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信報》介紹，便立即上網買下兩張中國古裝版《王子復仇記》的戲票。也於是，可以再次到中文大學走一趟。上次到中大去，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罷。是自己的畢業禮。想不到再次重返這個校園，自己已經在歐洲轉了一個五年的圈。

畢竟是本科畢業乃是在香港大學。從來，我也沒有真真正正認過自己是一個中大學生。又或者中大畢業生。我對這間坐落在馬料水的校園，認知實在有限。認得的，就只有六年前經常上課的新亞校園。

平心而論，中大校園的確比港大漂亮。香港大學，不過是由薄扶林道上幾幢建築物合并成而已，根本沒有什麼校園不校園。我站在港鐵站等候校巴，望著霸占整個山頭的校園，周末閑情，拖著林大小姐來此走走，確實比到港大去適宜。況且，林大小姐是中大畢業生——一個真正的中大畢業生，我不用怕會迷路。

談回那部中國古裝版《王子復仇記》。那是何文匯翻譯的劇本。據場刊所寫，原來首次公演為1977年。

這個翻譯劇本當然比中英劇團早前的那個《威尼斯商人》好。因為完全沒有一丁點翻譯氣味。我常以為，翻譯不僅是翻譯，那應該是把原文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寫過一遍。像把DEAR CUSTOMER譯成親愛的顧客，便不是翻譯。因為在中文裏面，我們也有公函的啟首。那是敬啟者。

可是，由于演出的都是大學生而已，并非職業演員，演出不過一般。（這是我有點惱怒《信報》的原因。在那篇介紹裏，他們并沒有提及那是學生的演出。）坐在臺下，我感受不了王子TO BE，OR NOT TO BE的掙扎。

當然，我知道，我的要求不能太高。可是，學生演出也不一定要代表差劣罷？

那個劇本，我是喜歡的。我便在場外便買了一本，供日後有空可以跟英文原著拿來一起研究一下。假如將來中英劇團會演出這個劇本，我也會再買票入場欣賞。

其實，如此改編莎劇，這當然不是首次。上世紀五、六是年代，黑澤明便把整個《MACBETH》搬到日本幕府時代去。電影叫做《蜘蛛巢城》。奈何老是找不到這部黑白電影的DVD影碟。希望明年在香港藝術節觀賞那部蘇格蘭劇前，可以在中國大陸找得到。

返回香港生活後，的確不時遇上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於是，經常要勞煩林大小姐安慰我。她最常說的一句該是，根本事不關己，何苦因為一些無謂的人弄得自己時常憤怒？

我不以為那都是與我無干的事情。我也不以為那些都是無謂的人。

因為那些都是香港人的事情。因為那些都是香港人。因為我愛香港。我不願意看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淪落至比一個中國大陸沿海市鎮也不如的城市。

我發覺，香港人越來越沒有家教。這是教我最憤怒的事情。也許，是因為我們已經回歸十三個年頭罷。一切都已經與中國大陸看齊。包括我們的公德心。

有天如常坐巴士上班，我坐在倒頭車的座位讀報紙。正要翻到另一版，手肘碰撞到一團肉，才轉過頭陪過不是，我發現，原來那是一個孕婦。我立即讓座，亦不斷道歉。同時候，我看見坐在我對面的那個男人竟然立即裝作睡覺。

另一天，我坐地鐵回家。一個中年男人看見一個老伯一拐一拐地從南昌站走進來，便立即讓座。我看見附件的那幾個本來還喋喋不休談過不停的年輕人又立即墮進夢鄉裏面。

我又發現，香港人推門出入，放手前，都不會轉過頭先看看是否有人就在背後。他們都不怕那扇門會撞到背後的人。明顯地，他們也不會打開門，讓後面的人先走。

也許，這都是偶然碰見的事。不過，這個偶然竟然跟每天實在沒有大異。

人家說，五嶽歸來不看山。或者，這是對的。不過，對一個喜歡行山的人而言，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那是他的最大娛樂。景色壯麗不壯麗，反而其次。

在歐洲生活五年後，重返香港社會，泡劇場（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有的只是劇場，不是劇院）的次數比離開這個出生地前密許多。從前，一年才一、兩次；現在，方三個星期，我已經看了兩套劇。下周末，又會到中文大學，看何文匯翻譯的《王子復仇記》。歐洲的生活，教我深深愛上話劇與音樂劇。我以為，那是生活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連同年初回港渡假時欣賞的，今年在香港看過的製作，原來已經五套。都是本土作品。自行創作的有：《潮性辦公室》、《江青和她的丈夫們》與《我愛阿愛》；翻譯的則有《背叛》（BETRAYAL）和《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五套劇裏面，對話都是粵語。沒有國語，也沒有英文。

最愛《我愛阿愛》（四度重演，果然有其理由）；最不濟的，當然是那部《江青和她的丈夫們》（當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作品，垃圾是理所當然的事罷。在紅色統治下，哪有創作可言？）。

至于，兩部翻譯劇，演出不是不好，可是，我嫌劇本的翻譯氣味太濃，演員的對話除了發音是廣府話外，基本上跟英語無異，語法、句式都不是我們廣東人講的說話，總是怪怪的，很難教人全情投入故事情節裏。

