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週知﹐香港華文報紙裡面﹐我最討厭的﹐要算是那份比《文匯報》﹑《大公報》更媚共的《星島日報》。

可是﹐搬到了歐洲生活後﹐要免費得知關於香港的消息﹐最方便的辦法﹐還是跑到雅虎香港的網頁去。畢竟﹐自首天接觸互聯網開始﹐我便習慣了使用雅虎。奈何﹐在那個網站裡面﹐除了《明報》外﹐刊載的都是《星島日報》的新聞稿。於是﹐很不情願下﹐偶然地我也要讀讀那份媚共得很討人厭的報紙。

近來﹐關於遠東那個古老民族的新聞當中﹐最多人談論的﹐莫過於中國政府武力鎮壓西藏示威。

其實﹐關於這個在中國西部的地方﹐以至其他如新疆﹑內蒙古等﹐很久以前﹐心裡面便藏著一個又一個老是沒有人能夠給我滿意答覆的問題﹕為何西藏﹑新疆和內蒙古會是中國的一部份﹖為何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的合體﹖何解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是指漢人社會﹐外圍其他所有民族皆為外族的同時﹐扭開電視機﹐中國共產黨又堅持以前那些外族是中國的一部份﹖究竟什麼構成一個國家﹖假如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有其自己的國家﹐我實在很支持西藏﹑新疆等獨立。

那天﹐偶然到了雅虎香港的網頁去﹐讀到一個來自《星島日報》中國組資料庫關於西藏的新聞稿。我以為﹐這有助解答那些疑惑。可是﹐只見裡面很簡短地寫道﹕

「『藏獨』和『疆獨』問題是除台灣問題外中國政府最為頭痛的問題，特別是『藏獨』，不僅涉及民族問題，還涉及宗教信仰及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故『藏獨』比『疆獨』更為敏感。

五一年，共產黨在打敗國民政府控制了西南地區，派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成功和平解放西藏。不過，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發生反對共產黨統治的武裝暴動，十日後駐軍進行鐵腕鎮壓，雙方都有大量死傷。暴亂平息後，十多萬藏人跟隨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逃離西藏流亡印度。

隨後多年，大陸政府一直稱達賴是被『挾持』離開西藏的，希望給達賴留下回西藏的退路。

之後三十多年，中央政府對西藏進行了封閉高壓統治，一般人都不允許進入西藏，到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對西藏的控制也放鬆並和達賴的代表接觸，而同時『藏獨』活動也活躍起來﹐多次示威變成暴動。

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有人在大昭寺附近舉行『藏獨』示威，公安人員拘留了數人，十月一日有藏人衝擊公安派出所，並放火燒派出所和警車，搶去了部分槍支，軍警開槍鎮壓，『藏獨』組織稱最少有十多人死亡，而北京 方面則表示有六名軍警被殺。

八八年三月五日，拉薩再度發生藏獨示威並演變成暴動，軍警開槍鎮壓，北京官方表示有一人死亡，三百人受傷。藏獨組織則稱最少有八人死亡。同年十二月十日，拉薩再發生示威演變成暴亂，並和軍警衝突，西方媒體報道有十二人死亡，多人受傷。」

原來﹐不過是一時誤會。除了那些都是正體字外﹐我實在看不到這篇新聞稿﹐跟共產黨的樣板文章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畢竟﹐狗口長不出象牙。

那天﹐王迪詩在其專欄《蘭開夏道》裡寫道﹕

「世上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香港社會有upward mobility，任何人只要經過努力，都有機會出人頭地。世上有很出色的律師，也有很垃圾的律師；有很了不起的清潔工，也有不知所謂的清潔工。不論幹哪一行，都視乎你本人的工作態度。我曾經很好奇，為何每次經過中環戲院里的擦鞋檔，總會看見那位女師傅的生意好得應接不暇，其他行家卻只有眼紅的份兒。原來是因為同樣收你二十塊錢，男師傅例行工事般擦兩擦，唯獨她花上六七分鐘，像愛惜一件藝術品那樣，細心地把每雙皮鞋逐處擦好。可見即使擦鞋，也可以擦得有聲有色。香港遍地都是機會，懂得抓緊機會又肯拚搏的人，很有可能發達。連董建華都可以做特首，香港地還有甚麼是不可能的?」

我承認﹐在這一分這一秒﹐香港的確還有UPWARD MOBILITY。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爬上那人生階梯的最高點。不過﹐你也不得不承認﹐比起回歸前﹐現在那個MOBILITY是開始變得有點IMMOBILE。

我以為﹐因為有UPWARD MOBILITY，所以在英國人的協助下﹐我們的祖先能夠創造出「香港」這個世界經濟神話。

當大家都知道可以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有上進心的人都會努力尋找這一個機會。於是﹐在一個理性的社會裡﹐總有一大群人默默耕耘工作。他們深信﹐只要工作出色﹐他們就會得到賞識。老闆不會因為他們不是什麼達官貴人之後﹐而不提拔他們﹔社會不會因為他們出生寒微﹐而妨礙他們前進。在人生的階梯上﹐大家的機會都均等。大家都很清楚﹐自己不能再進一步﹐都只能怪自己有不如別人的地方﹔大家也很清楚﹐有UPWARD MOBILITY就有DOWNWARD MOBILITY，便是自己家族如何顯赫﹐假如自己不努力工作﹐我們就要靠邊站﹐讓有能力的人爬過頭來。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在這樣巨大的社會原動力推動下﹐可以有什麼經濟奇跡不能給創造﹖

可是﹐回歸中國後﹐沒有了英國人的協助﹐香港人身體裡面那些中國人的醜陋DNA開始發作。大家開始更換那個推動社會前進的火車頭的燃料。大家開始重新體會到人事關係的重要。「阿蟲介紹」慢慢成為了向上爬的通行證。於是﹐社會上開始有人埋怨自己懷才不遇﹔公司裡﹐大家開始發現一些目不識丁的人霸佔著高層的位置﹔政府裡﹐開始有些沒有什麼學歷的人﹐做了一些公共機關的首領。大家發現﹐原來這個火車頭再不需要默默耕耘的人做燃料。努力工作再不是在人生階梯能夠向上爬的保證。

猶記得﹐早陣子﹐有幾個朋友在感嘆﹕「在這個年頭﹐識人比識字重要」。

聽罷這樣的說話﹐我也不得不有點感嘆﹕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有什麼經濟奇跡不會被搞垮﹖

寫著這篇文章﹐我仿彿聽到了那個火車頭的笛聲。我抬頭一望﹐原來那部電氣化火車﹐已經換成了由柴油操作﹐在那蜿蜒的火車軌上﹐噴著一把又一把烏煙瘴氣的黑煙。

聖誕假期前一星期﹐收到你的長途電話。是那一個星期天罷。我記得﹐我們確實談了一段時候。將近掛斷時﹐我跟你提議﹐不如星期六晚飯後﹐到你家附近的酒館聊聊天。你有點詫異。當然不是因為我建議的地點。那時候﹐你說﹐聽你說回港渡假﹐也聽了一段日子。想不到﹐突然發現﹐原來就只差五天。時間果然溜得很快。

時間的確溜得很快。眨眼間﹐返回愛爾蘭也近一個月了。

那天﹐我提議飯後到酒館去﹐其實有點自私。我知道﹐根據經驗﹐從愛爾蘭回到香港後的首個晚上﹐我將不能入睡。我只不過想找些人陪我一起失眠罷了。

訂機票的時候﹐我其實打算乘搭在英國下午開出的那一班機。因為回到香港﹐依然是上午。那麼﹐只要抵得著睡魔整天不斷的引誘﹐(因為那是歐洲凌晨的時候﹐)直到晚上﹐時差問題就能輕易得到解決。可是﹐人算果然不如天算。滿座關係﹐我們唯有如往年一樣﹐在倫敦乘搭夜機。也就表示﹐無論如何﹐總會在飛機裡睡上幾個小時﹔也就表示﹐我們將在香港傍晚時候﹐亦就是歐洲早上時候到達。因為才睡醒過來﹐是怎樣也不能幾個小時後好好入眠。前年﹐我就在床上輾轉反側了五個多小時﹐直至早上六時許﹐才勉強發了一個短短的夢。

在酒館裡﹐我們三個人東聊聊西談談﹐很快就過了凌晨一點鐘。我看到大家雙眼都有點倦意。我知道﹐我不能對老友太過殘忍。我總不可能硬要別人刻意失眠﹔我總不可能硬要別人不早早回家﹐陪陪肚裡有了孩子的老婆。於是﹐便舉手埋單。

因為袋子裡沒有港幣﹐就提議由我刷卡﹐來套一套大家的現金。當侍應把賬單遞過來的時候﹐他加上了一句﹐多謝兩百八十塊。

聽到這一個金額﹐我有點愕然﹐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們才不過飲了五杯酒。一邊從侍應手上接過賬單﹐一邊懷疑地問道﹐什麼﹖要兩百八十塊﹖侍應有點不不屑地望著我﹐沒有答話。

