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三次相聚。主題定為「朋友」。乃是筆路的心思。

首次碰見黛薇﹐是在她的婚宴。

那年﹐仲舒環遊世界回來﹐便說要擺喜酒。其實﹐也算不上是什麼「喜酒」。不過隨便宴請親朋﹐給大家介紹一下他那位在阿歷山大港認識的妻子。

我和仲舒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們在戲劇班認識﹐一見如故。因為班裡面就只有我倆不發明星夢。每逢週末﹐我都會跑到他的住所﹐一起討論劇本﹑研究演技﹐直至天亮。我初出道時﹐有幸碰上一個好角色﹐贏得些少名氣外﹐也贏得一些小報記者注意和跟蹤。他們曾多次暗示﹐我和仲舒的朋友關係有點超出尋常。不過﹐當我老是只能演上一些閒角後﹐我和仲舒的友誼終於能夠逃出那些鎂光燈的照耀。

仲舒沒有我那樣幸運。戲劇班畢業後﹐賦閒在家的日子比他那對退了休的高級公務員父母還要多。很偶然下﹐才能弄來一個沒有對白﹐甚至鏡頭也未必捕捉得到的角色。縱然如此﹐他依然對電影充滿熱誠。他開始學習寫劇本。總算能夠維持生活。也儲了一些錢。至少﹐買得到一張去倫敦的單程機票。他說﹐生活單調得再沒有題材﹐他要好好看看這個世界。

仲舒浪跡天涯期間﹐我是唯一一個收到他的明信片的人。便是他的父母﹐也要在我這兒打聽那個獨生子的下落。可是﹐他從來沒有提及過黛薇 - 一個也是因為厭倦生活而決定到世界遊蕩的人。是他說要請我吃飯﹐要我務必出席﹐我才知道﹐原來他跟黛薇早在拉詩維嘉詩註了冊。

喜酒設在蓮香樓。老侍應用屏風間了酒樓一角給仲舒那五檯客人。這該是這間古舊酒樓幾十年來的首次。

仲舒一看到我﹐便拖著黛薇跑過來招呼﹕「想不到你這個舞台劇小明星會如此準時。」我給他遞上禮包﹐笑道﹕「就希望跟你打好關係﹐預先知道你下部電影劇本﹐好教我在那些監製老闆前弄得一個男主角來演。」

仲舒當然是回答了另外一些話。不過﹐我都沒有聽入耳裡。除了「她是我內子」這一句。因為我整個人就給那新娘子迷住。跟她的丈夫一樣﹐黛薇也是便裝一道。她是一個纖長而體態極其動人的女子﹐拗黑的膚色﹐稍稍敷一點胭脂﹐不搽粉﹐很媚﹑很健康。幾個月後﹐我們一眾男生到酒館把酒聊天﹐談到了仲舒那個婚宴。他們爭說黛薇幾個朋友都是很標致的美人兒。我竟然答不上口來。因為那天晚上﹐我就只看得見黛薇。整個晚宴裡﹐我的視線就老是不自主地偷偷隨著黛薇的身軀遊走。奇怪地﹐每次看到她的臉﹐她都有點驚惶失措﹐好像已經偷望我很久﹐突然被我發現一樣。

婚後﹐仲舒依然跟父母同住。我也再次成為了他們家的常客。次數甚至比以前讀戲劇班的時候還要多。

原來﹐黛薇也燒得一手好菜。於是﹐我這個王老五便多了一個藉口去探望他們。她說﹐那是從前中學時候那位家政老師的功勞。到了現在﹐整個中學生活裡頭﹐她就只記得那位老師的一句「要繫著一個男人的心﹐還是要靠一碗熱湯」。黛薇也樂意燒我喜歡的菜。我老是覺得﹐她對我很照顧。或者﹐因為我是她丈夫最要好的朋友罷。那時候﹐我的確是這樣想。

可能見我連年孤家寡人﹐黛薇總是很努力替我做媒。她是緊張得便是仲舒也很怕她提及這個話題。有天﹐仲舒向她抗議道﹕「老婆﹐你已經提供了很足夠的材料﹐給我寫一個老是失敗的媒人婆的角色。請放過我們罷。」不過﹐黛薇最後還是成功了。她介紹了我認識她的一個中學摯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妻子蘭君。自此以後﹐我知道得黛薇的事更多﹐認識得黛薇也越深。

原來﹐黛薇和蘭君都是她們那一屆最出色的學生。黛薇是田徑隊的隊長﹐蘭君則是合唱團的召集人。中學會考﹐她們同時考獲十科全優。曾經﹐老師們都很頭痛﹐不知道該選上誰做領袖生。也怕傷了兩小妮子的感情。後來﹐他們無意中發現黛薇跟隔鄰男校的一位教師相戀﹐難題才迎刃而解。蘭君輕嘆道﹕「黛薇以前就是會不顧一切地去愛。結果﹐傷了其他人的同時﹐也弄得自己傷痕纍纍。」

黛薇的確是我和蘭君閑談時的主要話題。有一次﹐蘭君裝著有點氣道﹕「依我看﹐你似乎對黛薇更有興趣。」望著蘭君那紅蘋果般的臉﹐我知道我不能否認。她真的裝得很憤怒般。於是﹐我唯有努力扮作自然地辯護道﹕「因為我要從你的朋友中多認識你。人本來就是無性格的。都是給周遭環境塑造出來。朋友﹐尤其是摯友﹐是重要一環。難道你不記得了嗎﹖那天晚上﹐黛薇就說過﹐好像能夠在我身上找到仲舒的影子。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我的戲很真﹐真得連自己都騙倒。也騙倒了仲舒兩夫婦罷。在黛薇積極鼓勵下﹐一個月後﹐我決定向蘭君求婚。

可能是我的錯覺﹐有了蘭君做妻子﹐我似乎更容易接觸得到黛薇。便是單獨兩個人一起﹐黛薇對我連以前的那一點拘謹也沒有。

可是﹐好境不常。三年前﹐仲舒交通意外身亡後﹐黛薇便在我和蘭君的生活裡消失了。她再次跑去浪跡天涯。她說﹐要在世界各地尋回仲舒的一點一滴。因為在世界到處遊蕩的日子﹐是他倆最開心的時候。聽著她說那句話的時候﹐我這個職業演員莫明其妙地覺得黛薇不過在演戲。機場送別時﹐看著她有點異樣的眼神﹐我猜我們是以後再也不會遇上。因為她根本不會讓我們再次相遇。蘭君同意道﹕「因為一看到我倆﹐便會教她想起仲舒。」無疑﹐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點不妥。

世事難料。想不到多年不見﹐再次碰上﹐竟然又是一個喜宴。是她們中學那位家政老師的八十壽宴。

蘭君因為外出公幹三月未返﹐便著我去送一份賀禮。她的中學朋友﹐雖然不是太熟悉﹐到底也算作認識。何況﹐有幾個是以前黛薇幫我做過媒的。不過﹐那些不結果的所謂緣份﹐這些有了丈夫兒女的女生都理所當然地忘掉得一乾二淨。一輪招呼後﹐我便看到黛薇。跟其他人一樣﹐她也穿上一襲旗袍。藍色的﹐外加件湖色織錦緞短皮襖。她在跟一些老師傾談。她消瘦了﹐面色有點蒼白﹐不過﹐依然迷人。

我站在一旁﹐雙眼就只望著她。我知道她們提及了蘭君。因為有人要黛薇向我這邊望一眼。她終於看到了我。她猶疑地走過來﹐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句話﹕「印象中﹐我們這間女校從來沒有一個男生。」顯然三年未見﹐我們之間多了一點陌生的冷漠。我努力微笑回答道﹕「蘭君趕不上。她要明天才回來。想不到﹐你卻趕上了。」黛薇仿彿是這時候方知道蘭君不會出席一樣。望著她奇異的表情﹐我弄不清那是否有點失望。她勉為其難地道﹕「本來希望給她一個驚喜。」原來﹐黛薇是專程跟老師慶祝生辰。前晚才從倫敦回到香港﹐正在酒店下榻。

雖然我們之間是隔著了一層奇怪的空氣﹐可是﹐整個晚上﹐我都留守在黛薇身旁。她也沒有離開過我半步。畢竟﹐整個讌會廳裡﹐我最熟悉她﹐她也最熟悉我。沒有蘭君在場﹐我應該是黛薇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這三年裡面﹐總發生了許多事情罷。於是﹐在酒精作用底下﹐我們慢慢開始談了許多話題。從攝影到繪畫﹐從電影到小說﹐從旅遊到生活。她依然是以前的那個黛薇。不過﹐我們就是沒有談到仲舒。我們都刻意避開這個名字。

晚宴後﹐我堅持要陪黛薇返酒店。她竟然讓我送到她的房門前。我本來打算就此開口跟她道別﹐可是﹐我卻聽到自己說﹕「你不打算讓我入內飲杯白蘭地嗎﹖」我不待她回答﹐就伸出雙臂摟著她。正要親一親她的臉﹐便聽到遠處有人從房裡走出來的聲音。於是﹐黛薇立即推開門﹐拉我入房裡面。

我們相對而笑。她從酒櫃找來一支白蘭地﹐給我們各倒了一杯。她一飲而盡﹐然後又多倒了一杯。連續三杯。我勸她慢慢的飲﹐怕她傷了身體。她便幽幽地道﹕「我希望在我倆後悔前﹐放肆一下。否則﹐我們都會終身後悔。」

她把頭偎在我的頸脖上﹐哼起歌來。我情不自禁地偷吻了她那頭柔軟的烏髮一下。她伸出手來摟住我的腰部﹐把紫丁香味的嘴脣湊到我的耳邊﹐輕輕呼出一口又一口暖氣。我一手輕輕撥著她那頭秀髮﹐一手放在她的胸脯上。我把我的嘴脣放到她那兩片上面。我讓我的舌頭給她送上壓抑在我心頭這許多年的愛慕。

關了燈﹐我們躺到床上去。當我進入了她的身體﹐我聽到黛薇一點快感也沒有地勉強低吟著仲舒的名字。

天亮。黛薇比我早起。她坐在床上﹐左手兩隻手指夾著一支修長的煙﹐右手捧著一本小說。我才轉過身來﹐她便冷冷地道﹕「你是時候起來﹐回家換件衣服﹐然後到機場迎接蘭君。我也要出去買點東西﹐準備明天晚上返倫敦。」

她沒有讓我開口答話﹐雙眼依然盯著那本小說﹐繼續道﹕「忘掉我罷。正如我會從此忘掉你一樣。待了這麼多年﹐我們這樣的開始﹐不就是一個很美滿的結束嗎﹖從前﹐你不會搶走仲舒的妻子﹔現在﹐我也不會奪走蘭君的丈夫。你和仲舒是好朋友﹐我和蘭君也是。」

我凝望著她。我再次看到當年在機場送別時黛薇那個有點異樣的眼神。

[按﹕報名參加派對的看筆路]

上星期﹐MICHELLE不大相信我會追看《DESPERATE HOUSEWIVES》。真的﹐其實我也很「八婆」。不過﹐最新一輯﹐我卻已經連續五個星期錯過了。也許﹐沒有五個星期這麼多﹐才錯過了四個星期。沒有記下來的必要罷。不過﹐就因為斷了節﹐所以已經提不起勁追看下去。此間電視台在星期五凌晨時候是會重播剛過去的那一集﹐可是﹐我也懶得去看。錯過了﹐就由它錯過好了。何必苦苦追回早前得不到的。現在就是有現在要做的事情。

縱然我明白這個道理﹐搬到歐洲的第三個冬天﹐有一個電視節目﹐錯過了﹐我是會在重播時收看。假如連重播也錯過了﹐還有YOUTUBE。那就是《X FACTOR》。一個模仿《AMERICAN IDOL》的英國唱歌比賽。夏天時候﹐代表倫敦在北京奧運閉幕裡獻唱的LEONA LEWIS﹐便是兩年前的冠軍。

我喜歡看《X FACTOR》﹐都因為我喜歡唱歌罷。我是喜歡唱歌﹐不是喜歡唱卡拉OK。中學生活裡頭﹐最難忘的﹐要算是每年的音樂比賽。能夠跟幾位老友一起在台上唱歌表演﹐便是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依然回味無窮。