在香港欣賞舞臺劇，叫我最摸不著頭腦的，還是香港政府康文署職員做的事情。

我不打算再討論康文署不準觀眾在半場休息時在劇場裏吃喝這件傻事。雖然我還是很不明白。尤其全世界唯獨香港不容許觀眾吃喝。

我覺得最反智的，是開場前提醒觀眾關掉手提電話的那段說話。既然演出的語言是粵語，我想不到為什麼那段說話要用國語、英語各重復一遍。香港這個社會實在太吵鬧了，任何地方都有一大段提示廣播不斷播放。像扶手電梯的請緊握扶手（粵語）、請緊握扶手（國語）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S；像地鐵火車上到站、開門、關門、下一站的廣播。完全不能能有一刻的安靜。仿佛所有香港人都是白癡一樣。

有時候，提示是需要的。不過，提示一遍便夠了。多過一遍，便變得像命令，教人感到煩厭，亦不會願意服從（說是服從，因為那些提示已經變成命令）。

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有各式人等居住來往，所以提示也要用三種語言？假如這道理正確，那麼何解不再加上其他語言，像菲律賓話、印尼話、日文呢？

假如那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何解我們不就只用英語了事？

開始有點離題。其實，我不過是說，在一個完全是粵語演出的節目前，又用英文，又用國語來提示觀眾關掉手提電話，不是很反智嗎？

原來，都柏林二號客運大樓靜悄悄地在上星期五開幕了。

跟大小這對概念一樣，嘈吵與寧靜，也是相對的。在一卡英國火車車廂裏，一群高談闊論的西班牙遊客是嘈吵；可是，場景換轉了到香港茶樓，同一群高談闊論的西班牙遊客便是寧靜。

所以，說愛爾蘭首都二號客運大樓靜悄悄開幕，不過是因為對全世界而言，那個島國的銀行財政問題才是關鍵。那是一件關乎歐羅，以致全歐洲命運的大事情。（或者，除了香港；因為縱然那是全球焦點，本地報紙竟然鮮有大幅報導）

二號客運大樓開幕，首相當然有出席。

總不可能不出席罷。況且，三個國會議席補選快將舉行，為了茍且殘存餘下任期，執政聯盟實在很需要贏得這三場補選。因為在議會裏頭，他們的議席數目只比一半多三席而已。

為了這個二號客運大樓，我也貢獻過一點綿力。五年前，當設計還在初步階段，二號客運大樓外頭那些雨水收集設施都是我這個香港人負責。只因後來那兩個供水計劃實在太繁忙，不得不離開那個機場擴建小組。

一轉眼，便五年。二號客運大樓終於開幕。不過，一切完全改變了。

五年前，愛爾蘭是全歐洲生活指數最高昂的城市之一；五年後，這個島國正要跟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手拿錢，挽救國內一敗涂地的銀行。

五年，的確不是一段短日子。我在愛爾蘭便是生活了五年。

周末，讀《金融時報》，讀到一些都柏林街頭訪問。有人說道，現在看來，興建新客運大樓，是為了方便年青人移民海外；有人說道，這幢新客運大樓開幕，正好用來歡迎準備接管愛爾蘭的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

我記得，離開都柏林那天，望著那幢新型建築，望著那塊開幕日的橫額，我問自己道，也不知什麼時候，我會用一用那個我曾經貢獻過一點點綿力的都柏林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都說現實不過是歷史的重演。當愛爾蘭人再次為了生活離開家園遠走海外，我也再次在香港生活起來。

（按：要多點了解愛爾蘭經濟來龍去脈，《紐約書評》今年第十七期裏一篇題為IRELAND：THE RISE & THE CRASH的文章是一個很好的讀物。上周末《金融時報》第十頁的全頁分析，亦很概況地記述了一遍從十月尾到今天，一切影響了愛爾蘭經濟的事情。都很值得細讀。）

老友到MCKINSEY見工。碰巧，同一天，《金融時報》有篇文章，談到這間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裏三位頭目剛出版的一本書，叫《VALUE：THE FOUR CORNERSTONES OF CORPORATE FINANCE》。

何謂四個企業財務的基礎呢？

我本來中英文皆差。為免LOST IN TRANSLATION，不得不做一次文抄公。

1. 「CORE OF VALUE」:Companies create value by investing capital to generate future cash flows at higher rates of return than the cost of capital.

2. 「CONSERVATION OF VALUE」:Companies crate value by generating higher cash flows, not by rejigg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3. 「EXPECTATIONS TREADMILL」:Expectations drive a company's stock price as well as its actual performance, so the higher one's expectations, the faster one must run to keep up.

4. 「BEST OWNER」:The value of a business depends on who is managing it and the strategy they pursue.

明顯地，這四點其實跟「你阿媽係女人」差不多。尤其對那些管理階層而言。按道理，這本書的銷售對象乃是那些管理階層。所以，記者忍不住問道，假如這就是整本書的主旨，出版這本書有什麼意義？

其中一個作者TIM KOLLER回答說，這是一個提醒，提醒他們究竟什麼事情緊要，也叫他們聆聽投資者時候要細心一點。因為許多時候，他們都會給一些噪音滋擾，影響了他們的邏輯思維。（They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noise rather than reason. This book serves as a helpful reminder of what matters and is intended to convince companies to be more thoughtful when they listen to investors.）

很喜歡「REMINDER」這一個詞。因為，的而且確，尤其在分秒必爭的時候，我們會很容易忘記了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做錯一些很基本的事情。我們確實經常需要REMINDERS。

這是我的經驗。所以，我經常提醒自己臨殺莫急。我想，那就是書中作者提到的「MORE THOUGHTFUL」的意思。

五年後，再次返回香港上班，當然有些很不習慣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電郵。確切點說，是電郵裏的稱謂。