從來﹐我都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對於不合理的價錢﹐我一定會調查到底。於是﹐便細心地查看賬單上每一個項目。

不過﹐當看罷第一個項目﹐我立即有點尷尬地把信用卡放到那個盤上。

原來﹐我一時未及轉換貨幣﹐還以為他們講的是歐羅。

那天﹐董橋在其《蘋果日報》專欄裡﹐談及阿格莎．克里斯蒂。原來﹐這位香港最後一位文人曾跟偵探小說女王﹐有過一面之緣。董橋在《小風景》裡寫道﹕「七十年代﹐我在英倫看芭蕾舞劇﹐碰到一個富富泰泰的老太太跟一對夫婦走進劇場。朋友悄悄說那是阿格莎。」

讀著這一段文字﹐便想起了早前自己在電影院裡的一件遭遇。

那是一個週末黃昏。聽罷收音機的足球廣播後﹐見百無聊賴﹐便到電影中心看一場電影。片子是《四個月﹑三星期﹑兩天》。係羅馬尼亞的製作。講的是壽西斯古時期﹐一個大學女生跑去墮胎的一天裡面所發生的故事。

由於沒有指定座位﹐我便找了中央的位置坐下。

跟香港的有點不一樣﹐英國和愛爾蘭的電影院﹐它們在大堂公佈的放映時間﹐其實是指戲院廣告開始播放的時間。在此間生活了近兩年﹐我當然知道這件事情。不過﹐我還是喜歡按著門票上的時間入場﹐生怕有一天﹐電影院的工作人員會改變他們的傳統。因為早了一點入場﹐銀幕前面的布帘還未有拉開。整個放映室依然燈火通明。我便從袋子裡拿出本小說﹐在靜悄悄的環境底下﹐繼續追看那緊張的故事情節。

忽然﹐聽到後排的那個婦人﹐正跟一位剛在不遠處坐下來的老人打招呼。那位老人年紀大約六十﹐雙目依然有神。只是﹐說話的聲音並不是很嘹亮。我只能依稀聽到一點。從婦人的對答猜量﹐我想﹐他們應該也有一段時間未有碰面。

為了方便談話﹐老人提議坐到婦人旁邊。於是﹐我開始能夠聽得清楚他們的說話內容。

婦人問倒老人的近況。老人回答說﹕「正在替新作做宣傳工作。剛從高威(GALWAY)回來都柏林。說來有點湊巧﹐上星期﹐我亦到了羅馬尼亞走一趟。聽當地人說﹐這個導演有點料子。」高威是愛爾蘭西部的一個城市。

婦人道﹕「你那本新書我還未有時間翻翻。不過﹐就剛讀畢你對上那部作品。感受很深。我很同情女主角的遭遇。或者﹐是跟我的經歷有點雷同罷。」聽到讚賞﹐老人滿意地笑言﹕「可不好以為我是用了你做故事藍本。我這一個文人﹐倒沒有什麼本事可以賠償給你。」婦人也笑著道﹕「有一個類似自己的角色﹐在你的作品裡出現﹐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正想回過頭﹐望望那一位老人﹐戲院裡面的燈光突然變暗。原來﹐銀幕前面的布帘已經拉開﹐正要放映那些廣告。我也不好有過大的動作。雖然我真的很想再多看那個老人一眼。對於文人﹐對於小說家﹐我總想多親近。我以為﹐這樣便能夠沾上一些自己所欠缺的文彩。

那天﹐乘巴士送妹妹到機場去。我們爬上了頂層﹐在後排的位置找到兩個座位。甫坐下來﹐便暗叫不妙。只是車廂裡實在有點擠擁﹐我們也不便換過另外的一雙。雖說都柏林的機場離市中心不太遠﹐不過也要半個小時的車程。我們還是以不變來應付萬變。

坐在後面的﹐是四個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跟中國人一樣讓人討厭的地方﹐就是說起話來特別大聲。他們總喜歡提高嗓門大喊。仿彿不會騷擾別人﹐也不怕別人聽了他們的說話﹐倒過來騷擾他們。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裡﹐他們(中國人亦然)更加肆無忌憚了。於是﹐我們兩個香港人的耳窩便要受罪。

或者﹐是有點看不過眼。坐在前面的三個典型愛爾蘭男生﹐決定要搶回本來就屬於他們的聲音領土。他們開始踏著巴士的地板﹐拍著手大聲地唱起歌來。

因為外面天氣有點冷﹐大家都關掉了窗﹐所以﹐在那密封的細小鐵皮車廂裡﹐在不斷的反射下﹐空氣震盪的頻率就快要到達那個共鳴的程度。我抬頭望著那個有點殘舊的車頂。我想﹐假如那些鐵皮有點疲勞﹐這一個車頂也快要給弄穿一個洞。

妹妹皺起眉頭﹐低聲在我耳邊問道﹐怎麼這班波蘭人會突然唱起歌來﹖他們究竟知不知道很吵耳﹖

我望望那三個男生。原來﹐其中一個正拖著一個女生。是一副波蘭人的臉孔。不過﹐就沒有一點其他波蘭女生的媚態。雙目無神﹐皮膚乾旱﹐一點彈力也沒有。碰上過這麼多的波蘭女生﹐這一副相也算是最醜的了。猶記得早陣子﹐有讀者在一份免費報紙裡留言﹕波蘭人一窩蜂湧進來後﹐我們最得著的地方﹐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終於有了些漂亮的女生供人欣賞。

難怪妹妹誤會他們都是波蘭人﹖因為實在很難想像﹐有人會因為不是家鄉情意結﹐選上了這樣的一個醜陋波蘭女生。

我暗暗指著那三個男生的上衣﹐更正妹妹道﹐不﹗他們都是典型的愛爾蘭男生。他們身上穿的不就是些路迪的衣服嗎﹖況且﹐他們滿口都是愛爾蘭南部的口音。你聽不慣﹐所以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罷了。就正如那一次在酒館裡﹐朋友介紹了一個蘇格蘭人給我認識。不好說一句話﹐我是一個字也聽不到那個蘇格蘭人在說什麼﹗還是多飲了幾品脫後﹐方能夠勉強聊起天來。

在這個島國﹐那支蘇格蘭的傳統勁旅﹐最受人擁護。那是一個文化問題﹐也是一個宗教問題。

可能因為唱歌的聲浪實在太大﹐那四個西班牙人也終於意識到自己身旁還有其他人。他們說話的聲音開始變小。偶爾轉過頭望望﹐他們甚至只是靜靜的坐著﹐沒有再發出一點聲響。

可是﹐那三個愛爾蘭男生卻似乎未有發現自己已經得勝。又或者﹐他們希望乘勝追擊﹐多霸佔些其他人的聲音領土。他們還是一首又一首些路迪足球隊的歌曲唱下去。不用看電視﹑或收聽收音機﹐我也知道些路迪剛贏了比賽。

於是﹐在半小時的車程裡﹐我們就在些路迪的歌聲裡沉溺。沒有人有辦法拯救。

我以為﹐在香港這一個彈丸之地﹐沒有一個人敢講一句﹕「我對青春無悔」。因為沒有一個人夠膽在高中畢業後﹐在踏進大學門檻前﹐獨自一人跑到一個陌生的國家流浪一年﹑或到非洲的第三世界﹐加入一些志願團體﹐協助那兒的貧苦大眾﹐解決生活上的所需。

對﹗那就是西方青年都喜歡講的GAP YEAR。

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無論對家長﹑學校﹑以至年青人﹐「GAP YEAR」竟然是一個如此陌生的名詞。其實﹐也不太難理解。正如許多年前﹐陶傑在《黃金冒險號》裡寫道﹕「他們會計算，拖延一年，他們將會少賺了幾多錢。而且，去哪裏浪遊？東莞、武漢還是齊齊哈爾？世上有許多美事，是從外國那裏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像這小小的一道夾縫，透着青春的陽光。」

從小開始﹐耳濡目染下﹐香港的年青人都很懂得為自己的將來計算。當西方國家都在傷透腦筋﹐如何改善學生的數學水平的時候﹐香港的年青人已經能夠輕易地計算得到﹐自己大學畢業後的一年收入。當然﹐在國家經濟越來越繁榮的時候﹐在這些非常懂得計算的香港年青人心思裡﹐休學離港一年﹐實在是太奢侈了。大家都捨不得那些花碌碌的銀紙。大家都不甘心﹐當所有同窗都能夠在股票市場裡賺到比GRANT LOAN多幾十倍的金錢時﹐而自己卻少拿一分一文。況且﹐雖然有阿爺照顧﹐誰能說得準這個牛氣沖天的股票市場能夠維持多久﹖要是在GAP YEAR回來後﹐股市便立即大瀉﹐誰會跑來同情自己﹖大家都只管叫自己做傻子。在所有朋友眼中﹐那將會是一個跟自己一輩子的名字。

