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信報》介紹，便立即上網買下兩張中國古裝版《王子復仇記》的戲票。也於是，可以再次到中文大學走一趟。上次到中大去，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罷。是自己的畢業禮。想不到再次重返這個校園，自己已經在歐洲轉了一個五年的圈。

畢竟是本科畢業乃是在香港大學。從來，我也沒有真真正正認過自己是一個中大學生。又或者中大畢業生。我對這間坐落在馬料水的校園，認知實在有限。認得的，就只有六年前經常上課的新亞校園。

平心而論，中大校園的確比港大漂亮。香港大學，不過是由薄扶林道上幾幢建築物合并成而已，根本沒有什麼校園不校園。我站在港鐵站等候校巴，望著霸占整個山頭的校園，周末閑情，拖著林大小姐來此走走，確實比到港大去適宜。況且，林大小姐是中大畢業生——一個真正的中大畢業生，我不用怕會迷路。

談回那部中國古裝版《王子復仇記》。那是何文匯翻譯的劇本。據場刊所寫，原來首次公演為1977年。

這個翻譯劇本當然比中英劇團早前的那個《威尼斯商人》好。因為完全沒有一丁點翻譯氣味。我常以為，翻譯不僅是翻譯，那應該是把原文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寫過一遍。像把DEAR CUSTOMER譯成親愛的顧客，便不是翻譯。因為在中文裏面，我們也有公函的啟首。那是敬啟者。

可是，由于演出的都是大學生而已，并非職業演員，演出不過一般。（這是我有點惱怒《信報》的原因。在那篇介紹裏，他們并沒有提及那是學生的演出。）坐在臺下，我感受不了王子TO BE，OR NOT TO BE的掙扎。

當然，我知道，我的要求不能太高。可是，學生演出也不一定要代表差劣罷？

那個劇本，我是喜歡的。我便在場外便買了一本，供日後有空可以跟英文原著拿來一起研究一下。假如將來中英劇團會演出這個劇本，我也會再買票入場欣賞。

其實，如此改編莎劇，這當然不是首次。上世紀五、六是年代，黑澤明便把整個《MACBETH》搬到日本幕府時代去。電影叫做《蜘蛛巢城》。奈何老是找不到這部黑白電影的DVD影碟。希望明年在香港藝術節觀賞那部蘇格蘭劇前，可以在中國大陸找得到。

返回香港生活後，的確不時遇上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於是，經常要勞煩林大小姐安慰我。她最常說的一句該是，根本事不關己，何苦因為一些無謂的人弄得自己時常憤怒？

我不以為那都是與我無干的事情。我也不以為那些都是無謂的人。

因為那些都是香港人的事情。因為那些都是香港人。因為我愛香港。我不願意看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淪落至比一個中國大陸沿海市鎮也不如的城市。

我發覺，香港人越來越沒有家教。這是教我最憤怒的事情。也許，是因為我們已經回歸十三個年頭罷。一切都已經與中國大陸看齊。包括我們的公德心。

有天如常坐巴士上班，我坐在倒頭車的座位讀報紙。正要翻到另一版，手肘碰撞到一團肉，才轉過頭陪過不是，我發現，原來那是一個孕婦。我立即讓座，亦不斷道歉。同時候，我看見坐在我對面的那個男人竟然立即裝作睡覺。

另一天，我坐地鐵回家。一個中年男人看見一個老伯一拐一拐地從南昌站走進來，便立即讓座。我看見附件的那幾個本來還喋喋不休談過不停的年輕人又立即墮進夢鄉裏面。

我又發現，香港人推門出入，放手前，都不會轉過頭先看看是否有人就在背後。他們都不怕那扇門會撞到背後的人。明顯地，他們也不會打開門，讓後面的人先走。

也許，這都是偶然碰見的事。不過，這個偶然竟然跟每天實在沒有大異。

人家說，五嶽歸來不看山。或者，這是對的。不過，對一個喜歡行山的人而言，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那是他的最大娛樂。景色壯麗不壯麗，反而其次。

在歐洲生活五年後，重返香港社會，泡劇場（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有的只是劇場，不是劇院）的次數比離開這個出生地前密許多。從前，一年才一、兩次；現在，方三個星期，我已經看了兩套劇。下周末，又會到中文大學，看何文匯翻譯的《王子復仇記》。歐洲的生活，教我深深愛上話劇與音樂劇。我以為，那是生活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連同年初回港渡假時欣賞的，今年在香港看過的製作，原來已經五套。都是本土作品。自行創作的有：《潮性辦公室》、《江青和她的丈夫們》與《我愛阿愛》；翻譯的則有《背叛》（BETRAYAL）和《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五套劇裏面，對話都是粵語。沒有國語，也沒有英文。

