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換領了正式的英國護照也有一段時間﹐不過﹐還是四年前﹐因為轉機到里斯本看歐洲國家杯決賽﹐才首次踏足這個香港以前的宗主國。

那天﹐清晨六時抵達HEATHROW。因為飛往葡萄牙首都的航班下午三點才從GATWICK起飛﹐便兩個人走到了李斯特廣場上的咖啡館去打發時間。短短的幾個小時﹐幹不了什麼事情。才步出地鐵站﹐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報紙攤買一份《泰晤士報》。那是受了陶傑的影響。仿彿在英國境內﹐就祇得《泰晤士報》這份報紙方能讀得上眼。

那是我平生首份《泰晤士報》。依然給我存放在家中的那個書櫃裡面。

搬到歐洲生活後﹐每天上班前﹐我都會在火車站的報紙檔買一份《泰晤士報》上車。如是般﹐我便做了這份歷史悠久報紙的忠實讀者一年半。我敢說﹐我喜歡歐洲的生活﹐因為每天早上﹐我都可以讀一份《泰晤士報》。

早陣子﹐陶傑在其專欄裡又談到這一份報紙。他寫道﹕

「辦一份英文報紙，跟華文報紙不一樣。《泰晤士報》的主編，每次任命，在英國和世界，多少都是大新聞。因為英國有兩百家大學，有兩百多位大學校長，即使名校也有劍橋和牛津兩家，但《泰晤士報》，三百年來卻只此一店。一名《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地位與牛津大學校長差不多。『總編輯』職位，英文叫做Editorship，名稱後面有個ship字，證明對人選的品味操守，公眾都有期待。

英文大報的總編輯有生殺之權，可以不聽老闆的話，但他必須比一般公眾和政客頭腦更清醒，有點像肯特伯雷大主教，是一超然的世外高人。唯其如此，報紙才可以保障獨立和中肯。《泰晤士報》的總編輯如果曾經是英國共產黨員，軍情五處當然會知道，不一定制止報紙老闆委任此君，卻會『放料』出來，讓全國的輿論關注。老闆就會考慮：委任這位仁兄，報譽會不會受損失，直接導致銷量下降，利益受損。因此《泰晤士報》不太可能出現一位英共臥底的主編。這也是一種市場機制。

因為英文報紙是一項專業。不但政治、經濟都有各自專科的編輯，連時裝、體育、舞蹈、戲劇都有專業的記者。譬如，寫一個時裝專欄，記者幾十年泡在這個位子上，一輩子來往於紐約、米蘭、巴黎之間，跟全球的時裝設計師都混熟，一個電話能直接找到Armani家族的決策人。但她不接受時裝業老闆的免費旅遊和午餐招待，推介二○○一年秋裝的最新潮流之外，也保持一份獨立的評論和批判。一個時裝記者（Fashion Correspondent）可以由一個少女做到老太太。她這輩子從來沒想過要成為龔如心，但專業敬業，最後名聞大西洋兩岸，第一流的時裝展覽，必定在前排為她預留一個座位，這就是新聞自由的專業地位。

當一個時裝記者，這一輩子別想『發達』，但有許多收穫。例如，累積二十年的經驗，她可以著書立說，也能把時裝界目睹各種名人逸事，變成一位傳記文學家。當她在這一行建立了一言九鼎的仲裁地位，每一句話都像聖經的神諭，公正而有力。七十歲那年還會進白金漢宮接受英女王MBE的勳章，那時英女王會當面告訴她，自己也是她報紙專欄的擁躉。一個記者畢生成就，有時不過是如此一句讚賞而已，這就夠了。到八十九歲，她早已退休了，在鄉間的睡夢中長逝，三天之後，她服務過的《泰晤士報》名人訃聞版，會刊出四分一篇幅，詳述她的生平。

西洋的知識文明，就是由無數這樣的專業戰士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大前提是新聞工作者必須獨立自由，不受梅鐸之流或其妻子的干預。

話又說回來，做到這一點，新聞工作者這個隊伍，本身又必須爭氣。每一個記者和編輯對世局、政治、人情之險惡，都必須有洞明的眼光、不畏權貴的意志、精彩的文筆、硬直的脊梁，不需要老闆指指點點，他們也能像駕駛一輛自動波汽車，保住百年大報的歷史聲譽，也保住這份報紙一盤生意在市場的股價。

這一切，加起來就叫做公民質素了。報紙每天行銷百萬，是要出來見人的。質素有什麼飄忽，讀者眼睛雪亮，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大報如《泰晤士報》還有一大版『給編者的信』，就新聞、時事和報紙方針，還有專欄作家的言論，發表評論和回應。讀者來信多幽默精警，民間臥虎藏龍，一張大報一舉一動，是人是鬼，怎會逃得過公眾的審判？英國的第一大報，名譽就是如此建成的。」

實在把話說到心坎裡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