呀﹗跪呀﹗」難後來伊強弗過咧﹕「好格﹐好格﹐我跪﹗」我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後來旁邊人講﹕價大格人﹐跪下來﹐阿要難為情﹐難末喊伊送杯茶﹐講一聲﹕「姆媽要勿動手。」一杯差送得來﹐我倒叭笑出來哉﹗』」

還記得﹐高陽先生是這樣寫祖師奶奶﹕「張愛玲頗以家世自矜﹐但她的小說﹐除了才氣功力以外﹐她的家世確是給了她很大的幫助﹐因為就由於她的家庭背景不同﹐讓她能夠深入『世家大族』﹐接觸到人所不知的一面﹔同是以抨擊舊家的腐化為題材﹐她的小說就遠比巴金的《家》﹑《春》﹑《秋》來得深刻細緻。」

那天﹐聽罷兩個女人的說話﹐祖師奶奶是這樣點評﹕

「電車上的女人使我悲愴。女人......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不知怎的﹐就老是把這句話藏在心裡。讀畢朋友的文字﹐這句話又浮上了心頭。

搬到歐洲生活也近兩年。每年聖誕節﹐雖然都會回港渡假﹐可是﹐我依然會記緊在上機前﹐給一眾老友寄上張聖誕卡。我以為﹐收到一張朋友親手寫來的賀卡﹐實在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我不介意別人讓我失望﹐不過﹐我就很希望能夠帶給朋友快樂。

回到香港後﹐有天晚上﹐在的士收音機裡﹐收聽到一個節目。主持人說﹐很高興發現﹐越來越多人放棄了傳統﹐改用電子聖誕卡。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大家也越來越關心環保這個話題。聽到這樣的說話﹐我不禁笑了起來。我笑這個主持人的無知和白痴。

誠然﹐改發電子聖誕卡﹐的確減少了用紙。不過﹐當所有人都不再親手給自己的至愛親朋﹐在傳統聖誕卡寫上一些祝福﹐那是否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呢﹖

我以為﹐我們講的環保﹐不是要人減少用紙﹐而是教人不好浪費紙張。

這當中確實有天與地的差別。

「減少用紙」﹐其目標就是要人不好用紙。在什麼情形之下﹐在什麼環境底下﹐都不能使用一張白紙。至於「不浪費紙張」﹐則是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環境底下﹐可以用一張白紙。只要用得其所﹐就不是浪費。

在聖誕節﹐給朋友寄上張親手寫的賀卡﹐無論如何﹐都不是在浪費紙張。因為聖誕卡裡面裝載的﹐是一噸又一噸的心思﹐是無窮無盡的溫暖﹐完全非那些冷冰冰的電子賀卡能夠比擬﹔因為我們要跟我們的至愛親朋﹐送上衷心的祝福﹐除親手寫的聖誕卡外﹐實在別無他途﹐那又怎能算得上是浪費紙張﹖

還記得小說《FIRST AMONG EQUAL》裡面有這樣的一幕﹕戴卓爾夫人贏得大選後﹐分別給書中兩個主角﹐送上張道謝卡。一張為候任首相親自書寫﹐一張經打字機填上姓名。試猜猜﹐哪一位最後獲得夫人重用﹖

傳統聖誕卡和電子聖誕卡的分別﹐就在這裡。

因為親手書寫實在費時﹐所以不能隨便濫發。從收件人﹑賀卡設計﹑裡面的每一句祝福說話﹐都要經過一陣細心挑選。其份量就是這樣得來﹐其暖意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絕對沒有一張是浪費﹐絕對沒有一張是多餘。

或者﹐讀到這裡﹐可能有老友發覺﹐兩年內都沒有收到我從都柏林寄出的聖誕卡﹐錯以為我是經過一輪精挑細選後﹐把他們的名字撕掉了。你沒有收過我寄給你的賀卡﹐只因為你未有給我地址。當然﹐也有可能是寄失了。或者﹐寄不出去。

早幾天﹐回家打開信箱﹐赫然發覺一份郵件﹐上面的字體﹐有點熟悉。再看真點﹐是自己的手筆。原來﹐因為寫錯了地址﹐郵差找不到﹐便寄回來。是第二次了。似乎﹐我每年都會犯一次這樣的錯。上機回港前﹐我便給一位朋友﹐寄上了兩張聖誕卡。一張是今年的﹐另一張則是去年給彈回來的。

假期完結﹐首天回到公司﹐一切都有點正常地生疏。不算搬到歐洲生活前的那一個月﹐今年聖誕這個假期﹐畢竟是畢業後最長的一個。雖然留在香港的時間其實不多。既到了東京﹐也在鄰近那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小住了兩個晚上。

茶點的時候﹐大家都談到假期裡面發生的事情。

有同事跟我說﹐有天百無聊賴﹐便在網上亂跑﹐無意中看到一則招聘家庭教師的廣告。裡面寫道﹐希望找一個人教導一下自己兩個孩子中文。同事是馬來西亞華僑﹐可能不知道聖誕在歐洲的苦悶(不單止所有店鋪關門﹐便是火車﹑巴士也都停駛)﹐這個假期並沒有回到家鄉去﹐選擇獨自一人留在都柏林的住所裡。看著那則廣告﹐她見週末時候有點空閑﹐便跑去試試看。想不到﹐一拍即合。原來﹐登廣告的﹐是一對愛爾蘭夫婦。他們希望孩子學習中文﹐因為那兩個小孩原本就是中國人。是從中國大陸領養回來。夫婦以為﹐雖然孩子是註定以後要在英語的世界裡打滾﹐不過﹐他們有責任讓這對姊妹接觸一下自己本來的根。畢竟﹐兩個孩子都是黑頭髮﹑黃皮膚﹐都應該要懂一點關於中國的事情﹐都應該要懂得自己本來的母語。