於是﹐縱然從許多留學外國的朋友口中得知﹐那實在是一段短短的如花似錦的歲月﹐那將會是人生裡頭最快樂的日子﹐因為那是在青春期和成年的門檻中間的一點小小的放縱﹐因為那是成熟的一個中途站﹐在香港讀書的學生都寧願對這個年青人的特權不聞不問﹐甘心埋頭從一個緊張的考試生活﹐跳到另一個繁忙的生財遊戲裡面﹐仿彿生怕自己將來會比別人短幾年命﹐在勞動市場裡勞勞役役。

猶記得那天﹐陶傑給女孩子寫的一個夢﹕

「考取了大學後﹐立即跟考不上大學的同級小男友分手，揹上背囊，在意大利的翡冷翠或科西嘉，或寄居當地家庭做保姆，或在一家小酒館當女侍應。自食其力賺來的那麼一點點錢，還夠不上買幾件新衣，學習開始過獨身的生活。結識一個多情的少男，糊裏糊塗的跟他歡好一段日子。在地中海邊，跟他一起玩風帆，一起宿醉，一起數天幕上的星星。站在一片綠野，深深呼吸着，滿懷灑滿月色的草香。Gap Year的日子，比一個暑假長，卻又比一床美夢短，他深深地愛着自己，比你愛他更多，因此，在機場送別的時候，他哭了，你笑着替他拭抹淚水，然後一掠長髮，登上飛機。做一個負心的小情人，是女學生在Gap Year的一種特權。做好這場遊戲的莊家，以後在大學的三年，就充滿了自信。」

人生苦短的同時﹐其實也很漫長。何不趁年青的時候﹐糊裏糊塗好好地讓自己浪費一下還剩餘很多的青春﹖要記著﹐青春本來就是讓人好好浪費的。沒有好好浪費自己的青春﹐那就是有愧自己曾經青春過。

可惜﹐對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成長的人而言﹐那都是長大後方能明白的道理。那時候﹐自己已經再沒有可以浪費的青春﹐於是﹐只好唯有繼續那個過早地投入的刻板生活。這是所有香港人的悲劇。奈何﹐這個悲劇竟然不斷重複上演。在北京政府經常提醒大家「經濟繁榮至上」做大前提下﹐這個悲劇又怎能不不斷重複上演﹖

桐﹐我的孩子﹐你還有大把青春﹐實在不應為未來做打算。要記著﹐對一個年青人而言﹐什麼事情都可以試﹐那條路都可以走。因為你還年青。因為在你背後﹐有懂得如何愛護你們的父母。

以前《信報》眾多專欄裡﹐我最喜歡的﹐其實不是林行止那一個﹐也不是曹仁超的《投資者筆記》﹐乃是《原是物語》和《國金外望》。它們的作者分別是孔少林和方卓如。報社轉換老闆後﹐這兩個專欄竟然也隨著我搬到歐洲生活﹐在這份還有點DECENT的香港華文報紙裡消失了。

去年﹐方卓如倒是曾經在《蘋果日報》裡短暫地重現過江湖﹐朋友也偶然給我送來他的文章。不過﹐可能因為沒有了《原是物語》在旁﹐新的《國金外望》似乎有點失色。或者﹐是在都柏林生活了超過一年的關係﹐我對裡面談及的香港人和事﹐不是有太大的興趣。只是﹐巧合地﹐也有點奇怪地﹐幾個月後﹐方卓如就在我的生活裡再次消失。

我曾經以為﹐賣盤後﹐《信報》將不再是一份值得在中環捧讀的華文報紙。或者﹐那是因為我對姓李的那一家人有點偏見。可是﹐去年秋天的時候﹐我發現﹐原來《信報》有一個新的吸引我的地方。

走了孔少林和方卓如﹐李小超找來了一個王迪詩。可惜﹐跟以前詹德隆的《中通外直》一樣﹐這個《蘭開夏道》只在星期六出現。

這份財經報紙是沒有上載到網絡去的。我這個在歐洲生活的人﹐當然不大知道賣盤後的變化。曉得王迪詩這一個名字﹐是讀了兩個香港男生的網上專欄。這兩個都是孔少林臨結束《原是物語》前﹐給大家推介的博客。還記得那天﹐孔少林是如此介紹﹕

「聞見思錄」︰博客觀事入微，資料十足，文筆流暢，照片醒神，在本港博落界知名度頗高；

「香港仔公國」︰本地博落界另一知名人物，對香港事有態度。「香港仔」是指博客來自香港仔。

因為孔少林如此讚賞﹐我當然也慕名看過究竟。無疑﹐都能夠吸引到我在無聊的時候﹐上去逛逛﹐讀讀他們的想法。不過﹐似乎﹐還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一杯茶。當然﹐那可能是因為有了一些不設實際的期望。始終﹐在我眼中﹐他們總是背著「孔少林推介」這個不大不小的招牌。

那天﹐這兩個香港男生都不其然地嘲笑王迪詩。因為這個新在《信報》發表文章的女生﹐剛剛在報紙裡寫道﹕

「公司裏一個男律師曾對我展開熱烈追求，我發誓沒有歧視他比我矮，沒有嘲笑他連一本莎士比亞也未讀過。然而，每次當我看見他卑躬屈膝地奉承老闆，為了上位而甘願做個小丑，總會令我想起李柱銘多年前在慈善英語粵劇中飾演的公公，『Other people have four seasons, I have only three！』一個沒有春天的男人，你還愛不愛？不愛的話，又算不算眼角高？」

那兩個男生都在暗罵這位女律師。罵她在扮高貴。

後來﹐王迪詩又在其專欄裡談到如何打扮。那兩個男生竟然又說﹐這個女人就只懂得把一些名牌子的名字往自己身上拋﹐以顯得自己特別的高貴。總而言之﹐DAISY所做的一切﹑所寫的一切﹐在這兩個所謂「孔少林推介」的博客眼中﹐都是無知且無聊。只是﹐想不到﹐他們的看法﹐竟然得到了許多香港男生的認同。在那個留言版裡﹐就充斥著很多荒謬莫名的言論﹐都在罵香港女人如何只懂得扮高傲。

讀著那些文字﹐我為身為香港男生汗顏的同時﹐也不得不替香港的女生感到萬分的悲哀。原來﹐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裡面﹐真的沒有太多值得去愛的男人。更遑論是付托終身。

我記得﹐王迪詩講過﹕世上哪有女人不想吃唐僧肉？問題是，吃不到唐僧肉，就要連豬八戒也不放過嗎？

香港女人還是不好浪費時間去談情說愛罷。寄情工作﹐努力去抗衛回歸後在香港這個小島慢慢消失的DECENCY好了。

香港﹐勝在有些讓我們男生尊敬的女人。

對於我這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人來說﹐在歐洲生活﹐最使我興奮的﹐莫過於給人錯認作做日本人。因為那使我知道﹐便是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超過十年﹐我依然跟那些大陸人有著很明顯的分別。我依然沾著九七前香港人所擁有的DECENCY。至少﹐沒有給那南下的氛圍污染掉。我深信﹐那是成功實踐鄧小平那個「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最根本的一步。

還記得陶傑說過﹐香港人到外地旅行﹐最大滿足﹐該是給別人誤認做日本人。

我同意﹐那的確是一個何等光榮的稱讚。

因為那表示我們有點見識﹐有修養﹐懂得禮貌和儀態。我們曉得欣賞別人的歷史文明﹐曉得讚賞別人的文化精粹﹐不會只一窩蜂地湧到那些名店﹐搶購那些名牌手袋和衣裳﹔我們知道如何打扮﹐如何保持清潔整齊﹐不會穿得像一個暴發戶﹐不會只把名牌子往身上裹﹔我們談吐溫文﹐不會在公眾地方放開候嚨﹐高聲說話﹔懂得靜靜地排隊等候入場﹐生怕影響了其他輪候的人的思緒﹔我們會跟替我們服務過的人親切地道謝﹐不會像大爺般對空姐﹑售貨員﹑侍應等呼喊。

所以﹐當那天在理髮店的時候﹐聽到那位理髮師跟我說「你們日本人真懂得裝扮。跟那些中國人實在很不一樣。你們懂得禮貌﹐不會粗聲粗氣」後﹐我這一個膚淺的香港人﹐就此樂上了半天。

所以﹐當侍應用日語問我們「菜式是否好吃」後﹐我這一個膚淺的香港人﹐不斷點頭回答「好吃好吃」的同時﹐就此認定了那一間印度餐廳為歐洲大陸上面最好的一間。

所以﹐我很喜歡幫襯倫敦比卡地利廣場上的那間日本超級市場。除了因為他們有大量由日本空運過來的即食麵外﹐他們那些日籍售貨員﹐竟然會用日語跟我交談﹔所以﹐當有日本人在倫敦街頭用日語向我問路的時候﹐我會很落力地指示他們﹐甚至會帶他們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對於我這一個膚淺的香港人而言﹐實在沒有什麼比給日本人誤認做日本人﹐更加值得興奮。