早幾個星期﹐《X FACTOR》的主題是英國音樂。那一隊給捧為將會繼WESTLIFE後最成功的BOYSBAND - JLS就有這樣的演出﹕



看著他們的表演﹐我能夠不想起我那一隊蚊子樂隊(THE MOSQUITOES)嗎﹖他們根本就是抄我們當年的演出。預科畢業那一年的音樂比賽決賽﹐我們四人就是在學校禮堂表演了一次披頭四的MEDLEY - A HARD DAY'S NIGHT﹑GET BACK﹑ALL MY LOVING﹑I WANT TO HOLD YOUR HANDS和EIGHT DAYS A WEEK。(很可惜﹐我們當年沒有錄影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那個舞台上表演﹐所以我們都希望延長我們在臺上的時間。可是﹐也正如《X FACTOR》裡面其中一個評判CHERYL所言﹐MEDLEY的確有點難度。那年﹐在沒有太多時間排練下﹐我們斷送了那個冠軍。我們是第一名進入決賽的。不過﹐我們沒有後悔那個選擇。至少﹐我沒有。因為拿不拿得到冠軍﹐實在不緊要。我看重的﹐是在台上跟我的老友一起唱歌的時間。

我知道﹐我那些老友至今依然是如此想的。因為我們都是老友。

話說回頭﹐我其實不是不喜歡JLS。不過﹐今年的比賽﹐我有更喜歡的參賽者﹕DIANA VICKERS。一個漂亮的可愛女生。以下是直至現在為止﹐她的所有比賽片段。

Audition


Bootcamp Audition 1


Bootcamp Audition 2


Judges' House Audition


Week 1


Week 2


Week 3


Week 4


Week 5 (DIANA病了﹐失了聲)


Week 6


Week 7


前兩年﹐我最喜歡的那一位參賽者最後都只能得到第三名。兩年前﹐我起初的確是比較喜歡BEN的。(不過﹐現在當然不能不喜歡LEONA LEWIS。)去年﹐我則喜歡那對兄妹組合SAME DIFFERENCE。希望今年會有所改變﹐DIANA能夠贏得冠軍。

因為還不到一個月便是聖誕﹐所以﹐寫點無聊的東西罷。

也因為聖誕在即﹐私人關係﹐此欄將變成不定期專欄。直至明年一月。不過﹐那個「兩周一聚」是一定參加的。(除了下月三十日。聖誕外遊關係。)筆路所定的題目《朋友》﹐也已經寫好了。就待三十日那天刊登。

(續前文)

早陣子﹐是十月尾的時候罷﹐閑談間﹐我是猜到老闆希望在聖誕前給客人遞上一個供水計劃的設計和施工合同的草稿﹐好能夠在今年收到一部份顧問費用。可是﹐同時候﹐我也記起「楊修之死」的故事。縱然是在彼邦工作﹐縱然讀過許多陶傑談及外國人老闆的文章﹐我始終不敢輕舉妄動。於是﹐一等再等下﹐就到了這個十一月中的時候。老闆也終於正式批出一個「急」字。

也許﹐我是不應該等的。也許﹐我實在不應該老是用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來度外國人君子之腹。這兩年來﹐許多許多次證明了外國人工作的頭腦比較單純。至少﹐在我這一個行業是如此。記得有人(好像是孔少林)說過﹐外國商業社會裡不是沒有豺狼﹐只是都在華爾街﹐都在金融城。可是﹐我身上流著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這種中國人的傳統智慧﹐一時三刻是改不了。就因為如此﹐翻翻月曆﹐要在聖誕前給客人遞上一個供水計劃的設計和施工合同的草稿﹐仿彿成為了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

我知道﹐在香港﹐那絕不是天方夜譚。那是可能的。既然我們的先輩能夠把一個本來寂寂無名的漁村﹐變成一個響噹噹的國際大都會﹐在香港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不過﹐這兒是愛爾蘭。他們的工作模式跟香港人的有點不同。我實在不知道香港的那一套是否能夠在此間應用。不過﹐現在既然老闆批下一個「急」字﹐我這個香港人當然要想辦法應付過來。

我頓了一頓﹐想想該如何包裝來推銷我那一個充滿香港特色的辦法。我跟老闆說﹕「我是打算用最短時間來完成那些水管的草稿。或許﹐一個星期。因為我是把那些工作往以後推。老實說﹐那些草稿不可能有人花時間詳細研究。我們就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那些別人一定會留意的地方。其餘的﹐就留待明年FINALISE時才一併完成。就因為增加了明年的工作量﹐就因為把應有的支出撥到明年去﹐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最短時間來完成那些草稿﹐以多留些儲備。我跟L談過﹐他應該可以應付得來。要聖誕前完成﹐這是我的建議。」

我其實還未跟L討論過。不過﹐那只在於我如何定義「那些別人一定會留意的地方」。應該沒有太大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得到老闆首肯這樣的辦法。我不希望到明年﹐在FINALISE前﹐當客人留意到一些我們以為別人不會留意的地方時﹐她會大發雷霆﹐因為她事前毫不知情。畢竟﹐這種工作方式﹐不是此間的人能夠輕易想像得到。記得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裡的一個故事﹕

「我在香港拍過一部美國電影。美國的設計師要做一個佈景檯子﹐叫香港的道具師幫他做。他每天來問做好沒有﹐香港道具師都回答他﹐不要緊﹐到時一定會做好的。等到開拍那天﹐果然那張檯子及時被搬進來了。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不錯﹐但仔細一看﹐檯子的後面是沒有油漆的﹐而且只能放著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國設計師不明白﹐為甚麼我早就請你們做個檯子﹐要到最後一刻才交貨﹐並只有前沒有後。香港的道具師也裝不明白﹐你要我們做個道具﹐不是及時交貨了嗎﹖而且是幾秒鐘鏡頭一晃就過去的那種﹐為甚麼要做得太全呢﹖在鏡頭裡看﹐效果是不錯的﹐況且不收貨的話﹐也沒有時間改了。這是我們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曾經﹐有老友很正經地問我﹕「你這個在工程上一點專長也沒有的人﹐在外國市場﹐究竟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你曉得的知識﹐他們很多人同樣曉得﹔他們很多人都曉得的知識﹐你卻一概不曉。我實在想不通這個算盤究竟如何打響。」老友說的是實話。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答案。

不過﹐當看到老闆滿心歡喜我那一個充滿香港特色的解決辦法後﹐我似乎是替老友找到了一個答案。

因為我是香港人。是那一代的香港人。

只希望不會教壞愛爾蘭的下一代。

最近﹐我常想起陳冠中那篇《我這一代香港人》。我常想起他所講的香港人的特質。

年尾關係﹐老闆要我交數。那是今年賺了幾多的意思。當然﹐那一個數可以是一個正數﹐也可以是一個負數。當我們的支出比收入的多﹐那一個數自然是一個負數。

手頭上有幾個工程項目。望著那些試算表和跟客戶早協議定的財政安排﹐明顯地﹐有一個供水項目並未能夠按原定計劃﹐收得到一部份的顧問費用。因為我們還未能夠給客人遞交上一個設計和施工合同的草稿。未交到貨﹐自然未能向客人發一張賬單。

延誤了﹐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一個﹐是外在經濟環境。早陣子﹐政府財政預算還有點不明朗。當我跟老闆報告﹐準備開始替那些草稿動工時﹐她頓了一頓﹐考慮了一會兒後說﹐她希望等候一下才再算。這一個等候﹐也就等到了這個年尾的時候。

我知道﹐她很希望在今年收到那筆完成草稿的費用。那不是什麼MAKE-OR-BREAK的原因。按照現時公司的財政狀況﹐應該還未出現這樣DESPERATE的情形。老闆希望今年收到那筆完成草稿的費用﹐因為縱然明年郡政府又決定拖緩那個供水計劃﹐我們也算收下了部份顧問費。到他們又再拍板去馬的時候﹐我們便可以有機會找到些藉口﹐例如﹕人口發展改變而要重新審定計劃內容等﹐來增加那個顧問費。假如未完成那份草稿﹐我們根本無從托辭。當然﹐會不會這樣做﹐還有待商榷。至少﹐我們現在就要有此安排﹐播下種子。

這其實是我這個香港人的想法。老闆從來沒有明言。不過﹐她很希望在今年收到那筆完成草稿的費用﹐倒是千真萬確。早前﹐她便問我﹐究竟E和L開始擬訂那份草稿沒有﹖因為她希望我能夠在聖誕前向客人多發一張賬單。很明顯﹐她又忘記了自己一個月前的說話。她是批了一個「等」字。

我當然沒有重提那個批文。顯然那已經是歷史。因為最新批下來的是一個「急」字。不過﹐我知道﹐我也要替E和L辯護一下。怪罪於他們兩個﹐也就是怪罪於我。只是在我面前﹐唯有提及旁人的名字罷了。

我隨手在辦公桌上找來些設計圖﹐一邊翻著一邊道﹕「其實﹐那個水塘的設計草稿已經搞得七七八八。早陣子﹐你不是問過何解E和L花了這麼多時間處理那個發展申請﹖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多走了一步﹐替現在賺了些時間。我想﹐多兩三天功夫﹐應該可以完成。至於﹐那兩個泵房﹐由於規模不大﹐一個星期時間應該可以弄妥。」

望著老闆的表情﹐我知道﹐她相信EVERTHING'S UNDER CONTROL。可是﹐我也明白﹐辯護還辯護﹐假如一切的確如我所形容般順利﹐豈不是暗示她剛批下來的那個「急」字是批錯了﹖況且﹐她是一個喜歡發表意見的人。我應該要留些地方讓她指點。

於是﹐我停下幾秒後道﹕「不過﹐我還未能確切預計到那些水管草稿圖的完成時間......」

老闆果然立即插入說﹕「我最擔心的﹐就是那些水管。從來﹐那都是最花時間的工作。老是要左改右改。」

我回答﹕「對啊﹗因為牽一髮動全身。不過﹐我倒是想到一個辦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那些水管草稿圖。就不知道你同意否﹖」

(未完﹐待續。)

上星期﹐竟然無知地在此跟人打筆戰。雖然我老是跟自己說﹐那不過是一場討論﹐但是我不能否認﹐討論的氣氛是越來越差。用「戰」一字來形容﹐實非太遠。

那都是我的錯。

打從新鮮人的第一篇留言開始﹐我便不應該跟他深入討論下去。我實在應該輕輕帶過便算。正如英國人的傳統智慧所言﹐有些事情是不應該在請客時談論的。政見便是其中之一。我知道﹐除非有人願意自動停止﹐否則只好繼續糾纏下去﹐既傷神﹐也浪費時間 - 近來﹐碰上一些事情﹐很想在此寫幾筆。不過﹐就因為那一場筆戰﹐始終無法抽空下筆。

多謝新鮮人主動提出停止討論。這應該是我首先做的事情。早前﹐筆路說我有英國君子之風﹐實在是錯讚了。假如因為如此一場筆戰而失去一位網友﹐實在有點可惜。縱然素未謀面﹐能夠在虛擬的空間裡相遇﹐也算得上是一種緣份。從來﹐緣份是用來珍惜﹐不是用來蹧蹋。

週末時候﹐如常逛舊書店。在書架上找到一本《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我更加有點汗顏。初讀這部FITZGERARLD的名著時﹐便要自己牢記裡面那一句訓言。那的確是做人的金石良言。可惜﹐事與願違。到了這一個年紀﹐竟然越來越喜歡跟人熱烈討論。也許﹐那是因為要重溫昔日的青蔥歲月。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希望證明自己還年輕。畢竟﹐除了民主社會裡的政客外﹐只有年青人才會衝動地跟人熱烈討論。人大了﹐見多識廣﹐就不會輕易衝動。因為懂得﹐所以憐憫。

假如我沒有在新鮮人的第一篇留言後﹐輕輕回應一下便算﹐我也應該在我自己的第一篇回應後﹐自動停止討論下去。正如我那天所言﹕「因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私家感受。沒有我那個背景﹐沒有我遇到的人和事﹐或許不能輕易感受得到。」

何必討論﹖

重溫那場筆戰裡我的文字﹐實在有點不堪入目。我竟然如此沒有一點風度。畢竟﹐過門也是客。我怎能如此待客如此﹖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在英國人的社會裡﹐也不容許如此無禮。真是失禮。

重溫那場筆戰裡新鮮人的文字﹐我只想多說一點。

眾所週知﹐香港政府官員裡﹐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職的﹐差不多人人的子女都在英﹑美留學生活。他們有公務員的津貼。出入中南海的人其實也懂得這一個道理。他們當然沒有什麼政府津貼。不過﹐就因為沒有政府的津貼﹐他們選擇的學校就更加沒有限制。英國伊頓公學﹑哈羅公學裡面﹐就有一些出入中南海的公子在讀書。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其家庭背景未必就如一般人所想像。

那天﹐你問我「近十年有沒有親人去過內地深入了解」。假如中國政府真的能夠跟民眾一起呼吸﹐那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個人反對中國共產獨裁統治﹐並不代表他跟出入中南海的人不可能沒有關係。當那些關係是與生俱來。

或許﹐我又多言了。

我只覺得世事往往如此諷刺。我們的看法竟然如此不同。不其然想起了錢鍾書《圍城》裡面的一句說話﹕城裡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當然﹐其實有點不大恰當。