聽罷同事的話﹐便想起了回港渡假期間﹐跟一個朋友的一席話。

因為朋友聖誕的時候﹐會帶同老婆﹑孩子到北京住上近三星期﹐直至我啟程返歐洲﹐他依然未及回來。於是﹐便趁他到灣仔開會之便﹐約定在PACIFIC PLACE吃個下午茶。本來打算到COVA去﹐最後﹐他還是選了MARRIOT的咖啡室。我明白他的意思。畢竟﹐PP那間COVA，是一個SEEN AND BE SEEN的地方。

自象牙塔出來後﹐有兩個人對我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們甚至改變了我的性格和價值觀。一個是陶傑﹐另一個就是這一位良師益友。

也近兩年未有見面。上次回港的時候﹐因為一切太匆匆﹐便錯過了會面的機會。相隔兩地﹐除了偶然一兩個電郵外﹐大家其實也甚少溝通。不過﹐我以為﹐君子之交﹐淡如水。這無礙我們的交情。

那天﹐我們談到孩子。和教育。始終﹐很難要一個父親在兩個小時的閒聊中不談談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將來。要知道﹐那是他的血和肉啊﹗

我建議他把孩子送到海外升學。在香港讀書﹐成績如何好﹐也還不過是一件厲害的考試機器。一點活潑創造力都沒有。我以為﹐在英國讀中學﹐在美國讀大學﹐這才是真正的完人教育。美國的大學依然是世界上最一流的。只是﹐這個國家太放任自由﹐並不適合遠離家鄉的小孩子。前香港宗主國的寄宿學校﹐則有著一套嚴格的傳統規矩戒條﹐孩子不會學得太壞。況且﹐練得一腔倫敦口音的英語﹐在長春藤大學的校園裡跑﹐必使人刮目相看。畢竟﹐那是上等人的標記。君不見在英美政壇﹐最具自信的﹐就是保守黨黨魁金馬倫。什麼人跑到他身邊都立時矮了半截。因為他的英語說得太好聽了。畢竟﹐畢業於伊頓公學。從來﹐教育修養﹐就是培養比別人高一等的優越感。

朋友也有這個想法。不過﹐他也有他的懮慮。

早陣子﹐朋友的大老闆邀請了所有同事﹐到自己的游艇上玩樂。朋友看到大老闆和上司的孩子在閑談。他們都在外地讀書。碰巧假期﹐便回來香港。雖然都是中國人﹐可是﹐在他們的對話裡面﹐完全沒有一個字是中文字。朋友說﹐他確實考慮過送孩子到海外升學。只是﹐一想到那天在游艇上看到的事情﹐便有點退縮。他覺得﹐中國人跟中國人﹐竟然要用另外一個國家的語言來交談﹐實在有點醜。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這樣。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在蘭桂芳上碰到的那些竹昇。跟大老闆和上司不一樣﹐他要求自己的孩子既能用英文思考﹐又能用中文思考。從來﹐他都是要求嚴格的人。

想著想著那天下午茶的談話﹐我想﹐當香港社會裡面有很多年青人以不懂得中文為傲的時候﹐那一對姊妹算是來了一個天堂罷。至少﹐上天是賞賜了一對很體貼的再生父母給她們。

十年前﹐還在求學階段﹐曾組隊參加香港的壘球聯賽。不記得是誰發起了。雖然球隊是艱苦地經營了兩年﹐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好像有點兒戲似的。因為隊中沒有一個人受過一丁點正統的或壘球﹑或棒球的訓練。大家都只在卡通漫畫裡﹐接觸到這項運動﹔也只偶然在ESPN的轉播中﹐斷斷續續地收看過一些真正比賽的片段。大家決定參加比賽﹐為的都只是過一過手癮﹐了結一下孩童時候的心事。

都說安達充害人不淺。

還記得﹐在首場比賽前夕﹐太陽已經開始西沉﹐我們倒還在那個沒有照明系統的球場裡﹐為第二朝早比賽的投手傷腦筋。全隊十多名球員裡面﹐就沒有一個人能夠信心十足地﹐控制得到球投出後的位置。每一個人都曾經嘗試過踏上投手板﹐可是﹐就沒有一個能夠連續兩次把球投到好球區裡面。

黑夜已在不遠處﹐大家開始看不到大家的臉。不過﹐我們還是未能解決一支壘球隊裡面最重要的那一個位置。我們都清楚知道﹐只有不讓對手擊得到來球﹐我們才有取勝的本錢。在漫畫裡﹐達也和比呂都是最後的勝利者。便是擊球率如何的高﹐新田和英雄﹐面對著這兩個出色的投手。最終也要落敗而回。《TOUCH》和《H2》，我們倒讀得滾瓜爛熟。

我有點氣餒﹐開始說著些賭氣的話。我說﹐投一個好球實在太難了。我們參加的只是丙組比賽。是全港最低級的組別。何解壘球總會不放寬一下好球區域的規定﹐去方便一下我們這些低水準的球隊﹖整場賽事都是壞球﹐對總會來說﹐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罷﹖

聽到我的話﹐老友立即諷刺我道﹐按照你的說法﹐丙組足球比賽的球門﹐是否要來個加大碼﹖還是努力研究一下如何投得好球的辦法好了。今天晚上解決不來﹐不要緊﹐我們還有下個星期﹐還有下個星期的下星期。我想﹐只要勤加練習﹐我們總能解決得到這一道難題。