最愛《我愛阿愛》（四度重演，果然有其理由）；最不濟的，當然是那部《江青和她的丈夫們》（當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作品，垃圾是理所當然的事罷。在紅色統治下，哪有創作可言？）。

至于，兩部翻譯劇，演出不是不好，可是，我嫌劇本的翻譯氣味太濃，演員的對話除了發音是廣府話外，基本上跟英語無異，語法、句式都不是我們廣東人講的說話，總是怪怪的，很難教人全情投入故事情節裏。

在香港欣賞舞臺劇，叫我最摸不著頭腦的，還是香港政府康文署職員做的事情。

我不打算再討論康文署不準觀眾在半場休息時在劇場裏吃喝這件傻事。雖然我還是很不明白。尤其全世界唯獨香港不容許觀眾吃喝。

我覺得最反智的，是開場前提醒觀眾關掉手提電話的那段說話。既然演出的語言是粵語，我想不到為什麼那段說話要用國語、英語各重復一遍。香港這個社會實在太吵鬧了，任何地方都有一大段提示廣播不斷播放。像扶手電梯的請緊握扶手（粵語）、請緊握扶手（國語）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S；像地鐵火車上到站、開門、關門、下一站的廣播。完全不能能有一刻的安靜。仿佛所有香港人都是白癡一樣。

有時候，提示是需要的。不過，提示一遍便夠了。多過一遍，便變得像命令，教人感到煩厭，亦不會願意服從（說是服從，因為那些提示已經變成命令）。

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有各式人等居住來往，所以提示也要用三種語言？假如這道理正確，那麼何解不再加上其他語言，像菲律賓話、印尼話、日文呢？

假如那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何解我們不就只用英語了事？

開始有點離題。其實，我不過是說，在一個完全是粵語演出的節目前，又用英文，又用國語來提示觀眾關掉手提電話，不是很反智嗎？

原來，都柏林二號客運大樓靜悄悄地在上星期五開幕了。

跟大小這對概念一樣，嘈吵與寧靜，也是相對的。在一卡英國火車車廂裏，一群高談闊論的西班牙遊客是嘈吵；可是，場景換轉了到香港茶樓，同一群高談闊論的西班牙遊客便是寧靜。

所以，說愛爾蘭首都二號客運大樓靜悄悄開幕，不過是因為對全世界而言，那個島國的銀行財政問題才是關鍵。那是一件關乎歐羅，以致全歐洲命運的大事情。（或者，除了香港；因為縱然那是全球焦點，本地報紙竟然鮮有大幅報導）

二號客運大樓開幕，首相當然有出席。

總不可能不出席罷。況且，三個國會議席補選快將舉行，為了茍且殘存餘下任期，執政聯盟實在很需要贏得這三場補選。因為在議會裏頭，他們的議席數目只比一半多三席而已。

為了這個二號客運大樓，我也貢獻過一點綿力。五年前，當設計還在初步階段，二號客運大樓外頭那些雨水收集設施都是我這個香港人負責。只因後來那兩個供水計劃實在太繁忙，不得不離開那個機場擴建小組。

一轉眼，便五年。二號客運大樓終於開幕。不過，一切完全改變了。

五年前，愛爾蘭是全歐洲生活指數最高昂的城市之一；五年後，這個島國正要跟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手拿錢，挽救國內一敗涂地的銀行。

五年，的確不是一段短日子。我在愛爾蘭便是生活了五年。

周末，讀《金融時報》，讀到一些都柏林街頭訪問。有人說道，現在看來，興建新客運大樓，是為了方便年青人移民海外；有人說道，這幢新客運大樓開幕，正好用來歡迎準備接管愛爾蘭的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

我記得，離開都柏林那天，望著那幢新型建築，望著那塊開幕日的橫額，我問自己道，也不知什麼時候，我會用一用那個我曾經貢獻過一點點綿力的都柏林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都說現實不過是歷史的重演。當愛爾蘭人再次為了生活離開家園遠走海外，我也再次在香港生活起來。

（按：要多點了解愛爾蘭經濟來龍去脈，《紐約書評》今年第十七期裏一篇題為IRELAND：THE RISE & THE CRASH的文章是一個很好的讀物。上周末《金融時報》第十頁的全頁分析，亦很概況地記述了一遍從十月尾到今天，一切影響了愛爾蘭經濟的事情。都很值得細讀。）

老友到MCKINSEY見工。碰巧，同一天，《金融時報》有篇文章，談到這間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裏三位頭目剛出版的一本書，叫《VALUE：THE FOUR CORNERSTONES OF CORPORATE FINANCE》。

何謂四個企業財務的基礎呢？

我本來中英文皆差。為免LOST IN TRANSLATION，不得不做一次文抄公。

1. 「CORE OF VALUE」:Companies create value by investing capital to generate future cash flows at higher rates of return than the cost of capital.

