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一些作家﹐因為我的想法跟他們有點相似。這也算是種物以類聚罷。當然﹐我這樣的說法有點不知醜。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名字跟那些響噹噹的名字並排在一起。

有時候﹐我想﹐我喜歡上HAROLD PINTER﹐可能因為都不喜歡一碰面便開口問人家「HOW ARE YOU﹖」。這位當代英國最偉大的劇作家以為﹐一個大家對其答案沒有真正興趣的問題﹐完全是不雅。

我也是如此想的。

初搬到愛爾蘭的時候﹐跟別人見面﹐對方必會首先問一句「你好嗎﹖」。那時候﹐我總會認真地按著香港英文教科書的教導﹐回答一聲「我很好。多謝。你呢﹖」。在這個島國住下來後﹐跟其他人多接觸了﹐我發現﹐「HOW ARE YOU﹖」不過是一個口頭禪似的開場白而已﹐完全是可以不用回答的。便是要回答﹐簡簡單單的重複一次「HOW ARE YOU﹖」﹐雙方便可以立即繼續各行各路。

我很討厭如此。不過﹐我也習慣了這一套。(所以﹐我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偉大劇作家。)

我記得﹐零八年聖誕﹐跟家人到了美國奧蘭多渡假。有天早上起來﹐扭開電視便聽到新聞報導HAROLD PINTER的死訊。有點點落莫。因為未能夠在他有生之年﹐到劇院欣賞一部他的作品。我只偶然在家裡翻閱過他的幾部劇本。是《無人地帶》和《背叛》。

突然想起HAROLD PINTER﹐因為最近又有一個我以為我跟他有點相似的作家撒手塵環。

我講的﹐是ERICH SEGAL。

記得他的女兒曾在零八年於雜誌GRATA裡面提到父親的童年。她寫道﹕「With an ailing grandmother trapped downstairs and an absent, driven grandfather running his fabric store in Manhattan, my father's earliest memories are of performing on that stage to an invented crowd; filling a solitary world with companions from his imagination. He wrote plays and performed them, emoting to an echoing and empty theatre. Inventing people became a powerful defence against loneliness.」

小學的時後﹐放學後﹐我也是留在祖父母的家。他們管教得很嚴﹐我是不容許出外跟其他小孩子一起玩耍﹐加上妹妹讀的是下午班﹐所以﹐許多時候﹐我都是獨自一個。於是﹐我愛上在腦袋裡設計一個又一個故事﹐一個又一個的劇本﹐教我手上的那些GI JOE公仔演出我的作品。因為香港文化關係﹐我跟ERICH SEGAL有點分別﹕我那些憑空相像的演出都不在舞台﹐都是電視﹐或者電影。那時候﹐我不知道有舞台劇這回事。

在報紙上重溫著這位古典教授的生平﹐我跟自己道﹐我何嘗不渴望能夠寫上一個悲劇﹐教自己的名字能夠在歷史上留一個席位。就像ERICH SEGAL。他那部《LOVE STORY》完全是家傳戶曉。

「What can you say about a twenty-five-year-old girl who died? That she was beautiful. And brilliant. That she loved Mozart and Bach. And the Beatles. And me.」這樣的一段開場白﹐不知已教多少人掉下多少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