在這個急速社會裏，一天收下近百封電郵不是很驚奇的事情。在都柏林工作的時候，我便嘗試過整天沒有停頓地閱讀與回覆客人和承建商的電郵。現在回想起來，那天，連自己發的在內，大概有百五封罷。

重返香港，我最不習慣的，是那近百封電郵裏，上款都是DEAR D-。

電郵，本來就不是什麼正式的書信往來。在現今商業社會裏，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是會寫信。至多，是在投寄前，把那封信用電腦素描一下，然後ATTACH到電郵裏，跟收件人發一個預件。

既然不是正式公函，又只是為了速度起見才運用，稱謂僅用對方名字，實在非常足夠。在名字前面添上一個DEAR，反顯得造作虛假。是禮貌得有點過分。按我們中華民族的說法，是失禮。

況且，假若視電郵為公函，真的要用上DEAR，後邊便不應直呼對方的名字，而該只提及收件人的姓氏，稱呼對方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DEAR JOHN，是寫私函的上款，不適用于公函裏面。

對人客多客氣一點，也無可厚非。只是，同事間相互討論公事，也DEAR前、DEAR後，我實在有點受不了。在這不斷湧過來的DEAR裏面，我找到的不是親切的笑容，而是虛假與冷漠。

談開DEAR，今天收到匯豐寄來的一封信。是英中對照。

說英中對照，不說中英對照，因為明顯地，那是先用英文寫成，然後再用大陸中文（假如那還算得上是中文）翻譯過來。

其破綻乃，英文上款為DEAR CUSTOMER，中文上款竟然是親愛的顧客！

天啊！說五十年後世界上再沒有真正中文，只有那些方塊字，我不會感到驚訝。從前，小學生也知曉中文公函的上款該是敬啟者。現在，我們只知道如何把外語生硬地翻譯過來，完全忘記自己本來的文字。很可悲罷。

連續第二個周末出席老友婚宴。

有了上星期的經驗，知道香港婚宴越來越晚才開始，於是，進入會場前，便到附近的正斗吃點東西，算是打一打底。

畢竟是正斗，加上坐落在IFC，兩個人才一碗炸醬麵、一碗豬閏稀飯，連加一服務費，便要港幣九十五塊。當然，比起倫敦、都柏林，這絕對是遠超所值。要知道，在愛爾蘭首都，到酒樓吃一碗有料的稀飯，大概要十塊歐羅。在英國，應該更貴。

在錢包裏淘出一張一百塊付賬。豈料，等候良久，侍應還沒有找回零錢，便著那個一頭白髮的部長催促一下。或許，是周末人客太多，侍應以致那個理應經驗十足的部長，都有點應付不來。多等一會兒後，我們那些零錢依然未有蹤影。

見周邊兩桌人客都已經找贖妥當，我們卻仍在等候，有點不得已下，便再多催促那個白髮部長。

老實說，我當然知道，才五塊。也就是不過五毛錢歐羅。當他們把那些零錢找回來，我也會給侍應作小費（的確是很小的費用！）。可是，我倒不能接受他們自作主張地把我的錢當作了自己的。

假若我容許他們可以自作主張地把我的五塊零錢當作成自己的小費，我便要容許他們可以自作主張地把我的一百塊零錢當成我給他們的小費。兩者不應該有任何分別，因為道理是完全相同——客人的零錢便是自己的小費。金額多少，根本不在這道理裏面。要是五塊便可以讓侍應自作主張，為什麼一百塊便不能？假如一百塊不能，為什麼五塊便能？十塊呢？二十塊呢？都是人客自己的錢來啊！

當我把那五塊全數放進褲袋裏，便聽到一個侍應跟那個部長道，他們就是在等那五塊？

我回過頭對他們笑了一笑，然後跟林大小姐道，我想，假如我要你成為我的妻子，我也要正式問一問你，跟你求一求婚罷？總不可能因為你正跟我拍拖，便能自作主張地以為你會是我的妻子。

說畢，便仰一仰頭，慢慢離開那家店。

前天晚上，我再次在夢裡返回都柏林。當鬧鐘響起來的時候，我想起了小說《蝴蝶夢》（REBECCA）的首章。

也許，我們發夢總是會夢見掛念的人和事。

從前，在愛爾蘭獨居的日子，我夢見的，都是香港這邊的朋友跟以前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現在，重返出生地後，在夢裡面見到的，已經變了是過去五年遇見過的人，碰上過的事和踏足過的地方。

我回到了住上五年的那間房子。

就跟其他人一樣，因為是發夢，我像有超能力似地，輕易穿過那扇關掉了的大門。房子裡除了一些基本傢私外，什麼也沒有。跟我拖著行李，出發到機場回香港前那回頭一望所見的完全一樣。飯桌上就只放上了一些原子筆，書架上則空空如也，衣櫃裡除了幾個衣架，沒有一件衣服。

我走到窗前，要望望外面的景色，便突然聽到背後有把熟悉的聲音。

原來，是以前在愛爾蘭的那位上司。

她走過來擁著我，說很高興我覺今是而昨非。她說要給我開一個派對，歡迎我重新加入那個大家庭。我望著她，呆呆地，極力回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什麼也記不起——記不起幾時決定返回都柏林生活，記不起幾時重新跟公司簽下合約——就只想起正式離開公司那天夜晚的一切。