所以﹐當聽到我那個很不情願的修正後﹐人家都為把我誤認做日本人而感到很抱歉的時候﹐我會很老實地用英語跟他們說﹐「那其實是我的榮幸。只希望日本人不覺得是一種羞辱」。

始終﹐亞洲值得讓人尊重﹐因為這個大陸裡面﹐有一個民族叫「大和民族」。便是那個所謂東方古國﹐如何費盡心思欺壓勞工﹐如何利用低廉的勞動人口﹐來吸引西方列強﹐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單又一單的生意﹐裡面其實沒有一點對那個古老民族的尊重。縱然他們老是在是大聲高喊那個「我們終於崛起來」的口號。別人的尊重﹐是永遠不能用金錢買回來的。

當錯過了來一次「明治維新」後﹐當譚嗣同血灑菜市口後﹐中國人是註定只能跟在日本人的後面。縱然中國曾經是亞洲裡面﹐以至世界上面﹐最富庶的國家。畢竟﹐歷史的巨輪是不斷轉動。不能夠適應的﹐都只能靠邊站﹐讓能夠適應的爬上頭。因此﹐當全世界都以西方文明為主流的時候﹐在日皇明治帶領下﹐日本早已老遠走到中國的前頭。

為什麼香港人是中國人裡面的龍頭﹖因為我們會給別人錯認作做日本人。

可是﹐究竟我們還有幾多時候﹐會給別人錯認作做日本人﹖

在一眾土共帶領下﹐在一眾土共策劃下﹐實在再沒有幾多香港人﹐能夠沾著以前香港人所擁有的DECENCY。在那個不斷轉動的歷史巨輪底下﹐我們香港人竟然以沉淪成為中國人一份子而自豪。實在有愧那些有份創造「香港」這個世界經濟奇跡的先輩。

[按﹕到多倫多探親關係﹐此欄將暫停十天。二十五日(香港時間)再續。]

農曆新年的那一個週末﹐我到了倫敦去。算是依照一下傳統﹐跟妹妹和朋友聚了一聚﹐吃了一頓飯。

我們決定吃川菜。於是﹐便選了那間近來大受歡迎的「巴蜀」。和「丘記茶苑」﹑「客家樣」一樣﹐這一間中菜館﹐走的其實也是那條「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的路線。雖然與丘德威的點子相比下﹐「巴蜀」是有點不夠徹底﹐不過﹐也算是成功地把中國傳統西部的口味帶到了國際的市場去。妹妹說﹐「假如不預早訂位﹐休想能夠在晚飯時候找到一個座位。」

當然﹐這條所謂「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的路線﹐不是指為了遷就西方人口味﹐而輕易改變傳統菜式煮法的愚笨行為。這條路線的精髓﹐便是從裝修到管理﹐都拋開一切中國餐廳的傳統﹐把自己塑造成一間西方餐館的模樣﹐然後向食客供應著跟傳統口味沒有變異的菜式。

要成功打進國際市場﹐要在米芝蓮推介裡留下一個名字﹐要給那些食評家頒上一顆星﹐我以為﹐這是所有遠大志嚮中餐館老闆都要走的路線。便是不好講到米芝蓮這部餐廳聖經這麼宏大﹐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其實也是所有有心在西方國度從事中華飲食業的人要走的路。

他們都應該知道﹐什麼能夠變﹐什麼不能夠變。

假如為了適應西方口味﹐便輕易改動傳統菜式的材料﹐以至煮法﹐這樣的行為跟出賣自己優良民族傳統﹐實在沒有毫厘的分別。這樣的行徑﹐永遠不會得到別人的一點兒尊重。因為那是為了一己的利益﹐不擇手段地去敗壞老祖宗的所有文化遺產。在沒有讓足不出戶的西方人﹐真真正正地享受到大江南北菜式的美味之前﹐這些一干只懂靠祖蔭的敗家子﹐已經把那些光榮的產業﹐變賣得所剩無幾。中國菜究竟如何味美﹖都只有在傳說的國度裡尋找。

同時候﹐也想起了早前陶傑在其《壹週刊》專欄裡寫的一篇文章。當中有下面的幾段文字﹕

「九十年代之後的一批大陸華人擾亂了唐餐館的生態。在英國和歐洲各地，只要看見餐館招牌和菜譜是簡體字的，就知道是大陸華人的店鋪。

許多大陸人在英國搶灘，為了生存，搶先推出中國菜自助餐。在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的市中心，許多唐餐館用很大的告示牌標明六鎊九十九『任食』。經營成本便宜，材料在屠場撿拾最便宜的貨色。外國的自助餐並非主流，中國菜搶先做起來，自是引起一番哄動。但這些唐人菜館都是打游擊式的經營。一年期滿，老闆撇下電費單、水費單、幾個月的租金，還有該付的稅項，忽然捲包袱跑了。許多伙記中午十二點鐘巴巴的來上班，才看見餐館上了封條，執達吏把守大門，兩個月的薪金付諸流水，個個詛咒他們這位『同胞』老闆的娘親。

哈哈，這就叫做『血濃於水』了。這些唐餐館的老闆是大陸黑市移民，取道西伯利亞、莫斯科、東歐、長征抵此，為了狠狠刮一筆，成為『第一桶金』，表現了民族的優秀本能。唐人餐館的『聲譽』就是被這群難民敗掉的。

英國和歐洲的中國菜館自六十年代開始，是香港新界人的天下。在大陸移民充滿毛澤東井崗山風格的掠奪之下，香港人在外國經營中國菜館，由於有殖民地的教養，畢竟奉公守法，早就劣幣驅逐良幣，被大陸人逼得上梁山了。大陸華人巧取豪奪，以瞞稅和不交水費名聞西方，稅局對所有華人餐館另眼相看，一律嚴打，導致奉公守法的前新界餐館東主也成為警方三天一拍門、五天一抽查的犧牲品。除了搥胸頓足、執包袱回中國，一點辦法也沒有。

今天在歐美做華人餐館，沒有得做的。大陸移民無孔不入，鑽進了所有孔洞，就像泰晤士河底的中國泥蟹一樣，抓鬆了河床，破壞生態。」

讀著這樣的故事﹐我們應該更加知道「去中國化地來推銷傳統中國菜」方是中餐館的老闆要走的路。

感謝上天。中國人裡面有一個叫丘德威的人。一個出生在英國殖民地時候的香港人。他把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救了回來。他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在西方中餐業的戰場上﹐打敗那些在共產黨執政後出生的中國人的方法。

畢竟﹐要保護中華歷史文明﹐還得靠我們香港人。

之所以﹐兩制是如此重要。

早陣子﹐老友在其專欄裡忽發奇想。他寫道﹕假如每個人做事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逗別人開心﹐這個世界或許會少許多紛爭﹐而多一點開心。

我以為﹐老友未免把這個世界看得太過簡單。他忘記了在這個世界裡面﹐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緊扣的。站遠看﹐這一批人跟那一批人﹐一層一層的﹐仿彿完全沒有一點聯繫。只是﹐當走近點看﹐原來每層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殊不簡單的同時﹐其實非常複雜。

在這環環相扣的人際關係裡面﹐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做每件事情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逗別人開心。我甚至以為﹐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件事情﹐其出發點就是為了使其他人開心快樂。

因為﹐我們能夠使一個人快樂的同時﹐就會使另外一些人不快樂。

我是一個漂亮的女生。今天接受了這位男生的愛﹐就表示要讓其他熱烈追求過我的男生失望。

我是英國國家隊領隊卡比路。今天決定重召碧咸歸隊﹐無疑能夠讓一眾英國人興奮﹐不過﹐同時候﹐我也會令其他狀態甚好的中場隊員﹐和一些要求改革國家隊的人失望。報紙裡﹑電子傳媒裡﹐都比定又有一番激烈的討論。

我是國家的領導。今天批准三百億人民幣﹐送去三峽重災區賑災﹐就表示其他有災情的地方﹐不可能有太多的政府的撥款。知道了這樣的事情後﹐那些地區的災民必定抱怨﹐在那些地方出生的政府官員﹐必定埋怨我厚此薄彼﹐希望從中阻撓。

觀乎此﹐我們做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就只為了去逗別人開心。也就是說﹐為了減少世上無日無之的紛爭﹐每次做事的出發點都是逗別人開心﹐根本行不通。或許﹐我們是消除了這一部份的紛爭﹐不過﹐就同時增加了另一部份的鬥爭。