我頓時無言。從來﹐這位老友的爭勝決心都比我強。在他面前﹐仿彿沒有一件解決不了的事情。

年半前﹐一位好友帶同她的男朋友﹐來到愛爾蘭探訪。他們知道我愛讀書﹐便給我帶來了幾本中文書籍。都是我喜歡的作家。翻著翻著那幾本書﹐我們竟然談到了簡體字。

我們兩個男生﹐對於那套由中國共產黨另行研創的文字﹐都有點反感。雖然以前﹐我們閒來都會約定一起到旺角樓上的大陸書店逛逛。我們都貪簡體字的書便宜。不過﹐我們都以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要學懂那傳統中文。因為那才是真真正正中華民族的文字。假如我們都聽從了中共的指引﹐完完全全放棄那些他們所謂的繁體字﹐我們將是出賣中華民族的走狗。我們將會是一個幫凶﹐去敗壞瑰麗中華五千年文化。

聽著我們的高談闊論﹐好友搬出了另一個「道理」。她道﹐學習傳統中文太難了。中國社會文盲問題嚴重﹐的確有需要縮短學習語文的時間。簡體字正幫得上忙。由於簡體字筆劃少﹐於是易學﹐也易記得牢。在同一個時間內﹐小孩子學得的字數﹐定比學習傳統中文的孩子來得多。如此一來﹐文盲問題方能經濟地解決。

聽罷這一個「道理」﹐當時﹐我的確立即想起了那一年﹐那位老友在球場上的那番說話。

在戲劇《歷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最後一幕裡﹐老師哈泰(HECTOR)的靈魂悄然地飄到舞台前面﹐在一眾學生身後﹐大聲高呼﹕

「把這份包裹傳下去罷。
有時候﹐這便是你們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
執它起來﹐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後就把它傳下去罷。
這樣做倒不是為了我﹐也不是為了你﹐乃是為了將來某一個時空裡的某一個他。
傳下去罷﹐孩子。
這便是我希望你們學懂的事。
繼續傳下去罷。」

我想﹐這就是全劇要帶出來的訊息。裡面提及的那份「包裹」﹐指的就是知識。我們所以能夠薪火相傳地生活下去﹐因為我們懂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不斷地往下傳下去。無論是歷史的光榮﹐或是歷史的恥辱。因為我們知道﹐唯有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方不用浪費太多時間﹐去長出一點智慧﹐好去迎接未來瞬息更加萬變的世代。

早陣子﹐有朋友跟我說﹐無意中在網上看到一則招聘家庭教師的廣告。裡面寫道﹐希望找一個人教導一下自己兩個孩子中文。朋友是馬來西亞華僑﹐見週末時候有點空閑﹐便跑去試試看。想不到﹐一拍即合。

原來﹐登廣告的﹐不是為了趕上什麼「中國熱」列車的盲流。是一對愛爾蘭夫婦。他們希望孩子學習中文﹐因為那兩個小孩本來就是中國人。是他們從中國大陸領養回來。夫婦以為﹐雖然孩子是註定以後要在英語的世界裡打滾﹐不過﹐他們有責任讓這對姊妹接觸一下自己原本的根。畢竟﹐兩個孩子都是黑頭髮﹑黃皮膚﹐都應該要懂一點關於中國的事情﹐都應該要懂得自己本來的母語。

那天下班﹐在火車上﹐不其然地跟那位朋友談到這一件事。忽然心生一個疑團﹐也不理會同行的美國人和法國人是否明白﹐便繼續用英語問道﹕「你會教那對孩子傳統中文﹐還是簡體字﹖」我不苟同共產黨自創的名詞﹐不喜歡稱這些正軌中文字為繁體字。正如陶傑所言﹐正軌中文字何來繁複之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不過﹐話得說回來﹐英文TRADITIONAL CHINESE倒是一個很中肯的翻譯。

其實﹐不用朋友回答﹐我也知道答案。

幾年前﹐到吉隆坡旅行。在當地書店﹐找到一本用簡體字編印的陶傑散文集。正奇怪何解有人能夠突破重重阻攔﹐在中國大陸印制這位前英國廣播公司僱員的作品。只是﹐一望到週圍其他中文書籍﹐我便明白一切。那時候﹐我的確很幼稚﹐以為只有住在共匪當道的災區的人﹐才會給褫奪完完整整地欣賞瑰麗五千年中華文化的資格。我深信﹐只有透過古人已經運用的文字﹐我們方能徹底感受那些不朽詩詞歌賦的意境。要知道﹐李白和蘇東坡﹐都不懂得這些中國共產黨為了破壞中華文化而另創的一套文字﹐我們讀著那些怪獸﹐又怎能跟他們神交﹖

朋友好心﹐希望把自己那個包裹﹐在一個英語的世界裡傳下去。只是萬念不到﹐原來那竟然是一個計時炸彈。

(按﹕HECTOR那句對白的原文為﹐

Pass the parcel.
That's sometimes all you can do.
Take it, feel it, and pass it on.
Not for me, not for you, but for someone, somewhere, one day.
Pass it on, boys.
This is the game I wanted you to learn.
Pass it on.

