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聖誕燈飾已經亮起﹐便想起了去年公司的那張禮券。應該差不多到期限﹐可裡面還有二十多塊餘額。於是﹐決定跟往年一樣﹐把那剩餘的金錢統統花在一些新書﹐或者一些書店減價永遠輪不到﹐而亦不是經常會在舊書店出現的書上面。去年﹐我便買了一堆劇本回家啃。

也許﹐我該說明一下那一張禮券。

那其實是一張儲值卡。是名符其實的儲值卡。只儲了某一個限額的金錢﹐或五十﹐或一百。聽說﹐最多的是二百。永遠不能增值。也不能提取現金。拿著那張禮券﹐便可以到那些認可的商店﹐當現金一樣使用來購物。不過﹐那是有期限的。就是一年。

我當然早決定了買些什麼書。就只差如何才能夠最有效地用完那張禮券裡面的二十多塊餘額 - 既能買下所有希望買下的書﹐也不用花上自己的一分一文。於是﹐上週末﹐我在都柏林市中心來了一次書店大巡遊。我的意思是﹐格價。

最後﹐我決定在「水石堂」花光那些餘額。因為那本《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以半價出售﹔同時候﹐我也找到了「人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IRÈNE NÉMIROVSKY的短篇小說集。

上月﹐當公佈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的首部作品獲得了今年MAN BOOKER PRIZE後﹐《泰晤士報》便刊登了一篇對《白老虎》的介紹和分析。我覺得﹐那會是我的一杯茶。在書店翻過頭兩章後﹐我便把這本給選為2008年最佳英語小說的書﹐列入了我那個「要讀的書」的名單上。至於﹐第幾位﹐倒一時沒有考究。可因為正沉醉在《戰爭與和平》裡﹐實在不急于一時買下來﹐就讓它留在書店等我好了。況且﹐晚些時候﹐可能有幸能在舊書店碰上﹐價錢會便宜一點。

至於IRÈNE NÉMIROVSKY﹐則是早陣子讀了《紐約書評》才有興趣。在十一月號﹐J.M.COETZEE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位最後死在奧思維辛集中營裡面的法國女作家。我當然曉得那本《SUITE FRANCAISE》。那是幾年來一直放在書店當眼處的小說。不過﹐我向來是個古怪的人。當大家都盛讚某一本書的時候﹐我會無知地扮作孤僻﹐避之則吉。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未讀過那部以二次大戰時期巴黎淪陷為背景的未完小說。可是﹐當讀了《紐約書評》那篇文章後﹐我對這位努力希望成為法國人的俄羅斯女人的一生很有興趣。也於是﹐閒逛書店的時候﹐我開始翻閱她的作品。我喜歡上了那部短篇《舞會》(LE BAL)。在「水石堂」﹐我找到了「人人出版社」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說集﹐收錄了《LE BAL》外﹐也有《DAVID GOLDER》﹑《SNOW IN AUTUMN》和《THE COURILOF AFFAIR》。一本書的價錢﹐是三本書加在一起的一半。(《LE BAL》和《SNOW IN AUTUMN》本身已是收錄在一起。)正符合經濟原則。

這兩本書《白老虎》和《IRÈNE NÉMIROVSKY短篇小說集》共二十六塊六毫五仙。我那張禮券的餘額則是二十三塊四毫五仙。我當然要多拿出三塊二出來﹐繳付那差價。因為褲袋裡沒有太多零錢﹐遞給售貨員那張禮券的同時﹐也遞上了兩個兩塊﹐道﹕「我這張卡裡面才得二十三塊四毫五仙。那差價我付現金好了。」

豈料﹐那位售貨員用他的愛爾蘭口音回答說﹕「這是不可以的。你這張卡裡面的餘額至少要等於我收銀機顯示的數目方有效用。」

「這兒不就是四塊嗎﹖就是來繳付那三塊二的差價。」

「那麼﹐你應該先給我這四塊。待我收好了﹐才再給我遞上那張禮券。」那位售貨員竟然有點氣地對我說﹕「我現在先收下你這四塊。然後﹐我再在你這張卡扣除二十二塊六毫五仙。」

「不﹗不﹗不﹗」我忙著道﹕「我要花光這張卡裡面的餘額。即是二十三塊四毫五仙。你得找回八毫給我。」

「啊﹗我已經計算妥當了。再不能改。」售貨員強忍著他的脾氣﹐給我送來一張收據和我那張禮券說﹕「多謝光臨。」

我望著那張收據﹐也忍著我的怒火﹐問道﹕「你是不是英國人﹖」

那位售貨員料不到我有此一問﹐愕然地回答道﹕「我是愛爾蘭人。」

我一邊離開﹐一邊道﹕「可是你很像LITTLE BRITAIN那些英國人。」