觀乎此﹐我們辦事﹐就唯有只顧及自己。只需理會自己一個人的感受。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辦法使到世界上所有人快樂。因為無論如何﹐世界上面一定會有爭拗﹐一定會有起紛爭的地方。我們顧不了這麼多。假如我們真的能夠使到所有人開心滿意﹐到其時﹐最不開心的則會是自己﹐所有紛爭都是自己跟世界上所有的人發生。

所以﹐這個世界根本就是要自私的。

況且﹐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少一點紛爭。

因為這是一個物競天擇的世界。

好好活下去罷。

早陣子﹐相約了位朋友吃晚飯﹐也順道借他幾張影碟。聖誕回港渡假期間﹐在阿丹那處﹐實在買得太多回都柏林﹐便是每天晚上放兩張﹐也不是這幾個月裡面可以完成的事情。況且﹐遇上了自己喜歡的書和電影﹐我都很樂意跟別人分享。

只是﹐那天早上﹐可能是星期五關係﹐關掉了鬧鐘後﹐依然捨不得起床﹐多睡了一刻鐘。於是﹐一切都變得很趕急。也所以忘記了把那幾張影碟帶走。

我們就在市中心的用膳。吃飽飯﹐聊過一會兒天後﹐見時間還有點早﹐便提議朋友到我的住所來﹐選擇自己喜歡的影碟。朋友當然當仁不讓。

這位朋友也不是首次來到我的住所。踏進門口後﹐他立即說道﹐「似乎﹐你又多買了幾雙鞋子﹖」

我記得﹐去年有位老友來都柏林探望。他看到那些鞋後﹐第一個反應是﹐「究竟這間房子有幾多人住﹖你不是跟我說過﹐你是獨居的嗎﹖」

望著那些多得快要排到走廊的鞋子﹐我只好對著朋友笑了笑道﹐「才得兩對是新買的罷。」

這確是實話。

聖誕前﹐到了愛爾蘭一個新開的OULET逛逛。在CO KILDARE。從都柏林乘火車去﹐不過四十五分鐘的車程。在那兒﹐看中了一對意大利皮鞋。因為價錢吸引﹐於是買了來送給自己做聖誕禮物。在香港的時候﹐也是因為逛街的時候﹐碰上了一對廉宜的皮鞋﹐所以便多買了一對。其實﹐要不是沒有適合我的鞋碼﹐我亦應該在東京買了一對運動鞋。

正如另一位老友所言﹐從來﹐我都是一個喜歡裝扮的男生。

這一點﹐我是承認的。

所以﹐我這一個讀工程出生的人﹐最不喜歡就是到工地去。因為那兒的環境﹐實在太容易弄骯髒身上的衣服和鞋襪。所以﹐早幾年前﹐在工地上班﹐其實不是太開心。因為我捨不得穿一些很喜歡的衣服和鞋襪上班。

我愛穿得漂漂亮亮上班。

上班本就是一件苦差。唯有穿得漂漂亮亮﹐我們才能夠苦中作樂。

不過﹐話得說回來。對於我的鞋子的數目﹐那幾個從香港來的女生﹐都沒有一個發出過一點驚訝的聲音。我想﹐她們也很同意﹐這是一個上班族很理想當然的事情。

到利物浦去﹐本來就是打算到葛迪臣公園﹐替愛華頓打氣。

那是去年聖誕前的事情了。

那天﹐吃過中飯後﹐又跑到網上去查看機票。竟然給我發現﹐三月一日即日來回利物浦﹐連稅後才二十塊。知道那個週末﹐愛華頓會在主場迎戰北上的樸詩茅夫﹐便不用多想﹐立即買下來回的機票。始終﹐這個英國西北部的城市最吸引我的地方﹐還是那一支屬於人民的球隊(PEOPLE'S CLUB)。跟同市另外一隊不斷大灑金錢﹐卻依然與冠軍無緣的球隊比較﹐愛華頓實在是名符其實的人民球隊。因為我們最接近群眾﹐因為我們就在人群裡面。我們不會老是以為自己高高在上。

朋友知道我為了看球賽﹐三個月前便買下飛往利物浦的機票﹐第一個反應是﹕你知道自己一定能夠買得到球票麼﹖

我當然不能夠肯定自己能夠買得到一張球票。始終﹐在球隊成績越來越好的同時﹐也就有越來越多球迷到球場捧場。不過﹐便是未能夠入場支持自己喜愛的球隊﹐我也可以到球場附近的酒館﹐跟其他買不到票的球迷一起在電視機面前﹐替愛華頓打氣。況且﹐我也可以乘機走訪一下市內關於「甲蟲樂隊」的名勝。去年到利物浦的時候﹐因為要匆匆趕到球場去﹐之後又要匆匆趕返倫敦﹐是完全沒有機會到馬菲街逛逛。那是「甲蟲樂隊」開始成名的地方。

無疑﹐「甲蟲樂隊」也是一個吸引我到利物浦去的原因。不過﹐假如只能兩者選其一﹐我會揀入球場。始終﹐那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場球賽﹐跟下一場球賽﹐都是截然不同的比賽﹐而在一個懂得珍惜歷史的國家裡面﹐歷史遺址是不會給拉倒的。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便是早在三個月前便訂下這個計劃﹐我還是錯過了這一場球賽。

這不是因為買不到球票。

一月尾的時候﹐當愛華頓宣佈開始公開發售那場比賽的門票﹐我是立即登入了球會網站﹐希望第一時間搶到一張。我知道﹐我是找得到一張。因為他們正要我輸入信用卡的資料。可是﹐我忽然覺得有點不妥。便立即細心從頭逐段文字再讀一遍。我發現﹐球賽日子更改了。原來﹐為了遷就電視直播﹐超級聯賽決定把比賽延遲一天舉行。可我就只訂下了三月一日即日來回利物浦的機票。

我是即時到RYANAIR，查看一下三月二日﹐從利物浦飛返都柏林機票的價錢。竟然已經超過了一百塊。那是未連稅的價錢。

於是﹐我唯有忍痛地放棄那張本來屬於我的球賽門票。

我想起了那天《泰晤士報》如何反對超級聯賽﹐在世界各地多舉行一週比賽。報紙說﹐這時候﹐我們還有控制權﹐可以把聯賽榜頭五名的球隊﹐分別派到不同的城市比賽。因為世界各地實在很渴求我們的足球聯賽。不過﹐歷史告訴我們﹐這只是短暫的。當世界各地都開始投入大量金錢來爭奪超級聯賽時﹐我們便再沒有話事的權利。還記得電視直播嗎﹖以前﹐電視台是在編排好的比賽時間表裡﹐選擇直播的比賽﹔現在﹐電視台則有著編排聯賽時間表的權利了。他們甚至可以改動已經編排好的聯賽秩序。

那天﹐我真的很討厭電視台直播英格蘭超級聯賽。

近來工作有點忙﹐對於週邊的一切﹐都竟然有點不聞不問。

星期五﹐約了朋友吃晚飯。為免朋友久等﹐下班後﹐便趕乘五時五十分在DÚN LAOGHAIRE開出的快車﹐返回市中心去。在車站月台上﹐碰到了許多操威爾斯口音的人。看著他們一件一件的行李﹐我知道﹐他們都剛乘船渡過愛爾蘭海﹐來到這個都柏林南部的小鎮。每天﹐都有兩班渡輪從威爾斯聖頭港(HOLYHEAD)開往DÚN LAOGHAIRE。一班在早上十一時到達﹐另一班則在五時半。

望著他們一身紅色裝束﹐我方記起這個週末﹐是愛爾蘭今季六國賽最後一場主場比賽的日子。對手就是威爾斯。

由於綠色兵團今季表現持續不振﹐我也並沒有太過留意六國賽的比賽。只知道很意外地﹐來到了最後兩輪的比賽﹐威爾斯竟然是唯一一支全勝的球隊。賽前﹐實在沒有人猜到他們的成績會如此驕人。曾經﹐大家都估計﹐今季六國賽﹐該又是英國﹑法國和愛爾蘭所爭奪的獎項。還記得﹐填寫公司裡面那份競猜表格時﹐有同事跟我說﹐「我不同意你的預測。我以為﹐威爾斯比意大利還要弱。」

其實﹐看罷威爾斯首場比賽上半場的表現﹐我也漸漸同意那位同事的見解。他們根本不能越過英國的雷池。要知道半小時前﹐愛爾蘭幾經辛苦﹐才能在主場挫敗意大利。我開始沒有心機繼續觀看英國對威爾斯的那場比賽。我以為﹐那不過在看英國如何再多持球落底線多幾次。畢竟﹐我只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英國公民。自小﹐我便很困難全情投入去愛這一個養活我的國家。正如我根本不能在九七年後﹐強逼自己去支持中國一樣。那是因為﹐我只會擁護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豈料﹐原來下半場起了極大的變化。把握著英國的兩次失誤﹐威爾斯竟然在完成前十五分鐘內連續持球落底線兩次﹐反敗為勝。

