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歐洲生活後﹐一切倒也挺心合意。閒來的時候﹐可以逛逛舊書店﹐也可以寫寫文章﹐或躺在草地上﹐或坐在火爐旁﹐翻翻一些前人的作品﹐碰上了有特價的機票﹐便四圍走走﹐到處旅遊一番。這樣簡單的生活﹐跟心目中的理想﹐實在相差並不太遠。

當然﹐也不是都盡人意。始終﹐這是不大可能的事。對我這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來說﹐愛爾蘭畢竟是另一個國度。

生活上﹐除了沒有那麼多的知心朋友外﹐最不習慣的地方﹐我想﹐就是不能在很想看點中文書的時候﹐隨手拿到一本合心水和合心情的﹐或者找到一間中文書店。

初來到都柏林的時候﹐住所附近是有一間中華書店。印象中﹐裡面賣的﹐不是一些連環圖﹐就是一些什麼《心靈雞湯》﹑《狼圖騰》類似的書籍。總之﹐都不是我喜歡的口味。所以﹐逛過一次後﹐便沒有打算重臨。過了一些時候﹐不知道什麼原因﹐這間中文書店也關門大吉。換來的﹐是一間中國餐館。於是﹐直至現在﹐我也未能找到一間書店﹐會有合適的中文書賣。

近來﹐《色﹐戒》上畫。因為那是改編張愛玲一部短篇的電影﹐陶傑差不多每天都在《黃金冒險號》裡﹐談及這部李安的最新作品和那個原裝的故事。這位香港才子最喜愛的作家﹐就是張愛玲。所以﹐當李安像張愛玲的轉身託世﹐修保好那部本來有點殘缺模糊的故事﹐立體了張愛玲那個如夢的短篇後，陶傑不得不讚嘆地寫完一篇又一篇。就停不了手般。

那天﹐他提到《流言》。這位張愛玲迷看了電影開場的一幕﹐便聯想起《流言》裡面的一篇文章。裡面有這樣的文字﹕

「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挨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乾淨的孩子，棉襖棉跨，腰間繫帶。......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釘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裡飛出小刀子。」

我也記得這一篇。《流言》這一本散文集﹐我至少有兩本。一本在荃灣舊居﹐一本在灣仔的新居。因為我要肯定﹐無論在哪兒過夜﹐我也可以隨時在臨睡前﹐翻翻張愛玲那些精緻的文章。散文集裡面﹐有一篇寫作者跟弟弟的關係。那是當年上陶傑的寫作課﹐其中一篇教材。

只是﹐離開香港的時候﹐因為有太多似乎更重要的東西要帶在身﹐於是﹐就是有多一本《流言》﹐也都留了在家裡﹐並沒有一同來到歐洲。夜深無眠時﹐也就唯有從記憶裡﹐尋回張愛玲簡潔的文字。當然﹐沒有一次成功。

又有一天﹐陶傑談到四十年代汪偽的上海。他提及了兩本書﹕記者金雄白所著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和高陽根據金著另寫的小說《粉墨春秋》。讀著讀著那篇文章﹐突然很想翻一翻高陽先生那一本歷史小說。

我記得﹐那一年夏天﹐她提議去逛書展。從來﹐我都不喜歡跟別人一起逛書店。因為讀書﹑買書﹑打書釘﹐都是很私人的事情。假如多了一個人在旁﹐總教人有點不知所措。不過﹐因為提議出自她的口﹐況且﹐我從不以為書展是一個買書的好地方﹐我便裝作若無其事地﹐和她到了灣仔會展。就因為多了個伴﹐根本無心翻看一些本來該有點趣味的書。流連了一個下午﹐就只隨意買下一本書。就是《粉墨春秋》。

只是﹐同樣地﹐都留了在香港的書架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