因為參加「兩週一聚」那個派對﹐早前﹐在這兒刊登了一個短篇故事。印象中﹐這是我第二個寫畢的故事。第一個﹐就是半個月前參加首個「兩週一聚」的那個時光機的故事。當然﹐這裡寫畢的意思﹐就是起了頭後﹐好歹也算有一個結尾。

想不到你竟然也有興趣一讀。你給我發了個電郵﹐問我何解寫上一個傷感的故事。你怕我發生了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故事本身﹐我的確很喜歡。當決定傚法《泰晤士報》來定第二次「兩週一聚」的主題後﹐我便決定寫一個不多於七百字關於父愛和母愛的故事。

父母的愛﹐是偉大得只要能讓自己的兒女活下去﹐便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辭。故事中那對父母就為了究竟誰先犧牲而爭吵起來。他們都願意把自己剩餘的生命﹐送給患上絕症的女兒。他們相信﹐只要一息尚存﹐女兒還是能夠等待得到痊癒的方法。畢竟﹐科技日新月異。世界或許是越來越多奇難雜症﹐只是同時候也應該越來越少不治之症。至少﹐這是他們的希望。

因為故事中那個父親壽命較短﹐所以便先由他犧牲。假如先由母親犧牲﹐假若在十年間醫學界真的找到治療那個絕症的方法﹐那位長年躺在病榻上的女兒縱然痊癒﹐也會立即成為一個孤兒。這就是故事中那句「梅生說﹐病癒後﹐宛兒這個小女孩還需要母親親自教導」的意思。

也許﹐有人會問﹕「為甚麼不跟死神每年﹐又或者每五年﹐做一次交易﹖」我想﹐這是有點不大可能。死神哪有空每年﹐又或者每五年﹐來跟你商討一下是否繼續跟女兒獻出自己的生命。跟死神做交易﹐應該是毫無商量餘地的DEAL OR NO DEAL。人類害怕死亡﹐就正是這個原因罷。也所以﹐故事裡的死神是準時到達那座房子。

那位母親其實早已決定讓女兒離去。經過了十年等待﹐她知道﹐再多五年﹐也不過是白等。她和丈夫的希望﹐原來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始終﹐女兒的病症實在太過罕有﹐醫學界根本不會花金錢和時間去研究治療的方法。因為便是找得到治療方法﹐受益的﹐全球也許不過十位。完全不合符經濟效益。眼見女兒每天受苦﹐她決定再一次讓自己承受失去至親的痛楚。所以﹐當猜到死神已經拿走了女兒的生命時﹐她是如此「冷靜」﹔所以﹐她安慰盧媽說﹕「這十年來﹐我們不就是等待這一天﹖」

雖然她早已決定讓死神在丈夫死忌那天帶走自己的女兒﹐不過﹐她還是不忍心多看女兒一眼。她始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況且﹐這樣的看著女兒離開﹐某程度上來說﹐跟謀殺有點相像。畢竟﹐她是可以保存得到女兒的生命至少多五年。於是﹐她希望死神趁自己給丈夫死忌買拜祭品時悄悄帶走女兒﹔於是﹐她努力麻醉自己﹐讓自己沉溺在回憶裡﹐不用知道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這也就是所以她不希望盧媽聽得到她跟死神的對話。

結尾時﹐盧媽那句「我亦曾做過母親。我也寧願看著自己女兒死﹐不願意看她活著處處受痛苦」﹐其實就是那位母親的心底說話。或者﹐我該說﹐那是世界上每一位母親的心底說話罷。這其實跟犧牲自己生命來保存女兒「異曲同工」。

至少﹐我是如此以為。當然﹐其他母親可能有另一番看法。

這些都是寫那個故事時所想的一切。

是花過心機的。可惜﹐就是寫得不大好。浪費了一個「值得一寫的故事」。你放心﹐我這邊一切還好。

早陣子﹐朋友到英國旅行﹐投宿青年旅舍。回來後﹐跟我說﹕「終於明白以前你說西班牙人太『嘈吵』的意思。」

朋友提及的﹐是夏天的事情。我們一行四人到北愛爾蘭渡週末。在貝爾法詩特等候巴士返回都柏林的時候﹐我們碰上了一班西班牙學生。他們也在巴士總站大堂等候。我一邊讀著報紙﹐一邊細細聲地跟我那位朋友道﹕「拜託請不要讓這班學生跟我們同車。否則﹐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將不會有寧靜的一刻。他們西班牙說話的聲音實在太嘈吵了。」得上天保祐﹐我們如願以償。那班學生沒有登上我們的巴士。

中國人嘈吵﹐是眾所週知的事。尤其是從中國大陸那兒來的人。他們喜歡放大喉嚨高喊﹐仿彿那是自信心的表現。於是﹐當國家越來越富強﹐中國人在公眾地方越討人厭。只要一輛旅遊巴士駛到﹐那些先富起來的中國人魚貫鑽出來﹐本來恬靜怡人的環境便完全變了顏色。讀書的不能再專心讀書﹐談情的再聽不到情人的絲絲情話﹐偷閒的再不能好好享受一己想像中的詩境。(當然﹐也可能因為在國內始終不能肆無忌憚地講東聊西﹐所以﹐一離開國家便不斷地把鬱在心裡幾十年的話吐出來。)

西班牙人的嘈吵﹐卻完全不同。那不是人的問題﹐那是語言本身的問題。西班牙語就是這樣嘈吵。便是如何努力控制聲浪﹐西班牙人說話的聲音也大如洪鐘。因為西班牙語的拉丁節奏感太重了。這也解釋了何解西班牙是一個熱情奔放的民族罷。他們就是不能竊竊細語。在那強勁的音節上落帶動底下﹐西班牙人說話自然充滿奔放的感情。也一定要充滿奔放的感情。莫忘記﹐就是跟情人說悄悄話﹐他們都不能輕聲細語。也所以﹐就因為話語節奏強勁﹐說話感情豐富﹐西班牙人總是教人覺得一點城府也沒有。跟英國人﹑德國人大不相同。和中文一樣﹐講英文與德文的聲浪都是既可大﹐也可小。

朋友說﹐能夠明白我的意思﹐是因為他投宿的那間青年旅舍住滿了西班牙人。跟他同房的﹐就有三個。每晚當他希望好好睡上一覺的時候﹐他便聽到那些西班牙人在高談闊論。他們也曉得我那個朋友想休息﹐所以都走到房間外面聊天。可是﹐他們說話的聲音就是能夠穿牆而過。

朋友道﹕「假如你說的『嘈吵』是聲浪太大關係﹐我不同意。他們的『嘈吵』﹐是因為那些強烈的節奏。」

我點頭道﹕「我同意。所以﹐我現在已經完全忘掉如何講西班牙語。我不是一個喜歡說話時讓感情輕易外露的人。要講那些強烈節奏的說話﹐必定要投入真感情。一點也不能收藏。」

我討厭中國人的嘈吵。至於﹐西班牙人的﹐則要看情形而定。

幾星期前﹐終於可以到倫敦諾丁山那兒的一間西班牙餐廳吃一頓飯。名字叫GALACIA。在《TIMEOUT》倫敦CHEAP EAT之列。以前﹐老是時間關係﹐只能過其門不入。不過﹐望著裡面的氣氛﹐我便深深愛上這一間餐廳。

那是一間由西班牙人經營的餐廳。從老闆到侍應﹐清一色西班牙人。其實﹐甚至顧客也大都是西班牙人。也許﹐是熟客關係﹔也許﹐是他鄉遇故知的關係。每檯食客都能夠跟其他食客﹑老闆和侍應﹐打成一片。

喝著酒﹐吃著那些可口的TAPAS，在那『嘈吵』的氣氛底下﹐我想起了去年秋天在巴塞羅拿的那間餐廳。LA COVA FUMADA。

那年﹐張愛玲替其短篇小說《色.戒》做了一個簡短辯護後﹐她說﹕「我最不會辯論﹐又寫得慢﹐實在勻不出時間來打筆墨官司。」可是﹐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下那篇《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短文。不過﹐她明言「下不為例」。

縱然我也不會辯論﹐也寫得慢﹐但是這次跟新鮮人在網上討論﹐我是有點興奮。原來﹐自己還年輕。這樣說法﹐其實有點魯莽。因為實情乃是跟別人討論得臉紅耳赤﹐才教我想起以前的青蔥歲月。很幸運地碰上一位如此有心的網友。假如新鮮人也不再年輕﹐但願他也能藉此重拾昔日學堂裡的情懷。

民族大義﹐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講的那種民族大義﹐的確很容易蒙蔽眼睛﹐叫人沖昏頭腦。到新鮮人的專欄去讀他的文字﹐你會發現他不是一個不謹慎的人。可是﹐每次他感嘆我那些荒誕文字裡頭對國家民族的冷淡時﹐他總是有點大意。

早陣子﹐我談到火鍋。他留言道﹕「用『SHABU SHABU』日文簡直貶低了中國飲食火鍋文化」。無疑﹐我覺得日文「SHABU SHABU」的確比「HOTPOT」可取。不過﹐文章裡頭﹐我倒是很清楚地寫道﹕「我們實在不該叫火窩做『HOTPOT』。或者日文『SHABU SHABU』可以是一個選擇。當然﹐最好的一個，還是『DABINLOW』。」

昨天﹐我談到他那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我指出那句說話不正確的地方﹐並重申了香港該是中國龍頭大阿哥的講法。我補充說﹕「當然﹐我這個講法其實都放在一個假設上面。那就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比香港落後﹐都不如香港。曾經﹐這不是一個假設。這是一個事實。可是﹐到了這個年頭﹐在回歸後第十一年﹐我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一個事實。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還成立。」也許﹐有人以為我有點滑頭﹐甚至是張愛玲批評域外人的「自己預留退步」一樣。不過﹐那的確是我那個想法的流程和根據。讀畢我的說話﹐新鮮人便留言道﹕「我們時常以自己為西方思想先軀自居﹐想給於內地實施教化萬民的思維實在太自大了。」

也許﹐在民族大義上﹐我這樣自大和狂妄﹐是有點不該。畢竟﹐我要顧全中國人的面子。可是﹐太輕易讓那所謂的愛國情操燒得旺熱﹐讓那高漲的民族情緒控制自己﹐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讀著新鮮人昨天的留言﹐我開始明白香港的燈泡為什麼不亮。我似乎為龍應台找到了另一個答案。

幾年前﹐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談香港的國際化。文章的標題就是《為什麼燈泡不亮﹖》。在香港作客了一段日子後﹐這個台灣人留意得到﹐跟其他西方國際大都會的報紙不一樣﹐「香港報紙裡面國際新聞的量極少。而在極少量中﹐不是雜碎的國際報導﹐便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就是有點正經的﹐也不過是浮面瞬間的事件。至於﹐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極為欠缺。」

根據新鮮人的理論﹐這不但沒有什麼出奇之處﹐更加是平常不過。況且﹐龍應台這個人對香港有幾多認識﹖對香港實情了解有多少﹖竟然如此自大地希望以西方的一套教化香港七百萬人﹐不是太狂妄﹑太可笑了嗎﹖

按新鮮人的講法﹐那些嚴肅正經的國際新聞和分析是否適合全盤在香港報紙裡刊登﹖香港民眾所希望知道的國際新聞是否跟西方人一樣﹖無疑﹐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由於歷史所提供的多種族﹑多元共處環境﹐以及作為中西交匯點的地理條件﹐香港人很自然地感覺與國際同一脈動。但他們口中的國際新聞就是西方民眾所言的國際新聞嗎﹖香港人需要的是那些嚴肅正經的國際新聞和分析嗎﹖

在香港辦報的人﹐都是生意人。他們當然不會跟我一樣浪漫地空談理想。所以﹐他們很清楚了解香港民眾的想法﹐他們不會自大和可笑地強行把西方辦報的模式套用在香港。他們知道﹐那些雜碎的國際報導和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方適合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實際狀況。他們知道﹐在日本《讀買新聞》裡面的國際新聞﹐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裡面的國際新聞﹐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的國際新聞﹐在美國《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統統不適合香港這個特別的市場。沒有香港人對津巴布韋﹑剛果﹑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新聞有興趣。能源危機﹑海盜猖獗等事情都不合香港人的口味。那些辦報的人是都跟市民大眾溝通過的。他們都曾以謙虛和務實的態度去和香港普羅大眾溝通過。因為只有互相了解﹐方可以知道如何賺得到錢。畢竟﹐假如連對客戶的口味和要求也不清楚﹐便是口才如何了得﹐所推銷的產品如何出眾﹐推銷員所講的一切都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反覆讀著新鮮人的說話﹐再次肯定香港是容不下一個夢。從這一方面看﹐外國的月亮的確是比香港的圓。