這的確是一支興奮劑。那場比賽後﹐這支紅衣兵團便戰無不勝。當然﹐那跟他們的賽程有點關係。戰罷英國後﹐他們面對的只是蘇格蘭和意大利。於是﹐很多人都說﹐最後兩週的比賽﹐方能看得清楚﹐在那位新任教練帶領下﹐威爾斯是否如此無敵。他們以為﹐英國在主場落敗﹐只不過是輸了給自己。要不是連續兩次把球錯交予對手﹐現在那支唯一全勝的球隊﹐該是英國。上一輪比賽﹐玫瑰兵團甚至作客擊敗了法國。

我也曾很同意﹐威爾斯的那支興奮劑﹐並不能維持到最後兩輪比賽。

當然﹐我是錯了。因為那至少維持到最後的一輪。星期六﹐他們就在愛爾蘭的歷史神聖宮殿裡﹐做了一件歷史上只有法國欖球隊才做過的事情﹕擊敗綠色兵團。

那天晚上﹐跟表弟到外面吃飯。望著滿街穿起了紅色球衣的人﹐興奮地一邊唱歌﹐一邊跳舞﹐一邊飲酒﹐我想﹐他們的確很可能在一致看淡下﹐全勝贏得今年的六國賽。

其實﹐愛爾蘭輸掉了這場比賽也好。至少﹐下星期六在跨越大西洋的時候﹐我不用替這支球隊操心。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是冠軍。

竟然這樣的巧合。在電影《THE OTHER BOLEYN GIRL》快要上畫的時候﹐英國的歷史學家就在希花堡壘(HEVER CASTLE)找到了亨利八世第五任妻子嘉芙蓮候活(KATHERINE HOWARD)的畫像。

那天﹐上班途中﹐如常在火車裡翻開《泰晤士報》。赫然在報紙英國本土新聞版的一角﹐看到希花(HEVER)這一個名字。一個近來我很熟悉的地方。於是﹐縱然只不過是短短的一段新聞﹐我知道我也不應該錯過。

記者寫道﹕「歷史學家證實﹐一幅掛在希花堡壘的亨利八世女兒瑪麗的畫像﹐畫中人原來係亨利的第五任妻子。專門研究都鐸皇朝的學者大衛史達奇說﹐根據畫中的手飾珠寶和身上的衣服﹐配合所有歷史文獻﹐我們證實那是嘉芙蓮候活的畫像。希花堡壘為亨利八世第二任老婆安妮寶琳的兒時住所。」

這陣子﹐我是沉醉了在亨利八世的時代裡面。每天晚上﹐我都要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方能說服自己放下手上那本《THE OTHER BOLEYN GIRL》的原著小說﹐好好的跑入夢鄉。所以﹐記者最後那一句對希花堡壘的補充﹐對於我來說﹐實在是有點多餘。我怎會不知道﹐那是寶琳(BOLEYN)家族的堡壘﹖除了後宮以外﹐希花堡壘就是兩位美人兒瑪麗寶琳(MARY BOLEYN)和安妮寶琳(ANNE BOLEYN)經常出現的地方。

不過﹐我想﹐記者那一句補充﹐在英國本土裡﹐也屬多餘罷。

我以為﹐在那個懂得尊重歷史的國度裡﹐誰人會不知曉安妮寶琳和那座寶琳家族的堡壘﹖在亨利八世的時代裡﹐「BOLEYN」這一個姓﹐是如此的顯赫。他們在英國的歷史裡﹐佔有著一個重要的位置。亨利八世舉世震驚地跟兄長阿瑟王的遺孀離婚﹐就是為了迎娶安妮寶琳。我以為﹐在英國這個島國上面﹐沒有人不知道安妮寶琳就是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

起初﹐翻閱《THE OTHER BOLEYN GIRL》時﹐我以為那是一部很緊張的的小說。我期待﹐瑪麗和安妮兩姊妹﹐如何為了得到皇帝的寵幸﹐無所不用其極地勾心鬥角。當慢慢沉醉在那個小說世界裡後﹐我開始起了研究都鐸皇朝的興趣。我跑到了英國廣播公司的網頁﹐查看一下那時候的歷史故事。我也從那大堆DVD影碟裡﹐找出英國電視劇《TUDORS》來看。我開始明白﹐何解作者PHILIPPA GREGORY用心經營的﹐都是她們兩姊妹的內心世界﹔何解作者不把小說﹐寫成為一個緊張的鬥爭故事。

原來﹐因為那根本沒有什麼緊張可言。因為誰都知道﹐那一位美人兒最終得到亨利八世的寵幸。那是起碼的普通常識。

我想﹐在大英帝國裡﹐仿彿就只有我這一個無知的香港人﹐對這一大段歷史﹐腦海裡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應該要感到羞愧。畢竟﹐我是一個英國公民。可是﹐對於英國的歷史﹐我是完全沒有認識。更幼稚地以為﹐這一個國家的歷史﹐開始於鴉片戰爭。我實在有愧大英帝國對我的照顧。

想到這裡﹐我便很不明白﹕何解我們香港人竟然會不知道一丁點英國的歷史﹖要知道﹐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們怎麼可能連少少宗主國的歷史也不知曉﹖同時候﹐也很奇怪﹐在百年殖民歷史裡面﹐英國人竟然從來沒有要求香港人熟讀英國的歷史。

為什麼呢﹖

在《一人觀眾》裡﹐丘世文講過﹐要明白OFFICIALESE的涵義﹐查百本字典也不如看一集英國電視劇YES﹗MINISTER來得那樣傳神會要。

非常同意這個說法。

那是一部我很喜歡的電視劇。

猶記得﹐SIR HUMPHREY那經典的一句﹕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all committee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 that every member has a vivid recollection of them,
and that every member's recollection of them differs violently from every other member's recollection;
consequently we accept the convention that the official decisions are those and only those which have been officially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from which it emerges with elegant inevitability, that any decision which has been officially reached would have been officially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and any decisions which is not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reached,
even if one or more members believe they can recollect it;
so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f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been officially reached,
it would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by the officials and it isn't so it wasn't.

對﹗這的確才只是一句。

他振振有詞卻委與虛蛇﹐咬文嚼字卻不知所云﹐嚴重緊張的局面被巧言委曲說成若無其事﹐追究責任的情況也被敷推搪弄得查無實據。香港官員想學人擺官腔﹐還是請多看點以前那個宗主國的電視劇罷。

對於那些出色的電視劇﹐英國廣播公司都會出版書籍﹐好讓大家能夠經常容易欣賞。多年前﹐商務印書局春季減價的時候﹐我便一口氣買下了YES﹗MINISTER和YES﹗PRIME MINISTER兩本書。讀著那些遣詞造句﹐不得不感嘆英國官僚遣詞造句的功力。

來到愛爾蘭後﹐在一次WATERSTONE書局大減價的時候﹐我又買了一本BBC出版的電視劇書。那部電視劇﹐叫GRUMPY OLD MAN。也是一部很好笑的電視劇。(單看劇名﹐也猜得到故事內容罷。)

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The world is full of electronic bleeping. It's everywhere. Our lives are ruled by it. Bleeping when you set your microwave or unlock your car. Bleeping when you send a text......I mention it because today I was so busy looking for my mobile phone that I was nearly knocked over by the dustcart......

我想起﹐丘世文也有一篇類似的文章。題目是「電話的專橫」。那是一篇刊登於1996年11月3日《明報》的文章。

文中最後一段﹐他寫道﹕

我重視私己時間的安寧﹐至今仍然不肯攜帶無線電話。

最近﹐喜歡到網絡下載一些有點年紀的香港流行曲。無意中﹐找到了一首曾經很喜歡的歌﹐亦同時候﹐想起了電影《ONCE》。

這是一部愛爾蘭電影。在電影院上映的時候﹐我是錯過了。因為實在很低調地上畫。可能是獨立製作關係﹐沒有太多的宣傳。報紙裡﹐也沒有很多廣告。開始留意這部電影﹐倒是它在紐約引起哄動之後的事情。

我記得﹐那天報紙是這樣報導﹕「愛爾蘭低成本製作給紐約客譽為全年最佳電影。」這兒的紐約客﹐不獨指那一本文化雜誌﹐乃泛指所有住在那個美國東岸大都會的人。記者說﹐起初﹐全紐約市裡面﹐就只得兩間電影院的老闆﹐願意播放這部以音樂為骨幹的電影。在大受一眾文化人追捧後﹐這兩間電影院竟然天天滿座。於是﹐便越來越多戲院爭相加入放映《ONCE》的行列。忽然間﹐這部全片在都柏林拍攝的電影﹐成為了紐約潮流的標記。街頭巷尾﹐大家都在哼唱電影裡面每一首歌的同時﹐每一個人都在談論戲中男女主角的關係。