2. 「CONSERVATION OF VALUE」:Companies crate value by generating higher cash flows, not by rejigg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3. 「EXPECTATIONS TREADMILL」:Expectations drive a company's stock price as well as its actual performance, so the higher one's expectations, the faster one must run to keep up.

4. 「BEST OWNER」:The value of a business depends on who is managing it and the strategy they pursue.

明顯地，這四點其實跟「你阿媽係女人」差不多。尤其對那些管理階層而言。按道理，這本書的銷售對象乃是那些管理階層。所以，記者忍不住問道，假如這就是整本書的主旨，出版這本書有什麼意義？

其中一個作者TIM KOLLER回答說，這是一個提醒，提醒他們究竟什麼事情緊要，也叫他們聆聽投資者時候要細心一點。因為許多時候，他們都會給一些噪音滋擾，影響了他們的邏輯思維。（They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noise rather than reason. This book serves as a helpful reminder of what matters and is intended to convince companies to be more thoughtful when they listen to investors.）

很喜歡「REMINDER」這一個詞。因為，的而且確，尤其在分秒必爭的時候，我們會很容易忘記了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做錯一些很基本的事情。我們確實經常需要REMINDERS。

這是我的經驗。所以，我經常提醒自己臨殺莫急。我想，那就是書中作者提到的「MORE THOUGHTFUL」的意思。

五年後，再次返回香港上班，當然有些很不習慣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電郵。確切點說，是電郵裏的稱謂。

在這個急速社會裏，一天收下近百封電郵不是很驚奇的事情。在都柏林工作的時候，我便嘗試過整天沒有停頓地閱讀與回覆客人和承建商的電郵。現在回想起來，那天，連自己發的在內，大概有百五封罷。

重返香港，我最不習慣的，是那近百封電郵裏，上款都是DEAR D-。

電郵，本來就不是什麼正式的書信往來。在現今商業社會裏，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是會寫信。至多，是在投寄前，把那封信用電腦素描一下，然後ATTACH到電郵裏，跟收件人發一個預件。

既然不是正式公函，又只是為了速度起見才運用，稱謂僅用對方名字，實在非常足夠。在名字前面添上一個DEAR，反顯得造作虛假。是禮貌得有點過分。按我們中華民族的說法，是失禮。

況且，假若視電郵為公函，真的要用上DEAR，後邊便不應直呼對方的名字，而該只提及收件人的姓氏，稱呼對方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DEAR JOHN，是寫私函的上款，不適用于公函裏面。

對人客多客氣一點，也無可厚非。只是，同事間相互討論公事，也DEAR前、DEAR後，我實在有點受不了。在這不斷湧過來的DEAR裏面，我找到的不是親切的笑容，而是虛假與冷漠。

談開DEAR，今天收到匯豐寄來的一封信。是英中對照。

說英中對照，不說中英對照，因為明顯地，那是先用英文寫成，然後再用大陸中文（假如那還算得上是中文）翻譯過來。

其破綻乃，英文上款為DEAR CUSTOMER，中文上款竟然是親愛的顧客！

天啊！說五十年後世界上再沒有真正中文，只有那些方塊字，我不會感到驚訝。從前，小學生也知曉中文公函的上款該是敬啟者。現在，我們只知道如何把外語生硬地翻譯過來，完全忘記自己本來的文字。很可悲罷。

連續第二個周末出席老友婚宴。

有了上星期的經驗，知道香港婚宴越來越晚才開始，於是，進入會場前，便到附近的正斗吃點東西，算是打一打底。

畢竟是正斗，加上坐落在IFC，兩個人才一碗炸醬麵、一碗豬閏稀飯，連加一服務費，便要港幣九十五塊。當然，比起倫敦、都柏林，這絕對是遠超所值。要知道，在愛爾蘭首都，到酒樓吃一碗有料的稀飯，大概要十塊歐羅。在英國，應該更貴。

在錢包裏淘出一張一百塊付賬。豈料，等候良久，侍應還沒有找回零錢，便著那個一頭白髮的部長催促一下。或許，是周末人客太多，侍應以致那個理應經驗十足的部長，都有點應付不來。多等一會兒後，我們那些零錢依然未有蹤影。