早前﹐回應新鮮人的留言時﹐我重申了自己對香港和中國的寄望。我寫道﹕「香港該是中國的龍頭大阿哥。是我們領導中國邁向世界﹐是我們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都應該是中國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主動跟我們靠攏﹐而不是我們低賤地向他們拋媚眼。我們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讀了這段文字後﹐新鮮人很有心﹐又留言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

那天晚上﹐因為觀看球賽時多飲了幾品脫﹐頭腦有點昏脹﹐思想有點錯亂﹐實在不應多言。於是﹐我既沒有再談新鮮人早前留言裡面一些我未及回應的地方﹐也沒有回應他那些最新的意見。只是﹐禮貌地來一個簡單回覆。不過﹐有一點是無論如何也要再次肯定。那就是我對香港和中國的寄望。我說﹕「我堅持這個想法﹐其實都是為了中國好。」

我以為﹐新鮮人那個講法﹐似乎有點問題。想深一層﹐那個問題甚至可能是香港﹐以至中國﹐為何還不能推行民主的路障。

新鮮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何各個城市要分高低呢﹖」表面上﹐這仿彿跟陶傑在《泰晤士河畔》裡面那段悲嘆中國人從來不團結的文字有點相像。那時候﹐陶傑旅居英國十六年後剛回到香港﹐他寫道﹕「一入唐城﹐舉目環視﹐除了遮天蔽日的飯館招牌外﹐便是狀如七國的什麼同鄉會會址的牌匾。......再看各大學的留學生群﹐明明是華夏兒女﹐硬要各自成立『中國同學會』﹑『香港學生會』﹑『馬華學生會』。......於是我們誦『四海之內皆兄弟』誦了千百年﹐唱『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唱了四十年﹐力竭聲嘶之餘﹐愈發人格分裂。」

其實不然。因為「分高低」不等於「分門分派」。一個團結的民族其國人也要有分高低的時候。就像美國。套用奧巴馬贏得總統大選後的一句講詞﹐他們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假如新鮮人那個講法正確﹐我們香港人﹐的確再不用再爭取普選﹔我們中國人﹐的確再不用努力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因為既然大家都是香港人﹐胡大牛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不都是一樣嗎﹖因為既然大家都是中國人﹐誰來做國家的領導都沒有關係罷﹖他們為何還要跑出來競選﹖我們為何要花時間啃他們的政綱﹖為何要花精神去衡量他們哪一個最能帶給香港好處﹖我們為何要在烈日當空下在票站外面排長龍等候投票﹖他們都是香港人嘛。都是為了香港好才出來競選特首。最後由誰來做﹐有什麼分別﹖為何硬要分個高低﹐決一個勝負﹖

胡大牛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真的是沒有分別嗎﹖那麼﹐余若薇來做特首跟梁振英來做特首﹐又有沒有分別﹖何解我堅持香港要做中國的龍頭大阿哥﹐要領導中國邁向世界﹐要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這就是答案。

在所有中國城市裡面﹐香港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要知道﹐唯有龍頭大哥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下面的人才會懂得哪個方向才是大家要大踏步向前走的方向。布殊在任八年﹐美國變得怎麼樣﹖

當然﹐我這個講法其實都放在一個假設上面。那就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比香港落後﹐都不如香港。

曾經﹐這不是一個假設。這是一個事實。可是﹐到了這個年頭﹐在回歸後第十一年﹐我已經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一個事實。我甚至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還成立。

去年年初﹐我曾在這兒寫道﹕「一些媚共的人﹐竟然借了回歸之名﹐脅持著中國大陸光靠平價市場冒起的氣勢﹐硬要把香港從龍頭大哥的位置上拉下來﹐好讓北京名正言順地當他的中國首都。他們老是說﹐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中華兒女洗掉歷史遺留下來的羞辱的大日子。他們把自己無限放大地﹐擺到了民族尊嚴的道德高地上面﹐利用一個祖籍上海的人﹐高壓逼使香港自動退位讓愚。情形竟然跟《天龍八部》裡面的竹子林叛變﹐有點相像。九七年前﹐我們是喬峰。九七年後﹐我們叫蕭峰。」

裡面講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悲哀。

休息兩天後﹐星期一回到公司﹐除了要繼續上星期未做完的工作外﹐也要為這個星期三個完全不同的會議做準備功夫。老闆早表明﹐週二那個跟郡政府的會議﹐她一點也不知道要談些什麼。因為我是唯一一個知道詳情的人。(那個會議倒是她召開的啊﹗)

不過﹐便是如此﹐還是完成上週五未完成的那些工作要緊。因為合約規定﹐這個星期三一定要給承建商發出那張「沙紙」。是不能遲。可是﹐我依然未收到地盤同事送來的資料﹐完全動彈不得。所以﹐當時鐘搭正九點﹐便立即跟地盤撥個電話﹐希望他們從速乖乖送來我要的東西。那張「沙紙」是要大老闆親自簽署的﹐而秘書說﹐大老闆可能只有星期一會在公司出現。

才放下電話﹐便想起另一個趕著要出街的報告。還有那幾封應答未答的信。

行外人以為工程師的工作便是計數。那是大錯特錯。除了畢業後頭兩年還有一些工程上的數要計算外﹐我想不到一個工程師還有什麼時候要做一些複雜的運算。便是要計算﹐也不過只是「加」和「減」﹐「乘」和「除」也很少用得著。那是向客人建議該發多少錢予承建商的時候。

寫信﹑寫報告才是工程師的首要工作。尤其是我們這些做顧問的。記得初畢業的時候﹐上司坦言﹐他的工作就是從早到晚寫信﹑寫報告。文字﹐方是工程師最熟悉的東西。不是數字。我早已忘掉學校裡所教的什麼結構﹑流體力學的方程式。畢竟﹐只知道在哪一本書找到便成。確切點說﹐是知道在哪兒找得到例子可以用來「抄考」便成。你給我一條方程式﹐我可能不知道裡面那些符號代表什麼。

正在給承建商回信的時候﹐老闆突然走了過來﹐有點興奮的道﹕「郡政府同意讓我們那兩個項目去馬。」我還未反應得過來﹐坐在身旁的C便急不及待說﹕「上星期的進度會議後﹐我還怕他們因為財政問題要我們暫停那兩個計劃。現在﹐總算可以舒一口氣。」

的確﹐可以舒一口氣。因為其中一個供水計劃是我負責的項目。從現在開始設計﹐明年年中招標﹐應該最快也要兩年後才完成。到時候﹐希望一切雨過天晴。大家都說﹐過了零九年﹐一切便會好。當然﹐那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不過﹐很明顯﹐現在大家的目標就是捱過明年才再作打算。

可是﹐話也得說回來。其實﹐我從來不覺得郡政府會要我們暫停那兩個計劃。雖然﹐在那個進度會議裡﹐他們的確說過要排一排手頭上所有水利工程項目的次序。(縱然愛爾蘭政府決定多放資源到水利工程上面。)在金融危機底下﹐急切的﹐當然排先﹐可以容後的﹐便要向下面擠。或者﹐那是我的英文太爛關係。我真的聽不出他們言外之音﹐是可能要暫停我們那兩個計劃。不過﹐既然同時參預會議的兩個愛爾蘭人都有點擔心﹐我也唯有擔心一份。

誠然﹐大家實在應該擔心的。報紙每天都在報導裁員的消息。在這人心徨徨之際﹐為了保住飯碗﹐我當然明白要努力尋找商機。(這是偉大的董建華教導的。)上星期﹐跟一個郡政府的官員傾電話﹐談到手頭上其中一個供水計劃裡面的一些新加工作。這一次﹐我聽得到他的口氣有點猶豫﹐似乎不希望多撥些金錢。於是﹐便立即發揮一下工程師最重要的一項技能 - 「吹水」。得上天保祐﹐最終是說服得了那位官員同意那些新加工作是必需的﹐不立即開始做不行。

給那位官員發了個電郵CONFIRM我們所談的一切後﹐我竟然想起了從前在孔少林在《信報》裡面的一篇文章。那是香港在談論開徵銷售稅的時候。他寫道﹕

「反對銷售稅的其中主要理由，是其行政費十分高，好比『水瓜打狗』；而且愈是加入減免機制以減輕對低下階層的影響，行政費比例就愈高。行政費對你和我是成本，但對會計師來說卻是龐大的新商機。會計師高唱香港有需要擴闊稅基，也就是希望政府有更多收稅機會，而每個收稅機會代表收稅者和交稅者都可能須要聘請會計師幫忙，他們作為中間人，必定得益。會計師唱好銷售稅的同時，有沒有可能主要是為自己的業界盤算？

同樣情況，在公平競爭立法討論上也出現。民生派議員贊成，商家派反對，表面上合情合理。但一些法律界人士打中立客觀的旗號支持立法，似乎沒有任何避嫌之意。外國經驗顯示，反壟斷法的官司往往一打經年，最終消費者有否得益成疑，但肯定控辯各方都養肥了不少律師；而且每個國家都往往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調查和處理投訴，於是又創造另一批肥缺。所以，政客和律師支持訂立公平競爭法，不管是否算是直接利益衝突，起碼有瓜田李下之嫌。

雖然我有不少當會計師和律師的好朋友，我也要奉勸各位：專業人士對政策的意見，未必一定適合你和我。本來賣花讚花香無可厚非，但香港人對專業人士向來特別尊敬，有時連獨立思考能力都會因而忘記。就算大家不相信我，也應聽聽林行止先生的意見：『收取費用的專業人士，不管是會計師、律師、經濟學家的原則相當具彈性，有時甚至待價而沽，零售批發都行。』」

前言﹕早陣子﹐有網友問道﹐何解我的留言老是英文。我回答說﹐方便關係。至於﹐那個「方便」是如何定義﹐我不打算解釋﹐有心人各自推敲好了。另外﹐也有人問道﹐何解我的文章老是沒有題目。我想﹐網友筆路那篇《限與不限》是提供了答案。

本來﹐曾打算破例給今天這篇命一個題﹐叫《給新鮮人》。只是﹐想深一層﹐這其實不是一篇只寫給他讀的文章。縱然﹐那是因為讀了他昨天的留言﹐一時興起而胡亂揮筆。所以﹐還是作罷。

不過﹐我也破例一次例 - 用了中文來回應別人的留言。(所以﹐晚了一點刊登。)

我從不相信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不過﹐許多人都以為﹐我是那個說法的信徒。別人有此錯覺﹐也許是因為在我那些荒誕的文字裡頭﹐老是散發著享受彼邦生活的情懷。有時候﹐甚至無意間流露了一點對香港生活的討厭。

我有這樣的想法都很正常罷﹖邏輯上﹐假如A和B是對立的﹐是可以互相替補的﹐喜歡A當然就表示不喜歡B。我愛現在的妻子﹐就表示我不愛我的前妻。我講的﹐就是同樣道理。

老實說﹐跟在香港的比較﹐我是喜歡在歐洲的生活多了。縱然﹐許多我愛的人和許多愛我的人﹐其實都還在香港。

或者﹐有人會立即問道﹕「在這樣的情形下﹐怎能會說喜歡﹖」

我的確一時答不上口。因為我自己也搞不清。不過﹐當讀畢《戰爭與和平》VOLUME II PART IV CHAPTER 1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那天晚上﹐坐在床上﹐讀著NIKOLAY ROSTOV在軍營收到母親來信﹐希望他立即返家時﹐我的心靈有點震撼。我在托爾詩泰的文字裡頭﹐找到了心裡頭那種喜歡彼邦生活的解釋。

ANTHONY BRIGGS是如此把NIKOLAY的想法翻譯成英文﹕

「Reading these letters, Nikolay felt dismayed that anyone should want to extricate him from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was living so quietly and comfortably, cut off from all the complexities of existence. He felt that sooner or later he might have to plunge back into that maelstrom of life, with all sorts of things going wrong and having to be put right, stewards' account, quarrels and intrigues, ties, society, to say nothing of Sonya's love and the promise he had made to her.」

我是如此觀看自己這幾年在都柏林的生活。這絕不是什麼媚外思想所能助燃的﹔這也不是什麼民族大義所能推翻的。因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私家感受。沒有我那個背景﹐沒有我遇到的人和事﹐或許不能輕易感受得到。不過﹐這的的確確就是我所謂「喜歡」的意思。追讀《戰爭與和平》﹐眾多人物裡面﹐我本來最愛PRINCE ANDREY。可是﹐當讀到NIKOLAY那段心情﹐我發覺我變了心。畢竟﹐我不是一個喜歡討厭自己的人。

也許﹐就是這種我自己方能完全領會的私人感覺﹐讓別人錯以為我是那些盲目相信外國月亮一定特別圓其中一員。我當然不用特別澄清。只是﹐碰巧讀到了那一段文字的同時﹐也遇上了新鮮人的留言﹐才無聊起來寫上這幾筆。