那天，當所有同事都幾乎下班回家，我也終於執拾完畢，便走去跟她說聲再會。她這一位女強人竟然哭著對我說，你該知道，只要你願意，我隨時樂意你回來幫忙。望著她臉上的淚珠，我有點發傻，實在有點不知所措。我抱了她一下，輕撫著她的背，在她耳邊悄悄地道，我們一定會保持聯絡。

那個夢如何完結，一起床便已經記不清楚。只是，現在每天乘巴士上班，我發現，我跟愛爾蘭的確還有聯繫。不過，我想，我寧願像五年前一樣，不會在報紙上讀到那個島國的消息。

還記得那句老掉大牙的英文諺語：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臨從都柏林搬回香港，開始捧起那部《地球之柱》（The Pillars of the Earth）來讀。不愧被英國人選為近三十年來最佳英文小說。一開始了，便停不下來。於是，縱然有著多件手提行李，我也執意帶著這部千多頁紙的小說上機返港。因為這部小說，在十二個小時的航程裡，我只看過一部電影。上次教我如此沉迷的長篇巨著，要數《戰爭與和平》了。兩年前，我是帶著那部俄國名著周圍旅行。

上週末，王迪詩在《信報》裡說，她經常沒有看畢小說結局。因為她急不及待去開始另一個歷險旅程。

我也是這樣的一種人。許多時候，我都會擱下手上的那本小說，開始書架上新買回來的那本。

不過，我知道，我會完成《地球之柱》。因為故事實在太精彩了。每天晚上，我也捨不得放下小說，關燈睡覺。

話雖如此，可是，我其實已經打算好接下來要讀的那本書。

是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那天落機回家後，望著房裡面的書櫃，突然看到封面上戴卓爾夫人的玉照。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抽時間完成那部回憶錄。英國政治裡，她是我最欣賞的其中一個人物。另一個，就是邱吉爾。前牛津校長ROY JENKINS給那位二次世界大戰英雄寫的傳記，也是我很希望能夠抽空完成的書。可惜，跟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一樣，多年前買回來後，便一直擱在書櫃裡。多年，指的是至少六年前。

無獨有偶，上週末，《金融時報》書評有篇談戴卓爾夫人的文章。讀後，心有戚戚然。

原來，前工黨首相卡拉漢在大選落敗給戴卓爾夫人前，說過這樣的一段說話：

There are times, perhaps once every 30 years, when there is a sea-change in politics. There is a shift in what the public wants and what it approves of. I suspect there is now such a sea-change - and it is for Mrs Thatcher.

文章最後，則有這樣的結尾：

Like Winston Churchill in 1945, she stood revealed as a magnificently defiant leader at times of conflict but one whose belligerence was no longer required in peacetime. Tory MP suddenly but understandably decided that she had served her purpose.

的而且確，世間上什麼事情都有終結的時候。只不過局內人常常以為自己可以長期擁抱權力。

早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於是，搬回香港後，連續兩個週末都要出席同學的婚宴，實不是什麼大驚小怪的事情。

上週末，因為晚了點出門，來到香港大會堂門口，便聽到廣播，邀請老友跟新娘子一起到禮堂註冊。可是，因為上一家的親朋戚友正一窩蜂離開禮堂，我站在那條長樓梯上動彈不得；入得註冊處，那禮堂大門早已緊緊關上。唯有靜靜在門外等候。

的確沒有想過推開那道門走入禮堂裡面。雖然有幾個比我更晚到的，都大模私樣走進去。

也許，他們以為一切儀式還未開始；也許，他們以為自己的出席比新郎新娘更加重要；也許，他們還對舊情人念念不忘，以為自己是對方更合適的一半，要在香港大會堂上演一幕《上海灘》。

也許。也許。

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生。香港，還是香港，沒有成為上海灘。也沒有出現什麼港版許文強、港版丁力和港版馮程程。（其實，這句話有點語病。因為許文強、丁力和馮程程本來就是香港人。是香港人飾演的上海人。）

「老實說，每次有人推開門走進來，我都以為會有人搶新郎。」註冊完畢後，在那條長樓梯上跟新人拍大合照時，其中一個兄弟跟我道。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們都是新郎的老友，都知道他曾經教迷倒萬千女生。這的而且確不是虛話。

「我也在想你會否衝進來？」另外一個兄弟拍拍我的肩膀道。乘搭地鐵往中環的時候，我撥過電話給他，問清楚註冊時間。

我笑道：「要我幹這樣無禮的事，首要條件是，那個新娘子未嫁前是姓林。因為我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女生值得我去在註冊時衝入禮堂。」

到九龍城吃晚飯，途經聯合道，撩起些回憶。始終，小學許多光陰都在這一帶渡過。

是小五時候的聖誕罷。那天，理過髮後，便拖著母親的手，準備乘巴士到尖沙咀買禮物。踏出門口，發現理髮店隔鄰原來是家古老書店。是那種既賣書，也售文儀用品的店。

看見櫥窗頂那一系列金庸作品，我便嚷著要部《射雕英雄傳》。父親的緣故，那時候，我已經懂得郭靖與黃蓉是教查先生成名的英雄。也因為父親——他經常外借他的武俠小說藏書予要乘搭長途飛機的親朋——我亦希望自己擁有一套金庸作品。

望著那家書店的舊址，我跟林大小姐談起這段陳年往事。我道：「一番嚷嚷後，母親終於敵不過我的苦苦哀求，同意給我這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買了一套《射雕英雄傳》。」

