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很癡線地跟客人開了一個馬拉松會議。癡線地的當然不是我，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政府官員。在這個香港社會，竟然有政府官員跟你從早上九點半坐在一間房內直至夜晚九點半，怎能不是癡線？那可是比馬拉松還要馬拉松啊！

至少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在同一間房內工作十二個小時？有這麼多狗官跟你一塊兒玩。多爽！在酒館裏，有朋友聽到我的經歷後如此說道。

那倒有點道理。不過，叫喚人家做狗官好像有點過分。畢竟，人家願意跟我們一起奮戰十二個小時。我記得我是大概這樣子回答。

我竟然忘掉了這幫人那叫人可憎的面孔和說話語氣，有點同情心起來。許多時候，他們就當我們這些做顧問的狗一樣，呼呼喝喝，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對他們以言，我們只是他們的護身符——有什麼事情出了錯，都是我們做顧問的錯嘛！

朋友答道，你這個人有時候真的笨得很！不是說那幫官的首領快要調部門升職嗎？臨別秋波，這樣落力，不過是為了確保自己走了後，沒有屎跟得上身而已！你不是說在會議裏，他不斷地跟他的下屬說，這兒或許有點問題，那兒又或許有點問題。總之什麼都還要跟進，未能拍板嗎？

我已經記不起接下來的對話。或者我是在那個時候喝醉了。從來，我都不會記得喝醉後發生的事情。

只是，倒還記得那個馬拉松會議後，上司問我的一個問題：你會復活節時候放假嗎？

我想我是知道他的真正意思。他是一個在農曆新年依然會如常上班工作的人。今年，他便在公司渡過他的大年初二至四的公眾假期——沒有包括大年初一，因為我不大肯定。

我假裝聽不明白地回答道，我的年假都打算在年尾時候才放。

今天，讀了王迪詩的一篇文章，裏面有這樣的一句：公司賺了錢又不會益我，工作量卻不斷增加，討厭死了。

以前在都柏林的日子，我感受到我是公司的一分子，要為公司的光榮存亡盡力，我會因為看到公司的名字越來越響亮感到驕傲。現在，回到香港後，我只知道公司不過是一間發薪水給我的機構而已。沒有其他意義。是一丁點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