不過﹐我的確以為香港正在死亡。假如她繼續容許自己沉淪為中國其中一個沿海城市。

我當然認為香港正在死亡。否則﹐我也不會選擇離開。始終﹐我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碰上國難(我知道﹐香港談不上是一個國﹐可是﹐我想不到另一個詞語﹐唯有胡亂用上「國難」一詞)﹐我只是跟隨別人以往的智慧﹐選擇去做一個逃兵。

香港該是中國的龍頭大阿哥。是我們領導中國邁向世界﹐是我們帶領中國走到先進的境地。都應該是中國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主動跟我們靠攏﹐而不是我們低賤地向他們拋媚眼。我們方是一切進步的標準。所有反方向的行為﹐都是退步的徵兆。回歸後的一切種種﹐就是那些土共所謂的「開倒車」。莫忘記﹐我們曾是中國接通世界的窗戶。我們應該在那個基礎下﹐不斷繼續向上爬﹐而不是無條件地放棄中國龍頭大哥的地位﹐甘願委身去做一個中國沿海城市。

一座城市眼白白讓一個又一個從前毫不起眼別的鄉村漁港爬過頭來﹐不是步向死亡是什麼﹖

當然﹐我得承認﹐這樣的看法有點謬誤。畢竟﹐那是隔空的指指點點。不過﹐也不失為現在主流香港人以外觀看香港的另一種看法。況且﹐許多時候﹐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至於﹐割讓香港那個課題。可能是我無知﹐我真的不曉得何解英國人當年會在云云眾多中國沿海城市裡相中香港﹖是哪一個英國人有如此「慧眼」﹖他們的根據又是什麼﹖在英國國會討論期間﹐要成為英國在遠東的一個殖民地﹐香港又有什麼對手呢﹖

對于這些歷史﹐我這個香港人真的很無知。是一概不曉。

也許﹐有人以為這沒有一點趣味。不過﹐我不以為然。因為這是香港歷史的開端。假如有人以為只要籠統地把這一切歸納為民族之恥﹐或殖民主義作祟這一類結論便成﹐那是太不尊敬香港這顆東方之珠了罷。

後記﹕也許﹐我真的是一概容易發怒的人。從我的文字也可輕易看到。否則﹐怎麼可能這麼多人在這個專欄裡留了一些衝著我而來的意見後﹐老是要在最後補加上一句「希望不會得罪閣下」之言。第一個是SNOWDROP﹐近來的有新鮮人。

我只想講一句﹕請不好把自己想像得如此厲害。能夠得罪我的人﹐不可能讀畢我的廢話後﹐還在留言箱裡寫下一篇比我的文章更長的文章。MR WAYNE ‘FAT ASS’ ROONEY不懂得中文﹐民建聯的人不懂得用真正中國白話文寫文章。

況且﹐正如SNOWDROP所言﹐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該明白什麼叫討論罷﹖

討論當然會有相反意見。假如連這些話也接受不了﹐怎樣去幹大事﹖

新鮮人﹐時候有點晚﹐過兩天找些時候﹐再談你的意見裡面今天一些我未有觸及的地方。請見諒。不過﹐你倒累我又錯過了一集DESPERATE HOUSEWIVES。

把時鐘撥回正常時間﹐也有大半個月。可是﹐我依然未能習慣四點鐘便天黑。尤其是週末的時候。老是以為已經很晚﹐望望手錶﹐原來還未過六點。週末休憩的時間好像縮短了許多。才一眨眼﹐便又要從倫敦返回都柏林。

倫敦﹐是一個永遠不會叫人生悶的地方。記得在英國曾讀過這樣的一句話﹕認為倫敦索然無味的人﹐對人生也必感到厭倦。無疑﹐那是有點英國人的傲慢。不過﹐也不是太過沒有道理。至少﹐每個人總能在這個英國首都﹐找到一件適合自己的娛樂。

我的確是這樣想的。直到現在﹐我依然是這樣想的。我承認﹐或者﹐那是因為我還未曾正式在倫敦定居。假如我在那個地方住下來﹐說不定我會覺得一切精彩都太過教人生厭。也許﹐那時候﹐我會希望歸於平淡。

可能﹐我遲遲不肯搬到倫敦去﹐就是不希望在心裡毀滅這一座一切都十分精彩的城市。畢竟﹐假如我做了一個倫敦人﹐我應該不會每個週末都上一趟劇院﹐我應該不會閒來無事便跑到TATE MODERN去。

我怕做這樣的一個倫敦人。一個不會每個週末都上一趟劇院﹐不會閒來無事便跑到TATE MODERN去的倫敦人。所以﹐我決定不去做一個倫敦人。暫時為止。

況且﹐我還未試過在大西洋的另一岸生活過。在眾多講英語的地方裡﹐紐約是另一座我嚮往的城市。理由﹐跟倫敦的很相似。其實﹐是相同。

在決定到英國首都定居前﹐我會讓自己在大蘋果生活一些時候。我要叫自己今生無悔。未嘗試過在紐約住上些時候﹐便貿然長居倫敦﹐是有點魯莽罷。雖然﹐我深知道﹐無論如何﹐我最終還是會選擇倫敦。因為我不希望辦理那些叫人煩厭的移民手續。(因為愛爾蘭是歐盟成員﹐在都柏林生活﹐算不上是移民。)

當然﹐對于我這個雙重國籍的人來說﹐返回香港定居也是一個選擇。不過﹐當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越來越像中國大陸裡面的城市﹐我便越來越不願意去想這一個選擇。我不希望太近去目擊香港之死。我希望我還能夠在心裡保存著對香港的美麗回憶。

那天﹐在諾丁山那間西班牙餐廳吃過中飯後﹐無所事事﹐便決定乘地鐵中央線到大英博物館走走。印象中﹐今年未有去過一趟。

到達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半。星期天關係﹐博物館六時關門。於是﹐唯有到附近的書店逛逛﹐打發等候上機的時間。當然﹐許多都已經落了閘休息。除了倫敦書評那一間店。

在近門口處﹐我找到了一本談論香港的書。作者該是一個香港人罷。姓曾﹐叫施第府。

我想起了我另一個希望在倫敦定居的原因。

因為我想研究何解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會要中國割讓香港出來。這是一個我很渴望研究的課題。

倫敦﹐該是一個很適合研究這個課題的地方罷。

早陣子﹐老友邀請到其劍橋的家作客。她提議吃火窩。既然主人家不怕麻煩﹐我們做客人的當然立即叫好。始終﹐在家吃火窩﹐最教人苦惱的地方﹐就是事後那些清洗功夫。幾個月前﹐我便是這個原因﹐拒絕了朋友提議到我都柏林的住所吃火窩﹐跟一位朋友慶祝生日。我算不上是一個好客的人。

老友說﹐也是時候重新教導她的英國男朋友打邊爐。她怕他忘記了「HOTPOT」是什麼。因為的確有一段時候沒有在家吃火窩。

聽到她講「HOTPOT」這個英文字﹐心生一念道﹕「我們倒不如吃『SHABU SHABU』﹖無論如何﹐我都是從倫敦上劍橋。我可以先到比卡地利廣場上的那間日本超級市場買點材料。」

我不喜歡「HOTPOT」這個字。太過英文了。不能顯出一點中國文化的精神。畢竟﹐火窩是中國飲食上的一種傳統。把它翻譯作「HOTPOT」﹐既失去了其中國傳統味道﹐外國人讀後也依然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當「蝦餃」﹑「燒賣」已經正式成為英文字後﹐我們實在不該叫火窩做「HOTPOT」。或者日文「SHABU SHABU」可以是一個選擇。當然﹐最好的一個，還是「DABINLOW」。

(在英國﹐「蝦餃」的確已經不再是SHRIMP DUMPLING，而是HARGOU﹔「燒賣」也再不是PORK DUMPLING，而是SHIUMAI。我猜﹐那是ALAN YAU的傑作。至少﹐在倫敦的英國人都曉得這些名字。因為那些名店如「客家樣」﹑「丘記茶苑」和「乒乓」都是這樣叫的。便是較為傳統的「皇朝」﹐也沒有例外。)

於是﹐那天上火車前﹐我買了日本火窩牛肉﹑日本火窩豬肉各兩排﹐和一包麵豉醬來做湯底。至於其他東西﹐則由老友在劍橋那間韓國人開的店購買。

從來﹐我都不會用豬肉做火窩材料。因為怕放在湯裡久久依然不熟。跟牛肉﹑羊肉不一樣﹐豬肉總是要多煮一點時候罷。印象中﹐到店子吃SHABU SHABU，也不曾試過吃豬肉。也該是這個原因。

日本牛肉當然好吃。這是意料之內的事情。因為切得極薄﹐只要輕輕在那熱湯裡帶過幾秒﹐便能放進口裡。雖說不上入口即溶(畢竟才七英鎊便有十片)﹐也教人回味無窮。

可是﹐整個晚上我最喜歡的﹐卻還是那些豬肉。想不到原來用豬肉做火窩材料﹐可以如此美味。或者﹐我該這樣說﹐這是我吃過最好味道的豬肉。我承認﹐這是有點大鄉里。不過﹐倒是實話。

因為是火窩材料﹐跟牛肉一樣﹐那些豬肉也是薄薄的一片﹐好使大家不用把它泡在熱湯裡過久﹐讓它變硬之餘﹐也失去了那些鮮肉的味道。跟牛肉不一樣﹐豬肉是不可能入口即溶﹐因為那是較為有質感的肉類。亦就是那質感﹐我喜歡上了用豬肉做火窩材料。

在這個CREDIT CRUNCH的日子﹐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因為那些日本火窩豬肉比牛肉便宜一半。一排十片﹐每排不過四英鎊。

重讀那些收錄在《傳奇》的作品後﹐張愛玲寫道﹕「我總認為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寫的﹐可惜被我寫壞了。」重讀自己昨天那篇不多於七百字的故事後﹐我也有同樣感覺。(當然﹐張愛玲的是自謙﹔我的﹐則是老實話。)難怪海明威說﹕「寫完稿我總是覺得空空蕩蕩又悲又喜彷彿剛做完愛，我斷定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到底有多好倒要等我第二天再讀一遍才知道。」我是一覺醒來再讀自己那篇超短篇﹐就曉得寫壞了。

故事本身我是很喜歡的。我也確實曾用心經營過一字一句。畢竟﹐一個不多於七百字的故事﹐遣詞造句方面更加要精彫細琢﹐不能浪費了字數。可惜﹐文字功力所限﹐不能好好寫出心裡所想的同時﹐也蹧蹋了整個「值得一寫的」故事。

心目中﹐我是希望細緻緊湊中帶點冰冷。套上張愛玲的另一句說話﹐是平淡而近自然。這當然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結果﹐我只是胡亂堆砌了三幕場景﹕跟死神面談之前﹑跟死神面談﹐和跟丈夫梅生爭辯該讓誰去犧牲來挽救女兒﹐中間連接上似乎出了一點問題。每次冷靜地重讀後﹐都想改動一下。豈料﹐不知不覺間﹐又墮進了自己想像裡頭﹐讓那故事本身的情感阻礙了自己的觀察﹐結果﹐老是改不了。

於是﹐也就這樣子刊登了﹐教大家發笑。

我常以為﹐「愛」這個主題不是是次派對關鍵的地方﹐那七百字數限制方是有趣之處。在這個到處都是廢話噪音的現代社會裡﹐我們的確要重新學懂珍惜一字一言。莫忘記﹐曾幾何時﹐中國語文是世界上最精簡的文字。那是中華文化在人類歷史裡最瑰麗的原因。

我不是準備否定「五四運動」。我同意﹐我們需要推行白話文。假如西方的民主自由社會是人類社會最進步的體制。唯有白話文﹐我們方能完全擺脫那三千年君主帝制的束綁。有著那沉重的歷史包袱﹐文言是不可能引領中華民族邁向那一個進步的目標。要民主﹐要自由﹐我們需要的﹐的確是那個跟西方文字有點類似的白話文。我不能想像人家那些清清楚楚的法律條文﹐如何能夠用我們那些一字多義的文言表達出來。

本來﹐推行白話文確實可以給我們的國家引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惜﹐內戰勝利後﹐吸取了民國政府失敗的教訓﹐中國共產黨把白話文推向另一極致。為了妨礙新思想在民間流通﹐以方便自己獨裁統治﹐共產黨把中國語文變成一種叫人一讀便大打呵欠的文字。裡面沙石充斥﹐廢話連篇。例如﹕「總書記指出，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在實踐中繼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而神聖的使命。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緊密結合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以人為本，實現科學發展、建構社會主義和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等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任務，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這是一個我喜歡舉的例子。自兩年前﹐每次談及中國大陸的中文水準﹐我便會抄上這段文字。可是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耐性讀畢整段引文。正中了共產黨的圈套。