林大小姐有點愕然道：「想不到孩子嚷著要買小說作聖誕禮物，伯母親還會左想右想。」

我立即扮作錯愕，道：「我的確想不到你會有點驚訝。」

林大小姐不明白地搖頭。

於是，我慢條斯理地回答道：「因為你也是這樣的母親。」

望著林大小姐那傻傻的表情，我知道她更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便神氣地說：「我終於可以舒一口氣了。我還以為你會跟你的孩子說：『兒啊！兒啊！你跟你的父親已經一起天天買書，家裡實在再沒有地方容得下來。你不如要電子遊戲機，好嗎？』」

未彈此調一星期有餘，心癢，手亦然。

奈何受時差所累，久未能好好入眠，且初全身返港，一切確忙碌異常，身心皆疲下，實沒有心思與空間去搔一搔那有點難忍的癢。

於是，唯有在終於可以不用到凌晨四點才進入夢鄉後一天，跑來這兒鍵入這幾個字。

希望這還算是一個能夠跟人共享的天地吧？

我想，在愛爾蘭寫這個網上專欄的日子要完結了。下次再在此間登上一篇文章，該是我回到香港後的事情。因為我將要取消住所裏的上網服務。

五年時間，當然不短。尤其獨自在彼邦生活。全因為這一個跟人共享的天地，我在都柏林的平常日子找到了些寄托。況且，我從來都是一個牢騷王。

臨離開愛爾蘭前，在YOUTUBE裏找到了這一個CLIP：



於是，在這一篇最後在愛爾蘭寫成的BLOG，我想清楚大聲地說道：I'm a Blue boy; I hate the redshite, it's in my heart and in my soul.

下一篇，希望是幾天後的事情。

倒數階段。留在都柏林的日子。

於是，住所裏非常混亂。幾乎全屋東西都放到了在地上。能夠走動的地方本來就沒有太多，現在是接近零。因為我要分門別類。那些不是在香港趕著要用到的東西，便寄船；重要的、回到香港要立即用的，就要帶著上飛機。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要丟掉的。

我是一個會看《TOY STORY 3》哭不成聲的人，所以，要我替一些跟在身邊近五年的東西貼上「丟掉」這個牌子，實在有點為難。它們曾經跟我一起生活過。沒有它們，我在都柏林的日子或者未必會像現在般快樂。

能夠教我快樂地在愛爾蘭生活的，其中一樣是那些小說。原來，靠著這五年功夫，在這間市中心的小屋子裏，我藏了近三百本書。

朋友問：「難道你打算把他們都搬回去？」

我看到他一臉詫異，點頭道：「自小，我便以為拋棄舊書是一件很折墮的行為。況且，這些書，我都是為我的孩子買下來。」我沒有說出口的，是我跟林大小姐講的那句話——假如林大小姐是我的心肝，我的藏書便是我的寶貝。

話雖如此，我還是有兩本書要丟掉。

是CJ SAMPSON的《SOUVEREIGN》和ELIZABETH KOSTOVA的《THE HISTORIAN》。

那天﹐當滙豐宣佈把集團行政總裁辦事處移回香港後﹐陶傑在其《蘋果日報》的專欄裡寫道﹕

「滙豐沒有浪費走出去這十二年，把香港的效率，全世界發揮。英國的銀行，本來一天到晚都在懶洋洋等打烊，滙豐改變了作風，每一個小鎮，街角都有自動提款機，自從滙豐國際化之後，『牆洞』（hole-in-the-wall）就成為專指自動提款機的英文詞彙。」

滙豐國際化之前﹐英國銀行是什麼模樣﹐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未踏足過歐洲。不過﹐看罷《LITTLE BRITAIN》後﹐總能大概想像得到。劇中那位以「COMPUTER SAYS NO」為口頭禪的女生﹐最先出場的地方﹐就是銀行。經過了整個第二季後﹐她才從銀行轉到旅行社上班。

所以﹐讀畢陶傑那段文字後﹐也很有同感。

當然﹐更大的同感﹐來自這近五年在愛爾蘭的生活。縱然滙豐那句掛在口邊的宣傳語句依然是「WORLD'S LOCAL BANK」﹐可是﹐在這個小島上面﹐是沒有一間做零售的滙豐銀行。

明顯地﹐愛爾蘭這個市場不值得投放資源開發。無疑﹐過去十年﹐CELTIC TIGERS的氣焰比得上那個遠東國家的暴發戶﹐況且﹐「銀行家是世界上最現實的動物，哪裏有錢賺，他夾着皮包，你不請他也會來」﹐只是﹐經過一輪盤算後﹐滙豐還是以為愛爾蘭銀行業的風險太大了﹐這個島國不屬於世界(WORLD)的一部份。當一切泡沫爆破後﹐實在不得不佩服滙豐的先見之明。

不過﹐我想﹐同時候﹐這也可能是另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滙豐在這個島國上面﹐這兒的銀行實在不知道什麼叫做效率。

他們早上十時才開門做生意﹐下午四時便關門。當然﹐這不能叫做沒有效率。那其實可以是很有效率 - 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面﹐便可以完成其他人需要至少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的確是非常有效率。假如能夠好好地完成那些工作。可是﹐就是這些愛爾蘭的銀行﹐當世界其他地方都開始談復甦﹐這個國家還在為明年頭痛。他們說﹐最快也要到2011年﹐愛爾蘭的經濟才有望醒過來。

