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明報》裡面有這樣的一段新聞稿﹕「一名男子晚上八時許走出銅鑼灣維園道行人天橋並跨出欄杆，抗議的士『短加長減』方案，他其後被捕。現場消息指出，該名男子自稱是的士司機，他在晚上8時許，跨出行人橋欄杆，舉起反對的士『短加長減』方案標語。警察一直勸他下來但不成功，於是封鎖三條行車線，以便消防員鋪設救生氣墊。他在擾攘約半小時後返回地面，警方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把他拘捕。」

我想﹐《的士司機公開示威被捕》這個標題會比報社那一個什麼《男子反短加長減危坐被捕》好一點。至少﹐只看標題﹐我這一個在歐洲生活的香港人會比較容易理解得到那是一件什麼事情。「反短加長減」和「危坐」都不是中國人會共同使用的中文詞語。自稱知識分子的報紙尚且充斥著這種只局限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得到理解的詞語﹐難怪香港華文報紙許多年來也不能加一點價。它們面對的市場﹐根本就不容許它們加價。

越來越少人讀報紙﹐那是不爭的事實。是全球所有報社都在面對的問題。還沒有人想得到真正解決的方法。在年輕即食麵一代都因為天生惰性﹐不喜歡在文字裡頭多發揮想像底下﹐互聯網和影像媒體的確是越來越難以給擊敗。畢竟﹐用文字去了解一件事情﹐比用圖畫影像困難。那是因為閱讀需要腦袋多做些功夫﹐我們才能接收得到裡面的意思。圖畫和影像﹐則直接得多了﹐可以免卻那一種叫做「想像」的轉化過程。現在﹐大家都講求速度﹐越來越少人讀報紙﹐實在合情﹐也合理。

在這樣的環境裡頭﹐加上全球經濟大衰退﹐無疑﹐經營報社只會越來越艱難。在一代比一代更不喜歡用腦袋想像底下﹐我的確相信﹐報紙和一切文字傳媒會最終逃不過絕種的命運。在一個真正解決方法來面對那日益險峻的挑戰出爐前﹐大家談的所謂生存之道﹐也不過是嘗試把絕種的日子儘量拖延罷了。

在這方面﹐華文文字媒體應該有點優勢。因為中國人的數目實在很多﹐而且分佈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地方﹐你可能終於找不到一間愛爾蘭酒館﹐不過﹐你就是不可能找不到一間中國外賣店﹐以至中國餐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中國人。

那就是市場。那才是華文報社應該要面對的市場。一件商品﹐最重要的還是市場。

要爭奪這個全球中國人的讀者市場﹐報社就需要用上中國人都會共同使用的中文詞彙﹐要讓任何一個地方的中國人都能夠讀得懂報紙裡面的文字。畢竟要人家買自己那一份報紙來讀﹐就首先要讓人家讀得懂自己這份報紙。

在共產黨的統治底下﹐中國大陸的語文已經爛得只有中國語文的外殼﹐而沒有中國語文的實體。可能﹐那些海外的中國大陸人會接受得了那些紅色漢語﹐不過﹐只要有些讀起來啖啖肉﹐沒有膽固醇的中文出現﹐他們還會選擇中國大陸的報紙嗎﹖況且﹐加上那些嚴格的審查制度﹐中國大陸的報紙是不可能跟香港和台灣的華文報社爭奪那一個全球中國人的讀者市場。至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他們的中文水平本身就差﹐完全可以不用理會。

於是﹐香港報社要生存下來﹐那一個唯一的辦法其實也不是什麼困難的辦法。因為能夠跟我們爭奪的﹐其實就只有沒有一點國際視野的台灣。也因為台灣沒有一丁點的國際視野﹐所以其實也不用太過顧慮。雖然台灣人的中文可能會寫得比香港人流暢﹐少一點膽固醇﹐少一點生硬地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詞語。

可是﹐在越來越接近中國大陸的時候﹐香港的記者已經開始沾染了中國大陸那些爛得不能再爛的語文﹐開始習慣把一些詞語強行生吞地自我刪減﹐如什麼「反短加長減」和「危坐」﹐讓自己的文章只能夠在自己的地方通行。這是很不智的。

記者身為語文先鋒﹐卻不以身作則﹐不但不抗衛我們中國人越來越脆弱的語文﹐反而助紂為虐﹐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