尾後第二句的那個GAME字﹐苦煞思量﹐始終翻譯不來。還望有高人指點一下迷津。 )

每次到外地旅行﹐我都會不其然問這一個問題﹕「究竟地球上有那一個地方沒有一間中國餐館﹖」

我發現﹐無論那個地方多麼偏僻﹐多麼遠離人煙﹐你依然能夠找到一些中國人﹐在那個地方開設著一間中國餐館。我記得﹐便是在西班牙古城托里多﹐火車站對面就有一間叫做「香港」的中國餐廳。在意大利科木湖旁﹐也有幾間。仿彿中國人的存在﹐便是為了讓世人享受一下中國菜的美味﹔仿彿開餐館﹐是中國人在彼邦生活下來的唯一法門。

在眾多開餐館的中國人裡面﹐最出名﹐也最成功的﹐莫過於ALAN YAU。這位給《泰晤士報》冠以倫敦飲食業大亨的香港人﹐就因為其出色的餐飲生意對英國首都帶來了極大的貢獻﹐在零六年元旦日﹐給英女皇策封為OBE。

假如北京舉辦奧運也算是中國人的驕傲﹐那麼﹐「客家樣」(HAKKASAN)和「丘記茶苑」(YAUATCHA)早就是中國人的聖物。在米芝連星級食肆裡﹐唯獨這兩間分別在01年和04年在倫敦托定咸開業的餐廳﹐招呼客人吃中國菜。

這再次印證﹐香港人是中國人裡最出色的一群。

畢竟﹐只有在香港人的帶領下﹐中國人才能夠在世人面前仰起頭來。可惜﹐九七回歸後﹐經過了建華之亂﹐大家竟然都忘記了這一個事實﹐都紛紛向北方靠攏投誠﹐生怕自己沾染不上一丁點共產中國的腥臭味道﹐大家都急忙給自己赤條條的身體﹐抹上一把又一把惡臭莫名的污泥。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下﹐香港社會便再沒有剩下幾多個值得人尊敬和尊重的人物。也於是﹐要在國際社會闖出個名堂來﹐中國人註定只能出賣自己那低賤的勞動力﹐和那財大氣粗極討人厭的惡形惡相。

「客家樣」和「丘記茶苑」的成功﹐實在在於能夠去徹底中國化地推銷中國菜。

兩間餐廳都在托定咸區﹐都遠離李斯特廣場旁的唐人街﹐也遠離那條有小唐人街稱號的BAYSWATER。餐廳的裝璜﹐一點也沒有中國的特色﹐都像一間新潮的法國餐廳。懷舊的皮沙發﹐昏暗的氣氛﹐彩色的馬卡朗里小餅乾﹐前衛的侍應製服﹐無一能夠讓人聯想起中國這個古老大國。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種氛圍底下﹐從廚房裡送出來的﹐都是其他中國餐館永遠學不來的美味中國菜式。當其他中菜館都燈火通明﹐侍應都用著他們那鑲滿黑邊的手指﹐端起那些鐵板菜式﹔都用著那留長了手指尾指甲的雙手﹐放下一盤又一盤或宮保﹑或甜酸的菜式﹐「客家樣」和「丘記茶苑」的生意之道﹐實在讓人肅然起敬。他們賣的都是貨真價實的中國菜﹐蝦餃就是HAR-GAU，不是什麼PRAWN DUMPLING；也沒有為了討好洋人的口味﹐彎著身子﹐在餐牌上刻意加上一道叫蝦多士的菜式。

所以﹐當大家都能夠在飲食業裡闖出個天地來的時候﹐ALAN YAU獲得的是如假包換的荷蘭水蓋﹐其他人得到的﹐卻只是那些香港特區政府懷念前朝﹐而製造出來的冒牌貨。

在那暗黃的吊燈底下﹐呷著一口芳香撲鼻的龍井﹐我想﹐「一國兩制」這個偉大構想﹐本來是行得通的﹐也應是香港回歸後生存之道﹐只要大家都認同「兩制」大於「一國」﹐只要大家都敢犧牲「一國」來成全「兩制」。

不過﹐很可惜﹐在這個地球上面﹐就祇得一個ALAN YAU。

搬到歐洲生活後﹐多讀了一些英國小說﹐於是﹐去年妹妹生日﹐便一起到FORTNUM AND MASON裡面的一間餐廳吃中飯。那可以算是一間百貨公司罷。不過﹐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始終是裡面售賣的英國傳統食物。從茶葉到咖啡豆﹐從果醬到麵包﹐從餅乾到糖果﹐無一不教人垂延三尺。其實﹐單看其櫥窗的擺設﹐足夠讓人樂上半天。

那天﹐我們選了地面的那一間餐廳。因為門外排了一條長龍。

當我們排到最前的時候﹐帶位的那位侍應跟我們道﹐兩人座位可以立即替我們安排﹐只是就不知道我們是否介意跟鄰座貼得太近。因為那是一張六人長檯。座位左右都正各坐了一對顧客。我搖頭表示欣然接受這個安排。我補充說﹐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我當然看不到有什麼問題。我在香港土生土長﹐怎會抗拒「搭檯」﹖怕只怕別人介意我們跟他們坐得太近。他們的對話﹐我們可以聽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們卻聽不明白我們在說些什麼。除非他們聽得懂港式粵語。香港回歸後﹐是越來越多西方人懂得國語﹐懂得粵語的英國人﹐又剩下幾多個﹖

不過﹐英國人又是否很介意「搭檯」﹖似乎也未必如是。君不見那間洋化日本拉麵店WAGAMAMA門外經常大排長龍﹖餐廳裡面那一張張長長的檯﹐不是經常坐滿了一對又一對的食客﹖早陣子﹐《泰晤士報》有一篇文章介紹這間食店的創辦人。裡面寫道﹐WAGAMAMA的成功﹐在於能夠在英國引入「搭檯」這一種座位方式。