也許，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陶傑的觀點，不過，有一件事情，大家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這位報紙專欄《黃金冒險號》作者的文章的確好讀。

有幸上過幾堂陶傑教寫作的課。假如我現在的文筆算作合格，都因為我實在很用心上幾堂課。可能因為自小便沒有老師真真正正地教過如何寫文章——中小學語文課，都有作文堂，可總是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個題目後，便任由大家隨意發揮，總之，下課鐘聲響起，便要完成遞交——陶傑的課完全叫我大開眼界。

有一課，他說道，要讀者喜歡自己的文章，裏面必定要有IRONY。因為平鋪直敘，會叫人大打呵欠，沒有心機讀下去。

那麼，IRONY是什麼？

我懶，沒有找來一兩本英漢字典查看究竟。對於我來說，陶傑口中所謂的IRONY，跟中文所講的諷刺有點相近。

假如一篇文章越多IRONY，越叫人覺得精彩，那麼，星期一《泰晤士報》那篇默西塞郡打比的賽後報導，就是一篇萬分精彩的文章。我以為，完全是教寫作的範文。

文章開首便叫人忍不住大笑（當然，如果你是利物浦擁躉，你只會哭笑不得）：

It was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his time at the club, he said. So good was the display that there was not more he could have asked of his team. These were not the words of David Moyes, basking in the glow of a derby victory so emphatic that it left the Scot wearing a grin from ear to ear. They were spoken by Roy Hodgson. Denial can be rarely have sounded so delusional.

讀下去，你會發現，原來輕易贏得球賽的愛華頓領隊DAVID MOYES并不是很滿意球隊的表現，這就讓這段文章開首更加精彩。假如要挑剔，我想，應該可以刪掉段落最後那一句。這個結論，應該由讀者來下。尤其，基本上任何一個讀者——擁護愛華頓的、或者支持利物浦的——都會有同一個結論：Denial can be rarely have sounded so delusional。

其餘IRONY的例子還有：

(一)Moyes may have identified the flaws and on the evidence of yesterday they are numerous, but it was up to those whom he selected from a squad once again affected by injury to exploit them. They thrived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Everton manager's subsequent claim that his team had not even needed to be at their best said as much about their opponents as it did about them.

（二）Seamus Coleman, a GBP60,000 signing from Sligo Rovers, first shrugged aside GBP5 million Lucas Leiva before rounding GBP4 million Paul Konchesky and providing Tim Cahill, a GBP2 million bargain, with a shooting opportunity that he gleefully accepted.

太多太多，實在不能盡錄。

不過，最喜歡的還是結尾那一段：

There was nothing unfortunate about Liverpool's latest defeat and Hodgson's dream of being the manager who guides the club to No. 19 has been fulfilled, but not in the way he intended. It is nineteenth position in the Barclays Premier League that he has taken them to, not that much-cherished league title of the same number, and the brave face he is putting on does not mask the predicament that even he accepts they are in.

我記得，星期天，我一邊慶祝愛華頓勝利，一邊看看下屆我們所講的默西塞郡打比會否是利物浦對燦米亞。機會似乎不大。那不是因為利物浦不會降班，那是因為燦米亞現在正居於第三組別聯賽的包尾位置，要他們升上第二組實在有點難度。

英文差關系，英文詩集，我沒有很多。印象中，就只有WILLIAM WORDSWORTH與TED HUGHES。

藏有WILLIAM WORDSWORTH全集，都因為JOHN MORTIMER。其筆下的大律師HORACE RUMPOLE經常把WILLIAM WORDSWORTH的詩句掛在口邊，多讀那寫精彩百出的法庭故事後，實在不能不開始愛上那位英國十九世紀湖區詩人。

至於TED HUGHES，則是他和SYLVIA PLATH的故事。認識這位英國現代大詩人的名字，是在報紙裏讀了《BIRTHDAY LETTERS》的介紹。那時候，香港才回歸中國大陸，還有些華文報紙會有書評。應該是《明報》罷？九八年，我還未開始讀《信報》。報紙裏寫道，《BIRTHDAY LETTERS》收錄了TED HUGHES每年在SYLVIA生辰那天送給她的詩。

早前，《兩周一聚》最後一次聚會，題目是《教我如何說再見》。我依舊寫了個故事參加。

故事寫得不好。因為沒有時間想清楚女主角跑去自殺的原因。雖然，明顯地，故事靈感乃來自TED HUGHES和SYLVIA PLATH的故事——我當然無意貶低SYLVIA PLATH的文學成就。

更正確點說，靈感乃來自最近方有機會面世的詩人的一首作品：《LAST LETTER》。刊登在英國雜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裏。詩很長，以下是節錄。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Your final night.
Double, treble exposure
Over everything. Late afternoon, Friday,
My last sight of you alive.
Burning your letter to me, in the ashtray,
With that strange smile. Had I bungled your plan?
Had it surprised me sonner than you proposed?
Had I rushed it back to you too promptly?
One hour later——you would have been gone
Where I could not have traced you.
I would have turned from your locked red door
That nobody would open
Still holding your letter,
A thunderbolt that could not earth itself.
That would have been electric shock treatment
For me.

......

Your note reached me too soon——that same day.
Friday afternoon, posted in the morning.
The prevalent devils expedited it.
That was one more straw of ill-luck.
Drawn against you by the Post-Office
And added to your load. I moved fast,
Through the snow-blue, February, London twilight.
Wept with relief when you opened the door.

......

