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張愛玲替其短篇小說《色.戒》做了一個簡短辯護後﹐她說﹕「我最不會辯論﹐又寫得慢﹐實在勻不出時間來打筆墨官司。」可是﹐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下那篇《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短文。不過﹐她明言「下不為例」。

縱然我也不會辯論﹐也寫得慢﹐但是這次跟新鮮人在網上討論﹐我是有點興奮。原來﹐自己還年輕。這樣說法﹐其實有點魯莽。因為實情乃是跟別人討論得臉紅耳赤﹐才教我想起以前的青蔥歲月。很幸運地碰上一位如此有心的網友。假如新鮮人也不再年輕﹐但願他也能藉此重拾昔日學堂裡的情懷。

民族大義﹐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講的那種民族大義﹐的確很容易蒙蔽眼睛﹐叫人沖昏頭腦。到新鮮人的專欄去讀他的文字﹐你會發現他不是一個不謹慎的人。可是﹐每次他感嘆我那些荒誕文字裡頭對國家民族的冷淡時﹐他總是有點大意。

早陣子﹐我談到火鍋。他留言道﹕「用『SHABU SHABU』日文簡直貶低了中國飲食火鍋文化」。無疑﹐我覺得日文「SHABU SHABU」的確比「HOTPOT」可取。不過﹐文章裡頭﹐我倒是很清楚地寫道﹕「我們實在不該叫火窩做『HOTPOT』。或者日文『SHABU SHABU』可以是一個選擇。當然﹐最好的一個，還是『DABINLOW』。」

昨天﹐我談到他那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我指出那句說話不正確的地方﹐並重申了香港該是中國龍頭大阿哥的講法。我補充說﹕「當然﹐我這個講法其實都放在一個假設上面。那就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比香港落後﹐都不如香港。曾經﹐這不是一個假設。這是一個事實。可是﹐到了這個年頭﹐在回歸後第十一年﹐我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一個事實。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還成立。」也許﹐有人以為我有點滑頭﹐甚至是張愛玲批評域外人的「自己預留退步」一樣。不過﹐那的確是我那個想法的流程和根據。讀畢我的說話﹐新鮮人便留言道﹕「我們時常以自己為西方思想先軀自居﹐想給於內地實施教化萬民的思維實在太自大了。」

也許﹐在民族大義上﹐我這樣自大和狂妄﹐是有點不該。畢竟﹐我要顧全中國人的面子。可是﹐太輕易讓那所謂的愛國情操燒得旺熱﹐讓那高漲的民族情緒控制自己﹐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讀著新鮮人昨天的留言﹐我開始明白香港的燈泡為什麼不亮。我似乎為龍應台找到了另一個答案。

幾年前﹐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談香港的國際化。文章的標題就是《為什麼燈泡不亮﹖》。在香港作客了一段日子後﹐這個台灣人留意得到﹐跟其他西方國際大都會的報紙不一樣﹐「香港報紙裡面國際新聞的量極少。而在極少量中﹐不是雜碎的國際報導﹐便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就是有點正經的﹐也不過是浮面瞬間的事件。至於﹐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極為欠缺。」

根據新鮮人的理論﹐這不但沒有什麼出奇之處﹐更加是平常不過。況且﹐龍應台這個人對香港有幾多認識﹖對香港實情了解有多少﹖竟然如此自大地希望以西方的一套教化香港七百萬人﹐不是太狂妄﹑太可笑了嗎﹖

按新鮮人的講法﹐那些嚴肅正經的國際新聞和分析是否適合全盤在香港報紙裡刊登﹖香港民眾所希望知道的國際新聞是否跟西方人一樣﹖無疑﹐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由於歷史所提供的多種族﹑多元共處環境﹐以及作為中西交匯點的地理條件﹐香港人很自然地感覺與國際同一脈動。但他們口中的國際新聞就是西方民眾所言的國際新聞嗎﹖香港人需要的是那些嚴肅正經的國際新聞和分析嗎﹖

在香港辦報的人﹐都是生意人。他們當然不會跟我一樣浪漫地空談理想。所以﹐他們很清楚了解香港民眾的想法﹐他們不會自大和可笑地強行把西方辦報的模式套用在香港。他們知道﹐那些雜碎的國際報導和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方適合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實際狀況。他們知道﹐在日本《讀買新聞》裡面的國際新聞﹐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裡面的國際新聞﹐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的國際新聞﹐在美國《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統統不適合香港這個特別的市場。沒有香港人對津巴布韋﹑剛果﹑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新聞有興趣。能源危機﹑海盜猖獗等事情都不合香港人的口味。那些辦報的人是都跟市民大眾溝通過的。他們都曾以謙虛和務實的態度去和香港普羅大眾溝通過。因為只有互相了解﹐方可以知道如何賺得到錢。畢竟﹐假如連對客戶的口味和要求也不清楚﹐便是口才如何了得﹐所推銷的產品如何出眾﹐推銷員所講的一切都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反覆讀著新鮮人的說話﹐再次肯定香港是容不下一個夢。從這一方面看﹐外國的月亮的確是比香港的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