其創辦人不是誰人﹐就是香港人ALAN YAU。那天﹐《泰晤士報》給他冠上了倫敦飲食業大亨的稱號。

其實﹐「ALAN YAU」這個名字﹐許多年前已經略有所聞。

是2001年罷﹖那年﹐他剛在倫敦托定咸開設了那一間名店﹕「客家樣」(HAKKASAN)。家族裡面有些人﹐每到英國首都去﹐都例必到這間由地下車房改建成的中國餐廳吃一頓飯。除了因為跟丘先生是好朋友外﹐最重要的﹐還是他們以為﹐便是在香港也難有一間酒樓的菜式﹐及得上「客家樣」可口。更何況﹐HAKKASAN乃是米芝連的星級餐廳。扎軋餐廳指南(ZAGAT RESTAURANT GUIDE)說﹐在「客家樣」預留了的座位﹐隨時可以放到期貨市場買賣。

多年來﹐我未嚐有機會試試「客家樣」。不過﹐倒是幫襯過ALAN YAU的另一間名店﹕「丘記茶苑」(YAUATCHA)。它比「客家樣」晚三年在倫敦開業。一樣在市中心﹐一樣是米芝連星級餐廳。那是一間兩層樓的店。地面那一層是咖啡店﹐地下那一層才是酒樓﹐供應點心。店的主調為黑色。侍應也都穿著一系列新潮的黑色制服。原來﹐都是由葉錦添設計。扎軋餐廳指南說過﹐YAUATCHA是專為倫敦那群最誘人的優皮士而設。

閒來到倫敦﹐都喜歡去「皇朝」(ROYAL CHINA)飲茶。因為那兒的點心﹐也不是一般香港酒樓能夠媲美。但老實說﹐「丘記茶苑」的點心﹐可又確實比「皇朝」的更加美味。雖然那位主廚以前只是翠園的廚師。可是﹐同時候﹐價錢也較貴。那天﹐我們只點了八個點心﹐就要六十英鎊。

近來﹐在英國首都﹐最受歡迎﹐也是最潮吃點心的店﹐非「乒乓」(PING PONG)莫屬。妹妹說﹐「乒乓」開張後﹐的確搶了很多「丘記茶苑」的客。因為這間新店﹐走的也是同樣路線。不過﹐要我兩擇其一﹐我一定會支持ALAN YAU。因為YAUATCHA的點心選擇多很多﹐也美味很多。況且﹐「乒乓」的點心是洋化了﹐並不合中國人的口味。

「乒乓」大受歡迎﹖畢竟﹐新屎亢總有三日香。

從愛爾蘭回到香港的週末﹐剛巧碰上英國超級聯賽的所謂超級星期天。在那一天﹐那四支近年來都能夠僥倖地擠到聯賽榜前四名的球隊﹐會捉隊撕殺。這一次﹐是利物浦對曼聯﹐阿仙奴對車路士。我是愛華頓的擁躉。對這兩場比賽﹐都沒有什麼興趣。我只看自己擁護的球隊的比賽。畢竟﹐生命苦短﹐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浪費。

有朋友提議到酒館去﹐一起觀看球賽。我的答案是YES AND NO。

我非常喜歡跟一眾老友到酒館去把酒聊天。不過﹐老實說﹐便是他們播放的是愛華頓的比賽﹐我倒沒有興趣在香港的酒館看球賽了。除非酒館負責人會選擇收聽英語旁述。只是﹐在這個比國內任何一個更像中國城市的前英國殖民地﹐要酒館選擇英語旁述﹐似乎比在下一屆立法會普選﹐更加艱難。

也許﹐有人會以為我有點裝扮高深。更直接地說﹐是「扮野」。可是﹐當你習慣了由以前﹐以至現任英國超級聯賽的球員﹑領隊分析球賽的時候﹐一聽到香港那些「二打六」在米高峰前大聲高談廢話的時候﹐你不能沒有一點無名火起。在英國和愛爾蘭﹐現場直播球賽的時候﹐電視臺會邀請跟比賽雙方關係有點密切的人﹐在熒光屏前跟球迷分析比賽。上星期﹐愛爾蘭電視臺的球賽節目主持人﹐便問了桑拿士(GRAHAM SOUNNESS)一個香港裡面沒有人能夠答到的問題﹕你會如何應付RAFA(現任利物浦領隊)的星期美點部署﹖

始終﹐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我有點「扮野」﹖

由你如何說都好。我不管。

眨眼間﹐一切都要回復正常。

不知不覺地﹐每天起來只管吃喝玩樂的日子﹐原來早已變成腦海裡的片段回憶﹐再不實在地在眼前出現。

我明瞭﹐從來﹐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不過﹐倒沒有想過真的會溜走得如此的急﹑如此的速。渴望已久的假期﹐轉過身來﹐就已化作成一縷一縷的輕煙。要不是腦子裡還殘留著多少快樂的記憶﹐這些曾經朝思暮想的日子﹐仿彿沒有存在過一樣。

我承認﹐我患有假期後抑鬱症。不過﹐倒要問問﹐誰不會患上這樣的病症﹖

每次放假完畢﹐我總會恨自己。我會恨自己為何沒有好好的抓緊假期裡面的每一分每一秒。當要重投上班族的日子﹐我便很後悔沒有盡情享受假期裡面的每一點滴光陰。是睡得太多﹐弄得自己沒有時間去幹幹早已編排好的事情﹔是睡得不夠﹐弄得自己重新上班的時候﹐經常喊累喊倦。