因為是最後一次聚會，不便遲到，於是，胡亂完成。希望改天有空，多研究這首詩後，能夠好好改寫那個故事。

前言﹕這是一個叫「兩週一聚」的活動。是網友米雪兒發起。每月十五日﹑三十日﹐一班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都會一起寫同一個題目。今天為最後一次聚會，主題為「教我如何說再見」。

我決定給他寫信。

是中秋節夜晚。都說外國月亮特別圓。在那皎潔巨大的月亮底下，我坐在窗前，靜靜地謄寫了給他的最後一封信。

裏面沒有秀麗語句，亦沒有華麗辭藻。連一句驪歌歌詞也沒有抄錄。我已經沒有心思去堆砌，來討他歡喜。從來，他才是個文人，才有資格執起筆桿，去教每個人心悅誠服地欣賞那發亮的文采；他揮一揮衣袖，便能生花地教人陶醉在他的想像空間裏頭。外間說，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才子才女。那是對「才女」一詞最大的不敬。當然，要他跟我平起平坐，也是對這個才子的最大侮辱。

我不配有這樣的一個男人。因為像他這樣的男人不能只為我這樣的一個女人停留腳步。我不過是其中一個希望得到他的愛的女人。

不幸地，那要在我們相識四年後，我才知曉。更不幸地，我是唯一一個夠膽承認這個事實的人。很諷刺罷？世間上那些根本不用提起勇氣去承認這個事實的人，都不肯去承認，甚至罔顧這個事實，反而唯有我，才願意去接受，才有勇氣去面對。雖然那是來得有點晚了。

重讀著這五年來他寫給我的詩，我知道，他定會笑我寫給他的那些情感太露，輕易地讓情緒控制了我的筆桿。假如他會像我一樣，有空便信手拿起自己深愛的那個人寫給自己的詩來把讀。我寫給他的東西，不值得他太花心思細味。尤其來到英國後的這一年。

把信糊了口，便走到樓下投寄。街上很靜，一點聲響也沒有。果然已經入秋，空氣有點冷，我便拉高衣領，雙手插進褲袋，加快了點腳步。

我看到他那座屋子。亮了燈。他還忙著那本書。華文報紙說，大家都很期待。因為那是我搬到英國後他的首部作品。他們說，得著英國文化的衝擊，和愛情的滋潤，那部作品必定能散發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衝擊？是英國文化的滋潤，和愛情的衝擊罷？他在中學時候便跑了來英國，交往的，以致最親密的，都是英國人，這兒的文化對他還可以有什麼衝擊？至少，沒有比我老遠從香港搬到來倫敦對他的衝擊大罷。

我停下了腳步，站著笑起來。是笑報紙評論的胡說八道？還是笑自己的癡，笑自己的愚笨？我倒不清楚。

把信投進郵筒裏後，便轉身回家。我拉低了衣領，雙手擺放在胸前，慢慢地走回家。難道來到這個時候，我還怕著涼？

第二天醒來，果然生病了，連下床的氣力也沒有一點。我有點昏暈，唯有繼續躺在床上。我跟自己說，當靈魂離開肉體的時候，也許是差不多模樣。多過一會兒罷。多過一會兒，我便會知道答案。尋死，除了要有勇氣，原來還要有點力氣。

朦朧裏，我聽到有人用鑰匙打開我的大門。

是他。我聽到他的喊聲。

他衝進我的房間，手裏執著我那封信。我認得我那張粉藍色信菚。那是我喜歡的那種粉藍。不過，怎麼可能這麼快便寄到他的手裏？我本來打算要他明天才收到。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後。

他跑到床前，緊張地搖晃我的身體，喊道：「媚，應一應我，好嗎？我讀了你的信，便立即趕來。我不要你離開，我不要。」

我張開口，道：「我不過著了點涼。要躺著休息。」

「可是......」他坐在床沿，把那封信遞到我跟前。

不知怎的，腦袋突然有點清醒過來，把信搶了過來後，便柔弱地道：「才鬧著玩兒。要看你對我還有多緊張。」語畢，在床邊找來個打火機，就要燒掉那封信。

望著那發藍的火焰，我聽他這樣說：「難道你還......不！我知道，這幾個月......我不應該經常丟下你不顧。畢竟，你還是首次來到英國。雖然你是一個很獨立的女人。」

他竟然可以說得如此輕描淡寫。也許，我筆下的那些女人都很獨立堅強。可是，那都不過是我渴望的投射，絕對不是我現實的倒影。不然，我便不會放棄一切，跑去跟我愛的那個男人，希望能夠跟他一起生活。想不到的是，原來那個男人早已是別人的男人。一個可愛英國女生的男人。

「你回去罷。我不要你待在這兒。」我欺騙他道。

「你不打算做傻事了嗎？」

「放心，我一點力氣也沒有。」這可是一個事實。

「那麼，我給你買點吃的。當然，也要買點藥。很快便回來。」說畢，便關上門，走到街外去。他忘了親我的臉。

我努力坐直身子，望著窗外他那背影。我輕輕地把雙唇貼在玻璃窗上，悄悄地說了聲再見，生怕他聽見後會跑回來。我一直把嘴唇貼在窗上，直至受不了玻璃那從外面滲入來的冰冷。那算是我們的最後一個吻。

望著窗上我留下的那個口紅印，我知道我要爬到廚房，去完成本來已經完成的一件事情。

[按﹕要讀其他文章﹐請留意「兩週一聚」官方網頁。]