究竟在KILLINEY那個山丘上面﹐女主角跟男主角是說了些什麼話呢﹖都成了一個謎。

我想﹐在紐約這樣的一個國際大都會裡﹐總有一個人懂得捷克話﹐而又看了這部電影﹔我想﹐在紐約這樣的一個國際大都會裡﹐總有一個人為了研究這部電影﹐而跑了去學捷克話。

猶記得﹐早陣子﹐美國《時代週刊》用了一個新的英文字「NYLONKONG」來做封面。那是紐約(NY)、倫敦(LONdon)和香港(hongKONG)的合稱。週刊說﹐那是當今世界經濟命脈的意思。記者寫道﹐這三個城市就是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骨幹。當然﹐這三個地方都有其與別不同的地方。紐約﹐就是文化藝術人的集中地。文化藝術創作﹐是紐約市裡面一個重要工業﹐養活了三十多萬人口﹐僅僅次於華爾街。

電影裡﹐男女主角相遇於GRAFTON STREET。那是都柏林一條重要街道。週邊商店林立﹐也鄰近許多著名夜店﹐整天都人潮人往﹐所以也吸引了許多街頭藝術表演。

那天晚上﹐男主角就站立在街頭﹐彈著吉他賣唱。女主角則在附近捧著大疊雜誌《BIG ISSUE》兜售。那是一本不能在任何報紙攤檔﹑超級市場﹑便利店買到的雜誌。都只能向街邊兜售的人購買。

女主角給那歌聲吸引著﹐就站在男主角面前靜心聽著表演。當一曲唱畢﹐那位女生便拋下了一個兩角硬幣﹐開口問道﹐「為何在白天的時候未聽過你唱這一首歌的呢﹖那是你自己的創作罷﹖」男主角望一望女生﹐和那個硬幣﹐解釋道﹐「倒很多謝你的兩角啊﹗搵食確很艱難......白天的時候﹐大家都很匆忙。經過這裡的人﹐他們就只想聽到他們懂得的歌。」

聽見這樣的一句對白﹐或者﹐你也想起了那一首歌罷。

畢竟﹐別人的歌﹐別人風光。

老友﹐就不知道在你所住的那個前英國殖民地﹐是否有一個勇敢的電影院老闆﹐願意放映這部以音樂為骨幹的電影﹖畢竟﹐回歸後﹐歐洲電影在香港已經沒有市場。更何況是來自愛爾蘭這個島國的低成本製作﹖

不過﹐老實說﹐這已是去年的作品。便是有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電影商人﹐這部電影或許都已無聲的在你身邊渡過。

每天上班的時候﹐我都會在車站的報紙檔買份《泰晤士報》﹐才擠上火車。人家都要一杯咖啡﹐來趕走那些剩餘的睡意。我要的﹐卻是一份報紙。那是自小養成的習慣。

小學時﹐因為父母都要上班﹐所以放學後都會到祖父母家溫習功課﹐等候父母下班回來。那時候﹐祖父剛退休﹐每天都要讀四份報紙﹕《東方日報》﹑《成報》﹑《星島晚報》和《新晚報》。由於祖父母管教甚嚴﹐從不容許我到外面流連玩耍﹐溫習過後也沒有什麼娛樂﹐見祖父讀報讀得很有趣味﹐便也學著拿起來讀讀。可是﹐因為年紀還小﹐把雙手伸盡﹐也不能打開整份報紙。於是﹐唯有先把報紙鋪在地上﹐然後才爬上去逐格逐格來閱讀﹐經常弄得全身油墨。

自那時起﹐我開始跟文字結緣。自那時起﹐我不能有一天不讀一份報紙。或者﹐更正確點說﹐自那時起﹐我開始每天至少讀兩份報紙。起初﹐是日報和晚報。後來﹐多添了一份英文報紙。當所有晚報都壽終正寢後﹐我依然維持著每天買一份中文報紙和一份英文報紙。

搬到歐洲生活後﹐當然不大可能堅持這一個每日一中一英的習慣。在愛爾蘭﹐根本就沒有中文報紙出版。便是在倫敦住下來﹐我也不可能每天讀一份《泰晤士報》外﹐還讀一份中文報紙。因為他們就只得《星島日報》。

不過﹐我倒是依然每天至少讀兩份報紙。

畢竟﹐《泰晤士報》是一份英國報紙﹐而愛爾蘭和英國可又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所以﹐為了補添愛爾蘭的新聞﹐我都習慣在火車站轉角處﹐從兩個小姐手上﹐拿過兩份免費報紙。在都柏林﹐每天上班的早上﹐都會有兩份免費報紙出版。一份叫《AM HERALD》﹐一份叫《METRO》。跟香港不同﹐它們都不是放在火車站任由市民隨手取閱﹐倒是有人在街頭派發。

早前﹐有一天﹐因為趕著過馬路﹐竟然就只能接得一份。豈料﹐走到車站裡面那檔報紙攤的時候﹐發覺當天的《泰晤士報》還未及送來。於是﹐平常二十多分鐘的火車車程﹐就突然加長變成了一個鐘頭似的。那天﹐渾身都很不自在。當火車經過那個重建中的那個LANSDOWNE ROAD球場的時候﹐我還是首次發現﹐原來已經開始著手興建看臺了。

上星期一﹐突然遇上了很多人迎面走過來﹐阻擋了我和《METRO》小姐的接觸。我也就只能拿得一份《AM HERALD》。忽然﹐有預感會買不到一份《泰晤士報》。從來﹐我都很相信我的預感﹐正要回頭取一份《METRO》﹐卻又給後面湧上來的人潮推過了馬路。結果﹐那天﹐我真的要在火車上翻著那份其實沒有內容的免費報紙。報紙檔的人跟我說﹐就唯獨沒有收到《泰晤士報》。

沒有讀過報紙的早上﹐在公司裡總是有點不自然。可能是那些給周公忘記帶走的睡意搞鬼了罷。老是不能專心做工作。

因為連續兩個星期﹐都有一天未能在車站的報紙檔買份《泰晤士報》﹐於是﹐我決定﹐從今開始﹐每天多走一些路﹐先到住所附近的便利店去﹐才走向火車站。當然﹐也難他們每天都準時收到那份英國傳統報紙。不過﹐算是買一個保險罷。始終﹐車站那個報紙檔的售貨員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他們的話﹐我信不過。我常以為﹐是他們忘記去拿《泰晤士報》罷了。

我真的不能有天早上不讀一份報紙。

要不是MyC偶然給我燒錄一些MP3，我想﹐我應該會跟香港樂壇完全脫了節。

我當然不會知道有那些新人值得一聽﹐亦不曉得近期正流行那些歌。我只知道陳弈迅﹑李克勤﹑張學友和何韻詩。我曉得的也只是他們以前的歌曲。在都柏林街頭﹑在公司裡﹐無意中哼出聲的﹐很多時候﹐都是這些曾經流行過的曲目。

所以﹐聖誕回港渡假時﹐除元旦夜晚給老友ADW急召了去外﹐我也沒有到過任何卡拉OK。況且﹐在歐洲生活了近兩年後﹐我是有點不習慣到卡拉OK去。縱然我依然喜歡唱歌。

很久以前﹐我已經多次表示過﹐我真的並不愛去卡拉OK，可是﹐對於很多朋友來說﹐我確實曾經很喜歡唱卡拉OK。老實說﹐也很難怪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始終﹐每次在卡拉OK房裡﹐我都是那個咪不離手的人。縱然房間擠上了十多二十人﹐我依然可以厚著面皮﹐不理會其他人的感受﹐唱著我自己喜歡的歌曲。有新的﹐也有舊的。

我老是常跟朋友解釋﹐我只不過很喜歡唱歌。面對著這個日本人的發明﹐無疑﹐我總是有點言不由衷的技癢。一邊嚷著不喜歡﹐一邊還是望著那個電視熒光屏大聲高歌。不過﹐要知道﹐我在街上﹑在浴室裡﹐也可以隨意唱出幾首歌。在卡拉OK房間裡咪不離手﹐實在不能代表什麼。況且﹐老實說﹐我喜歡的﹐還是在樂器伴奏下唱歌。

那天﹐在那間卡拉OK裡﹐我望著那些所謂熱點的歌曲﹐我完全不能選擇。因為我全部都不懂得。我只能點上一些很舊﹑很舊的。他們笑說﹐是懷舊金曲夜。

初來到愛爾蘭的時候﹐還會到網上去﹐看看那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流行榜上有些什麼歌﹐然後嘗試下載一些。不過﹐當一切習慣了後﹐我已經放棄了這一個習慣。因為我發覺﹐很奇怪的﹐原來﹐要不是到處都在播放﹐要不是隨處都聽到﹐大多數香港流行曲其實真的並不很好聽。因此﹐在都柏林的住所裡﹐除了那些懷舊金曲外﹐已經很少會有香港流行歌曲播放。