白話文不是這樣子的。演講寫作﹐也不是鬥長篇﹑鬥多字數。「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該是改革中國語文教育的方向。可惜﹐回歸後﹐香港人這種見風使舵的動物﹐也開始趕上那個共產中國語文的行列。他們錯以為那是時興。有時候﹐我會想﹐中國共產黨禁止《色﹑戒》上演﹐不是因為戲裡面那些做愛鏡頭﹐乃是怕中國民眾會重新愛上張愛玲的作品﹐重新學過中國白話文。

這就是我命題限字數寫故事的原因。

或者﹐我也是多言了。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MICHELLE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是第二次相聚。主題定為「愛」。是廣泛的愛。參加者只能用上七百個中文字(包標點符號)﹐來寫一個關於「愛」的短篇故事。

從市場回來﹐便覺得一切都不對樣。果然﹐才放下籃子﹐管家盧媽便一臉愁容鑽進廚房。看她欲言又止﹐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終於帶走了宛兒﹖」我出奇冷靜地問。

盧媽搖頭淒涼地道﹕「小姐還在睡房......他......他希望先跟你面談......今晚......」她再講不下去﹐因為眼淚已經奪眶而出。我給她遞上手帕﹐安慰道﹕「這十年來﹐我們不就是等待這一天﹖」吩咐盧媽打點好籃子裡的祭品後﹐我便走出廚房﹐在梅生靈前裝了一柱香。

我停在女兒房外躊躇。正要推門入內﹐聽得裡面的呻吟仿彿比以往更悲淒﹐眼眶後便傳來一陣熱﹐我於是頭也不回直奔書房﹐靜候日落。

跟十年前一樣﹐死神依舊準時晚上九點到訪。我邀他到書房。我不希望盧媽聽見我們的對話。雖然她已經不是什麼外人。假如沒有盧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熬得過這十年。

「你是否跟丈夫有同樣決定﹖」才坐下﹐死神便開門見山地說﹕「你該記得﹐你還可以多活五年。」

我當然記得。就是這多餘的五年﹐梅生決定先放棄自己最後十年生命﹐來讓女兒多賺些年月﹐等候醫學進步﹐尋找得到治療那個病的方法。梅生說﹐病癒後﹐宛兒這個小女孩還需要母親親自教導。

我刻意再次墮進回憶的汪洋。完全不知道死神已經悄悄離開。

是盧媽把我帶回現實罷。我聽到她在我身後幽幽道﹕「他已經帶走了小姐。」

我望出窗。縱然是農曆十五﹐外面一片漆黑。

「夫人﹐恕我多言。我其實很明白。我亦曾做過母親。我也寧願看著自己女兒死﹐不願意看她活著處處受痛苦。」

比起沒有了女兒的母親﹐沒有母親的女孩苦更多。那天﹐梅生是這樣結束我們的爭辯。

(連標點﹐全文共六百四十四字。)

[按﹕報名參加派對的有﹐
筆路,
Michelle,
Mad Dog,
揚眉女子,
OUT OF TRACK 思 想 出 軌,
媽媽阿四,
小孜媽,
athrunz,
Zero,
芸,
Readandeat]

年初﹐到多倫多探親。在書房裡翻著舅父母的藏書﹐舅母便問道﹕「在彼邦生活的日子﹐是否有時候會突然很想讀中文書﹖」

離開香港的時候﹐我確實曾以為如此。不過﹐可能因為有朋友每星期不辭勞苦地給我送來陶傑和董橋刊在報上的文章﹐在都柏林的這兩年﹐我倒沒有突然很渴望讀一些中文書。住所裡那些中文書 - 或自己從香港返來時帶上身的﹐或朋友到訪時送贈的 - 縱然不過十本﹐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可能就只得兩本。搬到愛爾蘭生活﹐我方開始真正懂得英語世界裡的作家。因為這兒的報紙裡面有書評﹔因為這兒依然有許多舊書店。況且﹐我本來讀書就讀得不快﹐望著那一個又一個作家的名字﹐希望一讀的那些英語作品已經堆滿住所﹐哪還有空掛念中文書﹖

只是﹐可能實在很久未有翻過一本中文書﹐最近有意無意間在書架裡拿下那本張愛玲文選﹐竟然再次愛不釋手。說「再次愛不釋手」﹐遣詞用句方面明顯並不審慎。因為我是更喜歡這一個古怪的女人。重讀那幾篇談及在紐約﹑在紐英倫生活的文章和書信﹐我似乎有了新的體會。我甚至細細嘴嚼另外幾篇從前沒有興趣因而匆匆跳過的散文。明年二月回港﹐我要在家的書房多找幾本返來歐洲。

這一年﹐我越來越喜歡女作家的文字。從DAPHNE DU MAURIER到IRISH MURDOCH，再到DORIS LESSING。我真的不明白﹐何解以前在香港生活的時候可以這樣無知。那時候﹐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我竟然未讀過這三個英國女作家的作品。除了《REBECCA》。DAPHNE DU MAURIER這部名著﹐我是翻過頭幾章。我是喜歡那部小說的。只是﹐實在不記得什麼原因沒有讀完。該是英文太爛的緣故罷。(當然﹐現在也不是太好。要不﹐我讀書就不會讀得不快。)早陣子﹐董橋借別人的口說﹐未讀過《REBECCA》﹐算不得進過英國文學的堂奧。

我真的很喜歡那三位英國女作家。至於﹐最喜歡的是哪一位﹐真的不好說。也說不出來。或者﹐我是較喜歡DORIS LESSING。至少﹐在追讀《戰爭與和平》的時候﹐我還會抽點時間翻翻這位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那些短篇小說。不過﹐假如真的有最喜歡的一位﹐也就是多喜歡那些少。就只有那少許。

也許﹐是性別歧視。從前﹐除了張愛玲外﹐我並不喜歡讀女作家的文字。總覺得有點拖泥帶水之餘﹐情感太過顯露。(這也是我這個男生的毛病。)畢竟﹐細水方能長流。無疑﹐我偶然也會讀李碧華﹑亦舒和黃碧雲。不過﹐談得上真正喜歡的﹐就只有張愛玲。英語世界裡﹐更加沒有一位。可是﹐那是當時無知的關係﹐算不得。其他語文﹐則因為不曉得﹐不能說。

當讀過DAPHNE DU MAURIER、IRISH MURDOCH與DORIS LESSING的作品後﹐我發覺﹐只要夠冷靜﹐控制得了內心豐富的感情﹐女性作家的文字比起男性作家的文字更可讀。因為天生母性關係﹐她們的筆觸比較細膩。也就像張愛玲。很多時候﹐觀察力會受到內心情感阻礙﹐要細膩也細膩不成。

事有湊巧﹐在越來越喜歡女作家文字的一年﹐我竟然在十一月的時候﹐重新找回張愛玲﹐並且對她的文字有多一層的體會。算得上很美滿罷。

話也說回頭。在書架裡拿下那本張愛玲文選﹐皆因突然想起了她母親的一句話。十一月十五日「兩週一聚」我那個不多過七百字關於愛的故事﹐靈感便是來自那一句說話。(所以﹐故事人物名字都有點張愛玲﹖﹗那是民國風範罷。)

很期待大家的精彩故事。希望各自刊登後﹐能夠告知一聲﹐好能夠貼在此上連結﹐一起分享。因為這是一個派對。

那天﹐在收音機裡聽到一首歌。是JOHNNY LOGAN的名作。很喜歡裡面的歌詞。因為仿彿說穿了自己的心事。於是﹐便從互聯網下載了那首歌﹐在住所裡連夜不斷播放。

說來也有點奇怪。早陣子﹐此間麥當勞的廣告歌便是這一首。不過﹐每次在電視機看到那一個廣告﹐我倒說不出有什麼特別鍾意的地方。可是﹐那天在收音機聽到後﹐卻愛上了。

是那一天。一個我想我會記得的日子。是你的生辰。

自此每天都會播放至少一遍。越聽得多﹐便越喜歡﹐也就越聽得多﹐越來越喜歡。

聽著聽著﹐便很想把那些歌詞翻譯過來。

「不好閉上你的心 不好封鎖你的內心感受
繼續夢下去罷 不好怕夢境不真實
閉上眼睛 想像這兒再次只得我倆
請相信這刻光陰會長存

請撫摸我的身軀 就像以往一樣
我知道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夜
自此以後 陪在你身邊的 將要換作別人
所以 我們要替這最後一次
留下一個美好回憶

就立即緊抱我罷
不要哭 也不好多說一句
就只緊抱我好了
我會知道
縱然天各一方 我們其實依然一起
永遠相愛對方
還用說些什麼 再沒有字詞能夠表達得來

我們分開後 日子將或會變得好過
你的心將裝不下你的一滴眼淚
你離開以後 我多麼渴望能夠跟你講聲 我是如此想念你
我對你的愛將要一天一天的繼續下去

就立即緊抱我罷
不要哭 也不好多說一句
就只緊抱我好了
也請嘗試明白
我其實多麼希望 你最後能夠找到你所追尋的
或者 我已經不再在你左右
我其實依然深愛著你

就立即緊抱我罷
不要哭 也不好多說一句
就只緊抱我好了
我會知道
縱然我們天各一方 我們其實依然一起
永遠相愛對方
還用說些什麼 再沒有字詞能夠表達得來

我還能再說些什麼
我再找不到字詞來表達我內心的感受」

老是記得一位老友許多年前的一句說話。喜歡上一首歌﹐只因為她能夠觸動你的心靈。或是旋律﹑或是歌詞。或者﹐是歌手的聲音。

我想﹐我倒算能夠藉著翻譯這首歌的歌詞﹐講出了自己一些想講的說話。

或者﹐是我講出了我希望你心裡面想講的說話。

這首歌叫做《HOLD ME NOW》。

許多許多年前﹐丘世文在《一人觀眾》裡寫道﹕

「想起昔日學生時代﹐同學們大家委實也曾因作文這一課困擾非常。坦白說﹐印象中似乎就沒有誰正式教過我們作文的方法。從小學造句開始﹐接著就是中小的抒情文及記敘文的習作。通常是老師在黑版上些上幾個題目﹐諸如『我最難忘的人物』﹑『憶亡友』﹑『一個銅幣的自述』﹑『春日郊遊』等﹐雖說是任由我們選擇其中之一﹐然而字數卻老限著不能少于六百字。......

評判的結果是怎樣的呢﹖多年中小學的經驗總是﹐老師發還習作時半帶諷刺﹑半帶尖酸的語調說﹕你們一班裡有半數人作文字數不及規定的一半﹐其餘的一半無論寫抒情文﹑寫記敘文也好﹐怎可能大部份起句都是﹕『香港是一個小島﹐四面環海﹐水深港闊﹐恰是一個天然的商港』﹗」

那天﹐這位港大利馬竇堂宿生的結論是﹕「我們需要好好教導下一代作文之道。」

那當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丘世文已經撒手塵寰十載。不過﹐這位跟我父親同輩的人的中小學經驗﹐竟然跟我的有點相似。是香港語文教育沒有進步﹖還是因為太好所以不用改變﹖

畢竟﹐燦爛的生命總是短暫的。丘世文遺留下在人間的作品不是很多。這一篇談論作文課的﹐倒是印象最深刻。

的確﹐自小便沒有誰正式教過我們作文的方法。小學沒有。中學也沒有。仿彿那是與生俱來的能力。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開始學習作文﹐是畢業幾年後的事。

那年﹐因為「陶傑」這個名字的關係﹐我膽粗粗地跑到中文大學報讀碩士。我很希望上他的課。入學試的時候﹐學院要我們寫一篇短文﹐談談他們要取錄我的原因。在那雪白的答案紙上﹐我只寫上一句﹕「老實說﹐從任何一方面看﹐我也看不到你們有取錄我的原因。」結果﹐我成功以一個理科生的資格﹐入讀中文大學那個文科生的碩士課程。

我如願上到陶傑的課。也因此﹐終於有人正式教我作文。

當然﹐我的文筆依然不好。這麼晚才起步﹐好不到哪兒。不過﹐在陶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我的文章比以前的確有很大的進步。(可想而知﹐以前是如何的差。)老實講﹐少說我也算讀了二十多年書﹐上陶傑的課﹐是我唯一享受上課的時候。我會因為缺席一課而感到不快。從來﹐沒有一位老師的課﹑沒有一位教授的堂﹐會使我有如此感覺。

課堂裡﹐我最記得的是他這一句﹕「近來﹐大家都稱我做『才子』﹐似乎是都不曉得『才子』為何物。他們讚我寫得一手好文章﹐實在有點見笑。我寫的中文﹐只不過是最普通﹑最淺白的中文。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寫得出來的中文。假如『陶傑』就代表文筆好﹐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是『陶傑』。因為那些『好文筆』是一個中國人最起碼要做到的事。」