《兩周一聚》為網友米雪兒創辦的活動。顧名思義，那是每兩個禮拜一聚的活動。一班在世界不同地方居住的香港人，每兩個星期一起在自己的網上專欄寫同一個題目。聚會的時間定為每月的十五日和三十日。首次聚會，乃是兩年前萬聖節前夕。

我可以算是創辦會員罷。因為我有參加那個首次聚會。第二次聚會的題目，也是我點的。不過，我可不是一個活躍會員。尤其在點題這層面上。

跟許多人不一樣，兩年來，我才點了兩道題目。因為我不熱衷報名。此間的規矩乃是由最先報名參加這期聚會的人為下期點題。況且，點題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以為，題目不能局限，要有很大想像空間，要讓大家雖然同寫一個題目，可是出來的東西都完全不一樣。那才是《兩周一聚》的真正意義，那也是《兩周一聚》能夠吸引人繼續參加的地方。而且，禮貌上，點題的人都要欣賞過所有參加聚會的人的文章，并在留言板裏加上自己意見方算完事。那實在是件費神的事。我懶，所以，我不會爭著報名，好可以為下期點題。

起初，我的確是每期聚會都參加。因為那時的題目實在很方便寫故事。我喜歡寫故事，我是規定自己每期都帶一個故事來參加聚會。同時候，可能初辦關系，聚會人數不多，大家對其他人的文章都是有所討論的。那時候，參加聚會的人的關系比較親密，不會只在官方網頁裏留下自己那篇文章便完事。

早陣子，晚飯期間，跟朋友談論到時光旅行。朋友投訴《THE TIME TRAVELLER'S WIFE》的故事有點混亂，很難讀。我只看過電影，沒有讀那部原裝小說，不便加插意見，所以只很概況地說，從來，時空旅行的故事都很難寫。因為我們還不清楚知曉什麼叫做時空旅行。當然，我們可以天馬行空地發揮。可是，只要靜靜坐下來細讀，時空旅行的故事必定破綻百出。解釋得了甲，便解釋不了乙。

說著說著，我當然想起了《兩周一聚》。因為首個聚會的題目，就是《假如我有一部時光機》。大部分參加的網友都寫了一個時空旅行的故事。我也沒有例外。

那是上月的事情罷。想不到，最近再往《兩周一聚》那個官方網頁逛逛，赫然發現米雪兒剛剛宣布，多寫一期後，這個活動要停止了。剛剛是《兩周一聚》的兩周年紀念。

雖然近來的確少了參加，可是，知道這個消息後，還是有點若有所失。畢竟，是老朋友了。一有空，我還是會到《兩周一聚》的網頁走走看看。而且，我才剛想為聚會點題。

最近，在《泰晤士報》讀了作家MARTIN AMIS的一篇訪問。他說，性愛場面是最困難描寫的。尤其，同時間還要顧及情感。大家都很奇怪罷？MARTIN AMIS的作品經常充滿性愛，以致性虐待。

於是，我想，不如要《兩周一聚》來一個性愛聚會——大家都刊登一篇性愛場面描寫的文章。那時候，我怕會引起主辦單位和其他參加者群起反對。不過，現在，我什麼也不用怕了。

還記得中學一年級科學課自己做的首個實驗。

首先用BUNSEN BURNER把一瓶自來水加熱到五十度上下。接著，放幾塊冰塊進另一個BEAKER裏面。也要預備一瓶室溫的自來水。一切準備妥當後，便同時候把左手食指放進那瓶五十度上下的水裏，右手食指則放進那些冰塊裏。我們當然能夠感受到左手熱，右手冷。一分鐘後，抽起那兩隻手指，然後一起放進那瓶室溫的自來水裏。我們發現，我們不能單憑手指的感覺，說出究竟那瓶自來水是冷還是熱。

想起這個簡單實驗，還是因為早陣子一個經歷。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後，一邊收看電視新聞報導，一邊上網到雅虎香港看一些出生地的新聞。

電視臺天氣小姐說道，接下來的周末，除西南部間中有點雨，全國天氣大致良好，氣溫更會升至二十二度，非常和暖。

聽到這樣的天氣預測，我不得不承認有點詫異。已經來到十月了，想不到當日照時間越來越短，氣溫竟然還會像夏天時候一樣的高達二十二度。早前一輪晚上最低氣溫零度的冬天預告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才開始感嘆溫室效應對地球的影響，我便在網上讀到這個標題：北半球響極寒冬警號 香港今二十二度 入秋最涼。報導說，因為拉尼娜現象等因素影響，北半球今年可能要經歷異常寒冬。香港亦恐難倖免。俄羅斯傳媒引述氣象專家警告，歐洲今年會迎接「千年一遇」的寒冬。

吸引我的，不是那什麼「千年一遇」寒冬的歐洲。因為下月起，我已經搬返香港。也不是什麼「香港亦恐難倖免異常寒冬」之說。都說一篇新聞稿最重要的就是那道標題！吸引我注意的，還是那個標題——香港今二十二度 入秋最涼。

同樣的一個二十二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演繹。

我知道，搬返香港，其中一樣要適應的就是那天氣。

當然，冬天已經比較好適應。至少，那跟愛爾蘭的夏天夜晚沒有太大分別。我怕的還是下一個夏天。我不知道我是否抵受得了那遠遠超過二十五度的氣溫。在都柏林，當夏天氣溫上升至二十五度，我已經跟大家一起大叫熱得很難受。超過三十度？我應該會整天躲在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