近來﹐經常播放的﹐是那兩個美國女生的作品。RIHANNA的《UNFAITHFUL》和CARRIE UNDERWOOD的《BEFORE HE CHEATS》。

我想﹐是有點巧合罷。這兩首個歌﹐講的都是對另一半不忠。只不過﹐一首是女方有第三者﹐另一首則是那個男的有了外遇。

記得有個朋友說過﹐「喜歡上一首歌﹐因為裡面的歌詞配合上那個旋律﹐跟你以往的經歷和感受有點相似﹐所以能夠觸動到你的心靈。」我同意這個講法。不過﹐我以為﹐除了經歷和感受外﹐喜歡上一首歌﹐因為裡面還有一個人對事情的想像和投射。

所以﹐雖然兩首歌我也很喜歡﹐我還是比較多播放《UNFAITHFUL》。畢竟﹐每次聽著RIHANNA的歌聲﹐我都會想起你這一個「殺人兇手」﹔畢竟﹐每次聽著RIHANNA的歌聲﹐我都會深深希望這是你心底裡面的說話。

那天﹐在《黃金冒險號》裡﹐陶傑說﹕「本地或許有許多明星，但星味，是一門湮沒了的藝術。......一個社會有明星，但沒有明星味，就像也有許多雞吃，但都是超級市場買來的，味道不對。吃雞也要講究『走地雞』吧。」

然而﹐什麼是星味呢﹖

畢竟﹐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過一段日子﹐這位香港人施施然﹐帶點刻薄解釋道﹕「一片曠野，一隻走地雞自由自在啄食。牠昂首挺胸，雞冠紅，毛色亮，走起來顧盼自雄，雞有雞的傲慢和自信。這就是所謂星味了。像奧斯卡金像獎頒獎，走紅地氈進場的一刻，凱特白朗芝、海倫米蘭、尊尼狄普，還有妮高潔曼，都是自然曠野光采四射走地的一羣。衣裝華麗，是最起碼的包裝，那份顧盼倩然的華貴，鮮紅的雞冠、絢爛的羽衣，熠熠其華，閃閃生輝，這就是星味。」

我很同意這個講法。就因為有了這一種味道﹐才值得讓我們一眾平凡人去羨慕那些水銀燈下的生活。

只是﹐香港娛樂事業也算有點發達罷。要不﹐每年就不會有那麼多男生女生﹐趕著加入這一個行列﹖只是﹐何解製造了這麼多明星﹐偏偏卻再沒有一個能夠帶點星味的呢﹖

陶傑嘗試分析這當中的因果﹕「因為本地的明星，像人工養雞場用電燈泡孵出來的小雞，用工業飼料催谷，還沒等發育好，急急屠宰，速速冰鮮。......明星不是極力催谷就會成材的，就像走地雞，需要陽光、綠葉、泥土、毛蟲，而不是輸送帶上加了激素的工業飼料。不然，那麼不人道的環境，養出來的雞，容易有禽流感，引起色情醜聞的風暴。」

這個見解﹐很透徹。正正點出了香港娛樂事業和市場裡面的那個精結問題。其實﹐那也是整個香港社會的問題﹕一個即食麵的世界。大家似乎都很害怕面對未來。不好說十年後的世界﹐便是只談未來五年的計劃﹐大家都覺得很不自在。都以為那是很長遠的事情。都說我們要做的﹐是極速解決當前問題。以後的事情﹐是以後的問題﹐應該以後才解決。

於是﹐什麼都很趕急。

在一個投資只講即時回報的時代裡面﹐「未來」的確是一個傳統而過時的名詞。這實在不難理解。大家都希望乘著國家經濟大躍進的時候﹐抓得到一大筆。始終﹐未來是一個未知數。誰能夠預測幾時﹐北京政府又會選上一個董建華的腳色﹐來領導這個還懂得生金蛋的中國沿海城市﹖畢竟﹐那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得到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也都很明白﹐縱然我們都是香港的公民﹐我們是沒有權利去選擇誰來代表我們﹑誰來做我們政府的話事人。

我想起了後殖民地時的情景。那時候﹐大家都對回歸後的生活有點不安﹐於是﹐大家都拼著命﹐像搶錢一樣﹐抓得幾多金錢就抓幾多﹐以求為那個有點黯淡無光的九七大限﹐買到多一點的保障。

在一個不能談未來的城市裡面﹐你又怎能埋怨城裡面的人﹐只懂極力催谷﹐著眼於目前霎眼間的成功﹖在一個不能談未來的城市裡面﹐星味只不過是其中一門註定要湮沒的藝術。

只是﹐想不到﹐原來在所謂「港人治港」下﹐香港人還是未能想像多一點關於未來的事情和計劃。

實在不記得是什麼原因了。或許﹐是一時無聊罷。那天晚上﹐在酒館裡﹐我竟然跟一些同事﹐談起早前在香港鬧得很熱哄哄的「裸照」事件。

搬到歐洲生活後﹐在平常日子﹐假若不是別人想我多講一些關於香港的事情﹐我是很少主動提及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因為我經常緊記著陶傑的說話。都說他是一個影響著我待人接物態度的人。

在《泰晤士河畔》一書裡﹐他寫道﹕

「年青人本應心靈開放﹐應當對世界陌生的一切充滿好奇﹐好的壞的﹐理應什麼都見識見識。本來飛越了狹小的維多利亞港﹐海闊天空﹐有太多事物有待探討﹐一開眼界。...(可惜)在英國留學的香港學生﹐香港的地域本位意識甚重﹐與外國青年缺乏共同趣味﹐不大跟校園內英國及其他國籍同學溝通。週末忙著開車到唐人街買娛樂週刊﹐追逐娛樂圈最新訊息﹐對英國一套流行文化沒有興趣。

孫中山自述十八歲初度出國赴檀香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間﹐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留學少年有此大志者﹐不復見了﹗」

兩年前﹐在其《壹週刊》的專欄裡﹐這位曾在英國廣播公司上班的香港人又寫道﹕

「當然，打鬼佬工，晉陞機會有限，在歐美，亞裔的打工絕對覺得頭上有一塊『玻璃天花板』——看得見頂，但爬不上去，這是因為亞裔員工的文化隔閡，例如下了班，不可以跟鬼佬同事一起到酒館泡兩小時。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語不夠地道，對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所知不多，無法深入交心溝通。打好人際關係，不靠辦公室，靠公司樓下不遠的那家酒館。」

那天﹐不知怎地﹐竟然辛苦地跟一些對香港娛樂圈全無認識的人﹐談及那件本來就有點無聊的事情。其實﹐我也所知不多。不過﹐是整件鬧劇的瑣碎片段。我甚至沒有看過一張照片。

聽罷我的說話﹐有同事以為﹐給人拍照的女生都是童星。因為大家都很詫異﹐警察會如此落力緝捕在互聯網上發送這些「裸照」的人。

在先進的西方社會﹐警察確實也會緝捕在互聯網上發送「裸照」的人﹐假如這些「裸照」裡面的主角都是兒童。大家要保護的是那些不能保護自己的小孩子﹐而不是那些跟男朋友做愛時﹐同意給他拍攝的成年人。正如陶傑早前所言﹕「有什麼水準的女兒，就有什麼質素的父母。父母從小不教導，女兒晉身名氣界，誤交淫友，床照洩漏出去，連全香港的警察也要為她奔走，一個儍乎乎的一哥亂說話，賠上了幾十年的事業名譽。這一場社會鬧劇，源自兩個人，就是父母，只因為十多年前，父母沒有管教好，生一個女兒出來，這原是她們的本份。父母不教，沒有理由要警方來補救惡果，因為警員的薪酬，是身為納稅人的你和我支付的，一件無聊的醜聞，勞動警力四出，小事化大，官員口吐蠢言，政府威望掃地，納稅人來為當事人自小缺乏家教而付出代價，真是天大的笑話。」

上星期﹐跟一位同事逛街。我們談到電影。我跟他說﹐原來復活節過後﹐周星馳的新作《長江七號》會在都柏林上映。我當然要跟他介紹﹐那是香港最受歡迎的一位演員。那是一部所有香港人都期待已久的電影。

聽罷我的說話﹐同事道﹐「你講起香港的娛樂圈﹐我倒想起了上次你在酒館裡的話。前兩天﹐似乎我也收到了你所講的那些『裸照』。都是從一些討論區剪貼過來。電郵裡說﹐都是一些亞洲演員。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很普通平庸的女生。要不是記起你的說話﹐我也不會每張照片看一遍。」

「那麼﹐你刪掉了那個電郵沒有﹖轉寄給我﹐讓我過目一下﹐然後我會跟你講她們姿色和身材﹐是否如此普通平庸。」這是我當天的回答。

畢竟﹐我依然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男生。要改變這種幼稚的思想性格﹐要好好享受做一個地球村的公民﹐似乎還有一大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