在放假的日子裡面﹐我究竟做過了些什麼事情﹖

假期完結後﹐在無聊的時候﹐我常會問自己這一個問題。只是﹐很多時候﹐我都未能找到一個答案。一個理想和合意的答案。當發覺假期是無聲無息地結束後﹐我總是以為自己又白白浪費了一個寶貴的假期。假如我沒有把假期浪費掉﹐它怎會在不知不覺間完結﹖假如假期過得很充實﹐它又怎可能只在腦海裡殘留著一些凌亂的片段﹖

只要想到這裡﹐我便感到有點抑鬱。因為現實跟想像﹐有一點的落差。一點出其不意的落差。或者﹐大家都有相同的經驗。畢竟﹐這不是什麼新的奇難雜症。

有時候﹐我會想﹐或者沒有真正的放一個假﹐那抑鬱便不會變得如斯嚴重。因為到其時﹐一切便都只得想像。那一點點的落差便不再存在。畢竟﹐我是一個可以活在想像裡面的人。

都是真人真事。故事的主角﹐都是身邊認識的人。

幾年前﹐有一個老友﹐因為宿醉未醒﹐錯過了那班早上開往台北的飛機。

在機場遲遲未見蹤影﹐女朋友已經每隔半分鐘便給他撥一個電話。奈何手機調較到了靜音狀態﹐就是每秒撥號一次﹐那微弱的電話震動聲音﹐實在未足夠吵醒那一位在醉鄉熟睡的老友。於是﹐女朋友唯有怒氣衝沖地獨自上了飛機。

醒過來時﹐老友的女朋友已經在酒店的房間放下行李。望著手機的時鐘和那近百個未接的來電﹐老友知道闖下了大禍。要知道﹐那是他們相識後﹐首次一起放假到外地走走。也實在顧不及儀容和裝束﹐胡亂把一些東西塞進旅行袋後﹐老友便跳上了的士﹐­直奔機場去。一路上﹐他什麼也不管﹐只祈求能夠買得到下一班飛去台北的航班機票。

幸好﹐上天畢竟是一個喜歡寬恕人的神。幾經辛苦﹐航空公司終於能夠在即日一班航班裡﹐給這個老友找到一個位子。當然﹐要另付金錢。不過﹐能夠用金錢解決的問題﹐究竟不是一個問題。

到達台灣﹐已經是夜晚的時候。比女朋友足足遲了十個小時才抵達。

至於老友如何得到女友的原諒﹐他未有多說﹐我也不便多問。不過﹐在後來的閑談中﹐我猜那也是一個用金錢解決的難題。畢竟﹐那是初犯﹐所以能夠從輕發落。我記得﹐那天在酒館裡﹐老友是這樣迴避我們的追問。

這一位老友算是買了一個教訓。以後上機前一晚﹐都不敢隨便到酒館裡跑。

這位老友的經歷其事並不陌生。我也認識一位女生﹐宿醉關係﹐連續兩年錯過了第二朝早回家鄉渡聖誕的飛機。

每年﹐她都是在公司聖誕派對後的第二天乘飛機回家。只是每一年﹐她都在派對裡飲得醉醉。也於是﹐每一年﹐她都要多給航空公司金錢﹐去買翌日飛往家鄉的機票。連續兩年﹐她都在家裡睡過了時間。飛機起飛的時候﹐她卻在夢鄉裡的飛機上面情挑那些空中少爺。

也許﹐酒精是害人不淺。不過﹐我亦認識一個人﹐從來不煙不酒﹐依然有錯過飛機的遭遇。那是因為他把機票上面那「一月十日早上一時」﹐理解作「一月十日那天晚上的一時」﹐也即是「一月十一日的早上一時」。於是﹐遲來了一天。

談及一些朋友錯過飛機的故事﹐因為今年回歐洲的時候﹐我也擺了一個小小的烏龍。

我是三日在香港乘飛機到倫敦去。我常以為﹐到達英國首都也同樣是三日。豈料﹐我倒忘記了我這個「三日」﹐其實跟其他人的「四日」﹐相差不過兩個小時。飛機我當然沒有錯過。不過﹐我倒錯過了用二十英鎊﹐買一張最前排的票﹐欣賞CONNIE FISHER演出《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機會。週一至週四﹐從早上十時起﹐劇院便會公開發售即晚首排座位的票。每張才不過二十英鎊。起初﹐我是打算落機後﹐便隨即趕往劇院排隊輪候。只是﹐原來我是在四日早上﹐即星期五﹐才返回歐洲來。

聖誕回港渡假。乘飛機離開的時候﹐望出窗外﹐看著那漸漸變小的都柏林﹐我曉得﹐縱然將會有四個星期六不會留在這個愛爾蘭的首都﹐這一個假期依然會眨眼間便匆匆溜走。要了解光陰走得如何的速﹑跑得如何的快﹐只要放一放假﹐便立即很明白這個老師從小教導的道理。

正如星爺所言﹐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一轉眼﹐一切便都要歸於平靜。什麼都要回復正常。在上班的日子﹐又要在漆黑裡跟睡魔作戰了。

愛爾蘭位偏北國。在這個冬天的時候﹐日短夜長﹐陽光更加是生活中的珍品。每天早上﹐到了八時許﹐街燈才懂得慢慢熄滅。因為那微弱的太陽﹐終於能夠投放一些射線來到這片土地上面。假如天氣良好﹐那些沒有一點溫度的陽光﹐還能照耀大地直至下午四時許。只是﹐很多時候﹐那些弱勢的陽光﹐都頻為偷襲的雨雲所欺。中午的驕陽﹐會忽然翻臉成無窮的油酥細雨。太陽下山的時間便來得更加早。