為了改善中國人的中文﹐他是不遺餘力的。記得他講過﹐只要寫作時遇上什麼問題﹐都可以給他一個電話談談。許多年後﹐有天讀了《黃金冒險號》﹐發現有些寫作問題﹐便給他發了一個短訊請教。他是不可能還記得曾有過我這一個學生。我只記下了他的電話﹐並沒有留給他我的電話。在短訊裡﹐我也沒有留下名字。豈料﹐收到那個短訊後﹐他竟然給我撥個電話來跟我討論。

我知道﹐越來越多人不喜歡他。甚至討厭他。我不打算替他講好說話。他也不會喜歡別人替他講好說話。讀了早前幾位網友的留言後﹐我不過想寫一寫我所認識的陶傑罷了。

因為讀書不多﹐所以寫起東西來老是詞不達意。往往花上了幾百個字﹐不單止未能確切地把心裡意思簡單地表達出來﹐甚至會讓人誤會了其他意思。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實早已有很多人談論過許多遍。只要我們多讀﹐不但能夠扼要地掌握到當中意思﹐更能輕易地在那鞏固根基上面建立起自己的想法。

我的問題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我的問題是﹐我的想法沒有一個鞏固的根基。

搬到歐洲生活後﹐因為每天都讀《泰晤士報》﹐也勤跑劇院和舊書店﹐眼光是擴大了﹐亦認識了許多以前未曾碰見過的想法。自己的思想的確受著很大的衝擊。在這樣的環境底下﹐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不是難事。正如黑格爾所言﹐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正理。辨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面﹔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面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

可是﹐因為小時候懶惰﹐不勤讀書﹐只甘心做一部考試機器﹐弄得自己底子不好﹐於是﹐現在所產生的正﹑反﹑合﹐其實都建基於一個毫不牢固的地基上面。也就由於都建築在那不甚牢固的地基上面﹐所以我不能夠簡單清楚地講得到自己的想法。

想起這樣的事﹐因為近來讀了英國當代作家魯詩迪一段關於SAMUEL BECKETT的文字。魯詩迪就是那位因為《撒旦的詩篇》而遭穆斯林下格殺令的作家。

早陣子﹐我在這裡談過串字問題。我寫道﹕

「早知道﹐很多英語世界裡面的人串字都有點困難。......那是母語的問題。就正如我們中國人的錯別字。就正因為那是自己的母語﹐我們寫作的時候﹐都會很容易給那些字的發音矇騙﹐寫了別字﹐或串錯了字。所以﹐那些語文教育學者常言的『我手寫我口』﹐其實不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有些事情﹐總是要跳出框框﹐冷靜地從外面觀看﹐方能避免很多錯誤。寫文章是其中一件。

因此﹐在這方面﹐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是幸福的。他們講的是粵語﹐寫的卻是英文和白話文。因為都要先在腦袋裡把句子重組過來才能下筆﹐所以能夠避免很多別字﹐很少會串錯字。」

只是讀著魯詩迪那段文字﹐我不禁大叫一聲﹐那其實是我想講的話。他是這樣寫SAMUEL BECKETT﹕

「A man speaking English beautifully chooses to speak in French, which he speaks with greater difficulty, so that he is obliged to choose his words carefully, forced to give up fluency and to find the hard words that come with difficulty, and then after all that finding he puts it all back into English, a new English containing all the difficulty of the French, of the coining of thought in a second language, a new English with the power to change English forever.」

同時候﹐也想起了丘世文的一段說話﹕

「未來世界全球化的發展﹐雙語乃至多語並用勢將成為尋常慣見得現象。在這方面香港這國際城市無疑是有著示範實驗的作用﹐很值得不囿於一時文化偏見的人予以應有的了解和認識。」那是丘世文在香港回歸前一年講的話。

我知道﹐我要繼續多讀書。只希望未為晚也。

九七後﹐每年香港人最應該要到英國的日子﹐該是十一月初。因為這是紅色小罌粟花盛放的時候。

這是我最喜歡英國的時候。這也是英國人最教我驕傲的時候。

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前的星期天﹐就是英國的國殤日。學校社團都會在幾星期前開始公開售賣紙製的紅色小罌粟花﹐供人佩帶襟前﹐紀念兩次大戰為英國捐軀成仁的將士。此禮近百年傳統﹐人人自覺﹐歷久不衰。

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陶傑對英國的國殤日有這樣的描寫﹕

「國殤日的清晨﹐倫敦唐寧街外的白廳大街必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由皇太后與英女皇率領首相﹑各大反對黨領袖﹑國會議員﹑內閣﹑文武百官等在大街上的國殤碑前敬獻花圈。兩次大戰殘存的一眾老兵也從全國各地趕來倫敦﹐穿上最莊嚴貴重的服飾﹐以上賓的身份一同出席。是日的紀念隊伍一概無分等級﹐在肅殺灰沉的秋景裡敬悼先烈﹐場面動人。

當日的紅花如海﹐成為最生動鮮明的一節歷史課。沒有人在那天嘶叫什麼愛國口號﹐各報也沒有發表鋪天蓋地清算德國歷史的民族主義砲彈鴻文﹐但沉重的愛國情操﹐對逝者懷念﹐一切盡在不言中。」

記得以前﹐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一到了這個時候﹐學生﹑老人在街上售賣的﹐也再不是那些貼紙般的所謂「旗」﹐而是那些紙製的紅色小罌粟花。不過﹐回歸後﹐這一切都不復見了。因為在這個小家子氣的所謂國際社會裡﹐什麼都要政治正確。始終﹐那些紅色小罌粟花﹐是為了紀念兩次大戰為英國捐軀的將士。當宗主國變做了共產黨的中國大陸後﹐這些前殖民地的習俗﹐自然要給遺忘。

可是﹐在這個我搬到歐洲生活後的第三個十一月﹐我依然未能弄清楚﹐何解在那個曾被日本侵犯的前英國殖民地﹐紀念兩次大戰為英國捐軀成仁的將士﹐是政治不正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進犯香港。此後兩星期﹐一個加拿大兵團在黃泥涌寡不敵眾﹐全體殉難。還有那些踞喀兵。他們與香港人都無親無故。雖為僱傭﹐亦為保衛香港人而犧牲。我們敬重的﹐都該是那些盡忠職守﹐甘願犧牲自己生命﹐以保衛香港這個小島的人。難道在這大前提下﹐還要設下一個迂腐且無聊的國籍關卡嗎﹖難道跟日寇血戰到底而陣亡的英國人﹐都不值得我們香港人一拜嗎﹖

在宗主國變做了中國的時候﹐維持英國國殤日的傳統﹐在襟前那些紙製的紅色小罌粟花﹐以表示對這些為港捐軀的勇士的敬意﹐實無不妥。香港特首更應該如以前的港督一樣﹐在十一月十一日前的星期天﹐連同駐港解放軍司令﹐在皇后像廣場外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代表全港市民向那些無名英雄﹐那些真真正正保護香港的人致敬。

假如這個星期天你未能跟我一起在倫敦紀念那些英勇的將士﹐假如這個週末你未能在香港街頭找到一顆紅色小罌粟花﹐我希望當你在電視機前收看英國超級聯賽直播的時候﹐會想起我這篇文章﹐望著英國人襟前的那朵紅色小罌粟花﹐默哀一分鐘。

當然你甚至可以捐出些少金錢﹐改善那些曾英勇地保衛香港的踞喀兵退役後的生活。那個組織叫THE GURKHA WELFARE TRUST。在英國的慈善團體註冊號碼為1103669。詳情可到www.gwt.org.uk查看。

假如因為近來全球經濟問題不能捐出一些﹐也希望你會到www.gurkhajustice.org.uk簽一個名字﹐給英國政府壓力﹐從速聽從高院判決﹐立即更改法例﹐使所有在香港回歸前退役的踞喀兵都得到居英權﹐享有所有英國人都能夠享有的福利。

他們曾甘願犧牲自己生命﹐以保衛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難道現在我們香港人為他們多做一些事情也不能﹖

[按﹕到倫敦渡國殤日關係﹐此欄暫停三天。十一日(香港時間)再續。]

朋友提議看一場芭蕾舞。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她是立陶宛人。可能因為自小受到俄羅斯影響﹐十分喜歡芭蕾舞。可是﹐由於從來對舞蹈﹐我都沒有多大興趣﹐所以推掉了。

我是一個怪人。我不相信身體語言。正如我不相信圖像一樣。除了那兩天談及弈棋外﹐這個專欄裡面沒有刊登過一幅圖片。

我以為﹐唯有文字和語言﹐方能把情感好好的表達出來。因為唯有文字和語言才可以既實實在在的描寫一樣東西﹐又容許人有著無限的想像。

無疑﹐身體語言和圖像都能夠讓觀眾有更大的自由想像空間。不過﹐這個自由度實在太大了。大得不靠得住來徹底地表達一下情感。因為這種表達方式實在太過依賴觀眾的想像力。然而﹐每個人的想像力都不一樣。於是﹐創作者和表演者所希望表達的情感﹐往往未能無誤地傳達到觀眾心裡。

這是我所講的虛幻的意思。

這就是我不喜歡欣賞舞蹈的原因。我不希望感受不到創作者和表演者想表達的情感。也不希望錯誤地解釋了創作者和表演者想表達的情感。

畢竟﹐我還是一部考試機器。

在社會打滾了這許多個年頭﹐我當然明白到世界上沒有什麼標準答案這一回事。就只有合理的答案。一切只要言之成理﹐有根有據﹐便可以是問題的答案。縱然曉得這個道理﹐在內心深處﹐我依然不經意地會為每事每物尋找一個標準答案。

從小便受著如此訓練﹐根本是不可能改得掉。找尋標準答案已經成為一個面對問題時的自然反應。

也許﹐香港社會老是不能發展藝術﹐跟那個製造考試機器的教育制度實在有莫大關連。

藝術創作和欣賞﹐本身就是尋找「美」的過程。何謂是「美」﹖人言人殊。

假如這個世界有一種標準的美﹐我們人類可能會少一點紛爭。不過﹐在一個沒有紛爭的社會生活﹐不是太過恐怖了嗎﹖我其實同意黑格爾的那一個理論。他說﹕「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正理。辨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面﹔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面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沒有紛爭﹐就因為沒有矛盾﹐於是也就沒有進步。生活在一個不會進步的社會﹐不是很恐怖嗎﹖

就因為這個世界裡面沒有一種所謂標準的美﹐所以﹐習慣尋找標準答案的香港學生﹐從來都沒有辦法欣賞藝術﹐以至創作藝術。藝術不能在香港發展﹐實在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也於是﹐要在香港這個文化沙漠裡面發展藝術﹐首先要著重的﹐就該是文學和戲劇。因為在文學和戲劇的世界裡面找尋「美」﹐是不用過份利用一己的想像力。這較容易得到那些一個又一個的考試機器接受。

早陣子﹐如常逛書店﹐百無聊賴下﹐隨手從新書推介那個書架裡拿來一本書翻翻。無意中在扉頁﹐讀到這樣的一句說話﹕「那條黃金定律依然是﹐幫助我們所愛的人去逃避我們自己。」(The golden rule is to help those we love to escape from us.)

