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回應新鮮人的留言時﹐我重申了自己對香港和中國的寄望。我寫道﹕「香港該是中國的龍頭大阿哥。是我們領導中國邁向世界﹐是我們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都應該是中國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主動跟我們靠攏﹐而不是我們低賤地向他們拋媚眼。我們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讀了這段文字後﹐新鮮人很有心﹐又留言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

那天晚上﹐因為觀看球賽時多飲了幾品脫﹐頭腦有點昏脹﹐思想有點錯亂﹐實在不應多言。於是﹐我既沒有再談新鮮人早前留言裡面一些我未及回應的地方﹐也沒有回應他那些最新的意見。只是﹐禮貌地來一個簡單回覆。不過﹐有一點是無論如何也要再次肯定。那就是我對香港和中國的寄望。我說﹕「我堅持這個想法﹐其實都是為了中國好。」

我以為﹐新鮮人那個講法﹐似乎有點問題。想深一層﹐那個問題甚至可能是香港﹐以至中國﹐為何還不能推行民主的路障。

新鮮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表面上﹐這仿彿跟陶傑在《泰晤士河畔》裡面那段悲嘆中國人從來不團結的文字有點相像。那時候﹐陶傑旅居英國十六年後剛回到香港﹐他寫道﹕「一入唐城﹐舉目環視﹐除了遮天蔽日的飯館招牌外﹐便是狀如七國的什麼同鄉會會址的牌匾。......再看各大學的留學生群﹐明明是華夏兒女﹐硬要各自成立『中國同學會』﹑『香港學生會』﹑『馬華學生會』。......於是我們誦『四海之內皆兄弟』誦了千百年﹐唱『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唱了四十年﹐力竭聲嘶之餘﹐愈發人格分裂。」

其實不然。因為「分高低」不等於「分門分派」。一個團結的民族其國人也要有分高低的時候。就像美國。套用奧巴馬贏得總統大選後的一句講詞﹐他們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假如新鮮人那個講法正確﹐我們香港人﹐的確再不用再爭取普選﹔我們中國人﹐的確再不用努力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因為既然大家都是香港人﹐胡大牛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不都是一樣嗎﹖因為既然大家都是中國人﹐誰來做國家的領導都沒有關係罷﹖他們為何還要跑出來競選﹖我們為何要花時間啃他們的政綱﹖為何要花精神去衡量他們哪一個最能帶給香港好處﹖我們為何要在烈日當空下在票站外面排長龍等候投票﹖他們都是香港人嘛。都是為了香港好才出來競選特首。最後由誰來做﹐有什麼分別﹖為何硬要分個高低﹐決一個勝負﹖

胡大牛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真的是沒有分別嗎﹖那麼﹐余若薇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又有沒有分別﹖何解我堅持香港要做中國的龍頭大阿哥﹐要領導中國邁向世界﹐要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這就是答案。

在所有中國城市裡面﹐香港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要知道﹐唯有龍頭大哥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下面的人才會懂得哪個方向才是大家要大踏步向前走的方向。布殊在任八年﹐美國變得怎麼樣﹖

當然﹐我這個講法其實都放在一個假設上面。那就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比香港落後﹐都不如香港。

曾經﹐這不是一個假設。這是一個事實。可是﹐到了這個年頭﹐在回歸後第十一年﹐我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一個事實。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還成立。

去年年初﹐我曾在這兒寫道﹕「一些媚共的人﹐竟然借了回歸之名﹐脅持著中國大陸光靠平價市場冒起的氣勢﹐硬要把香港從龍頭大哥的位置上拉下來﹐好讓北京名正言順地當他的中國首都。他們老是說﹐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中華兒女洗掉歷史遺留下來的羞辱的大日子。他們把自己無限放大地﹐擺到了民族尊嚴的道德高地上面﹐利用一個祖籍上海的人﹐高壓逼使香港自動退位讓愚。情形竟然跟《天龍八部》裡面的竹子林叛變﹐有點相像。九七年前﹐我們是喬峰。九七年後﹐我們叫蕭峰。」

裡面講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