我習慣七時一刻起床﹐梳洗一番﹐吃過早餐後才上班。可是﹐在這個冬天的時節﹐要堅持這個習慣﹐的確需要很大的決心和毅力。因為那實在跟在半夜裡起床無異。我曾嘗試記牢臨睡前睡房漆黑的狀況。我發現﹐到了第二天早上﹐當關掉鬧鐘﹐好不容易地才擊退那步步進逼的睡魔﹐爬下床的時候﹐房間裡黑漆的情形﹐跟閉上眼睛墮進夢鄉前所見的﹐完全沒有兩樣。

要在愛爾蘭生活﹐最困難的日子﹐莫過冬天。當中﹐最難捱的﹐不是去抵抗那寒冷的空氣﹐而是去熬過那過長的黑夜。

外面空氣太冷﹐在住所裡邊﹐在室內的地方﹐還可以調較機器噴出來的暖氣的溫度。太陽上山﹑落山的時間﹐卻是大自然的事情﹐都由不得我們去操心。我們不但沒有權利去更改﹐也沒有能力去變改。就如早陣子﹐當妻子在愛我華州輸掉首場初選後﹐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如是說﹐我總沒有辦法把她變高﹑變得年青﹑變成男人。

從來﹐面對大自然﹐我們總是如此無助。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能夠改變大自然。其實﹐那不過是我們一時的想像。

我是一個在亞熱帶長大的傳統男生。常以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乃理想的正常規律生活。只是﹐搬到愛爾蘭生活後﹐在這樣猛烈的文化衝擊底下﹐這個傳統想法當然亦要改變一下。一切還是跟回時鐘﹑手錶所顯示的時間去辦事好了。否則﹐夏天的時候﹐我們便會工作得太過辛苦﹔相反﹐冬天的時候﹐我們便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處理公務。

也實在不記得是何時養成了定時到書店買書這個習慣。這裡﹐「定時」的裡面的「時」﹐指每個星期。「定時」的意思﹐倒是解每個星期至少一次。

我想﹐應該是大學時候開始轀釀。因為那時候﹐我是多了點零用錢。始終﹐口袋裡多了幾個銅臭﹐便很渴望去洗掉。這是人之常情。於是﹐我開始了多逛旺角的二樓書店。只有在那些地方﹐我方能找到洗掉銅臭的方法。那時候﹐我喜歡的作家是董橋。

不過﹐正式瘋狂地買書﹐是出來社會做事之後。

每天下班後﹐便是沒有什麼約會﹐我也不會立即回家。我總會到公司附近﹑或者屋企樓下的書店走走。縱然都是那些大型的賣書連鎖店。不過﹐我還是以為﹐沉溺在書海裡﹐是去掉一身疲勞的不二法門。

那天﹐離開公司後﹐碰巧商場裡有一個書展。是突破出版社舉行的書展。那不是一間我喜歡的出版社。因為他們出版的書都很不合我的口味。都是一些仿彿很健康﹑對年青人很有益﹑很有教育意義的書。從來﹐對於可以用「乖」這個字來形容的東西都沒有什麼好感。我以為﹐「乖」跟「悶蛋」是同義詞。

只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竟然走去打了個圈。或者﹐是那天工作實在太辛苦了罷﹖辛苦得忘了點理智。又或者是希望有些改變罷。畢竟﹐那些大型賣書連鎖店﹐並不能給人什麼驚喜。它們好像都聘請了同一個買手似的。

在那些臨時書架裡轉了一個圈後﹐出奇地﹐我找到了一本很想買的書。是丘世文的《同行半世紀》。

我有點大鄉里。我不知道丘世文寫過這一本書。那時候﹐我只知道﹐他是《週日床上》的顧西蒙﹐是《香港長大》的胡冠中。

我倚在書架旁﹐翻著這個新發現。我發覺﹐我的眼眶裡都充滿了淚水。

那是丘世文為紀念他的好友陳修治寫成的書。書裡面沒有煽情的文字﹐也沒有刻意賺人熱淚的描寫。都只是平白地描寫了丘世文和陳修治相識的過程﹐和成為朋友後發生的事情。

很簡單。很簡單。一點也不曲折離奇﹐亦不緊張引人。不過﹐一旦翻開了首頁﹐就竟然完全控制不了。務必要立即從頭到尾讀過一遍不罷休。於是﹐從沙田到荃灣﹐乘巴士也不過是半個小時的車程。我就在那個半小時裡面﹐讀完了這部書。

我想﹐這是我平生以來﹐最快讀完的一本書。

(書憶 三之二)

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丘世文在其《明報》專欄《一人觀眾》裡面寫道﹐

我喜歡逛書店﹑鑽圖書館。毫不誇張說﹐從九歲開始至今﹐三十多年來除了生病或事忙外﹐我幾乎每天也要循例到書店或圖書館去跑一趟的。......小學多年﹐每天下課也要到界限街的孟氏圖書館去看書和借書。......初中時代﹐也就開始多逛九龍城和旺角的書店。......高中時代開始懂得看英文書﹐更成為北京道英國書店﹑樂道及海運大廈辰衝圖書公司﹐以及窩打老道冠華圖書館的常客。......在港大唸書時﹐每天出入大學書店及圖書館便要好幾遍。後來海外留學的日子裡﹐每天也是那麼誠心流連在巴黎或倫敦的大小書店及圖書館中的。......出來做事了﹐但午膳工餘﹑假期節日裡﹐我還是喜歡逛書店。