那是一本什麼書﹐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作者是誰﹖當然也不記得。只不過﹐那一句話卻深深地烙在心坎裡。直到現在﹐依然忘不掉。

自小受訓練的緣故﹐我這件考試機器的記性其實不弱。可是﹐年紀越大﹐記性是開始變差。近年來﹐我漸漸發覺自己不是太容易去記得一些事情細節。於是﹐為免自己因為老是記不牢事情細節而不開心﹐我決定只去記著事情的大概好了。空白部份﹐就讓自己自由想像發揮。自此﹐世界變得更加美麗。

不過﹐話得說回頭﹐早已牢記在心裡的一事一物﹐卻無論如何都沒法子去忘掉。或者﹐就如別人所言﹐有些事情﹐我們是一輩子都不會忘掉的。

就像那一句話。

就像你。那一個我愛的人。

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讀到了那一句話。只知道是早陣子。早到什麼時候呢﹖是在我幫助你去逃避了我之前﹐還是之後﹖究竟是我去替那個所謂黃金定律做了一個活生生的驗證﹐還是我找到了那個黃金定律來解釋你的反應﹖

實在記不起。亦不知道。

只是﹐那又什麼分別﹖

從來﹐你都不喜歡給我一個答案。

也許﹐我應該堅持要有一個答案﹖也許﹐我應該再多問你一次﹖也許。也許。

幾年前﹐在回家路上﹐我不是再多問了你一次嗎﹖我不是說請你好歹也給我一個答案嗎﹖ 我記得﹐你的回答竟然是﹕「我不想在這個時候談這個話題。」我沒有想過這可以是我的問題的答案。於是﹐我呆了。一時腦袋轉不了﹐口亦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望著你頭也不回﹐匆匆地奔進電梯裡去。

那一夜﹐我沒有給你一個電話。整夜無眠後﹐我決定以後不再在你面前﹐談論那個你不想在那個時候談論的話題。我無謂如此自討沒趣。況且﹐從別人口中﹐我也知道了假如你希望談論那個話題時的答案。

「我不想在這個時候談這個話題。」

我明白的。歷史不過在重覆著。

我有點不明白的是﹐何解我老是會在你不想談論那個話題時首先開口談論那個話題﹖

[按﹕到英國盧頓公幹參觀關係﹐此欄暫停一天。六日(香港時間)再續。]

那是七月的時候。

朋友老是問杜塞爾多夫和科隆有什麼特別一遊的地方﹐我總是答不上口。於是﹐後來﹐當有人問及我八月初那個銀行假期的安排後﹐我只是回答「萊因河」﹐隻字不提那兩個位於河流中游位置的城市。似乎﹐這樣的答案比較使人滿意。畢竟﹐在此間﹐大家對旅行別有一番看法﹕我們都應該多接觸鄉郊和大自然。假如要到別的城市去﹐除了那幾個世人皆曉的大都會﹐其他的都不應該浪費時間。始終﹐生命有限。

在歐洲生活也超過兩年﹐我開始明白這樣的想法。我也越來越同意這一番對旅行的獨特見解。當平常日子已經擺脫不了商業社會的種種﹐我們應該實在好好珍惜放假的時候﹐讓自己整個身體完完全全地跟久違了的大自然接通。我們的生活的確需要這樣的一種平衡。

我們不斷地讓都市向外發展﹐不斷低賤地用大片大片鄉郊土地﹐來換取那些所謂的社會繁榮發展。仿彿我們人類最終追求的﹐就是完完全全跟大自然脫軌。

正如海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裡所言﹐歷史只是不斷地在世界不同角落裡重複著。當西方社會終於夢醒﹐重新發現鄉郊大自然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那些發展中的國家就依然努力地擺脫鄉村在生活裡的角色。他們仍然以為﹐那是落後的象徵。

無疑﹐他們總會有醒來的一天。就像我也醒了過來一樣。

不過﹐那一次到德國旅行﹐我依然選擇了兩個城市。縱然﹐我深知道﹐人們到萊因河渡假﹐就是到沿河那些小村莊﹐休閒地生息﹐好讓自己在短短的假期裡﹐重新認得到自己跟大地連繫著的根。

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不希望獨自去尋找自己的根。要找回自己跟大地聯繫上的根﹐就是要讓我跟你一起去找尋我們共有的那一條根。

於是﹐便是來回科隆和杜塞爾多夫﹐我也選擇了乘火車。沒有跳上那些在萊因河行走的小汽船。

始終﹐有些事情是要我們一起去做的。

於是﹐我便在杜塞爾多夫的小運河畔﹐寫下了這一篇短短的文章﹐記錄了此時此刻的所想外﹐也很想告訴你﹐在德國的短短兩個夜晚﹐我都夢見了你。

都是醒過來後﹐方知道原來只是場夢。

原來﹐跟你一起的時光﹐縱然是在虛幻的夢境裡面﹐也如此真實。

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和你這一隻以外地遺留在香港的蝴蝶﹐一起把臂漫游歐洲﹐幹著我們應該一起去做的事。

像去尋找我們共有的那一條跟大地相連著的根。

那天下班後﹐在酒館裡﹐跟施第奮談到語文。他呷著啤酒﹐有點概嘆地說﹕「要通曉三種語文﹐的確不容易。在此間生活了接近兩年﹐英文還是沒有多大進步。」

那是自謙的話。他是法國人。畢業後﹐曾在塞維爾﹑馬德里住過一段日子。因為西班牙女朋友考到獎學金來愛爾蘭讀書﹐便一起搬到這個島國生活。我當然不會懷疑他的法文。也不會懷疑他的西班牙文。從來﹐跟別國女子調情﹐都是外文的終極考試。無疑﹐施第奮講的英文總是帶著濃濃的法國口音。不過﹐就正如一位愛爾蘭女生所言﹐那些鄉音反而把英語提昇上一個更性感的層次。早前﹐陶傑寫道﹕「英語口音，不必追求純正，因為英文早已是世界語言，帶有津巴布韋、斯里蘭卡、印度西部的果雅口音，反而令英語帝國的版圖多姿多采。」那是同樣道理。

我當然知道通曉三種語文是如何困難。自小學起﹐學過的語文倒有五種。不過﹐算做沒有障礙能夠用上來跟別人溝通的﹐還是只得中文和英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因為太晚才起步﹐早已忘掉得一乾二淨。至於法文﹐倒還能認得一些生字﹐懂得數數字。聽過我從一數到二十後﹐施第奮取笑道﹕「你的發音很準確。尤其是那些『R』音。你其實不需要上什麼課﹐你需要的是一位法國女朋友。」他頓了一頓﹐喝了一口啤酒後繼續說﹕「你有所不知﹐那的確是學外文的最佳良方。認識了L後﹐法文變成了我的第二語言。」L是施第奮女朋友的名字。

我敲了敲他的酒杯﹐笑著回應道﹕「那麼﹐你該是時候搭上一位操英語的女生。」

豈料﹐這位法國男生竟然一臉滿意地點著頭說﹕「為了學好英文﹐我的確要開始留意一下身邊有什麼喜歡我的愛爾蘭女生。」他不顧女友在旁﹐多翻顧盼在週邊來來往往的那些漂亮女生。

聽得這話﹐我想起了《泰晤士河畔》一書裡面那幾篇文章。

在那部成名作裡﹐陶傑經常暗嘆﹐沒有幾多個香港留學生夠膽泡洋妞。他寫道﹕「由於英語未精﹐外型不濟﹐泡洋妞欠缺本事﹐只好向香港女生中挑選性伴﹐下課後大被同眠。......年輕人本應心靈開放﹐留學是與外國青年加強了解的好機會﹐一生與鬼妹至少發生一次感情﹐是增進文化交流的合法途經之一﹐......但今天的香港留學生﹐礙於香港本位意識﹐在這方面卻保守出奇﹐最主要的原因是與鬼妹缺乏共同興趣。」

這些文字﹐表面上跟施第奮的說話很不相同。仿彿那是中西文化差異的地方。西方人碰上難題會勇敢面對解決﹐中國人碰上難題就會另找辦法解決﹔西方人會去面對面克服困難﹐中國人就避重就輕地去克服困難。

不過﹐只要想深一層﹐其實兩者講的是兩個不能比較的事情。一個是因﹐另一個是因和果。一個是因為語言問題﹐所以要泡一個操英語的洋妞﹔一個則是因為語言問題﹐所以不能泡一個操英語的洋妞。兩者其實都有泡一個操英語的洋妞的願望。施第奮的說話﹐就止于慾望上面﹔陶傑的﹐則更深一層地講到結果﹕就是泡不上。

當然﹐看著施第奮和他的女友﹐在因果關係上面來討論﹐陶傑的說話似乎有點不大正確。

原來﹐一切又回到中西文化差異這個關節裡頭。

早兩天﹐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在這個有點虛幻的互聯網上﹐開了一個有點不平凡的派對。(的確﹐發起人米雪兒是用「派對」來稱呼這個活動。)派對名字叫「兩週一聚」。顧名思義﹐這將會是一個每兩星期舉行一次的活動。我是其中一位參加者。

或許﹐大家有點意外。畢竟﹐我不是什麼派對動物。對互聯網上的什麼聯誼交友活動﹐如﹕MSN、FACEBOOK等﹐完全沒有興趣。早前﹐有老友竟然以交換秘密作條件﹐來要脅我加入FACEBOOK的行列。我當然沒有就範。我上網﹐不過是為了電郵﹑專欄﹑購買機票和門票﹐以及愛華頓。無疑﹐我不是一個跟得上時代步伐的人。不過﹐何解我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參加了那一個互聯網上的派對﹐皆因那其實是一個寫文章的活動。大家決定在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起在其專欄裡寫同一個題目。就是如此簡單。我想不到一個不去參加的理由 - 這就是我參加的理由。

參加這個派對是不需要預先報名的。只需在那些指定日子裡﹐按著那個指定題目來寫自己的專欄便成。當然﹐為了跟其他參加派對的人交流一下﹐或者也讓其他參加派對的人欣賞得到自己的作品﹐參加者不妨跟發起人發個訊息﹐好讓她能夠在「派對會場」貼上你那個專欄的名字。

不過﹐假如希望能夠下一次活動時命題﹐就請及早報名。因為只有最先報名的那一位﹐方可以得到那個權利。

在「兩週一聚」的首個聚會裡﹐我其實不是第一個報名參加的人。我也沒有打算為第二次派對名題。只是﹐當收到米雪兒通告﹐知道首位報名的決定放棄這個權利後﹐我想﹐我這個第二位報名參加的人﹐是應該嘗試一下去為第二次聚會﹐定一個有趣的題目。因為首個派對《我有一部時光機》﹐確實有點成功。

可是﹐就因為如此﹐我感到有點壓力。我開始明白﹐為何讀書時候的作文題目老是千篇一律。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顧及自己﹐更要顧及其他人。

於是﹐我想起了《泰晤士報》。因為開始知道許多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的專欄﹐都是從讀與吃在這裡留言開始。

夏天的時候﹐那份英國歷史悠久的報紙舉辦了一個徵文比賽﹐要求參加者最多只能用三百字﹐以「愛」來做主題﹐寫一個短篇故事。為了吸引讀者參加﹐也為了給讀者一些靈感﹐報社便邀請了英語世界裡的六位暢銷小說作家﹐按著所定下的那個標準﹐來個示範。

那天﹐我把麥科恩(MATT THORNE)的那個故事﹐用中文翻譯了出來﹐在這裡刊登。因為六個當中﹐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故事是這樣的﹕

「在床上重新轉換位置的時候﹐CHRIS看到了我手臂上的紅斑。他有點關心地問﹕『這是什麼由來﹖』我搓一搓手臂﹐回答道﹕『都是寶寶的腳印。每天晚上﹐他就平放地睡在我和JOHNNY中間。有時候﹐這些紅斑就是整天都散不去。』

聽到了這個答案﹐我知道﹐CHRIS是有點氣憤。那不是因為我提及了我的丈夫﹔那是因為我再次在他面前談到我的孩子。雖然已近三歲﹐我依然喚他作寶寶。不過﹐也就是CHRIS這樣的反應﹐我明白﹐我們這段關係是不能長久。我不會拋低JOHNNY﹐然後跟他一起生活。和其他沒有孩子的人一樣﹐他就是不曉得﹐他的競爭對手並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的兒子。他們都不能完全理解什麼叫做愛。

我知道﹐便是我如何解釋﹐他都不會明白﹐孩子給我的擁抱﹐比起JOHNNY給我的任何一次擁抱﹐都更能讓我感受到愛。因為那就像我的初戀。我也知道﹐無論我怎樣講﹐他亦不會明白﹐我是如何享受跟我的孩子一起渡過的每個黃昏。看著他吃著我弄給他吃的食物﹐望著他欣賞著那些影碟﹐然後轉過頭跟我說﹕『我很喜歡這一張。』我都會立即忘掉生活上一切煩惱。我以為﹐跟與JOHNNY﹐或與CHRIS一起比較﹐我更喜歡和我的兒子單獨相處。因為只有在那一刻﹐我方能真正感受到真正的愛。那是我身邊所有成年男人都不能帶給我的。

當然﹐我清楚曉得﹐那也不是長久的。因為它不能長久。慢慢地﹐我的孩子會學懂不喜歡我﹔然後﹐討厭我﹔直至忘記我。不過﹐便是如此﹐我也深信﹐這比CHRIS能夠帶給我的﹐都來得重要。所以﹐就是這個原因﹐我只能喜歡他﹐同時候﹐也開始後悔搭上了他。我們根本沒有將來。」

我決定傚法《泰晤士報》﹐把「兩週一聚」第二次派對的主題定為「愛」。是廣泛的愛。參加者只能用上七百個中文字(包標點符號)﹐來寫一個關於「愛」的短篇故事。(曾想過也只用三百個字﹐來把那個少過三百個英文字的故事翻譯過來。不過﹐單就中國白話文和英文兩種語文根本上的分別﹐我以為﹐這是有點不可能。我用上了近七百個字。故此﹐我定字數為七百。)假如用英文行文﹐我想﹐三百字為限是一個有趣的條件。至於﹐法文以及其他語文﹐因為不曉得﹐所以不敢說。

希望這不是只有我自己才覺得有趣的題目。

[按﹕就讓我來做第二次派對的HOST罷。要報名的﹐請在這個專欄裡留言。也因為既然我是第二次派對的HOST﹐時間當然指愛爾蘭的時間。那是愛爾蘭的十一月十五日啊﹗多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