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劇院裡﹐坐在旁邊的﹐是一位單身女生。我想﹐沒有一個男生﹐會在週末的夜晚﹐讓自己的女朋友獨自買票去欣賞音樂劇罷﹖她的口音告訴我﹐她在英國長大。

當故事講到﹐拉馬黑將軍(GENERAL LAMARQUE)死掉﹐聚集在ABC咖啡館的學生﹐都明白該是走上街頭﹐起來反抗的時候﹐台下的管絃樂團便奏起了激昂的樂章﹐恩祖拿(ENJOLRAS)和他的一眾好友亦隨著那拍子﹐高唱起這一首振奮人心的歌曲﹕

「聽到傳來的歌聲﹖其實是人民的怒哮。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在激昂的樂聲裡﹐他們高喊﹕不會再做受壓的奴隸。
(This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假如你的心靈﹐也跟那些前進的鑼鼓聲一起震動﹐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明天﹐我們的生命便會有一個新開始。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在那悠揚的樂曲底下﹐我跟那個女生﹐都竟然不其然地上下舞動著我們的左手﹐仿彿都要站起來﹐一起走上那革命的道路﹔在劇院微弱的燈光底下﹐看到對方跟自己一模一樣的舉動﹐我們都相互點了點頭﹐傻笑一下。

我不知道她當時在想什麼。我只知道﹐在那一刻﹐我的腦海裡面﹐突然湧出了兩年前的一個片段。

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本該是跑去沙灘﹐捧著一杯冷飲﹐懶洋洋地翻翻小說﹐弄潮曬太陽的好日子。不過﹐我卻跟幾十萬人一起﹐走到鬧市中的維多利亞公園﹐準備邁步朝政府總部進發。

是連續第二年﹐用這樣的方法﹐去悼念香港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在那狠毒的陽光照耀下﹐我們等候良久﹐也未能走出維多利亞公園。聽著司令台上面的無聊叫喊和毫無意義的歌唱聲﹐我實在等得很不耐煩。從來﹐我都不同意這些人的做事手法。

第一年﹐我們就應該藉著人多勢眾﹐越過政府總部﹐衝向馬己仙峽道﹐逼令董建華立即下臺﹐成立臨時政府﹐跟中國共產黨談判﹐要求立即一人一票選特首。錯過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就把真正「港人治港」的權利﹐正正式式交到PEKING政府手裡。從此﹐我們只能繼續爭取﹔從此﹐在普選這一個大議題下﹐香港人都再沒有機會發出一把有丁點良知的聲音。

那天﹐當聽到司令台呼籲民眾耐心等候出發﹐解釋因為給外面那交通燈控制了流量的時候﹐我不禁發起火來。當知道他們正跟警察商討﹐要求多封幾條行車線的時候﹐我氣憤地發起了牢騷來。

我不明白﹐何解反政府的遊行﹐要守小學生排隊從操場上課室一樣的秩序﹖平常日子﹐我們都會不依行人交通燈的燈號過馬路﹐為何反而跟政府對抗的時候﹐就這樣重視這些雞毛蒜皮的事﹖

我以為﹐只要帶頭的人敢不依燈號﹐便是有車駛過來﹐甚至衝過來﹐也從容不逼地﹐從維多利亞公園走到中央圖書館那邊的行車線﹐根本就沒有必要跟警察浪費時間。望著那黑壓壓的人群﹐車子自然會停下來﹐行車線也就自自然然地給封閉了。就是貨櫃車的司機是民建聯成員﹐受了北大人的命令﹐來撞死參加反政府遊行的香港人﹐只要交通意外發生了﹐維持治安的警察自然要封閉現場調查﹐主辦單位也不用跟警方浪費脣舌。

人家面對坦克也沒有退縮﹐我們卻連在警察面前闖紅燈的勇氣也沒有﹐難怪北京政府對我們的訴求﹐一句也沒有聽進耳窩裡面。

聽到我這些政治不正確的說話﹐週圍的人都有點反感。前面一個中年人更轉過頭來﹐「苦口婆心地」跟我說﹕年輕人﹐要冷靜點。要不﹐就會搞亂香港的秩序。你也不希望香港亂的罷﹖

我冷笑了幾聲。我想﹐我倒是很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情形。

畢竟﹐在香港這個拜金的社會﹐就是沒有人願意做恩祖拿﹐一個為革命犧牲自己生命的角色。便是有人願意擔起這個重擔﹐週邊的人都會反過來責罵你﹐以為你會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艱苦。

於是﹐香港人只有繼續做中國人的奴隸。實在不用奇怪。更不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