丘世文是個天才。跟他比較﹐根本就是對這個RICCIAN的侮辱。況且﹐我也有點自知之明。實在也不需要怎樣比較。因為我不可能有一樣東西及得上。最接近的﹐就只有逛書店﹑鑽圖書館這個興趣。

小學時候﹐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到九龍中央圖書館去。因為自小﹐便只對故事有興趣。於是﹐在那兒﹐我會借來一大堆故事書。有三國演義﹑水滸傳的連環畫。也有世界名著簡譯本。

對於讀書﹐我是早熟的。

當老師還在鼓勵同學﹐到班房裡的圖書閣借那些童話回家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徹夜不眠地追看金庸的武俠小說。我記得﹐那是一個小學五年級的清晨。不知怎地﹐突然醒了過來。望一望鐘﹐才不過五時許。只是多翻輾轉﹐依然未能再次入眠。忽然﹐想起早前伯父還給父親的《笑傲江湖》。便爬起床來﹐從書櫃裡找來第一部來細讀。那是我第一天闖進了查先生的筆下世界。那年聖誕﹐母親送了一套《射鵰英雄傳》給我。到暑假的時候﹐我又多添了一套《神鵰俠侶》。

後來﹐知道原來小朋友也可以到成人圖書館後﹐我很快便讀過金庸的作品一遍。那時候﹐我是迷上了武俠小說。所以﹐也找來了古龍﹑梁羽生的小說來讀。沉迷武俠小說的日子﹐我小學還未畢業。

升上中學後﹐我開始讀衛斯理。李碧華亦是我一度喜歡的作家。也有阿嘉莎的偵探小說﹐和日本的推理小說。後來﹐亦加入了追讀三色貓的行列。朋友喜歡讀村上春樹和吉本芭娜娜﹐於是也有翻過幾本。那時候﹐不是有太多的零用錢﹐所以﹐所有書也都是從圖書館借回來。也沒有到書店的習慣。

跟丘世文一樣﹐也是在高中的時候﹐方懂得讀英文小說。第一本讀畢的﹐應該是JOHN GRISHAM的THE FIRM。那是我自金庸小說後﹐首本徹夜不眠追看的圖書。之後﹐也熱熱鬧鬧地埋頭讀過幾本這位美國作家的作品。同樣﹐都是從圖書館借來的。

開始定時到書店買書﹐應該是上大學的時候。

(書憶 三之一)

自小便熱愛足球。報紙上的消息﹐當然不能滿足我的要求。畢竟﹐報紙才只得一天的生命。記者當然只著重那些很表面的東西。這實在無可厚非。

幸好﹐有一個同樣愛足球的舅父。於是﹐每次到外祖母家的時候﹐我都會很忙碌。因為書架上﹐總是放著一疊疊足球雜誌﹐讓我慢慢細嚼。縱然是老早過了期﹐也無害我閱讀的興趣。當身邊朋友都能如數家珍地﹐背誦近幾季世界各地聯賽資料時﹐我就總是比他們多知道一點點。

我的球賽知識﹐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累積。都要多得那些《足球世界》和《英國足球畫冊》。後來﹐舅父移民﹐我便老實不客氣地﹐全數把那些雜誌據為己有。直至現在﹐它們還放在荃灣的老家。

那時候的雜誌﹐都是文字多過圖片。球賽報導不單只有那些統計數字﹐還有球隊排陣的分析﹑教練調兵遣將的評價等一切球賽的核心。也有大篇幅球員﹑教練的訪問。所以﹐縱然是薄薄的一冊﹐也很耐嚼。

不知道現在的《足球世界》和《英國足球畫冊》﹐是否都變得跟現在香港的流行雜誌一個模樣﹖不過﹐我想﹐更大可能是﹐這兩本陪我渡過童年的讀物﹐都已經給市場淘汰了。畢竟﹐在那個遠東的前英國殖民地﹐足球早變成單調的主勝和客贏。那還有人有閑情了解球員和教練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也差不多十多年沒有買一本《足球世界》或《英國足球畫冊》了。因為上了中學後﹐多學了些英文字﹐開始可以讀讀從英國空運過來的足球雜誌。是FOOTBALL MONTHLY。我發現﹐原來香港本土出版的那兩本﹐其藍本都是宗主國那邊搬過來。尤其是《英國足球畫冊》。有時候﹐甚至是人家雜誌的直接翻譯。(例如﹐「球壇ABC」這個專欄。和那些猜猜皮球位置的遊戲。)

既然知道都是從英國那邊的足球雜誌搬字過紙﹐於是﹐我便索性翻翻原文好了。況且﹐很多時候﹐《英國足球畫冊》裡面的翻譯﹐實在讀得人一頭霧水。就因為他們都只把每個英文字﹐直接變做中文字便完事。根本沒有想過這樣的文章﹐完全不是中文來。

大學的時候﹐愛上了一本很市井的英國足球雜誌﹐叫MATCH。或者﹐那不能算是一本足球雜誌。因為它更像一本八卦週刊。喜歡讀﹐只因為它很地道。很多英國街頭俚語﹐都是從那兒學曉。假如要深入一點的球賽資料﹐我便會讀FOUR FOUR TWO和WORLD SOCCER。

至於最近﹐喜愛的那本足球雜誌﹐是《每逢星期六》。WSC - WHEN SATURDAY COMES。

我以為﹐假如足球於你還不僅於主勝和客贏﹐又或者不只著重於一切統計數字﹐和那四支好像比較出名的球隊的話﹐這是一本你不能錯過的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