見周邊兩桌人客都已經找贖妥當，我們卻仍在等候，有點不得已下，便再多催促那個白髮部長。

老實說，我當然知道，才五塊。也就是不過五毛錢歐羅。當他們把那些零錢找回來，我也會給侍應作小費（的確是很小的費用！）。可是，我倒不能接受他們自作主張地把我的錢當作了自己的。

假若我容許他們可以自作主張地把我的五塊零錢當作成自己的小費，我便要容許他們可以自作主張地把我的一百塊零錢當成我給他們的小費。兩者不應該有任何分別，因為道理是完全相同——客人的零錢便是自己的小費。金額多少，根本不在這道理裏面。要是五塊便可以讓侍應自作主張，為什麼一百塊便不能？假如一百塊不能，為什麼五塊便能？十塊呢？二十塊呢？都是人客自己的錢來啊！

當我把那五塊全數放進褲袋裏，便聽到一個侍應跟那個部長道，他們就是在等那五塊？

我回過頭對他們笑了一笑，然後跟林大小姐道，我想，假如我要你成為我的妻子，我也要正式問一問你，跟你求一求婚罷？總不可能因為你正跟我拍拖，便能自作主張地以為你會是我的妻子。

說畢，便仰一仰頭，慢慢離開那家店。

前天晚上，我再次在夢裡返回都柏林。當鬧鐘響起來的時候，我想起了小說《蝴蝶夢》（REBECCA）的首章。

也許，我們發夢總是會夢見掛念的人和事。

從前，在愛爾蘭獨居的日子，我夢見的，都是香港這邊的朋友跟以前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現在，重返出生地後，在夢裡面見到的，已經變了是過去五年遇見過的人，碰上過的事和踏足過的地方。

我回到了住上五年的那間房子。

就跟其他人一樣，因為是發夢，我像有超能力似地，輕易穿過那扇關掉了的大門。房子裡除了一些基本傢私外，什麼也沒有。跟我拖著行李，出發到機場回香港前那回頭一望所見的完全一樣。飯桌上就只放上了一些原子筆，書架上則空空如也，衣櫃裡除了幾個衣架，沒有一件衣服。

我走到窗前，要望望外面的景色，便突然聽到背後有把熟悉的聲音。

原來，是以前在愛爾蘭的那位上司。

她走過來擁著我，說很高興我覺今是而昨非。她說要給我開一個派對，歡迎我重新加入那個大家庭。我望著她，呆呆地，極力回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什麼也記不起——記不起幾時決定返回都柏林生活，記不起幾時重新跟公司簽下合約——就只想起正式離開公司那天夜晚的一切。

那天，當所有同事都幾乎下班回家，我也終於執拾完畢，便走去跟她說聲再會。她這一位女強人竟然哭著對我說，你該知道，只要你願意，我隨時樂意你回來幫忙。望著她臉上的淚珠，我有點發傻，實在有點不知所措。我抱了她一下，輕撫著她的背，在她耳邊悄悄地道，我們一定會保持聯絡。

那個夢如何完結，一起床便已經記不清楚。只是，現在每天乘巴士上班，我發現，我跟愛爾蘭的確還有聯繫。不過，我想，我寧願像五年前一樣，不會在報紙上讀到那個島國的消息。

還記得那句老掉大牙的英文諺語：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臨從都柏林搬回香港，開始捧起那部《地球之柱》（The Pillars of the Earth）來讀。不愧被英國人選為近三十年來最佳英文小說。一開始了，便停不下來。於是，縱然有著多件手提行李，我也執意帶著這部千多頁紙的小說上機返港。因為這部小說，在十二個小時的航程裡，我只看過一部電影。上次教我如此沉迷的長篇巨著，要數《戰爭與和平》了。兩年前，我是帶著那部俄國名著周圍旅行。

上週末，王迪詩在《信報》裡說，她經常沒有看畢小說結局。因為她急不及待去開始另一個歷險旅程。

我也是這樣的一種人。許多時候，我都會擱下手上的那本小說，開始書架上新買回來的那本。

不過，我知道，我會完成《地球之柱》。因為故事實在太精彩了。每天晚上，我也捨不得放下小說，關燈睡覺。

話雖如此，可是，我其實已經打算好接下來要讀的那本書。

是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那天落機回家後，望著房裡面的書櫃，突然看到封面上戴卓爾夫人的玉照。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抽時間完成那部回憶錄。英國政治裡，她是我最欣賞的其中一個人物。另一個，就是邱吉爾。前牛津校長ROY JENKINS給那位二次世界大戰英雄寫的傳記，也是我很希望能夠抽空完成的書。可惜，跟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一樣，多年前買回來後，便一直擱在書櫃裡。多年，指的是至少六年前。

無獨有偶，上週末，《金融時報》書評有篇談戴卓爾夫人的文章。讀後，心有戚戚然。

原來，前工黨首相卡拉漢在大選落敗給戴卓爾夫人前，說過這樣的一段說話：

There are times, perhaps once every 30 years, when there is a sea-change in politics. There is a shift in what the public wants and what it approves of. I suspect there is now such a sea-change - and it is for Mrs Thatcher.

