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網友SHERRY在其網上專欄裡寫道﹐訂閱了《紐約時報》後﹐她發覺她再不需要讀那些香港的報紙。

我很同意這個講法。因為在此間成為《泰晤士報》的忠實讀者後﹐我真的發覺香港報紙不能吸引到我。假如有例外﹐我想是除了《蘋果日報》的副刊和《信報》的專欄。(以前在香港﹐我讀的是《金融時報》。不過﹐那時候﹐我還是覺得有讀其他香港報紙的需要。因為那份橘黃色的報紙只在週末才有體育版。雖然﹐嚴格上來說﹐香港報紙裡面那些已經不能算是體育版。)

《蘋果日報》的副刊吸引﹐因為裡面還有陶傑的《黃金冒險號》。

眾所週知﹐我很迷陶傑。我迷得甚至會慨嘆自己不是一個女人﹐不能跟這樣的一個男人談一場戀愛。我相信﹐能夠跟這樣的一個男人談場戀愛﹐才不枉一個女人匆匆幾十年的光陰。葉梨茶(RICHARD YATES)在《REVOLUTIONARY ROAD》裡所講的「LONG AND SOPHISTICATED AFFAIRS」大概就是這一種。(那部改編小說的電影在香港上畫的時候﹐他們翻譯作《浮生路》。)

早陣子﹐陶傑談到對一個地方的歸屬感。讀畢後﹐我很有同感。他再一次用簡單的文字把我心裡面那複雜(自以為﹖)的情感一一表達出來。

他寫道﹕「八十年代我不在香港，在英國住了十六年。歸屬感如何調整？源自少小離家，回到香港時，香港的市容面貌早已全非。」然後﹐他回憶著孩童時在天樂里﹑灣仔道﹑寶靈頓道所見的一切 - 導敦幼稚園﹑北極餐廳﹑人人百貨公司、紅棉麵包店﹑利記餅店和一家名叫人和悅的酒莊。他續道﹕

「這一切，本來就是歸屬感了。我結束英國時期之後，回來通通沒有了。我住在英國十六年，其間回家度假幾次，每次都獨自乘一回電車，巡觀小時一度熟悉的街景。每乘一回電車，舊建築就少了幾幢，每一次電車之旅，像在心田中鋪上一層落葉。今天，我沒有興趣再乘電車了，因為心中遮蓋了的落葉太厚，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香港。

今日的香港，我全無歸屬感，只把這個地方當做過客，與遠居南丫島和西貢的外國僑民一樣。

反而，每次回英國 - 不錯，是『回』- 少年時剛抵壘的那個小鎮，建築風貌依然。英國的城鎮，舊房子通通不拆，新添了新建築物，也很小心與城市的風格配合。暑假時，我半工讀的那家小酒店，換了物業權，老闆夫婦都不在了。有一次我走進去，探進廚房，格局依舊，裝修有點不同，廚房裡的英國工人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我立時想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摧』的唐詩，處境卻在異國，那時候我豁然開朗，知道我的歸屬感歸何處了。」

得老實點說﹐縱然說著「每次回倫敦，走出機場就有歸屬感」﹐高喊著「感謝上蒼，命運對我不薄，地球村中，當一個國際人，在一個亂世，上天早已賜給我另一個溫馨、自由而永久的家鄉」﹐陶傑那篇文章裡﹐還帶著點點中國鄉土之情。那是來自對中國共產黨的憎恨。畢竟﹐紅衞兵把他的祖墳挖掉了。

我反覆讀著那一篇文章。反覆讀著﹑想著。我想﹐一己的歸屬感其實來自那些教人留戀的人和地。假如一個地方已經沒有值得留戀﹐我何不帶著那些會教我留戀的人﹐跑到一個會教我們留戀的地方生活﹖

其情形就像我在異鄉讀著陶傑的文章一樣罷﹖

我慶幸﹐上天也待我不薄。(當然﹐也要在此多謝那位經常不辭勞苦給我送上那些文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