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泰晤士報》有這樣的一段新聞：

最近，英國兩個城市PORTSMOUTH跟ROCHESTER起了爭端。事因PORTSMOUTH打算明年二月七日為英國大文豪狄更斯豎立一尊銅像,以紀念這位寫下不少膾炙人口作品的作家二百歲冥壽。ROCHESTER反對,因為這位維多利亞時期作家生前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個KENT郡城市度過,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ROCHESTER寫成。PORTSMOUTH要豎立銅像,因為狄更斯乃在該英國南部城市出生。

各執一詞下,記者發現,原來狄更斯在離世前一年立下遺囑,清楚地請求朋友在任何情形下,不好為他建立什麼紀念碑,紀念像等等。其原文為:I conjure my friends on no account to make me the subject of any monument, memorial, or testimonial whatever.

在遺囑末段,大文豪更加加上這一段文字:

I rest my claims to the remembrance of my country upon my published works, and to the remembrance of my friends.

那是多麼的瀟灑啊!難怪一生裏寫下了那麼多教人不捨釋卷的偉大小說。唯有這樣的胸襟,方能創作出《DAVID COPPERFIELD》,《GREAT EXPECTATION》罷?

記者還發現,狄更斯早在1861年,即他離世前八年,在一封給友人的信裏已經寫道:這些形式上的紀念,只會教我心裏悲哀。四年後,他又在另一封信裏寫道:我以為,莎士比亞已經以他的作品,替自己豎立起紀念碑。

讀畢這篇報導,突然有股衝動去重讀《雙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