文章最後，則有這樣的結尾：

Like Winston Churchill in 1945, she stood revealed as a magnificently defiant leader at times of conflict but one whose belligerence was no longer required in peacetime. Tory MP suddenly but understandably decided that she had served her purpose.

的而且確，世間上什麼事情都有終結的時候。只不過局內人常常以為自己可以長期擁抱權力。

早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於是，搬回香港後，連續兩個週末都要出席同學的婚宴，實不是什麼大驚小怪的事情。

上週末，因為晚了點出門，來到香港大會堂門口，便聽到廣播，邀請老友跟新娘子一起到禮堂註冊。可是，因為上一家的親朋戚友正一窩蜂離開禮堂，我站在那條長樓梯上動彈不得；入得註冊處，那禮堂大門早已緊緊關上。唯有靜靜在門外等候。

的確沒有想過推開那道門走入禮堂裡面。雖然有幾個比我更晚到的，都大模私樣走進去。

也許，他們以為一切儀式還未開始；也許，他們以為自己的出席比新郎新娘更加重要；也許，他們還對舊情人念念不忘，以為自己是對方更合適的一半，要在香港大會堂上演一幕《上海灘》。

也許。也許。

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生。香港，還是香港，沒有成為上海灘。也沒有出現什麼港版許文強、港版丁力和港版馮程程。（其實，這句話有點語病。因為許文強、丁力和馮程程本來就是香港人。是香港人飾演的上海人。）

「老實說，每次有人推開門走進來，我都以為會有人搶新郎。」註冊完畢後，在那條長樓梯上跟新人拍大合照時，其中一個兄弟跟我道。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們都是新郎的老友，都知道他曾經教迷倒萬千女生。這的而且確不是虛話。

「我也在想你會否衝進來？」另外一個兄弟拍拍我的肩膀道。乘搭地鐵往中環的時候，我撥過電話給他，問清楚註冊時間。

我笑道：「要我幹這樣無禮的事，首要條件是，那個新娘子未嫁前是姓林。因為我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女生值得我去在註冊時衝入禮堂。」

到九龍城吃晚飯，途經聯合道，撩起些回憶。始終，小學許多光陰都在這一帶渡過。

是小五時候的聖誕罷。那天，理過髮後，便拖著母親的手，準備乘巴士到尖沙咀買禮物。踏出門口，發現理髮店隔鄰原來是家古老書店。是那種既賣書，也售文儀用品的店。

看見櫥窗頂那一系列金庸作品，我便嚷著要部《射雕英雄傳》。父親的緣故，那時候，我已經懂得郭靖與黃蓉是教查先生成名的英雄。也因為父親——他經常外借他的武俠小說藏書予要乘搭長途飛機的親朋——我亦希望自己擁有一套金庸作品。

望著那家書店的舊址，我跟林大小姐談起這段陳年往事。我道：「一番嚷嚷後，母親終於敵不過我的苦苦哀求，同意給我這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買了一套《射雕英雄傳》。」

林大小姐有點愕然道：「想不到孩子嚷著要買小說作聖誕禮物，伯母親還會左想右想。」

我立即扮作錯愕，道：「我的確想不到你會有點驚訝。」

林大小姐不明白地搖頭。

於是，我慢條斯理地回答道：「因為你也是這樣的母親。」

望著林大小姐那傻傻的表情，我知道她更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便神氣地說：「我終於可以舒一口氣了。我還以為你會跟你的孩子說：『兒啊！兒啊！你跟你的父親已經一起天天買書，家裡實在再沒有地方容得下來。你不如要電子遊戲機，好嗎？』」

未彈此調一星期有餘，心癢，手亦然。

奈何受時差所累，久未能好好入眠，且初全身返港，一切確忙碌異常，身心皆疲下，實沒有心思與空間去搔一搔那有點難忍的癢。

於是，唯有在終於可以不用到凌晨四點才進入夢鄉後一天，跑來這兒鍵入這幾個字。

希望這還算是一個能夠跟人共享的天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