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許多年前﹐丘世文在《一人觀眾》裡寫道﹕

「想起昔日學生時代﹐同學們大家委實也曾因作文這一課困擾非常。坦白說﹐印象中似乎就沒有誰正式教過我們作文的方法。從小學造句開始﹐接著就是中小的抒情文及記敘文的習作。通常是老師在黑版上些上幾個題目﹐諸如『我最難忘的人物』﹑『憶亡友』﹑『一個銅幣的自述』﹑『春日郊遊』等﹐雖說是任由我們選擇其中之一﹐然而字數卻老限著不能少于六百字。......

評判的結果是怎樣的呢﹖多年中小學的經驗總是﹐老師發還習作時半帶諷刺﹑半帶尖酸的語調說﹕你們一班裡有半數人作文字數不及規定的一半﹐其餘的一半無論寫抒情文﹑寫記敘文也好﹐怎可能大部份起句都是﹕『香港是一個小島﹐四面環海﹐水深港闊﹐恰是一個天然的商港』﹗」

那天﹐這位港大利馬竇堂宿生的結論是﹕「我們需要好好教導下一代作文之道。」

那當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丘世文已經撒手塵寰十載。不過﹐這位跟我父親同輩的人的中小學經驗﹐竟然跟我的有點相似。是香港語文教育沒有進步﹖還是因為太好所以不用改變﹖

畢竟﹐燦爛的生命總是短暫的。丘世文遺留下在人間的作品不是很多。這一篇談論作文課的﹐倒是印象最深刻。

的確﹐自小便沒有誰正式教過我們作文的方法。小學沒有。中學也沒有。仿彿那是與生俱來的能力。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開始學習作文﹐是畢業幾年後的事。

那年﹐因為「陶傑」這個名字的關係﹐我膽粗粗地跑到中文大學報讀碩士。我很希望上他的課。入學試的時候﹐學院要我們寫一篇短文﹐談談他們要取錄我的原因。在那雪白的答案紙上﹐我只寫上一句﹕「老實說﹐從任何一方面看﹐我也看不到你們有取錄我的原因。」結果﹐我成功以一個理科生的資格﹐入讀中文大學那個文科生的碩士課程。

我如願上到陶傑的課。也因此﹐終於有人正式教我作文。

當然﹐我的文筆依然不好。這麼晚才起步﹐好不到哪兒。不過﹐在陶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我的文章比以前的確有很大的進步。(可想而知﹐以前是如何的差。)老實講﹐少說我也算讀了二十多年書﹐上陶傑的課﹐是我唯一享受上課的時候。我會因為缺席一課而感到不快。從來﹐沒有一位老師的課﹑沒有一位教授的堂﹐會使我有如此感覺。

課堂裡﹐我最記得的是他這一句﹕「近來﹐大家都稱我做『才子』﹐似乎是都不曉得『才子』為何物。他們讚我寫得一手好文章﹐實在有點見笑。我寫的中文﹐只不過是最普通﹑最淺白的中文。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寫得出來的中文。假如『陶傑』就代表文筆好﹐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是『陶傑』。因為那些『好文筆』是一個中國人最起碼要做到的事。」

為了改善中國人的中文﹐他是不遺餘力的。記得他講過﹐只要寫作時遇上什麼問題﹐都可以給他一個電話談談。許多年後﹐有天讀了《黃金冒險號》﹐發現有些寫作問題﹐便給他發了一個短訊請教。他是不可能還記得曾有過我這一個學生。我只記下了他的電話﹐並沒有留給他我的電話。在短訊裡﹐我也沒有留下名字。豈料﹐收到那個短訊後﹐他竟然給我撥個電話來跟我討論。

我知道﹐越來越多人不喜歡他。甚至討厭他。我不打算替他講好說話。他也不會喜歡別人替他講好說話。讀了早前幾位網友的留言後﹐我不過想寫一寫我所認識的陶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