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陶傑不斷的提醒﹐搬到歐洲後的生活﹐我怕﹐將跟其他「閒來找幾個鐵桿哥們包餃子串門」的香港中國留學生完全一模一樣。所以﹐我從來都很感謝﹐那位每天依時依候﹐給我送來陶傑作品的朋友。我沒有墮進華人海外生活陷阱裡面﹐她確實有很大功勞。

那天﹐在那篇題為《在國際的雞尾酒杯裡》的文章裡面﹐陶傑講了這樣的一個例子故事﹕在倫敦的一個酒會，主人給你介紹一個西裝筆挺的黑人，原來他是阿爾及利亞駐英國領事。該怎麼辦？

以下是這位才子提供的一個參考答案。

「最好先開口說兩句法文，以流利的法語交談。你不熟悉阿爾及利亞的歷史？不要緊，那麼有沒有看過著名的法國紀錄片《阿爾及爾之戰》呢？這就是你與陌生人這一點點共同的興趣了。你不必是影評家，只要記得以前看過的一兩個片斷，只要你知道，當時的法國總統是戴高樂，為了北非的獨立，戴高樂改組法蘭西的共和政體，而且另一部英國間諜小說《The Day of the Jackal》，講的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勢力謀刺戴高樂的陰謀。

話匣子一打開，環環相扣，沒完沒了。可以講到北非的一種叫Cous Cous的小米，進而談到北非人也愛吃沙律。北非的沙律，跟希臘和意大利的很相似。是羅馬時代入侵時帶過去的，還是後來地中海貿易交通發達的結果？一個北非的外交人員，會對一個認識他們的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感到有興趣。如果是香港人，更加不得了，他會很奇怪：以前他遇到過的中國人，言談之間，都沒有什麼趣味，只有閣下是例外。

這就是國際公民了。在這樣一種場合，如果開口就是Jackie Chan、李小龍，或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之類，是一種『香港中心主義』的話題，是很難叫人發生聆聽興趣。即使對方聆聽了半天閣下的地方故事，你總也要尊重對方，講一下你對北非的政治、文化、歷史、藝術的一點點認識吧?」

我是香港教育制度下﹐培育出來的考試機器。最本事的﹐也是唯一的一樣本領﹐就是抄考參考別人為各考生提供的答案。讀書時候﹐考試成績可能都比很多人好。不過﹐那真的不代表我比別人聰明。正如今年在英國會考考了十三個A*的考生所講﹕只不過是比別人能夠多記點東西罷了。

於是﹐當最近有朋友在酒館裡﹐給我介紹一個從德國來的人的時候﹐我就立即照辦煮碗﹐好讓他不會對香港人的感覺太差﹐好讓他能夠相信﹐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依然是一個國際城市。

我不能丟了香港的臉。

縱然知道對方也在都柏林生活﹐要打開本來沉靜的空氣﹐用的不能是「HOW ARE YOU」，要用「GUTEN TAG」。知道了對方來自東柏林﹐也就除了可以講講柏林圍牆﹐也可以順道談談統一後的德國。碰巧﹐早陣子草草地在《倫敦時報》讀過一篇關於德國經濟的報導。知道經過了十七年的艱苦經營﹐德國人今年終於等到一個有盈餘的財政報告。

本來也可以討論一下電影《Lives of the Others》。那是一部講東德共產政府如何監視人民生活的電影。和現任那位來自東德的女總理ANGELA MERKEL。不過﹐也許是因為開場白拋了一句半鹹半淡的德文﹐那位德國人跟我說﹐德文的確是一個很難學好的語文。

雖然我是有點不同意這個講法(因為左看右看﹐都是學中文比較艱難)﹐我依然一邊點頭﹐一邊道﹐對啊﹗跟法文和西班牙文不同﹐在德文裡面﹐物件除了要分陰陽外﹐還有一個中性。記不牢物件的屬性﹐在法文裡﹐也有一半機會給你猜中﹔在德文裡﹐就才祇得33%。太辛苦了。那位德國人笑說﹐你又可知道﹐柏林的德文﹐跟慕尼黑的﹐是不大相同。這兩個地方的語言﹐可又跟德國其餘地區的﹐又有點差異。

於是﹐接下來的時間﹐我就輕鬆地上了一課德文導修。

希望我是能夠給他一個錯覺﹐以為我這個香港人對德國文化有點點認識。除了一些時事﹑德文和啤酒外﹐我們其實沒有再談到其他。我記得﹐陶傑講過﹐尼採，貝多芬的鋼琴曲，歌德、席勒和布萊希特，都是德國的文化基礎，每個德國人都不會陌生。

也希望這一次抄考﹐沒有丟了香港的臉。希望那位德國人依然相信﹐縱然已經回歸十年﹐香港還是一座充滿國際公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